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计划经济时期, 单位管控着公共物品的配置, 个体与单位之间存在高强度的依存关系。后来, 开展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企业成为独立的经济主体, 分离出去的非经济职能由社区承担, 多种发展社区基层民主以及社会组织的政策大量出台。近些年成功探索出了江汉模式、上海模式、盐田模式等社区治理实践模式。但是居民、社会组织、政府、党组织等多种主体在协调配合、共同营造美好社区时还面临一些困境。本文通过分析各个主体的特点, 为推进我国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几点建议。
居民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保障居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 积极、主动参与社区治理, 在表达利益诉求、维护自身权益、有效化解矛盾、加强居民与社区的互信合作、发扬基层民主等方面有积极作用[1]。居民通过自治小组、居民委员会参与社区文化、环境、卫生等的治理工作, 体验当家做主的主人翁意识。
社会组织的创立者是社区居民, 涉及健身体育、文化艺术、公益服务、休闲爱好等多个种类, 主要原则是为人民服务, 满足人民需求, 具有自治性。社会组织作为沟通居民和政府的桥梁, 可向政府反馈居民的诉求并使之满足, 调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形成以社区为单位, 社会组织为纽带, 社工人才为保证, 使社区资源实现高效稳定利用机制是推进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2]。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最本质的特征是党组织的领导,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切实发挥其领导核心作用, 抓好基层党建形成城市社区治理的思想共识, 使党组织更深入、全面地参与社区治理, 是实现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3]。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主心骨”作用, 在社区物业公司、业委会、社会组织等机构建立党组织, 完善党的组织架构, 更好的研究解决社区治理、治安管理、环境卫生等问题[4]。
政府对社区治理有重大作用, 社区发展需要政府制定政策、确定目标, 向社区输入专业人才和物质资源, 拉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其主体作用体现在提供公共产品使社区科教文卫健康发展、培育社区治理力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建立合作关系。并且要协调各方在参与过程中遵守法律的规定, 得到非正式规则的认可, 统筹协调社会力量, 以实现社区经济、文化、环境有序发展。
我国基层的社会空间非常狭小, 社区居民对政府严重依赖, 目前的社区治理基本是在行政组织的动员之下, 居民的执行性参与。被动的参与与被动的接受社区服务, 不仅造成居民对政府的严重依赖, 加大政府的工作负担, 还会导致政府主观判断居民需求, 浪费资源;互联网技术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的使用和参与人员老龄化现象之间的不匹配, 凸显出参与主体能力不足的问题。
大多数城市社会组织受行政安排, 如居委会被“行政化”, 处于空心化、边缘化的位置, 角色错位, 城市基层自治组织的作用体现不明显, 为社区居民办理身边小事的精力不足, 主动性较差;另外, 从事社区服务的人员在解决社区居民纠纷时, 存在能力不足的现象——高等教育的匮乏, 专业培训的缺失, 依靠常识解决问题, 有时会引发更大的矛盾。
在社区转型过程中, 单位的大量社会职能转移到社区, 单元从“单位”变为“社区”, 相应的, 原有的社会利益结构解体, 涌现出多元化的利益主体, 进入利益分化的新时代。基层党组织依托行政权力和命令, 以管控为主要手段的工作方式, 难以适应当今日益分化的利益群体;另外, 基层党组织的工作方式有待提高, 发挥党组织的先锋模范作用, 引领服务群众参与社区治理[5]。
政府包揽社区治理事务, 权利、信息、资源等治理要素在体制内纵向流动, 体制外主体处于劣势地位, 社区治理成为行政主体的单一行动, 社区居委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作为政府的执行机构, 扮演着国家代理人的角色。其他社区社会组织迫于生存压力, 被迫迎合满足政府的“公益服务标准”, 但居民真实的需求表达和满足需求方面被忽略了[6]。
首先提高居民的社区意识, 可采取满足居民的利益和增强居民之间的情感的手段。当社区能够满足居民的需求, 提供资源, 居民对社区的依赖程度随之提高;在社区开展活动可以增强居民之间的情感, 尤其是一些公益性的活动, 提高居民的精神境界, 发挥文化的影响力。
其次建立微观精细的治理机制。每一单元, 甚至每一楼层都由居民选出代表带领所属居民实现自治;针对居民的不同需求, 为老年人提供社区照顾和心灵关怀, 为职业群体提供子女托管服务, 通过对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开发以及小微事务的解决让居民体会到关怀和尊重, 提高其参与积极性[7]。
最后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把微信、微博等媒介应用到城市社区治理中, 帮助社会成员和组织克服时间和距离上的鸿沟, 吸引年轻人参与社区治理, 使远距离合作, 协同解决问题成为可能, 来缓解参与社区治理老龄化以及参与能力低下的问题。
首先推进社区“去行政化”改革。通过社区减负和居站分设的方式剥离社区基层组织的行政职能, 恢复自治属性。社区减负是对社区基层组织从事的不合理的行政事务的减量化改革;居站分设是分离其行政职能, 单设社区服务站和社区工作站, 居委会只负责居民自治事务。
其次增强多种社会组织的合作, 形成合力。随着城市复杂性和居民异质性越来越大, 居民的社区性服务需求越来越多样化、个性化, 完全依靠政府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应注重多种社会组织间的合作、及时培训提升工作人员的专业素养。
首先增强党组织的服务意识。形成党组织和党员服务群众、党组织服务党员、上级党组织服务下级党组织的服务格局;通过强化党员的参与意识与服务能力引导基层党组织向服务型党组织转变;并通过优秀党员评选、表彰等形式, 激励党员主动参与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其次增强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党建引领是指在高度复杂化、异质化的社区中, 强化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将党的引领作用覆盖到多种组织, 实现有党员的地方就有党组织。通过更好的发挥党组织的价值引领与行动引领作用整合各种资源, 并增强居民的主体作用, 满足其多元需求[8]。
首先减轻居委会的行政职能。实施“居政分离”, 明确居委会职责, 在社区服务中心的安排指导下开展便民为民工作, 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如有居委会协助完成的工作,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兑现经费, 让居委会有自由办事的能力。
其次政府权力下放, 将不能管和不方便管的事务下放到社会组织。利用社会组织灵活性和贴近基层的优势, 使社会组织在环境保护、青少年成长、残疾人服务、社区养老等方面发挥作用;此外, 赋予社会组织自主权, 以社会组织是否解决居民之急, 满足人民所需作为评价标准。
摘要：党的报告中提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社区作为居民安居乐业的载体, 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 也是党和政府为人民服务的重要场所, 社区治理现代化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直接影响。提高居民的参与意识、有效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增强党组织的服务引领作用以及调整政府的角色, 以实现多种主体之间的协作, 是本文的重点。
关键词：社区,社区治理,治理能力现代化
[1] 陈文, 姜星月.从“自治”到“治理”——我国社区研究的视角转向及逻辑演变[J].党政研究, 2019 (1) :105-111.
[2] 曹海军, 吴兆飞.社区治理和服务视野下的三社联动:生成逻辑、运行机制与路径优化[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7 (6) :30-37.
[3] 王海荣, 闫辰.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创新:问题与发展[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8 (2) :46-55.
[4] 孙兰英.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治理模式[J].人民论坛, 2018 (24) :101.
[5] 李璐.利益分化时代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研究——以广州、深圳“居站分设”模式为例[J].理论导刊, 2012 (7) :23-25.
[6] 张必春, 周娜.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居民自治有效衔接的路径研究——基于武昌区H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8, 20 (4) :22-27.
[7] 杨莉.以需求把居民带回来——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探析[J].社会科学战线, 2018 (9) :195-201.
[8] 刘蕾.以党建引领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J].人民论坛, 2018 (24) :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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