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消费文化研究论文

摘要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多元力量影响和制约的，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力在当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打通文化回力反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向度就是文化变迁引发的大众消费观念的改变。而在这一环节上，传媒艺术在其艺术实践中凭借不断革新的传播媒介平台和艺术创作样态，在文化观念的发展演变中起到了强大的引力作用。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大众消费文化研究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大众消费文化研究论文 篇1：

大众消费主义时代语文美学研究

研究大众消费时代语文美学，首先要研究消费主义时代文化艺术的审美特征。消费主义文化兴起于20世纪20、30年代的美國，50、60年代扩散到日本、西欧等地。消费主义文化真正形成于20世纪80、90年代欧美“新经济”复苏和繁荣年代。消费主义的典型特征是追求无节制的物欲膨胀、感官刺激消遣，鼓吹娱乐至死的享乐主义，尽力实现个人欲望的满足，它将享乐作为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终极价值。主张追求消费的新奇性、奢侈性和炫耀性，消费主义文化是资本主义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时期形成的一种社会精神文化。早期现代消费主义文化到了70年代则延伸、发展，形成后现代消费文化。现代媒体在传播与建构消费文化的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中国的文化市场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消费主义文化阶段，这种与消费相关的日常审美形式随即进入中国社会的大众生活，消费主义文化以日常狂欢、理性碎片化为美学特征。这种美学特征看似有其满足普通人日常生活审美情趣的合理性，但也隐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底线的失守，人性真善美道德诉求的异化，文艺自身审美规律的边缘化的危机。30、4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萧条、饥饿、动荡，也使全世界跌进了痛苦战争的深渊，为了摆脱危机，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开出了药方：增加投资、鼓励消费，从而生产结构形式发生实质性变化，金融、生产、贸易和消费日益国际化，带来了大规模的生产和大规模的消费，使消费经济成为战后大多数资本主义世界的支柱经济。因此，美国走上了近20年经济增长的道路。经济大萧条与战争不仅给世界带来了不安与痛苦，也诱发了人们享受快乐、寻找快乐、创造快乐的本能追求，使人们不再关心战争与萧条。相反，随着本雅明所言的机械复制时代传播媒介信息革命的到来，传播媒介在传递信息、监视社会、引导舆论等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加速了消费主义文化传播，建构起来的消费主义文化成为联系现代与后现代的桥梁。

消费主义时代伴随着科学技术领域的信息革命、经济产业形态的后工业社会、文化价值形态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产生而产生，在文学艺术领域，已经或正在生成一种以日常经验审美化为特点的消费文化特征，日常生活离不开消费，而消费的物质性逐渐消退，符号性逐渐上升，商品的使用功能大大降低，人们消费的不仅是实在的商品，更是商品的广告、品牌、欲望和符号。传统美学强调审美的非功利性，美在抽象的艺术形式如均衡、对称、和谐、比例和统一等，认为美的形式可以脱离具体的实物存在，但是，在消费主义时代，审美的形而上大厦轰然倒塌，审美与人们日常消费密切相关，不再有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美形式，而是为物质而艺术的手段。美在商品的包装和造型。人们的精神生活走向低俗化、粗鄙化，真、善、美的东西越来越不能像物质化、功利化的东西一样唤起年轻一代的感觉。人的精神的危机最容易在这个消费主义、功利主义的时代形成。由于一切主题严肃、崇高的语言表达被贴上宏大叙事的标签，这些宏大表达经后现代解构之后，原先被赋予神圣崇高的所指被消解得体无完肤。甚至有人指责宏大叙事是对思想的禁锢，对个性的抹杀，应被历史淘汰。宏大叙事这个能指背后所指的消失，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信仰的丧失，年轻一代心灵的空洞化，虚无化。消费时代的感官快感消解了神圣的美感，学生对语言、文化的感悟力远不及消费时代图像化直观产生的审美暴力，学生们受到网络时代的负面影响：从手机网游“王者荣耀”到短视频应用“抖音”“快手”，学生们所受的诱惑“五光十色”，不胜枚举，许多人进入高中后阅读量骤减，大学阶段读书更少。整个民族精神的信仰危机暗示教育的危机，教育的危机昭示着语文美学教育的危机。因为信仰的危机源于心灵教育的缺位，语文美学教育重在通过文学、语言、文化实施美感教育，因为语文教育史承负着中国教育集体记忆，所以，语文美学中经典文本教育是对其所处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最集中、最典型的记录承载。经典文本教育在消费主义主导的时代表现出的人们对于经典的态度应该表明了文化消费者(姑且认为学生是文化消费者)对民族记忆的态度，学生对语文既有经典文本所持的是虚无主义还是历史主义的态度，对消费时代里重新创作文学经典的呼吁，也反映了文化消费者对当下社会生活历史化记忆的要求(重塑威严)。然而在传统理性大厦轰然坍塌的消费主义思潮中，语文经典文本面临着消解性误读，加之后现代主义式的拼凑、截剪、嫁接与平面化复制等技术化手段的运用，老式经典不再，新式经典千呼万唤不出来的青黄不接的时代里，研究在消费主义背景下如何利用语文美学价值观指导经典文本解读成为语文美学叙述中难以回避的话题。

一、互联网、自媒体等电子媒介对语文美学理论产生的影响

在消费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除了自媒体(手机微信朋友圈)等电子媒介给当代人的生活、生产造成很大的影响之外，它所造成的符号大泛滥、影像大泛滥现象，已成为当今社会的消费大环境。别的不说，人们对钱的概念开始漠视，电子货币、支付宝、微信红包，这些实质上是钱的符号，却使人们认为这就是事物本身。再如从前物质时代影像匮乏，人们的记忆无处可存，现如今是影像泛滥，记忆不堪重负。例如，“中国式旅游”——上车睡觉，下车拍照，有人问旅游有什么收获，什么都不记得，人们把记忆都交给了手机。拍照——上传——点赞，朋友圈热闹一番，旅行的真正意义在泛滥影像中消解了。人们和手机始终密切陪伴，却从未感到如此孤独寂寞。人们在微信群、QQ群、人人网等社交网络中展示自我的快乐，却遗失了现实中优美的语言交流。随着社会从外层到内质、从物质到精神的变化，人们的审美文化观念和实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也导致了传统美学学科结构的改变。在消费主义文化流行的全球化时代，文艺美学(语文美学)必须在审美文化版图改写的基础上承认电子媒介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改变，必须在承认生活与艺术、审美之间发生新变化、出现新动向的基础上，研究这些动向和变化，并且做出学术理论上的转向。当然，由于人们的艺术爱好、审美需要、审美趣味不尽相同，人们的精神需要也是丰富多样的。语文美学经典文学文本所创造的理性世界和大众消费时代互联网、自媒体等电子媒介及影视所创造的感性世界各有优势，两种美学观主导下所创造的不同风格的作品可以同时满足人们不同的审美需要，经典美学与消费美学本应该共同发展，不能互相取代，如抽象艺术和具象艺术可以并行不悖一样。泰戈尔的诗、曹雪芹的《红楼梦》、贝多芬的音乐、古希腊的雕塑、古典艺术等，依然会在消费主义时代文化消费市场占有一席之地。消费主义文化不能取代传统经典文化，但任何理论都必须随艺术实践、社会现实和审美活动不断发展变化，随历史实践发展变化。在消费文化盛行的时代，对审美和艺术的理论思考也不能停止，因为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美学理论。语文美学研究也要适应消费主义时代的特点，不断地变换语文美学的述说方式、存在样态和思维形式。消费文化研究虽然不一定会取代消费主义时代美学理论研究，但消费文化肯定会大大改变美学研究的版图、格局、内容和方法等。因此，语文美学家面临消费主义时代的诸多新课题，例如，语文美学目前就自媒体和电子传媒流行的消费时代对审美和艺术的新现象如手机微信艺术(朋友圈文学)、短信艺术(短信文学)、网络艺术(网络文学)、狂欢艺术、广场艺术、广告艺术、晚会艺术、街头舞蹈、包装和装饰艺术、卡拉OK、相声艺术、戏剧小品艺术、播音主持、演讲辩论、电视散文、电视小说、音乐TV等，进行理论解说和创新。因此，语文美学应该摆脱以往“经院美学”(纯粹美学)的狭窄窠臼，加强语文美学的实践意义和“草根”意义研究。消费主义流行时代语文美学不能仅仅局限于知识和理性的研究，也不能仅仅局限于以往纯教育、纯语文的象牙塔，而应该覆盖消费文化能渗透的任何区域，以谋求当代消费主义时代语文美学研究的新发展、新意义和新突破。

当语文美学经典文本邂逅大众消费主义时代，语文经典文本被颠覆得面目全非。20世纪末期，我国进入了让消费成为社会生产生活的主导动力和目标的消费社会。在生产社会里，产品的物理属性、物性特征、使用与实用价值往往得到人们更多关注;而在消费社会，商品的形象价值、文化精神特性和符号价值则更多受人们的关注。消费主义价值观就是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极力追求炫耀性、奢侈性消费，并以此作为生活的目的。伴随着消费社会到来的是消费文化，消费文化以恶搞、嘲讽、调侃等风格来缓解人们在现代社会遭遇的各种压力。阅读的第一需要就是感官享受取代了理性思考，这使消费文化成为一种以大众为猎物的市场文化。成为大众消费文化的阅读文本从哪里来?影视剧一直存在戏说历史、颠覆经典、调侃古人的现象，以周星驰的电影为例，通过运用戏仿、解构等创作技巧，形成独树一帜的无厘头风格。还有些恶搞，将经典作品作为素材，以搞笑、戏谑、夸大等方式博人眼球，虽然达到了娱乐至死的目的，但是表现的却是低俗的审美品位和价值观念。这些作品往往消解了忧患意识，消解主流价值，鼓励任性评说，模糊了艺术作品和生活笑料的边界。当后现代创作的文本不足以满足消费时代人们的搞笑需要时，好事者就从经典文本中寻找材料，而理性时代经典文本解读都是一律充满程式化的崇高、神圣和威严，于是，在大众消费时代只好对经典语境下的文本做颠覆性的阅读，来满足后现代时期人们对歇斯底里的感官刺激、幽默搞笑的需求。以《荷塘月色》为例，“文革”十年被称为中国政治第一的坚冰期，像《荷塘月色》这样小资情调的作品难登大雅之堂，改革开放之后，整个社会爆发出对真善美需求的热切渴望，《荷塘月色》开始受到师生、读者和文化人热情追捧，曾几何时，那朦胧率真的情感、善良人性的哲思和纯美深邃的意境令人耳目一新，师生们一起赞叹、评析与吟味时，折服于它经久不衰、光怪陆离的艺术魅力。然而，在消费时代汹涌的大潮推动下，《荷塘月色》在消费文化的盛行后现代环境里又遭遇了一场严酷的审美暴力和阅读劫难。

朱自清1927年创作的《荷塘月色》堪称语文教材的散文经典，发表至今已有九十余年了，长久以来它以不同的方式被不同的读者阅读着。20世纪20、30年代人们对稚嫩的文学性阅读还处于摸索中;建国之初，中国的阅读方法受到前苏联式美学思维的影响，唯政治马首是瞻，政治思想成为检验一切文学作品的标杆。五六十年代，“双百”方针的提出，社会上出现了短暂的政治宽松环境，《荷塘月色》的审美阅读得以继续。可是，“文革”十年浩劫将一切芳香作品都被当成了毒草加以铲除。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为文学艺术营造了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读者可以摆脱政治文化的束缚，思想变得自由开放。由于国外多元化文学理论的传入，人们普遍认为“文学就是人学”，从人性角度阅读文学作品。从《荷塘月色》中有人读出了作者的品质高洁，有人读出了女性美，有人读出了朦胧的象征意义，甚至有人读出了性爱。有人用弗洛伊德的梦论中“深处感情”因素分析：该文通过幻梦与现实的错位式描写，宣泄一种潜在的意识和被压抑了的愿望，这种意识愿望可以脱离政治性因素的影响。还有人用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有关“情感可以转化成的可听的形式”理论推定荷叶象征着美人，荷花是朱自清的潜意识的伪装，作者是以一种朦胧的象征来宣泄对美的独善情怀。……正当它受到读者与文学专家们热情洋溢的赞叹、评析与吟味时，消费时代来临了，消费文化的盛行让文学经典阅读遭遇了一场比五十年代的政治风霜更为严酷的考验，它们作为文学经典的地位被颠覆了，它们久已为人们熟知的形象与主题被戏谑地重写与恶搞。

二、消费时代的解构和恶搞对语文美学理论产生的影响

文学经典为什么遭遇消费时代的解构和恶搞?这里有话可说。一旦社会分工将文学从其他艺术门类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自在体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成为社会精英们的话语工具。作为人类文学活动的结晶，文学经典早已经超越一般文本，具有了相当的稳态性及神圣性。文学史的编写，是文化精英们按照一定的审美标准、价值趋向有意识地构造经典的活动，也即我们平常所说的“经典化”过程，其目的在于固化已有文本被文学史家所认可的崇高地位，可以认为文学经典就是精英意识的集中体现。一般公众对文学经典阐释的依赖体现了大众对精英意识的追捧，也证明了文学经典具有超越公众意识的特性。精英意识是少数人的意识，而消费文化是以消费同时作为起点和终点的消费社会中最大多数的公众的参与为特征的，公众对文化不仅有具体的消费行为，同时也有了消费创造。大众是消费行为的实施者，反之消费行为也为大众获得了合法的生存空间。同时，消费社会的来临伴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随着纸质媒介向电子媒介的过渡，带来了文化传播方式的变革，使得普通受众对消费文化的接受成为可能。日益增长的大众的文化需求迫使以赢利为根本目的的消费市场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调整经营策略，生产出相应的文化产品来满足市场需求，并且不断地利用广告、炒作等市场营销手段来制造需求、刺激消费，从而形成了以商业盈利为目的的大众文化的繁荣景象。然而这种畸形的大众文化繁荣，存在着大众欲望的无限膨胀及不合理的夸大现象，它对精英文化的排斥乃至消解便不可避免。如1990年代沸沸扬扬的王朔现象，就体现着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立场的尖锐矛盾对抗。还有语文学界“Q版语文”现象，也反映了大众文化企图篡改、解构既定经典，消解精英文化意识影响的努力。

大众文化与精英意识对经典的认识差别为何如此之大?套用接受美学的观点来看，那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期待视野”。大众读者的“期待视野”不断地越界，凭着自己当下的“期待视野”去重塑或者解构作品，这种“期待视野”的越界行为无论是出于某种特定学派的学术观念，还是出于某种极端化的政治理念或者是充满娱乐欲求的嬉戏态度，这在理论上为研究提出了一个鸡与蛋的问题：鸡与蛋的分界线在哪里?合法阅读与非法阅读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在阳春白雪(雅)与下里巴人(俗)之间，读者的审美趣味将做何选择呢?以《荷塘月色》为例，这个文学经典在遭遇消费文化时，必然要遭到“通俗、大众、市场”的颠覆与解构。延续几十年的人教版语文教材近几年遭遇了《Q版语文》的嘲讽，林长治号称“出版界周星星”，他对中小学语文课本里的经典文本进行了大肆“改编”，将三十一篇孩子们耳熟能详的语文经典课文彻底打造成无厘头爆笑故事，内容诙谐幽默，情节出奇，对白趣怪。每个故事的主人公都是我們熟悉的人物：三只小猪、三个和尚、孔乙己、孔融、扁鹊等等，但故事却是顺从消费时代孩子们的“期待视野”，完全颠覆了这些语文经典形象在人们脑海里的印象，例如，“卖火柴的小女孩”是演艺界新星、“司马光”砸缸时碰到了流氓兔和机器猫，“三只小猪”会造房子、“孔融”爷爷是功夫高手、“孔乙己”偷窃盗版光盘、《背影》中的父亲在月台上做起了托马斯全旋……其中对《荷塘月色》的解构出人意料，作者夜游荷塘的理由是“荷塘里应该有MM在洗澡吧”，形容荷叶“叶子与花像吃了摇头丸一般抖动了起来，像闪电似的，霎时整个荷塘的叶子和花都抖动了起来，其传染速度比禽流感还快啊”等等。这样调侃式时尚语言完全消解了《荷塘月色》精英意识布局下的“大革命失败后知识分子的苦闷与彷徨”之类的神圣与崇高，这种解构带有太多的“无厘头”味道，“无厘头”也确确实实带给了后现代人一种颠覆的快感和乐趣。它用后现代主义的方式解构一切约定俗成的传统和权威。使得精英文化意识下传统的价值观念、文化道德、生存方式乃至整个社会伦理观念都受到最具危险性的挑战。

《Q版语文》在网络上走红诱发了社会的普遍担忧，精英学者担心文学经典的地位受到威胁，在语文学界也展开了一场有关“无厘头”的争论。对这场争论是毁誉参半。有的家长认为它适合当代少年儿童的思维模式，它的畅销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文学经典的地位不会被动摇。也有学者认为《Q版语文》是无聊、糟粕和低级趣味的东西，根本不值一读。也有一些老师从语言表达水平优劣的角度来比较，他们认为像《荷塘月色》《背影》等文学经典用词精准、贴切，而《Q版语文》里过度有趣、富有童真的卡通化的语言，使学生将崇高的人间真情化为轻描淡写的戏谑化调侃。于是，没有了正义与伟大，也消失了崇高与壮美，剩下了没有内涵轻飘的优美，这种审美教学肯定导致审美的残缺。有人甚至认为《荷塘月色》是“20世纪中国散文史上最大的一张六合彩，朱自清先生赖此文赢得声名，相当于花五元钱中了五百万”。[1]他们认为朱自清作文时未及而立之年，却充满迟暮之气，情感暧昧，结构呆板。比喻庸俗猥琐，想象离不开性欲流俗甚至充满邪恶。诸如“亭亭的舞女的裙”“刚出浴的美人”、青雾成“牛乳”，叶子见“风致”、杨柳含“风姿”，“于是妖童媛女，荡舟心许”等等。

三、日常生活审美化对语文美学理论产生的影响

当今社会理论界无法回避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与西方社会的经历相似，一场深刻的生活革命悄然在当今中国的社会文化领域进行着，审美活动日常化以及日常生活审美化。什么是日常生活审美化?康德最早提出的“审美无功利”思想，后来一直被传统美学奉为经典，然而在消费主义盛行的今天，它被抛弃了。日常生活审美化将审美和艺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审美艺术由少数精英享有的特权转变为公共资源。它不再局限于画廊、博物馆、音乐厅，连住房设计、城市广场、街道花园、美容院等日常生活消费的处所都成为了审美教育的地方。它使审美和艺术走出了昔日高雅的象牙塔，走进了大众消费的日常生活。日常生活审美化对传统美学最大的冲击是消解了文学艺术审美活动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它借助现代传媒(例如电视和网络)，使艺术审美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美仑美奂的电视广告，光怪陆离的商品包装反客为主，商品符号遮蔽了商品的使用功能。网络游戏让追逐虚幻的帅哥、美眉沉迷其中。度假中心、购物中心、主题公园、街心公园、美容院、健身房等消费场所不遗余力地打造日常生活的消费文化审美新理念。香车美人、花园豪宅诱发人的欲望快感如鱼得水般游走在审美想象的生活空间之中。

就学术而言，没有庄严何来崇高?美学原本就是建立在压抑和规范欲望的前提之上。伊格尔顿认为，启蒙运动的理性是在美学理论帮助下延展到欲望和修辞等区域的。也就是说美学使理性权力本身审美化，并且渗透到经验世界的方方面面。启蒙理性体现人性是基于现代理性和欲望的对立的前提。如果欲望也成了审美对象，那么人和动物性的占有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当然，当下国内学术界流行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革”中那久被压抑的感性的解放，但是，事情往往会矫枉过正，过于强烈的审美泛化意识，大有压倒主流文化反客为主的势头，甚至到了泛滥无边的地步。当下的社会，人们普遍抵御不了消费的诱惑力，他们或沉醉于声光电技术制造的身临其境般的震撼，或在网络虚拟游戏中寻找刺激，快男超女、玫瑰之约等电视节目让人有了全新的体验。总之，新媒体在现代高科技支持下，拓展了人们精神生活领域，当然，也助长了粗俗、媚俗、低俗“三俗”之风，精英文学越来越被边缘化，文学经典权威地位受到严重的威胁。通俗文学流行的今天，严肃文学作家鲁迅的地位处于动摇的状态，便是很好的证明。

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定是很清楚的，严肃文学与古典主义崇高美学相联系，通俗文学与消费时代优美美学相联系，消费时代许多人将优美等同于滑稽粗俗，语文美学似乎由过“左”的泥潭进入了另一个过“右”的沼泽。今天的语文美学教学为了尊重学生个性化的发展，提倡多元化的阅读教学。可是对文学经典的多元解读存在一个理解的误区，有人认为多元化阅读(合法阅读)就是颠覆性阅读(非法阅读)，那么，如何掌握文学经典合法阅读与非法阅读的边界呢?纵使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但哈姆莱特毕竟是人不是别的什么，这告诉读者阅读活动要从文本语境(context)开始，阅读活动要受到文本的制约。传统诠释学理论认为，一经形成后的文本便是一个独立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具有完整而封闭的结构和意义体系，对文本的理解就是对其原本世界的重构。但是，伽达默尔的解释学认为，传统的解释学对文本的解读是一种僵死的意义的传达。真正的文本解读，是指读者的视野与文本的视野所呈现出的相互交融状态。文本的意义既不是在文本那儿，也不存在于读者身上，它存在于读者视野与文本视野的融合之中，生成之中，存在于视野融合的无限过程中，换言之，对文本的解读其实是读者与文本的对话。

既然阅读教学是当下大众消费时代学生、教师、文本之间的对话过程，就不难发现语文课堂教学中涌现了许多对文学经典的创造性解读。大众消费时代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更多地考虑生产成本与产出效率，有人针对《愚公移山》提出了更好的解决办法是愚公搬家，保护环境。也有教师上《孔乙己》一课，称丁举人打人犯法，组织学生替孔乙己告状，要让孔乙己在新时代翻身做主得解放。“孔乙己告状”这一教学设计反映了消费时代人们法制观念和维权意识的增强。也有师生从追求自身幸福的角度认为祥林嫂改嫁是值得的，不仅挣钱给小叔子娶媳妇，她自己也重组了一个完整幸福的家庭。在《孔雀东南飞》的教学中讨论如何处理婆媳关系时，有人认为焦、刘二人完全可以再购置一套房产，分户来住，这样，家庭关系和睦了，房产也有可能增值了。也有人从消费时代投机钻营的商业行为中获得灵感，他们认为《项链》旨在强调“人生无常，造化弄人”，“人生是多么奇怪多么变幻无常啊，极细小的一件事，可以败坏你，也可以成全你”。也有人从生产投入与产量比例角度认为《捕蛇者说》中的捕蛇人比较划算，“永之人争奔走焉”的真正原因是为了将“岁赋其二，当其租入”。也有人从消费时代做人要诚实守法的角度认为，鲁提辖狂妄自大，缺少修养，目中无人，惹是生非，胡作非为，知法犯法，草菅人命，是官府执法机构认定的一个典型的“土匪”……如此等等。可以看出这些阅读是消费主义时代，读者本着自己的“期待视野”对文本的建构、解构的结果，这些“创造性”的解读其实都是过分张扬了大众消费时代类似于“顾客就是上帝”的读者主体地位进行的自由解读，忽略了文本结构的完整性和文本意义的连贯性对文本解读的制约，是一种僭越界线的非法阅读。当然，仅仅把它当成严肃课堂教学的一种反讽和戏谑，也未尝不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合法合规的文本解读需要解读者析文明理、披文入情、因辞会意，还要结合文本的内在连贯性。即使展开与文本的对话，拓展文本的内涵，也离不开文本意义的向心结构与文本的词句照应和意义支撑，读者必须制约着创造性解读的边界。因此，无论是单元的还是多元的文本解读，都必须能够在上下文中找到相应的情感共鸣、词句连贯、文本支撑，都必须符合文本“期待视野”，体现主客“视阈融合”主体价值倾向，不能为了博取眼球而蓄意地超越甚至颠覆文本意义向心结构。正如安贝托·艾柯说：“在神秘的创作过程与难以驾驭的诠释过程之间，作品‘文本’的存在无异于一支舒心剂，它使读者的诠释活动不是漫无目的地到处漂泊，而是有所归依。”[2]如果读者先入为主，脱离文本，过分强调主观意识，天马行空地任意想象，误读可能隨时发生。比如在阅读《项链》时，有些读者认为女主人公玛蒂尔德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个向往“精美豪华生活”的中产阶级妇女，于是就认定该小说的主题是讽刺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思想，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导致读者判定文章的主题就是对小资产阶级虚荣与享乐的批判。其实这种解读过分依赖批判资产阶级主观成见，脱离和漠视文本，没有真正提取文本的有效信息。从《项链》全文看，玛蒂尔德虽然丢失了项链，但是找回了健康的生活，赎回了做人高贵的灵魂，她是“不幸”的却又是“幸运”的。因此，《项链》是一曲恪守诚信而不向命运屈服的人性美的颂歌。

诚然，在当下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里，读者的“期待视野”处处具有消费时代轻视理性、挑战权威的特点，读者对文本的解读有很大自由发挥的空间，但是这种阅读不是随心所欲地进行的，读者依然要从文本出发，听从文本的言语，受到文本的语言、语境的约束，既要保持对文本解读的适度性，又要提倡多元有界阅读的创造性。

参考文献：

[1]庄周.齐人物论.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2]安贝托·艾柯.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4页.

作者：韩小龙

大众消费文化研究论文 篇2：

“天猫双11全球狂欢夜”的传媒消费文化新景观

摘 要 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多元力量影响和制约的，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力在当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打通文化回力反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向度就是文化变迁引发的大众消费观念的改变。而在这一环节上，传媒艺术在其艺术实践中凭借不断革新的传播媒介平台和艺术创作样态，在文化观念的发展演变中起到了强大的引力作用。同时以创新为核心影响力，传媒艺术在其实践上更是以多种样态和形式深刻影响着受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甚至直接参与到了经济活动中，呈现出文化与经济合力的传媒新景观。

关键词 传媒艺术;消费文化;文化消费;天猫双11

现代传媒的跨越式发展伴随着社会文化格局的变迁，影响着经济社会的一次次转型升级。而消费文化是当代消费社会特有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现象。作为消费主体同时也是文化受众的社会大众在现代传媒不断革新发展的推行中不自觉的进入到了全新的消费文化中，并且狂欢其中乐此不疲。每年“双11”光棍节大家都会洋溢在消费购物的狂欢气氛中，然而此次消费狂欢与以往不同的是，狂欢广场不再仅仅是虚拟的网络空间，而是被实体化为一场注定被写入传媒艺术与消费文化经典案例的直播综艺晚会——“天猫双11狂欢夜”晚会。晚会取得了收视率、流量数、交易额等方面的巨大成功，也由此引发对传媒消费文化新景观的思考。

1 文化与社会经济的互动发展新模式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对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之间关系的判断是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文化艺术的发展方向和前进动力，而这条路径越来越被实践所证明是可逆的，并且是可持续的互动式发展模式。而消费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一项，是参与到这种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经济社会中消费与文化互动关系逐渐形成了一个持续循环的发展模式。我们以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为基点和原动力，它促成了社会文化的革新和变迁;文化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其所辐射的社会消费主体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而消费观念的改变又支配着消费主体消费行为和实践;个体消费行为的聚合进而演变为新的消费现象和经济景观;经济景观的发生与裂变又进一步刺激和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向前发展。以此往复，互为发展动因和方向。

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多元力量影响和制约的，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力在当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打通文化回力反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向度就是文化变迁引发的大众消费观念的改变。传媒艺术在其艺术实践中凭借不断革新的传播媒介平台和艺术创作样态，在文化观念的发展演变中起到了强大的引力作用。同时以创新为核心影响力，传媒艺术在其实践上更是以多种样态和形式深刻影响着受众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甚至直接参与到了经济活动中，呈现出文化与经济合力的传媒新景观。

2 传媒文化实践助推社会文化变迁

近年来每当11月10日晚，一场持续4个小时的以“消费”和“娱乐”为主题的网购狂欢晚会都会盛大举行，并同步电视网络平台进行全球直播，这场被称作属于全球消费者的“双11春晚”当晚收视率惊人，成为艺术文化和经济双场域中的现象级传媒景观。这是网络购物作为大众节日在电视上进行的晚会直播，不但有传统的歌舞表演、游戏互动等环节，晚会还采用虚拟现实等高科技手段把琳琅满目的商品以虚拟画面展现在舞台上。这场“天猫双11狂欢夜晚会”融综艺内容、明星游戏、移动网络购物于一体，消费者可以通过电视、网络、手机等媒介平台和接收终端，实现边看边玩边买、多场景互动。晚会也成为了通过多屏互动、重构消费和娱乐模式的一次全新尝试。在这场“边看边剁手”的消费与娱乐狂欢中，除了一连串打破各项经济活动记录的数字外，更有许多消费与文化的命题值得深度关注。

2.1 消费的文化娱乐性

这场晚会将文化艺术中的娱乐元素与经济活动中的消费行为无缝融合并促成了观众向消费者的转变，将文化资源最大商业化。受众对娱乐营销基本是不设心理防线的，相比于政治等严肃标签可能导致的意识形态分众，消费和娱乐是能够最大限度聚众并且被认可、接受和参与。天猫双11晚会以娱乐化的方式传播消费性信息，塑造了一种全新的消费文化，即消费是一种欢乐情绪的释放，是狂欢节日的组成部分，消费是融入群体欢乐的唯一途径。社会大众的消费观念在这场娱乐化的消费主题狂欢晚会被欢乐软性裹挟，消费也由此借助娱乐化手段成为文化的代名词甚至文化本身。

2.2 消费的文化仪式性

天猫双11狂欢夜晚会的意义在于两点：其一，让双11消费购物这一行为凭借晚会形式在名义上被赋予“节日”的头衔，形成符号化的集体记忆与大众识别。其二，购物狂欢综艺晚会的形式是对春晚这种“新民俗”的理论借鉴，欲将这种消费为主题的节日通过文艺晚会的狂欢化表达也促成一种满载标志性和仪式性的消费文化“新民俗”。由于像除夕大年三十“守岁”习俗一样的零点倒计时式的仪式感，使得天猫双11狂欢夜晚会更具节日的“新民俗”文化仪式感。因此，通过将晚会打造成为一种仪式性的节日强关联伴随项，可俘获大众对消费和娱乐的依赖性。

2.3 消费的合情感性

“双11”作为一个全民狂欢的文化符号，其意义已经超越商业本身的经济层面的价值，实现了从商品本身上升到情感层面的体验。消费观念分为理性消费和感性消费两种。理性消费是知所需然后买所适，而感性消费则是随消费主体的心理情绪状态而达成的消费行为。显然，在双11晚会的狂欢节日氛围中，面对海量的促销折扣以及众人纷纷抢购的消费局面和购物氛围，另外加之晚会中偶像效应的粉丝经济持续发酵，心理层面的合情感性就全然等于现实意义上的合法性，所以自身就给予了消费更多的驱动力和使命感。因此，综艺晚会的娱乐性、仪式性都是为了最终消费的情感性做铺垫的，而将三者合一的晚会无疑在商业意义上是成功的。

3 從消费文化到文化消费

消费文化的目的是消费和交易，途径是文化面貌;而文化消费的目的是文化振兴，途径则是商业消费。天猫双11狂欢夜晚会所创造的传媒景观实质上显然是符合消费文化的商业逻辑而非文化消费的文化逻辑。当“双11”在其商业性品牌效应获得广泛接受和认可的基础上运行更深刻的文化逻辑时，11月11日成为一种具有文化认同感与消费参与感并肩的“新民俗节日”就指日可待了，如此也就从真正意义上完成了由“真文化”回力反推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文化与消费的深度结合方式。

3.1 深度拓展文化商业行为的实践

关于电视文化与商业的结合现状有这样一组数据：2017年6月26日，商务部发布的《2016年中国电视购物业发展报告》披露了行业大数据：以智能化、网络化为代表的新型电视购物渠道保持高速增长，销售总额同比增长46%，占传统电视渠道销售总额比重较上年扩大9.5个百分点，成为支撑增长的主要因素。以年轻消费群体为主导的移动视频购物销售额同比增长174%，增幅是传统电视购物渠道的43.5倍，远高于实体店(67%)和外呼渠道(41%)，是电商企业实物商品零售额增速的6.7倍①。

由此可见，虽然电视购物作为商业与文化的结合产品服务受众，但商业消费与文化手段的结合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只有将这种商业文化观念和实践更广泛的服务于大众，拓展更加廣阔的服务范围和更加深层的影响力，使这种消费观念和实践深入人心，那么从“消费文化”到“文化消费”转变的大众心理基础和观念养成便算是完成了。

3.2 加持商业节日的文化属性

双11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社会文化节日还不够成熟，也经不起琢磨。原因就在于消费的文化内涵目前来说是空洞的、感性的，而并没有实体性的、理性的文化内涵作为填充或者修饰。文化“缘起拉丁词colo，意即培育，当然最初是培育可见的东西，比方说庄家，然后才引申到心灵。”[1]很显然，想要加持商业节日的文化属性，其途径就是在节日的商业性让利优势、品牌效应都获得了大众广泛的认同的基础上增殖具有感召力的文化基因，打造强大的精神内驱力，架构起文化叙事与商业运营的桥梁。

3.3 由“消费+”转向“文化+”

实际上，类似“天猫双11”这样的商业化的节日在近几年来层出不穷，像“京东6·18”“苏宁8·18”“米粉4·8”以及“9·19乐迷节”等，都是在试图借力拥有传媒属性的文化形式，通过节日的狂欢感召力图打造属于自身的商业景观。然而重要的不是符号化口号和旗帜，而是运作这种商业与文化联姻的内在驱动逻辑是否清晰准确。“消费+”是粗放式的商业逻辑，意欲在消费中殖入文化，以持续活跃和带动更大的消费行为;而“文化+”则是集约式的文化逻辑，意欲在文化中殖入消费，以文化的超强黏合度推行更持久和可持续性的消费行为。做大做长，做好做善都是每个商业文化节日的追求，因此逐步由“消费+”转向“文化+”是此命题中应有之大义。

总之，消费与文化在当下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中已不存在绝对的对立情绪，二者的有益结合能够更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进而强化文化与消费的深度融合，从传媒艺术的角度来说，文化艺术的借力是促成二者结合，进而形成新的传媒和经济景观的一大关键因素。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处着眼，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协调、同步发展是一条可以走得通、能够走得稳的路径。

注释

①引自商务部于2017年6月发布的《2016年中国电视购物业发展报告》。

参考文献

[1]陆扬，王毅.文化研究导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4.

作者简介：邢鹏远，中国传媒大学，研究方向为国际新闻传播。

作者：邢鹏远

大众消费文化研究论文 篇3：

试论约翰·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研究

约翰·费斯克是西方当代大众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对大众文化持有积极乐观的态度，他的大众文化研究是对原有理论的突破。本文从三个方面对约翰·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研究理论进行分析，首先阐明费斯克对大众文化的界定与定义，其次深入剖析其大众文化理论中主观能动的大众观，最后围绕他的理论核心观点，指出其大众文化研究理论存在的局限。

费斯克是当代著名的大众文化理论家，尝试建立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并出版了和大众文化研究相关的多本著作，包括《理解大众文化》《电视文化》《解读大众文化》等。几乎完全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文化理论，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大众身上，尝试发现大众身上的积极影响作用。此外，他在《大众经济》中从大众的角度对经济形态进行了解读，揭示了“金融经济”和“文化经济”两种经济理论。文化商品就在这两种经济领域中流通。在金融经济中，流通的是金钱，代表统治的力量;在文化经济中，流通的是意义和快感，展现了大众的解码差异。费斯克指出：“在文化经济中，观众作为生产者，权力是相当大的。”整体来看，这一理论对大众文化研究的启示意义是：肯定大众的能动性地位，大众文化不是文化工业的产物，而是由大众创造的;大众文化是符号的战场、斗争的场所。

一、约翰·费斯克对大众文化的定义

大众文化通常有两种翻译，一种是mass culture，一种是popular culture，也代表了两种观点。费斯克把大众文化定义为后者，popular culture，从中指出大众文化不是从外部和上层强加的，而是从内部和底层创造的。麦克唐纳则将大众文化定义为mass culture，指出它是标准文化、程式文化、重复文化和肤浅文化的同义语，是为一种虚假的感官刺激而牺牲了许多传统的价值观念。而法兰克福学派则认为大众只是被动地接受生产者提供的精神鸦片，他们没有辨别力，处在一种毫无意识的接受状态。

费斯克不认同麦克唐纳和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在《大众经济》开篇，他就开门见山地表明自己反对两种观点：一是认为资本主义文化产业仅仅生产表面看起来不同的产品，不同最终只是幻觉，因为他们都宣传着同一种资本主义形态。文化工业在制造糖衣炮弹，水平高超，以至于大众在消费和享用文化商品时，有可能意识不到自己正在参与意识形态活动。二是认为卑俗是不同社会群体和不同人之间唯一的共同点，所以艺术想要引起共鸣，只能诉诸于“动物本能”。

在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中，“读者”相当于“大众”。费斯克不认为大众是文化傻瓜，他们并非缺乏辨别力、没有判断力、被动无助的一群，任由文化产业的摆布。相反，他们是一群具有主动性和创造力的行动者，具有影响力。

费斯克关注大众的实践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他从符号学的角度来解读大众文化传播，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人们如何与文本发生互动并产生意义上。费斯克认为，“大众传播是一个复杂微妙的过程，就像两个人对话一样，是一个协商、互动、交换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主动权在大众这一方，而不是大众向文本屈服，大众也并非被动地接受。

二、约翰·费斯克主观能动的大众观

费斯克以积极乐观的态度来看待大众文化。他认为，大众是一个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群体。大众与文本之间是一个斗争的领地，大众对文本的解读，是文本的意义被大众发现后，主动向大众的主体性偏移，而不是大众主体性向文本的意识形态力量屈服。大众和文本只有在相互对话中才能产生意义。

费斯克也提出，“对抗”一词是贯穿全书的一个概念。费斯克把这种对抗主要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符号权力，即建构意义、快感和社会自我的权力;第二种是社会权力，即建构社会经济体系的权力。两者虽具有相对独立性，但密切联系在一起。大众文化所属的大多是符号权力的领域，但也并非全都属于这一领域。同质与差异之间的斗争是这个权力的一种主要表达，是一种同质化、中心化和整合的力量，目的是维护处于中心的符号和社会权力。

大众文化是由大众自主进行创造的，它不会因各种外力而妥协，这体现出大众的创造力和能动性。虽然大众无法决定大众文化的生产，但可以决定大众文化的消费。在进行大众文化的消费时，大众拥有充分的自主权，表面看上去受集团利益的支配，但实际上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同时，费斯克认为大众具有一种“游牧式的主体性”。在当代社会，大众拥有越来越多简单、快捷、方便的方式来发声。费斯克指出：“一个文本要成为大众文化，它必须同时包含宰制的力量，以及包含反驳那些宰制力量的机会。”一方面，文化工业产品渗透着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大众利用文化产品创造属于自己的亚文化。例如，在看新闻联播等电视节目时，大众可以在网上评论，甚至发送实时弹幕，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而不是单纯被动地接收信息、接受灌输。

三、约翰·费斯克关于大众文化研究的局限

费斯克对大众文本的理论引起了不少学者的质疑与批判。有学者认为费斯克忽略了消费时代资本对大众的影响，过分关注大众的主体地位，认为大众具有全盘的否定性，夸大了大众的能动性;费斯克强调“抵抗”而忽视了体制或强权的一方，过于强调大众反抗强权的主动性，忽略了无法发挥主动能动性的那部分大众，把大众同质化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与他自身的主张有矛盾之处。

文化研究一直以来都离不开精英主义，有学者认为费斯克所提出的大众文化研究是对以往大众文化研究中精英主义的超越，是一种文化研究的进步。但是，费斯克不加批判的立场、凸显大众的主動性和抵抗性，倡导大众化的文化研究，忽略了精英化的现实，甚至摒弃了任何形式的精英主义，让不少学者提出了反对的声音，质疑费斯克对大众文化的不加批判会导致文化研究朝着“民粹主义”的方向发生改变。以英国学者吉姆·麦克盖根、尼克·史蒂文森为代表的反对声音将费斯克视为民粹主义，原因是费斯克始终以自己通俗的解读取代了大众的解释，他的观点总是排斥意识形态理论的可能性，对公共领域的离散的政治重要性缺乏批判性概念。

此外，反对的声音认为费斯克的理论具有无可弥补的缺陷。一是夸大了大众的主观能动性和参与的积极性，忽视了文化产业关注大众需求的发展趋向，忽视了文化产业的各种机构的作用。而在晚期的资本主义中，已经出现了以满足大众需求为目标的文化产品。二是费斯克忽视了阶级结构的作用，因为一方面阶级结构在符号领域设置了象征性障碍，另一方面也为大众参与文化活动设置了物质障碍，而费斯克在关于符号和象征的理论中忽视了这一重要现象。三是费斯克始终把大众对文本的解读看作一种对主流意识形态抵抗的形式，从而排斥了其他意识形态理论参与的可能性，因此缺少了文化的主导性理论。还有的批评声音认为，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研究丧失了对文化的美学判断。

四、结语

尽管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和不足，但笔者认为瑕不掩瑜，他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是对原有观念的突破，引导大众文化研究实现了转向。他把大众放在了文化解读和社会实践的主体地位，肯定了大众发挥的作用，突出了大众的作用和快感生产功能。此外，费斯克采用符号学的研究方法，拓宽了大众文化研究的途径，具有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为后来的大众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审视角度。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作者简介：梁嘉敏(1994-)，女，广东广州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文艺学。

作者：梁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