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边安全形势与发展机遇分析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与发展机遇分析（共6篇）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与发展机遇分析 篇1

近日越南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所作所为又激起了中国在领土问题上的敏感神经，越南不但是出动了几十艘的大小执法舰艇，更是出动了武装船，干扰中国企业在南海的正常钻井作业，此举虽然遭到了中国相关部门的强力反弹，但无疑不让人对中国当今所面临的安全形势有所担忧，更让国人愤慨的是国力羸弱的菲律宾也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张动作频频，不但企图加固在南海仁爱礁非法坐滩的登陆舰，更是出动执法船，公然违反国际海洋法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在中国管辖的海域抓捕中国渔民。在国际社会瞩目与中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姿态的同时，也让人不得不担心中国周边国际安全环境的危险重重，而这对于中国政府和军队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其实反观中国这十几年来在南海所面临的挑战可以发现，这与中国以及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不无关系的，当然，也会发现南海问题中国所要面对的不单单是南海周边国家，这中间牵涉到不少区外国家的利益。

随着世界经济发展结构的改变，各国的经济越来越依赖于能源，无论是中国的中巴能源之路，还是日本的印度洋海上生命线，无一不体现一个现代化国家对能源的依赖。当然，菲律宾和越南这些海洋国家更不能除外，尤其是越南在80年代后期开始改革开放,逐渐走上工业发展的道路，近些年来经济的发展也很迅速，这就无疑增加了其对能源的需求，而唯一的出路就只有南海的石油，不但距离其国土很近，而且石油储量充分，所以它不单单满足其对石油的自给需求，而且使其利用这一优势赚足了外快。当然，从中国方面看，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使人民摆脱了为温饱而奔波的过去，也是中国政府逐渐摆脱了韬光养晦的国防政策，尽管中国不断强调我们的和平崛起态度，但显然并不能消除邻国尤其是领土争端国家对中国的忌惮之心。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在南海这片广阔又拥挤的海域上，聚集了太多的区外国家的利益之争。这首当其冲的便是美国，美国希望拉拢南海诸国一同围堵中国，遏制中国崛起，同时也强化其在南海的政治军事存在，它不但先后与越南菲律宾举行夺岛军演，更是公开宣称支持其在南海的主权主张，并一同批评中国，可以看到其在对于中国的问题上，政治针对性是十分明显的。另一个，就不得不提俄罗斯了，熟悉俄罗斯历史的人都知道，俄罗斯这个名族历史上就是一个崇尚武力的国家，而它在中国南海其实是有一个所谓区域影响力存在的，越南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就不然与苏联脱不了联系，苏联甚至曾经在越南金兰湾还有过军事基地，而它也是越南重要的军事伙伴国家，越南有大批的军事装备来源于俄罗斯，俄罗斯不单单希望在南海争端中大发军售财，更是不希望看到一个太过强势，有侵略性的中国，毕竟它与中国有太多的历史渊源。另外还有印度，日本，韩国等国家都或多或少的在中国南海有利益纠葛。所以可以看出，中国南海现在所涉及到的问题已不单单是中国与南海国家之间的问题，它正在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危险，而中国外交和军虽未来在这条路上将会走的很艰辛。

除了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南海，中国东边的问题同样不能忽略，有媒体说，东亚地区是二十一世纪世界最大的火药桶，其实这种说法不无道理，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咄咄逼人，安倍政权不断的否认历史，放任军国主义浪潮复辟，不断激化与中韩等国的冲突，在国际社会大放厥词，公然挑战二战以来的战后国际秩序。最近在奥巴马访日之后更是大胆筹备解禁集体自卫权，修改和平宪法，全然不顾二战受害国的抗议。中国东边另外一个热点是朝鲜半岛，朝鲜半岛自朝鲜战争以来，从未进入真正的和平，近几年来随着朝鲜一次接一次的核试验的进行，更是使朝韩关系跌进了谷底，一度关闭了官方对话机制，甚至陈兵边境，而大大小小不断的美韩军演也无疑使这一冲突雪上加霜。而最近的朝韩外交口水战也是火药味十足，可以说，朝韩半岛的存在，永远是中国周边的一个定时炸弹，而时间只是个未知数。当然，这一切的背后我们不难看到美国的身影，无论是中日钓鱼岛争端还是朝核问题。美国不但纵容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而且公然宣称钓鱼岛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完全罔顾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的全部内容。而对于朝韩问题，美国非但没有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上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反而不断与韩国举行各种大大小小的军演，加剧地区冲突。可以说无论日本和朝鲜哪一个出问题，美国都是有选择保全自身的，而中国却无法从中完全脱身。中国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必然来自东海，一个日益右倾的日本是极其危险的，这让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又多了一份阴影。

当然，也不能忘了中国西边，中国西南部与印度交界，这是一个和中国有很深历史渊源的国家，不但同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同是四大文明古国，更是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可以说，我们和印度有着许许多多的相似之处，但不同的意识形态以及中印边境战争到来的阴影是中印双方都对对方心存忌惮，那场战争使

中印至今还存在着领土争端，中国藏南地区一直被印方所实际占领着。另一方面，印巴之间的冲突也是中印关系中的不稳定一环，印巴之间的历史恩怨导致它们至今仍冲突不断，而中国又是巴基斯坦最重要的军事合作伙伴和贸易伙伴，中巴实际上已经被外界认定为了盟友关系。在这层复杂的关系上，中印之间的冲突就不足为奇了，去年频发的一个越界扎营事件就是很好的证明，证明中印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以及军事对话机制方面存在很大漏洞。当然，这同样也免不了美俄的存在，美国试图拉拢印度围堵中国，对其无限示好，俄罗斯同样利用其军事装备在印度大发横财，但同时，中国西部交界国家中，很多都是独联体国家，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处在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之内，俄罗斯必然不想看到中国在这一地区的过多存在。所以中国在西部地区所面临的安全形势同样不容乐观，无论是中印领土争端，还是中亚的地区影响力存在，都有一条不平坦的道路要走。

然而，中国周边的国际安全形势固然严峻，但中国同时也是面临着很多历史机遇的。首先第一个，便是乌克兰危机，从乌克兰危机上我们要抓住两点，一是美国面对乌克兰危机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态度，另一个就是美欧双方在处理乌克兰危机上所体现出的分歧。这让中国首先有美欧注意力真空期的盲点可以抓，其次，可以看透美国在这种不危及自身本土利益的冲突中的底线是什么，另外，也看透了北约内部对问题的统一程度有多少，庆幸的是，这几方面的结果，对中国无疑都是有利的。第二个，恰恰是朝核问题，在朝鲜问题上，中国只需稳住朝鲜半岛，不让其真正走向战争，毕竟不稳定的朝鲜同时也为中国在于美国交锋的时候赢取了更多筹码，毕竟美国在对朝鲜的控制上是远不及中国的，在这个问题上，他必然是有求于中国的。第三个就是中东，虽说中东有俄罗斯的势力存在，但毕竟中国强大的经济优势是这一地区国家很难拒绝的，这时候又加上美国撤军的权利真空期，中国如果能抓住这一机会，成功进入中东，必将对中国国际贸易以及能源运输带来很大的利益，甚至会对打破美国封锁起到关键作用。第四个，便是中国多年来苦心经营的非洲市场，中国与非洲的交往可以说已经走在了世界其他大国的前列，中国依靠经济输出，成为非洲中国的伙伴，让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多了很多的话语权，要知道，非洲小国众多，如果在国际事务中得到它们的支持，那将是很大一股声音。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与发展机遇分析 篇2

“号脉”未来全球经济新形势

尽管全球经济已初步企稳, 但新的一年仍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多元化经济格局的逐步形成、救市政策后续效果的显现, 都给2010年的服务外包市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前方迷雾犹存:后危机时代完全复苏尚需时日

2009年以来, 全球经济的下行趋势得到遏止, 工业产值、出口量与企业库存增加, 能源和运输价格上扬, 各主要经济指标均呈现复苏态势。然而, 世界经济的完全复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当前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推动, 但财政政策的效果难以长期保持, 支持经济增长的消费、私人投资和出口三驾马车若不启动, 经济增长仍难以持续。短期来看, 西方发达国家受到危机的影响最大, 个人消费能力的萎缩和消费信心的低迷都难以在短期内恢复, 对商品的消费能力不足直接造成一些消费品在全球范围内的供过于求。

“BRICs”助推全球多极化纵深发展

尽管金融危机下推动各国开放市场的难度更大, 但国家间自然存在的资源禀赋差异和产业发展状况决定着国家间的分工和合作仍是不可逆转的方向。后金融危机时期的政治和经济格局都逐渐从美国一家独大向全球各国相互合作、共同发展转变, 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链分工更加清晰。随着成员国范围的扩大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 欧盟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快速提升。以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和南非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 经济快速发展, 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 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已经逐渐成为全球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而东盟、拉美和非洲国家也在国际事务中也逐渐发挥更大的作用。

救市政策孵化“通胀效应”

尽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以财政政策为主的救市政策所遗留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在低税收刺激消费的条件下, 以政府投资所产生的货币需求只能通过发放国债来填补, 而大量的长期国债大大透支了美国未来经济的发展, 美元资产长期贬值的趋势难以避免, 由此带来由美元标价的资产泡沫愈发严重。美国长期国债价值缩水, 货币型通货膨胀初露端倪。追求高收益的国际游资在美元贬值的情况下, 必然抛售美国国债及其他美元资产, 进而使得外汇市场上的美元供过于求, 导致美元的更大贬值。

面对新形势, 找准中国服务外包发展的“抓手”

金融危机以来, 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区域合作的发展和中国市场吸引力的增强都为中国服务外包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机遇。

把“根”留住:《哥本哈根协议》推动中国低碳经济“发酵”

尽管《哥本哈根协议》不具法律约束力, 仅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做出安排, 在全球长期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透明度等焦点问题达成广泛共识, 但中国承担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角色, 做出了自主减排的承诺, 要在2020年前把单位GDP碳排放量减至目前的40-45%。而要实现这一承诺, 就必须在未来经济的发展中积极调整经济结构。服务产业是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 扩大服务贸易出口, 是中国适应后金融危机形势的重要选择之一。

“四面出击”:深掘服务外包各区域客户潜在力

在WTO新一轮谈判无法达成共识的基础上, 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各国发展的重要选择。纵览当前承接服务外包主要国家, 爱尔兰、以色列、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紧邻欧洲的服务发包国, 墨西哥与美国比邻而居, 为这些国家发挥语言、时区和文化兼容优势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中国与日韩为邻, 而这两国软件、动漫产业发达, 每年有大量的业务发包。而随着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发展, 地理相距较远的国家间的互动和协助也更加便利, 这使得能够远距离为客户提供透明的后台服务, 当前服务外包业逐渐成为中国与欧美间经贸合作的重点之一。

以国内市场之“磁”, 引跨国公司“入赘”

虽然外资流入中国的势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连续下降, 但国内市场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仍然巨大。一些大型的跨国公司在资源全球配置的过程中, 把中国作为服务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 把服务向其全球用户提供。同时, 大型服务外包企业也加紧了在华布局的步伐, 以占领中国的外包市场。以印度公司为例, 塔塔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通过并购等方式加大了中国市场的投入力度;威普洛 (Wipro) 也在成都建立了全球交付中心。外资的持续流入既成为中国外包企业获得外包合同的一个重要来源, 同时为技术外溢、人员培训和标准提升提供了充足动力。

当下中国服务外包面临的“三道坎”

毋庸讳言, 新形势下, 中国服务外包的发展也面临不少挑战, 分析和把握这些挑战对于中国促进当下服务外包的发展意义重大。这些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既有来自发包方收缩外包份额的压力, 也有中国自身基础条件和企业能力欠缺所导致的接包能力不足。

就业压力减弱发达国家外包服务动力

2009年10月, 美国失业率达到1983年以来历史最高的10.2%。尽管随后略有下降, 由去杠杆化过程导致的失业率过高已成为发达国家政府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为了增加就业, 许多国家政府不惜动用贸易保护主义手段, 保护本国产业。而限制国外商品进入本国市场、阻止本国产业向国外转移都成为不少国家常用的策略。

西方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 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都达到了70-80%, 高者甚至超过90%。因此, 其产业的向外转移也逐渐集中于服务业。这种限制措施对中国承接外包业务会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人力成本上升与结构性供需矛盾并存

劳动力成本较低是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中心主要优势之一。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攀升, 单纯寻求低成本优势的部分制造业已经出现向东南亚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服务外包的发展与技术和人力资源密切相关, 呼叫中心等又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劳动力密集型的服务外包行业, 中国人力成本的上升减弱了在外包领域的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 中国每年高等教育毕业的大学生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供给。但在实际调研中, 许多企业反映仍存在求贤若渴的情况。即便是相关专业的大学毕业生, 也难以满足企业的实际需求。外包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的波动性较强, 人才供需的结构性不平衡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 也影响了中国承接服务外包的能力。

“庙小难容大菩萨”:规模不足, 承接大型外包项目有心乏力

印度许多大型服务外包企业动辄雇员规模上万甚至十余万。相比而言, 中国的外包企业规模较小, 雇员过万的数量不多。规模不足既影响了企业接包的能力, 对于大型的外包项目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源和资金保障。同时, 由于规模较小, 企业抵抗外包项目数量和来源变化风险的能力较弱, 也难以获得持续稳定的现金流, 从而不利于进一步培育自身品牌的影响力, 走进“弱者恒弱”的恶性循环。企业规模上不去, 就难以形成足够的积累。服务外包企业的技术含量差距大, 若仅仅从事进入门槛低的行业, 市场是一片“红海”, 企业利润很薄而风险较大。要提高利润率, 外包企业需要增强技术含量, 就必须在研发上保持持续的投入, 这对于规模较小的企业来说难度很大。

顺势出招:发展中国服务外包刻不容缓

面对后金融危机的挑战和机遇, 我们需要借鉴先行国家的经验、吸取教训, 结合中国自身的特点, 争取实现服务外包的快速发展, 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向规则和软环境要效益

从国际经验来看, 不管是政府、社会中介机构, 还是企业的行为, 有法律作为依据和保障往往是重要的前提。对于服务外包而言, 许多服务都是无形的, 复制成本低、盗用收益高, 对发包方知识产权的保护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问题。已有的不少案例表明, 由于中国缺少相应的法律政策约束, 国外发包方不愿意把合同分包出来, 担心自身的知识产权受到侵害。为了消除发包方的这种疑虑, 可以考虑完善与服务外包相关的各种法律法规, 增强对企业商业秘密的保护力度, 加大对接包方侵犯发包方知识产权的惩罚力度, 并对发包方与接包方的责、权、利进行规范, 为企业公平竞争创造更加良好的市场秩序。

“有所为有所不为”:把握外包内涵, 找准发展切点

尽管近期服务外包的概念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 大多数人对服务外包的内涵并没有一个清晰、准确的认识。应该更为清晰定义服务外包的范畴, 帮助人们正确认识服务外包是什么。应该说, 服务外包并非单一的产业, 而是服务贸易的一种方式。按照发包方与接包方地理位置划分, 可以把服务外包分为离岸外包和在岸外包两种, 其中的在岸外包并不会造成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变动。

服务外包的发展应形成清晰的战略意图和方向, 应根据我国优势资源禀赋和发展现状, 确定优先发展的产业领域和客户国别地区, 以便于集中优势资源, 提升“China Sourcing (中国外包) ”的国际影响力。

全国一盘棋, 不搞“窝里斗”

中国服务外包的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努力。然而, 为了形成足够的吸引力, 地方政府往往不惜出台极为优惠的土地、税收、就业政策。而这种优惠往往容易被其他城市效仿、形成相互攀比的局面。与第一和第二产业不同, 服务业的发展对自身硬件设施的要求并不高, 往往只需要互联网或电讯服务即可正常经营。企业价值最高的资产往往是人才和其他无形资产, 企业的流动性较大, 搬迁成本不高。一些企业在有意向发展服务外包的城市谈合作的时候, 税收减免或返还成为企业要价的杀手锏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摸着石头过河”, 在发展开发区的过程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但服务外包特点鲜明, 应针对其特点, 探索外包发展, 促进各地政策资源的协调, 避免因为争抢一个项目而导致几个地方“鹬蚌相争”, 即便抢到项目的地方也难以获得预期的收益。

救市“油门”不熄火, 舵手方向要把正

积极的财政政策在金融危机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对于稳定人心、促进就业和经济复苏都起到关键作用。尽管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 经济发展各项主要先行指标出现复苏态势, 但救市措施仍然需要继续延续。除了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仍然继续建设外, 政策的促进方向也应该适当向服务业转移。通过政府政策, 引导社会资金集聚在通讯、电讯、软件测试平台等服务外包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领域, 不仅能够实现救市措施产业结构的优化, 更有利于增强我国服务外包发展的原动力, 减少与发达国家产业水平的差距。

咬定“研创”不放松

与印度等先行国家相比, 中国的服务外包产业整体规模较小、产业水平不高, 影响了中国服务外包的品牌形象。为提升产业水平, 需要在继续利用我国资源禀赋优势的同时, 加强技术投入, 提高研发支持力度, 鼓励企业实现创新。服务外包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 技术的进步对服务外包发展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一些原本不可分割的服务由于技术的进步而可以被分包出去。服务外包的创新层出不穷, 后发者利用“后发优势”, 实现“弯道超越”并非不可能。我国在发展服务外包中, 不仅要紧跟国际步伐, 缩短与国外先进企业的差距, 更有可能通过努力、实现创新, 开发新的“蓝海”, 成为新的服务外包领域的先行者。

解放和发展“人力资源第一生产力”

服务外包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旺盛。人才供给的不足和较高的流动性都导致企业难以获得需要的人才。对于服务外包企业而言, 应努力实现“两手抓”, 即一手抓培育、一手抓引进。根据企业的实际需求, 通过自己设立专门的培训班或者与培训机构联合, 培养具备专门技术能力、能够完成企业订单的人才。同时, 也可以“筑巢引凤”, 利用外部资源, 提高企业自身的管理能力和水平。

服务外包企业, 特别是离岸服务外包企业, 需要拥有国际化的视野和气魄, 要把“走出去”和“引进来”结合起来。既要积极参加国外的大型展会, 尽可能多地获取订单;又要抓住机会, 邀请国外发包方到企业实地考察, 以增强其信心。

学会跳“国标”

与制造业相比, 服务业非常复杂。一方面, 随着技术的发展, 服务业的种类不断增加、更为细化;另一方面, 许多原本不可贸易的服务也变得“可以贸易”。服务业的国际标准数量众多、内容繁琐。而要参与市场游戏, 企业就需要首先学习国际通行的标准, 这样才能在同等的基础上用通用语言与市场其他主体开展对话。同时, 服务业的发展日新月异, 新的行业领域层出不穷。在崭新的领域中, 几乎不存在先行者与后来者的区别, 而新行业领域中的企业往往能够获得超过平均水平的超额收益。因此, 中国的服务外包企业不能仅仅把目光聚焦在传统的服务产业, 应该通过合作或自主创新, 努力进入新的服务贸易领域, 探索建立并推广符合自身利益的行业标准, 以期在未来的竞争中占领高地、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

“遇水架桥”:搭建协商会沟通平台

周边安全形势四大变化与中国对策 篇3

美国借道双边同盟重返亚洲，在地区安全秩序上试图构造“雁型安全模式”。美国重返亚洲加大了周边国家对我国的离心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有所减弱，使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增加了复杂的不利因素。

说起“雁型模式”，人们都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一种说法：东亚经济发展犹如一队大雁在飞翔，其中日本是领头雁，“亚洲四小龙”紧随其后，再后是其他国家……

而目前在亚洲正形成一个新的“雁型模式”，即以美国为领头雁的“雁型安全模式”。这个“雁阵”中的第二梯队是美日、美韩同盟；借势朝鲜半岛的争端，美日韩又在进一步磋商建立三边军事同盟。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澳大利亚、泰国和菲律宾等盟国的关系。第四梯队是美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印度的关系。美国特别强调东盟作为地区多边主义支点的重要性，同时承诺将提高印度的国际地位，尤其是承诺赋予印度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在美国试图塑造的这种亚洲地区安全秩序的第二梯队中，美日同盟被置于首要位置，是美国与亚太地区接触的“基石”。2010年是美日同盟建立50周年，美国高调要求日本复兴军事同盟关系，尽管日本民主党的鸠山政权初期不打算应承，但随着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的发生，日本迅速改变了政策，强化了同盟关系。美韩同盟也因“天安” 号事件和朝鲜炮击延坪岛事件而进一步强化。7月21日，美韩举行了两国历史上首次“2+2”会议，决定深化和扩大同盟合作。

此后，美日韩逐步走向三边同盟。在12月初举行的美日韩三边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声称，美国与日本、韩国的条约同盟是数十年来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基石，而日本与韩国的伙伴关系又有助于这种稳定与合作的三角关系。三国外长会议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关系。

第三梯队是美国与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的密切合作。美国启动了与泰国的《创造性合作伙伴协议》，与菲律宾签署了《千年挑战和约》，以加快菲经济发展，减少贫困。美国和菲律宾计划于2011年1月首次举行两国间的“2+2”战略对话。美国和澳大利亚于2010年11月8日举行“2+2”会议，双方表示要强化军事与防务合作关系，两国官员同意设立一个工作组，探索加强双方军事合作的方案，其中可能包括美国军队使用澳大利亚的港口、机场和军事基地等。

第四梯队是美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以及印度的关系。2010年7月，希拉里依次访问了阿富汗、巴基斯坦、韩国和越南。越南总理在2010年10月底的东亚峰会上表示，金兰湾将再次开放，与外国海军共享。尽管越南方面表示越南不会成为美国的军事盟友，不依靠美国实现其安全方面的目的，但鉴于越南在东盟的地位，此举将给东盟造成重大影响。11月初奥巴马接连访问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尽管目前美印贸易只相当于中美贸易的1/9，但美国认为印度是一个像中国那样在未来可以取得经济业绩的巨人，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对抗中国地位的战略意图。而印度尼西亚则是该地区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也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出生地。

第四梯队呈现出网络化发展趋势，是美国塑造亚洲地区秩序的最广阔依托。印度学者曾提出了一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观点，即中国寻求一个多极世界、单极亚洲的格局，而美国需要的是一个单极世界、多极亚洲。也就是说，中美双方对亚洲地区秩序的理解存在显著的差异。美国一贯以塑造地区秩序来彰显实力，现在被塑造的对象轮到亚洲了。9月，希拉里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次讲演中，提到与“地区”相关的词语的次数多达24次，表现出对亚太地区的高度重视。

奥巴马政府强调亚太地区的新局面，要求搭建新的机构性架构，以最有效地实现合作前景、建立互信并减少竞争摩擦。2010年1月12日，希拉里在夏威夷专门就亚洲的地区性架构发表讲话，阐明指导美国与该地区进行积极接触和发挥领导作用的五项原则。尽管希拉里强调美国在亚太各种机构中的参与和领导作用可以让各方受益，但实际上最终美国获得的利益实现了最大化。

美国非常重视东盟的作用。希拉里于10月28日在出访亚太地区之前在夏威夷发表的政策讲话中，提到美国把东盟视为东亚地区正在形成的地区性结构的支点，是“诸多政治、经济和战略问题上不可或缺的机构”。美国2009年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为加入东亚峰会铺平了道路。2010年，希拉里参加了在河内举行的东亚峰会，美国也表示2011年东亚峰会在印尼召开时，奥巴马总统会重返印尼。日本媒体称，这标志着亚洲迎来以中美日为核心的新一轮博弈。

除此之外，奥巴马政府致力于扩大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早在2005年，新西兰、智利、新加坡和文莱即签署《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TPP）。2010年美国积极申请加入该协定，同时申请加入的还有澳大利亚、越南和秘鲁。美国向TPP的迈进，可能有助于重新确立美国在未来地区经济一体化讨论中的领导地位。马来西亚学者认为，未来该地区的经济前景可能由三个不同区域强国主导的彼此重叠的模式构成：美国将主导TPP八国（P8)，中国寻求全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日本则将寻求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CEPEA）。美国试图拾起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遗产，在泛太平洋地区构建自由贸易区，在某种程度上，这分离了目前正在谈判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势力，并且还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

在美国看来，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东亚新秩序是不能容许的，美国介入亚洲的目的是维持和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力。有分析人士认为，无論是东亚峰会的扩容，东盟10+8防长会议机制的建立，还是TPP进程的强势推进，都潜藏着亚太地区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和对中国崛起方式的深度疑虑。

朝鲜半岛：“软肋”面临的威胁

中国周边安全的最大软肋是东北亚，朝鲜半岛形势是风向标。2010年是近10年来朝鲜半岛局势最危急的一年，在同一年发生两起严重的军事安全事件，这在朝鲜停战后57年来不曾有过。美国和日本趁机迅速介入，在朝鲜半岛西部和东部海域进行规模空前的军事演习，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雏形初现。这给中国带来了安全威胁，使朝鲜半岛出现了停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以朝鲜半岛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是中国安全的致命弱点。历史上，1895年的甲午战争、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及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等都在这个地区。新中国成立后，上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以及60年代中国与苏联的珍宝岛冲突都对中国安全造成极为严重的威胁，改变了中国的发展方向。

2010年是近10年来朝鲜半岛局势最危急的一年。在同一年发生两起严重的军事安全事件，这在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57年来不曾有过。不仅世人关注的“六方会谈”迟迟未能重启，因韩国“天安”号沉没等突发事件引起的一系列联动效应，更使朝鲜半岛局势急转之下，进入新一轮动荡期。

“天安”号事件后，美国和韩国转而推行对朝强硬路线，试图以强大的武力来震慑朝鲜。而朝鲜对外政策也趋于强硬。延坪岛炮击事件后，美国与韩国在西海（即我黄海）举行历史上双方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标志着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升级。

不过，朝鲜半岛形势虽然危急，但仍在可控范围之内。临近年底，朝鲜的政策出现了缓和迹象。朝鲜向国际社会宣布，朝鲜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以便于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

在现阶段乃至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在朝鲜和韩国、美国、日本阵营之间，由于缺乏基本的战略互信，突发事件可能在短时间内引发地区性的危机，且危机还可能持续升级。在现阶段，各方缺乏进行多边安全对话的基础和意愿，更遑论建立一种各方认可的多边安全合作的制度安排。总体上看，目前对抗和冲突的逻辑支配半岛事态的发展。

朝鲜半岛事态发展为美国积极介入创造了机会，美韩、美日的联合军演意味着一个兼具攻防能力的美日韩小型多边安全机制雏形隐现，这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新的威胁。由此可见，朝鲜半岛的军事对峙行为和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挤压，已经使中国面临严重的双重挑战。亚洲国家彼此间的窝里斗，是美国在此地坐收渔翁之利的最大“助缘”。

美国和韩国对中国在“天安”号事件和延坪岛事件后的反应不满，指责中国不主持公道，一味偏袒朝鲜。中美关系和中韩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损害。特别是韩国国内对中国的不满情绪迅速上升，而且仍在持续。

延坪岛炮击事件后，中方关于迅速开始六方紧急磋商的提议再次遭到美韩日三国的拒绝。中国的朝鲜半岛外交遇到了复杂的难局。

尽管如此，中国仍然是促使朝鲜半岛形势“转危为机”不可或缺的斡旋者。因为只要敌对各方均缺乏发动全面战争的意愿或能力，它们最终会约束自己的行为，回到谈判桌前解决问题。而这离不开中国的帮助。因此，在各方可能“擦枪走火”的情况下，中国所要做的是静观局势变化，以静制动，而不是轻易作出情绪化的反应。

海上风浪：海洋安全环境恶化

海上安全成为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紧张的重要来源，中国的海洋战略已成为国际社会判断中国是否和平崛起的重要指标。中国的深海战略已经触及美国的亚太乃至全球利益，周边国家借美国重返亚太之势在海洋问题上结成利益共同体抗衡中国的潜力大大增强。因此，中国的海洋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中国深海战略面临的海上压力将常态化。

2010年，围绕南海争端主要有两件大事：其一，一些国家利用所谓“南海是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下文简称“核心利益说”）指责中国“日趋明显的扩张性军事行动和强硬外交政策”。其二，美国适时利用南海事务，多次坚称自身在南海的航行自由权，与中国就此数次展开激烈的交锋，并支持东南亚一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

2010年4月，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一篇题为《中国军队寻求扩张海军力量》一文，7月该文被日本共同社引述，引起中国和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文中声称，中国政府于2010年3月首次向访华的美国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贝德声称，南海是关系到中国领土完整的“核心利益”，不允许任何人干预南中国海事务。而在这之前，中国只将台湾问题、西藏和新疆问题等定位为“核心利益”。

“核心利益说”一经出台，便被国际社会不加分辨地全盘引用，成为佐证中国外交转向扩张的重要论据。而这一说法并没有官方来源，没有得到官方确认。学界和各种智囊机构的态度也较为谨慎并提出质疑，有军方学者撰文表示，“南海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提法仅见于中国个别学者的言论，并非高层领导的正式表述，更未写入国家战略性报告或者法律性文件。

长期以来，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这并不代表放弃主权要求。只是中国在美国高调介入亚洲事务时彰显主权，会成为将东南亚国家及背后支持的西方国家团结在一起、对中国实施遏制的一个契机。

国际社会对“核心利益说”的强烈反应，表现了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对中国崛起的严重忧虑。国外把“核心利益说”解读为崛起后的中国在划分东亚的势力范围，中国今后的外交政策会日益咄咄逼人。国外还普遍将“核心利益说”与钓鱼岛“撞船事件”相提并论，据此判定中国将采取日趋强硬的外交政策，中国崛起会对世界秩序产生重大的不确定性。

中日之间围绕钓鱼岛的争端，一直以来就是中日之间的领海领土主权之争，2010年钓鱼岛“撞船事件”的爆发，一方面反映出中国外交的新举措，以及中国突破美国海军的传统势力范围之后对旧地区秩序造成的冲击。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周边国家对中国海军远洋能力的疑虑。

“撞船事件”后中国的反应速度与力度，让日本外交界感到中国的反应“超出了迄今为止的底线”，与以往发生冲突时中国尽量防止事态发展成全面冲突不同，此次日本人认为中国的反应似乎已顶掉了“安全阀”。甚至有日本学者呼吁，为阻止中国一意孤行，各国将从经济、资源和安全保障领域构筑对华包围圈，日美两国应肩负起主导构筑对华包围圈的重任。

“撞船事件”发生后中国的对日措施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一些国外媒体和学者、官员将中国的反应“升级化”看待，将中国描绘为“粗暴大国”，甚至给中国的反应与举措戴上“中国威胁论”的帽子。

与中国存在南沙群岛主权纠纷的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撞船事件”后的“强硬态度”也表示了担忧。日本学者紧紧抓住这种“担忧”将南海问题与钓鱼岛问题“扯”在一起。日本学者夸张地断定，“当前的中国外交似乎是以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历史为鉴，将列强的侵略手法运用至侵犯越南和菲律宾领土以及日本的领海上”。毋庸置疑，日本学者的这种 “逻辑论证”旨在离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蛊惑东南亚地区人民对中国的信任和友好，实现日本联合东南亚“共同对付”中国的企图。

但也必须看到，“撞船事件”后，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增大了。对于钓鱼岛问题，中日在认知上是有偏差的。在认清这个事实的前提下，中国要避免为美国拉拢东南亚国家联合牵制中国创造“可乘之机”，从而使中国在领土维护时处于更不利的局面。

在钓鱼岛“撞船事件”之前，2010年4月，中国海军舰艇穿越宫古海峡（琉球群岛主岛冲绳岛与宫古岛之间的公海）进行正常训练。日本媒体对此进行了大肆渲染，并将之视作中国突破第一岛链、挺进西太平洋区域的突破性举动。

如果从海上安全审视中国周边安全，那么南海争端升温、钓鱼岛“撞船事件”就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南海、黄海、东海等区域都出现了相当的动荡和不安定，以美国主导的、周边国家参与的海上军事演习贯穿整个2010年度，而中国也相应地加大了对抗力度。亚太海域频繁军演固然与一系列突发性事件相关，诸如“天安”号事件、朝鲜炮轰延坪岛等，但更长期性的、根本性的原因是美国重新高调介入亚太事务、试图维持其在亚太的军事优势的战略意图与实力上升中的中国实施“走出去”、加强国防现代化的战略转型相互碰撞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海洋战略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中国的行为更多的是为了适应中国的客观需要，国防现代化尤其是海军现代化是中国国家现代化的一部分。海洋战略的转变是适应国家需要的客观之举，与“走出去”战略相适应。

对此，国际社会高度重视，将中国海洋战略作为判断中国崛起路径的重要指标。一些国外舆论认为，目前中國海军仍然相对落后，短期内仍无法与美国抗衡，但是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率为其军队的转型和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支持，经济危机后的中国在外交上已不仅仅是自信而是咄咄逼人，中国加快了军事现代化的步伐。因此，面对中国海军的快速发展，国际舆论十分关注，周边国家尤为突出。故而，当美国提出重返亚太，中国周边国家多采取欢迎的态度，虽然他们也怀疑美国在国内经济状况一片糟糕的情况究竟能够采取多少实质性的措施。

在中国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美国高调重返东南亚的背景下，中美围绕南中国海的角逐，意义早已超出了问题本身，它标志着中美将在打破和维持现行亚太安全秩序上进行长期博弈。而随着中国海军现代化的发展，中国面临的海上压力将会常态化，海上安全将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水”的考验：周边非传统安全形势

非传统安全问题成为影响国家政权稳定和国家间关系好坏的重要因素，2010年中国周边非传统安全形势凸显为水的问题，诸如水灾、河流等跨境问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对中国公共外交构成重大考验。

2010年7、8月份，巴基斯坦发生特大洪灾。洪水淹没了巴基斯坦近1/5的土地，波及约2000万居民，近200万人无家可归。

洪灾后，为有效应对灾难带来的系列混乱，巴基斯坦军方的授权被大大提升。与军队的积极参与形成对比，文职政府在抗洪上的反应很不得力。有很多评论认为，巴军队不会放弃自己在政府和政坛的至高地位。如果军队介入政府并对联合力量施压的话，军队有可能重新控制政府，巴基斯坦国内的政治不稳定性增加。

此外，洪灾与反恐成效、非政府组织之间也存在关联性。为巩固之前的反恐成果，争取民心，巴基斯坦政府原计划在开伯尔—普什图省花费数十亿美元兴建发展项目，而洪灾将大大延迟这一进程。为了争取民意，各种力量开展了对巴民众的公众外交，很多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且大都比政府机构更有效率，这就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

巴基斯坦洪灾后，国际社会给予了巴很大的援助，这对缓解巴基斯坦自然灾害、进行人道主义救助、维持地区和平与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国际合作的背后，传统的地缘战略竞争并未消失。除了“声望”等软性因素，美国积极参与救灾背后还有很浓的“阿富汗”色彩，美国很可能以救灾来换取巴基斯坦政府对打击阿富汗境内极端势力的支持。另外，美国还将巴基斯坦洪灾与气候问题联系起来，再次证明了美国作为全球性大国设立议事日程的能力。

作为历史上与巴基斯坦有过不友好经历的国家，巴基斯坦部分民众对政府接受印度捐款发出了不同声音。巴基斯坦部分媒体认为，“接受印度这样一个历史上曾是巴敌人国家的捐赠，正好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巴基斯坦政府在救灾上表现不力”。更重要的还不是巴基斯坦国内民众对接受印度捐款的态度和认知问题，而是洪灾可能带来的巴基斯坦实力削弱、印巴力量对比不平衡加剧以及可能对整个南亚安全架构产生影响的问题。

中国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巴基斯坦灾民安置和灾后重建提供了支持和帮助。然而，外媒对中国的救灾也有不少负面评价。这种评价一方面显示出中国的公共外交仍有待加强，中国的国际形象和舆论影响力非常有限；另一方面，更反映了外媒借洪灾造势、担忧中国在南亚的系列举措（如中国对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孟加拉国的吉大港的港口援建）、给中国崛起设置障碍的意图。

对中国周边安全形成挑战的另一项非传统安全是湄公河流域的水资源争端。2010年初，湄公河下游四国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发生了严重旱情，导致湄公河水位下降到近20年来的最低水平，部分地区的水位仅33厘米。受干旱影响，泰国等国的大米产量受到严重冲击，而且湄公河的低水位严重影响了湄公河沿岸国的旅游、航运和渔业的发展。同样遭遇旱灾的还有中国的西南地区，其河流水位也降到50年来的最低水平，人民生活也因此受到影响。澜沧江—湄公河流域遭遇旱灾之苦在历史上不算少见，但2010年的旱灾却引发了一场关于湄公河水量下降和旱情原因的争论，而这场争论造成的后续效应会对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产生重要影响。

湄公河干旱所导致的周边国家和域外国家的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对中国“大坝威胁论”和中国“干旱责任论”的渲染和攻击，不仅严重误导了中国周边国家民众对中国的认识与态度，继而影响到其政府对中国的行为判断，破坏了良性发展的周边关系。而且这些对“中国威胁论”的推陈出新会严重地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与和平发展所需要的国际舆论环境，给中国带来更多国际社会的压力。另外，美日等国也乘势介入中国周边事务的处理，扩大自身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牵制中国。

面对相关的湄公河水域开发争端，我们当前需要做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思考中国如何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创建相关的沟通与协调机制，在机制框架内协调解决澜沧江—湄公河的环境保护与开发问题。二是思考在美日介入湄公河地区事务已成为现实的情况下，中国如何发展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双边关系，如何减少美日牵制的消极后果。

中国应调整周边外交战略

随着美国高调介入亚洲事务引发的连锁性反应，中国周边的安全环境趋于恶化，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互动进程，正在告别过去十年的稳定态势，进入了一个战略摩擦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将减弱，周边国家对我海洋经济资源的争夺将加剧，尤其是，中美之间的角逐将越来越决定亚太地区的秩序，为此中国应该调整周边外交战略。

中美关系的调控空间缩短、缩小，战略性摩擦在所难免。今年以来，美国在中国周边的一系列动作，包括强调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权、加强美越安全合作、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美日韩三边合作的强化等都释放出明确的信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疑虑加深，美国要把中国的崛起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绝不允许中国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为防止中国对美国领导地位形成挑战，美国加强了对亚洲外交的力度，在中国周边步棋设子、巧妙经营。美国利用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利用周边国家之间存在的问题，见缝插针式地介入到亚洲地区秩序中，相互联动制造和利用摩擦与争端。

《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将成为以中国—东盟自贸区为代表的模式与以美国为代表的模式之争的焦点，有可能导致中国投入颇多的“10+3”机制名存实亡。在后危机时代，美国如要振兴其经济，就必须深度参与区域贸易。美国在TPP 中将处于绝对优势，在跨太平洋合作中的引领作用将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强势推动TPP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由于TPP成员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各异，特别是包括越南、马来西亚等与西方“另类”的国家，可以预见，民主、人权等问题不可避免会成为各方争议所在。目前中国尚不是TPP成员，日本、韩国加入TPP，有可能导致中国投入颇多的“10+3”机制名存实亡。

印度2011年的动向值得分外关注，将成为检验大国关系的试金石。除了美国拉拢印度之外，日本与印度迅速走近，将影响中国在地区内的经济竞争力以及对东盟的影响力。2010年9月日本与印度就签署“经济伙伴协议”（EPA）基本达成一致。10月，印度总理辛格借出访越南之机出席东盟与印度领导人会议。12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印度，双方一致认为“中印关系超越双边范畴，具有全球和战略意义”。2011年，印度如何在美国、中国、日本之间作出进一步的抉择，可以看作是大国间关系亲疏远近的一面镜子。随着印度经济复苏、军事力量提升以及国际环境利好趋势进一步发展，印度国内对华强硬派的声音将上升，温和派将面临压力，执政当局维护中印关系健康发展的难度增大。在未来五至十年内，印度与美国、日本、越南等国家的关系将进一步发展，但印美关系仍将是印度大国外交的重中之重。鉴于美日同盟体系，印美关系的良性互动为印日关系的深化提供了基础平台。越南是印度深化“东向政策”的重要纽带，是印度军事力量辐射西太平洋的中转站，双边在安全上的合作意义明显大于经贸关系对两国关系的作用。

周边外交中经济的战略化趋势将更加突出，但其使用的时间和方式要慎重。2010年，中國对外经济政策具有了国家大战略的含义，中国通过经济手段实现了巩固和平的周边环境、塑造稳定的周边秩序的目的。即便是国际市场，也不完全是一个自由市场，政治手段和谋略可以发挥战略性作用。中国应该对国际市场的战略性含义做深入的研究，对中国自身在经济的战略化运用上的手段、管理能力以及市场行为体的应对能力做出更进一步的评估。从理论上讲，经济战略的有效性取决于对方受到这一经济手段影响时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尽管敏感性会随着中国国力增强而增多，但对方的脆弱性却可以通过其国内战略进行调整。并且，中国自身也会受到对方使用经济战略的影响。由于这种互动性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因此利用经济的战略化效应时还须慎重。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分析 篇4

摘要：受地缘环境的影响，我国是一个邻国众多、国际关系复杂的国家。近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虽然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但表面的和平形势下隐藏着巨大的周边安全隐患。由于我国周边地区热点、爆发点较多而突发性较强，民族宗教分裂活动猖獗，再加上美国从战略上防范中国并从政策上对华施压，我国周边环境安全问题日益严峻，严重制约着我国的发展壮大。本文从地理方位上将中国周边分为三个部分，考察每个方位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具体隐患和威胁，详细介绍了中国当下的周边安全形势，并分析了产生这些隐患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中国 周边安全威胁隐患

随着中国自身的发展以及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变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对我国发展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从政治上看，周边国家是我国维护主权权益、发挥国际作用的首要依托；从经济上看，周边国家是我国对外开放、开展互利合作的重要伙伴；从安全上看，周边国家是我国维护社会稳定、民族和睦的直接外部屏障。因此，周边环境历来对我国国内形势以及发展战略有直接牵动作用，维护周边安全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1.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基本特点

同世界其它大国相比，中国的周边地缘环境最为复杂。首先，我国是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陆地边界22000多公里，海岸线18000多公里，周边国家多达28个，其中直接接壤邻国就有14个：东北、西北与俄罗斯、朝鲜、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为邻，正北方是蒙古国，西部毗邻阿富汗、巴基斯坦，西南与印度、尼泊尔、不丹相接，南面有缅甸、老挝和越南；其次，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与周边不少国家交往很深，接触很广，导致了许多历史问题的残留；第三，我国周边的多样性突出，各国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水平各异，聚集了多种文化、民族和宗教；第四，我国周边也是世界各主要大国利益交汇之地，冷战时期曾形成不少热点，有些至今仍没彻底解决。2.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同时面临着机遇和挑战 2.1我国周边的机遇

目前，世界格局正处于向多极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冷战结束后一段时期国际战略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局面有所改变，维护和平、制约战争、牵制霸权的因素不断增长。大国之间既相互牵制和竞争，又相互协调、彼此借重和务实合作。一些发展中大国加速兴起，区域集团实力增强，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上升。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科技进步突飞猛进，国际分工体系深刻变动，全球和区域经济合作生机勃勃，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利益关系逐步加深。不仅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对话不断增多，而且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也深入发展。各国更加重视通过国际协调合作和多边机制解决发展和安全问题。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维护和加强。现在看来，世界大战和大国全面对抗在较长时期内可以避免。我国同国际社会的关系日益密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上升。

2.2周边的挑战和威胁 虽然我国表面上正呈现出一片和平的景象，但一些潜在的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我国进一步的崛起正受到外部地缘环境的强力制约，再者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我国和周边国家在领土、边界、海域的划分及归属等问题上有不少过结。中国要崛起成为世界性大国，必将受到外部因素的强力制约，因为中国的崛起必将改变世界战略力量的对比，从而引起大国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和分配。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必然要尽一切可能阻挠中国的崛起。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暂时把中国周边地区从地理上大致分为东(东北亚和东南亚)、北(俄罗斯和蒙古两国)、西(中亚和南亚)三个部分来分析，总括我国当前这三方的安全形势大致呈现东急、西重、北缓的状态。

2.2.1我国东边的安全形势

东部是我国目前隐患最多，形势最严峻的地区。其主要是由于美、中、日、俄、东盟5大战略力量在此既有合作又有分歧乃至冲突，因此这个地区也存在着众多热点和敏感点，其解决难度大和所需时间长。

首先是朝鲜半岛问题，这是东亚地区最大的冷战遗产。新时期初期的半岛局势仍呈现出复杂多变的发展态势。一方而，促进和解、推动谈判、制约战争的内外因素继续存在和发展；另一方面，朝鲜与美国、朝国之间的矛盾根深蒂固，各自的国家利益和政策目标大相径庭，半岛局势的发展仍存在较大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不排除出现武力对抗和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作为中国东北部安全的战略缓冲，半岛局势的紧张将破坏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中日间的关系既有历史遗留问题，又有领土争端问题。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拒绝对战争罪责进行深刻反思，否认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问题，还修改了历史教科书。在领土、领海问题上，日本不断制造麻烦，公开宣称，钓鱼岛是”日本固有的领土”，与我争夺东海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权益，从而加剧了中日之间结构性矛盾与冲突。再者，日本是亚洲地区散布”中国威胁论”的主要鼓噪者，不仅积极发展海空军事力量，而且还与美国重订日美安保条约，将所谓”周边地区”纳入其防卫范围，力求在中日领海、岛屿之争中取得军事上的优势。近年来美日军事同盟有强化趋势。双方已在海上巡逻、反潜作战上基本实现情报实时传输和指挥协同，对我军潜艇出入第一岛链的监控能力大大增强。

东南亚是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南线屏障。上世纪90年代，双方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并着手构建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但随着中国的崛起，受来自西方的”中国威胁论”影响，一些国家对中国始终怀有戒心和疑虑。同时，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还存在着领土争端。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但自上世纪60年代末南沙海底油气资源的发现后，有关国家围绕着南海诸岛屿展开石油资源的争夺。1973年”石油危机”前后，在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掀起了一股瓜分岛屿、开发石油的狂澜。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包括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和中国台湾地区。其中印度尼西亚提出海域分割要求，越南提出对南海拥有全部主权。而目前，我国只控制南沙群岛中的9个岛屿，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国家则抢占南沙群岛50多个。南海周边国家纷纷引入外部资金，与美、日、俄、法等诸国联合对属于中国领海范围12海里的南海油气资源进行疯狂的掠夺性开发。一些东南亚国家为了加重在南海权益争夺上的砝码，一方面大肆增加军费开支，另一方面与美国达成协议，使美国军舰有权进入这些国家港口和基地，借此美国完成了在东南亚军事基地的作战和后勤保障体系建设。围绕南海水域、岛屿的主权争夺愈演愈烈，并日益复杂化和国际化的态势，已经成为维护我国安全利益的重要掣肘因素。

台海问题是当前我国国家安全中的重中之重，事关国家主权、安全、统一和发展的重大战略利益，不论是在亚太地区还是在大国关系中，都是我国安全战略地位受到削弱和牵制的关键因素。台湾问题使我一直存在卷入大规模局部战争的可能，对国家关注长远发展的注意力带来极大困扰。在军事安全上，美日公开宣称介入台湾问题，一旦我国采取果断措施解决台湾问题，极有可能与美日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在国家总体经济部局上，由于台湾问题的悬而未决，使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安全环境恶化，经济发展受到迟滞。特别是台湾连年的高额军火采购，我不得不采取相应的对策，台湾一天不回归，两岸军备攀升就一天不会停止，对国家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对外关系上，台湾问题使我外交活动长期受到重大牵制。不但超级大国和强国集团以此牵制中国、限制中国，甚至一些中小国家也利用这一现状从中获取好处。美国的深度介入、日本的插手干涉，使台湾问题复杂化、国际化。尽管美国为避免受台湾问题的牵制，影响其战略全局，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台独，但美国坚持以台制华，把台湾问题作为长期遏制我国的战略手段不会改变。日本追随美国对“台独”分裂活动推波助澜，与民进党的勾搭明显增多。美日明确将台湾问题列为“共同战略目标”，并加紧进行军事干预台海冲突的准备。这不仅使台海局势更趋复杂，也给我们在必要时实施以武反独、以武止独增加了制约因素，提出了严峻挑战。再次，“台独”势力对国家安全仍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当前，台湾岛内各派政治势力斗争非常激烈。随着国民党2008年大选的获胜，台海局势出现了缓和的有利局面，但“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仍然是当前国家全安面临的现实威胁。

2.2.2我国西部的安全形势(中亚和南亚)我国西部的乱局目前逐渐呈现出长期化趋势。由于复杂的民族、宗教、历史因素，我国西部依然存在边界问题，加上美国的欧亚战略，我国西部边界安全形势严峻。

中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形势复杂多变，一方面其政局不稳，内部冲突不断，颜色革命此起彼伏，对我西部边境安全构成威胁；另一方面，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主义的泛滥以及对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渗透都是国家的安全隐患。特别“大中东”地缘政治位置的不断提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在中亚国家的扩张趋向，”东突独”组织的猖獗活动等，对我国西北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经济、政治安全具有极大的影响。加上美国正不断加强对里海、中亚石油及其战略通道的控制，以及俄罗斯在这一地区的传统影响，中亚地区动荡的政治局面对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全威胁不容忽视。

南亚次大陆在地缘上与我国安全有密切关系。其中对我国西部安全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印度。近年来，中印关系虽然已有相当程度的改善，但仍然存在很大障碍：影响中印两国关系的首要问题是边界争端。由于历史的原因，两国边界从来没有正式划定。在2000多公里的边界线上，有12.5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存在争议，并在1962年发生过极不愉快的边界战争，这一问题从根本上制约了两国关系的发展。其次，“中国威胁论”是中印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印度是鼓吹”中国威胁论”的主要国家之一。印度的决策层认为，中国的强大和崛起可能影响印度的国家利益，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严重威胁了印度的战略安全。因此，印度在国防和军事发展战略上，要求具备在必要时打进西藏的能力，把能够控制喜马拉雅山分水岭作为印度对华军事战略的核心。其不仅自行研制和生产各类新型武器，还直接从国外采购大量的先进军事装备，尤其是将建立核打击能力作为实现全球政治和军事大国目标的重要手段，使得中国的西部面临着潜在的安全隐患。再次，西藏问题是影响中印关系的重要因素。流亡在印度的西藏人超过12万，**集团的流亡政府即设在印度的达兰萨拉。印度虽然表示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领土上从事分裂中国的政治活动，却在暗中支持**集团分裂活动，企图以此增加向中国施压的筹码。2.2.3中国北部安全形势(俄罗斯和蒙古两国)相对于我国东部和西部周边局势来说，北部周边保持着相对平稳缓和的局面。中国与北邻俄罗斯共同致力建立新型伙伴关系，与蒙古也建立了友好关系，为营造共同安全，维护地区稳定奠定了基础，但局势仍存在变数。

俄罗斯从沙俄时期到至今，一直是中国北方最大的邻国和影响中国国家安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从地缘政治上，中俄之间有漫长的边疆线，从综合国力上看，俄罗斯仍是世界性大国，并有可能再度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而复兴后的俄罗斯所奉行的对外战略是否会一如从前的咄咄通人？作为俄罗斯的邻居，中国尤为关心，俄罗斯拥有雄厚的军事技术实力的丰富的石油气资源，是中国实现国防现代化可以借助的力量，尽管俄罗斯处于经济持续恢复阶段，但对华能源战略已透露出俄罗斯未来的战略运筹信息。

蒙古国是我国分离出去的国家，和我国有着太多的关系，历史上它与中原民族是死敌，因为沙俄阴谋从我国独立。近年来，蒙积极推行符合稳定发展目标的，独立、开放、多支点的对外政策，全面巩固与中、俄的睦邻关系与合作，发展巩固蒙美全面伙伴关系与合作，深化巩固与欧盟成员国间业已发展的双边关系，扩大发展合作领域，发展与东盟地区论坛成员国间的双边关系，积极参加东北亚和中亚政治、经济活动进程和对话，积极参与联合国和其它国际机构的活动，把握机会，保障本国安全。国家态度说明这个国家准备游走于中俄两国之间谋取利益，虽说这是国家关系大忌，但蒙古军事力量有限，也可以作为世界上两大国家之间的缓冲，让其保持安全稳定是最重要的。

3.影响我国周边环境安全的因素 3.1邻国因素

在地缘安全环境上，我国处于东亚中心，幅员广大、陆海兼备、边界线长、邻国众多。我国有世界上第二长的陆界，2万多公里陆地边界线分别与15个国家接壤，1.8万公里的海岸线与11国为邻，是世界上除俄罗斯外邻国最多的国家，而且强国颇多，世界上25支最大军队中7支在我国的周边，我国在历史上就屡遭外国(族)的侵犯。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很早就提出，在国际竞争中，接壤国家越多越不利。而且我国周边地区热点、爆发点较多而突发性较强。比如，我国东临太平洋，西接中亚石油能源中心，南濒马六甲海峡，北与大国俄罗斯接壤，使我们极易陷入各种争端和利益冲突之中。又如，世界三大火药桶之一的南亚次大陆、构成当前世界热点问题的中东地区和东北亚地区，都在中国周边。还如，除中国之外，世界六个公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中有四个是中国邻国或亚太大国，拥有核技术以及核生产能力的国家大多在中国周边。这些都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安全形势。

3.2民族分裂因素

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最主要的危险仍然是台独的分裂活动。同时，”藏独”、”东突独”等民族宗教分裂活动也有加重之势，这些敌对分裂势力内外勾联，不断进行捣乱破坏。新疆、西藏及中西部的战略地位使其对中国未来整体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非常重要。此外，世界上民族和宗教分裂活动比较集中的地区和国家大多在中国周边，如中亚地区、俄罗斯、阿富汗、印、巴、印尼、菲律宾等，局势长期动荡不安，对我国周边环境的安全与稳定产生很大影响。3.3美国因素

美国与我国有着根本的利益矛盾，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重大战略利益冲突。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对外政策上的不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是根本对立的。按照马克斯的观点，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而美国历来认为社会主义是一股红色的浊流，共产主义是一种邪恶的势力。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都很发达，自认为社会结构文化科技的文明都是世界第一，极其自满，认为其它国家都应该向他学习。另一方面，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美国对华政策一直有两个基本点：一个是促使中国“变”由社会主义变成资本主义，减小对他的威胁；另一个是遏制中国“强”。无论在国际政治，经济，还是在军事上，只要我们想抓住什么发展的机会，它都会站在我们的对立面。这一点已经表现得非常突出，比如中国人民解放军要进行军备，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就从中阻挠，对欧洲施加压力，防止我国获得好的军备力量。而且美国在对华贸易和技术交流时明文规定:只要牵扯到先进科技的外出口，就必须要经过美国国会的批准。这样一来，凡是高科技、军民两用的东西都不会卖给中国。

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对中国周边安全构成的威胁，具有根本性、严重性、长期性。冷战后，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是最有实力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在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又与中国的安全利益存在重大冲突，美国将中国视为有能力挑战其全球利益的地区性大国和谐在对手。美国在东亚的存在及中美战略结构性矛盾的深化，表明美国从战略上防范中国及对华施压的政策不会改变，在亚洲东面，美国依靠美日军事同盟联手遏制中国；在西亚，美国借反恐名义向西亚地区渗透；在东南亚地区，与东南亚地区国家加强军事合作，多年来与台湾形成默契，打“台湾牌”制约中国的崛起；在北亚，美国全面加强与蒙古的关系。

美国虽然不是中国邻国，但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其触角遍布全球，中国目前处在美国的包围中，并努力打破其封锁。美国最担心的是出现第二个苏联，为了确保其独霸全球的地位，必须遏制下一个超级大国的产生。放眼全球，最有可能成为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只有中国，因此美国定然会千方百计地阻止中国强大，如阻碍中国统一、支持西藏独立等。

总之，当下中国周边表面上风平浪静，实则危机四伏。我国的发展已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国家安全形势上看，我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参考文献：

2016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分析 篇5

2015年以来，南海、朝鲜半岛、钓鱼岛及东海在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演进中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南海问题热度上升，朝鲜半岛冲突风险增大，钓鱼岛及东海风险犹存。不同地缘板块的交织搅动，给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构建平添了新的不确定因素。

一、南海问题：热度上升

南海问题成为热点中的热点，其中一个最大变化是美国从幕后走向了前台，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战略博弈明显升温，从而使南海地区紧张局势加剧。由于中国在南海岛礁进行相关建设工程，美国开始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公开发难。2015年5月8日，美国国防部发布《中国军力和安全发展报告2015》，指责中国在南海正在推进“可用作作战基地”的大规模填海造地工程。5月20日，美国国防部允许CNN记者登上美军反潜巡逻机随同采访，飞越了南沙永暑礁周边海域。随后，美国媒体掀起对中国南海岛礁建设的一轮热炒。10—12月间，美国屡次派遣军舰进入中国南海水域，并有B-52战略轰炸机“误闯”中国南海华阳礁上空2海里范围之内。美军的上述挑衅行动构成了对中国南海主权主张最为严重的干涉和挑战，恶化了地区安全局势。2016年1月30日，美海军“威尔伯号”导弹驱逐舰再次驶入属于中国西沙群岛的中建岛区域12海里。不难看出，随着美国军舰公开巡航南海岛礁行动的常态化，美国政府改变了此前在南海问题上居于幕后进行挑动、干预的做法，开始走上了与中国直面相对的前台，从而使得中美两国在南海地区的战略博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那么，美国为何要加大对南海问题的直接参与呢？大体上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解释：一是把南海问题当作制约中国作为的抓手。在亚太地区国际政治问题中，没有哪个问题比南海问题更容易利用，且可以得到诸多国家的支持（其中既包括与中国有领土海洋争端的国家，也包括那些担心中国控制南海、希望藉此获利的国家）。二是所谓“原则之争”。美国没有签署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却时常将《公约》的一些模糊原则为己所用，比如，专属经济区的划分原则、领海的无害通过原则等。三是借机加快“重返亚洲”的步伐，加大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尽管美国声称并没有改变在南海领土争端中不持立场的原则，但却利用争端最大限度地获得了话语权和影响力，极大地推动了其“重返亚洲”战略的实施。

与美国的高调干预相呼应，菲律宾也加大了对南海问题的炒作，妄图推波助澜，把事情闹大，制造紧张局势，从中渔利。2015年7月7日至13日，由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在常设于荷兰海牙的国际仲裁法院仲裁庭举行听证会。菲方派出了由60人组成的超大规模代表团，大肆造势。国际仲裁法院决定受理菲方诉讼，使得南海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与菲律宾相比，越南2015年在南海问题上的主要策略是在大幅度提升海军力量、抓紧时间进行自占岛礁扩建的同时，进一步深化同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以及俄罗斯的军事合作，以形成对中国的巨大压力。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中越政治关系稳中有进。4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访问中国，11月习近平主席访问越南，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中越同意就海上安全问题加强磋商和谈判，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

2015年12月底，东盟共同体如期建成。中国坚持解决南海问题的“双轨”思路，继续与东盟加强合作，就“南海行为准则”（COC）同东盟继续进行磋商，双方推动建立了“中国—东盟海上搜救热线平台”、“中国—东盟应对紧急事态外交高官热线平台”，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谈判等。不过，一个鲜明的变化是，在南海问题上，东盟内部的协调在加强，各方的协同立场在接近，南海问题正在被提上东盟的集体议事日程。例如，2015年东盟外长会议发表的《联合公报》罕见地就中国在南海的行动表示关切，认为“有关行为在南中国海地区削弱了信任，增加了紧张，破坏和平、安全与稳定”，声称将采取“预防性措施”，轮值主席国马来西亚还呼吁东盟国家组建联合维和部队巡逻南海等。可见，东盟在南海问题上将会进一步加强协调，一是为维护东盟的地区利益，努力防止南海成为冲突，甚至是战争的策源地；二是对中国在南海地区的行动进行限制，包括支持外部力量适度介入等。这样看来，东盟共同体建成后，将会在捍卫东盟利益、制约中国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这无疑会为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增添新的变数。

南海问题持续升温，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很有可能失控。因此，防止南海问题成为破坏地区和平的“定时炸弹”，甚至是战争的策源地，继续保持与东盟的沟通协商，通过共同努力，加强合作，管控分歧，拓展合作的共利点，就变得十分紧迫而重要。

二、朝鲜半岛：冲突风险增大

在201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朝鲜半岛处于不稳定状态，尽管大的冲突没有发生，但是**迭起，险象环生。在军事上，朝鲜延续了过去几年来的强硬示威与“悬崖战术”相结合的政策套路，继续保持核威慑，并开始试图将更为强硬的核恫吓付诸行动。为了回应美韩联合军演，朝鲜在2015年内多次进行了远程导弹试射，用以向外界宣示其战斗力量。

2015年以来，韩国对朝鲜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强硬的姿态。例如，韩国坚持要求在朝鲜具备“弃核诚意”后才能进行有效对话，还在军事上将“5027”等对朝作战计划更新为“5016”

作战计划，提出了一套基于“先发制人”考虑的、用以打击朝鲜“挑衅性行动”的作战方针和指导原则。与此同时，为了对朝鲜施加政治压力，韩国政府在首尔设立了“朝鲜人权事务所”，就人权问题向朝鲜施压，积极支持将朝鲜人权问题提交联合国审议。

2016年1月6日，朝鲜宣布成功进行了氢弹试验，并在此后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执意于2月7日以弹道导弹技术发射了“光明星4号”卫星。这次新的核试验及随后的卫星发射引发了新一轮矛盾冲突和局势紧张升级。韩国大幅度提升军事对抗级别，加大了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力度，决定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美日韩三国还在三边军事合作上实现了突破，形成了三边军事协调机制的雏形。同时，韩国中断了开城工业园区项目，并且还有一系列后续措施正在商讨之中。朝鲜也不甘示弱，宣布开城工业园为军事管制区，并将接收韩方在园区内的一切资产。当前，朝韩对抗仍在进一步升级中。

面对朝鲜半岛的复杂紧张局势，中国从维护自身安全利益和半岛稳定的大局出发，一方面，在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原则不动摇、反对朝鲜拥有和发展核武器的同时，适度发展与朝鲜的经贸关系；另一方面，着力提升与韩国的合作水平，包括签署自贸区协定，推进安全合作机制建设等，把加强中韩关系作为稳定朝鲜半岛大局的重要抓手。应该说，中国的这种做法有利于维护朝鲜半岛大局的稳定。但是，朝鲜半岛的根本性矛盾依然存在，随时都有爆发的危险。毫无疑问，朝鲜半岛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的对朝政策和朝美关系，但朝鲜试图通过大幅度提升核武水平向美国施压、把美国逼到谈判桌上来的做法是一步险棋。朝鲜靠核武立国，发展远程战略导弹，不仅美国不会接受，也遭到东北亚国家及全世界的普遍反对，它搅乱了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秩序，危及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包括中国在内的有关各方都不会接受一个拥核的朝鲜。同时，朝鲜试图抛开中国摆脱其困难处境的做法，是一厢情愿的徒劳努力，只会使其变得更加孤立，更加远离国际社会。

三、钓鱼岛及东海：风险犹存

钓鱼岛问题涉及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对该地区进行机制化常态化巡航是必然及合理之举，而日本坚持钓鱼岛主权无争议的立场，必然会让中日双方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

出于对风险的共同认知，中日两国在围绕钓鱼岛问题而展开的博弈中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双方都在尽可能避免局势失控。中国海警和日本海上保安厅的执法船都在钓鱼岛海域执行各自的巡航任务，但双方都未派遣军事力量进入这一海域，两国也都无官方和民间人士上岛开展主权宣示活动。然而，中日两国军事力量在各自防空识别区内针对另一方的管控频率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正在实质性加强对中国的反制，不断提高拒阻能力。一方面，在舆论上加强攻势。日本内阁官房网站公布钓鱼岛的所谓“历史档案”，试图证明钓鱼岛属于日本；日本政府在修订中小学教材时，大幅增加了有关钓鱼岛主权宣示的内容。另一方面，在实际行动上，日本大幅度提升执法力量，增加预算，主要用于购买新型喷气式飞机和巡逻船；海上保安厅计划将原本设在宫古岛的海上保安署升格为海上保安部，人数及设备规模均相应扩大。

更为值得关注的是，2015年4月底，日美两国签订新的《防卫合作指针》，日美同盟在合作的深度及广度方面都得到了大幅提升，美国一再公开表示，钓鱼岛在美日防卫范围之内，美国会承担责任。此外，安倍内阁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利用“重要影响事态”、“存立危机事态”和“灰色地带事态”三个核心概念颠覆了原有的安保体制，在制度上彻底摆脱了和平宪法和国会在对外动武问题上的牵制和掣肘。显然，日本安全战略和防务政策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中国的，“中国威胁”已成为日本制定各类安保政策的最重要借口。安倍本人在6月初举行的媒体“恳亲会”上直言，“新安保法案就是以中国为对手的”。

中日两国正处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力量对比变化期，中国综合实力继续提升是一个历史大趋势，在此背景下日本把防备和拒阻中国作为一项主要战略，因此，钓鱼岛和东海地区成为日本的“战略前沿”。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的钓鱼岛和东海问题具有两个潜在风险：一是可能的实力对抗升级，进而加剧紧张局势；二是可能的擦枪走火，进而引发更大的冲突。一个积极的进展是，中日两国政府已经就在钓鱼岛和东海地区避免军事摩擦举行了多轮磋商，预计还会做出更多的努力以达成相关协议。

周边安全热点未来走向

2016年会是一个多事之年。世界和地区经济低速增长的阴影难以散去，一些矛盾冲突点会继续升温，大国博弈的联发效应会继续扩散。从中国周边安全的角度看，最重要的还是要妥善管控分歧，维护周边局势的基本稳定，避免局部冲击整体，让和平发展的大环境得以维持和延续。

一、朝鲜半岛局势

朝鲜半岛局势事关中国的安全，无论是朝鲜发展核武器，还是美国借机把核武器部署到韩国，都会危及中国的安全；若美国对朝鲜使用武力，则后果难以预料，朝鲜半岛有可能爆发大规模战争，甚至会把中国拖入其中。因此，尽管中国会积极参加联合国对朝鲜的新一轮制裁，以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让其为继续发展核武器付出代价，但是，中国仍会避免让局势朝极端的方向发展，如果发生大的冲突和战争，必然会殃及中国的安全利益。为此，中国不会放弃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基本立场。

不过，从六方会谈的经验来看，如果美朝双方不作大的政策调整，中国的斡旋作用有限，而这正是局势发展的真正危险之处。从现实情况来看，美国已进入选举周期，大选期间的对朝政策往往是向更加强硬的方向一边倒。奥巴马政府正在改变其上任以来推行的“战略性忍耐”政策，转而对朝实施“大棒政策”。美国国会已经通过对朝制裁的法案，奥巴马政府必然出台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在朝鲜方面，拥核已成为其基本国策，成为金正恩执政的强力支撑，因此朝鲜决不会自行改弦易辙，主动弃核。面对强大的外部军事压力和严厉的制裁，朝鲜只有以硬对强。在韩国方面，朴槿惠政府承受国内巨大的舆论压力，已被逼到墙角，决心全面采取强硬措施，迫使朝鲜做出改变。这种“强硬措施”包括让美国全面提升军事部署。由此看来，朝鲜半岛由紧张到对抗的升级已成定局。在此情况下，中国必须为可能发生的不测做好应急准备。从中国的选择看，不在朝鲜半岛生乱、生战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中国政府已经清楚地表明了立场：朝鲜半岛不能有核（包括朝鲜发展与美国部署），半岛问题不能用武力解决，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必须得到有效维护和保障。

朝鲜半岛问题的根源在美朝关系，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无论哪一方采取切实的调整与改变，都可能对局势的发展产生转折性影响，但现在看来难以达到。如果朝鲜当局继续一意孤行，激化矛盾，进而挑起战事，中国不会为其承担安全责任。当然，出于自身和地区和平利益的考虑，一旦乱局发生，中国会根据自己的判断，采取积极有为的行动，推进有利于朝鲜半岛长久和平的安全机制建设。

二、中美战略博弈

2016年是美国的大选年。根据以往经验，中国问题往往会成为美国总统选战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妖魔化中国、攻击中国的调门会很高。但是，鉴于现任总统任期已近，一般会采取较为连续性的稳健政策，不会寻求做出大的调整和改变。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会进一步推行，美国会继续在南海示强，拉拢盟国和其他国家制约中国的行为等都会继续下去。同时，也会继续保持同中国的接触与协商，推进多个领域的功能性合作。

然而，中美在安全领域的博弈也存在一些不可轻视的风险点。

其一，管控朝鲜半岛局势。朝鲜进行新一轮核试验和发射卫星为本来就不稳定的半岛局势又烧了一把火。中美在管控朝鲜半岛局势，加大对朝制裁力度，以制止其冒险行为上有着共同利益，可以进行合作，但在对朝制裁的目的和方式上存在重大分歧。中国反对美国借制裁之机扩大美韩同盟的作用，在可控与稳妥的基础上解决半岛问题仍然是中国的上策。

其二，管控南海局势。中国会进一步加强在南海的岛礁建设，提升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力量，而美国会继续在海上和空中进行挑衅，如果缺乏约束，无视中国方面的警告，行动出格，有发生突发性事件的可能。同时，国际仲裁法院会对菲律宾的诉讼发布裁决结果，裁决结果发布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很难预料。比如，如果菲律宾方面采取莽撞行动，中国必定会采取反制措施，这无疑会增加发生冲突的风险。

其三，管控台海局势。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完成，实现政党轮替，蔡英文如何处理与大陆的关系和与美国的关系引人注目。过去若干年来，包括民进党执政时期，中美在维护台海局势稳定方面进行了有效的沟通与协调。民进党在传统上有亲美、近日和疏远大陆情结，美国方面如果把民进党作为制约中国大陆的工具，为其“重返亚洲”的战略服务，鉴于台湾问题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这势必会对中美关系造成严重影响。

三、中日安全困境

安倍长期执政为其继续推行其理念和政策提供了基础，其理念与政策的核心是“强国战略”，其中，构建强大且能行使更大职能的国防力量是这一战略的重要内容，包括自卫队走出去、扩大武器出口等。在这方面，安倍还会做得更多，包括加强对钓鱼岛的防卫和在东海地区的海空力量等。一个新动向是，日本在强化日美同盟的框架下，将会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行动将会更具进攻性和对抗性。中国面对的将是一个更加活跃，甚至咄咄逼人的日本。日本希望在南海问题上“更有作为”，除配合美国的行动外，还将进行单独巡航。此外，日本还会加强与菲律宾、越南的军事合作，向他们提供武器，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等。安倍政府这样做，一是要借机拓展日本的安全空间，增大战略回旋余地；二是要提升日本的地区影响力，压制中国。可以说，中日双方除了对可能发生的“擦枪走火”有着共同的担心，都有意

向通过协商制定规则外，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空间很；

四、恐怖主义威胁；恐怖主义蔓延是当今世界安全形势中最令人关注的事态；结语；近年来，中国的安全战略和安全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综合实力的持续提升必然会引起国；资料来源：《当代世界》杂志，2016年第4期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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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通过协商制定规则外，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空间很小，目前还很难找到走出安全困境的有效对策。

四、恐怖主义威胁

恐怖主义蔓延是当今世界安全形势中最令人关注的事态，因为恐怖主义具有隐蔽性高、突发性强、危害性大的特点，特别是恐怖势力的暴恐活动多以平民为袭击对象，一旦发生，会引起极大的社会震动与不安。中国周边不乏恐怖主义活动的踪迹，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以及中亚国家都是恐怖势力活跃的地区，恐怖活动接连不断。国内的极端势力和分裂势力也与外部有着直接的联系，曾经制造过许多事端。2015年，中国着力加强了国内反恐的力度，制定了反恐法律，使国内安全形势有了较大改善。但是，在国际上，特别是中国周边地区的恐怖主义势力仍然很活跃，发生恐怖主义袭击的几率很高。鉴于中国与周边国家有着密切的经贸、投资联系，旅游人数巨大，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面临很大威胁。在新的形势下，海外中国公民的人身安全、投资项目安全、资金投入安全等已经成为国家安全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中国倡议并积极推动和参与的“一带一路”建设已经进入实施阶段，参加的项目、投入的资金和参与的人员很多，维护项目、资金与人员安全的任务很重。为此，中国会把“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安全合作纳入国际合作议程，会进一步加强国际反恐合作，充分利用现有合作机制，如上合组织、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以及各种双边合作机制等，建立有效的反恐合作安排，特别是信息交换机制、联合行动机制等。

结语

近年来，中国的安全战略和安全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国内安全方面，成立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了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的新安全理念。在对外安全方面，提出了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的新构想。在安全环境与安全机制构建方面，中国彰显了做新型大国的决心和担当。尽管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面临着诸多新挑战，但总的来看，挑战和机遇并存。安全环境构建必须服务于中国的总体发展战略，符合做新型大国的战略定位。中国不会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上作任何让步，必然对那些危及国家重大利益的挑战或挑衅进行反制，但同时又会从构建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出发，审慎与理智地处理争端，竭力降低发生冲突的风险，努力寻求对话、协商与合作的机会，增强对大局的掌控能力。

作为一个大国，中国综合实力的持续提升必然会引起国际社会和周边国家复杂与多样的反应。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自身对于外部安全的要求与期待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中国对于周边安全形势的判断，既不能低估威胁与风险，也要避免以点盖面、过度反应。应对复杂多变的周边形势，最需要的是战略定力与战略韧性。

《安全评估报告》称，2015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错综复杂。美中日之间的竞争态势与中俄之间的合作关系同时并存、各自深化，中国与印度保持着疏离且稳定的双边关系。美国坚定地实施战略东移、其亚太同盟体系防范、遏制中国的态势不减反增，中美关系中的战略竞争性凸显;日本向“正常国家”转型，中日在海上安全、对外投资多个领域矛盾重重，关系持续低迷;中俄就“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达成共识，战略合作关系加强;印度的亚太战略从“向东看”转变为“向东干”，试图对华维持经济合作与战略平衡的“双轨政策”。此外，中国与各次区域的主要国家关系相对稳定，韩国、印尼、哈萨克斯坦等国对“一带一路”的态度积极，战略对接态势明显。

在海上争端方面，2015年，较之于黄海形势的相对稳定、钓鱼岛争端与东海问题的僵持，南海问题因中美博弈与中菲南海国际仲裁案而持续恶化。围绕岛礁建设的中美博弈加强，南海军事化态势明显，使得海上安全形势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2015年，恐怖主义、环境问题等对地区安全的挑战严峻，“伊斯兰国”极端势力的战略改变及其影响力的外溢，使得中国周边广大地区面临着严重的安全威胁。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等因素造成中国及其周边各国面临着水资源短缺与污染、城市空气污染与林火雾霾、生物多样化的丧失、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构成严峻挑战。

张蕴岭认为，2016年，中国周边安全及“一带一路”建设进程或将面临四方面的挑战。

一是大国战略竞争特别是中美、中日竞争态势或将持续。只要美国及日本的战略界和决策层继续将中国视为主要的安全威胁，对中国采取战略遏制和围堵，这种大国战略竞争的风险不仅难以消除，甚至还可能在特定情势下进一步激化。

二是海上纷争进一步复杂化。中美围绕南海问题乃至海洋规则与秩序的博弈具有长期性，南海军事化趋势将加大意外摩擦发生的可能性。海上安全的博弈将在外交、军事和法理多领域展开，尤其是中菲南海仲裁案在2016年将有结果，相关法理斗争将更为尖锐。

三是中国周边中小国家政局变化及对华政策的调整。缅甸大选后的政局变化及其对外政策的取向，越共12大后对华政策调整，以及泰国的宪政改革等等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周边安全态势及“一带一路”建设进程。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与对策论文 篇6

曾几何时，中国的周边安全局势一直是我国值得称道的外交成就。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提出了“安邻、睦邻、富邻”的指导思想，积极落实“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政策，大力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创造了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最好时期。

周边安全基本形势总体相对稳定

表现在六个方面：第一，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与周边稳定的能力增强了；第二，地区和平发展的基本态势并没有改变；第三，周边国家对华友好合作仍然是主流；第四，周边国家对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认同大于疑虑；第五，发展周边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机会仍大于挑战；第六，巩固、发展和周边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主动权在我。

日本“远交近攻”，中国成其主要防范对象

中日关系在21世纪开始就出现许多问题，尤其是在小泉任期内，由于其一意孤行地参拜靖国神社等不负责任的做法遭到中国等的强烈反对以及日本“入常”的失败，日本“归罪”于中国，中日之间出现冰冻关系。后虽经安倍的“破冰之旅”和温总的“融冰之旅”，但“政冷经热”成为中日关系的一大特点。

近年来，中日关系虽未有大的起伏，但可以说是“旧仇未了，又添新恨”：中日关系撞船事件态度的强硬、地震之后对待中国给予援助的冷漠、灾难之后美日关系的加强、野田上任之后对防卫重点的调整、第一岛链的设想、与印度的联合军演等等，欲意包围中国。

中国的发展是更深层次的影响因素

1、当前，中国周边局势比较紧张，与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崛起是有深层次关系的。我们要发展，就要“走出去”，就要有主权意识，和以前相比，难免因此与周边发生摩擦，这属正常！

周边国家对华的“两重性”是重要因素

中国周边国家，除日本以外（日本国力也在萎缩），大都属于综合国力不强的中小国家，都在积极寻找发展之路，而中国是亚洲乃至世界正在崛起的强国（经济势力位居世界第二），他们在对华方面存在着较强的“两重性”或称矛盾性：

1、期望与疑虑：期望从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得到好处（尤其是经济上），但又对中国的发展产生疑虑，特别是跟中国有历史遗留争端的一些国家，或者说占了我们便宜的一些国家，总是担心有一天我们要拉清单。有的国家，占了中国那么多岛礁，他不担心呀，心肯 定不踏实。

3、历史与现在：在历史上，中国周边国家大都曾长时间沦为附属国、殖民地，大都曾遭遇过强权的压迫与蹂躏，因此。他们对强权政治介入地区事务有戒心；有的国家,对霸权主义推行“西化”“分化”政策，搞和平演变，支持分裂势力闹事，颠覆它的政权，心知肚明；有些国家对曾经赶走的外部势力卷土重来，心存顾虑。另一方面，它们又期望把外部势力引进来，平衡中国，这个心态是很矛盾的。

4、中国或美国：现在是，美国高调重返亚洲，从政治、安全方面满足了中国周边国家的需要——制衡中国，但是，中国的发展势不可挡，他们在经济上还需要中国，依赖中国，而美国，霸主注意、强权政治，且经济不力，是跟中国还是跟美国，有时左右为难。

政治、安全和经济因素是周边国家考虑的因素，显然政治安全资源是更重要的因素，加之中国对周边国家心态的揣摸不够，导致近两年周边环境恶化。

中国的对策

淡定从容，韬光养晦，做好自己的事

解决问题，关键在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是应对外部挑战的最根本的法宝。

1、不回避、不着急。周边问题是中国崛起的必经阶段，必须要过这一关，躲不过去的，不能回避。现在问题来了，或者挑战来了，就得去坦然面对，去有效应对，否则永远不会真正的崛起。

2、要有发展战略，要有自知之明。对自己的政策要做调整。2010年，我国提出了要“塑造周边”，但是要怎么塑造，我们自己先得有个计划，得先有个模子。连模子都没有怎么塑造？这方面我们得学学美国！

3、“韬光养晦”与“敢做敢为”并重。做任何事情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在整个过程中，“韬光养晦”一定要坚持，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加强“有所作为”、要有威严的一面，就是不能只做“老好人”或是“和事佬”，要能让一些国家觉得中国难以挑战、难以侵犯、难以“忽悠”。政经合一，协调周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