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论文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不仅得益于中国正确的外贸方针与政策,还得益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本文回顾了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中国是如何逐渐深入区域经济合作的,并分析了今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主要的发展趋势,以及对中国如何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做了战略思考。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我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论文 (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我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论文 篇1：

我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思考

【摘要】：进入新世纪纪经济全球化进程放慢化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则呈现出迅速发展的态势。本文对我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问题的成因及对策进行了探讨，看到了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原因，提出了改革对策。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思考

【收稿日期】2006-03-21

【作者简介】陈哲，女，湖北人，供职于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经济师;秦法萍(1963-)，女，河南辉县人，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贸理论。

一、我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水平较低的原因

我国参与了各种不同性质的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组织，这是中国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必然战略选择。但从总体来看，我国参与区域经济中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参与的程度还较低，主要表现：我国参与的区域组织都是松散的，国际化程度比较低。例如，《曼谷协定》尽管是中国加入的第一个具有实质性优惠安排的区域贸易组织，但由于成员国经济实力和政治方面影响有限，以及各国协调不够，《曼谷协定》的发展较慢，没有建立定期审议机制，缺乏向纵深发展的动力。“10+3”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参与的具有一定机制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中最重要的两个。就目前而言，“10+3”还仅仅是一个区域经济论坛，还算不上真正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目前还主要在战略层次展开，还没有建立实质性的区域联盟。

我国目前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水平较低，其原因分析如下：

1.东亚地区很多国家都曾是殖民地独立后与原来的宗主国联系密切，与本地区的其他国家联系较少。另外，东亚许多国家之间大多存在历史积怨，至今仍然缺乏真正的信任。特别是东亚国家历史上深受日本侵略之害，但日本至今仍然不真正反省和道歉，并有意修改战后的“和平宪法”，在军事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难度可想而知，这同时加大了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难度。东亚国家的国内市场大多比较封闭，特别是区内最大的经济体――日本的国内市场远没有美国和欧盟开放。东亚地区经济实力有限，经济发展不均衡。近十年，虽然东亚地区以经济的持续调整增长成为世界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但东亚地区整体实力与欧美地区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东亚地区除作为唯一发达国家的日本及少数新兴工业外，大多数国家还处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东亚发展中国家成为东亚经济合作的主力军，但在未来的合作中，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将日趋激烈。我国与东盟等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趋同，互补性差，都需要大量的外资，还将导致我国与东亚发展中国家在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方面竞争将日趋激烈，阻碍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实质性进展，加大我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难度。

2.东亚地区还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比较世界其他地区，东亚地区虽相对和平、稳定，但仍存在一些潜在热点问题。这些热点问题的爆发将严重影响东亚合作的连续性。南北双方达成和解还面临重重困难;台湾当局对东南亚国家增大务实外交力度也将直接影响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关系，东南亚各国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更是因面临权力过渡，政局变化莫测。这一切均不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导致区域合作难度增大。日本和中国是东亚两个最大的经济实体，东亚合作的关键是中日合作，但中日之间真正的信任关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难以接受对方发挥更大的作用。目前，两国发展仍需克服重重困难：日美军事联盟的加强;日本通过《周边事态法案》还决定与美国合作开发战区导弹防御体系;对中国和平统一台湾构成威胁;另外在历史问题，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美化侵略战争，使两国关系一度陷入紧张状态，难以带动整个东亚的经济合作。

3.东亚经济还受到许多外来阻力，还最主要的是美国阴影存在的阻碍作用。美国不是亚洲国家，但美国为建立在其领导下的单极世界，为维护和扩大其在东亚地区的利益，一直不断地通过政治、军事、经济等各种手段对这一地区施加影响。美国为维护其在东亚的影响，一向阻挠东亚地区建立自己的经济合作组织。日本作为东亚的第一经济强国，本应在东亚经济合作中发挥关键性作用，但迫于美国的压力，日本在东亚合作上的态度一直消极、暧昧。另外日本有些人仍然坚持“雁行模式”的固有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日本为保持与东亚其他各国的技术差距，保持其出口优势和经济效益，在向东亚其他各国技术转让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日本这些自保及消极的做法削弱了东亚地区贸易、投资的国际竞争力，影响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机制化进程。

4.中国奉行的外交路线和不够强大的经济实力是我国参与区域合作程度较低的主观原因。(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从总体来说，国民经济实力还不够强大。区域经济合作是自身实力的反映，只有具备强大的经济实力才能加深区域经济合作。(2)中国实施有限的对外开放政策与体制，一定程度制约了参与区域合作组织程度。(3)中国一直强调奉行不结盟的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对参加国际多边组织，尤其是机制性较强的地区组织，持十分谨慎的态度，这也导致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程度较低。

总之，以上分析原因比较复杂，包括政治、经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地区是亚洲，而最主要的地区是东亚，此地区地域广阔，国家众多，进行区域经济合作的协调难度非常大，而且各国之間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严重影响到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

二、我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应采取的对策

新形势下，我国应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区域经济合作，进一步提高我国区域经济合作水平。具体对策如下：

1.加快发展力度，使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在国际经济合作中，经济实力和竞争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只有自身拥有非常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强的竞争力，进行区域经济合作时才能取得卓越的成效。根据瑞士的世界经济论坛对53个国家和地区的最新调查评比，世界经济竞争力的排名中，美国、新加坡和香港地区名列前茅，中国虽有很大进步，从第36位提升到第29位，但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还落后于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和结构不完善，生产技术落后，这些都阻碍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现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并使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增强我国整体经济的实力，提升我国产品的竞争力，缩小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体制和经济水平上的差距，更好、更有效的参与国家区域经济合作。

2.认真实施“走出去”开放战略，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自己的跨国公司的国家，是不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积极实施“走出去”的开放战略，参与经济全球化竞争，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和利用国外资源，以增加我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后劲。应当看到，有计划、有步骤地“走出去”，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搞经济技术合作，也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走出去”和“引进来”，是我们对外开放政策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只有大胆地积极地“走出去”，才能弥补我们国内资源和市场的不足，才能把我们的技术、设备、产品带出去，我们也才更有条件引进更新的技术，发展更新的产业，才能由小到大逐步形成我们自己的跨国公司，以利于更好地参与全球化的竞争。要贯彻多元化方针，在继续扩大欧美市场的同时，努力开拓亚洲、非洲、拉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组织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到这些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

3.坚持市场多元化战略，继续实施以质取胜、“科技兴贸”的战略。我们要从国际分工的新特点出发,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和比较优势,优化出口商品结构,进而利用国际资金和部门间的联系效应,促成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积极调整农业结构,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努力发展第三产业。加速发展高科技和高新技术产业，积极推进产品结构优化和升级，增强国际竞争力。要着力培育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发挥这些企业在资本运营、技术创新、市场开拓等方面的优势，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力量。要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国外资金、资源、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为推动国有企业改组改造，开发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高新技术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服务。 要抓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大发展的时机，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坚持市场多元化战略，继续实施以质取胜、“科技兴贸”的战略，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努力扩大出口。

4.要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必须确立现代意识。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充分利用经济合作带来的有利因素，加快我国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要加强与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经济组织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与东盟的經济合作，特别是要积极建立与周边国家(地区)各种形式的区域或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推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促进我国在本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在经济合作中影响或参与国际经济规划的制定，维护我国的利益，使其朝着有利于我国的方向发展。

区域经济合作是不同国家、地区在经济发展中获得共赢的选择，从经济学的角度理解，体现社会经济资源配制的帕累托改善效应，也是现代政府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多次博弈的结果。就现实社会来讲，要落实好我国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发展战略，无论从认识方面，还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都必须确立现代意识。从制度上讲区域经济合作首先要建立综合协调机制;从思维上论，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要认识国与国经济发展的互补性;从操作上说，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必须考虑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问题。

【参考文献】

[1]宁留璞.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历程的思考[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4，(16).

[2]许同茂.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现状、问题及建议[J].经济研究参考，2004，(4).

[3]杨云花.中国与区域经济一体化[J].厦门特区党委学报，2004，(3).

作者：陈　哲　秦法萍

我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论文 篇2：

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历程回顾与战略思考

[摘 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这不仅得益于中国正确的外贸方针与政策,还得益于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本文回顾了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中国是如何逐渐深入区域经济合作的,并分析了今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主要的发展趋势,以及对中国如何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做了战略思考。

[关键词] 区域经济合作 历程回顾 战略

对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定义,学术界众说纷纭,但是,有两点还是明确的:一是在参与国间消除各种贸易壁垒和废除歧视性政策;二是在某些共同感兴趣的领域促进合作与政策协调。综合以上定义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包含的内容,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同一地区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相互之间取消各种贸易壁垒、实现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使经济达到某种程度的结合的过程;其宗旨是在成员国之间进行协作分工,实现成员国共同的经济利益和经济目标。

这一定义所揭示的内涵在于:首先,区域经济一体化最显著的标志是成员国之间关税等贸易障碍的消除;其次,谋求最佳的国际生产分工是一体化的根本原则;最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出发点是使每一个成员能获取比单独一国时更大的利益。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在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世界许多国家依靠地区优势,实现区域合作,提高国际竞争力,应对经济全球化的重要选择。中国在参与多边贸易体系,融入世界经济的同时,日益重视区域经济合作,关于区域经济合作的重大举措不断出台,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对中国而言,深入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不仅是加强与周边国家互利合作、增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平台,也是带动沿边地区经济增长、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手段。

一、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历程

1.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空白期(20世纪80年代-1991年)

面对挑战和困扰,这一时期的中国区域经济合作战略似有而无,是一种观望、等待的战略,没有实质性地进展,或者说这一时期的中国区域经济合作战略是一种“无为”战略。其主要原因是:在区域经济合作不断高涨的浪潮面前,刚刚打开国门、尝试性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中国面临着两难的选择:

一方面,如果中国始终处于区域经济合作之外,那么,中国将面对严峻的挑战。首先,区域集团化浪潮将重新组合世界经济格局,区域经济集团之间的竞争以及国家与区域经济集团之间的竞争将成为主导。那么,如果中国游离于区域经济合作之外,作为一个整体的区域经济集团会对中国做出不利的决策,如不公正的贸易歧视或做出其他有损于中国利益的行为。其次,区域经济集团实行内外有别的原则,将给中国在贸易以及吸引外资等方面的竞争力产生负面的影响。如贸易转移;投资转移。竞争力相对下降和新贸易保护壁垒。

另一方面,如果过早地选择了区域经济合作,中国经济也会因被迫过快的开放市场而产生负面的影响。首先,中国是一个对外开放时间不长,经验不足,抗风险能力不强的国家,快速而又广泛地实行贸易自由化,特别是投资自由化等势必对中国经济造成较大的冲击;其次,国家主权和国家经济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区域经济合作必然要求成员国间一定程度上让渡国家经济主权,这表面上看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却是不平等的,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种不平等尤为突出。因此,如果在这方面处理不当,将会弱化中国政府保护民族经济、提升中国经济实力的努力,从而影响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2.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起步阶段(1991年-2001年)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步伐加快。在这一过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多边贸易体系和不同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1991年,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这是中国参加的第一个区域经济论坛,也是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开端。1992年,参加了由亚洲开发银行发起的,旨在通过加强各成员国间的经济联系,促进次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GMS)。2001年参加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2001 年加入了《曼谷协定》(现更名为《亚太贸易协定》),这是中国参与的第一个区域贸易安排。

(1) 中国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

亚太经合组织成立之初是一个区域性经济论坛和磋商机构,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逐渐演变为亚太地区重要的经济合作论坛,在推动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加强成员间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是由部分亚洲及太平洋国家和地区为促进本区域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成立的区域性经济组织。1991年11月,中国以主权国家身份,中国台北和香港(1997年7月1日起改为“中国香港”)以地区经济名义正式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现有21个成员国,成员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40%多,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生产总值的50%,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45%。APEC 是亚太地区最重要,成员最多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在推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是亚太经合组织中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市场潜力最大的成员之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为整个亚太地区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近年来,每年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的贸易额均占到中国当年贸易总额的70%以上,中国的贸易伙伴排在前五位的均为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对华投资排名前六位的也均为亚太经合组织成员。

(2)《曼谷协定》

2001年5月23日,中国正式成为《曼谷协定》成员。它是亚太区域中唯一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关税互惠组织,其宗旨是通过该协定成员国对进口商品相互给予关税和非关税优惠,不断扩大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贸易作与共同发展。作为中国参加的第一个区域性多边贸易组织,《曼谷协定》在中国关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一方面,在《曼谷协定》框架下,我国第一次根据协定给与其他国家低于“优惠税率”(从2002年1月1日起改称为“最惠国税率”)的关税优惠税率,另一方面,我国也是第一次通过关税谈判从其他国家获得特别关税优惠。

3.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新阶段(2002年至今)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前,中国与东亚及周边国家地区的合作主要是依靠投资导向和市场推动,开放的地区主义为宗旨,采取非歧视的原则,而政府并无突出的战略设计和干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同时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为了突破国际多边体制和区域经济集团的双重制约,避免被边缘化,中国开始经济参与区域贸易安排:。

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2004年11月,双方签署《货物贸易协议》,并于2005年7月开始实施全面降税。2006年1月,中国与东门所有国家的早期收获产品实现零关税,东盟老成员国也对我国的早期收获产品给予零关税的待遇。2007年1月,双方签署了《服务贸易协议》,并于2007年7月顺利实施。2006年11月,中国与巴基斯坦签署自由贸易协定,2007年7月,《中巴自由贸易协定》关税减让进程全面启动。2008年4月7日,《中国和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签署。此外,中国与新加坡、澳大利亚、海湾合作委员会、冰岛的自由贸易区谈判正在进行中,与日本、行、印度、挪威和秘鲁建立自由贸易区可行性的联合研究也取得积极进展。,同时,中国还不断加强各类区域和次区域的经济合作,图们江开发计划、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已经上海合租组织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二、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新特点和主要发展趋势

1.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新特点

(1) 区域贸易协定数量急剧增多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速度之快是有目共睹的,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区域经济合作提升到与多边贸易目标同等重要甚至更加优先的地位。据2005年世界贸易组织统计,区域贸易协定的数量仅在过去20年间就增加了8倍,截至2006年3月,向世界贸易组织通报的区域贸易协定已达340个(其中80%是近十年来缔结的),而且正在以平均每个月一个的速度递增。已实施的区域贸易协定中,84%采取自由贸易区的形式。国内生产总值排名前30位的国家和地区无一例外参与了不同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几乎所有世贸组织成员都隶属于一个或多个不同程度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区域内贸易总量占国际贸易总量的比重已超过50%,且呈快速上升趋势。欧盟和美国则在区域贸易协定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2) 区域经济合作程度深化和涵盖范围不断扩大

如果说迄今为止区域贸易协定的数量和质量在同步发展的话,那么今后一个时期区域贸易协定的数量增长速度有可能会放慢,发展将可能更多地体现在提高质量上。一些贸易协定涵盖的领域和规则已逐渐超越世贸组织的框架,扩展到投资、竞争、知识产权、环境和劳工标准等。

新区域主义理论提出大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动机是多重的,除了传统的贸易利益,还追求以提高贸易报复能力及整体国际谈判交易能力为主的非传统 贸易利益。在多边贸易体制占主导地位的全球化时代、我们可以把这些非传统贸易利益归结为影响国际经济规则的能力。因此,目标函数的多元化决定了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空间扩大了。许多区域贸易协定的签署并不完全依赖于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即使纯粹的贸易利益并不明显,区域合作也可能会发生。

(3)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成为区域经济合作主要形式

据2005年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截至2005年2月,在全球已经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中,自由贸易协定(FTA)占84%,局部的自由贸易协定占19%,关税同盟占9%。自由贸易协定占区域贸易协定比例的迅速增长包括欧盟和非洲、拉丁美洲、欧洲、中亚等地区的新型经济体之间的数十个双边FTA的实施,以及亚太地区正在商签的大批双边FTA。可见,在今年的区域贸易合作组织中,自由贸易区占绝大多数,而且这种协定通常都涵盖非常广泛的领域和规则。以美国和日本为例,业已签署的和正在谈判之中的所有区域贸易协定都属于自由贸易区协定。况且,这些自由贸易区协定并没有进一步升级为关税同盟的打算。

2.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发展趋势

(1)新区域主义迅速发展

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成员的同质性要求减弱,异质性或混合型趋势日益明显。以往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总是以社会政治制度同一、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和具有共同历史文化背景为基础条件。人们通常认为同质的国家易于建立区域经济合作。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传统框架逐渐被打破,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有效运行,有力的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在体制和机制上有了新的重大开拓和突破。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区域经济合作出现一种新的趋势:在大国和小国缔结区域贸易协定过程中,小国会对大国做出更多的让步,不仅体现在传统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减让领域,而且更主要体现在国内政治经济体制、法规、政策向大国靠拢。

(2) 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中非经济因素凸显

区域经济合作进程中,经济和政治紧密结合、相互交叉影响的现象日益显著,形成了经济关系政治化和政治关系经济化的典型表现。区域贸易协定中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政治条款,政治考虑有时会成为某些大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主要动机。欧盟本身已经进入经济一体化阶段,并向政治经济一体化阶段迈进,任何新成员的加入都需要全面接受欧盟现有的各项制度安排。

(3) 区域经济合作格局复杂化

重叠性自由贸易区大量出现。在区域经济合作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很多国家都希望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获得巨大的现实经济利益,由于利益推动,很多国家参加的不只是一个自由贸易协定,这就导致了重叠性自由贸易协定的大量涌现,不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及成员之间交叉重叠,形成一种“大圈套小圈,小圈套小圈,圈圈连环的格局”。

大国之间的竞争演变为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之间的竞争,欧盟在积极开展“东扩”的同时,美国也在致力于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由于大国之间的竞争,小国有时会成为两个或更多大国缔结区域贸易协定的争夺对象。这其中行动最早、成就最大的是墨西哥,它是全世界惟一和美国、欧盟、日本这三大经济体都有FTA的国家。

三、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思考

1.立足东亚,努力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

东亚地区是当今世界最具活力、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与东亚的投资贸易安排在我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日本、韩国、东盟等与我国产业结构有很强的互补性,是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来源。因此,推进中国与韩国、日本和东盟的“10+3”合作,以及中国与东盟的“10+1”合作,无疑有着自身的战略考虑。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既可有效发挥其市场潜力,也是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

首先,中日合作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关键。两国在资源方面有较强互补性, 中国拥有价格低廉的劳动力资源, 日本有丰富技术和资本。在建立中日韩——东盟自由贸易区过程中,中日合作不仅对双方都有益,对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只要两国互补经贸关系充分发展,完全可奠定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基础。

其次,东盟各国与中国各地区只见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双方广阔的市场领域内供给与需求只见容易形成不同的对应关系,因此,中国与东盟双方贸易存在互补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由于双方产业层级上存在相似性,总体发展水平近似,基本处于相同的国际分工阶梯之中,确实存在产品的同构性,因此竞争有不可避免,把握不好的话,会发展成为恶性竞争,对双方都将造成损失。中国应分阶段、按地区逐步提升经济产业层级,尽量避免与东盟国家产业趋同、出口商品趋同,从而避免与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发生恶性竞争,在双方的合作当中逐渐消除东盟国家对中国经济不断发展所产生的疑虑,这将对双边政治经济关系产生积极的作用。

最后,拓宽双方合作领域与范围。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贸易发展的潜力十分巨大。除传统的合作领域之外,双方应拓展合作的范围,如金融货币、人才交流、高新科技、可持续发展、旅游产业等。

2.积极利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交往平台

亚太地区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依托,中国长期以来同APEC成员有十分密切的经贸关系。自1991年以来,中国与APEC成员的贸易额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始终维持在60%以上,来自APEC成员的直接投资在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也保持在60%以上。近几年更是高达70%以上。因此,加强同APEC成员的经贸合作,加强彼此的理解与沟通,对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增长有着重要意义。

虽然中国在APEC机制中不能算是驱动力,但是中国却可以利用这个重要的多边平台,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APEC 有领导人会议、不同部门的部长级会议、高官会、工作组会议、学术研究机构会议、商界会议等。这些都为中国与成员国交流意见、加强理解与合作提供了机会。此外,中国应继续力促APEC 成员把主要精力放在实施茂物目标上,决不能使茂物目标半途而废。茂物目标要求发达国家在2010年率先实现亚太地区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这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有利于缓解中国目前严峻的国际贸易环境。

3.注重跨区域经济合作

区域经济合作开始主要发生在具有地缘优势的相邻国家和地区只见。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周边可利用的资源渐渐减少,而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是的跨区域的经济合作成为可能,并成为区域经济合作新的热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一来,约有三分之一的区域贸易安排发生跨洲国家之间。2005年初,已运作的跨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约占全部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5%,但已经签署协议或者正在谈判的跨区域经济合作占三分之一,提出进行跨区域合作的占40&以上,显示出强大的发展后劲。

目前中国参与的区域经济合作大多在亚洲地区,然而种种因素导致现阶段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十分缓慢。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突破地缘性限制,将参与亚洲地区和其他地区的贸易安排并列起来。我国应该根据本国的战略发展需要来选择区域经济合作伙伴,应与评估友好的国家或有战略利益的国家达成区域贸易协定,同时要尽可能避免贸易转移带来的损失。加大与非洲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合作,是今后经济合作的重点。非洲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但未来经济发展的潜力巨大。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互补性很强,区域经济合作对双方都有益处。

4.以双边区域经济合作实现多边利益

在当今的区域经济合作中,虽然双边经济合作成为热点,但多边的区域经济合作影响力越来越大。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04年,正在运行的双边区域经济合作占全部的80%,正在谈判的90%均在双边之间进行。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虽水量不多,但影响力越来越大,而且出现不断扩张的趋势。然而,要实现多边利益,还是要以双边的经济合作为基础。

在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美国、欧盟、东盟均有自由贸易区作依托。我们要想以双边的区域经济合作实现多边的利益,具体可以某一个国家为切入点,先与其签订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并将其作为进入该区域的桥梁和纽带。如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可选墨西哥或加拿大,并与即将成立的美洲联盟内的重要成员如巴西、阿根廷等商签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自由化举步维艰的情况下,小范围内的区域贸易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多边体制的有效运作。但我们要意识到,区域经济合作只是最终实现多边贸易自由化的方法和路径,而不应是最终目的。

参考文献:

[1]宫占奎 李文韬: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分析[J].国际经济评,2008(3-4)

[2]王厚双:从无形到有形——中国区域经济合作战略转机及动因[J].国际贸易,2003(12)

[3]解丽君 韩忠治: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国的发展战略[J].中国市场,2007(5)

[4]宋一兵 庄晓平:中国与东盟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思考[J].经济论坛,2006(7)

[5]王亚飞:APEC的最新发展及中国对策[J].世界经济,2007(2-3)

[6]易小准:中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抉择与作为[J].中国对外贸易,2007(7)

[7]雷新芳:区域经济合作及中国的对策[J].法制与社会,2007(1)

[8]华晓红: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理论与实践[M].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

作者：陈耿宣

我国参与区域经济合作论文 篇3：

区域经济合作中的补偿机制研究

摘要：在政府边界与经济边界重叠的行政区经济下，区域经济合作存在必然性。政府行为企业化形成的负外部性使得区域经济主体不合作、不作为或合作效率低下。消除政府行为企业化带来的负外部性，架构区域经济补偿机制，首先要明确补偿机制的主体。中央或地方财政转移支付的“间接补偿”固化了补偿客体的依赖心理，并造成补偿失灵。“谁受益，谁补偿”的直接补偿能够补救政府失灵。区域经济合作补偿机制的实现形式多样化可以补救市场失灵。

关键词：区域经济;补偿机制;政府行为企业化;外部性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提出及文献述评

我国的区域经济合作中存在瓶颈和制约因素，造成合作效果不佳。主要问题有不合作、合作成本高、效率低下，结果导致区域经济差距加大。问题存在的根源之一是中央政府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引导职能异化为中央财政代为实施区域补偿政策或财政救济政策，并以此来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失衡。而地方政府之间没有经济性和合作性的补偿，故区域经济合力效应不能有效地发挥。中央财政补偿使得区域经济合作中的补偿者和被补偿者身份模糊，从而使得经济补偿本来可以发挥作用的却不能够发挥出来。经济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扶贫并不是根据区域经济合作的需要，而是根据中央的行政安排，这种地方政府补偿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因此，本课题研究的目的是建立区域经济合作基础上的补偿机制，该项研究对区域经济合作不论从深度还是广度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关区域合作的研究比较多，研究主要集中在合作领域、合作方式和合作机制等问题。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指导机制，地方政府协调机制，企业促进机制和中介机构发挥作用机制，区域经济合作补偿机制研究的文献很少。本文从政府行為企业化人手，研究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政府行为具有负外部性及其补救措施——补偿机制。政府作为补偿主体，从不同层次来看，上级政府要用税收及转移支付方式进行由上而下的补偿，同级政府可以通过市场行为采取企业补偿和合作补偿。

二、政府行为企业化及其解释

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地方政府融合了政治权力和控制经济资源权力大力发展区域经济，由于政治权力差异和控制资源的不同，使得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了差异性、不平衡性。与此同时，政府间的竞争与合作也反映了区域经济的竞争与合作。在这种融合过程中伴随着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关系的博弈。对于我国地方政府行为有不同的理论解释，比较有影响的有以下几种：地方国家合作主义模式、政府厂商论、企业型政府和政府至高无尚论。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国的区域经济合作必须由政府推动和主导。某种意义上说，我国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是在政府主导下发挥后发优势，实施追赶型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本质上，政府具有企业性特征，由于市场转型，因而在实施过程中政府变成企业化政府：像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一样追求区域经济利益最大化。中国政府行为企业化在中国渐进式改革中创造了持续高速发展的奇迹，被西方学者冠以“北京共识”，并且被当作一种模式区别于新经济自由主义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由于中国的国情，政府行为企业化有其独特的形成路径。政府的准企业性质主要体现为他们追求区域经济利益最大化。

政府在推动我国市场化进程和发展地方经济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正是由于政府行为企业化，增强了政府办事的目的性和提高了办事效率。中国经济发展奇迹主要来自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来自中央向地方政府的经济分权，并从体制上维持一个集中的政治权威，把巨大的经济体分解为众多独立决策的小型地方经济，创造出了地方为经济增长而竞争的“控制权市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导致地方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和有利于投资增长的政策环境的改善，并加快了金融深化的进程和融资市场化的步伐。同时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和中国经济的深度开放，也是地方为增长而竞争的结果。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地方政府作用主要表现在倡导区域经济合作、推动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和完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

政府行为企业化重要原因是行政边界和经济区域高度重合。中国的行政边界和经济边界高度重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区经济”，它以地方政府管理和规划经济为核心，以其管辖的行政区为边界，并视行政边界为“经济边界”，有意识地限制地方财政投入到行政边界以外地区。行政边界与经济边界高度重合最显著的表象为：地方政府会有意识阻止或促使生产要素在跨行政区的流动;行政经济区之间的产业同构现象比较明显，经济结构变化缓慢，除非有外部因素推动;经济中心和行政中心高度重合，政府对经济具有主导作用;地方政府表现出过多的参与企业竞争的经济行为;行政经济区的经济辐射能力有限，区域边界经济成长性较弱。

在行政边界与经济边界重合前提下，区域经济合作的交易成本呈现出递增趋势。在区域经济合作初期，由于行政边界和经济边界的高度重合，经济合作的效率非常高。从短期来看，交易成本低、效率高是因为政府积极参与具有内在的动力：税收和升职。从交易费用来看，行政经济区域在搜集信息、谈判和签订契约、履行契约、监督契约实施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效率。从长期来看，交易成本上升是因为在腐败、寻租和缺少利益刺激的情况下会导致效率低下或不作为，或者是提高了决策费用、实施费用以及监督费用。

决策费用是政府通过既定的政治程序确定公共产品的配置规模、结构时所产生的费用总和。首先，由于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点，消费者从公共产品中得到的效用不能通过市场机制的价格信号来反映，因而很难得到一个准确的关于公共产品需求状况的信息，这增加了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费用。其次，在民主机制下，公共产品的供给是由投票机制来决定公共产品供给的，在公共产品的性质和选民的消费偏好、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通过一致同意或多数同意的方式来决定公共产品的供给方案，必然会发生较高的决策费用。

实施费用是指政府在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所发生的筹资费用、投资成本和分配成本。假设政府在供给公共产品时的生产成本是常数，那么实施效果的好坏取决于实施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

为保证政府部门有效率的供给公共产品，通过各种监督手段建立约束机制非常必要，因此在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中必然会发生相应的监督费用。由于政府部门产权的特殊性，政府部门不能像私人部门那样供给各种各样的物质激励手段;同时，道德风险和代理风险也可能出现在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当某一个制度执行的监督成本过大时，则说明此项制度是失败或无效的。

由于分税制下的税收要求和任职绩效考虑，政府和政府官员在区域经济合作和合作补偿中起到非

常重要的作用。交易费用与成本大小完全取决于政府官员的行为。在全局和整体利益下，区域经济合作中必然存在利益的不对等性，如果政府官员把个人利益掺和到区域经济合作和补偿中，在双重约束下，合作及补偿会走向两个极端：愉快合作和不合作。本文研究区域经济合作中的企业行为企业化实质上就是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政府行为像一个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一样，追求利益最大化，并由此产生外部性。

三、政府行为企业化负外部性

政府行为企业化存在着正、负外部效应，且负外部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正外部性具有替代作用。地方政府对自己企业化行为能够给其他地区产生什么样的正效应和负效应是清楚的，但是由于体制和区域的因素，它不需要为负外部性承担责任，同样正的外部性也得不到补偿。因此，在区域经济合作中负外部性呈现有意性特征，并表现为稳态。

政府市场化外部性存在的前提是：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企业化政府和转型时期。在这三个条件下，地方政府企业化表现较为突出，并导致政府市场化外部性特征也更为明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国政府行为的指导线，按照“猫论”只要能够把经济搞上去，不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是政绩和才干的体现。因而，外部性的根源在诸多产权不清的前提下追求政绩、税收和剩余权控制形成强大的负外部性。

从制度职能来看，区域经济合作中政府行为企业化外部性表现为：

1.市场壁垒。市场准入、市场退出和市场过程管制等政府行为对市场主体(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市场行为的直接的和强制性的干预而形成的外部性。市场准入制度有利于在位企业资本市场和组织内部的利益相关者，而不利于其产品市场的利益相关者，因为投资者可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政府行为企业化形成的外部性主要体现在行政化的市场壁垒，产生的结果是资源超配置或者资源闲置。

2.收入分配负效应。政府借助于财政、货币政策改变市场信号，从而对微观主体产生外部影响。显然，这种影响是通过市场机制而起作用的。宏观调控型外部性的一大特征是正、负外部性的并存性，如通货膨胀有利于债务人，在存在负斜率的菲利普斯曲线的情况下还有利于失业者，但不利于债权人和拿固定收入的人。在我国区域差异较大，同一政策对于不同区域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乃至相反的。更为甚者，一个地区社会福利政策影响到其他地区的收入分配。

3.公共物品供给的不公平性。在我国转型时期，公共物品供给特点是公共物品供给的外部性非常严重。如，普遍的对劳动者的合法权利的保护不力;在农民事前毫不知情、事中无任何谈判权、事后只有很少补偿的情况下，征用农民的土地，结果造成行政权侵犯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为了保护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而禁止农民工自由进入城市或限制其就业范围等。在区域经济中，公共物品的提供与享有与地区经济发达程度高度相关，这又诱导资源在区域间的流动。

4.转移支付的不对等。转移支付通过公开的和直接的货币性与隐蔽的和间接的非货币性的转移支付两种方式进行。失业救济、贫困补助就是直接货币转移;对亏损国企的补贴和对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国内特定产业的关税的与非关税的保护等所实现的转移支付都是间接的、非货币的转移支付。在我国货币性的转移支付不足，各种非货币性的转移支付却大量存在。在不同层次上的政府转移支付，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是不同的，转移支持意味着生活及产品成本的下降。

从经济职能来看，区域经济合作中政府行为企业化的外部性表现为：区域经济合作中利益不均等性、区域位势差难以消除、财富负效应、区域资源的净流出及挤出效应。

1.区域经济合作中利益不均等性。区域经济合作遵循互利互惠和自愿原则。在双方都可以获得利益的基础上合作才有可能发生，按照帕累托最优原理，区域经济合作至少不让一方利益受损。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地方政府更注重短期利益，这是由政府官员的任期决定的。区域经济合作中短期利益为正，而长期利益为负，如果长期利益加上短期利益和为负，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利益不均等就更为明显。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分工决定合作双方的利益分配。利益不均等还表现在收入增长的速率的不均等，在区域经济合作中，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总量和增长速度都要快于另一个地区，进而造成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2.区域位势差。区域的位势差是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现状差异，综合反映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区域经济发展现状既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又是未來发展的起点，具有区域性和可变性。区域性会形成区域的产业特色，有特色的区域产业可能会形成更大的优势，从而会加快区域经济发展。这样，如果存在着区域差距，政府就可以通过支持和培育区域特色产业的发展而控制和缩小区域差距。

在我国区域的位势差本来就是地方政府之间相互竞争形成的。政府企业化行为必然会加强和巩固这种位势差，这样区域竞争中他们才能处于有利地位。在没有优惠政策的情况下，为什么东部发达地区还能保持着强有力的竞争优势，因为他们有高工资待遇，吸引全国各地优秀人才到沿海地区，他们有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全国各地资金的进入。地方政府企业化行为固化了区域位势差。

3.财富负效应。地区差距体现在GDP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不同地区教育、文化、医疗保障和消费水平差距拉大会产生很强的财富负效应。如奢侈堕落生活方式、人口转移、社会浮躁、暴富心理、仇富心理和犯罪率等现象都属于财富负效应。从根本上说，区域经济合作中财富负效应就是，富裕地区给贫困地区造成心理上的不平衡进而导致不良的社会行为，结果导致贫困地区的人文环境恶化。

4.区域资源的净流出。理论上政府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目标是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区域经济合作要实现大的区域内部产业结构更为合理，起码不能出现重复建设和产业高度同构的不合理现象;合理的产业布局而实现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产业相对集聚，进而形成规模效应，并提高区域对外的竞争力。当地方政府行为特征企业化，缩小区域差异不再是区域经济合作的规范分析而形成的价值模式，因而在区域经济中出现产业同构和重复建设是常态。最终结果是企业化竞争下资源向发达区域流动。欠发达区域就会出现资源短缺和产业效率低下等问题。

5.挤出效应。从政府和企业关系角度来看，政府行为企业化以后，必然会做出与企业争利的事。本来交给市场，通过企业间的竞争就可以非常有效率了，可是，地方政府却要积极参与或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支出部分，在市场份额一定的情况下，造成企业投资机会或投资利润的减少。这种挤出效应不仅出现在区域内部，也可能发生在区域间。

四、区域经济合作补偿机制：解决外部性

(一)为什么要解决外部性问题

外部性造成市场失灵，在外部性存在的前提下，市场机制不能使社会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因而要采取某种方式对市场经济运行进行管制。政府管

制的目标是尽量消除负外部性导致的效率损失，同时要给正外部性予以补偿。政府要实现外部性管制目标可以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手段，政府直接规定被管制者的行为或施放负外部性的水平。解决补偿机制问题实质上就是解决外部性问题，在政府行为外部性的情况下，如何由政府来解决，即自己解决自己问题。从解决外部性的思路上是行不通的，因此，区域经济合作中要强调上一级政府的作用，平级政府中要强调企业的作用：谁受益，谁补偿。

中国区域经济合作只是一种形式，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市场广阔和充满活力的区域经济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在我国区域经济中，依然面临着恶性竞争和重复建设;区域优势资源整合依然受制于区域市场开放度和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区域间依然存在市场分割、贸易保护和投资障碍等问题。因而，一个区域的、开放的、非排他的区域合作环境还在建设中。其中补偿机制没有形成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

(二)区域经济合作的补偿思路

在产权清晰过程中的庇古税政策，可能是中国目前区域经济合作最佳选择。首先，我国的市场环境和政府行为与庇古理论更为接近，在政府能力上，我国提出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这点可以局部填补庇古政策效应中政府的负面影响。但是，政府企业化行为特征中，成本最小化特征难以实现，甚至产生新的外部性，因而，完善市场经济、产权清晰，让企业自愿协商降低外部性才是最佳选择。

区域差异是经济合作的外部性表现之一，缩小区域差距是我国政府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在含义。因而区域经济合作要以区域合作弥补区域差距，谋求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既要保护发达区域的优势产业和先富群体的利益，又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区域、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这是区域经济合作必须要应对的命题。

(三)补偿机制存在的问题

尽管区域经济合作中存在严重的外部性，在外部性补偿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首先，资源补偿的主体混乱。目前我国中央财政补贴充当区域补偿的主要形式，政府之间的补偿主要是落实扶贫政策，不是因为区域经济合作，经常出现补偿错位。

区域经济补偿的主体混乱。(1)目前我国中央财政补贴充当区域补偿的主要形式。中央政府为了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往往会扩大对不发达地区经济援助，这样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会向经济不发达地区倾斜。这样的财政倾斜的政策只是对不发达地区进行输血，不是提高这些地区的自我造血的功能。中央财政补贴的参照体系：国民生产总值、文化教育水平、医疗卫生状况、基础设施和社会稳定的需要。资源补偿性的中央财政补贴不是重要内容。对资源稀缺性的补偿很多政策往往不是为了资源补偿，而是为了资源开发方便而进行的补贴措施。(2)政府之间的扶贫政策。为了消除经济发展不平衡，中央政府要求东部发达地区对口帮助西部和欠发达地区，帮助的方式是派送管理干部、捐钱送物。在这种配对的过程中没有考虑到东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关联度，利益是单向的，作用只是扶贫，不是创富。因此，政府扶贫政策没有和区域经济合作协同考虑。从资源利用角度来看，如果按照谁获利谁承担责任的原则，地方政府与政府之间的补偿行为可能比中央政府的行为更为有效。虽然这是有悖于市场经济行为的。

其次，企业补偿还没有形成习惯和风气，追求利益最大化依然是企业经营的唯一目标。企业作为补偿主体的前提条件：产业合作是区域合作的重要形式，存在产业转移和产业融合。技术转让是企业补偿的最佳形式;产业从经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而不是相反)次之;最差的形式是企业捐助。这行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操作。在政府行为的不规范前提下，如政府的寻租行为、强行摊派行为、捐助资金使用不当、挪用捐赠资金，企业捐赠的积极性不高。再次，我国区域经济合作中补偿机制的建设严重滞后。

(四)补偿的方式

1.政府补偿形式。(1)价格补偿：垄断定价权利。原材料与产成品的价格剪刀差的普遍存在是中西部地区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按照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理论，原材料相对价格低具有合理性，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自然资源的垄断定价是不可行的，在垄断竞争的前提下，只能实行适度垄断定价。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原材料市场还不可能实行寡头垄断和垄断，因此，对原材料实施垄断定价还是不可行的。但是，对自然资源的开采权国家具有垄断权力，只要排除政府的寻租行为，实施开采权的价格垄断，制定高的价格還是可行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可以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起到补偿的作用。(2)税收补偿：征收资源税。从上面分析可以得出，单纯对自然资源进行垄断定价是不可行的，对自然资源使用征收高额资源税是可行的。由于自然资源的价格弹性低，税收由消费者承担，使用自然资源较多的地区是发达地区，相当于发达地区对中西部地区进行了补偿。(3)产业补偿：产业布局的倾向。政府在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布局方面具有一定的倾向性，从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央政府的区域经济政策的着眼点应该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因此，在产业布局中，对资源性地区要有所倾向。其中，资源的副产品和深加工产业是重点。

2.企业补偿作为补充形式。政府补偿行为具有局限性，尽管在WTO条款下规定了不可诉补贴。但是要通过政府补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造血功能，而不是输血功能，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不仅是中国富裕地区都没有能够通过政府补贴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更不用说贫穷落后的地方。就是外资带动中国企业的管理创新和技术模仿一样，企业补偿对落后地区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企业补偿的方式有：技术转让、产业链延伸(产业转移)、补偿贸易和捐赠等。

五、区域经济合作补偿机制的目标体系

1.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性。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同性是区域经济差距越来越大的主要表现。为了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区域发展的协同性是我们构建补偿目标体系的重点，因为只有发展才能解决实际问题，才能缩小差距。具体措施有：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增强区域经济间的互补性;实施技术转移、产业转移政策，进而形成合理的区域间产业布局，克服产业同构现象，杜绝挤出效应。

2.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可持续性。资源开发的可持续性本身就体现了经济发展可持续性。资源作为一种资产，对其资产权利的界定是非常重要的，这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基础，否则，就容易导致资源使用的混乱。由于我国法律规定资源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以，现阶段我国资源产权仅指资源资产的使用权。因此，必须采取以下措施：明晰资源产权、积极有效地推进国有资源产权的有偿使用、资源产权的界定要把区域民众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制定合理的价格，进一步深化资源价格改革、建立和完善利益补偿机制，让区域经济中的弱势群体分享资源收益。

3.区域生态环境适应居住性。和谐社会构建，

首先是安居工程，不能突破環境的居住属性。因此，以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为主线，以体制创新、政策创新和管理创新为动力，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因地制宜选择生态补偿和保护措施，不断完善政府对生态补偿的调控手段，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动员全社会积极参与，逐步建立公平、公正、积极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逐步加大补偿力度，努力实现生态补偿的法制化、规范化，推动各个区域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立生态保护利益补偿机制需要起征生态建设税，征收生态建设税要遵循“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生态建设税应主要用于西部生态建设，积极探索市场化生态补偿模式和建立上下游之间生态建设的利益补偿机制。

4.基本社会保障标准的一致性。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应该享受同等教育、医疗、住房等基本的社会保障标准，即同民同权。当然对于富裕地区由地方政府提供的额外社会保障服务除外。为此，区域经济合作补偿机制应该做到以下几点：适度提高农民工工资，逐步缩小与城市工人工资的差距;建立欠发达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使他们具有基本的社会保障，与发达地区不能差距太大;改革户籍制度，允许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并享受流入地的社会福利;以人为本，建立欠发达地区服务型的管理机制。

六、结论

政府行为企业化在正负外部性并存情况下，区域经济不断发展，负外部性逐渐显现，这是本文研究的一个逻辑起点。依据经典的应对外部性理论，政府应该是消除外部性影响的主体，然而政府行为本身就是外部性的制造者，这给解决政府行为企业化所造成的外部性造成一定的困难。因此，本文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前提下，提出政府与企业共同解决外部性，并提出区域经济合作的补偿机制构建的目标体系。事实上，从理论上构建区域经济补偿机制相对于从实践上进行补偿机制设计容易得多。补偿机制的设计和实施必须要有政府推动才有可能呈现有效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完善后。政府从企业化政府向企业性政府转变，区域补偿机制才能通过市场行为和公民意识得到根本性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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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余树华)

作者：杨公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