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个人所得税地位分析论文

摘要：个人所得税在税收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许多发达国家的主体税种。然而当前个人所得税收入仅占我国税收收入比重的7%左右，这和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制度设计有很大的关系。本文以个人所得税制度产生的背景为起点来分析个人所得税的重要性，紧接着介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发展历程，通过指出当前个人所得税制度存在的问题来提出未来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的几个取向。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我国个人所得税地位分析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我国个人所得税地位分析论文 篇1：

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和技术创新的主战场，也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主要内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关键战略，从根本上决定着我国未来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在优胜劣汰的竞争环境下完成原始积累并已具有较高的制造水平，制造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制造业增加值自2012年以来就稳居全球第一，2019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已约达4万亿美元，制造业仍然是对我国GDP实际增长拉动最大的行业，拉动经济增长1.6个百分点，而对全球制造业的贡献已高达35%，超过美国和日本。目前，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39个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所有产品的具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全产业链”国家，其中钢铁、汽车、手机等220种以上制成品产量世界第一，进出口额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不断增强，制造业专利申请量保持了14年的高速增长，2019年我国首次跻身全球制造业创新指数15强。“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C919大飞机、蛟龙号深海载人潜水器……多个大国重器彰显中国制造自主创新实力和强劲竞争力。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在我国快速战胜疫情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全球疫情防控提供了强大支撑。但另一方面，随着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制造业发展有放缓趋势，面临的国内外约束日益增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不断攀升。

一、制造业发展呈放缓趋势，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挑战增多

当前，我国已经步入工业化后期，制造业是我国实体经济的主体，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和动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保持在28%—33%之间，但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出现了下降的苗头，2013年该比重一度下滑2.55个百分点至30.10%，2014年短暂反弹到30.50%，之后四年一直在30%以下。先进制造业出口方面，2008—2018年，我国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额比重波动上升，从2008年的29.39%上升至2018年的31.44%，十年间仅上升了2.05个百分点。2017—2019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增速由7.2%下降至6.0%，三年时间下滑了1.2个百分点。对企业工商注册数据的分析也显示，近年来我国新注册制造业企业数量持续下滑，而关停注销企业数量攀升。从企业注册量看，2017—2019年间，我国新注册制造业企业规模由52.46万家下滑至47.16万家，相当于平均每年减少5.2%。其中，分企业类型看，外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新注册企业下降幅度最大，平均每年减少8.8%和8.3%;民营企业新注册制造业企业降幅相对较低，但平均每年也减少5.1%。从企业关停注销量看，2017—2019年间，我国每年关停注销制造业企业规模由12.90万家攀升至20.03万家，相当于平均每年增长24.6%。其中，民营制造业企业注销关停增长最快，平均每年增长25.8%;外资制造业企业和港澳台制造业企业注销关停企业量平均每年也增长11.0%和6.6%。外资和港澳台制造业企业步入存量减少阶段。进一步分析显示，国内要素供给约束日益趋紧，国际竞争压力攀升，我国制造业发展持续放缓，影响其由大变强和高质量发展。

二、国内：劳动力、土地要素供给约束增强，制造业传统竞争优势减弱

(一)制造业劳动力优势逐步减弱

充裕而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一直是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但随着我国人口结构及产业结构加快转型，制造业发展正面临着劳动力供给总量不断下滑，成本加快上升的困扰。在劳动力供给总量方面，由于相关服务业企业快速崛起，用工需求大幅增长，同时也因我国劳动力總量稳步下滑，制造业用工难题日益加剧。企业互联网招聘数据显示，2017—2019年，服务业企业招聘量占全国招聘总量的比重平均达85.2%，与之相比，制造业企业招聘量占比仅达12.1%。统计数据也显示，由于产业转型影响，城镇非私营单位制造业就业人员规模正加快下滑，由2013年峰值时的5257.9万人降至2018年的4178.3万人，平均每年减少215.9万人，制造业占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比重也由2013年的29.0%下滑至2018年的24.2%。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企业互联网招聘数据显示，2017—2019年，我国制造业相关企业招聘意愿薪酬由6070.3元攀升至7344.4元，累计上涨幅度达20.4%，在二、三产业中，制造业薪酬上涨幅度仅低于金融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这也表明，为了应对劳动力供应紧缺局面，制造业企业正通过提高工资待遇来吸引相关从业人员。相关研究则显示，随着我国工资水平加快上升，我国制造业相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差距正日渐缩小，在考虑劳动生产率差距后，欧美国家在部分制造业领域甚至正变得更具优势。

(二)制造业发展土地成本明显上扬

土地成本是制造业企业成本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用地成本看，各国水平不一。受国土面积小、已开发国土面积占比较大等因素的制约，德国、韩国、日本等国地价均处在110—310美元/平方米之间，整体用地成本偏高;印度、马来西亚等土地资源相对丰富，工业用地价格整体较低，印度工业用地成本为50—150美元/平方米，马来西亚为26.91—236.81美元/平方米;但美国、日本等工业用地仍处于低位水平，以美国旧金山地区为列，工业用地价格仅为50美元/平方米。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土地价格加快上涨，制造业企业发展的土地要素成本也正明显攀升。对全国100个大中城市工业用地挂牌均价的分析显示，2012年以来，我国主要城市工业用地价格上涨势头明显。以2012年作为基准，2019年主要城市工业用地挂牌均价平均累计上涨了13.6%。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等的对比研究则显示，当前我国工业用地价格与德国、韩国、印度等相当，但远高于美国、马来西亚等国家。

(三)制造业企业资金链趋紧影响短期偿债能力

进入2020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企业营收在生产和销售两方面受疫情影响明显。从生产方面看，受各地防疫政策影响，上下游企业复工复产情况参差不齐，货物运输受阻，供应链运转不畅，企业复工不达产现象较为普遍。速动比率是衡量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重要指标，衡量企业流动资产中可以立即变现用于偿还流动负债的能力，速动比率越高，企业短期偿债能力越强。通过对制造业企业财务指标监测显示，在出现资金链紧张的制造业企业中，有83%的企业速动比率较2019年同期下降5个百分点。监测舆情对制造业资金链紧张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一是库存增加占用资金。从需求端看消费品和投资品需求的萎缩将逐步向制造业传导，部分行业如汽车、家用电器等复工复产后库存积压问题已经显现，下游订单减少还会向上游传导，如果不能有效扩大需求，库存的资金占用成本提高，部分企业资金链将承受更大压力。二是企业流动负债增加。中证金融研究院称，2020年二季度营收减少叠加企业需要支付前期疫情停工期间员工的工资、租金、利息等刚性支出，使得企业流动负债增加、短期偿债能力下降。

三、国际：全球制造业竞赛趋于激化，国际竞争压力持续攀升

(一)制造业出口面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双重挤压

当前，世界主要国家对制造业发展关注度不断提升，并积极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本国制造业发展，加大国际市场争夺，我国制造业正面临越来越大国际竞争压力。为进一步分析我国制造业出口面临的国际竞争态势，基于各国出口商品结构计算了我国与美国、德国、日本、韩国、泰国、印尼、印度等主要国家的出口产品结构相似度①，结果显示，我国与相关国家出口产品相似度总体不断提高。在高端制造业领域，我国与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在国际市场上正呈短兵相接态势;而在中低端制造业领域，我国相关产品出口则面临着相关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

具体看，与发达经济体比，2017—2019年，我国除与德国出口商品相似度略有下降外，与美国、日本、韩国三国出口产品相似度平均分别由38.3%、46.9%和40.1%提高至39.6%、49.9%和42.2%。这表明，随着我国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我国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出口产品结构不断趋同，在国际市场的竞争正趋激烈。以日韩为例，按照海关HS2编码，2019年我国出口占比最高的前10位商品中，有5类商品同样也是日本及韩国出口排前10位的商品，在部分细分制造业产品领域，中日韩处于短兵相接的直接竞争局面。例如，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是2019年我国出口规模最大的商品，出口额占我国总出口额的比重达27.0%，但同期占日本、韩国出口额的比重也分别达14.7%和28.7%。同样，核反应堆、锅炉、机器、机械器具及其零件是我国第二大类出口商品，2019年出口额比重达16.7%，同期日本、韩国出口比重也分别为19.5%和13.2%。与发展中经济体比，近年来我国与印度、印尼等国家的出口产品相似度也有较明显的提高。其中，我国与印尼出口产品相似度由2017年的17.4%提高至2019年的20.6%;与印度的出口相似度则由45.7%提高至48.9%。特别是在纺织服装、玩具等中低端制造业领域，我国的相关出口市场空间正被东南亚、南亚等相关国家所蚕食。

(二)高端制造业发展受制于海外关键零配件及设备进口

电子信息、汽车、航空、装备制造等产业是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但相关进出口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自欧洲及日韩等国的进口商品中，集成电路及相关机器设备、气缸、变速箱、航空发动机、各类机床等的进口额均较大，其中，部分产业发展所需的关键核心零部件、材料、设备及工艺，欧美日韩等国处于垄断甚至独家垄断地位，一旦相关产品进口中断，必然会给我国产业发展带来巨大冲击。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2019年我国仅自日韩进口的用作存储器的集成电路合计即达507.9亿美元(其中自韩国进口443.5亿美元)，占我国该类产品全球进口额的53.7%。用作处理器及控制器的集成电路、其他集成电路自日韩进口规模也較大，2019年分别达159.3亿美元和113.2亿美元，分别占我国两类产品全球进口额的11.1%和19.8%。与此同时，我国半导体芯片制造业所必须的光刻机主要由荷兰的阿斯迈尔(ASML)生产，其市场份额占全球的八成以上。

(三)产业技术升级面临发达国家的压力

技术创新是制造业实现高质量跨越发展的不竭动力。从专利数据来看，与西方专利强国相比，我国制造业核心技术发展仍然落后，且屡遭“专利天花板”“技术封锁线”，严重阻碍了我国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具体看，当前我国核心技术专利申请主要集中在电子通信领域，其中2013—2017年“数字通信”专利技术申请数量居第一，共28463件，但在药品、医学技术、生物技术、发动机、环境技术等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核心技术专利分布数量仍处于低位。而从专利的层次和规模看，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专利“含金量”不高，我国研发投入总体规模仍不到美国的一半，研发投入和强度低于世界制造强国3%左右的水平。尽管我国创新指数全球排名2019年上升至13位，但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制造大国的地位存在偏差。与日本相比，虽然日本制造业从总量数据来看表现不突出，但日本企业注重长期传承和持续创新，因而在先进制造业领域的实力仍然很强，日本入围全球百强制造业企业超过40家，在产业上游的原料和设备领域，无论是专利的质量还是数量都非常突出，比较而言我国制造业发展往往容易受限制。

由于我国制造业利用先进技术的水平不高、在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方面较弱，导致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较低。在劳动生产率方面，2018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为28974.93美元/人，仅为美国的19.3%、日本的30.2%和德国的27.8%。在利润率方面，2019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61995.5亿元，比2018年还下降了3.3%;我国制造业的平均利润率为2.59%，而世界500强的平均利润率为6.57%，500强之外的企业利润率也到了4.37%，我国制造业呈现“大而不强”的局面，与制造强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制造业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在2%—6%之间，年均增长3.83%，并不处于世界“最顶尖水准”。

四、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富国之源，肩负创造物质财富的历史责任，是科技创新和民生发展的坚实基础。为此建议从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竞争力提升等方面加大力度，以实现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一)夯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创新之基

创新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要进一步完善创新投入机制、创新激励机制、创新保护机制，加强创新投入的连续性与创新规划的引导性，切实营造开放式创新生态环境。定期开展制造业产业链安全综合评估，围绕重点制造业领域和关键制造环节，推动相关龙头企业、高校和研究院所按照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方式加强核心零部件、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和装备等的研发突破，打造自主可控产业链。要加快形成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制造业标准体系，积极推动国内标准与国际先进质量标准体系对接，健全质量监管及责任追究制度。推进制造业品牌培育，打造若干具有引領示范作用的世界级知名品牌，完善国内高质量知名品牌向海外拓展的体制机制。

(二)加强制造业领军技能型人才培育

人才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和支撑。以领军人才和紧缺人才为重点，要着力培育和吸引高端管理人才队伍，建立高效、有序的技术移民制度，以制度支持鼓励企业、科研院所和地方政府引进全球顶级人才来华工作。创新教育和科研体制改革，加快构建科研院所与企业相结合的高端人才培养机制，人才培育方向结合企业需求，人才培养过程企业积极参与，为我国高端实用型人才做好储备。进一步加大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力度和投入，围绕当前技术工人的紧缺领域，实时更新培训计划，健全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体系，探索推进网络化、开放式、自主型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切实解决当前我国熟练型技术工人紧缺问题。探索制造业类企业员工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鼓励优秀人才留在制造业。加强舆论引导，鼓励实干精神，吸引更多青年人才加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伟大事业。

(三)加快培育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竞争优势

现代竞争是多领域、多维度的竞争，同时决定国家竞争优势的各种因素也会在动态环境中不断变化。面对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约束不断增强局面，必须树立危机意识，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加快积极培育基于多种要素的综合竞争优势，力保我国在国际制造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对此，应继续激发国内消费市场潜力，扩大国内市场规模，提高国内市场对海内外制造业企业吸引力;以新型基础设施为重点，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不断改善基础设施状况;完善产业聚集区建设，优化产业布局，提升产业协同能力;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大力改善营商环境，努力降低企业综合税负水平和制度性成本。

注：

①结构相似系数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提出，用于测度各国产业结构的相似程度，取值在0—1之间，取值越大表明两国产业结构趋同性越高，竞争性越强。

(耿德伟，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傅娟，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助理研究员)

作者：耿德伟　傅娟

我国个人所得税地位分析论文 篇2：

浅析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取向

摘 要：个人所得税在税收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许多发达国家的主体税种。然而当前个人所得税收入仅占我国税收收入比重的7%左右，这和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制度设计有很大的关系。本文以个人所得税制度产生的背景为起点来分析个人所得税的重要性，紧接着介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发展历程，通过指出当前个人所得税制度存在的问题来提出未来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的几个取向。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

一、个人所得税制度的产生背景

个人所得税是对自然人以及具有自然人性质的企业(如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取得的各种应纳入征税范围的所得或者收入，按照各国税法的不同规定来计算征收的一个税种。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国家，在十八世纪末期英国与法国的战争中，英国政府感觉到财政十分吃紧，而在战争等的特殊事件出现时，居民的税收容忍度也相应有所提高，于是，在1799年英国率先开征了超额累进税率的个人所得税，通过向英国的高收入者征税来缓解巨大的财政压力，个人所得税由此诞生，也正是因为开征个人所得税取得的财政收入，英国政府也打败拿破仑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是在战争结束以后，居民的税收容忍度相应降低，随着英国民众反对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呼声越来越高，个人所得税被停征，直到1842年才恢复征收。经过两百多年以来的发展，开征个人所得税的国家也越来越多，如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均普遍征收个人所得税。

二、个人所得税制度的重要地位

1.个人所得税是发达国家的主导税种

在所有的税种中，个人所得税可以算是品质十分优秀的一个税种，因为个人所得税不仅具有任何一个税种的基本功能——财政功能，可以筹集数额较大的税收收入来满足国家基本的财政开支，而且个人所得税是直接对个人的收入进行征税的，属于收入分配方式中再分配方式的一种，可以直接调节居民收入，在某种程度上抑制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因此个人所得税的派生功能——调节功能对于一个国家的长久发展也很重要。

2、个人所得税可以调节社会公平

个人所得税之所以可以调节社会公平，不是因为个人所得税是直接对居民收入进行征税，而是因为个人所得税实行超额累进的税率形式，即对从低到高的收入额适用从低到高的税率，从而可以产生对于收入高的居民征收高额的个人所得税，收入低的居民征收少量的个人所得税，无收入的居民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效果。

3、个人所得税可以提高居民的纳税意识

个人所得税是对居民取得各项收入征税，是直接税的一种，相对于增值税营业税等间接税来说，居民缴纳个人所得税，有利于培养居民的纳税意识，使居民真正意识到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随着居民纳税意识的逐渐提高，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难度和征税成本将逐渐降低，从而可以从纳税能力和征税能力两方面来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税收能力。

三、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发展历程

我国个人所得税最早产生于1980年，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是在伴随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三次重要的税制改革的基础上形成的，即1978-1993年第一次税制改革，1994-2002年第二次税制改革和2003年以来的税制改革，这三次的税制改革，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也经历着从产生到发展再到逐步完善的过程。在1978-1993年的第一次税制改革中，我国的个人所得税诞生，但在当时的个人所得税仅对外籍人员征收的，在1986年和1987年，国务院才宣布开征个人收入调节税和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在1994-2002年的第二次税制改革中，个人所得税被简化，由最开始的个人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和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合并简化为个人所得税，并对应税项目、费用扣除额、税率和计算征收方法做了调整，形成了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的雏形。在2003年以来个人所得税改革中，个人所得税不断被修订完善，主要包括免征额的提高、税率的修改以及税收优惠政策的增减，使得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越来越适应我国国情，越来越科学。

四、当前个人所得税制度存在的问题

1、税基过窄。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居民收入的来源也越来越多样化，但是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征收范围仅包括税法所列举的十一项所得，这样会导致居民取得的不包括在税法列举的十一个项目里的收入未纳入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这样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税基过于狭窄是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存在的问题之一，正是因为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税基的狭窄，导致导致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功能未能很好实现。从近十年来各税种收入表来看，个人所得税税收收入仅占总税收收入的6%左右，对比世界其他各国如美国2009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67%、新西兰48%、澳大利亚45%、意大利45%、英国40%，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占总收入收入比重过低，究其原因即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制度设计不完善，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功能有待进一步提升。下图为近十年来各税种筹集收入占总税收收入比重表。

2、课税单位选择单一。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课税单位的选择十分单一，仅可以以个人为单位进行纳税，这样的课税方式未能考虑到纳税人的家庭实际情况，例如取得相同工资薪金收入的纳税人甲和纳税人乙，若纳税人甲的收入是一个三口之家的唯一收入来源而纳税人乙是一个单身汉，其收入仅用来维持其自身的生活，但是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这两个纳税人是适用相同的费用扣除标准和税率的，因此需要缴纳相同的个人所得税，但是从纳税人的实际情况来说，显然纳税人甲的收入要养活三个人，显然家庭负担较重。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两个家庭负担不同的纳税人课征相同的税收，是有失公平的、不合理的税制。

3、费用扣除标准为考虑到纳税人实际情况。我国现行个人所得制度规定的费用扣除标准十分死板且非常不人性化，未根据纳税人的实际情况采用不同的费用扣除标准，没有体现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理念，例如对于纳税人工资这项收入，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扣除相同的金额3500;纳税人的家庭若遭遇自然灾害等重大损失，费用扣除标准依旧不变，这样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显然是不完美的。

五、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取向

1、扩大税基。从美国的个人所得税法看，美国个人所得税的税基十分宽广，就算是一些小额收入如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校里帮助教授工作赚钱的一些助学金，非法的贪污收入都是需要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而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仅就税法列举的十一个项目纳税。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收入形式和收入的来源也越来越多样化，因此，下一步个人所得税改革可以考虑扩大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只要是会导致纳税人的个人福利增加的各种收入都应该纳入征税范围，同时还应减少个人所得税的一些减免税项目，从而减少隐蔽收入也是扩大个人所得税税基的一种方法。

2、课税单位选择多样化。美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制度规定可以以单身、已婚夫妇、户主、鳏夫或寡妇中一种为申报对象并使用不同的税率和费用扣除标准，这样的申报制度可以充分考虑到纳税人的家庭实际情况，体现了一个国家经济政策的人性化，而我国统一采用个人为申报单位，没有考虑到纳税人的实际情况，从而导致税负的不公。因此，下一步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可以考虑设计以单身或者家庭等多种形式的课税单位，让纳税人根据自己的纳税状态选择课税对象，从而进一步实现个人所得税的科学化。

3、费用扣除标准人性化。美国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项目很宽而且充分考虑民情，如医疗费、赌博亏损、遭遇灾难或被偷窃的损失，都允许选择性地逐项扣减，而中国的费用扣除标准采用的是一刀切的政策，并没有充分考虑到纳税人的实际情况。因此，下一步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可以考虑将费用扣除标准拓宽，并设计出更加人性化的费用扣除标准。

(作者单位：1.安徽财经大学;2.南昌理工学院)

作者：李菁菁　王冰清

我国个人所得税地位分析论文 篇3：

对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效应的评价和展望

[摘要]作为一种直接税，个人所得税在社会收入分配的调节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11年个人所得税的改革，降低了纳税人的所得税负担，同时个人所得税的收入规模也有所下降。但这次改革使得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效应有所减弱，并且没有完全解决个人所得税制度中的关键问题，文章对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尚未解决的问题进行了总结并对未来改革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改革;评价;展望

[DOI]1013939/jcnkizgsc201705051

1引言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全面进行并深化财税制度改革是突破口和主要线索，而建立并完善现代税收制度是财税制度改革中的重要关键。我国目前的税收制度是一个间接税和直接税双重主体的体系，改革的线索也是围绕着两大主体税收进行的。在流转税领域，已经从2016年5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全面的营业税改增值税，另外资源税、消费税的改革已经逐步地开展进行。相比之下，直接税领域的改革进展缓慢，房产税的改革方案尚未出台，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也不够显著。直接税的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生活，因而直接税的改革将是未来税收制度改革的重点。

近日，财政部单独设立个人所得税处的消息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个人所得税的改革的关注。舆论也出现了对改革方案的不同预测，但财政部目前并未发布相关文件，可以确定的是个人所得税的改革确实已经提上了议程。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于1994年颁布，期间进行过几次调整，目前所实行的个人所得税方案是2011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随着社会发展，已经出现了一些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问题。一般地，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制度可以分为分类征收和综合征收，只有对个人的综合所得征税才能真正反映税收的公平原则，而我国目前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分类征收制，不能做到按纳税人的支付能力高低区分税收负担大小，此外，对扣除项目的合理性也存在争议。因此，总结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后的积极效应和存在问题，对于未来改革方案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2文献综述

历史上，个人所得税的出现和发展没有经历许多抗争就得到了民众的认可，学者们广泛认同个人所得税具有四个优越性：一是直接税，不易转嫁;二是便于公民衡量接受的公共服务与付出成本;三是个人所得税对于财政收入的筹集作用显著;四是个人所得税对于公民自身调节储蓄和投资的结构具有积极意义(Howard RBowen，1949)。

实际的国际经验中，个人所得税在许多国家的税收制度中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以OECD国家以及欧盟国家为例，个人所得税的收入不仅对于公共预算收入贡献很大，通常是税收收入中第二大收入来源;同时也对政府的政策和诸如经济增长、发挥劳动力市场的作用等目标影响显著(Irena Szarowsk，2014)。个人所得税是西方发达国家税收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发达国家或较发达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大都采取了综合征收制度。

对于家庭成员的收入是按个人分别计征还是合并纳税，也是个人所得税制度设计要解决的一个问题，许多OECD国家已经由合并纳税改为分别计征，但还是保留了一些合并的特点。其中，日本个人所得税制度中就针对不同家庭成员收入的差异，对收入较高的配偶一方可以扣除一定額度的费用从而降低应税所得(Shun-ichiro Besshoa，Masayoshi Hayashib，2014)。

2011年的个人所得税改革后，国内学者主要从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和税收负担大小的影响进行了测算和评价。由于提高了工资薪金项目的扣除金额，个人所得税税负下降的效果显著。但是改革后直接税收入的比重没有提高，表现出了对于个人所得税政策定位不准的问题(孙亦军、梁云凤，2012)。

由于目前工资薪金收入在居民收入中占据着绝对比重，岳希明、徐静、刘谦、丁胜、董莉娟(2012)以MT指数及其分解作为分析手段，利用2009年城镇住户收入数据，关注工资薪金所得税政策变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发现由于平均税率的降低，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弱化了(本来就十分微弱的)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再分配效应。

相同地，在使用平均税率这一指标对按收入水平划分的不同群组之间2011年改革前后的个人税收负担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后，也证明了此次改革的减税整体效果明显，但不同收入水平的减税程度存在差异，其中工资薪金收入8000元/月的平均税率和绝对税额降低幅度最大(马海涛、任强，2016)。可见，现行的计税模式与理想的累进性还存有差距。

事实上，虽然从1994年到目前，个人所得税法已经经历了5次修订，但并没有改变分类征收的模式。同时，个人所得税在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仍然较小，所以未来改革理应以建立分类和综合相结合的征收模式为核心，强化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施正文，2011)。

3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尚未解决的问题

31个人所得税收入比重偏低

个人所得税属于直接税，具有税负不容易转嫁、税收收入会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自动地增加的特点。

由图1可以发现，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总体来说呈上升趋势，这基本与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长的事实相符。2011—2012年由于在改革中提高了扣除额标准，减税的效果显著。从个人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收入和GDP的比重变化中，也可以基本表明2011年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是一次成功的减税调整。

但是，个人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在6%左右，远远低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在图2中，可以看出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占GDP的比重也相当低，仅仅略大于1%，而OECD国家2010年至2013年的个人所得税占GDP比重的平均值为638%，可以说明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的比重与OECD国家的差距还很大，个人所得税对于税收收入的贡献如此之低，无法有效地发挥出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此外，个人所得税收入比重偏低的现实也说明了我国建立复合税制的任务和目标还有一段路要走。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个人所得税在税收制度中发挥的更多是筹集财政收入的作用，还是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降低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和比重都不是理想的政策调节结果。

32税率的设置弱化了收入分配效应

理论上个人所得税适用于累进税率，累进程度可以反映调节力度。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既有按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的收入类别(工资薪金、个体工商户所得)，也有按比例税率征收(利息、劳务报酬、财产转让等)，这种差别化的税率设置进一步弱化了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按照收入分配公平的基本内涵，纵向公平要求支付能力越高纳税越多，理应对高收入人群适用较高的税率。但考虑到我国公民收入结构的特点，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大多来源于工资薪金，而高收入人群则有较高比例的收入来源是资本性的收入，例如股息红利、财产收益等。股息收入按比例税率征税，并且目前还实行了差别化优惠政策，不具备累进的特点而工资薪金收入实行无差别的扣除和累进税率，因此个人所得税更像是对工资薪金征税，个人所得税应有的累进性特征也弱化了，对于收入的调节作用明显弱化。

33未根本改变分类征收模式

2011年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影响最大的还是在于工资薪金免税扣除的调整，从20000元/月到3500元/月的提高，的确可以使得收入低的人群免予缴纳个人所得税或者减少应纳税所得额。但是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设计滞后于国际普遍的关键还是在于没有形成综合征收模式或者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征收模式。这次改革后，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仍然延续了将收入划分为11个类别，分别规定扣除标准和税率的模式，实质上更像是形成若干个小税种，而没有做到对个人取得的综合所得，统一进行扣除，并根据应纳税的综合收入适用不同的税率。分类征收不仅不能够按照个人真实的总的收入水平确定合理的税负，也不利于纳税人对自身纳税情况的了解，更不利于培养公民的纳税意识。

4对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建议

41建立综合征收制度

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发挥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应当逐步建立起个人所得税的综合征收模式。首先，对个人的收入不区分类别统一作为计算应纳税所得的基础。其次，建立以家庭或个人为单位的综合扣除标准，扣除项目应当根据社会平均物价水平、平均工资水平等进行分析和确定;此外，要认识到相同的收入水平并非等同于相同的纳税能力，因此对于子女教育费用、残疾人员照顾费用、老人的赡养费用等情况进行综合考虑，确定附加费用扣除。最后，对按照综合收入进行综合扣除后形成的应纳税所得实行超额累进税率，税率级次的设定要保证纳税能力高的人多缴税，纳税能力低的人少缴税。同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对于家庭配偶一方收入较低而进行附加扣除的经验，对个人因此而多承担的家庭生活费用实行一定限额的附加扣除。

在确定具体扣除项目的标准上仍存在许多技术性困难，以教育费用的扣除为例，扣除额应当包含学费与生活费用，但各地各校的标准有所差异，并且也要考虑扣除中高等教育层次的问题。因此，在制定改革方案时要利用统计数据多次验证。

42扩大税基，加强税收转移

在2011年提高工资薪金的扣除标准后，使得工薪阶层的大量人员避免了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确减轻了低收入人群的税收负担，但这样的收入分配调节效果会大打折扣。更优的选择是，扣除标准(即免征额)不应设定得过高，而要适当减小免税额，尽可能地扩大征税范围，然后通过一些税式支出将税收“返还”给收入低的人群，也就真正实现了将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向低收入人群转移的调节效应。

扩大征税范围，不仅可以体现普遍征收的原则，也有助于扩大个人所得税的影响，确立个人所得税在我国复合税制中主体税种之一的地位。在扩大征税范围的同时，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管理，扩大范围推行个人申报纳税制度，加强公民對自身负担个人所得税的认识，提高纳税意识，促进现代化税收制度的建设。

43规范税收优惠

项目和内容繁复的税收优惠，不仅带来了横向的不公平，也或多或少造成了一些滥用税收优惠的行为，出现税收收入的流失。一方面，要对现有的税收优惠条款进行整理，保留必要的优惠措施，对于一些已经不适应社会经济现实的优惠措施要予以剔除;另一方面，个人所得税的优惠政策要坚持体现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但不能对个体的消费、投资行为造成扭曲性的影响。

因此，未来可以逐渐地清理税收优惠措施，将税收优惠转变为税式支出，以高收入人群的税收收入通过税式支出转移给低收入群体，可以更直观地改善收入分配差异，并避免了扭曲效应。

我国目前在流转税上的改革已经取得了卓越的成效，流转税的收入已经承担起筹集财政收入的责任，对于个人所得税，目前还是更注重发挥其调节作用。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个人所得税对于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并非万能和绝对的，在进行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同时，也要借助社会福利等政策的配合。

参考文献：

[1] Howard R BowenThe Personal Income Tax and the Economy [J].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949，266(11)：117-120

[2] Irena SzarowskPersonal Income Taxation in a Context of a Tax Structure[R].Brno，Czech Republic∶Enterprise and the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2014 Conference，2014

[3] Shun-ichiro Besshoa，Masayoshi HayashiIntensive，Margins，Extensive Margins，and Spousal Allowances in the Japanese System of Personal Income Taxes： A Discrete Choice Analysis [J].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2014(10)：162-178

[4]孙亦军，梁云凤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效果评析及对策建议[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3(1)：13-19

[5]岳希明，徐静，刘谦，等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收入再分配效应[J].经济研究，2012(9)：113-124

[6]马海涛，任强个人所得税改革对各收入群组税负的影响[J].税务研究，2016(4)：8-13

[7]施正文分配正义与个人所得税法改革[J].中国法学，2011(5)：32-43

[作者简介]罗潇，男，安徽合肥人，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财政政策，宏观调控，财政风险。

作者：罗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