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型模式命令模式

第1篇：行为型模式命令模式

行为引导型教学模式在护理双语教学的研究和实践

摘 要：以课程教学方式方法改革作为支点践行教学改革，采用基于问题的学习(PBL)结合临床情景模拟法的行为引导型教学模式，对中医药院校的护理本科课程教学进行实地研究，着力于“行为研究导向”在护理本科教学应用模式的探索，将护理专业课程外语教学与专业教育有机对接，建设适应中医药院校需求的新型自主合作探究式的护理双语教学新模式。

关键词：行为引导;双语教学;护理

一、教学模式的构建

美国教育家兰祖利1986年提出了优化教学理论，强调学生个体的内部环境和学习的外部环境必须形成良性互动方能达到优化教学的目的。行为引导型教学法基于优化教学理论中“构建-探究式”教学实践模式而创建。

广西中医药大学根据优化教学理论，以国内外学者对护理双语教学的研究成果为理论基础，在国内其他高校已有的涉外护理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的基础上，以中医药院校护理本科教育教学方法改革为切入点，结合护理学院多年护理双语教学的方向和特点，开展适合民族地区中医药院校发展的护理双语教学模式的本土化探索，以PBL结合临床情境模拟为主要方法，探索以行为引导型教学法为核心理念指导下的互动式双语教学模式，侧重“教”与“学”的效果，实施了情景式PBL在护理双语教学的应用，构建了情景式PBL在护理专业临床双语教学模型，在教学过程关注师生双向互动的教学情境中，从理念、知识、能力和素质等方面突出对学生主动性、主体性和主创性的培养，使护理双语教学与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护理人才社会需求实现有效对接。

二、教学理念

20世纪著名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家杜威提出的“三中心论”认为，真正好的学习是要从“做”中学，教学应该以经验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以活动为中心。行为引导型课程教學模式借鉴杜威的新“三中心论”的教育思想，根据美国教育家兰祖利1986年提出的优化教学理论中“构建-探究式”教学实践模式而创建。行为引导型教学模式侧重人性化“教”与自主性“学”的效果，扎根人本主义，从理念、知识、能力和素质等方面突出对学生主动性、主体性和主创性的培养;解绑纯理论教育，使“情境化”和“人性化”实践教育生根发芽，培养了学生“自发求证”的科学精神。

学校遵循“护理专业课程解绑纯理论教育，完成实践教育裂变”的原则，应用杜威的新“三中心论”教育理论，即“以经验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以活动为中心”构建了以行为引导型教学法为核心理念指导下的线上线下虚实结合的互动式教学模式，侧重引导学生深度学习，围绕教育主体、教育路径、教育平台建设等开展理论研究和创新实践，构建了教师教育“三者融合”(即指导者、促进者、合作者)以及学生学习“四性合一(即主体性、实践性、合作性、探究性)”的护理专业课程教学模式。

三、教学实践

自2015年开始，广西中医药大学从实际出发，以培养国际化中西医护理双语人才为宗旨，探索了国际一体化护理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及价值取向，对双语教学运作模式进行定位，并从涉外护理课程内容设置、双语教学的实施过程、涉外护理师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体系等方面，对本院护理本科专业学生的护理双语教学模式进行了探索与评价。选取护理本科学(英语方向)以及护理学本科(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组织实施教学实践，探索了实景模拟临床情景下PBL在护理专业双语教学的教学实践过程，在护理双语教学引入了PBL的教学模式，从课程体系构建、教材建设、教学方法和质量评价标准研究、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科学构建了一套适合贴近护理本科学生，符合教学现状的双语教学运作模式，使学生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过程中，养成了想学、要学、能学、好学的习惯，建立了一支优秀的双语教学师资队伍，全面提高了涉外护理的双语教学质量。

行为引导型课程教学模式聚焦学生的学习过程以及学习心态，在教学方式和思维培养中多角度融入探究性成分，以期通过师生间人性化的教学互动以及合作性的教学方式，催化学生的自主感、创新思维以及求知本能，激发其被传统教育体制局限住的好知、切问和求证的科学态度和潜力，使学生在“体验、合作、探究”的学习过程中，构建自己的知识，完善自主选择意识，发展实践创新能力。

(一)行为引导型教学法，精准发掘实际问题，有针对性地将行为引导型教学法融入护理双语教学，凸显双语教学之“三性”

遵循行动研究“计划-行动-观察-反思”四步法，以护理专业教学与专业英语教育有效融合为抓手，积极探索中医药院校实施护理双语教学方法的有效路径，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三方面进行改革实践：

教学内容整合把握“务实”原则，基于20世纪著名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家杜威提出的“三中心论”，真正好的学习是要从“做”中学，教学应该以经验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以活动为中心，制定课程教学改革方案。以塑造学生学习主体性为中心，以护理工作真实问题为基础，建构以行为引导型教学法为核心理念的线上线下虚实结合的教学模式，在教学过程中由教师承担指导者、促进者、合作者角色，利用情境、协作、会话等虚实结合的学习环境要素，从理念、知识、能力和素质等方面突出对学生主体性、实践性、合作性、探究性的培养，使护理本科教学与综合素质的优秀护理人才社会需求实现有效对接。

根据培养目标和教学模块的功能，优选实训项目，将PBL教学法引入护理双语教学，突破传统的学科分类，打破传统学科型知识结构体系，按学科的特点和功能，护理学院与临床附属医院护理部统一规划教学，立足于涉外护理学生整体学习水平，根据学科的特点进行整合和优化，采用模块化的内容安排，构建护理理论和实训教学相互融合的双语教学模块，同时注重将临床工作中的中医护理新技术、中西医结合护理新技能以及国内护理专业发展的最新动向和前沿信息吸收到教学模块中，使教学能够反映出最新的临床实践动态，凸显了双语教学的“实用性”。重点依托护理本科专业必修考试课程《内科护理学》进行研究，选取涉外护理本科专业以及护理学本科(中外合作办学)的学生实施教学实践，通过基于问题的学习(PBL)结合临床情景模拟的行为引导型教学模式完成了“知识传递”的四种转化：1.通过教师言传及学生听讲，完成了明确知识向明确知识的转化;2.通过情境模拟教学放手学生在“做中学”，完成了默会知识向默会知识的转化;3.通过PBL训练推动学生对知识融会贯通，实现教育理念的内化，完成了明确知识向默会知识的转化;4.通过临床实践的外显方式检验学生知识的顺应性，完成了默会知识向明确知识的转化。

教学方法体现以能力开发为本位，以实践为支点，以知识体系构建为框架。教师把学生置于临床问题情境中，将现代教育技术引入护理课程进行行为引导型教学，在教学中创造性地采用基于问题的学习(PBL)结合临床情景模拟法，重点培养学生从理论到实践的运用能力以及从实践回到理论的归纳能力，训练学生发展较高层次的自主思维技能，建构与问题相关的知识基础，行为引导型教学提起了学生的学习动机，改变了学生学习的应变态度，达到了教以融汇，学则贯通的目的，课堂教学顺利完成两个转向：一是由注重课本知识传授转向注重学生学习情感和学习能力的培养;二是由学习关注结果转向关注学习过程以及后续自学，凸显了教学之“实践性”。

实践教学选择学校附属医院作为护理实训基地，遴选临床既有丰富临床经验又掌握一定外语水平的优秀护士参与对学生的实地教学带教，临床见习和实习教学活动以科室为单位，以系统疾病护理为主线，应用目标教学、案例教学、同步教学、项目教学的方法，采用理论小讲课、护理查房、情境模拟、学习汇报、专题讨论等多种形式进行。与此同时，在校专任护理双语教师深入临床一线学习，第一时间获取知识的更新，以教带研，在研中学，相互渗透，相互推动，真实了解临床对护理的最新需求，及护理技术日益发展对高级护理人才规格的要求，按照社会职业需求导向和护理专业理论体系为指导制定带教方案，根据护生思想意识和心理需求状态，有针对性的培养其临床思维以及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

教学设计环节彰显鲜明特色，成功营造学习共同体。基于主体性教育论进行优化的实践教学环节设计，以护理专业技能“用得上”为落脚点，运用临床实践真实素材为学生学习兴趣的激活搭建有效平台，教师灵活发挥“支架”作用，科学组织学生与教师一起组成学习共同体，在教师陪伴学生充分享受探索与学习的乐趣的过程中，潜移默化让学生感受到学习之本质不仅非知识本身，更重要的是求知的过程，“育人”犹胜“教书”，凸显了教学之“实效性”。

教学效果实现“专业性”到“人文性”的渗透。探索以培养学生从理论到实践的运用能力以及从实践到理论的归纳能力为导向的护理双语教学实训考核评价方法。每个教学模块都是根据学生的知识基础、学习心理以及认知规律来构建知识体系，实践教学环节处处体现思想在“行动”、操作在“行动”，整个教学过程的行动化给学生在“做”中“学”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对学生的学习评价也在“做”中考，以学生在教学过程、学习过程、动手实践操作过程作为背景实行動态化考核，课堂教学顺利完成两个转向：一是由注重课本知识传授转向注重学生学习情感和学习能力的培养;二是由学习关注结果转向关注学习过程以及后续自学。客观、合理地评价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和综合素质，凸显了双语教学的“实效性”。

(二)行为引导型教学法，以建构-探究式教学理论为指导，既优化学生教学，亦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遵循行动研究“计划-行动-观察-反思”四步法实施行为引导型教学，试图从教学者“教”的改革和学习者“学”的兴趣培养两方面入手，把教育对象的教育意图转化为受教育者的自觉行动，教师拓宽了教育思路，而学生学会了自行求知，学生主体性得到提高，教师亦在与学生的沟通对话中得到成长，自身实践和创新能力也得到较大发展，更加深刻体会到教师的职责应该是更多地激励学生思考和创造，愈发激起教师从传统教育模式束缚中不断求变的内源动机与动力，继续为达到全人育人的境界和终身学习的目的不断努力。

四、教学模式主要解决的问题

通过行为引导型教学模式实施教学，有效地解决多年来传统医学教育累积的通病，包括：被动学习、学而不思、学不致用、人文欠缺，教与学双导视觉下护理教学，模式在尊重学生学习兴趣与能力的基础上，有效激发其内源性求知本能与未觉潜力，学生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过程中，养成想学、要学、能学、好学的习惯，使问题的探究和解决达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目的。

通过转变教学管理观念，护理教师在探索中匍匐前行，成功地完成了“教书”到“育人”的角色转变，由以往单纯的教学大纲拥泵者、忠诚的教材呈现者切换成为教学活动的引导者和学生发现性学习的指导者，建立了“指导-参与”型教学合作关系，充分让学生进行自主探究式学习。

通过富含众多内容的教学过程实时化、动态化互动，把人文精神、探索求变、团队效应以及终身学习的理念润物细无声地扎根于学生的意识形态当中;同时在职业技能、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上给学生创造了极大可塑空间，逐渐改变学生被动性学习态度和考试驱动式学习习惯，充分发展锻炼了学生在认知、能力、情感等方面的学习主体性，学必习之，习以致用。

五、教学成果

基于“重抓1门护理核心课程，重点训练学生临床思维养成技能”的教学改革定位，转变教育思想，精准瞄准教学方法改革，找到一个具体真实的教改载体，以课程教学方式方法改革作为研究支点，践行教学改革，以培养实用型和应用型人才为目标，以现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理论为指导，构建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双语教学管理模式，打破了传统的学科完整性为原则，有效地解决本校涉外护理双语教学中医学专业术语的外语障碍难以跨越，传统灌输式双语教学的整体课堂效果和质量不够理想，学生学习压力大的突出问题，探索出适合本校护理专业较高效的双语教学方法，使学生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过程中，养成想学、要学、能学、好学的习惯。涉外护理专业学生综合能力普遍提高，创新性思维，科学研究能力逐步提升，多元智能得到长足发展，体现见表1。

护理学院自2005年开始至今一直与泰国孔敬大学护理学院实施互派大学生到对方实习或进修，通过与孔敬大学护理学院的深入交流合作，在教学改革中注重课程体系的建设，增设针对东盟各国的文化课程推进护理双语教学，培养了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学生实践能力，取得了非常好的教学效果，先后近150人次的毕业生到马来西亚、新加坡、阿联酋、巴西工作，有力促进了学校涉外工作的发展。

另外，教师教学团队在教改过程中普遍树立了能力本位的教育理念，摆脱传统医学教育的框架桎梏，形成敏锐的信息知识贮备意识，增强了在教学中应用医学信息技术的能力，能够灵活驾驭线上线下教学，引导学生进行深度学习。

六、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教学内容问题

以行为引导型教学法为核心理念指导下的基于问题的学习(PBL)结合临床情景模拟的教学模式，应用过程中实践教学使用的案例仅局限于临床内科常见疾病，缺失学科系统之间的交叉，各系统之间的知识点没能很好的串联起来;与此同时，案例本身缺乏更宽泛的医学知识、人文知识和社会层面的学习议题，医学人文性与医学教育的价值追求契合度不够。

(二)学生学习效果问题

教学过程中发现部分学生的知识储备没有达到能发现问题的水平，或者表达能力心有余而力不足，积极性高但挫败感强，学生对新型的教学方式产生一定的抵触和为难情绪，容易在自我怀疑和否定中慢慢丧失学习的动力。行为引导型教学法旨在培养学生养成一种“终身学习”的理念，而不在于短期知识的暴涨或者学习成绩的提升，因此，学生对于这种教学理念必须要有一种完全的认知和自我接受，才能在一次又一次的磨练中领会到行为引导型教学法的精髓。

(三)教师导学的问题

受长期思维定势的影响，行为引导型教学法实施过程中教师在参与的过程中时不时由于传统“宣教”角色的惯性会控制不住有干预学生自主性学习的冲动，在某种程度上偏离了引导型教学法“引导学生自主探究”的本质。

(四)双语教学的问题

由于双语教学案例所提供的资料都是以英文形式呈现，作为涉外护理专业的学生，阅读书面英文材料有很大困难，对于在空余时间需要到图书馆、互联网查阅国内外文献和资料是学生普遍反映最辛苦的过程，因为他们对外文文献的检索和阅读能力有限，所以很多学生都是查询中文资料然后翻译成英文进行讨论，这种用中式思维学习医学专业英语的学习过程和实质内容都跟双语教学的教学目标存在了不少的差距。学生在用中文去探讨病例的基础都尚未扎实之前就将学生导入用英文思维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会本末倒置，违背了学习目的的初衷。

七、思考和建议

行为引导型教学模式的教学改革的价值取向应从理念、知识、能力和素质等方面突出对学生关爱的培养，在教育内容上注重学生多元文化的适应及护理综合能力的培养以及课程教学与跨文化教育有机对接。

双语教师团队应该整体优化课程结构，重组精练教学内容，将课程外语教学与跨文化教育有机对接;在课程设置上注重在专业教育的基础上重视人文素质，培养学生能应用传统中医护理的辩证观、整体观理论和现代护理知识对服务对象实施整体护理能力。

此外，行为引导型教学法在教育方式上更重视发挥学生主体积极性与创造性，但是教学课时分布，教学评价方式都由各个学校自行设定，尚无统一标准，线上教学对学生的考核與评价是整个教学模式改革中的薄弱环节， 目前的评价主要体现在学生学习积极性、活跃性的定性描述以及测验成绩、视频观看时长的定量分析，且教学评价方式尚无统一标准。因此，探索行为引导型教学法实训考核评价方法势在必行。建议改革传统的考核方法，建立双语教学课堂质量评价标准。行为引导型教学模式改革的价值取向应从理念、知识、能力和素质等方面突出对学生关爱的培养，对护理本科人才预达到的标准做出定性或定量的描述。

参考文献：

[1]舒康云，陶永元.兰祖利“三元人才理论”及教学模式建构[J].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12，27(10)：86-92.

[2]邹红军，柳海民.杜威的“探究认识论”与探究学习[J].全球教育展望，2018，47(05)：56-70.

[3]杜威.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M].赵祥麟，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4]黄钢，关超然.基于问题的学习(PBL)导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

[5]董卫国.临床医学PBL教程[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

[6]王思婷.探究涉外护理人才培养的PBL模式[J].中医药导报，2017，23(06)：123-125.

[7]王思婷，李朝晖，马秋平.医药院校涉外护理双语教学引入PBL的思考[J].中华全科医学，2017，15(02)：331-333.

作者：王思婷 马秋平 何凤 秦明芳 韦丽华 李朝晖

第2篇：命令型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投资：激励还是抑制？

摘 要：近年来，中国政府正采取日趋严格的命令型环境规制政策试图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但微观层面的经济主体对此如何响应?本文以新《环保法》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0—2018年A股上市企业微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命令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1)新《环保法》的实施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投资规模，其中，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2)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国有企业、高研发强度和处于激烈市场竞争环境中的企业，新《环保法》对企业投资的抑制效果更为明显。因此，政府要进一步强化针对性的激励政策协同，为异质性重污染企业提供更公平的市场环境，进而引导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克服企业因经济动力不足造成对投资的抑制效应。本文不仅丰富了新《环保法》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和机制研究，更为完善环境立法体系建设提供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环境规制;新《环保法》;投资行为;企业社会责任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21.07.008

一、引言

目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为特征的新发展诉求导致经济发展方式和环境治理模式面临新的突破和创新。2015年1月1日，全面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新《环保法》)正式施行，其突出特点是首次从法律角度明确各级政府和污染企业在环境监管、污染防治等方面的责任。一方面，相较于碳排放权交易等政府干预较少的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而言，新《环保法》对经济主体生产经营活动的要求更为严苛，尽管这种严格的监管方式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巨大环境治理压力对微观经济个体的生产经营活动可能存在非对称性影响(Berman和Bui，2001)[1];另一方面，企业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微观企业投资行为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落脚点。因此，探索新《环保法》对重污染企业投资的影响效应，不仅有利于优化实体企业资本配置，还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等重大战略提供理论参考和经验证据。

国内外有关环境规制的研究已从多维度构建理论框架并展开争论，主要聚焦于以下两方面：一是从宏观层面分析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如田雪航和何爱平(2021)[2]认为要想实现经济增长必须解决环境规制与各主体间的利益格局冲突。二是从微观层面分析环境规制与企业行为的关系，其中，企业环保治理和创新研发等投资行为如何响应环境规制政策受到广泛关注。如张琦等(2019)[3]基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的准自然实验，分析认为地区环境治理压力有利于促进企业增加治污投资。齐绍洲等(2018)[4]基于1990—2010年间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发现以排污权交易制度为例的环境规制政策有助于促进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无论是处于“末端治理”的治污投资还是“源头治理”的绿色创新活动，在环境治理体系中，这两种不同的治理方式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张三峰，2020)[5]。“遵循成本”假说认为环境规制下企业控污成本增加导致挤占生产投资行为的发生(Jaffe等，1994)[6]。“波特假说”对此持相反观点，认为环境规制能通过提高技术水平实现补偿效应，进而增加生产性投资(Poret和Linde，1995)[7]。那么，在环境资源利用与社会发展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王兵等，2017;沈洪涛和周艳坤，2017)[8，9]，强约束性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扩大再生产的投资环节是“激励”还是“抑制”?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是通过何种机制影响重污染企业投资规模?存在异质性特征的重污染企业投资又是如何响应新《环保法》呢?

综上，区别于以往围绕环保投资和绿色创新的研究，本文以企业竞争力为落脚点，选择能够代表企业产能变动和成长性的资本投资视角展开研究，对命令型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的影响机理进行研究。本文主要贡献体现在：第一，目前文献中新《环保法》与企业成长性投资的关系尚不明确，本文为定量研究命令型环境规制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提供实证依据。第二，诸多文献倾向选择环境治理成本、污染排放量作为代理变量研究环境规制效果(康志勇等，2020;孙志红和陆阿会，2021)[10，11]，缺乏对于具体法律变革这种外生冲击的政策有效性检验，本文以新《环保法》准自然实验为研究场景，有效缓解双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为命令型环境规制与企业投资响应之间的因果关系提供了经验证据。

二、文献回顾及假设提出

(一)新《环保法》与企业投资行为

环境规制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主要可以归纳为 激励效应和压力效应(姜英兵和崔广慧，2019)[12]。激励效应是指环境规制以技术创新补偿为核心，以政府直接补助为手段，促进企业履行环保责任、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并最终实现可持续增长。压力效应是指环境规制将治污外部成本内部化，这势必会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导致企业短期内获得的边际收益远小于边际成本。在压力效应下，企业倾向选择停产或减产以减少污染排放，这将降低企业未来盈利能力。综合考虑环境规制的激励效应和压力效应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从利益冲突动机和合规动机考察新《环保法》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一方面，环境规制的激励效应可能导致政府与企业的利益冲突。新《环保法》中，新增或修改了环境质量标准、利益激励制度和将环境保护工作纳入政绩考核等法律条目，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执法权，强调政府的环保责任。在新《环保法》严格的监督机制和尚不完善的激励机制下，政府更关注生态环境表现，而企业短期内面临严格的政策监督，长期却得不到稳定的资金支持，政府与企业的核心利益诉求无法达成一致，当环境绩效显著低于预期时，地方政府甚至可能限制重污染企业的投资行为(谢珺和林小冲，2020)[13]。

另一方面，环境规制的压力效应可能导致企业管理者出于合规动机调整投资决策。新《环保法》的正式施行，大幅提高了对重污染企业的舆论监督和惩治力度。尽管公开环境治理信息可能为大多数企业带来“绿色声誉”，但对于重污染企业来说，一旦遭遇负面报道不仅意味着企业面临巨额罚款、高昂治理成本等环保责任，还会加重筹资、生产、周转、销售等方面的困难，导致企业绩效下滑(黄辉，2013)[14]。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声誉机制理论，委托人希望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但代理人更注重维护自身声誉，尤其是受规制影响最大的重污染企业管理者，出于合规动机会选择增加控污成本，进而挤占生产性投资(林璇和熊婷，2015)[15]。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新《环保法》实施后，相对于非重污染企业，重污染企业投资水平显著下降。

(二)新《环保法》影响企业投资规模的作用机制

新《环保法》旨在引入社会监督机制，增加企业违法行为被发现的概率(王晓祺等，2020)[16]，促使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和员工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承担着更多对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从而建立一个良好的公众形象，并因此获利(朱乃平等，2014)[17]。但是履行上述责任极大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经济负担，甚至违背自身利益，此时企业可能会对承担社会责任产生规避行为(李百兴和王博，2019)[18]。而从长远来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作为获得企业声誉的重要环节，直接影响社会投资者对企业的认知和评价(谢佩洪和周祖城，2009)[19]。因此，从外源性融资角度来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消极态度阻碍其累积声誉和社会资本，最终抑制生产投资;从管理者预期角度来看，企业声誉受损不仅增加了融资困难程度，还增加了企业家对重大风险的悲观预期，最终对企业投资产生抑制效应(陈东等，2021;花贵如等，2011)[20，21]。对此，本文提出假设：

H2： 新《环保法》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重污染企业全面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进而导致企业投资规模下降。

(三)新《环保法》抑制效应的不对称性

1. 研发强度。在企业内部资源总量一定的情况下，研发投入是挤占企业生产投资的重要原因。由于研发活动的不确定性和滞后性决定了不同企业的研发强度和效率存在差异(刘悦和周默涵，2018)[22]。Costantini和Mazzanti(2011)[23]研究证实环境管制对高技术部门竞争力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中低技术部门则没有影响。因此，本文认为，新《环保法》背景下，研发强度越高的企业越容易通过技术革新获得环境规制的技术补偿，即拥有更大空间调整投资战略应对规制压力，从而抓住机遇、扩大投资。基于以上观点提出：

H3： 相对于低研发强度企业，新《环保法》对高研发强度企业投资的抑制效果更小。

2.市场竞争程度。新《环保法》实施后，尽管承担更多环保责任能为企业赢得“绿色声誉”，但在市场竞争加剧和环境治理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下，极可能导致企业利润下降，而“绿色名誉”为重污染企业带来的投资机会具有不确定性。相比之下，垄断行业的重污染企业可以通过垄断地位获取的高额利润轻松应对规制要求，不会因新《环保法》的实施过多调整内部资源配置。基于以上观点提出：

H4：相对于垄断行业，新《环保法》对竞争性企业的投资抑制效果更明显。

3. 企业所有制。新《环保法》不仅对企业环境治理行为提出严格要求，还将环境目标与地方政府考核制度相结合，大大加强了对地方政府履行环保职能的问责。非国有企业对政府命令型环境规制的敏感性较低，相比之下，中央或地方政府投资或参与控制的国有企业承担了更多国家政策导向性任务。尤其是将环保指标纳入官员政绩考评体系等改革，可能导致政府直接干预国有企业投资决策，增加治污投入，进而导致生产性投资规模下降。基于以上观点提出：

H5：相对于非国有企业，新《环保法》对国有企业投资的抑制效果更明显。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按照证监会2012年发布的行业分类指引，本文选择重污染行业集中的B、C、D行业中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以2010—2018年为研究期间。结合原环保部2010年公布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选定化工、石化、医药、钢铁、冶金和采矿业等18个细分行业为实验组样本，将木材、家具、电子、机械等18个行业在内的企业作为对照组样本。在此次基础上对样本进行二次筛选：(1)剔除被标记为ST、*ST的企业;(2)剔除无法处理的数据缺失样本。最终获得816家企业7344个样本观测值，其中，实验组样本3906个，对照组样本3438个。文中被解释变量和各控制变量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企业年报以及和讯网。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上进行缩尾处理。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本文運用双重差分法考察2015年实施的新《环保法》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具体来说，设置政策影响虚拟变量[Treat]，受新《环保法》影响较大的重污染企业为实验组样本，取值为1;非重污染企业为对照组，取值为0。同时，根据新《环保法》正式实施时间设置时间虚拟变量[After]，当样本观测值位于2015年及之后取值为1，否则为0。计量模型如下所示：

[Invit=β0+β1Treati×Aftert+β2Controlsit+δi+μt+εit]

上式中，[i]表示企业，[t]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Invit]为企业投资水平，[Treati×Aftert]的系数捕获的是重污染企业在政策实施期间相对于非重污染企业投资的平均变化，[Controlsit]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具体描述见表1;[δi]为行业效应，[μt]为时间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本文主要观察[Treati×Aftert]的系数[β1]，若[β1]显著为负值，可以推断2015年新《环保法》实施抑制了企业投资。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模型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其中，被解释变量企业投资规模的均值为0.054，标准差为0.045，最小值为0.002，最大值为0.219，这说明不同企业投资规模在样本期内存在较大差异;[After]和[Treat]均值分别为0.444和0.532，说明试点前后的实验组和对照组样本数量较为均衡;[CSR]总体均值为0.265，最大值与最小值差额为0.801，说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差异较大，且存在较大的进一步改善空间。[Size]、[Age]、[Lev]等其他控制变量的平均值与中位数相差不大，与既有研究基本一致。此外，由变量[Soe]的均值可知，样本企业中有46.8%为国有企业，53.2%为非国有企业。

(二)单变量分析

本文采用单变量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检验。表3第(1)—(4)列分别为实验组和控制组在新《环保法》实施前后投资水平的平均值，第(5)—(6)列为运用t检验方法测算新《环保法》实施后企业投资水平的系统差异，第(7)列表示实验组的变动减去对照组的变动。结果发现，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重污染企业投资水平显著下降，政策效应为-0.005，可初步验证假设1，即新《环保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重污染企业投资。与此同时，从产权性质分析发现国有企业投资的双重差分值在1%水平上显著;非国有企业投资的双重差分值不显著，表明新《环保法》显著影响国有企业投资行为，但与非国有企业投资的关系尚待检验。

(三)企业投资规模的时间趋势图

在计算得到企业投资规模的基础上，图1直观地揭示实验组(重污染企业)和对照组(非重污染企业)企业投资规模的时间趋势，初步发现：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总体投资规模基本呈下降状态;2015年新《环保法》出台前，实验组与对照组变化趋势基本平行，并且实验组高于对照组;新《环保法》实施后，两组投资规模的时间趋势表现出略微差异，对于对照组企业而言，其投资规模表现为短暂下降后持续上升，实验组企业的投资规模经历两期下降后才表现出小幅上升的变化趋势。

(四)基准回归

新《环保法》的施行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4。第(1)列表示控制了行业、时间固定效应后，政策实施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平均影响，OLS估计结果显示交互项[Treat×After]的系数估计值为-0.005且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新《环保法》实施后，相对于非重污染企业，重污染企业投资规模显著下降，验证了假设1。第(2)列在第(1)列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基本不变。考虑到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征，本文经过Hausman检验后加入FE估计，列报于表4第(3)—(4)列。FE回归结果与前文基本保持一致，说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五、稳健性检验

(一)动态效应

保证双重差分估计结果准确的前提是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即在不受新《环保法》实施影响的情况下，实验组和对照组的企业投资规模发展趋势一致。由图1，新《环保法》实施前重污染企业与非重污染企业的投资规模变化趋势基本平行。在此基础上本文还采用事件研究法，以政策实施当年(2015年)作为基准年，对基准回归模型进行边际动态检验。表5为使用[OLS]估计后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DID_2010—DID_2014的系数估计值均不显著，说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选取满足平行趋势假设;而DID_2016系数不显著，2017年和2018年[Treat×After]的系数估计值则分别在10%和5%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新《环保法》对重污染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滞后两年，并且影响在逐渐增加。原因可能是：新《环保法》出台，各地环保行政执法和监督力度逐渐加大，对企业投资的抑制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二)安慰剂检验

考虑到基准回归的结果可能由新《环保法》之外其他时点的政策因素所致，参考牛海鹏等(2020)[24]、Topalova(2010)[25]的做法，将政策出台前2010—2014年和政策出台后2016—2018年两个期间作为数据样本，分别假设2012年、2017年为虚拟政策实施时间，回归结果如表6第(1)—(4)列所示。结果表明无论是提前还是推后政策变量，[Treat×After]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在新《环保法》政策出台前后，并不存在其他政策因素使得重污染企业投资规模显著下降，也表明本文选取的准自然实验环境较为理想，再次验证了前文双重差分估计结果的有效性。

(三)PSM+DID

由于处理组和对照组涵盖了不同行业，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差问题，进而对结论产生干扰，因此，本文选取控制变量作为匹配变量，基于[Logit]模型进行0.05卡尺半径的1：1最近邻匹配，对两组数据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最后采用匹配后的样本根据基准模型分别进行OLS回归和FE回归。由表6第(5)、(6)列可知，交互项[Treat×After]的系数估计值分别在1%和10%的水平上顯著为负，再次说明新《环保法》的实施抑制了企业投资。

(四)改变因变量的计量方式

本文参照潘红波和陈世来(2017)[26]的做法，使[Inv2]等于(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回收的金额)/期末总资产;以及王雄元和谭建华(2019)[27]的做法，使[Inv3]等于(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期末总资产，重新度量企业投资并分别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7第(1)、(2)列所示：[Treat×After]与企业投资规模回归系数均在1%水平显著为负，与前文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再次印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六、进一步机理研究

前文研究表明，新《环保法》实施后显著降低了重污染企业的投资规模，那么究竟是通过何种机理对企业投资行为产生影响?本文主要基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这一中介变量，剖析新《环保法》实施对企业投资行为的作用机理，即对假设2进行检验。

[INV=β0+β1treated×after+λControls+εCSR=β0+β2treated×after+λControls+εINV=β0+β3treated×after+θCSR+λControls+ε]

前文已驗证新《环保法》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即[β1]显著为负。由表7第(3)列可知， [Treat×After]的回归系数[β2]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新《环保法》的实施显著抑制了重污染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表7第(4)列CSR的回归系数[θ]显著为正，说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上述结果说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即新《环保法》实施通过抑制重污染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并进而导致企业投资规模降低，假设2成立。

七、异质性检验

前文已经论证新《环保法》政策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机理，但在不同研发强度、产权性质、竞争环境下，企业对政策冲击的响应是否存在一定差异?对于该问题的探讨有助于深入理解新《环保法》的边界条件。

(一)研发强度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参考李蕾蕾和盛丹(2018)[28]的做法，采用研发投入占总资产的比重衡量企业研发强度，并构建企业研发强度虚拟变量RD。若年度均值大于中位数则为高研发强度企业，记为[RD=1];否则为低研发强度企业，记为[RD=0]。由表8第(1)—(2)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研发强度高的公司组中，[Treat×After]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而研发强度低的公司组中不显著。这说明，与低研发强度企业相比，新《环保法》对高研发强度企业的投资规模具有更大的抑制作用，因此，假设3被拒绝。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重污染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等特殊性，尽管在研发领域投入大量资金，但短期内难以产生技术创新补偿效应，为了应对新《环保法》带来的规制压力，重污染企业在保持研发投资连续性的同时还需承担更高的环境治理成本，增加了企业负担，从而对企业投资产生抑制作用。

(二)市场竞争程度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用赫芬达尔指数([HHI])衡量市场竞争程度。其中，[HHI]指数越大，市场集中度越高即竞争程度越低;反之，[HHI]指数越小，竞争程度越高。同时构建市场竞争程度虚拟变量，将[HHI]指数大于当年全行业中位数的行业划分为垄断行业，记为[HHI=1];反之为竞争行业，记为[HHI=0]。回归结果如表8第(3)—(4)列所示，新《环保法》对竞争行业的投资规模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对垄断行业的影响不显著，假设4成立。

(三)产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根据产权性质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由表8第(5)—(6)列结果可知，新《环保法》对国有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对非国有企业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且前者系数绝对值大于后者，说明新《环保法》的实施在抑制企业投资规模方面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效应更大，假设5成立。

八、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2015年新《环保法》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命令型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新《环保法》实施后，较之非重污染企业，重污染企业的投资规模显著下降。第二，进一步研究发现，新《环保法》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重污染企业全面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进而对企业投资产生抑制作用。第三，异质性分析发现，新《环保法》对于高研发强度、激烈市场竞争中的重污染企业投资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投资的抑制作用均显著，但对国有企业的抑制作用更大。

基于研究结论及我国环境立法现状，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

第一，应进一步强化针对性的激励政策协同，引导重污染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避免因经济动力不足造成对投资的挤出效应。由于重污染企业的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具有投资大、周期长、风险高的特点，过度惩罚将导致部分重污染企业陷入“履行社会责任积极性下降—投资减少—企业绩效恶化”的恶性循环，不仅无法实现保护环境的目标，还可能阻碍企业可持续发展。因此，建议通过完善对重污染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体系，助力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获得稳健的绩效。可协同采用的激励政策措施包括：一是财政预算、环保专项补贴、环保奖励、环保项目贴息补助等方面的支持;二是制定税收优惠(惩罚)目录和方法;三是对企业节能减排等多方面给予信贷优惠等。比如，根据重污染企业的研发活动建立技术创新指数，商业银行以此挑选出表现优秀的重污染企业增加信贷额度。进一步地，为了降低激励资金风险，应建立全局的研发项目进度管理系统，强化对研发成果的考核和跟踪问效。

第二，在贯彻监督机制与惩罚机制的基础上，为异质性重污染企业提供更公平的市场环境。在我国资本市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新《环保法》的实施效果会因企业创新投入比例、行业竞争程度、产权性质等因素而产生差异，在实现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导致高额的经济成本。因此，建议在实施命令型环境规制过程中加强部门间协同，系统性优化异质性重污染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具体而言， 首先，对于处在激烈竞争行业中的重污染企业，尽量减少行政干预，着力开放更多的市场领域，为竞争行业的重污染企业提供市场新机遇的同时，也倒逼垄断行业的企业更快地转型发展;其次，适度加大对高研发投入绿色技术的政策倾斜，制定实施清洁生产示范工程或试点工程、先进适用的绿色技术推广目录等;最后，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信息公开，借助宣传、社会公共舆论导向和公众监督机制，引导不同所有制企业自发承担环保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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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段一群 徐赛兰

第3篇：公务员执行命令行为的刑法规制研究

摘 要：公务员在执行上级命令时可能会给社会或个人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我国《公务员法》对此类行为的归责、免责原则和条件作了规定，但《刑法》却没有相应的衔接性规定。考察外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及违法性理论，公务员执行合法命令造成损害的，依法应认定其阻却违法性;执行违法命令且缺乏适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的，属于阻却责任;故意执行明显违法的命令的，可能属于犯罪行为。我国《刑法》应当将执行命令行为的非犯罪性明文化。

关键词：公务员;执行命令;阻却违法;刑法规制

2005年4月27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以下简称《公务员法》)。这部法律规定了许多崭新的内容，如其第54条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该条内容是以往我国任何法律都没有涉及的。从刑法角度观察，该条规定为我国刑法理论和刑法实务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新课题。公务员执行上级命令给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利益造成严重侵害时，在刑法上应当如何承担责任，现行刑法典并无任何规定。在外国刑法中，一般将公务员执行命令行为(为叙述方便，下文简称“执行命令行为”)规定为阻却违法事由或排除违法性的正当化行为。本文拟结合外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及违法性理论，对我国《公务员法》第54条规定的执行命令行为的刑法规制问题进行一些探讨和论证。

一、国外关于执行命令行为的刑法规定及其比较

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决定和命令，是公务员依照法律应当履行的一项基本义务。由于上级作出的决定和命令可能是错误的，所以公务员在执行上级命令的过程中，就有可能对公共利益或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重大甚至是不可挽回的损害。既然公务员执行上级命令的行为是在履行法定的义务，那么，能否认为上级命令无论是否合法公务员都必须执行呢?既然公务员执行上级命令的行为是依据《公务员法》进行的，那么，对其执行过程中造成严重损害后果且在刑法上具备构成要件符合性的行为，能否追究其刑事责任呢?对执行命令行为追究或不追究刑事责任的理论依据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不仅相关行政法律要界定公务员执行命令的行为是否违法，刑法也要区别其是否有罪。

在很多国家的刑事法律中，都是在刑法典总则中将公务员执行命令行为作为正当化行为或合法行为予以规定的。如1994年法国新刑法典规定，“完成合法当局指挥之行为的人，不负刑事责任，但此种行为明显非法者，不在此限”;瑞士刑法典第32条规定，公务员依照法律执行上级命令是在履行职务，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均属于刑法规定的合法行为;西班牙刑法典第20条第七项也有类似规定。法令行为(包括基于上级命令的职务行为)不受处罚是日本刑法的一般原则，“下级根据上级的违法命令实施的行为是否阻却违法性?应该认为，虽然阻却责任， 但不阻却违法性”①。意大利刑法典对执行命令行为是否具备刑法上的可罚性，从发布命令和执行命令两个方面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公务员执行命令的行为是履行公共权力机关合法命令的义务，理论上将其作为正当化原因的一种，但执行命令行为要具有排除犯罪的效力，“不论形式或实质，都必须符合法律的规定。……执行不合法命令不是正当化原因，但可能影响执行人的主观罪过”②。泰国刑法典第70条确立了处理执行命令行为的三个层次的原则：对执行合法命令的行为一律不予刑事评价;上级命令在客观上违法，但执行者在主观上阻却责任的，不予刑事处罚;执行者明知命令是违法的而予执行，应当负刑事责任。韩国刑法典规定：“依照上级命令执行职务的行为同样阻却违法性……。但是对于没有拘束力的违法命令的服从行为，违法性和责任都不能阻却。”③俄罗斯刑法典将执行命令的行为与正当防卫等作为排除行为犯罪性的情节，规定执行命令者有以下情形的可以排除其行为的犯罪性：执行合法命令而造成损害的;没有意识到命令的非法性质或者主观上因错误认识而有过失的;明知命令显然非法而不执行的。据此，只有公务员明知上级命令显然非法，并且其行为按照刑法规定构成故意犯罪的，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俄罗斯刑法典虽然在犯罪构成模式上不同于上述欧陆刑法，但其与后者一样，都是将执行命令行为视为正当化行为的一种予以规制的。

综观上述各国刑法的规定，对于执行命令行为在以下方面的规制是基本相同的：(1)都在刑法典总则中规定，执行上级合法命令的行为即使对刑法保护的利益造成损害，也属于刑法中的阻却违法事由，是不可罚的正当化行为，或者属于排除犯罪性的行为。(2)上级命令非法而执行者在主观上对此不明知，没有意识到该命令的非法性质或者欠缺期待可能性的，一般应视为阻却责任事由，也不予刑事处罚。下级公务员因不明知命令非法而执行，所造成的损害后果由发布非法命令的人承担刑事责任。(3)公务员明知上级命令明显违法而予以执行的，与发布命令者同样负故意犯罪的刑事责任。(4)下级公务员对上级命令不是必须绝对服从，其对明显违法的上级命令不执行的，不负刑事责任。

虽然各国刑法都规定执行上级合法命令的行为是正当化行为，但下级公务员执行违法或非法命令的行为是否一律属于刑法上的不可罚行为呢?负刑事责任的条件又是什么呢?对此，各国刑法规定存在较大差别：(1)规定的详尽程度不同。日本、韩国、西班牙、瑞士等国的刑法只对执行命令的行为作了很笼统的规定，似乎表明公务员在主观上无论是否明知命令违法，也不论其执行行为造成什么样的损害后果，均属于刑法上的不可罚行为，而在刑法理论上一般又将此不可罚行为归类为阻却责任的无罪行为而非阻却违法事由。意大利、俄罗斯和泰国的刑法对执行命令行为规定的较为清晰，公务员如果明知命令违法而执行，构成故意犯罪的，要追究执行者的刑事责任。(2)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不同。泰国和意大利的刑法规定，只要公务员明知命令违法而执行，就要对其行为后果承担刑事责任。该两国刑法还同时强调，如果行为人对上级命令的非法性质产生错误认识、善意地认为必须服从或者法律不允许对命令进行审查的，则对执行人不予处罚。俄罗斯和法国的刑法不但要求执行人明知命令违法，而且要求执行人必须明知其明显或显然违法，同时构成刑法中的故意犯罪时，才能承担刑事责任。吉尔吉斯斯坦刑法典第39条还对此特别规定，“只有行为含有其他犯罪构成时才负刑事责任”。我国《公务员法》第54条也使用了“明显违法”的限制。

以上规定的相同点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执行命令行为的正当化条件提供了参考，不同点则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即执行命令行为在性质上是阻却违法事由还是阻却责任事由。

二、执行命令行为的性质

执行命令行为是下级公务员依照上级命令或指令履行职务的行为，上级命令的内容一般应当是合法的，但也不排除违法或非法命令的存在。因此，对于执行命令行为的性质不能一概而论。公务员执行合法命令造成损害的，依法应认定其属于阻却违法事由;执行违法命令且缺乏适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的，属于阻却责任;故意执行明显违法的命令，可能属于犯罪行为。

(一)执行合法命令的行为属于阻却违法事由

行为违法性的实质在于对法益的侵害，而法益是刑法保护的、被社会所认可的、有价值的利益和共同生活状态。尽管在论证阻却违法性事由的原理时，存在着法益均衡说、目的说和社会相当性说等不同的主张，但就实质违法性而言，社会相当性应成为阻却违法性的理论根据。社会相当性说认为，判断行为是否符合社会相当性的标准，是要看其目的是否符合社会生活的一般伦理秩序，实现正当目的的手段是否符合社会伦理观念，保护的法益与损害的法益是否均衡。公务员执行上级合法命令，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也是部属应尽的职责，是国家机器和社会结构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其目的是实现公共利益。同时，执行命令行为是依照法定程序和方式进行的，其手段是正当的，虽然执行合法命令的行为也可能在客观上给社会和公民的利益造成损害，但由于这种行为是为了更大化地实现公共利益，其质量优于或大于刑法保护的其他合法利益，所以其在法益比较上也是均衡的。另外，对于执行合法命令行为造成的损害，受害方可以通过行政救济渠道得到应有的补偿，发布命令的上级机关可能要承担一定的补偿责任。即使这种必要的损失没有最终得到补偿，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公务员依法执行合法命令行为的适法性。

(二)执行违法命令的行为在一定条件下属于阻却责任事由

违法性判断的是抽象的行为，对具体行为人的特点是不予考虑的。到了责任领域，具体行为人的特殊情况就成了刑法的评价对象。在有责性的判断过程中，可能由于法律的规定或授权或者根据期待可能性，使得已经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和违法性的行为欠缺或部分欠缺自然要素，从而在性质上或程度上阻却责任。执行命令行为阻却违法性须以命令合法为要件，执行上级违法命令则要考虑执行者是否具有适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下属虽然明知上级命令违法，但该命令具有绝对的拘束力(如下级男警员在紧急案发现场依照上司命令必须立即对女嫌疑犯实施搜身行为)时，无法期待其此时必须作出适法行为，故应当阻却执行人的责任。正如意大利刑法典第51条所规定：“执行不合法命令的人，在法律不允许他审查命令的合法性时，不应受罚。”④执行违法命令的行为在一定条件下属于犯罪。明知执行的命令不合法，又不具有超法规的期待可能性，则既不阻却执行者行为的违法性，也不阻却其责任，执行者应按照一般根据承担刑事责任。但从有关国家的刑法规定看，追究执行违法命令行为的刑事责任的条件是有区别的。有些国家规定只要“明知命令违法”即可;有的规定要“明知命令明显违法”;有的要求行为构成故意犯罪。一般来讲，如果下属出于善意而认为对明知违法的命令应当服从、执行的，应将其视为不可罚情节。

三、执行命令行为阻却违法性的条件

公务员依法执行上级合法命令并造成损害的行为，根据其是否在刑法中有明文规定，理论上可将其分为法定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和超法规的违法性阻却事由，并可将其视为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具有同等价值的不可罚的正当行为。从实质的违法性理论出发，执行命令行为阻却违法性首先要符合所有正当化行为都必须具备的目的正当性、手段正当性、法益均衡性及行为补充性四大要件。其次，根据执行命令行为的具体特点，其阻却违法性还须具备以下特别条件：

1.发布命令者与执行命令者均具有公务员身份，并且二者对涉及的具体命令都有法定的发布权限和执行权限。至于公务员身份的取得和权限的确定，应依据有关法令。只有公务员才有义务在法定权限内执行上级命令，命令的内容应当在上下级公务员的职权范围之内，即上级机关所发布的命令必须是属于其权限范围内的、其能够管理的事项;同时，该命令的内容也是下级公务员在其职责范围内应当执行的事项。如人事局领导命令下属长期拘禁他人，该命令显然超出了上下级公务员的职权范围，公务员执行这样的命令当然不能阻却其行为的违法性。

2.发布命令者与执行命令者在职务上须有监管指挥关系，下级公务员对具体命令负有必须执行的法定义务。这种上下级之间的监管指挥关系主要表现为明确的行政隶属关系，如局长对其本单位下属科长的监督管理关系。有时，该监管指挥关系还表现为本无行政隶属关系，但双方的职务在法律上具有指挥关系，如公安人员依法执行检察机关决定的逮捕措施时。在错综复杂的行政管理体制中，有时下级公务员无法准确地认定应执行哪一级的上级命令，尤其在几个上级同时下达相同甚至相互矛盾的命令时，更令负有执行义务的下级公务员无所适从。我们认为，基于保证公务员体制的良性健康运行和行政执法效率的需要，对公务员执行上级命令应确定以下原则：(1)通常情况下，公务员应执行本系统内具有直接领导关系的上级的命令。(2)虽无直接的领导关系，但属于本系统内具有垂直领导、指挥、监督权的上级的命令的，下级公务员也应执行。(3)虽无直接或系统内的隶属关系，但属于在法律上具有直接监督、指挥权的上级或同级的命令的，公务员依法也应执行，如公安局局长执行上级或同级监察局的决定。两个以上的垂直上级同时发布命令时，公务员应执行较高上级的命令;在平行的两个以上具有主管或兼管关系的上级命令中，应执行主管上级的命令。对此，我国台湾地区的《公务员服务法》第三条规定：“公务员对于两级长官同时所发命令，以上级长官之命令为准;主管长官与兼管长官同时所发命令，以主管长官之命令为准。”

3.上级命令应符合发布的程序和形式。对下级公务员发布命令是法律赋予上级的一项职权，行使这项职权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并以一定的形式进行。程序合法是内容合法的保障。在行政管理中，行政机构及其负责人在实施行政许可、决定行政事项、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发布行政命令或决定时，只有遵循严格的法定程序，才能保证相关行政命令的内容合法，体现行政活动的公正与效率。公务员也只有对程序合法的命令，才负有服从和执行的义务。公务员明知上级命令不符合法定的程序和形式时，其执行行为不能阻却违法性。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可见，如果上级发布的命令不符合法定的程序和形式将导致该命令无效，对之当然就失去了执行的必要，公务员也就没有服从和执行的义务。

4.下级公务员须基于执行命令的意思，在命令内容要求的范围内执行该命令，不得逾越。我国《公务员法》第12条第二项规定，公务员应当“按照规定的期限和程序认真履行职责，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公务员执行上级命令时，应严格按照命令限定的内容和要求的期限执行，不得逾越命令的内容和期限擅自行事。如果下级公务员擅自扩大命令许可的内容或者越权篡改命令授权的事项，则纵有上级公务员的合法命令，下级公务员逾越行使的部分也不能阻却违法性，应由其自担责任。

5.公务员对所执行的命令不知其具有违法性质。执行上级命令的下级公务员必须非明知命令违法，其依命令之职务行为才能阻却违法性;若下级公务员明知上级命令违法，仍以此违法命令而行事，则其行为不能阻却违法性。下级明知上级命令违法而仍予实施的，根据当时情形综合判断，若下级公务员有不实施违法行为或者实施适法行为的期待可能的话，则其行为实系阿谀上级而违法适从，其可能与上级公务员成立共同正犯或帮助犯关系，其行为自然无阻却违法性的可能。如果依当时情形，下级没有作出适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则其行为虽不能阻却违法性，但可阻却责任，而由上级承担违法命令导致的法律责任。关于下级公务员对上级命令是否具有违法性审查义务或权利的问题，理论界存在着不同的见解。(1)绝对服从说。公务员应无条件执行上级命令。(2)绝对不服从说。下级公务员一旦发现上级命令在形式上不合法或者怀疑上级命令的内容违法，均有权拒绝执行。(3)形式审查说。若上级命令在程式上完备，下级公务员即必须服从执行。(4)实质审查说。下级公务员对怀疑内容违法且确实违法的命令不加审查而仍服从执行的，不得阻却违法性。(5)形式违法审查兼明显重大违法审查说。公务员原则上应执行程式要件完备的命令，但对形式要件齐备而在实质内容上明显且重大违法的上级命令可拒绝执行。(6)意见陈述说。公务员对上级命令有服从的义务，如有正当理由认为该命令违法，应当随时报告、陈述自己的意见并要求上级更正。上级执意要求下级执行该命令或再次书面下达该命令时，除涉及刑事犯罪的，下级公务员应即服从，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归咎于上级公务员。⑤从各国刑法的规定及判例看，以上第五种见解似为通说。我国《公务员法》第54条的规定则是对以上第五、第六种学说的综合。

以上五个方面的条件，共同构成公务员执行命令行为的有机统一体，也是阻却其违法性的全部要件，缺一不可。

四、执行命令行为在我国《刑法》中的定位

执行命令行为属于正当化行为的一种。在整个法秩序中，既有禁止性规范，也有容许规范，后者根据社会的整体需要和法的价值追求，在一定情况下会允许某种已经具备构成要件该当性或违法性的行为的存在并认可其合理性。法律上的正当化行为，指的就是那些表面上看与一般禁止性规范发生了冲突并给法益造成了损害的行为在具体情况下却是可以被社会所容许和接受的，由于它总是为了保护更大的法益而存在，所以其背后隐藏的正当目的也就不会受到否定性的评价。正当化行为以法秩序整体为基础，承载了现代法秩序对人的自由的尊重和对人性弱点的宽容，体现了刑法的社会保护和人权保障机能。公务员执行命令行为符合法秩序的整体要求，在刑法上与正当防卫等正当化行为的社会价值具有相当性。正当化行为在刑法理论中一般被称为阻却违法事由。以刑法是否有明文规定为标准，阻却违法事由分为法定的阻却违法事由和超法规的阻却违法事由。多数国家刑法都把执行命令行为(或称依命令之职务行为、法令行为等)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一起规定为阻却违法事由，而我国现行《刑法》只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规定为排除社会危害性(即排除犯罪性)的行为。因此，在我国，对现行《刑法》没有规定的执行命令行为只能视为超法规的正当化行为。

我国《刑法》应当将执行命令行为的非犯罪性明文化。无论立法者多么富有远见、知识多么渊博，都难以避免法律规定与社会实际的脱节，都无法避免法律漏洞的出现。“谁在起草法律时就能够避免与某个无法估计的、已生效的法规相抵触?谁又能够预见全部的构成事实，它们藏身于无尽多变的生活海洋中，何曾有一次被全部冲上海滩?”⑥而且，社会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社会观念变动不定，瞬息万变的种种因素都对法律规范的制定和变革形成冲击，都会使相对稳定的法律条文滞后于社会现实。因此，在实定法之外承认超法规阻却违法事由，对于弥补实定法的不足十分重要。但是，超法规阻却违法事由毕竟有着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如其既缺乏规范性也不易形成统一的认识，实践中易导致法官的司法擅断，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影响司法公正等。所以，承认超法规的阻却违法事由是在不得已情况下弥补实定法不足的权宜之计。当某种超法规的阻却违法事由已被公众广泛接受，而且已被刑法以外的法律、法规作为一种制度时，为衔接刑法与其他相关法律的关系、构筑完整的法律体系，完全有理由将其纳入到刑法的明文规定之中。我国《公务员法》第54条规定的既是公务员执行命令的权利，也是一项义务，它在该部法律中具有严格的规范性，且其规定的相关法律责任包括了刑事责任的内容，它理应成为我国刑法中不可回避也难以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尽管欧陆刑法在三要件递进式犯罪论体系中将违法性作为犯罪的一个成立条件而不同于我国刑法平面耦合式的定罪模式，但对正当防卫等正当化行为基本上都是从实质违法性角度考虑的，其实质都是排除此类行为在形式上的犯罪性。欧陆刑法将执行命令行为与正当防卫等同等对待，一并加以规定，我国刑法也应将执行命令行为同样规定在与正当防卫一致的“排除犯罪性行为”中。这不但有助于建立我国行政法与刑法的沟通、衔接、互补关系，也有利于健全刑事立法，避免司法擅断，保障社会的稳定、和谐。

注释

①大塚仁：《刑法概说(总论)》(第3版)，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48页。②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注评版)，陈忠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7页。③李在祥：《韩国刑法总论》，韩相敦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46页。④此处条文参见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陈忠林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1页。此处条文翻译与黄风翻译的法典内容不同，根据条文内部结构及逻辑，此处译文应是正确的。⑤参见黄树力：《刑法总则比较研究(欧陆法部分)》，三民书局，1995年，第109—112页。⑥[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第106页。

责任编辑：邓 林

作者：刘德法　孔德琴

第4篇：管控型模式特点

国内咨询业中，解答这一系列问题最清晰的当属华彩咨询。不止一次的听过白老师的课，在他管控系列丛书中就有答案，摘录如下：

第5篇：固定型思维模式与成长型思维模式

乔纳森原本是一个“三好学生”。小学时，他总能轻轻松松地完成作业，考试也常常拿A。他很纳闷，为什么其他同学读书那么辛苦。父母告诉他，这是因为他很有天分。上初中以后，乔纳森突然对学习失去了兴趣：不但不完成作业，也不好好考试，成绩一落干丈。为了增强他的信心，乔纳森的父母不断地给他打气，鼓励他，说他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孩子。但是，他们的努力没有奏效。乔纳森仍然认为，上学十分无聊、毫无意义。(当然，乔纳森只是众多孩子中的一个特例)

现代社会是一个崇尚天赋的社会。很多人认为成功的关键是拥有超人的智商、才能和随之而来的自信。然而，30年来的科学研究表明，过分强调个人的智商和天资反而会使人变得不堪一击、害怕挑战、不思进取。

像乔纳森这样的孩子在低年级就轻松取得好成绩，相信自己很聪明，甚至是个天才，其实十分“危险”。他们会盲目地认为，智力是天生的、不可改变的。努力学习和工作远不如拥有一个聪明的脑袋(至少看上去是这样)。他们把挑战、错误甚至必要的努力看成是一场灾难，而不是提高自己的机会。面临艰巨的任务，他们很容易失去自信和动力。

像乔纳森的父母那样片面强调孩子固有的天资，会助长这种思维，妨碍年轻人在工作、婚姻中发挥他们的潜力。研究表明，树立“成长型思维模式” ，鼓励学生努力工作，而不是依赖自己的天分，更有助于他们在学习、生活中取得成功。

20世纪60年代，我还是耶鲁大学的一名心理学研究生，便开始研究是清清ocr什么激发了人们的动力，以及人们在遭遇挫折后如何坚持不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o{Pennsylvania)的心理学家马丁·塞林格曼(Martin Seligman)、 史蒂文·梅尔(Steven Maier)和理查德·所罗门(PichardSolomon)的动物实验表明，经历多次失败以后，多数动物会悲观绝望，认为自己对自己的处境无能为力。此后， 即使稍加努力就能改变现状，它们也仍然十分消极。研究者称这种状态为习得性无助(1earnedhelp，essness)。 人难免感到无助，但每个人面对挫折的 反应并不相同。我很想知道：为什么面对困难， 有些学生会轻易投降，另一些学生(他们并不比别人聪明)却决不放弃?我很快找到了答案，那就是人们对待失败的态度不同。 把失败归因子能力不足，而不是努力不够的人，更容易意志消沉、缺乏动力。1972年， 我对一群成绩较差的中、小学生做了一个试验。我告诉其中一组学生，他们将数学题做错完全是由于不够努力(而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此后，这些孩子在遇到问题时变得乐于尝试，并且努力完成了许多难题。我让另一组学生做了一些简单的题目，并不时地表扬鼓励他们。最终，第二组孩子解决数学难题的能力没有提高。实验初步证明，重视努力能帮助人们摆脱无助感，走向成功。

随后的研究表明，执著的学生不太计较过去的失败，而是把错误看作有待解决的问题。2O世纪70年代，我在伊利诺伊州立大学(Univers)和我的研究生卡罗尔·迪耶内(CaroI Diener)测试了60名五年级学生，让他们大声回答非常困难的模式识别问题。有些学生对错误的反应极为消极：他们怀疑自己的能力，认为出错是因为“我的记忆本来就不好”。结果在试验中，这些孩子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断降低。

另一些学生更注意改正错误，反复琢磨解题技巧。有个学生不断提醒自己：我应该慢一点，再试试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有两个学生的表现尤为突出。其中一个遇到困难时，用力拉了一下椅于，摩拳擦掌，口中念念有词：“我喜欢挑战!”;另外一个在面对难题时，抬头看了看实验人员，满意地说：“我希望这对我有所帮助。”不难想象，持这种态度的学生，表现一定会比其他孩子强。

态度决定一切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马丁·塞林格曼、史蒂文·梅尔和理查德·所罗门的动物实验表明，经历多次失败以后，多数动物会悲观绝望，认为自己对处境无能为力。此后，即使稍加努力就能改变现状，它们仍然十分消极。研究者称这种状态为习得性无助。

人有时难免会感到无助，但每个人面对挫折的反应并不相同。我很想知道：为什么面对困难有些学生会轻易投降，而另一些学生(他们并不比别人聪明)却决不放弃?我很快找到了答案，那就是人们对待失败的态度不同。

我在研究中试图解释是什么因素把学生分为无助型和掌控型。我发现，这两类学生不仅对失败的解释不同，对天分的理解也大不一样。

无助型的学生相信天分是一种恒定的特质：人的智慧是一定的，不会增多，也不会减少。我将这称为“固定型思维模式”。这种类型的人认为犯错误是缺乏能力所致，他们对此无能为力。因此，他们的自信心很容易受挫。他们还回避挑战，因为挑战意味着犯更多的错，意味着看上去很笨拙。乔纳森这样的小孩笃信努力等于愚笨，因而在 困难面前不愿意努力。

掌控型的孩子则认为，智商是可塑的，可以通过教育和努力提高。他们什么都想学。毕竟，当你认为可以提高自己的智商时，你一定会想方设法办到。掌控型孩子相信，失败源于缺乏努力，而不是缺少能力：只要加倍努力，就能弥补 不足。他们把挑战看做是学习的机会，看做是一种动力，而不是威胁。可以预见，拥有这种“成长型思维模式”的孩子肯定能取得好成绩，超过自己的对手。

2007年初，我们发表的论文证实了这些预见。我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莉萨·布莱克韦尔、斯坦福大学的卡利·H·切希尼奥夫斯基一起，对373名刚上初中的学生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跟踪调查，试图观察思维模式对学生数学成绩的影响。升入初中后，功课越来越难。在学生刚上初中时，我们就询问他们是否同意“智商是一种非常固定的东西，基本上无法改变”之类的观点，并以此评估他们的思维模式。我们还调查了他们对学习的一些看法，借此了解这些看法对成绩的影响。

正如预期的那样，成长型思维模式的学生认为上学是为了学习，而不是为了取得好成绩。他们特别重视学习过程，相信努力越多，能力提升越快。他们认为，即使是天才，也要努力才能学有所成。遇到考试成绩不理想之类的打击时，成长型学生会在以后的学习中加倍努力，或者尝试不同的学习方法。

固定型思维模式的学生则完全不同，他们只想表现得聪明，并不想努力学习。他们对努力持否定态度：认为只有能力不足的人才需要努力学习。有天分、智商高的人即使不努力也能成功。他们相信成绩不好是由于自己不够聪明，于是更加不愿意努力或者干脆不选学得差的课程，甚至在考试中作弊。

两种不同的观念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成绩。刚上初中时，两组学生的数学成绩相差不大。随着功课难度的增加，成长型思维模式的学生显现出更强的韧性。结果，他们在第一个学期期末的数学成绩超过了另一组学生。在随后的两年里，两组学生的差距越来越大。

2003年，我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海蒂·格兰特一起对128名哥伦比亚大学的医学预科生进行了调查。我们发现，他们的化学成绩和思维模式之间的关系与我们此前实验的结果非常类似。

战胜缺点

思维模式对人际关系也有影响。成长型思维模式的管理者更愿意与下属沟通，共同改进工作。但只要有决心，固定型思维模式的人也可以改变旧习，积极面对工作和学习中出现的问题。

认为智力不可改变的人不愿意承认学习、工作和人际关系中的失误，也不能正确面对和弥补这些失误。1999年，我和3名香港大学的同事发表了一篇报告，研究对象是168名香港大学的新生。这些学生所有的课程和辅导都用英文讲授。我们发现，英文水平测试成绩较差的学生中，成长型思维模式的学生比固定型思维模式的学生更愿意参加英文补习课。后者则不愿承认自己的英文很差，也不愿意补救。

在工作中，固定型的思维模式会妨碍管理者和员工的正常沟通，让他们忽略掉一些建设性意见，从而影响整个工作的进展。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大学的心理学家彼得·赫斯林和丹·范德瓦勒以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加里·莱瑟姆的研究表明，与成长型思维的管理者相比，固定型思维的管理者不愿意接受员工的反馈意见。一般来说，成长型思维模式的管理者认为，工作需要不断改善，反馈意见可以帮助他们不断进步;固定型思维模式的上司则倾向于把批评看做是对自己能力的质疑。他们相信能力是固定不变的，并推己及人，认为其他人也是如此。因此，他们不可能很好地指导自己的下属。

思维模式同样影响人际关系的好坏，关键在于你解决问题的决心。2006年，我和加拿大安大略省威尔弗雷德·劳里埃大学的心理学家拉腊·卡姆拉斯的研究显示，与固定型思维模式的人相比，成长型思维模式的人更乐于正视和解决人际关系中的问题。可以这么说，如果你觉得性格无法改变，你就很难补救人际关系的破裂;如果你相信人会改变、会成长，你就有信心去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适当的赞美

该如何培养成长型的思维模式呢?

方法之一就是给孩子讲一些名人努力奋斗并取得成功的故事。如果告诉孩子，数学家是天生的，他们就容易养成固定型思维模式。反之，如果强调数学家都很热爱数学，他们是通过长期努力才取得非凡成就的，孩子就会建立成长型思维模式。适当的赞扬也有异曲—同工之效。很多家长认为,夸奖孩子聪明能帮助他们树立信心,我们的研究却显示,片面地强调智商可能会适得其反.

教师家长给孩子讲的故事

1998年，我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克劳迪娅·M·米勒对几百名5年级学生进行了一个非语言类的智商测试。前10道题多数孩子完成得很好，于是我们表扬了他们，但方式稍有不同，对一些孩子我们只夸奖他们聪明：“哇，做得很棒，你真聪明!”对另一些孩子我们则表扬他们勤奋：“哇，做得真不错，你是一个勤奋的孩子!”

我们发现，称赞孩子聪明更容易使孩子形成固定型思维模式。如果表扬孩子聪明，他们就容易回避难题，倾向于完成简单的任务;如果称赞孩子勤奋，他们则会变得乐于挑战难题，并从中学到知识。在我们表扬孩子之后，又让他们完成一些有难度的题目，那些被称赞为聪明的孩子开始泄气，并怀疑自己的能力。此时，即使让他们做一些与此前难度相当的简单题目，他们的成绩也会下降。相反，那些被称赞为勤奋的孩子即使面对难题，也没有失去信心。他们再一次完成简单问题时成绩明显提高。

健康的思维模式

除了表扬孩子勤奋，家长和老师还可以直接告诉孩子，思维模式就像一架学习机器，可以不断完善。最近，我和布莱克韦尔、切希尼奥夫斯基一起对91名数学成绩下滑的初一学生进行了8次培训。其中48名学生只接受数学学习技巧的指导;其余的学生则既要接受学习技巧的指导，还要上一门培养成长型思维模式的课程，课上他们要学习如何运用成长型思维模式。

在建立成长型思维模式的课程中，学生要阅读、讨论一篇题为《你可以使你的大脑成长》的文章。文中说，大脑就像肌肉一样，越用越强壮：学习过程能促进大脑神经元之间形成新的联系。

通过这样的课程，许多学生开始相信他们完全有能力左右大脑的成长发育。许多失去信心、无心学习的孩子慢慢开始集中精神听课，还不时地做做笔记。有一个淘气的小男孩甚至抬头问老师：“您的意思是 说，我并不一定会变成傻瓜?”一个学期之后，那些只接受数学学习技巧指导的孩子成绩不断下降;而那些接受成长型思维模式训练的孩子成绩停止下滑，并逐渐恢复到原有水平。老师并不知道孩子所上的课是有差别的，他们发现，在接受成长型思维模式训练的学生中有27%的入学习积极性明显提高，而对照组中只有9%的人有此变化。 一名老师写道:"你们的培训班是卓有成效的,某生(一个调皮的男生)原来从不花时间学习,常常迟交作业,现在居然会熬夜提前完成作业,好在我修改完后再修正一次.现在他的成绩已提高到B+了。原来只有C,清清ocr甚至更低。

其他研究也印证了我们的结论。2003年，哥伦比亚太学的心理学家凯瑟琳·古德 (Cather Good)和美国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的乔舒亚·阿伦森(Joshua Aronson)以及迈克尔·因利希特(mchaeI，icht)报道说，成长型思维模式培训班可以提高初一学生的数学和英语成绩。2002年，阿伦森、古德(那时还是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研究生)和他们的同事在研究中发现，接受成长型思维模式训练的大学生，更喜欢、更珍惜学习的机会，取得的成绩也更好。

现在，我们将训练课程编入一个名为大脑学(Brainology)的交互式电脑程序中，准备在2008年底大规模推广。该程序有6个模块，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大脑：大脑如何工作;怎样提高大脑效率。在虚拟的大脑实验室里，用户可以点击大脑的不同区域，了解它们的功能;也可以点击神经末梢，观察学习时神经元如何形成新的联系。此外，用户可以给虚拟的学生提建议，练习解决学校生活中的种种问题。他们还可以写在线日记，记录自己的日常学习生活，

纽约的一些初一学生试用大脑学程序后，认为这个软件改变了他们对学习以及如 {可促进学习的看法。一个学生写道：“程序中我最喜欢的是有关于神经元的那一部分：人学习的时候，神经元就连接起来，并且不断增长。我在学校的时候，总喜欢把它们画出来。”一名教师在评价使用这个程序的学生时说：“他们开始主动完成作业、努力学习、勤记笔记，在课堂上注意力也特别集中，以确保神经元联系的形成。”

告诉学生这些信息，不只是为了促进他们好好学习。人在智商、天分和能力上确有差别，但所有的研究都认同这样一个结论：天才的成就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多年不懈努力的结果。莫扎特、爱迪生、居里夫人、达尔文、塞尚都为成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同样，要在学习上取得好成绩，勤奋工作和刻苦训练比智商更加重要。

这个结论也适用于其他人群。许多青年运动员把天分看得比勤奋更重要，结果错失良机。同样，许多人由于得不到充分的肯定和鼓励，最终缺乏动力、成绩平平。在日常的家庭、学校生活之中，注意培养孩子的成长型思维模式，就等于交给他们一把开启成功之门的钥匙，帮助他们成为有责任感的员工和公民。

第6篇：机能充分发挥型模式

“机能充分发挥型”模式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认为具有健康人格的人所表现的是真实的自我，他们认为幸福并不在于全都满足，而在于积极参与和持续的奋斗。“机能充分发挥型”的人具备下列特征：1.对个人的各种经验均开放接受

2.充分体验个人的存在

3.充分相信个人的体验能够引导个人做出正确的决策

4.有

自由感

5.具有创造性

6.乐意给他人以无条件的关怀，能与其他人高度协调

第7篇：“体验感悟探究”型教学模式初探

语文组

陈幼儿

摘要：“体验感悟探究”型教学模式通过创设氛围，激发兴趣——感知课文，再现画面——研读探究，体验情感——拓展延伸，升华情感等环节，引导学生自主品读，深入体验，主动探究实践，从而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

关键词：语文教学

体验

感悟

探究

课堂教学是语文教学最主要的渠道，要大面积提高语文教学质量，必须向课堂要效益。要提高课堂效益，唯有以人为本，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才能激活语文课堂，提升语文课的魅力。因而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应从教材和学生实际出发，创设独特的语文学习场景，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入情入境，去开拓课文中的情感因素，激发学生的情感体验，以“情”带“行”，主动地去感悟课文，进而不断地探究实践，从而提高课堂效率。

一、理论依据及概念界定

1、多媒体运用的优势。使用多媒体手段进行语文教学可以通过有声有色的画面，调动学生听视等多种感官，再现生动的形象，创造一种特殊的语文学习情境，使学生的听觉、视觉和想象思维结合起来，激发学生的深刻体验和想象，提高学生理解能力和审美情趣，从而丰富学生的艺术素养和人文情怀。

2、语文学科性质呼唤人文素养的培养。大纲在“教学目的”部分，很明确地强调了培养学生“初步的文学鉴赏能力”，把语文定位为“培养高尚的情趣和一定的审美能力，发展健康的个性，形成健全的人格”。换言之，语文学科的人文性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除传授语文基础知识外，应引导学生品读课文，鉴赏课文，培养学生健康的审美情趣，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3、《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应让学生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获得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作为学生，必须通过自主学习，才能获得独特的理解，才能在自主学习体验中体验与文本对话的乐趣，才能与其他学生交流彼此的感受，才能在合作学习中体验与同学对话的乐趣，进而积累学习的知识，获取学习的方法，体验学习的美丽。

4、课程标准中指出：“要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语文教学要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需要与书本、与客观世界对话，能够自行选择课题进行研究。但同时也要重视教师的指导作用，教师对学生的学习活动要给予适当地帮助、适时地调控。教师要从学生的个别差异出发，在引导的基础上将感受、领悟、欣赏、批评的权利交给阅读的主体——学生，让他们在发现、讨论、申辩中张扬个性，发现自我，从而体验创造的乐趣。

基于上述理论，我认为语文阅读教学应置身于现实的生活背景中，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做适当地引导，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去学。“体验感悟探究”型教学模式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产生的。

“体验感悟探究”型教学模式是从学生自身体验出发，创设能勾起学生已知经验和情感的场景，调动学生听视等多种感官，通过各种形式的体验感悟，激发学生对语言艺术的深刻体验，引导学生主动探究实践，丰富学生的艺术素养和人文情怀的一种教学形式。

二、基本理念

1、倡导和谐教育。以人化、优化、活化为导向，实施师生平等、和谐、共同发展的民主教育，充分运用个性化解读的方式，建立起老师、学生、文本互动的平台，渗透引导，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努力达成“平等中的引导”。

2、倡导学生的“主体参与”，关注学生的独特体验。阅读是生命的活动，是读者个性化的行为。因此，学生是学习语文的主体，在阅读教学中，构建开放、有序的语文课堂，让不同性格、不同修养、不同阅历的学生对同一文本进行多元化解读，培养学生的审美探究能力，促进学生均衡而有个性地发展，全面提高语文素养，充分发挥语文课程的育人功能。

三、教学原则

1、兴趣性原则

职高学生对文化课的学习与专业课的学习相比往往兴趣不浓，而兴趣是学习的原动力，如何引起学生的兴趣是上好一堂课的关键。我认为创设情景，浓厚氛围，使师生双方达到情感上的共鸣，这样，学生往往能在情感推动下激发出学习的兴趣。

2、互动性原则

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教师的主导性，使用多媒体互动手段创设教学情景，通过教师的教学设计与课堂实施的互动调节，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交流，学生与学生的互动讨论，教材新旧知识的互动衔接，教材知识和社会生活的互动联系，使教师、学生、教材、生活和媒体在自身互动的同时彼此之间互动起来，获取最佳教学效益，促使学生形成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创造性思维能力、审美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达到个体生命的身心发展以及个性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3、审美性原则

语文教学活动中的审美教育有其丰富多彩的内容，它几乎包容了一切美的表现。我们应从言语体式的感知出发，创设各种教学活动，使学生在思想上受到感染，受到浸润，逐步形成正确的审美观念和健康的审美品质，让学生在美的熔炉里去提炼美、创造美、表现美。

4、主体性原则

“体验感悟探究”型教学模式突出了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的主体性、探索性、创造性，真正让学生品读、体验、感悟，谈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同时，也突出小组合作探究的精神，极大地激发了每个学生的求知欲、表现力和创造力。

四 、“体验感悟探究”型教学模式实例

(一)主要环节

创设氛围，激发兴趣——感知课文，再现画面——研读探究，体验情感——拓展延伸，升华情感

(二)操作程序

1、创设氛围，激发兴趣

我们常说：“良好的开端就是成功的一半”。好的导入能够起到定向的作用。我们可以采用情境导入的方法，激发学生求知的欲望，活跃课堂气氛，而且能大大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思维，开发学生的智力，使学生快速进入到课堂学习的环境中。如在上《世间最美的坟墓》一课时，讲课伊始，我就播放音乐——班得瑞《仙境》，以此来创设一种特殊情境，激发、感染学生的情绪;然后出示托墓，使学生快速地进入教学的特定氛围之中，激发学生带着对伟人的敬意去初步感知课文。

2、感知课文，再现画面

汉语的阅读，从字词到句子，它们的意义都需要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才能确定。何况每篇课文的主人公有的学生虽接触过，但了解甚少，更多的是学生从未接触过，更不用说去理解它的内涵。因此让学生总体感知课文是这堂课的关键。分析课文前应让学生通读全文，抓住文章的主要话题、材料、关键词句，粗略地把握文章的基本框架与大致内容，了解作者的思想感情。

还是以《世间最美的坟墓》为例，由于文章的主人公是托尔斯泰坟墓，学生从未接触过，它的内涵更无从理解，因此我先让学生边看课文边听配乐朗诵的录音，体会散文情景理的完美结合、感受文章语言的简洁清丽之美和体会作者茨威格对伟人托尔斯泰的崇敬之情。

在总体感受作品的语言与感情的基础上，学生的情感意识已被唤起，对课文有了一定的兴趣，此时，他们更愿意以主人的身份去解读课文，感悟课文。感悟课文，关键在品味语言，靠文本提供的原始材料，与文本展开面对面的对话。此时，你可以提问：现在需要一个特写镜头来表现主人公，如果你是导演，你会如何选择?或者你最喜欢文中的哪个镜头，请用形象的语言描述之。如在上《世间最美的坟墓》一课时，我就让大家面对多媒体的镜头，以导演的角色来再现托墓的特征。由于身份的变化，学生兴趣很大，并且此时，他们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来学习语文，我把张扬个性的创造意识落到实处，使他们充分感受到创造的快乐。

3、研读探究，体验情感

语文学科的人文性与工具性决定了语文教学不能没有对语言文字的品读与赏析。清代学者唐彪说：“文章读得极熟，则与我为化，不知是人之文，我之文也。作文时，吾意所欲言，无不随我所欲，应笔而出，如泉之涌，滔滔不竭。”唐彪的话充分说明朗读在语文教学中的重要作用。的确是这样，感情朗读不仅能读出语言文字的精妙，还能读出作者的情感，读出自己的独特体验。在上《世间最美的坟墓》一课中，当学生以导演的角色来再现托墓朴素的特征后，我就让学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读课文，然后来谈一谈你觉得托墓美吗?让学生用自己的经验和情感去渗透作品，理解作品，形成自己对课文材料与观点的感受与理解，这就是对作品主题的感悟。

“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不同的人对课文自然会有不同的体验和感悟，但“哈姆莱特”就是“哈姆莱特”，他们决不是张三或李四。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由于个体认知水平的制约，有些学生有时对事物的判别又往往是片面的、甚至荒谬的。此时，我们决不能舍弃其本真而求其次，谈真实的体验也不能脱离文本的价值取向。当学生意见有分歧时，应让他们立足文本，采取小组讨论或辩论的形式，在老师的引导下，去深入地探究文本。如上本课时，当学生读完课文，我出示四幅图片，问学生：面对长方形的土丘，你会产生最美的感觉吗?我原本以为绝大部分学生会认为托墓是美丽，可没想到很多学生认为这个坟墓很普通，谈不上什么美，至少谈不上最美，这样的坟墓如果说“最美”的话，那最美的坟墓就太多了。这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但既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我就应该尊重他们。所以，我对学生的回答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而是采用了延时评价的方法，采取辩论的形式，让他们立足于作品本身，各抒己见。在我的引导下，学生亲历文本，探究文本，感悟深刻：朴素美与华丽美其实是两种不同的美，如果不带感情色彩来谈论的话，不存在谁更美的问题。华丽美是主人伟大成就的外在表现，但当朴素美体现了伟人的不平凡人格时便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美。这样，不仅提升学生的审美品位，而且提高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增强了的竞争意识与合作精神。

最后，可以让学生有感情地朗读重点段落，品出言中之美，感受言中之情，使学生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4、拓展延伸，升华情感

《语文课程标准》向我们指出“语文教师应高度重视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创造性地开展各类活动，增强学生在各种场合学语文、用语文的意识，多方面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建议语文教学“要拓宽学生学习的空间，增加语文实践的机会。”这些理念告诉我们，语文学习的内容再也不能局限于教材了，教材不应是学习内容的唯一和全部。这就需要教师创造性地理解和使用教材，积极创设多种情境，让教学得到拓展与延伸，以此来丰富学生的知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形成自主学习的能力。我们可以在上课前搜集与课文有关的资料，上完课后，让学生进行语文实践活动。如在上《世间最美的坟墓》一课时，因为课前我曾叫学生上网查找有关托尔斯泰的资料，此时，我让学生以导游的身份来介绍托尔斯泰，既是对课文内容的巩固深化，又是对托尔斯泰其人有一个完美的认识;然后我又设计了第二个问题：结合实际，谈一谈生活中有哪些人像托尔斯泰那样为人类做出了突出贡献，对社会却毫无索取?使学生能立足课堂，放眼课外，培养学生高尚的人生追求。

五、实施效果

1、学生养成了积极参与教学的实践意识和习惯

原来要靠教师反复提醒、强调和督促才能进行的活动任务，现在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能主动地、富有个性地学习，培养了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意识。为摸清学生对这种教学模式的态度和看法，我对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表明，体验感悟已变成大多数学生的自觉内在的需要。

2、 学生能力有所发展

在整个教学活动中，我既把学生听、说、读、写等能力的培养目标进行了有机地整合，又重视了学生收集、运用、评价能力的训练，同时也关注了学生的合作探究和创新精神、情感熏陶、审美体验等能力的培养，发挥了活动的多种功能，使每项活动都能真正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学生的参与、组织活动能力、合作研究能力、自我教育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创新能力等明显得到提高，尤其是阅读理解方面，学生一般能用自己的情感、经验、眼光、角度去解读作品、体验作品、探究作品，并时时为此感动一回。在写作方面，学生能通过具体形象的描写，准确地表情达意。

3、 学生考试成绩提高

由于新课标的落实和学生的广泛参与，在新的评价标准下，学生的考试成绩和学分评定逐年都有所提高。今年在同类同级学校的测评中，平均分比其他学校高约4分，优秀率上升约2%。

“教有定则，教无定法”。“体验感悟探究”型的教学模式是我在教学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种教学形式，在具体操作时可以灵活运用。以上谈的也只是我的一点粗浅的认识，还不成熟。我将在今后的教学工作中，继续探索，使之更成熟，更具特色。

参考文献：

1、倪文锦：职高语文教材(基础版)第二册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年4月

2、《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年4月

3、《于漪语文教育艺术研究》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年12月

第8篇：校企结合 打造复利型人才培养模式

——行业技术学院隆重举办“用友定向培训班”开班典礼暨专家讲座

文章发布时间：2013-12-19

2013年12月18日下午3时，文理学院图书馆四楼报告厅装点一新，座无虚席，欢快的乐曲声在大厅里回响，耀眼的闪光灯不时照亮人们的脸庞。此刻，渤海大学文理学院行业技术学院和用友新道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用友定向培训班”开班典礼暨专家讲座正在这里隆重举行。出席这次活动的有：用友新道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朱春燕女士、用友新道科技有限公司辽宁大区总经理杨晓楠先生，文理学院领导，各系学生主任、辅导员和行业技术学院全体教职工以及财会、公司管理专业的学生。锦州电视台的媒体朋友也莅临现场。

学校职培办梅贵全主任宣布开班典礼正式开始后，首先举行了庄严的授牌仪式。朱春燕副总裁代表用友新道科技有限公司为行业技术学院郑重授牌，李丽君院长代表学校从朱总手中接下了象征着责任与使命的牌匾。

接着，用友新道科技有限公司辽宁大区总经理杨晓楠先生为大会致辞。他用精炼的语言，简要介绍了举办“用友定向培训班”，即“管理软件应用工程师班”的重要意义，并列举辽宁地区毕业生成功就业的案例加以印证。他的讲话给在场的同学以巨大的鼓励，让同学们对未来增强了信心。

经过校企双方的努力合作，“用友公司”为我校同学提前开辟了就业渠道。为保障合作双方及学生自身的权益，在典礼仪式上郑重地举行了校企合作的签约仪式。第一期“用友定向培训班”的同学站到台上，跟公司、学院领导共同举行签约仪式。可以说，这是校企联合办学的成功展示，这是教学与实践的完美结合，这是学习与就业的提前对接。

“用友班”新生代表刘畅同学在发言中表示：这是我院第一个“用友定向培养

班”，学生及家长都是经过认真了解与考察才决定参加这次培训;自己相信，经过努力学习，掌握用友新道管理软件技术后一定能改变人生和命运。

李丽君院长的最后致词博得了满堂掌声。她讲的第一段话不仅饱含深情，而且充满了对学校未来发展的期待与信心：“虽值隆冬，但是在这个会场，此时此刻，我却分明感到一种欣欣向荣的暖意。因为今天的一切，凝聚了太多人的努力;今天的一切，也寄予了太多人的期望!”

李院长在致辞中真诚感谢用友公司在实训基地建设等各项工作中给予校方的大力支持，并使行业技术学院成为辽宁省首家试点院校、成为用友公司“管理信息化特色人才培养实践教学基地”。同时，她也向首批参加用友定向培养班的同学表示祝贺，并肯定他们做出的正确选择。因为今天手中的那份协议，不仅让他们有一份工作的保障，还有一个更高的人生起点。李丽君院长在致辞中强调，为了满足市场对管理信息化人才的需求，我院要坚持校企合作，共同打造复利型人才培养模式;而开设会计学专业用友定向培养班，校企双方可以共同培养社会急需的管理信息化领域复利型人才。她认为，教产合作与校企融合是中国高等教育，尤其是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大趋势，我们必须摸准人才需求的脉搏，把握各个行业的发展方向，站在信息化发展的高端，去重新审视我们的育人标准和教育教学理念。把企业搬进校园，不仅能体现职业教育的特色，而且能顺利兑现“实训、实习、毕业设计三位一体”的实践教学模式，真正把学生的主体地位还给学生，让学生在学习中体会到学习的快乐，在学习中学会工作、学会思考、懂得合作、懂得分享和感恩，并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和综合能力，不辜负学校、父母与社会的期望。

李院长用一段富有激情和鼓动性的语言结束了自己的讲话，她说：人生需要有自己的目标和选择，需要有向上的不竭动力，更需要有笑对一切的资本和能力。只要我们拿出一份“欲上青天揽明月”的豪情，拿出一份“学不成名誓不休”的勇气，踏踏实实、矢志不渝地去努力，一定会收获属于我们自己的春天!

开班典礼结束后，按照议程安排，接下来是聆听专家讲座。学院领导特邀用友新道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朱春燕女士专程从北京赶来为大家做了一场题为“走进顾问人生”的精彩讲座。朱总的讲座主要阐述了什么是复利型人才、为何走进信息化企业才能成为复利型人才以及成为复利型人才有何重要意义等问题。她指出，成为复利型人才必须选择基础宽、专业精、门槛高、行业特征明显的职业。她认为，有时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正确的选择可以让你的人生更加精彩且与众不同;必须培养自己良好的职业道德、职业意识、职业态度等综合素质，让自己的知识与能力具备递增效果，也让自己选择一个“高价值”的职业，即专业化高、综合性强、行业特征明显，且个人发展空间不受局限的好职业。

朱总同时强调了校企合作对培养复利型人才的重要意义。这样做，双方可以资源互补，提前打造信息化企业急需的复利型人才。她认为，指导学生向“复利型”发展，只要“聚焦”和坚持，经过三五年，就能跟“同龄人”拉开巨大差距。而学生要尽可能从事自己适合并喜欢的工作，用心地去学习、研究，并努力实践。管理软件是信息化企业的必备工具，懂管理、熟业务、掌握软件工具是企业用人的基本要求。只有让自己具备难以被人替代的一技之长和专业能力，才会让职业生涯具备更多的优势、机会和话语权，才具有成为复利型人才的最大本金。

朱总的讲座给在座的同学们带来了强烈的心灵震撼。

这次活动也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网络宣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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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投资顾问(顾问型资产管理模式)

顾问型资产管理模式

顾问型资产管理，是指受托人向委托人的提供投资顾问、咨询、建议等服务，由委托人分享受托人的信息资源，并在其帐户内进行投资决策和操作，根据双方约定受托人也可以参与投资决策，通过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双方关系

1、委托人(甲方)：其主要义务为提供资产，主要权利是享受投资收益，分享受托人的信息资源。

2、受托人(乙方)：其主要义务为定期提供委托资产投资建议报告，或与委托人共同作出投资决策，主要权利是获取顾问费。

二、双方合作方式

方式一：投资建议方式

按照委托人的投资方向或有关约定，受托人主要提供以下服务：

1、提供受托人研究所及其他主流机构的研究报告。

2、定期提供投资策略报告和投资建议，包括行业分析、重点公司分析等。

3、定期提供帐户收益情况分析报告。

4、定期拜访委托人，提供当面咨询服务。

5、邀请有影响的行业研究员进行交流。

6、对重点投资的上市公司进行联合调研，并提交调研报告。

6、选派具有证券从业资格、有丰富投资经验专业人员负责投资顾问工作。

7、遇突发事件或对投资产生相当影响的事件，随时提供投资咨询和投资建议。

8、协助委托人做好帐户清算等工作。

9、协助委托人处理与投资操作有关的其他事宜。

方式

二、共同决策方式

由委托人和受托人共同制定投资决策方案，由委托人实施投资决策。1

1、委托资产的投资决策由决策小组制定并实施。

2、投资决策小组是顾问型理财的投资决策机构，由有委托人指定的成员和受托人指定的成员，共同组建投资决策小组(以下简称“小组”)。

3、小组成员提供有关书面投资建议，建议应明确买入或卖出的价格、数量。所推荐证券帐面亏损达10%时，推荐人应相应的投资建议。

4、投资决策会议由委托人或受托人的日常联络人负责召集，决策小组成员须于会议当日以书面形式明确自己的意见。

5、最终决策结果形成后，应将结果反馈给提议者，并由委托人形成交易指令，交由有关人员具体执行。

6、在出现分歧的情况下，小组成员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但必须严格服从小组的决定。

7、小组成员应严守保密原则，对小组讨论的所有问题均负有完全的保密义务。

三、顾问费的收取方式

根据具体合作方式的不现，顾问费的收取方式在具体投资顾问协议中可以选择以下一种，也可以由委托人和受托人另行协商。

1、固定顾问费：受托人收取固定的管理费。

2、分段顾问费：在帐户收益达到一定水平以上时，受托人收取较低的投资顾问费;当帐户收益率较高时，委托人提取少量投资收益作为受托人的业绩报酬。

3、浮动顾问费：在委托帐户产生收益的前提下，委托人提取部分收益作为受托人顾问费。

国泰君安资产委托管理总部

二○○六年七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