论中国当前经济形势（精选8篇）
今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面临着许多新的形势，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面临着许多新的冲击和挑战。作为一名在校主修经济的学生，我想就我个人而言发表下我对于中国当前经济形势的微薄看法和见解。近日来关于经济问题引起了全国广大人们群众的关注。一些我们在电视新闻中随时听到的新名词“蒜你狠”等等似乎在时刻提醒着我们中国通货膨胀的时期已经到来。作为经济学院的学生平日里我们会看各类专业的财经类新闻杂志。我认为，当我们在不断强调当前中国经济如何不好，经济如何膨胀时，千万不能忘记从整个经济形势去看待问题，不可以盲目地跟随，应站在公正理性的角度去看待这些经济现象。近日拜读了郎咸平教授关于中国经济形势分析的文章也感触颇深。
在应对这些挑战和冲击的面前，中国的经济从总体上说，依然保持了相当好的一个增长势头，尽管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放慢的趋势，今年以来，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从一季度、二季度到三季度，增长有所下滑，比如一季度，我们的经济增长10.6%，二季度，我们的经济增长是10.1%，三季度，我们的经济增长是9%，从这个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的经济跟全球经济增长一样都在放慢，但是，在全球经济明显放慢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平均或者累计依然保持了接近10%的增长速度，是非常不容易的。但近来，中国经济似乎出现了人们不愿看到的通胀趋势。最近，一项面向100位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的问卷调查显示，接近九成的被调查者认为当前中国的通胀情况比较严重（占73％）或已经非常严重（占15％左右）。这折射出当前大家对通胀有着相当普遍的感受和担忧。该调查同时显示，有不到四成（38％）的人认为，明年中国经济的首要任务是遏制通货膨胀的进一步加剧。相比之下，该比重明显低于认为通货膨胀比较严重或已经非常严重的比重。也就是说，尽管大部分都同意通胀已经是个严重问题，但并不主张将抑制通胀放在首位。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近来中国政府在应对经济金融问题时采取的政策措施：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中国在2008年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种政策后果是，在保持了GDP增速同时，也带来货币存量的过快增长。2009年11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29.74%，增幅比上年末高11.92个，狭义货币供应量(M1)同比增长34.63%。货币供应量增速大幅高于名义GDP增长率。
过高的货币供应量导致通货膨胀压力显现。尽管由于产能过剩等原因，消费价格指数CPI在2009年11月才变为正增长，但在未来一年，价格上行态势已经形成，居民对物价预期具有逐渐走高的趋势。
面对通胀压力，中国政府第一次提出“管理通胀预期”的政策主张，显然，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那么如何认识通胀预期，如何认识预期对现实通胀的传导机制，以及用什么政策工具来管理通胀预期，就显得尤为重要
利用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成为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重要政策选择。大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增加货币供给，可以降低利率，进而刺激投资和消费。但从货币主义观点看，货币存量的增加，最终将影响到价格总水平的变化。
货币存量大幅增加以后，市场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会逐渐产生，不过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都认为通胀预期调整会非常缓慢。但在理性预期（rational expectations）学派看来，货币存量大幅增加后，通胀预期往往很快就能形成。
对货币政策制定者而言，了解通胀预期是如何被货币政策行为、货币政策传递过程，以及其他经济发展因素所影响，显然是非常有用的，但做到能够真正管理通胀预期并不简单。美联储主席伯南克2008年在波士顿联储经济年会上发表演讲时承认，有一些测量预期通胀的方法，如了解家庭预期的调查，职业经济学家的预测，从通胀指数化债券市场收集信息等。然而不幸的是，那些被称之为企业的价格设定者的预期信息，提供的却非常有限。对于通胀的动态演化，哪些预期信息是最为重要的，中央银行如何从各种方式中找到最好的收取相关信息的方式，依然还是问题。
理性预期认为，行为人能够对经济政策和其后果作出准确判断，因而，政策制定过程常常滞后于公众预期，因而政策是无效的。当然，理性预期的假设条件之一是认为信息稀缺，并且在经济系统中不会浪费。但实际经济运行状况是不完美信息条件。如果政府与公众在博弈中占据信息优势，也有可能能利用政策影响预期。
在中国目前经济环境下，政府要想管理通胀预期，存在一定难度。
尽管中国CPI增速刚刚转正，政府强调2010年将保持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但这种低通
胀目标的政策选择能否得以实现，尚存疑问，因为低通胀的货币政策存在动态不一致性。2009年11月中下旬，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50个大、中、小城市进行了城镇储户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居民对当前物价满意指数为28.2%，较上季下降1.3个百分点，呈继续下降趋势。4季度未来物价预期指数为 73.4%，比上季提高6.6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持续走高。从目前政府传递的明年信贷、货币供给计划，以及当前的价格管理信息看，难以产生具有说服力的信号释放，政府只能从产能过剩和CPI水平来游说公众认可政府制定的低通胀目标，但以公众掌握的经济系统信息所形成的理性预期，公众不接受低通胀的说明，这样，就可能导致政策执行中发生动态不一致性，从而使实际通胀水平超出政府设定的政策目标。从实际经济运行看，东北产粮地区农民形成了年底价格上涨预期，因而实行了囤积不卖的策略；主要城市居民预期房价继续上涨，因而在年底出现了投机性抢购的局面。
虽然通胀似乎已成为实事，然而人们却忽略了中国经济在其他很多领域取得的进步。最近，国家统计局正在陆续的公布10月份的数据，从10月份的数据来看，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些基本的指标依然保持了比较好的趋势。1—10月份，我们的工业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利用外资，外贸进出口等等这些指标依然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多数指标还保持了20%以上的增长速度。另外，从一个大的趋势来看，中国经济发展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的8月份，我们经历了比较高的通货膨胀，所以，我们今年的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上是抑制通货膨胀的过快上涨，抑制过快的价格上涨演化为全面的通货膨胀。我们想力图通过刺激和加快国内的消费，国内的投资增长，来调整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当中所出现的比例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今年应该说在这方面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在内需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外贸出口依然保持了较好的增长速度，尽管外需增长明显放慢，对中国的外贸出口形成了很大的影响，但1—10月份，中国的外贸出口依然实现了21.9%的增长速度，外贸顺差达到2160亿美元，另外，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当中，产业结构也趋于协调，中国的粮食已经连续五年获得了丰收，今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将是历史上最高的水平。
另外，我们的油料、食用油的供给也得到了恢复性的增长，一度由食用油价格过快上涨和粮食价格过快上涨拉动的价格总水平的过快上涨得到了明显的抑制，农副产品的供给结构得到了有效的改善。1—10月份，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长14.4%，高耗能行业的增幅在继续回落，这说明中国政府在一方面抓保经济增长的同时，我们还注重推动结构调整，注重来进一步抑制能源消耗高，资源消耗高和环境污染重等一些行业的快速发展。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人民生活在进一步改善，就业和居民收入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前三季度，中
国的城镇新增就业936万人，登记失业率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分别增加7.5%和11%，汶川地震后，国家恢复重建的规划编制已经完成，灾区人民生活得到了妥善的安排，恢复重建的工作目前正在有序的推进。
在制度改革方面，今年，我国全国推开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理顺了林业发展的体制机制，被认为这是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二个标志性的一项改革内容。县乡管理体制改革在进一步推进，在企业改革方面，国有独资企业建立和完善董事会试点工作在继续深化，电信业通过合并调整，形成了三家具有全业务经营能力的市场经营主体，航空工业体制改革启动实施，铁路投资趋向多元化，在财税金融价格改革方面，实施了新的企业所得税法，耕地占用税暂用条例，国家开发银行和农业银行改革稳步进行，修订了外汇管理条例，外汇管理制度得劲一部完善。调整了成品油和电力价格，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对保障国内能源供给发挥了作用。
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端于去年4月份的美国次贷危机已经演化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目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还在愈演愈烈，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世界经济受到了严重冲击，不少国家的经济进入了衰退，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也已经逐渐显现，而且在进一步加深。尽管今年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9.9%的快速增长，但增长速度在逐渐放慢，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在加大，针对国际形势的急转直下，中国政府从7月份开始，将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从年初的防止经济由增长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转化为明显的通货膨胀，调整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在当前价格水平上涨得到了明显抑制的情况下，又及时的调整了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这个就是重点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围绕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控制物价过快上涨，7月份以后，中央人民银行两次下调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引导商业银行扩大贷款总量，适时调整了纺织品、服装等出口的退税率。10月下旬以来，针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冲击不断加重的情况，党中央、国务院又及时的进行了重大的经济工作部署，及时的调整了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坚持实行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连续出台了扶持稳定农业生产和外贸出口，增加保障民生投入，加强对中小企业支持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中国人民银行再次下调了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最近，中央又明确提出，当前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了更加有利的扩大内需措施，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恢复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这些措施并不是仅仅着眼于拉动当前的经济增长，从政策的内容上可以看出来，其更长远的一些内涵，这就是注重夯实基础，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立足长远，培育市场，创造需求的活力和动力，坚持扩
大投资与优化结构并举，以投资代消费，以消费促增长，重在培育消费的增长能力和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持续的拉动力。
一、经济增长持续回升, 经济主体信心日益加强
初步统计, 2009年GDP增长8.7%。从同比增速看, 一、二、三、四季度GDP分别增长6.2%、7.9%、9.1%和10.7%, 经济增速在逐季加快。从季节调整后环比数据看, 2008年四季度GDP环比折年率为4.3%, 是2003年三季度以来的最低点, 2009年一季度开始明显回升, 折年率为9.5%, 而同比GDP增速则在去年二季度开始反弹。2009年二至四季度GDP环比折年率分别达11.4%、11.0%和11.3%, 平稳较快增长。
人民银行5000户企业家问卷调查显示, 去年四季度企业家信心指数为80.7%, 比上季度上升5.3个百分点, 自前年四季度探底到近十年来的最低值 (60.9%) 后, 已累计提升19.8个百分点, 达到了2007年3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去年四季度企业景气指数为60.7%, 比上季上升2.6个百分点, 连续3个季度出现上升。企业家对宏观经济信心显著增强。
二、工业生产增长强劲, 企业利润状况不断改善
2009年,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0%, 增幅较上年低1.9个百分点。其中, 12月份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5%, 增幅比上年同月高12.8个百分点;季节调整后12月份工业月环比为1.15%, 增幅比上月低0.54个百分点。
重工业生产加快，轻重工业增速差扩大。去年12月份，重工业增加值增长21.4%，轻工业增加值增长12.1%，重工业生产增速比轻工业生产增速快9.3个百分点，创1998年以来历史次高水平，预示经济增长速度将进一步提升。
企业存货余额持续增加，增势放缓，存货指数连续四个季度回升。人民银行5000户企业调查显示，2009年12月末，5000户工业企业存货余额较上月上升56%。
5000户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指数变化趋势亿元，延续了7月份以来的上升趋势，但环比升幅有所下降，企业存货增加幅度减缓。2009年4季度，5000户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指数较上季上升0.4至49.6，连续第四个季度回升，并连续两个季度超过48.9的历史平均水平，同样显示增加产成品存货的企业比例持续上升。
工业企业利润增长大幅度回升。2009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在连续下降10个月后，在11月份实现正增长。1～11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的企业)实现利润25890.8亿元，同比增长7.8%，增速较上年同期高2.91个百分点，较前5和前8个月的增速分别提高30.65和18.41个百分点。人民银行调查的5000户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在2009年12月份也呈现大幅回升。
三、国内需求稳定增长，国外需求有所改善
投资快速增长带动GDP企稳回升。在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的带动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快速回升，2009年1～4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长30.5%，为2006年8月以来投资增速首次超过30%，此后，去年5～12月投资累计增速均在30%以上。全年累计，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94139亿元，同比增长30.5%，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35.6%，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17个百分点。2009年城镇新开工项目344769个，比上年增加87694个。
2009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增长67.2%，增幅比2008年提高61.8个百分点。尽管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累计增速在下半年出现回落，但全年增速仍处于199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实际消费和居民消费意愿平稳增长。2009年全年累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同比增长15.5%，实际同比增长16.9%，比上年提高2.1个百分点;季调后月环比增长基本稳定。居民消费意愿平稳回升。人民银行储户问卷调查显示，去年四季度有38.0%的居民认为本季消费支出较上季增加，已连续3个季度平稳增长;有39.3%的居民预期下季消费支出增加，比上季提升7.9个百分点。
进出口持续回升，贸易顺差收窄。从2008年10月份以后，进出口形势急转直下，出现负增长。2009年一季度形势最为严峻，5月份以后，进出口降幅开始减缓，12月份出口增速由负转正，同比增长17.7%，出口规模相比危机前的最高水平，已经恢复了96%，外需进一步回暖;进口同比增长幅度连续下降12个月后，11月份增长26.7%，年内首次实现正增长，12月份快速攀升至55.9%，国内需求增长强劲。
从季节调整后的环比增速看，进口在去年2月份就表现出复苏迹象，之后一直保持正增长，并且在9月份以后环比增速逐渐走高;出口在下半年也表现出稳定的复苏迹象，12月份进出口月环比均达到历史高位。
2009年全年累计，出口同比下降16%，进口同比下降11.2%，贸易顺差为1960.6亿美元，比上年减少1020.7亿美元。去年四季度5000户企业景气调查中的进出口企业订单指数为54.1%，比2009年一季度的最低值高24.8个百分点，预期下季订单指数为52.9%，仍处于扩张区间。进出口企业销售情况和总体经营状况在逐季好转。
四、就业形势趋于好转
2009年下半年以来，在国内经济快速回升和国际经济步入复苏过程中，沿海省份许多企业订单回升，并接近金融危机前水平，劳动用工出现了短缺现象。
2009年4季度，人民银行城镇储户调查问卷显示，居民未来就业景气指数从去年1季度的42.2%，逐步上升到4季度的53.1%，连续2个季度高出50%景气值。12月份PMI分类指数中的从业人员指数为52.2%，其中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自6月份以来一直位于景气区间，显示制造业的就业情况好转。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统计显示，2009年城镇新增就业较2008年减少102万人，达到1102万人，远超过全年新增就业900万人的目标。
五、物价全面企稳回升, 房价快速上涨
CPI、PPI等主要物价指数，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从高位持续回落并出现负增长。从季节调整后数据看，CPI月环比在2009年2月份进入正增长区域，PPI月环比在6月份进入正增长区域。2009年下半年，主要物价指标先后触底回升。CPI同比在连续下降9个月后，11月份首次转为上涨变化，12月份上涨1.9%，较11月份高1.3个百分点。全年累计下降0.7%;PPI同比在连续12个月下降后，12月份首次转为上涨变化，上涨1.7%，全年累计下降5.4%。人民银行监测的企业商品价格(CGPI)，其同比在连续12个月下降后，11月份转为正增长，12月份同比上涨3.4%，全年累计下降5%。CGPI月环比提升，下半年月均上涨0.7%，12月份上涨了1.4%。
从结构上看，去年12月份CGPI中的投资品价格同比上涨3.5%，环比上涨1.4%;CGPI中的农产品价格同比上涨7.7%，环比上涨2.7%;CGPI中的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3%，环比上涨1.5%。
2009年3月份以来，房屋销售价格环比已经连续10个月正增长，同比房价自去年6月份转正后加速上涨, 12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7.8%，涨幅比11月份扩大2.1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5%，涨幅比11月份扩大0.3个百分点。
2009年全国商品房销售均价比上一轮房地产价格高涨时期的2007年高20.8%，12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比2007年同期高7.4%。目前, 一线城市房价已超过2007年下半年的高点，部分二、三线城市房价也接近或超过2007年的高点。
六、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信贷投放总体宽松
货币供应量增速加快。2009年12月末，M1同比增长32.4%，比上年同期提高23.3个百分点;M2同比增长27.7%，比上年同期提高9.95个百分点。M1和M2已经分别连续6个月和10个月在25%增速以上运行。12月末货币流动性(M1/M2)为36.3%，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为2008年2月份以来最高水平，货币流动性明显增强。消除季节因素后，12月份M1季调后环比折年率为14.4%，比上月末下降4.7个百分点，M2季调后环比折年率为5.2%，比上月末下降14.9个百分点，增速均呈高位趋缓态势。
12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39.97万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31.7%，比上年末加快13个百分点。全年累计新增人民币贷款9.59万亿元，同比多增4.69万亿元，其中12月当月新增人民币贷款3798.3亿元。从结构上看，2009年新增人民币中长期贷款6.7万亿元，同比多增4.18万亿元;新增人民币短期贷款2.15万亿元，同比多增5241亿元;新增人民币票据融资4563亿元，同比少增1898亿元。
七、中国经济运行趋势展望
从总体来看, 2010年中国经济继续向好的趋势有望不断得到巩固。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充裕, 着力优化信贷结构, 把握好信贷投放节奏, 防范金融风险, 提高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一）经济增长趋势
依据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测算的经济景气指数，目前工业增加值的一致合成指数、先行合成指数都已经显著回升，显示出未来经济将延续企稳回升的趋势(参见图18)。
在投资方面，在国家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政策推动下，企业投资意愿继续上升。人民银行5000户企业家问卷调查显示，企业投资意愿也逐步恢复，去年4季度企业固定资产、设备和土建投资指数分别为51.2%、50.5%和48.1%，比上季回升0.8、0.7和0.4个百分点。
在消费方面，去年四季度人民银行储户问卷调查显示，居民消费意愿小幅回升，居民投资意愿略有增长，储蓄意愿有所回落。城镇居民判断收入增加的占比从2009年2季度的12.6%，回升到4季度的17%，并预期2010年1季度上升至22.1%。同时，银行家问卷调查显示，居民消费贷款需求景气指数从2008年4季度的51.8%(2004年以来最低点)，逐步回升至2009年去年4季度的66.5%，达到2007年以来较高水平，居民贷款消费意愿已回升至较高水平。
在外贸方面，2010年世界经济缓慢复苏，我国对外贸易将出现恢复性增长，但也应看到当前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稳固，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频发，我国贸易条件重新恶化，我国对外贸易形势仍比较严峻。
（二）物价变动趋势
依据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测算的物价景气指数，2009年四季度CPI一致合成指数已经触底回升，与先行合成指数在2009年上半年的触底回升形成呼应。目前，CPI先行合成指数继续上扬(参见图19)。
人民银行监测的5000户工业企业产品销售价格景气指数, 从2009年三季度的48.8%上升至四季度的51%，已经连续三个季度上升。人民银行储户问卷调查显示，2009年四季度对未来物价预期指数达73.4%，已经连续四个季度上升。
从影响物价变动的因素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国内货币信贷存量较高、国内需求继续回升和资源性基础产品价格调整等因素，对2010年最终物价水平产生上涨压力。同时，近6年来粮食连续增产，对稳定食品价格涨幅起到积极作用，部分行业产能相对过剩、消费市场供给充裕也将对物价上涨产生一定抑制作用。
再来看看其它数据。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长11.1%，第二季度GDP增长11.9%，上半年GDP增长11.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7%，消费价格指数上升4.4%，出口增长27.1%，广义货币M2增长17.1%……几乎所有指标都超过了政府宣布的无约束性低限目标，有的指标甚至突破了很多人认为不可逾越的高限警戒线。
与此同时，中国资产价格也在急速上涨。上证指数从2005年年底的1000点开始上升，到2006年底升高到2249点，超过2001年6月的历史高点。3个月后的2007年3月中旬越过3000点，本周已经上摸到了5500点。
“泡沫论”不绝于耳，中国经济真的过热了吗？
当前经济是什么形势
2007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过热的惊喊之声一浪高过一浪。众多分析机构纷纷预测全面紧缩已经箭在弦上。不过也仍有一些人持“不过热论”。
过热论：以楼市和股市为代表的资产市场持续火爆，泡沫已经形成是不争的事实。
实体经济领域：实体经济过热的主要表现是在居高不下的固定资产投资、屡创新高的外贸顺差、持续走高的CPI数据甚至包括迭创新高的金融数据。
资产市场领域：目前中国的金融资产比较贫乏，也正因为如此，分流资金的渠道就局限于股市和楼市。眼下股市和楼市仍然在继续吹大所谓的“潜在泡沫”，各项数据如火如荼。
著名经济学人、国务院特邀监查员梁小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现在根本性的问题是经济过热，原因很多，如果流动性继续过热的话，通货膨胀就会加剧。
2007年第3季度，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的企业家问卷调查表明：出于对经济过热的担忧，企业家信心指数降幅创历年之最。
不过热论：中国经济目前的较快发展，虽然会产生过热的可能，但是现在还是处于有理由和有支撑的增长当中。
实体经济领域：从中国实体经济的产出、投资、消费等主要指标变动状况看，中国经济并不过热。但实体经济中的出口及贸易顺差增长很快和外资流入增大等因素一起，推动货币快速增长，并推动资产价格迅猛暴涨。资产价格可能会出现和实体经济不同的变动态势。这是需要注意的。
资产市场领域：中国股市目前的高速上涨，也可以从另一视角进行观察。股市在今年上半年短期间的惊人上涨，是对5年来股市长期低落的补偿性上涨，是对应于中国实体经济高速增长的补充性跟进。拉长时间跨度看，拿当前股价和6年前股价比，6年间股价年平均上涨20%左右，对于新兴资本市场来说这样的发展速度并不过快。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毕井泉认为，不能简单地把经济增长和经济过热挂钩，而应该看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现在，我国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并没有被打破，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目前中国经济并未过热。
给“三驾马车”做体检
面对各方说法，为了看清当前的经济形势，让我们对左右经济心跳的“三驾马车”做做体检。
投资：今年上半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6.4%，是5月份以来第二次正增长。在今年一季度新增的投资项目是下降的，第二季度出现了回升。尽管出现了回升，但是跟去年同期相比，新开工项目少增加了8千多个。新开工项目的总投资额的增长速度，从去年的22.2%降到今年的6.4%，跟去年相比是平缓回落的趋势。下半年，在宏观调控政策作用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望减缓，但惯性作用导致其增幅仍将保持较高水平。主要是因为在建工程项目投资规模较大，上半年新开工项目投资明显反弹。同时，在党的十七大召开、地方政府换届以及奥运会临近的形势下，各地方上项目、增投资、促增长的热情不会明显降温；由于信贷充裕、利润增长，将导致民间投资继续活跃；国内经济增长和市场繁荣，也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保持一定水平的增长。
出口：上半年，进出口总额9809亿美元，同比增长23.3%，进口4342亿美元，增长18.2%。进出口相抵，顺差达112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11亿美元。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加剧了流动性过剩，带来了主要贸易伙伴的摩擦，反映了当前经济运行过程当中的一个突出矛盾和突出问题。下半年，在各项调控措施逐步落实后，外贸出口增幅会较上半年有所下降，但仍将保持较快增长速度。
消费：上半年CPI上升3.2%，超过了政府设定的低于3%的全年目标， 8月CPI增速刷新了10年高点，显示出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专家普遍预计，未来一段时间CPI仍会高位运行。肉禽蛋等市场价格在三季度不会大幅下降，同时，居住价格居高不下也是推动CPI上涨的主因之一。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专题课题组预测，今年三、四季度和明年一、二季度CPI同比上涨6.3%、6.1%、5.5%和4.5%，今年全年涨幅为4.6%，明年上半年为5.0%左右。在通胀预期走高的情况下，今年前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呈现出小幅起落的走势，但满意度指数却持续低迷。加上房价高涨使住房消费透支了居民的消费能力、社保体系不完善、收入差距拉大等因素，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度还是不够。GDP高增长的同时，普通民众消费能力是否有极大提高还应存疑。
首先看全球经济形势及其对我们的影响。这几个月影响最大的就是欧债问题，它实质上是政治危机，一方面欧洲本身具有解决危机的财政资源，另一方面随着欧洲政治基本面的转好，再加上中国对默克尔帮助稳定欧元的呼吁作出积极回应，今后几个月欧债危机有望得到缓解。至于当前的世界经济复苏，虽然一波三折，但毕竟还是在复苏之中。今年1月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大幅超预期，失业率下降至8.3%，消费者信心指数显著提高，表明其经济已有实质性复苏。由此可以大致判断，今年世界经济至少不会比2011年更糟糕，国际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也将趋于稳定，我国出口可实现10%乃至更高的增长。
再来看国内经济面临的困难和影响。虽然经济增速连续7个季度放缓，但去年我国经济仍不乏可圈可点之处，而且经济增速适度放缓在相当程度上是主动调控的结果。从我市经济运行来看，虽然没有实现GDP增长目标，但在一片“二次探底”声中，13%的增速完全可以称之为逆势而上，一份较为漂亮的经济运行成绩单，说明江门经济抵御外部风险、消化不利因素的自主增长能力正在逐步增强。最近媒体上关于招工难的消息很多，用工需求增大又从另一侧面反映，较多企业还有保持甚至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实际需求。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目前的经济并不像有人预期的那么困难，更远没达到2008年需要通过猛发钞票向市场“放水”来刺激经济复苏的程度。
如果实际情况真是这样，那为何人们的感觉却如此悲观？一方面困难确实存在，有的地区和行业困难还相当大，如我市支柱行业摩托车的产量去年下降了9.1%；另一方面，从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的角度看，把困难和问题估计得充分一点也是必须的。但问题在于，近年来人们对经济增速的变动越来越敏感，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并不正常。从我国经济的自主增长能力客观分析，现阶段潜在经济增长率在8%—10%之间。在目前外需不稳、内需放缓，物价上涨压力和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并存的情况下，8%—9%的增长已经是一个较快的速度，要求更高不切实际。同样，以江门10%—13%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来衡量，形势较好时有可能实现13%以上的快速增长，形势较差时10%左右的增速也应该令人满意。
传统经济仍处于增速放缓之中，新经济增长动力仅是初步显现，产业和区域分化加重，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部分企业经营依然困难，经济运行效益尚未改善，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今年以来，面对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国内经济增速下行的复杂形势，国家先后出台一系列稳增长、促改革的政策，4月份以来经济运行积极因素增多，出现了企稳回升的势头。但经济回稳的基础并不牢固，仍需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主基调,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适时适度调整。
一、经济缓中趋稳、稳中有进 今年以来，国家在继续实施区间调控的基础上，把短期稳增长政策和中长期改革和结构调整政策结合起来，注重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平衡，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稳中有进。一是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实现了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0%，一、二季度分别增长7.0%，从4月份开始，工业出现回升态势。就业形势基本稳定，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718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71.8%，调查失业率也在5.1%附近。二季度末，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总量17436万人，同比增加18万人。
二是需求出现积极变化。
5、6月份，出现了投资、消费、出口同时转好的局面。固定资产投资5、6月份连续回升，二季度房地产销售量明显增加，并带动房地产投资企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中趋升，出口降幅收窄，其中6月份增速由负转正。
三是结构继续优化。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9.5%，比上年同期提高2.1个百分点，高于第二产业5.8个百分点。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60.0%，比上年同期提高5.7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83，比上年同期缩小0.04，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5.9%，节能降耗继续取得新进展。
四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断涌现，新增长动力正在形成。高技术产业增加值仍然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高将近5个百分点。机器人、新能源汽车、铁路机车等增长速度超过50%。网上零售额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在过去两年连续高增长的基础之上，今年上半年增长速度将近40%。
五是部分物价温和回升，通货紧缩压力有所减小。随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扩张和有效性提高，今年第二季度，部分物价开始温和回升，综合反映物价总水平的GDP平减指数从一季度的-1.1%回升至二季度的0.1%。按照住房销售额和销售面积计算的商品房价格一季度下跌0.1%，二季度上涨9.8%。批发和零售贸易、金融业、房地产等服务业价格上涨也带动了服务业价格的总体稳定上涨。
二、宏观调控政策取得成效
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稳增长的宏观调控作用，是今年上半年经济缓中趋稳、稳中有进的关键。向改革要动力，向市场要活力。一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推进，取消、下放了部分行政审批事项，商事制度不断完善。二是金融体制改革深化，降低民间资本准入门槛，5家民营银行获批营业。利率市场化改革取得进展，市场决定资金价格的机制初步形成。三是价格改革迈出重大步伐，政府定价目录大幅度减少。同时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降低社会保险缴费费率，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这些改革举措，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有利于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利于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发挥稳增长政策的作用。一是针对需求不足问题，不断推出重大投资工程和消费工程包，取消房地产限购、限贷政策，降低住房首付比例和住房交易环节税，完善出口退税和贸易便利化。二是针对货币政策传导不畅和实体融资成本过高，自去年11月以来，四次降息、三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并利用其他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利率下降；同时，政策组合使股市恢复了融资功能，上市企业资产负债表得到改善，货币通过资本市场向实体部门传导的渠道有所畅通,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提高。三是针对地方政府负债率高和财政政策有效性下降的问题，开展了存量债务置换，出台融资平台在建项目的续贷政策，积极推进政府企业合作模式（PPP）。对地方政府怠政、懒政进行问责，加强督导检查和简政放权，财政支出进度明显加快，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增强。
改革举措和宏观调控政策的组合实施，使宏观调控政策发挥作用的市场环境和企业、个人的微观行为发生改变，资本市场活跃，部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改善，创新活力增强，社会信心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需求的拉动作用明显提高，初步遏制了经济持续下行的趋势。
三、我国仍具备保持7%左右中高速的条件
我国经济发展仍有巨大潜力、巨大余地和巨大韧性，我们有条件、也有能力保持中高速增长。经过30年多年的发展，我国物质技术基础日益增强，产业体系完整，国民储蓄率即便逐年小幅回落，但仍显著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水平，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具有资金、劳动、科技等生产要素组合的综合优势。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将极大调动和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近年来，我国加快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下放一大批行政审批事项，放开了许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促进了民营经济和服务业的发展，形成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高到新水平，东部地区创新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发展势头良好。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通过引导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就会使得城市和沿海地区有可能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农村和内地获得新的优势，进而使得一些产业、产品的生命周期延长，这种跨区域的产业梯度转移和推进效应在大国就会产生新的生产力。
国内市场规模巨大，扩大内需潜力加快释放。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保障和改善民生，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特别是城镇低收入群体和农民工收入增速明显提高。同时，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奠定了基础。加快破除户籍、土地、教育等方面制约城镇化的制度性障碍，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也将创造新的消费和投资需求。
宏观调控水平不断提高，宏观政策仍有运用空间。我国有效应对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冲击，宏观调控取得了显著成绩。我们在调控方向、力度和时机的把握上，在调控手段和工具的运用上，都积累了丰富经验。同时，我国宏观政策仍具备较大空间，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余额均处于安全线内，并远低于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银行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较高，有足够多调节流动性的手段和工具。这些条件有利于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考虑到经济政策有一定的滞后影响，今年以来出台宏观调控政策和改革举措在下半年还会继续发挥稳定作用，我国消费需求会保持稳定，基础设施投资、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投资保持较快增长。此外，下半年尽管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经济仍然低迷，但美、日、欧经济出现向好势头，世界经济总体有所改善，我国下半年出口会好于上半年。预计今年下半年，我国经济仍将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将增长7%左右，完全有把握实现年初确定的调控目标。
四、高度关注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更要理性、客观、全面地认识经济存在的问题，传统经济仍处于增速放缓之中，新经济增长动力仅是初步显现，产业和区域分化加重，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部分企业经营依然困难，经济运行效益尚未改善，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
一是国内经济仍处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过程中。受外需持续低迷、国内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和人口增长减慢等因素影响，我国需求结构从以住、行为主逐步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对传统商品的需求萎缩，与之对应的产业产能出现相对过剩，有的甚至绝对过剩，去产能将是今后两三年的重要任务。近期，虽然房地产市场销售有所回暖，但由于住房库存量较多、在建规模较大，房地产仍处于减库存之中。2008年以来，产能过剩企业、房地产企业、地方融资平台在快速扩张中积累大量债务，今年的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地方债的积累速度，但面对经济下行和风险偏好降低，银行慎贷、断贷现象增加。二是通货紧缩的压力依然存在。今年以来物价水平整体较低，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1.3%，涨幅同比放缓1个百分点，已连续10个月在2%之下。尽管劳动力成本上涨会带动服务价格稳中略升，在居民消费构成中占3%的猪肉价格开始上涨也会推动消费价格在下半年略有上涨，但涨幅预计不会超过2%。工业品价格降幅加深，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跌4.6%，跌幅同比扩大2.7个百分点，已经连续40个月呈现下跌态势，价格环比下跌的势头尚未根本遏制。三是潜在风险隐患防范和化解任务依然艰巨。今年以来，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有所上升，6月中旬以来，我国股市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调整。金融行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10%左右，上半年，金融业拉动经济增长1.7个百分点，商业银行经营困难增加和股市调整会导致金融行业增速减慢，拉低整体经济增长速度速。财富缩水也会导致居民或企业支出下降，压低实体经济总需求；股价下跌会降低企业的抵押物价值，影响企业的融资能力。
上述三个问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有可能会使上半年已经缓解的“债务—通货紧缩”效应问题再度出现，影响经济平稳运行。为此，既需要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金融、财税、土地等领域的改革，解决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提高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和投资回报率；也需要宏观政策配合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经济运行环境，稳定资本市场，降低债务水平。
二
我国经济增速正逐年下降，从2010年的10.6%下降至2014年的7.4%。今年前两个季度的同比增速均为7.0%，环比增速分别为1.4%和1.7%，同比和环比均低于去年同期水平，显示出我国经济增速中枢进一步下移。另外，今年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5年我国经济增长的目标设定为7%。由此可以看出，在国内改革进入“深水区”和内外部需求均不旺盛的情况下，各界已对我国经济增长中枢继续下移的预期达成一致。目前，产能过剩和资源错配的矛盾依然严重，而且制度因素以及环境因素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制约越来越强，消费和进出口难以保持2012年之前的增速水平，经济增速的进一步下调已成事实。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一直在枯荣线附近徘徊，且一直未出现明显反弹趋势，反映出生产环节需求持续疲弱，且无明显改善迹象。其中，PMI新出口订单指数也在去年年底跌至枯荣线以下之后，始终没有反转至枯荣线以上，而且持续下跌至4月的48.1，5月该指数较之前虽有所增加，但6月出现反复，下跌至48.2。新订单指数虽然位于枯荣线之上，但自去年四季度以来新订单指数亦持续走低。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内部需求并未得到显著改善。
在外需增长没有显著改善的背景下，内需增长已持续下滑，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和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均低于市场预期，而且剪刀差继续呈现扩大趋势。进入2015年PPI同比增速屡创五年新低。自2012年3月以来PPI连续40个月呈负增长趋势，虽然在2014年中跌幅有所收窄，但是2014年三季度跌幅再次扩大且持续至今。即便今年国际原油和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升，但我国PPI价格依然呈现负增长，且跌幅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由此可见，我国国内市场需求仍旧不足，部分产业产能过剩，而去库存步伐仍较缓慢。与此同时，CPI同比增速亦持续下降，从2013年10月的3.2%下降到2015年6月的1.4%。在生产环节的价格持续下跌以及食品价格和人力成本持续上涨的形势下，近年来CPI同比一直保持正的增速。值得注意的是，CPI虽然增速为正但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在PPI难以反转以及CPI增速持续下降的趋势下，PPI和CPI两者间的剪刀差短期内仍难以扭转，我国通缩风险进一步加剧。
2015年前两个季度各关键经济指标增速均低于去年同期水平，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经济继续处在“三期叠加”的关键阶段，内部需求疲弱。其中，截至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长10.4%，较去年同期平均下降1.7个百分点，累计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速下降11.4%，较去年同期水平下降5.9个百分点。贸易方面，前六个月出口累计同比增长1.0%，而进口累计同比减少15.5%，虽然较上个月有所改善，但依然处于历史低位。
截至2015年6月我国社会融资总量累计新增8.8万亿元，同比减少约1.5万亿元。虽然今年前六个月我国社会融资总量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但是我国社会融资结构正在悄然变化。我国外币贷款对社会融资的贡献由正转负。银行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以及承兑汇票融资规模大幅下降，三者总和占比社会融资总量断崖式下降至6.7%，创五年新低。虽然表外融资规模大幅下降，但是很大部分表外融资重新回归表内，人民币贷款占比社会融资总量大幅上升至74.8%，同比增加19.2个百分点。同时，直接融资对社会融资总量的贡献同比增加1.3个百分点，处于近五年以来的高位。这主要受益于自去年年底以来央行数次降息降准和IPO进程加速，股票融资大幅增长，同比增加3.1个百分点。但企业债券净融资占比社会融资总量有所下降，同比下降至1.8个百分点。
摘要
15年是中国第十二个五年计划收官之年，随着经济腾飞，中国已然在国际政局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国际政事也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一个新生力量的持续崛起必然导致新的一轮权力制衡的出现，其中，披着经济外衣的政治往往于无声中制服对手。经济政治全球化，局部的政治经济冲突不断。美国重返亚太，南海问题持续发酵，叙利亚危机，乌克兰危机，俄罗斯财政大幅缩水，巴黎恐怖袭击。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即是这轮权力较量的具体表现，大国之间的较量从未停止。美国为了维护自己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和战略利益，在环太平洋沿岸制定新的游戏规则，遏制中国发展和崛起的用意不言而喻。在中国深化改革，持续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也更加值得关注。正确分析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明确目前中国所面临的机遇和危机，制定正确战略方针，巧妙化解中国面临的政治问题，对于中国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政治形势；经济问题；战略方针；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我们的人民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生活水平更是比以前好了很多，现代化的这条道路中国走对了。综合国力的提升，证明中国人民再也不是东亚病夫了。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的舞台上俨然一支新秀，但是在不断成长的同时，越来越多的问题也暴露出来，居安思危一直是中国古代所提倡的优秀传统，更何况目前的世界政治形势对我国的发展来讲困难重重，与百年之前的中国有几分神似，只不过现在的中国不会想当年那样任人宰割了。对比二十世纪初日德的崛起和最终战败的命运，以史为鉴，分析现在中国所处的发展环境和自身优劣，正确认识当前社会世界的政治形势，避免中国在大国崛起的道路上，像当年的日德一样陷入被动，最后被打回原形。这不仅是每位台上的领导要思考的问题，每个想要中华民族在崛起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的人都应面对的问题。
一.中国崛起历程
1.1崛起的定义
崛起意味着从积贫积弱的境况发展到富强的地步，可以在世界的政治经济舞台上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大国崛起要有基本的国际条件、政治条件以及经济条件。崛起的基本国际条件是争取到了国际社会对其主权合法性的广泛承认和尊敬；一个大国崛起的政治条件是国家的政治体制基本稳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发生内战的可能性被基本消除；一个大国崛起的经济条件是人民生活有了基本保障，工业具备了大规模出口生产的能力，科技技术发展有了缩小与先进国家差距的能力，经济的发展对于一个国家的崛起尤为重要。从广义上讲，一个民族国家崛起为世界一流强国的全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崛起的准备阶段、崛起的起飞阶段和崛起的冲刺阶段。
1.2崛起的阶段
下面主要从经济发展角度来分析近代以来中国在世界的地位从触底到崛起的过程。中国近代史是屈辱的历史，饱受列强的凌辱，割地赔款，近代的中国历史上的最低点。被列强瓜分的面目全非，1800—1949年，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跌至历史上的最低点。1949年以后中国进入计划经济时代，到1980年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准备期，这一段时期，虽然国家依然贫穷，但是我们的国防实力提升了，核武器研制成功，切实保障了中国发展的安全。1980—2020年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时期，即经济的起飞期，在这一时期中国国民进入小康时代。根据新的五年计划，2020—2050年是中国将进入经济发展的强盛期，并将完成全面的现代化，届时，中国将完成自建国以来的崛起过程。
目前，我们国家正处于崛起的起飞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崛起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首先，我们结束了文革的十年浩荡，将国家的重心调整到经济发展上来，并且认识到计划经济的缺点和不足之处，进行改革开放，利用市场来发展经济。另外，这一时期国际社会相对和平以及中国国防实力的提升，为中国提供了和平的发展环境，美苏冷战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忽视中国的逐渐成长，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空间。最后，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各国的市场向中国敞开了大门，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在这一阶段，中国完成了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的资本积累过程。资本的积累，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形成和技术的进步，进而加速了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这一阶段的完成，对于中国下一阶段崛起具有深刻的意义。
二.政治形势
（一）当前世界的政治形势
1.1目前世界格局
目前的世界政治格局仍然是一超多强的局面，不过多极化的趋势更加明朗。同时更多的新兴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开始寻求政治经济利益。美国仍保持着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欧盟、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和组织紧随其后，构成了当前世界主要的格局。
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不仅拥有让其他国家望其项背的经济实力，与此同时，还引领着世界顶尖技术发展，其雄厚的军事的实力，使其在全球范围内充当世界警察。欧盟作为欧洲第一大经济政治体，充当全球的政治博弈的重要角色。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承接了前苏联绝大部分的领土和军事设施，其军事实力在全球也是处在首屈一指的地位。近年来，在铁血硬汉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对外实施铁血外交。近年来，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新的政治格局呈现两个重要趋势：一是世界多极化更趋明朗，并导致国际格局深刻调整演变。近年来，新兴大国的崛起、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使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更加明显。传统大国、新兴大国之间及其内部关系出现大调整，从而推动国际格局加速演变。
另一个重要趋势是多极化从曲折前进到加快发展。美国深受一场危机和两场战争的冲击，“一超”地位动摇，单边黩武气焰有所收敛。新兴和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与此同时，全球经济与战略重心东移。这一趋势仍在继续深化发展。
各个政治经济体，为了自身利益，在国际政治经济博弈中，施展自己的政治手段。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每个国家的经济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也更加依赖国际市场的巨大的需求。在彼此的合作与博弈中，构成了当前复杂的世界格局。
1.2 政治形势突出表现
在近期的国际政治斗争中，主要的突出表现一是和平是主流，局部摩擦热战不断；二是政治斗争隐藏在经济手段之下。
在21世纪的前10年，美国先后在中亚地区掀起两场战争，伊拉克战争摧毁了萨达姆政权，美国企图扶植新的政权，事与愿违，至今战争的创伤仍然使那里的人们饱受伤害。随之而来的是阿富汗战争，美国在两场战争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经历了08次贷危机后，美国实力有所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与了新兴国家成长的空间。除了以上长时间的战争之外，进入2014年以来，极端武装组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冒了出来，中东局势更加扑朔迷离。发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广场革命推翻了亚努科维奇，选举出了波罗申科，克里米亚归了俄罗斯，乌克兰东部州战火硝烟弥漫，围绕乌克兰危机引发的大国间的激烈博弈利。叙利亚反政府示威游行演变成叙利亚内战，在今年导致大批叙利亚难民涌入欧洲。
恐怖主义势力抬头。自从美国911事件以来，恐怖主义一直是各国头疼的问题。虽然美国在11年击毙了911事件的幕后主使本拉登，但基地组织并没有被消灭。在中国，昆明火车站恐怖袭击事件，给中国的反恐行动敲了警钟。就在前不久，巴黎恐怖袭击，让IS恐怖组织第一次出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恐怖主义行动给世界安全蒙上一层阴影。
另一个突出表现是经济博弈的背后是政治目的。这主要有一下两个实例：一是美国针对俄罗斯的，二是美国针对中国的。在14年乌克兰危急中，俄罗斯变现强硬，通过能源手段迫使欧洲在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半岛问题上没有过多的纠缠。但这违背了老美的初衷，所以老大哥不高兴了，紧接着在2015年实行原油价格打压政策，导致世界原油价格下降一半以上，这直接导致靠能源出口的俄罗斯财富大幅度缩水，一夜之间卢布贬值10倍，经济上的俄罗斯萎靡不振。第二个，是针对中国的，在中国加入WTO后，成为世界的汗血工厂，同时与世界各国的贸易总量直线上升，中国在经济上走上了就崛起的道路。中国在WTO的规则下分得的经济蛋糕越来越多，在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美国开始害怕了。于是，从阿富汗撤军后，美国开始实行亚太再平衡策略，在经济上推动TTP即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实行，企图把中国隔绝在新的贸易关系之外，同时架空原有的WTO。遏制中国崛起用心险恶。
（二）中国目前面临的外部政治形势
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外部政治形势主要是美国重返亚太后，对中国带来的政治上的压制，这是目前中国所面临外部政治困扰的主要根源。
2.1太平洋沿岸政治形势
南海问题，是西方国家用来扰乱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手段。2010年希拉里在访问东南亚的时候发表了一场讲话，说中国不要对东南亚指手画脚，不要在南海挑起事端。在这之前其实中国根本一点事端都没有，那个时候南海是非常平静的，中国要跟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协定。没有人去找麻烦，她一说过之后，越南和菲律宾马上去找事儿。纷纷抢占中国的岛礁，在海上建立起油气平台。之前中国一直默许，现在也没有对南海诸国抽油抽气行为采取强制等武力手段。只不过，在美国的挑唆下，菲律宾和越南更加的狂妄，中国鉴于此，在南海吹填造陆，建立三沙市，加强对南海的管理。
钓鱼岛事件是和南海问题有着相似的情节，只不过主角变成了日本和中国。背后仍然是美国，美国利用为日本提供武力保护的由头，借机把日本当枪使，用来遏制中国。
美日两国企图以南海诸国，冲绳基地，加上日本，建立已久的第一岛链，在军事上遏制中国的崛起，让中国的军事力量困在自家门前。以便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经济的主导地位。
2.2国家分裂问题
中国目前还面临着企图分裂我国问题。主要是藏独、疆独、以及台独。民主分裂问题，表面上看是中国内部民主矛盾，其实每一个问题的背后都有西方国家的参与。西方新干涉主义危害凸显。西方国家策动颜色革命、搞政权更迭、武力干涉一国内部事务。只不过在中国实力强大面前的条件下，不会像利比亚，乌克兰，叙利亚等国战乱不断，国家最终分裂的局面。
（三）政治手段的本质
一切的政治手段都是各国的政治利益之间的相互博弈。新兴国家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便想在国际事务中攫取更多的权利和利益，老牌大国的利益自然就会被新型大国挤占。新兴国家的崛起，实力增强，老牌大国实力相对来讲就要减弱。自然像美国这样的世界头号强国，怎么可能将自己既得利益瓜分给他人。各国实力的变化导致权力的不再平衡，自然，新兴大国和老牌帝国之间就会有一番政治博弈。政治博弈的结果就是权力的再分配过程，重新在一定时期内达到权利的再平衡。
二.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和平发展下的挑战
1.1 新干涉主义的挑战
新干涉主义(the New Interventionism)又可称为人道干涉主义，是指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发展潮流的大背景下，一些西方国家“以人道主义和捍卫西方共同的价值观为借口，以武力干涉别国内政为手段，以推行霸权主义和构筑有利于西方的国际关系新秩序为目的的思潮和模式。”从本质上分析，传统干涉主义与新干涉主义是一致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优势地位，都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现实反映。其主要手段包括军事，经济和文化上的。
现在主要介绍中国面临的经济和文化的挑战。西方国家以“保护人权”、“人权无国界”为名，以西方的价值标准取代联合国的权威，肆意干涉、侵犯他国主权。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人权状况发生根本性变化。而美国这个“最没资格谈人权”的国家却对中国人权状况评头论足，肆意攻击、歪曲，指责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侵犯妇女生育权;指责中国禁止邪教“法轮功”是侵犯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指责中国限制非法出版物为限制言论自由等。经济上，西方鼓吹人权，指责中国的人权问题，在中国加入WTO和TPP以人权问题对中国设置阻碍。文化上面，美国大片，美剧进入中国，企图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中国人的价值观。最终达到从西方价值观的角度统治中国，使中国内部出现政治危机。
1.2美国“重返亚洲”导致中美关系紧张
进入21世纪，“财富和权力的分布正由世界的西方和北方转移至东方和南方”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成为世界财富增长最快和最具有活力的新的经济中心。在此背景之下，美国重新调整全球战略部署，高调宣布“重返亚洲”，并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中国外交学院战略与冲突管理研究中心教授苏浩撰文指出，美国通过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将其军事盟国和战略伙伴国与自身的战略利益绑定，将它们推到前沿以对抗美国的挑战者，其效果可以“一石三鸟”:既将双边军事同盟变为多边同盟网络，从而强化了美国主导的安全秩序;又挑拨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迟滞了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同时更是直接锁住中国的海上实力的拓展空间，而又避免了与中国的直接对抗和冲突。
构建“品”字形封锁链，挤压中国外部战略空间从地缘战略角度分析，美国重返亚洲的显著变化是将传统“第一岛链”的南端由东南亚延伸至南亚地区，形成了南亚(印度)、东南亚(东盟)和东北亚旧本、韩国)三大“板块”，彼此之间成“品”字形分布，其“铰合点”分别是台湾和新加坡。随着“品”字形封锁链的逐渐形成，中国外部战略空间被急剧压缩。一方面，美国极力阻挠中国走向“蓝海”。随着中国与世界联系的不断增强，海洋战略既是事关中国未来命运的关键步骤，也是衡量中国能否成为世界性大国的重要尺度。为了围堵中国，美国加大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军事、经济投入。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第12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宣布，为应对“一系列始终存在和刚刚出现的威胁”，美国将军事部署的重点由西亚地区调整到东亚和东南亚地区。按照美国的计划，到2020年，60%海军力量部署在亚太地区。此外，还将把本土外60%空军力量部署在亚太。美国通过构筑“品”字形封锁链，从海上遏制中国由“黄海”迈向“蓝海”，致使中国深海战略面临的海上压力趋于复杂化、常态化。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也被称作“经济北约"。是由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成员国中的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四国发起，从2002年开始酝酿的一组多边关系的自由贸易协定，原名亚太自由贸易区，旨在促进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但随着谈判成员渐渐增加，美国在2008年2月宣布加入，已发展到12个成员国，最终很大程度上被解读为针对中国的一次美国主导世界贸易规则的行为，是意义与WTO相似的新区域贸易规则。
对比WTO追求的是降关税，TPP追求的是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包括什么呢？包括0关税、包括货物、服务全部自由流动，所有经济监管制度都必须统一标准。细分领域有贸易和服务自由、货币自由兑换、税制公平、国企私有化、保护劳工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资源、信息自由。说明白点就是禁止各种门槛、操纵、补贴等，而这些条件和贸易准则中国目前还远远达不到。
从理论上和TPP的规则上说，任何国家都可以加入TPP，但惟独中国不行，用TPP一位官员的话说，“TPP是一个只禁止中国入内的俱乐部。”鉴于中国加入WTO后经济上的崛起，中国国力不断增强这使得美国老大感到自己在亚太的主导地位不稳了，美国因此在亚太带着越南、菲律宾等小弟积极推行TPP协议。TPP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约经济不带中国玩，重新制定经济规则，来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
（二）中国发展的机遇
虽然西方国家看到中国近几年的高速崛起分外眼红，层层在中国崛起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但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综合条件下，中国还是有很多的发展的机会。
2.1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 在过去的十年，中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积极利用国际分工深化和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的机会，采取符合本国国情的对外开放战略和政策，引进外国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本国的产业结构和产品质量，提高本国民族企业的竞争力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使国内资源得到充分合理配置，实现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下，中国完成了初步的产业结构形成和资本的积累，在某些行业中国的技术水平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现在我们依然可以利用经济全球化的优势在吸引外资的同时，同时转变角色，利用全球广泛的市场，将自己的资本和技术输出到其他的国家。其中不得不指出，中国高铁发展堪称世界奇迹，短短八年时间内，中国高铁从无到有，再到现在高铁里程全球第一。10月16日，中国战胜日本，夺得印尼雅万高铁建设项目，这是从设计、施工、技术、装备、运营、管理全体系中标的一例，它绝不会是唯一，而将是千数、万数开头的“一”。同时，德国表示未来中国高铁将成为德国高铁采购的选项之一。以高铁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在走出去上已经为中国资本打开了一条路。
2.2 产业结构调整的红利
虽然TPP被指遏制中国的崛起，但这在这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十三五规划指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将会下降，转而追求高质量的中高速经济增长。同时，调整产业结构，势在必行。中国不能也不会一直处在产业结构的下游，虽然产业结构的升级会带来经济的阵痛，使一部分行业死掉，但这对于经济的长远的发展是有利的。
三.中国的对策
每一个国家在崛起的路上必然会和其他国家发生权利的争夺。在世界范围内权利的再次平衡过程中，每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对策都将会对全球格局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年德日崛起后，采取武力征服他国，以获得在全球更多的特权的行为，引发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后果。中国政府和人民不会这么不理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博弈，也终将在和平的范畴的内进行。
1.1 和平发展的战略
中共“十八大”报告将中国的基本国情归结为“三个没有变”:“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三个没有变”是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和历史方位的准确把握，是中国制定一切政策和发展战略的根本依据。中国提出坚持和平发展，正是在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作为根本出发点的基础上，为推动中国社会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发展，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做出的必然选择。
中国长期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长期致力于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中国的长期发展需要稳定的国际环境，维护世界的和平是中国发展的必然所需。和平发展的战略能够维护世界和平。西方国家长期渲染“中国威胁论”，中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能够使这种言论不攻自破。维护中国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爱好和平的形象，同世界主要大国的关系总体保持稳定、良性发展，既有利于中国获得大国的肯定和支持，也有利于中国避免因与大国矛盾激化而导致和平发展中断。
1.2 同世界主要大国的斗而不破，和而不同
受冷战思维的影响，美国始终将中国的快速发展视为其霸权地位的“潜在威胁”，因而，不断制造事端，以各种手段打压中国。但是，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不管中美之间矛盾如何激化、斗争如何激烈，中美两国既没有因矛盾冲突而最终导致关系破裂，也没有因持续合作而丧失自我。一方面，无论是对“银河号事件”、“炸馆事件”、“撞机事件”等危机解决，还是对“台海危机”、“对台军售”以及当下的南海争端、钓鱼岛冲突等事件的处理，都充分证明，中美双方都在格守共同的底线:斗而不破。另一方面，作为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中美双方坚持相同的原则:合而不同。继续在经济上同美国保持良好的战略伙伴关系，中美两国都是双方最大贸易伙伴，打破双方之间的良好的关系，对于双方乃至整个世界将产生不利的影响。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美关系对立，全球经济都会跟着感冒，没有中美的密切合作，全球经济、能源，环境问题难以解决，球失衡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因此，中美之间应该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尊重各自利益关切，加强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相互协调合作，既符合中美两国利益和世界共同利益，也是大国关系的新创举。
其次构建中日、中韩互惠的战略伙伴关系。中日之间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在近几十年和平发展的道路上，摩擦不断。双方应该密切磋商，应对挑战，中日两国同为世界上重要的国家，既面临全球性问题的共同挑战，也承担维护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共同责任，这就需要加强两国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在合作中促进两国关系向更高方向发展。中韩自贸协定的签订，预示着双方互利互惠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确立，共同促进中韩两国的经济发展。
1.3 南海领土争端坚持和平解决的战略
目前在南海占有主导地位，随着三沙市的建立，中国将在南海部分岛礁实现常驻人员的管理方式。和平解决南海问题符合当前中国快速发展的大局要求，现在武力解决南海问题只会让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继续挑唆越南菲律宾等小国不断在国际上给中国制造事端，妨碍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南海问题一定程度上是中国不急于解决的问题，在美国的参与下，南海已经变成了一个国际问题，远非简单的武力可以解决的，不如选择暂时搁置争议，保持和平的环境，等到中国在东亚的实力更上一层楼时，南海问题也将不再是问题。
1.4 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推进地区共同发展
区域经济合作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保证，也是推动中国周边关系继续深化的必然要求。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并没有独享参与国际市场所带来的巨大成果，而是积极发挥中国经济的“溢流效应”，为周边国家经济发展提供驱动力，努力实现地区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需要以更加积极开放的态度参与到区域经济合作之中，这也是中国面对抗西方国家的经济压制积极有效的一种方式。有效推动“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扩大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使中亚地区国家分享经济全球化的蛋糕，同时达到促进西部经济发展的目的。同时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契机，创建新型地区性金融组织并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
1.5 立足国防建设
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要想在和平崛起的道理上越走越远就必须有强大的综合国力提供安全保障。唯有强大的国防实力，才能使其他国家不敢惹也不能惹。在国防建设上中国目前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目前和美俄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接下来中国应继续推动大功率高推重比的航空发动机的研制，大型航空运输机的研制，以及大型舰船航母的研制与装备使用，改变我国目前无大飞机可用，海军只能看家护院的窘境。
结语
和平发展: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正在由国际体系的边缘迈向世界舞台的中心。面对中国正在崛起的事实，我们要学会倾听世界对中国的评价和认知，并对其进行全面梳理、辩证分析，既要避免因战略定位模糊而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产生担忧和质疑，又要防止被外部舆论所误导而偏离既定的战略选择，以至于重演大国争霸的“悲剧”。实践证明:和平发展战略是中国所做出的必然的、正确的、长期的战略选择。“周邦虽旧，其命维新。”面对复杂而又多变的外部挑战，我们不是修正或放弃己经制定的和平发展战略，而是要继续坚持和强化，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表明:中国的发展道路将是一条需要世界和平又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之路;一条勇于参与国际竞争又坚持广泛合作的共赢之路;一条坚持科学发展又对外开放的可持续之路;一条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又反对霸权、强权的负责任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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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辉：新常态下我国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
当前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但是,现代经济的复杂性已不是人们直观可以认识的。又好又快的发展实际往往引发现实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突出的是市场的无序化和社会的两级问题。此类问题引发的抱怨情绪和对市场的盲目性认识与现实的主流向好的经济环境格格不入。因此,要维护市场秩序,对社会进行全局统筹,科学规划,扶助弱者,保障人权,都需要经济法担起重担。当前形势下,经济法发展呈现出三大趋势:一是更注重对社会公共利益和弱者的保护;二是第三部门应成为经济法新主体之一;三是经济法的发展将以宏观调控法作为核心。
1 经济法的发展更注重对社会公共利益和弱者的保护
社会公共利益是社会公众从社会生活的角度出发而提出的愿望和需要。这种利益既不能概括地等同于国家利益,也不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而是个人利益的整合,其主体是社会公众整体。而经济法是公私融合的新法,是独立意义上的社会法。它以社会性为特征,以社会本位为基本原则,将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作为基本价值取向,维护的是社会的整体利益。随着经济的发展,竞争的日益激烈,人们对效益的狂热追求,社会公共利益会愈来愈受到威胁。这决定了在未来,经济法应更加注重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以实现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突出的问遇,就是对弱者的保护。经济法中的弱者,与社会学意义上的“弱势群体”并不完全相同。弱势群体主要指的是由于物质匮乏而处于经济上的弱者地位的群体。而经济法中的“弱者”,主要指的是经济交易中的弱交易方。尽管弱势交易方有时也是因为物质的缺乏而导致“弱”,但其“弱”更多的体现在对交易信息的掌握上,既是由“信息偏在”所造成的强弱之分。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种情况中:(1)在一般交易活动中。最常见的就是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在这类交易中,对于交易的标的物,消费者所掌握的有关价格、性能、用途等得信息往往少于经营者,这就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侵害提供了可能性,从而使消费者处于弱者的地位。(2)在特别交易活动中。这类交易的标的物往往技术含量高,其涉及的知识专业性强。常见的如信托、证券、期货业务、土地使用权的出让和转让等活动。交易双方中,一方大都是一些专门的机构,具备专门的技术人员和技术手段,而另一方则相对而言信息占有量严重不足,处于弱势地位。(3)交易一方具有自然垄断性的交易活动。典型的就是与公用企业之间的交易。自然垄断性使得公用企业在交易中处于优势,从而为其滥用优势地位提供了机会,而相对方则因缺少选择的权利有时不得不屈从其行为,因此处于明显的劣势。(4)交易一方为政府的活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经济活动管理者的政府,有时也要进行普通的经济交易活动。此时,它与其他市场主体的地位是平等的。但实践中,政府的角色转换尚需一个过程,因此还存在滥用权力的行为。以政府的采购行为为例。由于采购程序不规范,缺乏合理有效的监督体系,在中央和地方市场发生分割市场,歧视供应商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中,与政府交易的相对方很难说与政府是平等的。(5)涉及生产力布局、产业结构调整、民族经济发展的交易活动。这种交易活动往往事关全局,主要表现为一种经济的合作。例如,为了合理布局生产力,需要企业之间的合并。在这些活动中,合作双方由于在技术、资金、人力等方面存在差异而导致实力的悬殊。处于弱势的一方往往更需要借助于法律来维护其合法利益。
综上所述,经济法中的“弱者”有其特殊的意义。但是,由于与社会法中的“弱势群体”存在着交叉关系,使得经济法与社会法产生了密切的关系。尽管社会法侧重于对整个社会领域内贫穷者利益的保护,而经济法侧重于经济交易活动中相对弱势方利益的保护,但它们都是以社会为本位、以公平为价值目标、重在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以求实质的公平和平等。正是在这一点上,经济法有与社会法融合的趋势。在未来,作为社会法的特别法的经济法将担负起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担,通过法律的力量,加大对弱者的保护力度,使失衡的经济关系重新恢复到均衡状态,实现真正的经济自由。例如,经济法可以通过赋予弱者组成的社会团体一定权利和义务,来更加实际地对其保护。无论在什么地方,组织在法律行为中的作用都是举足轻重的。无组织的民众———依靠自身力量的个人———往往在法律面前显得更懦弱。[1]而组织则更注重维护其成员的利益,而且容易胜诉。因此处于弱势的个人可以组成社团,利用社团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经济法未来的任务,就是将这些社会团体作为经济法的主体之一,确认其地位,设定其权利、义务,规定其运作规则并健全社会救助和支持系统,从而对弱者进行法律上的强势保护,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2 第三部门应成为经济法新主体之一
经济法主体范围具有广泛性,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农民承包户、城乡个体工商户和公民、经济组织内部机构等都可为经济法主体。可见,经济法主体本身已具有多样化。但是随着经济的转轨,社会的转型,社会结构正处于急剧的分化、重组之中。市场经济专业分工的细化,社会大众生存、发展方式日益多元的选择,催动着社会分层加速进行,旧的人群不断改变,新的人群不断生长。这种变化使原有的一些社会组织改头换面,还会产生出新的社会组织:而这些也都将逐步改变现有的经济法主体格局,衍生出经济法主体的新形象。
比较突出的是第三部门的异军突起。社会自主领域的不断扩大,对公共产品日益多样的社会需求,大大促进国家和个体之间的第三部门的生长。在我国,由于社会整体处于转型期,目前“第三部门”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尚未完全形成,但是已显现出朝这一方向发展的趋势。我国迅猛发展起来的“第三部门”组织,也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主性和志愿性的普遍特征,形成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在各自的领域内不同程度地起到了弥补政府职能不足与市场缺陷的功能。如果说政府组织是第一部门,营利组织是第二部门,那么,第三部门就是各种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的总称或集合。第三部门是影响一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重要力量,并且已经构成里整个社会中特殊的“一极”。与市场经济对应的社会结构中,第三部门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它是代表公共利益的国家与强调自身利益的个体之间的过渡和调节。此种充分自约的社会第三部门,特别是遍布全国各地区各领域的活跃而有力的利益组织,是有效的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长期以来,我国若干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都存在许多问题,这不仅影响到其自身利益的维护,而且也影响到国家有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一是农民。由于农民所处的地理环境偏僻、知识水平有限、缺乏相应的利益表达能力,造成农民的利益要求到达不决策者耳朵里,对国家决策产生实质影响,而国家政策的扶持工业与城市,抑制农业与农村的倾向也比较明显,这就造成了农民的政治经济待遇低下,农民群体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和实现。二是“农民工”。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形成“农民工”。但由于户籍制度、劳动保险等方面的制度缺陷,使民工享受不到城市正式工人的相应待遇,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从而造成了现实中许多雇主对民工进行超经济的剥夺。但是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由于缺乏相应的利益表达方式,而使其利益的维护困难重重。因此,要形成各利益群体表达利益、影响政策的有效机制,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是建立、完善能够充分表达各群体利益的社会团体。[2]就我国的现实来看,一些企业工会的设立及有效运作提高了工人群体的组织化程度,并形成了工人阶级强有力的利益表达工具,为维护工人的利益切实发挥了作用;而作为私营企业主利益表达组织的全国工商联,其有效运行也使得私营经济的发展和私营企业主的利益得到了较好的保障。相关的例子还有很多。当前,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是政府绝对统治地位的削弱,另一方面是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的独立和发育。虽然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和社会改革相对滞后,政府的相对控制依然很强,第三部门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仍然存在很多障碍和困难,但是,营利组织的独立发展得到了法律的确认和保障,非营利组织的发展也逐渐成为社会进步的潮流。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和现代化,中国的第三部门或者非营利组织还会有一个大的发展。这些间于政府与个体之间的中间组织,是联结两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加快推动我国“第三部门”发展,一是可以填补深化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政府归位”后社会管理出现的真空;二是可以集聚广大社会和民间的力量,真正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三是促进管理模式日趋市场化,以营利组织筹资方式或与企业合作的方式提供社会产品和服务,实现社会公益目标。经济法有必要对此种新的情况作处理论上的回应,将这种代表不同利益的群体的组织形式确认为经济上的主体,并赋予其相应的权利、义务。
3 经济法的发展将以宏观调控法作为核心
宏观调控法正在成为当代各国经济法的核心。这是20世纪与2l世纪之交世界范围内经济法体系发展变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这是由宏观调控法自身在经济法中的地位决定的,也是宏观调控法在未来的发展趋势决定的。
从宏观调控的产生来看,宏观调控,是指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为了实现宏观经济总量的平衡,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而对国民经济总体活动进行的调节和控制。经济法对国民经济运行的调节主要着眼于经济的总体状态,而宏观调控法正是以经济运行的总量的平衡和结构的优化为目标。宏观调控法在经济法体系总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正是为解决因“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而产生的国民经济运行的问题、实现社会利益而产生的。首先,市场调节无法解决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问题,它需要宏观调控法。竞争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然而,自由竞争会引起垄断。垄断的产生必然扼杀自由竞争、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同时竞争也会带来生产的盲目性,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降低市场运行效率;此外,竞争要求优胜劣汰。这会引起两极分化,贫富严重不均,从而威胁社会稳定。所以,要维护良好的竞争环境,提高竞争的效益,需要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其次,市场主体利益多元化格局,要求政府的宏观调控。实行市场经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必须承认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尊重市场主体的正当权益,让它们自主地作出经济决策,独立地承担决策的经济风险。私人对自己利益的追求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动力。但私人利益又好比是一把“双刃剑”,它的狭隘性和自私性引起了市场的缺陷。有利可图就干,无利可图就不干,导致了公共产品的不足;对我有利就干,对别人不利无所谓,产生了外部性问题;我尽量多无偿占有别人的利益,产生了利益分配的不平等。可见,私人利益一方面促进了微观经济运行矛盾的解决实质上就是对私人利益狭隘性的弥补,这样就客观上促进了社会全体成员利益的实现。要解决这个矛盾,就需要宏观调控法。第三,政府的调控失败,需要宏观调控法。市场失灵要求政府发挥作用予以弥补和矫正,但是由于政府部门的天然垄断性,缺乏激励机制,会造成政府行为效率低下,滋生官僚主义,从而极易在纠正市场不足时,引发新的分配不公。因此,政府的行为需要法律来匡正。实际上,政府失败比市场失灵更可怕。因为如果市场失灵,政府可以抵制,而如果政府失败,市场就无能为力。因而只能依靠法律,即宏观调控法来对政府调控行为进行匡正。综上几点,作为经济法子部门法的宏观调控法,在经济法体系中占有更高的位置。
从宏观调控法的发展看。经济法产生之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要反垄断法为代表的市场规制法占据核心地位。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其经济法体系的核心正在由反垄断法移向宏观调控法。而与之相应,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原来实行国有化和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使经济法产生后较长时期内以国家投资经营法为核心。[3]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尤其时中国在改革开发以后,国家投资经营法逐渐过渡到内容更为丰富的宏观调控法。宏观调控法之所以在经济法体系中居于龙头地位,原因在于,第一,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得经济社会化、一体化的态势日益明显,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从全局和整体上,运筹帷幄,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调节经济。而宏观调控法正是一种高屋建瓴,统筹兼顾的法律,因此,各国越来越对其重视。第二包括反垄断法在内的市场规制法对市场经济无疑十分重要,但它对垄断行为主要是一种事后调整,而此时,危害往往已经发生。所以关于市场规制法的规定带有一定的滞后性。而宏观调控法则重对整体的规划,是对行为的一种事前反应,因而对社会利益的维护更具主动性。第三,国家参与投资经营这种调节方式也不宜过多采用。因为一方面,容易造成产权不明晰,不利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实现政企分开,不利于国家投资企业的市场化经营。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开展,相信国家投资立法的数量和重要程度都会有所降低;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不能单纯地以利润最大化的实现为依据,它还具有增进社会福利、调节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外部经济等社会目的。国有企业为了实现社会目标往往牺牲企业的利润目标,如果过分重视国家投资经营这种方式,就会阻碍经济的发展。总之,基于以上的原因,为宏观调控法成为经济法的核心提供了机会。
总之,宏观调控法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宏观、全局和总体。随着时代的发展,它最能鲜明地体现现代国际经济调节职能和经济法的本质特征。[4]其作为经济法核心法已是大势所趋。当然,在宏观调控法进一步发达并稳居经济法核心地位以后,经济法的科学性就主要体现在宏观调控的科学性上。具体而言,就是自由、安全、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统一。即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必须首先尊重市场规律,尊重市场主体的个性发挥,不能破坏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同时,政府的调控还要注重安全性。它包括一方面要保障市场秩序的正常化,为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行为创造稳定有序的环境;另一方面,政府也要摆正自己在市场中的位置。由于经济法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是以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因此,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必须追求效率性。而在追求效率性的同时,还不应忽视公平性。不仅要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还要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达到一种均衡,这也是经济法本身所追求的目标。
摘要：当前经济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和矛盾。突出的是市场的无序和社会的两级分化问题。要解决此类问题,主要依靠法律,尤其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经济法。
关键词：经济法,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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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房价持续高位运行，地价、古董、茶叶价格都跟着涨了起来，但一直涨肯定是不行的。第一，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两个外部冲击，导致需求总量缩小；第二，资产价格很好，大家愿意借钱，中国债务率很高，杠杆在推高。
虽然近几年国家不断地进行调控，国家部委忙着出各种政策，但这种忙是否会阻碍经济的活跃性？中国经济未来又会怎么样？通过分析当下国内经济三大确定因素，我们可以做出大致预估。
首先是“钱太多”。
当下中国有90万亿元广义货币余额，一年GDP50万亿元，其中的货币水分该怎么抽？抽回来国内经济可以平衡，很多价格异常现象可以消除。但从经济中把货币抽回来要付出经济萧条的代价，一个时期的经济增长率急速掉下去，会导致很多企业关门。这种办法要付出代价，政治上能不能承受住？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比如钱很多，能不能往里面加东西？货币对应的是资产，把资产推进去，从这个角度来平衡。钱太多是当前国民经济第一位的问题，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这里面又延伸出例如汇率机制要不要改变、要不要实质减税、要不要增加进口的便利、要不要借贷给外国刺激出口、要不要货币深化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都需要解决。
其次是用什么机制推进城市化？現在的趋势是政府主导城市化，这样做后果很严重。土地制度、城市布局构建、进城门槛包括户籍制度、投入体制，“看得见的手”的比重太高，导致资源大量的配置失误——资源大量分配到人少的地方，而人多的地方在人力投资方面却不给力。这个问题不解决，资源配置的效率也不会高。
第三是中国经济虽经过30年高速增长，但另一面是人工成本上升。十八大确定2020年人均收入翻一番，倒过来人工会进一步贵，产业界很关注：这怎么是好？其实人工成本不是一个可以独立解决的问题，主要涉到生产力水平发展。如果贵的人工用到生产当中生产不出多少东西，如果今天的工资水平中国产业界觉得对付不了，再发展下去就没意义。工人的收入提高，倒过来是市场的扩大，有购买力，最关键是要提高生产力，由此涉及到企业制度改革，涉及到教育科研等。
破解这些不确定因素，会让中国拥有一个值得去争取的前景。
此外，我们还要把握好机遇期，所谓机遇期最重要的是争取全球和平，和平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条件、在处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增加民族的自豪感的同时怎么和其他国家相处，目前跟日本有些问题，但我们跟欧美的框架很好，这是最重要的机遇期。经济发展不是年度增长有多好，而是能保持不中断增长。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各个领域进入深入改革，不改革靠其它变量、短期的办法已经走到头。
最后，要在微观层面，推动创新，让国内方方面面认识到人工成本不算什么，否则日本怎么应对？英国怎么应对？欧洲怎么应对？如果我们对现在的收入都已经恐惧，那么经济再发展有什么意义？唯一的办法是把生产力提高到比工资涨得快，这就涉及到创新、工艺、材料、流程、产品、商业模式，这些都需要改革。
编辑 周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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