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哲学中国化的发展趋势（推荐10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本问题的界定
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实为我们深入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开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的哲学研究所必需。但更进一步的问题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究竟是一个还是多个，是否是上面提到的何以可能、如何实现的问题，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此一基本问题，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否也会有同样的基本问题，等等，是我们必须弄清楚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究竟是一个、两个还是多个?有学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若干基本问题》为题发表了一篇文章①，单从文章的题目可以看出，作者似乎是认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许多基本问题的。这是一种未经认真思考的轻率。在笔者看来，一件历史事情或过程以及由之凝练而成的命题可能会形成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会随历史事情或过程的变化发展而发生变化转换，但它围绕的中心却始终只能是一个，且不会变化转换，否则，这一历史事件或过程就已经终结，由之而来的命题也不再有人给以更多的关注。由是观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一定是贯穿整个事件过程之始终的问题，即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其它问题发生了变化转换，而这一问题却只能是它自身，否则就不能是基本问题，此其一。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一定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所有问题的“源”问题。所谓源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所有的其它问题都是在此问题之上产生的，没有该问题的存在，其它问题也就无以存在，此问题得不到解决，其它问题也不可能解决;二是对此一问题的讨论和解决方式规定和影响着对其它问题讨论和解决的方向。其三，提出一个问题总是预设了对这个问题解决的目标，而目标决定着问题的性质。在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群中，只有那个能够反映我们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本目标的问题才能被我们视为基本问题。根据以上三点，我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不是多个，也不是两个，只能是一个。
因为能够贯穿这一历史过程始终的、作为源问题的、规定我们提出这一命题的根本目标的问题只有一个。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问题就是何以可能和如何实现的问题。表面看起来，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实际上却只是一个，它们相互之间根本无法截然分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可能不是凭空提出来的，而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业已展开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之所以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其着眼点是要对这一实现过程进行深刻的反思或理论思考，以使这一过程能够在自觉意识的推动下更加健康地开展。也就是说，何以可能是以现实的实现过程为基础和标的的，在历史与逻辑展开之序列上，是历史在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如何实现显然又只有在何以可能得到解决的前提上才能够提出。我们之所以要提出如何实现的问题，是要通过对这一过程的深入研究来把握可能向现实转化的内在逻辑规律。
一、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形式在官方建筑领域的提倡
广州官方建筑正式走上追随西式建筑形式的道路始于清末新政(1901年)。从清末新政至20世纪20年代后期,广州与中国其他主流城市一样建造了一批由政府主导的重要建筑,这些建筑普遍采用西方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形式。这一建筑现象的产生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自1894-1895年清王朝在甲午战争中遭遇惨败到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连续不断的民族危机成为推动中华民族觉醒的契机,中国进入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开始了制度层面的文化嬗变。1901年,内外交困的晚清政府宣布变法,并逐步推出各项新政,实施以官制、兵制、学制等为对象的各项改革措施,其中官制与学制改革对建筑活动影响较大。官制改革因各部的设立产生了建造各部建筑的需要;而学制改革也产生建造官办学校校舍的需求,并推动20世纪初中国的留学热潮,为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产生创造条件。与建筑活动密切相关的还有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和立宪运动,其结果是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相继成立。“预备立宪”和立宪运动对广州建筑活动的影响首先是广东省咨议局的建造。
随着清末“新政”的实行与“预备立宪”和立宪运动的开展,在全国建造了一批官方建筑,这种建造活动一直延续到民国以后的一段时间。
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运动是清末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制度层面的改革,虽然其主观目的在于维护清王朝统治,但客观上却开启了中国引进并效仿西方政治制度的先河,西方文化的引入再不仅仅是如洋务运动时期以形而下的器物形态出现,这无疑使西方文化的全面引入更为畅通。政府在效仿西方国家推行政治制度改革的同时,为了体现改革的彻底性,出于政治形象的需要,与此相关的建筑都采用了当时主流的西式建筑形式,即西方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形式。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西方各国在中国势力范围的扩张,大批外国正规建筑师进入中国市场,他们带来了更正统的西式建筑风格,逐渐取代之前相对简陋、单调的殖民地外廊建筑式样。1900-1927年是西方复古主义与折衷主义建筑在近代中国主流城市发展的盛期。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官方建筑,即政府投资建造的一些重要政府机构、银行以及某些学校建筑几乎都采用西方复古主义及折衷主义建筑形式。广州这一时期重要的官办建筑有广东省咨议局、两广优级师范学堂、广东河南士敏土厂,以及粤海关大楼、广东邮务管理大楼、广东财政厅大楼等(图1)。
二、从西方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形式走向中国民族建筑形式
复古主义与折衷主义建筑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自19世纪末随西方正规建筑师的到来开始在中国出现,并逐渐取代殖民地式建筑成为主流发展趋势,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1937年抗战爆发。广州近代一批重要的大型公共建筑也集中建设在1900-1927年西方复古与折衷主义建筑发展的盛期。2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复古主义及折衷主义建筑虽在官方建筑领域仍时有建造,但多运用在重要性不是很强、体量也相对较小的建筑上,如广州市自动电话总所、消防总所、东屠场、西屠场等。而与此同时,以恢复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为主旨、以中国传统建筑表现形式为特征的具有一定政治意义的中国固有式建筑形式开始出现在一系列重要大型公共建筑之上。这一时期广州官方行为主导的重要大型建筑有中山纪念堂、中山图书馆(1928-1929),市府合署(1930-1934),越秀山仲元图书馆等,此外,这一阶段以政府投资建造的还有中山大学物理系、法学院教学楼等一批教学建筑等(图2、图3),这些建筑普遍采用了以中国传统大屋顶为主要特征的民族建筑形式。
以20世纪20年代后期为转折点,广州官方重要大型建筑从模仿西方复古主义及折衷主义建筑形式向中国民族建筑形式的回归既非建筑自身发展规律使然,但也绝非孤立、偶然的建筑现象,它的出现同样与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历史背景密不可分。
近代中国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先后经历了以洋务运动、清末新政及立宪运动等为表现特征的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的文化嬗变。自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中国思想文化领域进入后期精神层面的文化嬗变阶段,中华民族的文化反省达到新的层次。新文化运动时期开展了关于比较中西文化的激烈争论,这场前所未有的论战其核心问题是外来文化如何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问题。虽然这场争论最终并无结论,但促使中国人重新思考许多有关中西文化的问题,也促进了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1]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中国历经了一系列事变和运动:1925年的五卅惨案、省港大罢工及广州沙基惨案,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及国民党北伐战争。这些运动激发了汹涌澎湃的民族主义浪潮。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借全国强烈的反帝声势,发起了关税自主及改定新约的进步运动,并取得成效,一定程度增强了国人的自信心。此外还以政府行为倡导儒学、鼓吹尊孔复礼,恢复封建伦理道德,对“中国固有文化”大加提倡,而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中华民族亡国灭种危机的加剧使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
面对举国高涨的爱国主义思潮,国民政府为了凝聚民心、巩固政治统治的需要,一改此前官方建筑效仿西方复古主义、折衷主义建筑形式的做法,大力倡导中国传统建筑文化。首先在南京中山陵等一系列政府投资的建设项目的设计竞赛上都公开强调了“中国固有形式”的设计准则。
以1925、1926年南京中山陵与广州中山纪念堂设计方案竞赛中国建筑师吕彦直的设计方案获奖并得以实施为前奏,官方的大力提倡与财力、物力方面的全面支持大大提高了中国建筑师致力于中国民族建筑形式探索的积极性。从1927年开始,中国建筑界在政府主导下掀起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热潮,集中体现在官方建筑上。这一时期,南京、广州、北京等地都建造了一批中国固有形式建筑。在此之前,中国建筑设计领域主要为西方建筑师所把持,这批官方建筑的建造,为中国建筑师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从此,中国建筑师开始展露锋芒,跻身于中国近代建筑领域的最前沿。
早在19世纪,为使在华传教事业的顺利展开,西方建筑师在教会建筑尤其是教会学校建筑中进行了一系列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的探索。20-30年代,中国建筑师关于“吾国固有之建筑形式”的讨论与实践热潮正是在早期西方建筑师探索教会学校民族建筑形式的成果之上继续展开的。中国建筑师在接受西方近代建筑技术、近代建筑功能的同时,力求继承中国建筑艺术的优良传统,创作出一批优秀的中国民族形式建筑作品。
在民国时期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派系纷争、内忧外患,国民党政权一度分裂为南京、广州两个政府,广州一时成为两广至西南方面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928-1937广东开始了陈济棠主粤时期。陈济棠利用广东半独立的条件,全力发展广东的经济建设,广州进入近代发展的黄金期。在经济建设取得卓越成效的同时,城市建设也得到大力发展。政治地位的重要性使广州迫切需要树立代表民族崛起的城市形象,体现在城市建设中,是这一时期官方支持的“中国固有式”民族形式建筑的实施,成长起来的岭南第一代建筑师担当了重要的设计工作。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广州官方建筑领域才出现了广州中山纪念堂、中山图书馆、等一系列民族形式的优秀建筑。
三、结语
官方建筑活动最重要的特性在于它是一种非市场经济、非商品化的建筑活动,它可以不计成本,并往往以政府行为制定建筑风格。因此,才在以市场经济、以商品化建筑为主体的中国近代一些城市,形成上述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在政府行为支持的官方建筑领域探索中国建筑民族形式的特殊的建筑文化现象。[2]虽然官方行为往往将建筑活动限定在一个指定的建筑形式范畴,对建筑师的创作活动产生一定程度的制约,但却成就了近代一批优秀的中国民族形式建筑作品。
在中国近代特殊历史背景之下,建筑发展时时被战争、政权更迭与思想文化观念的转变等社会因素所左右,建筑自身的发展规律反而作用非常微弱。广州作为中国历史最为久远的商港城市,在近代中国建筑历史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纵观近代广州的建筑发展历史,各种建筑现象的产生与发展都深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广州近代官方建筑从全盘西化向中国民族建筑形式的转变,正是特定时期社会合力作用的结果。近代广州建筑的发展是近代中国建筑发展的缩影,广州建筑活动的展开与建筑现象的出现不但是近代广州特定历史环境影响的结果,更与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综合而成的社会环境紧密联系,我们只有从社会、历史、文化的深层角度充分理解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下建筑现象产生的原因,才能真正理解发生在这个宏观历史大舞台上的一些微观建筑现象。
参考文献
[1]、杨秉德著.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2]、吴庆洲著.广州建筑「M」.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2000
[3]、龚书铎著.中国近代文化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杨秉德著.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296
关键词：中国书籍；装帧设计；发展趋势
书籍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智慧积淀，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书籍装帧设计从古至今经历了五千年的发展历程，是一门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学科。几千年来，中国书籍一直沿用古籍书的装帧设计风格，一直到20世纪初期受国外的影响，装帧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五四运动以后，书籍的装帧艺术也随着很多艺术家、作家、出版家的参与很快繁荣起来，装帧艺术从古籍风格逐渐向现代风格的生产方式与设计形式转变。1949年建国以后，出版事业出现了崭新的面貌，书籍装帧艺术也有了进步和发展，但十年浩劫却使书籍装帧设计有所倒退。改革开放以后，书籍装帧艺术充分地展现了勃勃生机。书籍装帧艺术家的思想得到了解放，有机会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书籍装帧设计呈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自1959秋季第一次参加德国莱比锡国际图书展以来，我国书籍装帧设计已经先后多次获得国家奖、金奖、银奖、铜奖，不仅证明了我国书籍装帧艺术具有世界水平，而且为中国在国际上赢得了崇高的荣誉，并促进了中外书籍装帧艺术的交流。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令世界瞩目，书籍装帧艺术也在新的时代具有了更加快速而崭新的发展。
通观中国书籍装帧的发展演变过程，使我们认识到了书籍装帧艺术是一个不断发展演变的动态的过程，一个不断进步不断上升的过程，目前国内的书籍装帧设计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当前浮躁的物质社会大环境下，在百花齐放、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各种风格、流派以及各种思潮不断涌现，使得设计师对书籍装帧设计的认识模糊、迷茫，对设计方向把握不清，而流于模仿、追求时尚，眼看西方，自信心不足等等。因此，设计师应该在实践的基础上加大理论研究的力度。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书籍装帧设计呈现的发展趋势是：
一、装帧设计理念的升华
最初，人们认为书籍的文字内容是主要的，能看明白文字就行，而且要节约用纸，字体密密麻麻的排列令人看的头晕眼花，只是因为内容的有趣才吸引人们阅读，认为装帧设计可有可无；后来人们认为书籍的内容是第一位的，书籍装帧是第二位的，明显还是不太注重书籍装帧设计；但是随着观念的改变，人们才发现书籍的内容和装帧都很重要，可以看做是一体的必要的，没有装帧的书籍或者装帧不合适的书籍其内容对于读者的理解也会受到影响。装帧的质量、设计水平和美化程度影响着甚至左右着书籍的销售和读者的选择。同类书籍不同出版社的装帧设计不同，销售业绩也有不同，在市场经济下，不仅要重视书籍的使用功能，还要重视其审美功能，才能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引领潮流。
二、技术、材料与艺术的结合
书籍装帧设计已经是一个多层次的、多因素的全面的系统工程。
（1）设计内容包括：护封设计、封面设计、书脊设计、封底设计、环衬设计、书籍勒口设计、扉页设计、书籍插图设计、版权页设计、目录设计、版式版心设计、天头地脚设计、书眉中缝设计、页边距页码设计、切口插页设计等等。
（2）书籍的版式设计受到重视，舒适的版式设计让人轻松愉快。
（3）书籍的材料以及运用：包括纸张的选用种类、性能以及应用；封面材料的种类及应用等。
（4）书籍印刷与装订工艺。书籍的制版水平和印刷制作水平、书籍装订的工艺水平都影响着书籍的质量和美观程度。以后设计师越老越从各个方面注意细节的设计，不管是精装书籍还是平装书籍，都讲究其使用功能和审美功能，让书籍不仅使用方便而且美观大方，令人对书籍这一精神食粮更加爱不释手。因此，新的时代下书籍装帧设计应体现技术、材料与艺术的完美结合。
三、创新设计风格
中国风格自从2008年奥运会之后更是大行其道，奥运会让世界对中国有所了解，中国的设计风格也初露端倪，因此，要想更加繁荣发展，中国风格必然要有创新，不能只是胡乱堆砌中国元素，而不讲究设计原则和新时代下人们的审美观念，创新既有中国传统元素，又有时代精神和现代科学的东西，避免盲目自大，关起门来只搞中国风格研究。中国历史上富强的时代都是中西文化互相渗透，互相结合，当然有主有次，体现了能接受和包容以及科学利用外来文化的大国强国风范。全球化的程度下，网络使地球人近在咫尺，因此，多与世界交流，尤其是设计水平较高并有个性特点的设计国家互通有无，交流设计，共同促进书籍装帧设计的发展。
四、与市场接轨
虽然书籍不同于一般商品，有其特殊的文化性和艺术性，但是书籍首先是商品，有其商业性，而且在将来的市场，这种性质将越来越明显。书籍的发达市场和有力宣传能促进人们的读书机会和学习机会，让人们提升品味和修养，提高人们的文化水平和认识水平，因此应重视市场运作。市场运作中书籍装帧设计就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步骤。很多畅销书都要经过一定的市场运作，加大力度宣传，用简明而精辟的设计形式深刻地显示主题，为其宣传和销售锦上添花。设计师是设计书籍装帧的主体，面对众多的书籍，必须要熟悉每一本书，熟悉书的内容和精神实质，还要和书的作者交流，了解其意图，对市场进行调查，分析同类书籍不同出版社的不同装帧设计风格，对书籍市场把脉，针对不同层次的受众消费者设计不同的风格，做到以人为本，让读者手捧书籍爱上阅读，不仅享受内容的精彩，还能享受到优秀装帧设计的魅力。
总之，中国的书籍装帧设计是一个系统工程，优秀的装帧能为书籍服务，为市场服务，为读者服务，为国家的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服务。将来的书籍装帧设计会更重视技术、材料与艺术的结合、重视设计理念、创新设计风格，并考虑市场因素，呈现以人为本的精美设计，设计师也要不断了解技术和各种知识，成长为素质全面的综合性的书籍装帧设计人才。
参考文献：
[1]王受之.世界现代平面设计史.新世纪出版社，1998.
论文摘 要：回顾人类的文明发展史，大家会惊奇地发现科学和哲学有相同的历史起源，而且在人类的智慧和文明的最初阶段，哲学与科学是不分彼此的一个概念，主要体现在语言层面、逻辑层面、研究的具体方法领域和研究特定对象的一致性。在科学和哲学所有的互相之间的影响和具体联系当中，研究方法的联系始终是最重要的和标志性的第一位联系，还是其他联系和影响的根基，这也是本文的核心和关键论点。
一、科学和哲学历史上的互相影响
科学与哲学的相互渊源起始于现代科学最初的萌芽期。在牛顿所在的中世纪，主流学界认为物理学从属于自然哲学，但是在具体的操作方法上他们已经学会寻求运用物理实验进行实证研究，开始避免盲目运用繁琐而复杂难懂的经验论述和纯粹的哲学臆想和思辨方法去研究科学。在科学的鼻祖开普勒和牛顿等人的不断努力和斗争下，科学方法才能从哲学的重重束缚下自立门户，为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和铺垫。对于任何一门成熟具体的科学理论，一般必须具备有相对比较完整的体系结构和有事实经验能够证明之；而哲学在长期的发展和成熟过程当中，哲学辨证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渐渐退出了诸多特殊的学科领域，这就是哲学的非常重要的第一次关键放入转向，即转向认识论，但是这种转向不是完全把哲学的全部研究的课题放手给科学，只不过是它们各自术业专攻而已，即为拉卡托斯所说的 “研究纲领”意义上的更迭。
实证的研究主要运用与具体应用科学，剩下的逻辑、心理与认识问题现在科技仍旧不能证实，成为思辨方法所固守的领域。尽管类似的更迭和转向从没有间断过，一直在进行，但科学和哲学也慢慢发现它们殊途同归，无法完全舍弃和离开对方，尤其在理论研究领域更是亲密无间。例如优秀的哲学家总会深关注科学技术领域最前沿和重要的理论研究与探讨，希望能在其中找到更多的灵感，而相对应的科学家在纯理论研究的过程当中，约定俗成的总会不自觉运用哲学工具和方法，而且“研究纲领”的转向和更迭往往需要哲学的强力进行干预，科学一相情愿是不可能实现的
二、科学哲学分科的创立
创立的科学哲学分科的初衷来源于科学对哲学强大影响的结果。科学哲学的大师卡尔·波普尔清醒的认识到分析哲学的未来正在走中世纪经院化哲学的老路，这是极其危险和错误的；他认为，哲学的严谨性和绝对性是必须已精简具体内容为代价的，这样就不可能构造出相对完整的形式理论系统描述和解释客观世界了；这样一来，哲学要想真正排除悖论，就必须不沾染任何想象和现实当中的实体，只可以探讨纯粹结构问题。然而完完全全排除理论悖论的哲学辨证语言会显得空洞毫无用处，繁琐而又复杂；总是埋头于词的意义等无用细节的反复斟酌，而对现实世界的重大问题和事件毫不关注；这也是逻辑实证主学派义和维也纳学派分崩离析的最主要原因。
波普尔的理解清楚而明确地指出了分析辨证哲学存在的巨大问题和困境，哲学最应该关心的问题是最能够影响人类自我的反省领域的问题，而人类终极的自我反省必定会受制于人自身特有的局限性—在体力、智力、和时间上的天然限制，这就必须使哲学深刻认识、承认和接受这种局限性和不完满，但这并不意味放弃对绝对真理的追求，而是我们必须实事求的研究我们能力可行的领域之内。而且哲学领域，我们既不会采用主观的随意想象，又不可能采用纷繁复杂的字句反复纠缠，必需借鉴和研究科学的特有方法技巧，进而构造系统性和综合性理论去描述、探讨和解释真真正正哲学问题。然而何谓科学的方法是我们必须仔细探讨的；事物是不是普遍联系的是众所周知的哲学全称式放的概括命题，而且其联系囊括万千往往不会局限于因果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我们检验所有能够指称个体之前，其命题就无法完全成立。然而，波普尔认为整个世界犹如一个无限大，的黑箱，不论建立何种模型也不可能完全彻底的揭开其内部具体的结构，人类理解和认识它唯一的方式就是综合运用理论、概念和模型去描述它。如果把理论是当做捕捉无限经验世界的网，那么科学发展的最终目的不在于运用科学自有的语言构建与自然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描述，而在于使“网眼愈来愈小”，对真理的无限逼近。
思想自由竞争的学说往往被公认为是科学哲学对于知识增长的根基，大家往往接受和理解这种假设，一种理论要想具备一定的公共性必须经历与同时代的诸多不同理论相互竞争和淘汰的过程，而且我们不能对这种方法的公正与否做出完全准确的价值判断。波普尔的理论认为爱因斯坦和牛顿都从属于科学领域，但他们不可能都是真的，缺有可能都是假的，他们的科学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真，并不一定因为他们可以被证实和证伪，其真实性一定都是建立在某种程度的可错性的特定基础之上的。而科学哲学重要和关键的任务就在于阐述和研究人类目前未知的竞争的模式来确立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淘汰从属地位理论。波普尔逻辑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学派的最显著区别在于其不苛刻严格的分析非自然的科学描述，一定程度接受形而上学，认为人类科学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在增加全宇宙的负熵。对于非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探讨和研究，反驳和猜想的发展模式一定程度上同样适用。波普尔学说的目的不在于分析哲学特有的证伪主义，不在于提供具体方法区分新形而上学和科学，其核心在于阐述和解释特有的知识所谓增长模式—“批判理性主义”。从这方面来说，波普尔可以说是一个相对传统和保守的哲学家，回答的不是方法论的而是认识论的问题，区分的不是科学与伪科学而是区分人类传递和记录信息公共和私人属性。
科学哲学对于真理的维护，与分析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二者之间的相似点也是科学对哲学层面上的流派的直接反应。哲学家波普尔发现哲学善于吸收其他学科或是规范的精华，但不会被同化，始终保持自己独有的特点。哲学无法变成准确的学问，这也是哲学的魅力所在。哲学作为和人的精神支柱最接近的学科，它的概念纷繁复杂，常常混合在一起，让人准确区分开。在《无尽的探索》这本书的序言中，赫尔穆特·科尔表达出了他对哲学的期望，认为追求真理是不能停止的，同时也要谨防幻觉，不能被某些蒙着真理面纱的假象所蒙骗。
参考文献：
[1]、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2]、道·霍夫施塔特.GEB：一条永恒的金带[M].乐秀成 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3]、卡尔·波普尔.无尽的探索[M].邱仁宗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一、大力发展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哲学史》杂志中最为稳定且刊发比率较大的就是对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首先，儒家哲学仍占主流。从儒道两家的横向比较中可知处在世纪之交的儒学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儒学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基石，经过长达多年的积淀与传播，已深深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儒家所提倡的“仁政”、“民本”等思想及注重道德修养的主张更是当今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特别是我国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更是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所以，步入新世纪儒学思想仍然保持着一贯性的优势发展。
其次，道家地位逐渐上升。，《中国哲学史》上讨论道家道教的文章16篇，而同期关于儒学的论文28篇，打破了儒家一手遮天下的局面，二者差值为12篇，差值缩小为5篇，的差值为8篇，差值为7篇，总的来说儒道两家平稳的保持着较小的差距。当前，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日益凸显，若想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必须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而道家着力倡导的“天人合一”观，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传统道家思想对现代科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性，当代新道家又与新科学有着深刻的联系。[2]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于道家思想中寻求宝贵的思想资源成为现实的选择。
再次，大量高价值的出土文献的研究也引发了新的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中国哲学史》大量刊登了郭店竹简和上博楚简的最新研究成果。期有3篇论文进行了针对郭店竹简的学术争鸣，年03期几乎用了整个版面来安排“出土文献与中国哲学思想史专辑”，共17篇文章涉及出土文献研究，而且研究内容不再以单一的儒家学说为主，而是关涉“五行、道家、宗教、儒家”等诸多内容，并且就研究出土简帛文献的方法论进行了思考、总结。大量出土文献的研究拓展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视野，加大了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力度，特别是为早期儒家研究开辟了新的境地。
无论道家还是儒家哲学研究都在不断创新，屏弃不合时宜的封建社会的思想糟粕，更加关注现实，不断地吐故纳新来完善与提高自身，不断探索新的问题，老问题也有了新思路。
二、中国现代哲学和现实问题研究得到长足发展
20“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加强了中国哲学与现实经济社会的密切联系，《中国哲学史》杂志进行了报道，并加大了传统哲学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力度，而且这一重要角度也成为期刊导向之一。
(一)现代哲学研究逐渐呈上升趋势。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从“五四”一直延伸至今，有着非常强的现实感。2000年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呈多专题发展，人们将目光锁定于对现代哲学的反思上，这一类型论文的刊文数量在20达到近7年以来的新高。时代的发展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创新现代哲学。冯友兰、张岱年等现代哲学巨匠的思想精华既是对传统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又为我们确立新的思想体系指引了正确方向，是沟通传统哲学与现时代的桥梁。为了适应国内外客观现实的`变化《中国哲学史》对中国哲学进行了现代性探索，开始注重哲学研究方法的探讨，不断创新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的哲学概念、观点和原理，数量由2000年的3篇上升到年的9篇，增长了近3倍。
(二)中国哲学与现实联系增强，正在逐步构筑新的哲学体系。中国哲学与现实的联系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20探讨儒学与和谐社会建构、环境保护及生态平衡关系方面的文章达到6篇。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为中国哲学与现实的密切结合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另外，儒学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也在不断地进行内部思想资源的整合及与外部社会思潮的融合，不断创新思想形态与理论内容。儒家所倡导的以“仁”为核心的和谐思想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2000年04期发表了汤一介的《孔子思想与“全球伦理”问题》，认为孔子时代存在着严重的“道德危机”，如今的人类社会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文化道德问题。孔子思想能够为建立“全球伦理”提供极其重要的资源，成为不同国家和民族能够共同接受的伦理准则。[3]《中国哲学史》期刊也更多的关注儒学与生态问题。儒学对宇宙和人生关注较多，深入探讨了人与生命、人与自然的关系，可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践的指导思想。当前，时代对中国哲学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新的现实它需要其进一步反思和创新，2007年讨论社会现实问题的文章有所下降，可能是新的哲学思想正在酝酿。
三、迈向中西交融——中国哲学的国际化
自2000年起中西哲学交流一直保持着明显的递增趋势。进入新世纪，中国哲学全球性发展意识增强，拓展了国际视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沟通和交流日趋加强。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思想也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开始了国际化的进程，中国哲学要应对这一新的趋势，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积极推向世界。中西哲学交流内容涉及伦理、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哲学研究方法论等诸多内容，逐步构建起交流与融合的大平台。
中西哲学的融汇与贯通，不是对西方哲学的简单效仿和搬用，而是在以中国哲学为主体和中心的前提下采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拿来主义”原则。《中国哲学史》正是以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为中心课题，将中国哲学推向世界，并推进中国哲学的创新与发展。未来世界的文化呈现出多元化与多极化的趋势，中国哲学必将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关于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哲学思考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要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要做到真正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就必须以生产力发展状况为依据,不失时机地创造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制度.
作 者：杨虎德 作者单位：青海民族学院,青海,西宁,810007刊 名：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QINGHAI NATIONALITIES INSTITUTE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29(2)分类号：B49关键词：三个代表 先进生产力 经济制度
正如20世纪的物理学,特别是量子力学引发的物理学哲学研究热潮一样,当代蓬勃兴起的认知神经科学和脑认知研究也为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提供了更多的研究素材。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传统的认识论问题求解能力不足以揭示人类的认识之谜,因此就需要从认知科学内部以一种经验的方式、以一种自然主义的方式对人类认识机制、模型以及原因作出讨论和建构;另一方面,认知神经科学本身越来越多地涉及传统哲学问题,比如意识解释、记忆原理以及语言本质,类似“如何理解心脑的关系研究”、“如何看待脑处理中的计算和表征分析”、“如何解释神经科学中的意识与现象”这样的问题就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哲学家,特别是科学哲学家投身其内,由此衍生出的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就成为当前最热门的科学哲学研究领域。
一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研究范式
“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趋势,是从关注大脑神经生物活动到关注大脑的高级认知功能;从关注部分层面到关注全脑层面;从关注脑活动与行为的关系开始到关注动态考察脑结构和功能的发育;从关注脑和外在行为开始到关注‘基因和环境——脑——行为’。”[2]因此,由于认知神经科学本身所具有的研究复杂性,使得对其的哲学研究也从一开始表现出差异。神经哲学(Neurophilosophy)和神经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Neuroscience)就成为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研究的两类不同称谓,而这个领域中的工作也常常因为关注焦点和研究兴趣不同而被划分至两个不同的研究范式之中。
神经哲学,顾名思义,是以哲学的视野来审视神经科学学科内部的概念和主题,或者说对神经科学的研究内容给予哲学式的解读和讨论。按照这样的理解,传统的哲学研究方法和问题就自然而然地渗透进这种研究范式之中。比如一方面,它尝试使用来自神经科学中的信息来探讨宽泛的哲学问题,包括传统上属于心灵哲学研究视域下的身心(mind-body)问题等研究主题。另一方面,神经哲学研究范式的出现也从客观上深化了哲学与神经科学二者研究之间的关联。
基于神经哲学中的理论往往建立在神经科学的发现基础上,这些理论往往内在地表现出唯物的特征,也就是诉诸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去解释感觉、知觉、记忆等精神现象以及语言的脑机制问题。通过肯定身体与行为的联系就将思想、情感等精神现象与物理性质的身体连接起来,与此同时,包括fMRI(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PET(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以及脑损伤研究方法等实证研究就进一步地将认识论中的传统问题(如感觉、直觉、记忆、推理等)脑认知化,从而使神经哲学显现出自然主义的研究态度。这样一来,在研究基点上包括在观点和立场上自然地对立于试图依据心灵和思想去解释精神的唯心论、二元论以及功能论中的部分理论。当然,神经哲学的关注点仍然在于传统的主流哲学问题上,比如什么是情感、什么是愿望的本质、什么是道德认知的神经基础,类似这样的问题依然构成了神经哲学的主要内容,但是毫无疑问,这些传统的哲学问题被赋予了更多的有关神经科学的经验发现,而且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受到了相关神经系统研究成果的支持与限制。
神经科学哲学,科学哲学的新兴研究领域,它更多地使用了源自于科学哲学的严格概念和研究方法去分析和解释神经科学的内容和成果,也因此在研究主题和研究内容上相比神经哲学来说要更加集中和收敛。随着神经科学最近20年来获取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成就,特别是受到最近有关脑认知发现的显著增加的鼓励,神经科学哲学开始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研究领域在整个科学哲学研究当中凸显出来,并受到越来越多的科学哲学家的关注和介入。这一情景出现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一方面,“过去的30年当中科学哲学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局域性,关注点从科学行为的一般特征转换到具体的特定学科的概念、问题和难点上。”[3]另一方面,“认知和计算神经科学持续地关涉和影响了人文学科传统上所强调的问题,包括意识的本质、行为、知识和规范性,特别是有关大脑结构和功能的经验发现表明自然主义的方法可以在传统的哲学命题上得到详细的应用,而不仅仅是抽象的哲学思考”[3],这就为神经科学哲学的出现打开了大门。由此,尽管传统的哲学包括心灵哲学的分析方法,相当程度上仍然停留在对精神和主体自我存在的抽象思考之上,但新兴的神经科学哲学则更多地借鉴了来自于神经科学的实证研究,从而表征出了自然主义的研究特征,或者说是一种自然化的哲学研究。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神经科学哲学”与“神经哲学”之间的区分还可以由两个范式内探讨的问题加以区分。“如果说神经科学哲学关注了神经科学中的基本问题,那么神经哲学则关注了神经科学的概念对传统哲学问题的应用。这样,探索神经科学理论中使用的不同的表征概念就是前者的适用范围,而检查神经逻辑综合症的应用就是后者的例子。”[3]具体来看,与神经哲学主要关注于什么是情感和什么是愿望以及什么是道德认知的神经基础相比,神经科学哲学则主要倾向于从有关神经科学内部提问传统的哲学问题,并就这些问题进行形而上学的回答。这样的问题就包括:什么是神经科学的发现与解释?什么是神经科学的表征和解释机制?对此,既可以用描述的方式加以回答又可以用规范的方式给予分析。依照前者,神经科学哲学就演化为一种对认识机制的自然主义的说明,它将对传统的心理学研究给予支撑;依照后者,神经科学哲学就过渡为一种认识论的替代,尽管并非所有的认识机理都能够获得有效的建构。
综上所述,当代神经科学与脑认知研究的蓬勃兴起在回答和解决人类认知功能机制的同时也从客观上充实和支持了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研究内容,以神经元和脑组织结构为研究对象的神经科学就与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联系起来,成为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前沿领域。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两种范式尽管在研究方法和关注问题上存在差异,但是其研究的出发点和理论基点毫无疑问是相同的。从哲学特别是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探讨人类认识机制的必然过程,毕竟相较于传统的拷问内心的心灵反思,认知神经科学哲学“使得我们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能够直接看到大脑的认知活动,即大脑在进行各种认知加工时的功能定位和动态过程”[4],而这显然就成为认知神经科学出现在哲学领域的直接推动力。这样,以心理加工的神经机制研究为基础、以思维和大脑结合的神经研究为目标、以心理和认知功能在大脑中实现为核心问题,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出现和繁盛就成为当代科学哲学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二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关注问题
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出现明显受到了认知神经科学的鼓励和支持,而后者的出现则源于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的成功,正是在二者共同作用的基础上,人类探索认知活动的脑机制成为可能。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对智能信息系统越来越高的需求,认知科学的诸多核心学科分支,如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和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都意识到在各自研究领域内出现的难点需要在统一的脑认知平台上加以解决。由此诞生出的认知神经科学在充分汲取认知科学营养的同时,也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特问题和理论,而对这些理论的形而上学思考就构筑起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思考的主要问题。
1.认知功能定位。
认知功能定位理论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研究中的凸显源自于最近20年来的神经影像技术的突飞猛进,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手段和方法就是fMRI和PET技术。但是与此前的脑损伤研究相类似,神经影像研究同样遇到了挑战和质疑。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大脑皮层中有许多不同的细胞群负责和控制不同的肌体,然而无论是脑损伤还是神经影像研究都暗含一种假设,即存在着单一的皮层区域和细胞结构控制和负责了有机体的某一种构成性功能。但这一假设受到了诸多神经科学哲学家的质疑,认为其过分依赖于单一区域控制前提。他们认为脑处理过程行为应该是一个整体过程,大脑的绝大多数区域都涉及认知行为过程本身,而绝不仅仅只是局部区域,此前的定位理论不过是将功能与效果相混淆。应该说,这一解释实际上是符合复杂论和整体论原则的,大脑的复杂认知过程绝不仅仅是各部位的简单堆积和组合,因此从这一观点来看,定位理论确实先在地表现出了还原论和物理主义的思想,但是鉴于大脑研究的特殊性,在实际研究中确实又需要将大脑进行适当的还原和定位,因此有关认知功能定位理论的争论也将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中长期存在下去。
2.意识解释。
意识问题是心灵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但最近开始频繁出现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和脑认知研究中,特别是有关意识的本质以及意识等同理论。一些哲学家认为意识经验是主观的,永远不可能等同于客观的科学理解。但是这样一来,意识就成为一种无法得到解释的主观现象,而这显然就脱离了科学的讨论范围,甚至是哲学的。更多的哲学家则主张一种等同理论,即意识等同于一种可解释的神经物理属性,而心理状态可以被视为特殊的物理状态。但如此一来意识的大脑处理解释将在大脑处理和意识经验之间留下“解释鸿沟(Explanatory Gap)”。也就是说,尽管心物相互作用问题得到解释,但是将意识等同于物理状态,并不能让人理解为什么大脑皮层的处理过程能够产生人的意识复杂性与意识经验问题。由此,如何看待意识的本质?是否意识来源于大脑中细胞分子的神经机制?意识仅仅是人的心灵产物还是一种综合神经反馈?类似这样的问题就成为有关意识研究的重要议题并受到越来越多哲学家的关注。比如塞尔就指出,“意识问题研究首先需要探索与意识相关的神经活动,并去证实意识活动与神经事件间的必然因果关系,最后需要发展出包含若干法则的理论来说明神经活动与意识之间的因果转化。”[5]
3.大脑的计算与表征。
有关将大脑与计算机对比联系的思想实际上在神经科学研究当中早有出处,20世纪30年代起计算神经科学就与人工智能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沃尔特·皮茨(Walter Pitts)和沃伦·麦卡鲁(Warren McChulloch)为代表的研究人员则发展出了最初的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皮茨和麦卡鲁的工作建立在神经元可以执行解释认知的逻辑计算的假设基础上,并使用神经元发展出用于计算的逻辑门(Logic Gate)。其后,人工智能的认知主义和联结主义范式成为科学哲学家研究和反思的对象。最近,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对神经计算与表征的研究方式大多采纳了根据表征转换来假定计算定义的方式。因此,大多数关注计算与表征的问题实际上都是有关表征分析与看待的问题。尽管在谈论问题上有所区别,但是可以将这些问题的关涉内容划分至三类:即,关注表征结构的问题、关注表征句法的问题以及关注表征语义的问题。具体来看,“关注表征结构的问题就是指一个具有句法和语义学的神经系统如何得到建构?关注表征句法的问题就是指该系统中表征的形式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以其形式为基础各种表征如何相互作用?关注表征语义的问题就是指表征如何能够表征,表征如何具有内容及意义?”[6]
4.神经科学的解释机制。
有关神经科学的解释机制问题目前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研究中逐渐引发了争议。通常来说,这一解释机制主要分为两类:机械论与还原论。神经科学的机械论解释往往具有因果性,其目的在于论述构成部分及其行为如何因果性地解释了某一特定现象。与机械论的解释机制相比,还原论的解释机制就是神经科学中的另一个主要解释模式。神经科学中的还原论主要体现在高低层次间的理论与实体解释上,例如,用低层次理论解释高层次理论,主张高层次的“实体”只不过是低层次实体的组合等等。与机械论的因果性相比,还原论则更加强调了层次性,特别是强调了在高层次与低层次之间的转换与递归。但无论是机械论抑或是还原论,本质上都具有无法回避的缺陷,前者过分地强调了因果关系,因而忽视了导致行为的其他事实上的复杂性与非决定性,而后者则突出了层次性和决定性,忽视了高层次与低层次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还原过程中的遗失现象,因此如何理解当代神经科学的解释机制,如何定位机械论、还原论以及新兴的动态系统理论,就成为认知神经科学哲学趋待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要论题。
综上所述,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对认知功能定位、意识解释、大脑的计算与表征以及解释机制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重点关注了包括感觉、知觉、记忆、语言、意识在内的一系列神经科学中的核心概念,相继运用了诸多来自认知心理学、计算建模、动物实验技术、脑损伤定位、神经病学中的实证方法,深入地分析了传统认识论所回避的“大脑-心灵”的关系问题,因而在当代科学哲学研究中获取了巨大的成功。当然,除了上面提到的关注问题之外,事实上还存在着其他的研究议题。比如,有关“解释”所引发的问题(即什么样的现象可以在神经科学中得到解释?什么构成了神经科学的充分解释?)、有关“理论结构”所引发的问题(神经科学理论的结构是什么?神经科学理论如何表征?)、有关计算、模拟与神经网络问题(计算机多大程度上可以模拟大脑?模拟和解释之间的区别是什么?),类似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讨论中不绝于耳,它们在丰富该学科的理论议题的同时也对学科的建构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发展趋势
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发展建立在神经科学的成果之上,致力于理解认知神经科学作为一门学科所承载的目标、分析它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与技术、解读它建构理论所使用的推理与假设、思考它应用过程中面临的限制和隐患、探索它在解读心脑问题中使用的理论概念与背景。因此,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就是对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哲学分析和思考,它的出现和发展就与神经科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为后者的发展提供了精神支持和智力引导。当然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哲学思考并不能取代神经科学研究,为神经科学提出理论也并不是哲学的任务,“哲学只能在可以澄清心灵的概念以及与相关概念形成逻辑语法关联网络的意义上研究心灵的本质,这是哲学的领域。……神经科学只能在可以探究我们的心理和行为能力以及行使这些能力的神经基础的意义上研究心灵的性质。哲学事业和神经科学事业完全不同,而且后者以前者为前提,因为关于心灵的概念和相关心理概念的含糊和混淆会妨碍对神经科学的问题和解决方案的描述和理解。”[7]
具体来看,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将关注个体意识与行为现象的整合。大量的研究表明,个体在认知、情感上的差异将导致其意识与行为现象整合的差异,这些差异会反映在神经活动的功能-结构的关系解读上。因此,在个体水平上揭示不同层次活动之间的意识与行为的对应和相互作用关系,将有助于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整体发展。具体来看,这种整合可以表现为:在意识层面上分析不同语境下的心理与行为;在认知层面上分析行为的信息加工机制;在神经层面上解读信息加工的脑处理机制,从而最终构成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研究主题。
其二,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将关注伦理与道德的研究。对神经伦理的思考目前已经出现在神经科学哲学研究领域内,并展现出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总体来看,神经伦理研究既涉及借助神经科学的数据来理解道德认知,也存在使用道德伦理来规范神经科学的应用。比如,神经伦理学关注了神经逻辑损伤患者的治疗和对待,关注了“读心术”技术对心灵内容的解读和伤害,关注了神经科学研究中动物实验的伦理现状。另一方面,神经伦理学则试图扩大研究范围,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儿童和老年人身上,试图解读儿童神经发育以及老年人神经衰退现象,试图解释遗传与环境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决定大脑的活动模式。
其三,认知神经科学哲学与传统社会科学的交叉。近来的认知成果表明,对大脑活动的研究绝不能是孤立地处于密闭容器中的缸中之脑式的研究,因此必须要将研究对象放置于处于各种社会关系交织的社会环境中,只有这样研究成果才是有意义和符合认知结果的。而处于社会环境中的人就受到了经济、政治、法律、社会规范的约束和限制,而对这些规范的认同和执行就建立在人的心理与意识基础之上。很显然,认知神经科学哲学显现出的与传统社会科学的交叉有助于我们在脑层面机制上认识人的社会特征及其本质。
其四,认知神经科学哲学与计算神经科学的交叉。计算神经科学旨在探讨心理过程的神经机制,也就是大脑的运作如何造就心理或认知功能,因此有关计算模型的运用在计算神经科学的发展中起了重大的作用。目前,大脑计算与模拟问题开始广泛出现在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研究论域中。根据认知理论和神经活动的相关知识来建立计算模型,通过对模型进行多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就有助于回答和解释单神经元的建模、感观处理以及行为网络等神经现象,从而有助于回答结构-功能间的本质关系。
综上所述,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的发展受到了神经科学的推动和支撑,同时也受到了心理学、社会科学、计算科学等相关学科的影响和关涉。因此,有关认知神经现象的实证研究和概念研究常常同时出现在该领域内。一方面,神经科学的实证需求就要求神经科学哲学能够确证相关神经系统结构和活动的事实,解释感知觉、记忆、运动控制、语言、学习、情绪等功能的可能条件,这样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就不可避免地充斥了大量的来自神经科学的概念、术语和实证方法,从而表现出强烈的自然主义的态度;另一方面,来自神经科学的概念研究就先在性地容纳了包括意识、解释以及心灵感受问题等哲学命题,从而为哲学的形而上学思考铺平了道路,并成为哲学的适宜领域,这样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就能够解释有关结构与功能、语言与思维等一系列传统的哲学问题,进而回答心脑的关系问题。当然,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指出,无论认知神经科学哲学表征出的是自然主义的立场抑或是传统的形而上学思考,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它的出现为人类解决长久以来的认识困境,揭示心灵与大脑的关系提供了最合理和充分的认知理由,而这显然就是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哲学出现和繁盛的根由所在。
参考文献
[1]熊哲宏.认知科学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9.
[2]Bernard J Baars,Nicole M Gage.认知、脑与意识:认知神经科学导论[M].原著2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导读1页.
[3]Bickle J,Mandik P,Landreth A.The Philosophy of Neuro-science[EB/OL].[2010-5-25].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neuroscience/.
[4]Gazzaniga M,Ivry R,Mangun G.认知神经科学:关于心智的生物学[M],周晓林,等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1:序1.
[5]Seade J.Consciousness[J].Annual Review of Neuro-science,2000(23):557-578.
[6]Brook A,Mandik P.The Philosophy and Neuroscience Move-ment[J].Analyse&Kritik,2004(26):392-393.
一、新形势下的挑战与机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施的改革开放战略，历经30余年的实践，使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基本实现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已成为促进增长、扩大就业、繁荣经济的重要力量。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等现代生产要素更加活跃，比较完备的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形成，农村科技工作体系建设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
我国现行农业科技体系是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逐渐形成的，具备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曾为农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自从农村广泛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技推广工作由原来通过人民公社和生产队，转变成直接面对农村千家万户。为适应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形势，全国各地广泛地开始了农村科技工作的各种改革尝试。
二、多元化格局初步形成
在政府主导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深化改革的同时，在科技部、农业部、财政部等各部门的积极推动下，农村科技工作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农村科技工作大胆尝试多样化新模式。笔者简要归纳为四大类型，分析其核心功能及运行特征，可概括为：基地集成型，项目带动型，基层农户示范型和创业服务型。这四大类型既各有特色和重点，又紧密联系和互补，初步构成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我国农村科技工作的新格局。
（一）基地集成型
20世纪90年代涌现出来的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的农业科技园区，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型模式。按照“政府指导、企业运作、中介参与、农民收益”的原则，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科技”等运行模式，在农业科研力量较强、技术人才密集、经济较发达的大中城市郊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中划出一定区域，对农业高新技术成果集中投入、集中开发，从而加速农业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和推广，实现与市场的有效对接。通过多渠道社会资金的投入，显著地加快了农业高新技术的转化和应用，大大提高了农业科技服务能力和社会化服务水平。
1990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宝鸡市政府联合创建的农业专家大院模式，科技部2003年向全国推广。该模式鼓励专家通过成果和技术入股、带资入股、利润提成等形式，与大院结成利益共同体。专家通过现场咨询，在田间地头实地指导农民从事技术操作和技术培训以及大田示范等，将新品种、新技术、新成果输送到农业生产第一线，促进了“农科教一体，产学研结合”的实现。
（二）项目带动型
依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等文件精神，合理配置资源，以各类综合或专题项目为载体，加快研究示范。例如，农业科技110、新农村建设科技促进行动、丰收计划、新型农民培训、阳光工程、863计划、973计划、948项目、“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以及一大批农业综合开发项目等各种类型的项目，对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001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央财政开始设立“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专项，实施了一大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为乡镇企业和农村产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星火计划是我国农村科技服务的一面旗帜。设立该计划以来，实施了近2万项科技示范项目，覆盖了全国90%以上的县（市），建立了140余个国家级星火技术密集区和15个星火产业带，发展了230多个国家级星火区域支柱产业，培养了一大批农村科技带头人、二传手和科技致富能人，促进了科技进村入户。通过星火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50个省域国家级星火培训基地、629个县域国家级星火学校为主体的阶梯式培训体系，相继培训农民近1亿人次，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三）基层示范型
建立示范村、示范乡、示范县，是我国农村科技工作的特色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推广生态技术、发展生态农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004年10月，农业部提出科技入户的工作思路，同年11月出台了《2005年全国农业科技入户示范工程试点行动方案》，并于12月初启动了2005年全国农业科技入户示范工程。由政府牵头，通过整合农业科研、教学、推广机构和农业企业、技术服务组织等社会力量，选派科技人员在农村选择一批生产基础较好、科技文化素质较高的农户，组织农业科技人员长期定向帮扶，实行包村联户制度，达到“科技人员直接到户，良种良法直接到田，技术要领直接到人”的要求，逐步形成“科技人员抓示范户，科技示范户带动普通户”的科技入户新机制。通过实施农业科技入户工程，延伸了技术推广链条，扩大了技术推广主体，培养了一大批观念新、技术强、常驻农村不走的推广人才，构建了“专家—技术指导员—科技示范户—辐射带动农户”的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快捷通道，促进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是一项全国性的农业科技推广示范行动。
（四）创业服务型
科技特派员制度是1999年福建南平破解“三农”问题的机制探索。2002年，科技部会同人事部率先在西北五省区开展试点工作。目前，全国已有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640个县（市、旗）共72900余名科技特派员在农村基层或企业生产一线开展各种类型的服务。遵循“立足科技项目，突出科技创业；实施体制创新，注重金融推动；坚持市场导向，实行三线推进”的指导原则，初步形成了多元化、开放式、效益显著、充满活力的新机制。探索的工作模式主要有：“科技特派员+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科技特派员+专业协会+基地+农户”；“创业型科技特派员”自筹资金创办服务机构或兴办企业进行服务；“法人科技特派员”发挥企业、学校或科研院团体优势开展科技服务；“集体创业型大学生科技特派员”，由政府部门组建创业基地，通过资金支持等优惠措施吸引大学生到园区创业，等等。根据新农村建设的多方面需求，充分发挥科技特派员制度的综合优势，延伸服务内容和服务领域，从单纯的服务农业转变为服务农村社区，从单纯的关注生产转变为关注生产与民生相结合，从以加快农业产业化为目标转变为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发展为目标。科技特派员制度已成为各级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开展农村工作的新抓手。
科技特派员制度创新引起国际组织的高度关注，联合国驻华协调总代表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马和励先生﹙Mr. Khalid Malik﹚高度评价该项目取得的成功经验，并深刻指出这一制度创新成果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很有借鉴价值。
三、展望
2008年3月，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又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强化以公益性为主的多元化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的定位，提出了队伍结构建设的新要求。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国家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推进农村科技工作的改革创新。2009年9月15日，农业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农业部、财政部共同实施“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按照“干中改、改中建”的思路，加大投入力度，中央财政设立专项经费7.7亿元。2009年在全国选择770个县，每个试点县安排工作经费100万元，深入系统地开展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试点。项目实施后，实现每个示范区的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入户率和到位率达到95％。每个示范县围绕3到5个主导事业，培育1000个科技示范户，必将进一步推动全国农村推广体系加快改革步伐。
我国农村科技多元化创新体系正在健康、持续、科学发展的轨道上迈向新的阶段，必将为加快新农村建设、促进农业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作者简介：
陆庆光，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原副院长、中国植物保护学会理事、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特聘教授、世界银行项目专家。
专业论文
试论高速公路机电系统发展趋势
试论高速公路机电系统发展趋势
摘要：高速公路机电系统是充分发挥道路设施交通功能的主要辅助系统，机电系统包含了多个子系统，它主要包括通信系统、监控系统、收费系统等，各个子系统内部和各子系统之间通过通信网进行联系，监控系统和收费系统大都为计算机控制系统，通过光缆数字通信连接成远程计算机网络，各网络间信息共享。本文主要研究了高速公路机电系统发展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高速公路；机电；发展趋势
一、高速公路机电系统简介
高速公路机电系统主要分为三类，即收费系统、监控系统和通信系统。
1、高速公路收费系统
人工半自动和不停车电子收费是高速公路收费系统的两种主要的收费方式，可利用现金支付、预付卡支付、储值卡支付等多种支付方式，也可利用IC卡、二维条卡等作为通行券使用；各级系统都可以对下级操作出现的异常事件进行实时监控：还可以对出入口车道的设备状态进行实时监测；严格管理了路费、通行券、票据、设备等，并有效地禁止了舞弊行为的发生；同时还提供了专家分析系统等。省级高速公路联网收费管理体制主要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为收费站、片区收费分中心、路段收费分中心以及省收费总中心。相应的收费计算机网络系统也分为四层，通过路由器或者三层以太网交换机通过通信系统提供的10/100M或2M通道对各层进行连接，各层都配有功能不同的服务器和工作站等设备。
2、高速公路监控系统
高速公路监控系统一般都是在街道内交通管制系统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起来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计算机技术、自动化控制技术以及光纤通信技术也得到了迅速地发展，使得高速公路监控系统的技术结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多功能计算机、功能分散的计算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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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处理方式代替了单一计算机集中处理方式，大大提高了系统的可靠性，使得程序编制变得更加简单，有利于功能的扩展和维护。光缆超小型计算机及微电子技术的发展促进了监控系统中的各种设备向智能化方向发展，有效强化了高速公路的监控系统的功能。
3、高速公路通信系统
高速公路运营管理、监控、收费系统中必要的话音业务以及数据和图像信息传输通道都由通信系统提供，它使得高速公路安全、高速、畅通、高效运营得到了有效地保障，实现了交通的现代化管理。目前，SDH光纤数字传输系统和集语音、数据、视频三网合一的千兆以太网技术是通信系统最常用的两种方法。
二、高速公路机电系统发展中应注意的几点
1、需定期做好保养检测工作
日常保洁、事前保养检侧和事后维修是机电系统维护的主要三个部分，各部分所需的费用依次增加。所以为了防止同类故障的再次发生，通常采用以日常检测、定期保养为基础，以设备分类为依据的预防维修，对多次发生故障的部位采取适当的维修方式进行改善维修。及时发现影响设备质量的关键因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在缺陷形成的过程中就将其消灭，以减少维修的费用，提高系统的维护成效，确保设备的完好率最高。
2、突出重点
应采取适当的措施对影响到高速公路正常运营及安全的关键设备故障进行预防维修，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对于不影响整体运行的设备故障，可在事后再对其进行维修。这样不但可以满足设备正常运营的要求，还可以节省费用，将有限的维修资源集中地使用在重要的设备上，提高设备使用的效率。
3、善于总结
认真、系统的将运行期内出现的系统故障及处理方法记录在案，不断加强信息交流技术和经验总结，加强与其他单位之间的经验交流，同时加强与各路段机电设备维护部门之间的相互合作，不断地进行探索、创新。
4、重视技术人员的技术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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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够提高技术人员的综合素质，不但要在机电设备建设期和验收期对技术人员进行适当的锻炼和培养，在设备运行期间，还应通过组织集中业务培训、设备生产企业现场实际操作、技能考核、聘请有关专家举办各种技术讲座和新技术交流以及运行维护经验交流等活动。
三、高速公路机电系统未来发展趋势
高速公路是车辆行驶的主要通道，其主要作用就是为了给车辆提供一个舒适、安全的行车环境。建立完善的机电系统，有助于提高高速公路运营服务的质量。通过完善的机电系统，对公路的实时状况能够更加直观、及时的了解、掌握，争取更多的宝贵时间去处理突发的事件，保障人身安全，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1、高速公路监控系统
（l）选择正确的通信信道，减少专用信道的铺设和使用，更多地使用公共的通信链路，如卫星传输、3G网络等；
（2）在选择电力能源时，应选择清洁能源，同时还要安装容易、成本相对较低，如风力发力和太阳能发电等。
2、高速公路收费系统
（1）为了使应用系统具有良好的可维护性和可扩充性，高速公路收费系统应采用多层体系结构；
（2）高速公路收费系统应采用适应用户对成本、体积、功能、功耗的严格要求的嵌入式操作系统；
（3）高速公路收费系统还应具备极强的兼容性，能完美结合国内外设备供应商的非标准与标准产品，同时还要满足相关规定的要求；
（4）高速公路收费系统应具有良好的系统安全防范机制，提供以过滤网技术为核心的软网关功能，屏蔽超出系统最大处理能力的异常数据攻击和非法地址的服务请求，保障系统具有足够的坚固性。
3、高速公路通信系统
高速公路通信系统网络具有高稳定性、良好兼容性以及高可靠性；同时网络还要能够支持多业务；网络设备具备良好的新业务互通能力及扩展性；系统的网管具有标准的集中网管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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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高速公路的管理已经步入了机电系统管理的时代。机电系统己成为高速公路发展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发展的好坏直接影响着高速公路的运营状况。尽管我国在高速公路机电系统方面已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还是难以满足时代快速发展的需求，相关技术人员还应不断地进行探索、创新，努力克服工作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为促进我国高速公路机电系统的快速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现状二：利润危机。当前白酒企业的高利润大都建立在偷漏税的前提之上，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没有担负起社会责任，潜伏着利润危机。
现状三：酿造危机。采用液态发酵利用串香勾兑的液态酒因为具有降低成本和节粮的优势已经占据了不小的生产份额。只不过由于认识上的误区，液态发酵酒一直未敢亮明正身，仍然披着“纯粮酿造”的外衣销售，白酒营销是否回归质量原点?
现状四：信誉低下。被誉为天下第一盛会的糖酒交易会。作为行业最高规格的盛会，当仁不让地成为各地食品、酒类企业及其相关行业供应商、经销商推广产品、了解信息、广交朋友的大好时机。只可惜，如此天下盛会，暴露出来的行业问题也足以让人为中国白酒业前景感到心酸。厂商大把大把签合同，回去后又不予履行。在国内外各种行业中，如此大规模公然违约的现象，恐怕只有中国白酒业了。
现状五：营销危机。营销手段的同质化，宣传概念一味傍“古”，让消费者对白酒失去了起码的信任。
以上只是列举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行业现状，也是问题。也许，对于白酒业来说，消除危机的第一要素，就是必须先消除非理性。
在以上问题的长期困惑下，白酒发展趋势何去何从?可能是众多白酒业内人士比较关注的，以下笔者从二、三线品牌角度出发，从问题根源探讨今年白酒发展新趋势。
中小企业反映：品牌发展是块“饼”
中国有太多的中小白酒企业，他们也要生存，面对越来越挑剔的消费者和众多一线品牌，他们常常动辄选择价格战或者打破行业规则操作一些产品，实在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对于大多数中小型白酒企业来说，走品牌发展的模式已经遭受了沉重的损失，经过了众多的惨痛，终于开始明白，品牌发展模式对中小企业是块“饼”，许多咨询公司对他们描述时画的一个大饼，看得见缺摸不着;
如果将营销竞争划分以下三种模式，一是价格竞争模式;二是产品+渠道竞争模式，三是品牌竞争模式;那么比较适合中小企业的应该是产品+渠道竞争模式，其中典型代表就是安徽的口子窖，依靠盘中盘战略攻城略地，在各个区域市场占领制高点;为什么这种模式比较适合中小企业呢?
首先价格竞争模式适合一些地域性很强的杂牌产品，依靠价格获得一定的优势，无法保证企业长久生存;而品牌竞争模式看起来很美，实际上许多中小企业拥有的资源有限，企业目前大多处于生存阶段，需要的是销量来保证企业发展的持续资金;况且品牌不是三五年就可以树立起来的;所以最合适的方法还是依靠独特的产品，加上渠道强大的推力获得暂时的领先优势，解决企业发展问题，等企业发展壮大后，逐步调整竞争模式;
笔者接触的几个本地企业就是如此，在开始时候看一些外来咨询公司煽情的提案，激动万分，实际一进行操作，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一则不了解本地情况，二则战略上就有问题;企业今年不回款，日子就很难过了，你还要他拿出个几百万投入广告，是不符合企业现状的，希望广大中小企业在推广时切记，一定要找准适合自己的营销模式;
大多数二三线白酒企业将渠道推动模式列为核心战略来对待，既然大家都用渠道模式作为企业推广的方法，势必面临争夺终端的问题，终端功能的不断升级，使它也逐渐被推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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