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公共政策分析

关于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公共政策分析（精选7篇）

关于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公共政策分析 篇1

［摘要］价格听证是兴起于西方国家的一种价格制定制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几乎所有的省会城市都举行过价格听证会。但是由于中国听证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当前的价格听证还存在许多的问题和缺陷。随着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通过经营者、消费者和监管者的多方努力，中国的价格听证制度正不断地走向完善和成熟。

［关键词］价格听证 主要缺陷 公共政策 博弈分析

Public Policy Analysis About Price Hearing Institution Abstract: As a price-making system, price hearing originated in the West.Price hearing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many provincial cities of China since 1990s.But at present the system of price hearing has a lot of problems and flaws in the first stage.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oriented economy and political democracy, the system of price hearing is becoming complete step by step in our country with the efforts of managers, consumers and supervisors.Key words: price hearing mail flaws public policy

game analysis 2002年1月12日，备受瞩目的铁路价格听证会在北京铁道大厦正式举行。参加听证会的包括33名正式代表、30名旁 听代表和国家计委有关人士、申请人铁道部的代表、中介机构的代表以及新闻记者等100余人。据介绍，此次接受公开听证的铁道部调价方案涉及春运、暑运、“五一”、“十一”等主要节日期间列车及部分城际列车、特别繁忙线路列车、季节性客流变化比较大线路列车的票价浮动情况。在经过听证会申请人方案介绍、听证代表自由发言、双方辩论、申请人代表最后陈述等程序后，我国首次公开举行的国家级价格听证会正式结束。

价格听证是指政府价格决策部门在制定某一方面的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之前向利益相关的当事人提供提出反对意见的机会，通过召开听证会的形式进行自证辩论。根据我国《价格法》第23条明确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随着人民群众参与政府决策的意识不断增强，广大消费者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价格听证作为一项公众参与的决策制度，正在走进普通百姓的生活。

一、价格听证制度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公共政策听证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公共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客观要求。听证制度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它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价格政策的合理性，有效地避免重大的政策漏洞；其次，价格听证过程本身就是一 个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的过程，是一个民主的过程，它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价格政策的代表性，不至于在价格政策出台后面临多数利益相关者的反对和抵触；第三，它可以及时发现价格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重要不足，以便不断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因此，公共价格的形成过程就是利益相关者的博弈过程，是就各方利益的公共政策论辩过程，反应了一定程度的公共政策民主。

价格听证制度我国现代行政程序法的一项重要制度，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价格的新形式，确保了政府公共决策过程的透明性、民主性、公正性。其产生的必然性在于：第一，来自市场经济的挑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协调市场经济条件下垄断行业的部门利益与国家利益、垄断经营者与广大消费者、行政管理人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以利益调整为核心的价格听证正是解决目前中国经济市场化当中所存在的政企不分、利益垄断现状的根本出路。第二，公共决策的要求。由于决策本身的复杂性、决策者知识的有限性、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及由行业意识、社团意识、地域意识、阶层意识所导致的利益非均衡性，各级政府面临公共决策新问题。通过举行价格听证会，可以避免因社会调查不充分、论证范围过窄所导致的定价不合理、群众意见大的矛盾，也可以避免无视各阶层的利益要求、以个人或行业为重的极端本位主义的决策行为。因此，价格听证制度 是公共政策维持其公共性的民主路径。第三、公共管理的需要。“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运动昭示着，政府并非唯一的公共管理机构，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不能脱离政府外公共组织而开展。价格听证会便是政府与政府外组织、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公共决策行为，是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契约平台，它意味着政府管理手段从直接的行政干预为主转变为以间接的宏观调控为主，政府管理价格的方式从注重日常价格工作转变为注重市场规范管理、维护市场价格秩序、建立价格法规体系等工作上来。

二、价格听证制度的历史沿革

听证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写入法律是1946年美国国会制定的《联邦行政程序法》，此法第一次明确规定听证程序为行政程序的核心。在行政程序上，公民不仅有资格请示法院审查行政机关的决策，而且也有权要求参与和监督行政决策的过程。随后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日本等相继制定了统一的行政程序法，都包含了听证程序的内容。此后听证制度广泛适用于政府行政的各种决策过程之中，包括了涉及价格决策的价格听证制度。

我国的行政听证以价格决策为突破口举行价格听证会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199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及2001年实施的《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对政府价格决策听证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听证的组织方式和听证程序作出 了规范。2002年1月12日，我国历史上首个全国性价格听证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旅客列车票价实行政府指导价听证会在京举行，这是听证制度从幕后走向前台的重大范例。

三、当前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主要缺陷

自1998年《价格法》实施以来，我国各级价格机构围绕如何建立听证制度，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了积极探索，价格听证逐步为社会所接受。从关起门来定价、一纸通知执行到举行听证会，应该说中国在引进民主议政机制、推进民主化建设跨出了重要一步。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听证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透明度不高、公正性不足、平等性缺位现象的存在，致使当前的一些价格听证会成为非对称的、不充分的“论辩”。其中，以听证平等性缺位为价格听证最主要的存在缺陷。

在价格听证会上，消费者和经营者的谈判或论辩地位是否平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听证会是否能够保证双方发言的机会均等，这又表现在发言的人数和每个人发言的时间是否相同；其二，双方是否都能够提出举行价格听证会的请求。从第一方面来讲，在已有的听证场合中，每个代表的发言机会是均等的且每个人的发言时间被限制在五分钟之内，表面上看来是平等的。但由于消费者掌握的信息不充分和时间的相对限定性，难以掌握一些行业生产经营的真实情况，只能从感性认识方面发表意见，致使双方话语权沦为事实上的不平等，论辩地位呈现非对称状况，甚至出现消费者“虚位”现象。如 铁路票价上浮具有很强的技术性，要经过精密的分析，如成本、客流量、客流分布计算等，纵使给普通消费者更多的认知时间也无济于事，即使是这方面的专家也不可能掌握所有的信息。从第二方面来讲，消费者和经营者的谈判地位更加不平等。按照《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三类机构可以要求举办听证会，一类是欲调价的经营者，一类是欲调价的政府主管部门，还有一类就是消费者。但实际上，单个的消费者没有足够的激励去提出举行价格听证会的请求，提出申请的基本上是前两类。而经营者在提出申请之前就已经做好了详细的准备工作，消费者只有在听证会组织者发出公告之后才知道听证会要举行，他们能用来作准备的时间比申请者要少得多。因此，这种情形下的价格听证只能是一种非对称的公共政策论辩。

四、完善价格听证制度的建议

听证，事实上就是相关利益主体的迭演博弈过程。利益相关人追求与其谈判能力相称的最优利益配臵格局，从而实现利益整合与博弈均衡。因此，要完善价格听证制度，克服价格听证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民主缺陷，避免不听不证的“决策怪象”或只听不证的“听证失语”，乃至为人诟病的“民主表演”或“政治作秀”，作为听证相关利害人的经营者、消费者、监管者等博弈主体必须做到：

1、建构多方参与、互相制约的公共决策格局。要完善听证代表产生机制，形成经营者、消费者、监管者、咨询者等多方 制约格局，建立代表咨询、专家论证、民意调查的决策系统，特别是针对某一公共政策议题的相关专家和律师代表的组成是十分有必要的，这有利于减少政府价格政策制定的盲目性和片面性。

2、尽可能多地获取听证相关信息。听证代表的发言不是其个人的发言，而是代表整个群体的发言，因而必须要广泛听取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同地域等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并且针对听证内容开展公共政策调查，了解和熟悉行业的成本状况与经营实际，使其发言更具代表性、更全面、更符合实际，从而有利于改变信息不对称和地位不平等的状况。大众传播媒介也必须配合听证代表，公正、客观地反映民意，进行科学的民意调查。

3、提高价格听证的透明度。要增强价格听证的内容和程序的公开和透明，这既有利于提高公众的认同度和参与度，又有利于听证相关利益人获取充分的信息，同时也能够使公共政策决策成本和执行成本大大降低，还能有效防止因权力使用不当而出现决策的失误。因而听证举办者和监管者有义务把听证内容让消费者代表了解和熟悉，有必要把本行业听证资料散发给消费者代表，也有必要通过多种新闻媒体把听证方案公之于众，并能现场直播或跟踪报道。另外，在征集消费者代表时，也要做到透明，绝不允许出现各种各样冠以“价格听证”名称的“暗箱”或“灰箱”操作。

4、作为监管者的政府及其主管部门要保持独立性。独立性首先要求政府官员廉洁自律，要做出公正的决策，不能偏袒任何利益集团。一旦监管者被监管对象收买，或者政府的政策职能与监管职能混淆，就会出现导致监管失效的局面。同时，政府在指导定价时，还必须要同时考虑经营者和消费者双方的利益，引导双方实现某种妥协，而且，政府还应该比经营者和消费者看得更高，能从整个社会的长期利益来考虑价格问题。

参考文献：

关于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公共政策分析 篇2

然而价格听证会在实践中也暴露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以至于价格听证几乎成了形式主义的代名词。当务之急是找出制约听证制度发展的因素, 克服这些因素, 完善听证制度, 使听证制度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一、我国价格听证制度运行中的主要问题

(一) 听证会的组织不完善

1. 听证主持人缺乏中立性。

《听证办法》规定听证主持人有价格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担任, 实际上违背了行政听证必须遵循的“职能分离原则”。在我国, 定价权作为一种炙手可热的行政权力或是由政府计划部门掌管, 或是由计划管理部门与行业主管部门共享。以民航价格改革为例, 当涉及到民航应该继续实行价格管制还是实行市场定价这样的根本性问题时, 再由掌握着价格管制权的部门来主持听证会了就有当自己法官和先判后审的嫌疑, 听证会难以对政策制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还会使公众对流于形式的听证会制度产生悲观失望和排斥情绪。

⒉听证代表的遴选不尽合理。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仍缺乏规范性的代表产生办法。实践中, 选择消费者代表的方式往往过于简单, 一般是给政府办公室发函, 要求从所在地选代表, 只要该人选具有一定的“表达能力”、“热心公益事业”“能遵守听证会各项纪律与注意事项”, 最后代表名额往往到某个街道干部头上, 故而产生的代表一般无法代表不同的消费者利益群体, 其辩论能力与专业维权能力也参差不齐。而专家学者代表则往往与听证申请者关系密切。实践亦证明, 这种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与垄断经营主管部门“请来”的专家代表极可能被邀请方“俘虏”, 从而严重影响专家话语权的公正行使。这种做法有违背听证所追求的民主、公正与理性的嫌疑, 无怪乎广大民众将听证会称为“民主作秀”。

(二) 听证会的程序不规范

⒈听证材料的审核不规范。

对听证材料的审核又是保证材料真实性进而保证听证科学性的必要步骤。审核涉及到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审核什么, 即审核的内容;二是由谁审核, 即审核机构。关于审核内容现行做法大都只解决财务说明材料的真实性而不涉及定价成本的合理性。而定价成本合理与否恰恰是价格决策听证的关键, 对定价成本合理性的审核无疑是正常听证的前提。关于审核机构, 虽然《听证办法》也规定了应由中介机构对材料进行评审, 但并无对中介机构资质的相关规定, 而且在选择评审机构的问题上又存在表述不准确的毛病。《听证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段规定, 评审工作应由具有合法资格的中介机构进行;第二段又规定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可以指定有关评审机构。这两点的关系如何处理?

2. 听证材料的送达与公布不及时。

《听证办法》规定, 听证材料至少提前10天送达正式代表手中, 而对材料公布与否未作规定。实践中, 听证材料往往是到10天之限的最后时刻才被送至代表处, 可10天的时间对于还有日常工作的听证代表来说, 掌握甚至只是熟悉听证材料都很困难。至于是否公布听证材料, 实践中看来是以不公布未常规, 公布为例外。这些做法不仅是一种间接或直接地对公民听证权的损害, 而且对决策本身的合理性也是一种减损。

3. 听证意见的效力不明确。

听证会作为人们表达不同的意见的一种制度化形式, 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人们接受利益冲突的过程, 只有让人们觉得自己的意见受到重视, 才能增加人们对听证会制度与论证会成果的认可程度。而要人们接受听证结果, 最根本的是要让代表其利益的听证代表的意见在最终的决策上有所体现。《听证办法》中对此未做强制性的规定, 只是在第二十五条中含混地规定“价格决策部门定价时, 应当充分考虑听证会提出的意见”。这意味着价格主管部门仍在定价格决策中处于绝对的主体地位, 听证意见似乎对价格决策不能产生实质性意义, 其功能的发挥取决于价格主管部门主动听取听证意见的程度。现实中大量“听而不证, 证而不听”的假听证之名行独断之实的例子招致民众的强烈的反感, 不仅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 也矮化了听证会的地位。

(三) 听证救济制度缺位

有权利就应该有对该项权利的救济。我国价格听证制度, 虽然赋予了公民参与价格制定的权力, 却缺乏对这一权力的救济途径。《听证办法》规定, 听证代表纪要有疑议只能“向听证主持人或者上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反应”;而如果“听证主持人违反规定程序弄虚作假, 徇私舞弊”, 则“由同级人民政府或上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宣布听证无效, 并建议有关机关追究其行政责任。”这些规定属行政救济之列, 且不说过于笼统, 可操作性和强制性都较差, 救济面也较狭窄, 仅限于听证代表对听证有疑义与听证主持人弄虚作假, 而公民的听证权却相当的宽泛, 相应的其受侵犯的表现也将是多种多样的, 例如当公民被拒绝参加听证、不同意行政机关选出的听证代表, 不满意听证结果、认为决策违法等情况下, 公民是否可以获得相应的救济并能自己选择救济途径的问题, 这都是现实中完全可能的而法律中却没有相关的规定。

二、完善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建议

制约我国价格听证制度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但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我国价格听证制度设计上的诸多不周之处。笔者就此提如下建议:

(一) 完善听证组织活动

1. 关于听证主持人。

听证主持人的公正性、独立性地位将会影响到听证的效果, 决定听证程序的公正性, 所以我们强调听证主持人的选择要实行“职能分离原则”。从国外的情况看, 美国的听证主持人称“行政法官”, 是美国行政机关中行使准司法型听证权的一类特殊行政人员, 他们由文官事务委员会从具有律师资格和行政工作经验的人当中通过考试录用, 他们的工资与任职由文官事务委员会管理, 不受听证所在机关影响;其职能是保证把事实查清并把事实全部展现出来, 最突出的特点是其地位的独立性。有鉴于此, 从长期来看可考虑在我国建立一只相对独立稳定的听证主持人队伍, 要求听证主持人具有专业法律知识与若干年行政工作经验, 并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取得资格证书, 然后与其所在行政机关脱钩, 根据案例具体要求统一选派听证主持人。

2. 关于听证代表的遴选。

价格主管部门圈定听证代表的做法使得原本应该以唇枪舌战之势进行激烈利益博弈的听证会变成了往往变成了申请方单方面的信息发布会。要遴选出真正能够代表多元利益的代表, 必须做到:

首先, 打破政府对听证代表遴选的垄断格局, 建立一种由社会中介、利益集团和政府共同协商遴选代表机制, 保证听证代表的广泛性、独立性以及代表性。

再者, 针对不同类型的听证代表采用不同的遴选方式:[1]经营者代表和相关部门代表有所在行业或单位负责推荐。这两个利益集团内部不乏业务扎实、训练有素的经营管理人员, 其自身完全可以产生一流的代表。[2]专家学者代表应随机从专家库中抽取产生。专家代表的学术水准和人格独立是其赢得社会信赖的关键因素。[3]消费者代表应由消费者协会负责遴选。首先在消费者自愿报名的基础上根据既定的遴选标准确定正式代表的候选人, 然后将正式代表候选人按阶层进行分类, 保证每一阶层都有代表出席听证会;最后在保证广泛性与代表性的前提下, 尽量选择有一定专业水准和参政能力的人士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听证会。

(二) 规范听证程序

1. 关于听证材料的审核。

就审核内容而言, 要明文规定审核内容包括调 (定) 价申请方提出的财务说明材料和定价成本, 对于前者主要审核其真实性, 对于后者主要审核其合理性;就审核机构而言, 对财务说明材料的审核可交由公开征召的会计事务所完成, 对定价成本合理性的审核可交由各地的价格协会进行。专门的会计事务所能较准确的测量出申请单位会计成本的真实性, 却难以界定定价成本的合理性。价格协会作为价格专业的行业协会, 具有专业人才和专业知识以及横向联系广的优势, 具有开展调查研究、独立做出判断的能力, 就目前状况而言, 是审核定价成本合理性的最佳人选。

2. 关于听证材料的送达与公布。

针对材料送达听证代表手中过晚不利于听证代表充分掌握信息、充分行使听证权利的情况, 建议:将向听证代表送达材料的时间提前到“至少在举行听证会的30日前”, 以便代表能为出席听证会进行充分的准备。针对因听证方案未及时向社会公布导致听证会合理性、公正性受质疑的情况, 笔者建议:听证方案在送达听证代表的同时, 也应在网上予以及时公布;在方案公布之后, 听证组织者应该以热线电话、专用电子信箱等方式广泛听取各方意见, 并广泛搜集来自报纸、电视、网络上的关于听证方案即听证会的意见和建议。

3. 关于听证意见的效力。

针对“听而不证, 证而不听”现象, 笔者建议首先应该确认我国的价格听证为正式听证, 价格决策就必须基于听证中的案卷做出, 不经听证的材料不得作为决策的依据, 听证意见与决策结果间有很强的因果关系, 即实行所谓的“案卷排他原则”。实行“案卷排他原则”保证了听证意见必须在最终决策中得到体现, 决策依据必须是听证过程中公开的材料, 这就确定了听证意见的效力, 能有效避免听证流于形式。

(三) 建立听证救济制度

我国亟需建立起基本的价格决策听证救济制度。对此, 笔者建议:加快行政法的改革步伐, 在改革中解决这一问题。可以通过修改我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 将价格决策听证这类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受案范围之内, 实现对相关公民权利的救济;通过修改《价格法》设立专门章节对价格听证制度加以具体规定, 使公民在维权时能掌握更有力的工具;最彻底的解决方法是通过制定《行政程序法》对包括价格听证在内的行政听证制度加以系统而严格的规定, 尤其要强调听证程序和和对违规行为的责任追究。

笔者深信价格决策听证程序的民主与公正性质, 和它具有可操作性的理性决策机制的设计, 符合社会发展趋势。这在我们这样一个尚需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权利保护的国家, 其重要性尤为明显。这也是听证制度在我国从无到有、日渐完善的内在原因。尽管目前听证制度在我国价格决策领域的发展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制约因素, 但以长远的眼光来看, 它与制度民主及公民权利本位和追求公平、正义的时代潮流是相符合的, 它会成为我国程序法律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为行政决策领域不可忽视的路径依赖。

参考文献

[1]汪永清.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释义. (第一版) [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

[2]马怀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释解. (第一版) [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2.

[3]彭宗超等.听证制度:透明决策与公共治理. (第一版) [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

[4]蒋善利.探索价格协会在价格听证会中的作用[J].价格理论与实践, 2002, (5) .

[5]周望军.完善价格听证制度的几点设想——民航运价听证会引发的思考[J].价格理论与实践, 2003, (9) .

[6]周鑫.公共治理中的中国听证制度改革[J].广西社会科学, 2004, (6) .

[7]章志远.价格听证困境的解决之道[J].法商研究.2005, (2) .

[8]马壮昌.是调定价理由还是调定价依据——对完善价格决策听证会制度的一点思考[J].价格决策理论与实践, 2005, (8) .

关于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公共政策分析 篇3

明确的功能定位:建构与完善我国公共决策听证制度的重要前提

当今我国听证实践中存在种种问题的原因就是:对听证制度的功能定位不够合理与明确.作为建构与完善我国公共决策听证制度的重要前提,对听证制度进行系统而准确的功能定位是必要的,具体可从以下五方面展开:促进公共决策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促进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权利;适应全球化和加入WTO的客观要求;促进公共部门依法决策,对公共部门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增进公共部门与公民之间的良好沟通.提高公共行为的可接受性.

作 者：闫娟 作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上海,93刊 名：理论月刊 PKU英文刊名：THEORY MONTHLY年，卷(期)：“”(5)分类号：C93关键词：公共决策 听证制度 功能定位

关于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公共政策分析 篇4

尊敬的各位与会领导、代表大家上午好：

很荣幸作为一名听证代表，参加今天召开的供热价格听证会，下面把我对供暖价格下调的调查了解情况给大家汇报参考：

我市属于资源型城市，近几年来煤炭价格的下跌，市场经济的不景气，给城市居民的生活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仅冬季采暖这一项就占据了相当大的生活成本。此时市委市政府组织这次价格听证会，显示出政府对民生问题的重视，我代表社区居民感谢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关心与支持。

价格的调整应与供暖的成本挂钩。我看到热电厂只是提及供热成本测算，没有把发电与供暖的综合成本利润相结合，把煤炭成本全部归集到供热暖中来并不合理，应把煤炭成本平摊到发电成本与供暖成本两部分。而且供热企业应公布供暖价格与煤炭、高温水、发电、政府补贴的部分、管理费用等的关系，接受社会与市民监督。要理顺一个问题是热电厂企业亏损？还是政府的供热公司亏损？

供热生产与服务属于市政公共事业，是关注民生的问题，供热企业享受政府的补贴，本不应追求利润作为其生产的主要目的，也就是说只要成本下降，就应该主动让利。此次听证酝酿降价2.60元降价幅度在10.6%，如此大的幅度也显示出政府的惠民利民的力度，我作为居民代表赞同此次听证降价价格。我的建议：

1、在城区范围内有70%以上的房屋属于没有加装保温外层，这是普遍存在现象，在天气很冷的时候这样18℃的标准是达不到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2、政府早有出台加装配套热计量表，我市现在没有推行，何时推行？老旧小区推行有难度，新建小区建议推行分户计量，这有利于节约能源，老百姓降低生活支出，真正做到低碳绿色生活。

青云社区居民听证代表：李道东

每周政策--如何完善听证会制度 篇5

一、事件回放

1、价格听证会成了涨价交响曲

2004年12月，北京市发改委就北京地区6个世界文化遗产游览参观点申请调整门票价格一事举行听证，这次事关全国游客利益的价格听证，参会21名代表竟以北京市民为主，会上代表一致同意调价方案。这次听证遭到舆论普遍质疑，被媒体称为北京人涨价，外地人埋单、地方利益集团对公共利益的剥夺。另外，黄山等风景区门票调价听证会也都出现类似局面。一边倒地同意涨价，成为当前价格决策听证会的主基调。

2、一些听证会程序合法性遭到质疑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门票价格听证会;邀请25名听证代表，按规定必须有17名代表到场会议才能举行，实际只到场14名代表，但组织者仍完成了听证程序，事后门票定价正是申请方申请的价格。2004年9月天津物价局组织的供热调价听证会还未召开时，由物价局提供的;多数代表认为可以适当提高供热价格;的新闻通稿就已出炉。

3、听证制度遭遇;公共信任危机;

2004年7月，广州市物价局为举行油制管道气价格调整听证会向社会征集20名市民听证代表，一周过后仅有两人报名。媒体调查发现，市民对听证会作用和可信度都心存疑虑，认为听证会;作用不大;和;没有作用;的比例达30.3%，市民将原因归结为听证会;代表性不广;、;走形式;和;信息不真实;三个方面。

二、政府措施

《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出台以来，全国各地已举行了数千次的各类价格听证会，热闹之余，问题也纷至沓来。针对目前一些地方的听证会存在的问题，国家发改委表示正在着手完善价格听证会制度，修改《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

三、政策分析者述评

评论一：听证背后利益博弈的不均衡。公共选择理论假定人是理性的自利者，经营者与消费者出于各自的理性行为，前者希望提价，后者希望降价。听证，事实上是相关利益主体的迭演博弈过程，是以政府为;裁判;的公众与垄断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听证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政府公共决策调整的受益者、承受者等利益相关人员同时引入决策程序，从而使价格决策透明化、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然而现实中，这一博弈过程往往是不均衡的，公共政策调整有违背;公共性;原则的倾向。表现之一是政府立场不公。我国虽已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那些关涉听证的行业多半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听证的价格或收费，直接关系到政府的财政投入或支出，如水电价、医疗服务价格、道路桥梁收费等，一些听证会前政府实际已确定了意见方案，听证不过是使决策合法化的例行程序而已。再者，依据西方的管制俘虏理论，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广大消费者没有动机;收买;管理者，而经营者由于其收买;行为所带来的收益没有外部性，则倾向于去;收买;管制者。这种非正常的、不合法的;场外交易;使原本均衡的博弈态势被打破，一些政府为预设的;租金;所收买，成为相关利益集团的;合谋人。表现之二是博弈双方地位不平等。我国处于垄断地位的行业或部门在听证制度上具备绝对强势地位，虽然《听证办法》规定经营者、政府主管部门和消费者等三类主体都可以要求举办听证会，但实际上，集体行动由于存在;搭便车;问题，单个消费者很少有足够动力去提出请求，于是垄断行业和部门事实成为价格听证提出和启动的唯一渠道。另外，信息不对称又带来了话语权的不平等。目前听证会绝大部分是由被听证企业提供成本、盈亏等资料，消费者受认知能力和时间所限，难以掌握真实情况，信息上的不对称使双方话语权沦为事实上的不平等，谈判地位呈现非对称状况，甚至出现消费者;虚位;现象。

评论二：民主制度中的;技术缺陷。价格听证制度是公共政策维持公共性的民主路径。自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和2002年《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实施以来，从政府关起

门定价、一纸通知执行到举行听证会、让公众知情参政，应该说我国在引进民主议政机制、推进民主法制建设上跨出了重要一步，这是经济民主和政治文明的重大发展。但我国听证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实践中还存在很多;技术缺陷;：

1、代表选择不科学，非利益关系代表有被优惠政策;收买;的可能。主要表现在旅游风景区门票价格听证代表的选择上。风景区的消费群体多数不是当地人，但价格部门所选的听证代表几乎都是当地人，这些本地代表在可以享受风景区月票年卡等实惠的同时，当然难以讲出外地游客的意见。

2、听证会采信的资料缺乏客观性和公开性。听证会上的拟调价格指标是根据经营部门所提供的各种资料制定的，而这些资料很少经第三方客观机构认证，客观性大打折扣。而资料公开的不充分，使代表没有充足时间研究探讨，从而便利了政府;事先定调;、企业;暗度陈仓。

3、听证结果对政策形成缺乏制约。目前我国的价格听证会没有价格决策权，听证的最终结果对政府决策并没有法定约束力。这种听证会热闹激烈、会后决策静悄悄，直接加深了听证结果效用的信任危机。

四、政策献言

1.必须保证政府作为决策者和监管者的公正立场。价格听证是公众与垄断集团利益博弈、维护自身权利的;公器。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应该站在公正的立场，而不能有所偏袒。政府必须以一种开放、不带预设偏向的态度去倾听不同的声音，克服对意见的;选择性听取;；要保证听证程序公正，努力缩小不同利益主体在掌握信息方面的差距，让代表能更客观充分地提出意见；要提高决策监督的公开性和透明性，把听证方案提前交给代表的同时，有必要通过媒体把听证方案公之于众，以此提高公众的认同度和参与度，降低公共政策执行成本，防止因权力使用不当而出现决策失误。

2.明确代表结构和代表权力，走专业化道路。《听证办法》中对于听证代表的确定、代表组成结构和代表权等问题都规定的较为原则，操作性不强。如，听证代表一般由;经营者代表、消费者代表、政府有关部门代表以及相关的经济、技术、法律等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其实，政府作为决策者和监管者是不应派代表的；而既然将相关专家学者定位为消费者代表、经营者代表之外的中性代表，就应明确他们只能从经济、技术、法律等方面公正客观地阐述专业知识以及与价格的关系、影响，而不能代表其他消费者意见。必须在确定代表结构和人数时，明确规定各类代表人数的底线，防止出现利益直接相关消费者的缺位，以致发生代表;一边倒;的类似事件。最重要的是，要真正改变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摆脱;集体行动;的困境，必须把单个的消费者组织起来，建立专业性的协会，以对行业进行长期的专业性的监督。

3.制定严格的听证程序，加强对听证过程的监督。用严格程序对听证的每一步进行规范，比如要将各种依据提前送达代表手中，要允许和欢迎代表到企业和消费者中调查、取证。所有的听证过程都要公开，允许公民旁听和电视直播、转播。对听证程序的监督，可采取由上一级价格部门监督、本级政府法制部门监督和引入国家公证制度等多种方式。另外，应将听证会结果的效用问题纳为听证会后续程序，在新《办法》中对政府决策如何合理采纳听证结果做出明确规定。建立会后意见反馈机制，把最后决策结果的理由和不认同一些代表意见的原因，通过书面形式向全社会公布。只有这样，才能使听证会和决策形成这两个过程得以有效结合，才能使意见不再只是可有可无的停留在纸面上的;符号。

4.明确中介机构的材料审计为必经程序。建议国家修订《办法》时应明确，申请人提供的资料必须经有资质的中介机构审计，在不影响商业秘密的前提下，可预先向社会公示，广泛吸收社会参与，以提高听证材料的真实度和成本核查质量。对于中介机构的资质、评审依据、核算方法以及价格主管部门初审意见、价格主管部门成本审核之间的关系，应下发文件或在《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实施细则》中明确规定。价格成本核算必须是依据社会平均成本，按照《价格成本核算办法》开展工作，对违反规定的中介机构要有处罚措施。

关于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公共政策分析 篇6

为了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保障学生身心健康与发展，体现对学生违纪处理的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透明性、民主性，本着治病救人的教育原则，学校对违纪学生的处分采取班主任学生干部代表(或学生代表)听证会制度，暂行办法如下：

一、由学生处负责调查、取证学生违纪事实，并依据学籍管理的有关规定和违纪学生处罚细则反馈给违纪学生所在班级班主怔及班委会。

二、班主任召集班委会(或全体学生)根据学生违纪事实，依照违纪学生处分细则，由班委会讨论研究决定，全班一致通过，提出相应的处分等级并上报学生处。

三、召开听证会。具体步骤为：由学生处向参加听证会的班主任、学生通报违纪学生的违纪事实，违纪学生所在班级班委会提出的处分等级，交由听证会全体研究讨论，视违纪情节的轻重、造成影响的程度等各方面，对处分等级合适与否作出决定。

四、由学生处负责将听证会产生的决定向校务会报告，再由校务会考虑处分是否适当，做出终审裁决。

六、听证会组织机构： 组 长： 副组长： 成 员：

关于我国价格听证制度的公共政策分析 篇7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不断推进，听证制度已逐步成为我国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它的确立与实施对于实现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的意义。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拥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管理各项国家事务的权力。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实行听证制度是其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事务

权力，保证人民民主权利的行使和国家主人翁地位实现的重要途径。因此，认真探讨和研究这一问题，逐步建立和完善这一制度，将日益成为今后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

一、听证制度的历史沿革

听证一词始于普通法系，原为西方国家司法程序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基本精神是：以程序的公正，保证结果的公正。1946年，美国制定《联邦行政程序法》，明确规定听证程序为行政程序的核心，第一次把听证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写入法律。随后，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日本等国家也相继制定了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其中无一例外地都规定了听证程序的内容。其时，听证仅作为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主要是行政处罚）的必经程序而存在。随着听证程序的不断发展，听证制度逐步进入政府决策领域，成为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重要途径，同时，也被立法机关在立法、监督等领域相继采纳。自此，听证作为国家机关运作的新理念和一项基本制度在西方主要国家完整地建立起来了。

我国的听证程序是从国外引进的。1993年，深圳在全国率先实行价格审价制度，这是我国听证制度的雏形。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过，标志着听证制度在我国的确立。《行政处罚法》首次大胆引入“听证程序”，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听证”从此在我国由一个学术名词成为了法制实践，昭示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98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要求“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从而把听证程序引入了我国行政决策领域。1999年9月9日，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举行《广东省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条例》立法听证会，开创了地方人大立法听证的先河。自此，举行公开、透明的听证会，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听证制度，摆上了我国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工作议程。

二、地方人大实行听证制度的基本情况和主要做法

听证程序在我国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得以运用，是近几年才开始的，而且，这种运用只是尝试性的，并且仅限于立法领域，而在监督、重大事项决定、人事任免等方面却还是一个有待探索的全新课题。

（一）基本情况

近几年来，特别是2000年立法法颁布实施以来，一些地方人大先后在立法过程中举行了听证会。据不完全统计，最近几年，已有上海、广东、四川等20多个省、区、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召开了几十次立法听证会，通过听证制定和修改的法规、规章，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十分广泛，涉及经济管理与市场秩序、城市建设与管理、社会保障以及教育、文化、公民和企业权益保护等领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完善我国的立法听证制度方面，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相继制定了立法听证规则。据了解，截止到2002年7月，地方人大制定专门的立法听证规则的省、市有上海、浙江、安徽、江西、河南、四川、郑州、广州和深圳等。另外，广东省虽然没有制定专门的立法听证条例，但制定过一次性的听证会程序规范---《＜广东省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条例＞听证会程序》。其他大部分省市则是通过制定立法条例来对立法听证问题进行原则规定的。如湖北省在立法条例中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法制委员会、有关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二）主要做法

尽管听证程序直到近几年才被引入地方人大工作，但是，在借鉴西方主要国家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努力，我们还是在听证的原则、程序等方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规范体系。

1、听证遵循的原则。一般都规定，听证必须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外，听证会应当公开举行，公开举行的听证会允许新闻媒体报道。此外，有的省、市人大还结合实际，规定了一些其他原则。如上海市将“有序”作为立法听证应遵循的原则。广东省的《＜广东省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条例＞听证会程序》中，也将“有序”作为立法听证的原则之一。郑州市和深圳市将“客观”规定为立法听证应遵循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