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支出论文

消费支出论文（精选8篇）

消费支出论文 篇1

陈雨婷 100414104

一、收入方面

1、主要来源：农业种植收入80.02%

外出务工收入11.44%

其他收入8.54%

2、影响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

缺乏长期有效的收入机制和稳定的收入来源（天气、自然灾害、生态环境）42.30%

国家政策影响27.67%

科技投入影响28.13%

其他1.90%

二、支出方面

家庭最主要支出：基本生活29.55%

教育18.20%

住房0%

医疗11.62%

农业种植投入25.84%

养老1.06%

精神文化生活3.35%

其他10.90%

三、幸福状况

感觉一般

四、我的认识及调研报告

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目前似乎都集中在提高农民收入上面。但是，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的问题上，各社会层次上的人士却有着不同的认识。一些经济学家看到了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缺陷，认为只有发展农村金融，才能保证农民有条件进行再生产。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农民收入太低，是因为存在着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问题，只要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就

能增加农民的收入。由于农民的收入本来就较低，加上生活支出不断增加，农业结构调整

成效尚未充分显现，农村劳动力难以充分就业，农民创业意识和技能薄弱等，使得农民的收

入相当低，增收非常困难，同时随着近几年炒房炒楼、炒绿豆、大蒜的一些“专业”人士数

量的不断增加，农民的收入依然不见乐观。

在我们看来，当今中国农村问题千头万绪，但归纳起来大体上形成三大矛盾：

第一，农业集约化生产与家庭承包经营之间存在矛盾。

现代化农业要求规模化大生产，而家庭联产承包制决定了，在中国大多数地区不可能实行规

模化生产。“席地经营”不可能获得高额的回报。除了在山东等一些地区农民通过塑料大棚生

产，获得相对较高的农业收入以外，绝大多数从事粮食作物生产的农民都不可能从承包田中

获得丰厚的回报。虽然国家一再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且千方百计地降低农民购买生产

资料的费用，但是，农民从农业耕作中所获得的收益仍然远远低于出外打工所获得的报酬。

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在其他国家，农业效益递减也是一个整体趋势。与其他发达国家规

模化生产的农业相比，中国的农业没有比较优势。和中国的其他行业相比，中国的农业投入

产出之比也不高。这其中固然有中国农业的技术含量低、生产力低下、农民负担较重等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长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

作为阶段性的改革成果，家庭联产承包制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看来，家庭联产承包制已经难以适应现代化生产的需要。因为从制度基础上来看，承包责任制是建立在集体所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一种转型时期的特殊生产分配关系。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决定了家庭联产承包法律关系主体具有虚拟性质，作为发包方的集体所有制组织与承包人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的问题。当集体所有制组织的利益与土地承包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集体所有制组织会毫不犹豫地破坏业已形成的土地承包关系。农民作为土地的承包者，虽然可以通过村民自治组织来保护自己的权利，但由于自治组织同时也是发包人，这样就出现了农民无法通过农村内部的组织机构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问题。近年来，虽然不断有学者呼吁，通过合作社或者农会的方式将农民重新组织起来，但现有的农村生产关系阻碍了农民的联合。更重要的是，随着农村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均耕地面积越来越少，中国的土地承包合同关系不得不经常性地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在农村承包经营责任制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都面临失效的危险。一些地区农民撂荒土地，其实是想用一种非常消极的办法来摆脱目前中国农村所面临的矛盾关系，但由于他们的农民身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脱离建立在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一系列法律关系。中国的农村承包责任制已经变成了阻碍农业现代化的制度设计。

改变这种状况当然不能操之过急。在没有更好的制度加以替代的情况下，政府应当积极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通过农村互助组织逐渐地实现规模化生产，并且自发地与市场接轨。在一些商品化程度比较高的农村地区，农民内部之间的分工已经非常普遍，土地的集约化经营也基本上实现。政府部门应该在稳定现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积极鼓励农民探索更加科学有效的发展道路。

面对国际集约化的农业生产，中国建立在家庭联产责任制基础上的农业耕作规模过小。今后应该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大力发展集约化农业。

第二，农业人口的严重过剩与城镇化发展的滞后之间存在矛盾。

提高农业劳动效率，必然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失去土地的农民。这些农民要么涌入大城市，要么被就地安置。近年来，关于城市化和城镇化的争论，其实质就是关于农民安置方式的争论。城市化固然能够一步到位，但城市化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成本是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的。在城市化的背后，是城市布局的合理性问题，更是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吸纳能力的问题。当城市控制在合理的规模状态，并且能够在一定区域内进行合理的布局，那么，城市化和城镇化之间没有大的区别。我们应该抛弃这样的思维模式：那就是在现有的不合理的城市布局前提下，各执一端，讨论城市化还是城镇化的问题。在我看来，中国现有的城市布局并不能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在广大的乡村普遍缺乏资金流动、信息流动和实物流动密切结合的小城镇，因此，今后应该更多地建设符合农村需要的小城镇。

但是，小城镇的发展必然会带来土地使用的矛盾。当前中国一些地方的经济开发区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中国农村城镇化发展所带来的问题。在一些开发区，已经形成了新型的小城镇。政府在清理和整顿经济开发区时，应该注意小城镇的正常发展与经济开发区盲目建设之间的区别，通过政策引导和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将经济开发区逐步改造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人口的小城镇。

在一些不赞成发展小城镇的学者看来，城市化才是解决当前中国农村人口过剩问题的唯一出路。他们反对小城镇发展，认为这样会降低土地的使用效率，形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助长假冒伪劣产品的泛滥。但是，应当看到，城市的设计不是搭积木。在城市的布局已经初步定型的情况下，成倍地增加人口会导致城市功能的急剧萎缩。城镇化虽然不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一步到位，但可以在短时期内有效解决农村剩余人口的出路问题。即使在一些发达的国家，小城镇仍然居住着一个国家50%以上的居民。

第三，农村村民自治和政权机构不断扩张之间存在着矛盾。

村民自治在中国当代有着多重含义，从民主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是中国民主改革的先导；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尊重农民经营自主权的必要形式；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农民自主管理的社区组织结构。但是，中国农民自治机构面临着政权机构扩张所带来的压力。在许多地方，村民自治委员会成为了代表政权机关收取税费的“二政府”，成为了上传下达的管理组织。在一些农村，农民的自治组织和党的基层组织之间也存在着紧张关系，农民的自治事业面临难以为继的局面。

事实上，在当初的自治制度设计中，不是没有考虑到农村村民自治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但由于我国政权机构不断扩张，乡镇政府人员队伍庞大，如果不从自治组织获取必要的费用，机构就难以运转下去，所以，乡镇机关普遍存在着干预村民自治的现象。这种干预既是利益的诉求，也是传统行政思维观念的延续。如果不改革中国的行政体制，减少或者约束政府的行政权力，那么，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就难以继续发展。

可以说，农业集约化生产与承包责任制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当前农村许多矛盾的根源，而农业人口的严重过剩与城镇化发展滞后之间的矛盾是导致中国当代农村问题加重的根本原因，村民的自治组织和政权机构的紧张关系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导火索。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不但要从提高农民收入入手，而且还看到农业发展中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解决三农问题时，不但要从生产关系方面思考问题，而且要从上层建筑方面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跳出既定的思维模式，才能为中国当代三农问题的解决开出合适的药方。

我国农民数量如此之多，要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要带领农民奔小康，要带动我国经济的发展，就必须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当前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对策有：

1、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2、推进结构战略性调整，充分挖掘农业内部潜力。

3、加快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拓宽农民增收途径。

4、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

消费支出论文 篇2

关键词：居民消费,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医疗支出

一、引言

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城乡居民的收入也大幅度增加。然而, 随着居民收入的不断增加, 居民消费在整个GDP的比重却逐年下降。我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也逐年下降, 其中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从1990年的0.84下降到2011年的0.69, 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从1990年的0.85下降到2011年的0.74。相反, 伴随着平均消费倾向的不断下降, 城乡居民的储蓄却屡创新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医疗、教育、住房的不断改革, 逐步实现了市场化。然而, 医疗、教育和住房的市场化似乎并没有给国民带来多大的实惠, 相反, 使得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这些社会保障公共支出逐渐转移到了老百姓自己的身上。再加上市场化改革后, 药价、学费和房价不断上涨, 且上涨幅度已经远远超出普通百姓所能承受的范围。从消费结构看, 1993年开始, 娱乐教育文化支出超过家庭设备成为第三大居民消费支出项目, 90年代中期以后, 住房成为第四大居民消费支出项目;而从增长速度来看, 1990—2006年, 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在所有消费支出项目中增长最快。所以, 在老百姓身上出现了新的三座大山: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因此, 学术界出现了这样的声音:新的三座大山使得居民不敢消费, 反而增加储蓄来预防未来不确定性支出, 使得我国城乡居民消费萎靡不振。那么, 真的就如大多数学者所说的这样, 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抑制作用?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Leland (1968) 对预防性储蓄进行了理论阐述, 后来经过多人的不断改进, 形成了目前为大家所认可的消费理论。Kimball (1990) 认为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会使得边际消费倾向降低。但国外对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程度并没有统一的观点。那么, 中国居民消费不足是否是因为居民过高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引起的呢?黄继炜 (2008) 研究教育和医疗价格的变化, 发现教育和医疗价格的上升会对居民的消费支出产生负面的影响。杨水根和雷楚晶 (2013) 基于2001—2011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医疗保健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 研究发现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与消费支出存在正向相关。骆祚炎 (2010) 研究了住房支出、住房价格与居民消费的影响, 他认为住房支出的比例与居民消费的增长呈负相关。杨汝岱和陈斌开 (2009) 研究了高等教育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 他们以经验时事观察为基础, 利用CHIP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截面分析表明, 高等教育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挤出效应, 它使得有大学生的家庭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12%, 两年混合截面分析也有类似的结论。张乐和雷良海 (2010) 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 研究了住房、医疗、教育支出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 结果显示, 制度变革引起的教育、医疗和住房支出是制约城镇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

三、实证研究

结合国内外文献, 本文利用1993—2011年中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相关数据, 通过协整模型, 分别研究了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对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本文与其他文章不同之处有四点: (1) 与大多数研究不同, 本文的住房支出不是统计年鉴中消费支出中的住房支出, 而是购房支出。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住房支出不包括购房支出, 居民的购房支出属于固定资产投资, 而不属于消费。 (2) 本文直接研究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 而不是像其他研究那样, 将三者综合为不确定性支出, 这样能更好地观察三者对消费的不同影响。 (3) 本文使用中国统计年鉴1993—2011年的数据, 而并没有选用从1978年至今的数据。这是因为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和房地产市场改革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 选用这些数据能更好地分析“三改”之后对消费的影响。

(一) 模型构建

本文将使用协整模型, 利用OLS模型研究三者对消费的长期均衡关系, 并且, 本文将对城镇和农村进行分别研究。基于上述考虑, 本文影响居民消费的回归模型为:

其中, ct为t期居民消费支出, ht为t期住房支出, et为t期教育支出, mt为t期医疗支出, ut为白噪声。

(二) 变量选取、数据说明及平稳性检验

本文使用1993—2011年城乡时间序列数据, 主要变量包括居民消费支出、居民住房支出、居民教育支出和居民医疗支出。其中住房支出为居民的购房支出。

注:D (c, 2) 表示对消费二阶差分, 其他类同。检验类型中依次表示是否有常数项、趋势项和滞后阶数, 其中滞后阶数根据SZ准则自动选取。根据上述ADF检验, 发现这些变量都是二阶平稳的。

(三) 协整检验

运用Johansen检验方法检验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结果如下:

根据Johansen检验 (表2) , 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城镇还是农村, 居民消费支出与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存在长期稳定均衡关系。

(四) 回归结果

该方程的拟合优度为0.999372, 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0.999087, F检验的值为3503.187, 概率为0.000, DW值为1.343328。除了教育支出e在15%水平上成立外, 其他均在95%以上显著。因此, 该模拟的方程还是可以接受的。

该方程的拟合优度为0.993890, 调整后的拟合优度为0.992668, F检验的值为813.3679, 概率为0.0000, DW的值为1.024508。所有的变量均在95%的水平上显著。因此该模拟方程可以接受。

(五) 回归结果分析

城镇居民消费与医疗支出、住房支出以及其滞后一期、二期呈正相关, 从模型来看这几个变量都十分显著。其中, 医疗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城镇居民消费虽然与住房支出呈正相关, 但住房支出对消费的促进作用非常小, 可以说住房支出几乎不会促进消费。而消费与教育支出呈负相关, 虽然是在15%水平上显著, 但我们还是可以认为两者是负相关的, 并且教育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挤出作用也是相当强的, 教育支出每增加1元, 消费支出就减少1.09元。再看农村, 农村居民消费与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都呈正相关, 且所有变量都显著。与城镇居民一样, 医疗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而住房支出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也是极小。不同的是, 农村居民消费与教育支出呈现很明显的正相关, 且教育支出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很强。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城乡宏观数据, 利用协整模型, 分析了长期城乡居民消费与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的关系。结果发现医疗支出与消费呈正相关, 且有很强的促进作用;住房支出虽然与消费呈正相关, 但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不强;教育支出对与城乡来说都有很强的正的影响。基于实证研究结论, 针对“新三座大山”的现实背景, 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对于住房来说

自从开始房地产市场改革以来, 不论是城镇还是农村, 房价上涨都过快。尽管本文的实证研究并没有发现住房支出对消费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但在这个动辄需要用一辈子的储蓄买一套房的现实下, 政府应当采取适当的政策进一步完善房地产市场, 抑制市场上的过度投机行为, 控制房价的过快上涨, 保证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条件, 控制资产过度膨胀带来的危害和风险。另外, 在进行城镇化建设时, 多多考虑普通百姓的利益, 让他们住得起房。

2.对于医疗来说

虽然本文实证研究表明医疗支出对消费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笔者认为, 医疗支出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是因为现在人的健康意识增强, 很多人会去购买一些医疗保健用品。因此, 作为政府部门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要求, 继续重点推进医疗保障、医疗服务、药品供应、公共卫生以及监管体制等综合改革;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和医保体系;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3.对于教育来说

农村居民普遍意识到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因此他们会更多地为子女在教育上投入资金。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城镇的孩子在择校方面有时要投入很大一笔资金。前段时间说某城市幼儿园一年二十万, 还有许多家长排队去给孩子报名。这说明我国在教育资源分配上存在很大问题, 政府应该规范学校的收费项目, 严禁学校乱收费。

参考文献

[1]郭志仪, 毛慧晓.制度变迁、不确定性与城镇居民消费——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的分析[J].经济经纬, 2009 (05) .

[2]杨汝岱, 陈斌开.2009高等教育改革、预防性储蓄与居民消费行为[J].经济研究, 2009 (08) .

[3]张乐, 雷良海.基于预防性储蓄理论的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研究[J].消费经济, 2010 (04) .

[4]田青, 马健, 高铁梅.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区域差异分析[J].管理世界, 2008 (07) .

[5]杨水根, 雷楚晶.我国医疗保健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研究[J].价格理论与实践, 2013 (03) .

[6]易行健, 王俊海, 易君健.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的时序变化与地区差异——基于中国农村居民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 2008 (02) .

[7]骆祚炎.住房支出、住房价格、财富效应与居民消费增长——兼论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波动的关注[J].财经科学, 2010 (05) .

消费支出论文 篇3

一、基础数据与测算方法

从历史趋势来看，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以下简称“居民消费率”）呈现下降趋势，从而使得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不断走低。在国家扩大消费政策的支持下，居民消费率在一些年份略有提高，但是仍然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同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为此，“十二五”规划纲要特别提出了到2015年“消费率上升”的目标。然而，提高消费率本质上是一个约束性指标，将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并表现出重要的逆周期特征。目前为止，国家文件中并没有明确提出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的预期目标。

长期来看，居民消费主要由居民收入决定。因此，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为我们研究居民消费提供了重要参照系。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0年我国GDP规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403260亿元、19109元和5919元，根据十八大提出的倍增目标，2020年这三个指标将分别达到806520亿元、38218元和11838元。与此同时，居民消费还受到社会保障水平的影响，本文利用全国财政支出中的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支出总和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对此进行衡量。由于2007年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本文选择2006年之前的趋势和2007年之后的波动项合成新的序列对2007—2011年数据加以调整。最后，在回归策略上，由于我国存在明显的城乡二元特征，本文区分城乡居民分别进行回归，然后根据人口城乡结构（城镇化率）进行汇总。

在人口总规模不变的假设下，根据我国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和城镇化发展趋势，将基准情景假设如下：社会保障水平指标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城镇化率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这样，可以得到回归和预测所使用的基础数据（表1）。

本文采用以下回归方程：XFZC=C+a*SR+b*SHBZ，其中XFZC是城乡人均消费支出规模，SR是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SHBZ是社会保障水平指标。原始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样本区间为1984—2011年。结果显示（表2），所有系数的F-统计量都通过了检验，城乡两个回归方程的整体显著性较高。

回归结果有两点值得关注：首先，系数a的回归结果显示，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高于城镇居民，这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规律相一致。其次，系数b的回归结果显示，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受社会保障水平影响较大，但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受其影响相对较小。这主要是由社会保障体系长期偏向城市造成的，因此，社会保障水平主要影响受社保体系覆盖的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

二、测算结果

在社会保障水平变量和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的基准情景下，根据回归结果并利用人口规模进行总量测算，得到2020年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规模将分别达到254279.7亿元和51010.31亿元，两者加总可以得到居民消费支出规模为305290亿元。再根据十八大提出的GDP倍增目标，可以得到基准情景下2020年居民消费率为37.853%，这比2010年居民消费率34.905%提高了近3个百分点。

下面，将根据不同的情景比较分析收入倍增、城镇化和社会保障水平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

在收入倍增的前提下，表3给出了不同城镇化率和社会保障水平下的居民消费率，从中可以得到以下几个重要结论：

第一“收入倍增”对遏制居民消费率下降具有基础性作用。如果城镇化率没有相应的提高，在GDP倍增的同时，收入倍增只能稳住居民消费率。从表3还可以看到，在城镇化率和社会保障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2020年的居民消费率达到33.379%，年均下降约0.1个百分点，10年下降约1个百分点。

第二，城镇化是扩大居民消费支出的最大潜力所在。在“收入倍增”的前提下，不管社会保障水平是否有所提高，城镇化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均带动了居民消费率的提高。比如，即使社会保障保持2010年的水平不变，城镇化提高10个百分点之后居民消费率将提高到36.904%。表3同时显示，城镇化能够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但不会带来居民消费率大幅度提高。

第三，社会保障不完善是制约居民消费支出的重要原因。表3显示，在城镇化保持2010年水平的情景下，社会保障水平如果保持2010年不变，居民消费率将比2010年略有下降，而如果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累计提高却不到1个百分点。因此，社会保障不完善具有制约居民消费的作用，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的决定因素。

本文还计算了2011—2020年居民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点数。为了与2010年进行比较，本文采用基准情景（城镇化率和社会保障水平皆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下的测算结果，并对2011—2020年的数据进行了年化平均处理。如表4所示。

在基准情景下，居民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由2010年的32%提高至年均41%，提高了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2010年经济增长率为10.3%，居民消费支出拉动约3.2个百分点；根据十八大提出的GDP翻一番目标，预计2011—202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7.2%，据此可以计算得到居民消费支出拉动经济增长的点数为2.9。

三、政策启示

根据上述测算结果，可以得到以下重要政策启示：提高居民消费率要坚持居民收入增长与城镇化同步推进。

测算结果显示，如果不能有效推进城镇化，即使实现了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目标，我国居民消费率也不会有较大提高。只有在实现收入倍增基础之上，有效推进城镇化，居民消费率才会有一定幅度的提高。这其中的机理在于城乡居民在收入和消费方面的巨大差距，城镇化将释放这种差距背后的消费潜力。如果城镇化能够真正使得农民市民化，那么这部分人在收入和支出方面都将摆脱农民的低生活水平状态，进入城镇的较高生活水平状态。因此，在城镇化的共同推进下，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目标的结果是整个居民部门的收入规模要高于翻一番。

与此同时，提高消费率还需要重点优化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回归结果显示，社会保障水平对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影响较大，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如果不能将社保提高至相应水平，则会制约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从而制约消费率提高。

消费支出论文 篇4

本文采用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数据，先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寻找不同地区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的相似点和差异点;再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研究各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水平，得出其经济发展状况;最后利用因子分析方法，根据因子得分对各省城镇居民消费支出进行排序和分类。

城镇居民消费支出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消费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开始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多种多样的商品，而且人们在实现物质需求满足的同时，还在不断追求精神需求的满足。同时，社会产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丰富，居民消费的选择空间也越来越大。在居民全部消费支出的八项指标(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医疗保健、其他)中，反应基本生存需要的食品、衣着等项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而体现发展与享受需求的住房、交通等项支出的比重则迅速上升，说明人民的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

由于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加之各地人口、资源、政策等方面也存在差异，导致各地区居民的消费结构存在着明显差异。合理的消费结构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滞后的消费结构则会阻碍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消费结构的合理化问题在国民经济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所以，为了进一步改善消费结构，引导正确的消费观念，提高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有必要对我国各地区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之间的差异进行比较，从宏观上把握各地区城镇居民的消费现状和消费水平的差异，为提高我国总体消费水平、改善消费结构提供决策依据。本文利用SPSS软件通过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三种统计方法对20我国各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作分析。

二、聚类分析

聚类分析是将样品或变量进行分类的多元统计学分析方法。其功能是建立一种分类方法，将一批样品或者变量，按照他们在性质上的亲疏、相似程度进行分析。下面通过对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8个聚类分析指标(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的统计数据结构进行样本聚类，来发现我国各地区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之间的差异。

根据聚类结果，我们可以将31个省市自治区的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分为五个组别：江西、贵州、广西、海南、河北、甘肃、青海、山西、黑龙江、湖北、四川、湖南、云南、安徽、宁夏、新疆、陕西、河南18个地区为第一组;辽宁、山东、内蒙古、重庆、吉林5个地区为第二组;西藏为第三组;浙江、广东、江苏、福建、天津5个地区为第四组;北京、上海为第五组。其中，第五组的地区经济最发达，其消费结构位于较高层次。第四组的5个地区均属于我国沿海省份，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这五省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也比较合理，但次于北京和上海。第二组的5个地区分别为我国东、中、北部经济较发达的省份，消费结构层低于第四组的经济较发达地区，但高于第一组。第一组的地区分别位于东、中、西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有着很大的相似性。

在以上细分的基础上，按照总的消费结构空间的差异来看，我国各地区的消费结构相似性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由第一组和第三组组成，属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层次较低的地区，消费结构大多表现为传统的吃、穿、住、教育等支出。第二组和第四组构成第二类，属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层次中等的地区，其消费结构比第一类趋于多样化，在交通通讯、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消费等方面的支出有所上升。第三类由第五组构成，属于消费结构层次最高组，其在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和医疗保健等方面的消费比重进一步加大。

总的来说，我国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一些中西部较发达省份的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日趋合理，而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要做的是将原来众多具有一定相关性的变量重新组合为一组新的相互无关的综合标量(主成分)来代替原始变量。我们选取消费构成的8个指标(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医疗保健、其他)，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将这8个指标综合成少数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主成分综合指标，从保留的主成分综合指标入手来研究我国各地区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

根据主成分得分排名，总体上看，东部省市的综合主成分得分排名比较高，东部省份中有十省排在前十二名，且前十位占了九位，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是否合理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联系，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消费结构水平相对于中西部地区也较高;中部的`六省中仅内蒙古排在第八名，河南、湖南、湖北排在十五到十九名之间，而山西和江西两省则排在后十名，总体来说说明中部地区省份的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水平不高，低于大多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省份的排名总体相对更低，重庆、陕西、宁夏、四川、新疆五省排在十一名到十八名之间，甘肃、贵州、广西、云南、西藏、青海排在后十名，相对于于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城镇居民的消费差距巨大。

四、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是通过对变量(或样品)的相关性结构的研究，找出存在于所有变量(或样品)中具有共性的因素，并综合为少数几个新变量，把原始变量表示称少数几个综合变量的线性组合，以再现原始变量与综合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的统计分析方法。

我们同样选取了2013年各省市自治区的8项指标(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医疗保健、其他)，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将指标综合成少数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公共因子，从不同侧面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对单个因子的综合来对各地区总的经济发展水平作出评价。

现在，我们选取3个因子。第一因子包括食品、家庭设备、交通通讯、文教娱乐及其他。第二因子包括衣着、医疗保健。第三因子为居住。

根据综合因子得分排名，东部地区省市的综合因子排名较高，前十名的省市中有九个位为东部地区，说明东部地区省市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中部六省中的三省(内蒙古、湖南、山西)位于十名到二十名之间，说明中部地区省份的经济发展整体处于中等水平;西部地区省份的排名相对较低，而且比较分散，广西位于第十一名，宁夏、陕西、云南分别是第十六、十七、十八名，其余的西北七省排在倒数十名，从中也可以看出我国中、东、西部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仍然过大。

五、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合理化的建议

第一、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居民收入。收入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因此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应从促进经济发展，提高收入着手。更多的收入能够使人们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基础上，有权追求精神文化需求，从而实现消费结构的改善。

第二、优化产业结构。在调整产业结构方面，应稳定发展第一产业，重点调整第二产业，同时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以满足居民消费结构的多样化。另外，既要大力开发高科技含量的“高精尖”产品，也不能忽视对物美价廉、经济实用产品的开发。多层次的产品结构才是适应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层次的客观要求。

第三、完善居民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会限制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和对安全感的缺乏会导致居民有钱不敢花。例如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住房消费在居民总消费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但人们将收入大部分用于住房消费的同时，过高的房价又使得绝大多数人削减了在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因此，必须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从而提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扩大消费需求。

捐赠支出和赞助支出有什么不同 篇5



捐赠，是指企业或个人对外无偿赠送和捐献各种资产的行为。如对广州亚运的捐赠，是指企业、社会组织、团体以及个人为支持第16届亚洲运动会而捐赠资金、物资的行为。

 

赞助，是指企业或个人以现金或实物等形式赞助某个单位或某项活动，从而达到宣传或扩大自身影响等目的的各种无偿赞助支出。如对广州亚运的赞助，是指企业、社会组织、团体以及个人为支持第16届亚洲运动会而无偿赞助资金、物资的行为。





从定义看“捐赠”与“赞助”尽管都是无偿，但两者是有区别的。简单地说，捐赠是无条件的，捐赠人不求任何回报；赞助则是有条件的，赞助人往往都有要求被赞助人提供商业利益上的回报。如赞助人通过赞助广州亚运获取广州亚运高级合作伙伴、合作伙伴、赞助商、供应商等资格，从而达到宣传和扩大赞助人影响，提升赞助人或其产品的形象和价值的目的。

 

对捐赠支出，根据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通过公益性社会团体（群众团体）或县级以上政府部门的公益性捐赠，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可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对公益性捐赠，税法上有严格的限定，是指纳税人通过特定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或政府部门，向遭受自然灾害地区、贫困地区、残疾人、民政福利事业、教育、文化、体育事业、以及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等公益事业的捐赠支出。不具公益性的捐赠、直接捐赠、受赠主体不符合规定要求的捐赠、超过扣除比例部分的捐赠，不得扣除。

  对赞助支出，可划分为广告性质的赞助支出与非广告性质的赞助支出两类，税法上的赞助支出一般是指非广告性质的赞助支出。根据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发生与生产经营活动无关的各种非广告性质的赞助支出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 不得扣除；企业发生的赞助活动确实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应根据交易的实质确定支出的性质，不能笼统地再以“赞助”的名义或“赞助支出”方式进行扣除。如：企业以宣传其形象、扩大其产品、服务等知名度为目的进行赞助，接受赞助的单位需要提供一定的媒介公开地为其进行宣传服务，如果接受赞助的单位为专门从 事广告业的单位的，该支出的性质则属于广告性支出；接受赞助的单位为非从事广告业的单位的（如广州亚组委），该支出的性质就属于业务宣传费支出。





符合条件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允许在税前按规定比例扣除。目前允许在税前扣除的规定比例，一是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1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二是化妆品制造、医药制造和饮料制造（不含酒类制造）企业发生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30%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三是烟草企业的烟草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一律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项目支出评价报告 篇6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简介

云南~~~~~~~~~~~~~~~~公司位于~~~~~~~~~~~~~~~~~~~~~~，成立于2007年1月17日，是一家从事以高原特色天然植物营养品研发、生产及销售的一线生产企业，集种植、生产、销售（包括进出口）一体的私营有限公司，主要产品有玛咖、松花粉、辣木叶、核桃油以及中草药营养品固体制剂等。公司拥有国家GMP认证保健食品制剂车间面积28000㎡，并获得国食健字保健食品批文，严格按照GMP十万级净化标准建造，实行人、物分流，中央空调恒温控制，全衔接流水式作业，配空气净化除尘系统，自动温度调节、无菌检测等装置，拥有高标准的实验室、检验室（实际建筑面积接近2000㎡），能同时生产多种剂型的产品，其生产工艺、流程和质量保证完全达到国家营养保健食品卫生安全标准。

该企业技术中心于2013年组建，由生产技术部、质检部、试验车间、化验实、检验分析室和信息标准化室等部门组成，组织架构基本建立，拥有人员20人，其中中高级职称 9人。于2016年8月重新完成升级，同年12月完成新建技术研发中心。技术中心具有中草药功能性营养品及固体制剂研发能力，形成较为成熟的研发平台，通过国内大学科技园2000㎡实验中心与德国杜塞尔多夫实验相结合，采取进口气相、液相 等实验分析仪器，按照国家重点实验室CNAS标准进行配置，致力于保健食品生产工艺技术革新，具备新型食品的研究开发及试验基础条件，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企业拥有专利（或著作权等）4项，主导或参与制定企业标准（或行业标准、国家标准）20余项，在中草药功能性营养品、固体制剂、超微粉碎等领域掌握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技术中心主要用于满足企业自身发展的需求，同时建立较强的研发申报团队，完成企业产品的检测研发。

技术中心与中医食疗专家、营养学博士、育儿医师以、云南中医药大学、云南高山经济植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工程研究所生化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建立较稳定的合作关系，在中草药功能性营养品、植物固体制剂技术合作开发和微米级粉体物料气流筛分、循环流化床紫外灭菌机及其用于粉体物料的紫外灭菌方法、循环流化床沸腾干燥机及其用于粉体物料的干燥方法等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装备推广应用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二）绩效目标设定及指标完成情况

近三年来技术中心取得了一种青刺果松花爽身粉及制备方法、超微粉碎等技术创新成果，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企业2016年总资产近2000万元，销售收入6000万余元，其中依靠技术中心研发的新产品产值达2600万元，新产品销售收入达3000万元，绩效目标基本完成。技术中心还制定了技术中心的发展规划及近中期目标，预在一年内申请保健食品批文批件20余项，其中健字号批文10

余项，备案制10余项。这将会使企业在未来几年里完成产品升级，丰富公司的产品链，达到更高的销售目标，实现更好的愿景。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本次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的目的是考察项目建设的真实性，项目建设资金、财政资金的到位率，项目建设的综合效益。重点考察项目资金使用的合法性，项目发展的可持续性，效益考核的实用性。

（二）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项目计划总投资250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200万元，设备购置及安装投资1000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1300万元。资金由公司自主筹措1000万，申请财政专项资金补助50万元，其余资金依靠不同的渠道获取。受到众多客观因素的影响，项目基本完工，截止至2017年3月项目实际投入2500万，其中市级财政专项补助资金10万元。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场地装修，实验台柜、仪器设备的购买。其中市级财政专项补助资金被用于购买实验台柜，花费16万5千元，除市级财政专项补助资金10万元外，公司补贴6万5千元。

（三）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2016年8月，项目启动，项目招标 2016年9月，内部装修施工 2016年11月，装修完毕

2016年12月月初，采购部分试验仪器

2016年12月月底，项目完工，公司进行验收，验收合格 2017年正式投入使用

（四）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加强项目资金的财务管理工作，项目管理小组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对批准的预算建设内容，做好账务设置和账务管理。在资金使用过程中，严把监督审核关，健立健全内部审批。

同时，财务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对资金使用、管理情况进行自查和检查，会计披露信息真实、及时、完整，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各项制度执行落实较好，使用较为安全规范。

为加强项目资金的使用管理，专门制定了《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制度》，所有项目资金的使用都严格按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和项目单位的《财务管理制度》，在实施项目过程中，厉行节约，避免浪费，使项目资金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

三、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经济性分析

1、项目成本（预算）控制情况

项目支出主要包括房屋租赁费、设备购置费、购置信息化建设办公用电脑费、内部装修施工（包含隔断、放置设备、地面处理、空调管道安装等）费用、相关工作人员工资费用等。所有资金使用严格按照公司的财务制度进行，并经严格审核使用。

2、项目成本（预算）节约情况

项目支出过程中严格按照厉行节约的原则进行，每一笔支出严格按照公司财务审核程序进行，层层把关，不浪费一分钱，把钱花到实处，充分利用好每一分钱。

（二）项目效率性分析

1、项目的实施进度

项目计划建设时间为四个月，公司按期完成技术研发中心的新建工作，项目建设完工，积极的组织员工申报市级技术研发中心的认定，没有花费多余的时间。

2、项目完成质量

项目建设完工，并已经试运行，运行状况良好，满足新品研发的要求，符合国家规定实验室的要求，通过市级技术研发中心的认定。

（三）项目有效性性分析

项目资金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执行，公司建立项目资金专项管理制度，财务上项目资金进行单独管理，每一笔项目资金到账财务都及时的进行处理。保证了项目资金使用的合规合法性，无截留挪用现象的发生，资金产生应有的效益，充分发挥了项目资金的作用。

（四）项目可持续性分析

项目建设完工，人员机构、资金安排都很合理，能够满足当前新品研发的要求。后期将按照国家政策，投入更多的资金购买研发设备，招聘更多专业人才进行培养，申请成为省级技术研发中心。

四、存在的问题

企业技术中心自成立以来，公司设置专门的项目组负责，专项资金独立运转，由于工期紧，人员配置不够完善，专项立项时间安排较为紧，原计划工期应在半年左右。以建设成完善企业检测，实现中德两处公司紧密合作研发，资金投资较大，技术人员设置合理，故应专项立项。立项后，设置专门的项目财务，按照拟定的资金管理办法规范项目资金管理，从而达到项目资金的充分合理运用。

由于企业技术中心设立以后，大量资金均用于项目硬件建设和人员配置，其他开支相对较小。项目资金的运用基本按照项目计划书进行，资金分配合理，重点采购实验设备，专人管理，确保公平公正，无散小差现象；资金的分配和使用经按照使用流程进行严格审批，专项拨款，严格执行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做到资金的分配与使用方向与资金管理办法相符合。

此项目大量资金由企业自筹，均按照预算进行。目前由于企业想进一步升级硬件，继续引进软件管理，在原有资金充分利用后，还需要继续投入一部分资金。由于技术中心属于不盈利的部分，对企业而言均属于投入，在预算内的拨付及时，完全无滞留和闲置资金。

除自筹资金合理规范使用外，政府给予的补助资金也专项管理使用，由项目财务专项资金分配处理，用于采购升级实验设备；无截留、挪用等现象。资金在设备的投入和人员配置方面，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无疑帮助企业完成检测检验升级，提高了产品质量，缩短了企业检验周期，同时也提高了生产效益。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后续工作安排

公司后期将按照国家政策，投入更多的资金购买研发设备，招聘更多专业人才进行培养，申请成为省级技术研发中心。同时，技术研发中心除研发新品外，将申请通过CNAS，进行内部新品的检验工作。

（二）有关建议

成立技术研发中心，投入多，花费的时间长，研发投入高，产出少。近两年经济发展困难，对企业发展影响较大，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多。希望国家能给予更多经济上、政策上的帮助，有更多可以申报的项目。同时，企业的发展很难做到面面俱全，希望能够稍微放宽相关的要求，给企业更多的发展机会。

浅析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 篇7

传统上, 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其中, 投资可以分为政府财政投资和私人投资;消费包括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净出口是指一国或者地区出口总额与进口总额之差。这三种手段通常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净出口与一国和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外部需求有关, 因此政府通常难以掌控, 当内部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时, 政府通常利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来提高内需, 增加政府购买和政府投资。改革开放以来, 政府财政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 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 当GDP出现下滑趋势的时候, 财政手段往往成为扩大内需的首要手段。

通常情况下, 比较强调财政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 却较少地关注财政支出通过收入分配的渠道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尤其是在复式预算的支出体制下考察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这一研究的理论基础是所谓的“李嘉图等价”, 即给定政府支出的路径和非税收的政府收入, 如果现在采取削减税收同时发行同等数目国债的财政政策, 那么必然要求将来政府税收收入的现值相应地提高, 以抵消政府未来对国债还本付息的支出。这意味着在“李嘉图等价”条件成立的情况下, 如果通过发行公债来弥补财政赤字, 由于政府的公债将来还是要通过征税来弥补, 所以居民的预期税收现值没有发生变化, 居民的税收在未来会由于政府偿付债务而增加。因此, 削减税收的财政政策对于社会总需求没有影响;同时, 在一个封闭经济中, 政府的负储蓄会被居民的私人储蓄的上升抵消, 国民储蓄不变, 因此利率不变, 导致社会的投资需求不变;在一个开放经济中, 由于总需求和利率都不变, 国家的经常账户余额也不会受到影响。“李嘉图等价”定理在政策的运用时, 一般被解读为: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 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一般会导致政府消费对于私人消费的“挤出效应”, 而且社会总需求也不会增加。财政政策是中性的, 不能够通过扩展性财政政策来调节经济周期。根据Bohn (1992) 的研究, 当居民对于公共品的价格需求弹性很小的时候, 公共支出增加并不会导致人们消费的增加, “李嘉图等价”成立;相反, 当居民对于公共品的价格需求弹性很大时, 政府负债不会导致将来税收的上升, 而是未来支出的削减, 所以导致的结果是现期人们消费的增加, “李嘉图等价”失效。

而国内的相关研究大多数认为李嘉图等价问题在中国成立的条件不充分, 发行债务对于私人消费的挤出效应不显著。宋永明和梁春满从政府债券的期限结构出发, 认为由于政府债券期限结构的复杂性和偿债资金来源的多样性, 未来偿债税费的变化很难反映到居民的预期收入中。王劲松发现中国居民的消费行为不是按照“持久收入假说”所描述的方式进行的, 他们往往具有“短视”倾向, 政府通过发行国债的方法将当期应该征收的税收延后, 就会增加当前阶段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减税和发行国债自然会增加居民的当期消费;而且国内的税收结构以流转税为主, 个人所得税比重较小, 因而居民的消费决策对于税收变化的敏感度较小。赵志耕等通过实证分析发现, 尽管政府支出和私人消费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 但并不显著, 说明“李嘉图等价”在中国并不存在。

一般情况下, 会忽略了政府财政支出的成份, 而且很少考虑到财政支出的变化对价格水平的影响, 从而通过收入分配的途径影响居民的消费需求和社会的投资需求。本文的目的是在复式预算的支出体制下考虑经常性财政支出和资本性财政支出分别如何影响市场价格变化的, 进而影响不同阶层的收入分配, 最终对居民消费又有什么影响。

二、理论及实证分析

我国的复式预算体制根据收支不同的来源和资金的性质把预算分为资本性预算和经常性预算。政府公债收入是资本性预算项目收入, 它和国家资产经营的收益和出售资产的收入一样只能用于资本项目支出, 支出范围主要包括生产性基础建设、企业挖潜改造和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增拨流动资产、地质勘探费支出、支农支出、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和国内外债务还本付息支出等等。经常性预算支出则主要为社会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包括行政事业费用支出、科教文卫支出、社会保障支出、非生产性基建支出等。经常性预算的融资途径主要是各种税收。公债和税收可以看作政府提供不同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成本, 也是社会享受公共物品的价格, 如果消费者对于两类公共物品的价格需求弹性不同, 那么“李嘉图等价”性质的财政政策就会由于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而有所不同。

根据Leeper (1991) , Woodford (1994, 19952001) 和Cochrane (2001) 的研究, 财政支出只有在“非李嘉图式”下才会影响价格水平, 这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有动力通过铸币税手段为财政赤字进行融资, 从而产生货币创造效应。如果财政支出是“李嘉图式”的, 财政支出则不会影响价格水平。

假设只存在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 高收入阶层掌握较多的财富和人力资本, 劳动技能较高, 因此其收入来源主要是财富增值收入和人力资本收入;低收入阶层拥有的财富数量较少, 并且劳动技能也比较低, 因此其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收入。社会中高收入阶层的人口比重远低于低收入阶层。在财政支出中, 资本性支出是一种“非李嘉图式”的支出, 因为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债务的手段为支出来进行融资, 这往往对于资产价格和生产成本的影响比较大, 但对于消费需求没有直接的影响。由于资本性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技术革新和改造等, 因此, 资本性财政支出提高了资本的价格水平, 增加了高技能劳动力的生产力, 提高了高技能劳动力的劳动报酬收入, 增加了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但是, 低收入阶层拥有比较低的财富存量和较低的人力资本, 资本性财政支出对于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没有显著增进作用。根据边际消费递减的原理, 收入越高, 消费的比例越低, 储蓄的比例越高, 因此, 资本性财政支出水平的增加不会使得高收入者将更多的收入用于消费而增加社会总的消费需求, 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因为没有显著地提高, 所以社会总的消费需求不会提高。经常性财政支出是一种“李嘉图式”的支出类型, 因为经常性财政支出更多是通过消费税、收入税等手段来融资, 不会产生更高的价格水平。这意味着不会显著地提高高收入阶层收入。由于经常性财政支出更多地用于居民的福利、事业费用和非盈利性基础设施, 因此公共性财政支出的增加会减少居民在教育、医疗卫生、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 这相当于间接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 从而有利于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由于经常性财政开支更多地影响低收入阶层, 因此经常性财政支出的增加会更加有利于低收入阶层可支配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

综合上述两个方面, 资本性财政由于会比较明显地提高价格水平, 从而促进了高收入阶层和低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 进而减少了社会总的消费需求;而经常性财政支出对价格水平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因此这类支出水平的增加有利于增加社会的可支配收入, 从而增加居民的消费需求。

三、结论

本文主要从财政支出的不同类型通过收入分配对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影响, 分析了经常性财政支出与资本性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这一理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要维持经济健康的发展, 提高内需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但是历来财政政策的目标发生了偏离, 这主要体现在政府财政投资增长, 而提供公共性服务的经常性财政支出增长速度远低于前者, 这导致前者通过提高价格水平对居民的收入分配产生了严重的扭曲, 即拥有高财富和高人力资本的人获得了更高的收入, 而拥有低财富和低劳动技能的收入者可支配收入相对下降, 从而拉动了社会的收入差距, 导致社会总的消费需求不足。因此, 我国财政政策的重点应该是进一步增加经常性财政支出的比重, 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同时, 放慢资本性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 政府应重点支出一些基础建设项目, 给私人资本更多的投资空间。

参考文献

[1]宋永明, 梁春满.公债管理政策有效性的理论分析[J].财经研究, 2003 (8) .

[2]王劲松.政府融资决策无效性理论及对中国的启示[J].财经研究, 2002 (5) .

消费支出论文 篇8

关键词财政支出 政府行为 农民消费

文章编号1008-5807（2011）02-004-02

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平均8%的年增长率，但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是投资和出口，国内消费的拉动作用长期不足。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而在我国消费却没有起到它应该起到的作用。长期的消费需求不足不仅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更是反过来从某些方面限制了投资，在整体上限制了我国的经济发展。从宏观上我国的消费可以分为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在这里我主要是从农民的消费展开研究，在农村消费长期疲软，一方面农民不愿意消费，基于长远考虑和一些心理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农民消费能力有限，由于收入水平低，农民无法有效的满足期望消费。总的来说农民的消费受到一定的政策性因素的影响，政府的政策保障以及财政支农都会有效的影响。本文重点就放在基于收入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引出政府行为即财政支农对农村消费的影响。

二、 文献综述

对于政府支出与农村消费的关系许多学者都做了相关的研究。主要以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相关研究为主。从理论上讲，政府财政的变化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可能影响有两种，一种是所谓的“挤出效应”， 即政府支出的增加会抢占居民消费的资源， 从而抑制居民消费的增加； 另外一种是“挤入效应”， 即政府支出的增加也会导致居民消费的增加， 从而促进经济增长。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学者对财政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收入的关系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和成果， 典型的有：潘彬、罗新星、徐选华； 储德银、闫伟财政支出增加居民消费水平也相应提高；陈太明； 杨智峰； 孟祥财、叶阿忠等利用不同的方法研究了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并得出财政支出挤出居民消费的结论； 也有部分学者得出不同的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作用不同。遗憾的是， 以上的文献都是从居民总消费这个角度进行分析， 很少有人从农村居民消费和财政支出结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还有些研究虽然对财政支农和农民收入进行分析， 但是从农业支出总体进行考虑， 而且只是单纯的考虑政府财政支农对居民消费的关系，并未从农民收入的方面研究财政支出对农民消费的影响。

三、模型设定与研究方法

（一）模型设定

根据对我国农村数据样本的分析，我采用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中的消费函数模型，农民的消费水平由有农民收入决定，考虑到消费的滞后效应，将消费滞后一期，考虑到财政支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加入财政支出作为解释变量，模型设定如下：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xf表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sr表示农村居民人均收入，xf（-1）表示消费的滞后一期，dk表示农村人均贷款，zf表示人均财政支出，€%[表示自发性消费。本研究设计到的变量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对改革开放之后的数据进行重点分析，90-96年的增长最快，应该是跟92年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有密切关系，这几年的消费和收入增长水平也是最快的。98和99年的增长是改革以来增长最低的两年，这和亚洲金融危机有关。由于与农民收入和消费的强相关关系，本文分析影响农民收入变动的原因。

（1）农产品价格的变动：78-84年间，由于农副产品价格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实现了超常规增长。79年国家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平均提价幅度在25%左右，6年间，农产品收购价格总共提高了54%，而同期农业生产生产资料价格仅上涨9%。85-88年，农产品收购价格进一步提高，据测算，由于农副产品提价所增加的农民收入占收入增量的84%。89-91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只有0.7%，由于农副产品的价格持续下降，农村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92-96年间，收入和消费增长水平明显加快，据测算，农产品价格提高对农民收入的贡献度为28%。97-2002年，是农产品价格的第三次周期性波动的下降时期，这一时期的农产品价格下降的范围扩大、强度加大、频率加快。农民的消费和收入的变动直接取决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变动，间接取决与国家队农产品价格的控制，而我国的农产品收购价格是由中央政府确定的。

（2）储蓄的变动也是影响消费的因素。改革开放几十年，我国农民的人均储蓄存货款增长远远高于实际人均收入的增长。最重要的是制度因素，制度因素包括财政金融支农政策、各种预期、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村金融市场的健全程度。

可以明显看出，财政支农和农村贷款变动频繁，贷款起初是起伏较大，后来较为平稳。本文在此重点分析改革开放之后的年份。表面上看，财政支农对消费和收入的影响不够明显，而农村贷款力度的加大对消费和收入的增长效应明显，不过在2000年之后，这阶段的贷款明显增加可以用“三农”问题得到广泛地重视有关，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地区消费、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针使得农村地区的投入不断加大，但是贷款的增加似乎并没有对消费的增长做出多大贡献，特别是06年之后的农村人均贷款明显超出了收入和消费，这要根据消费的滞后效应和投入产出滞后期来解释，说明农村的投资得到增加。

四、实证结果分析

以上四个模型的方程右边存在滞后因变量，所以DW检验不再有效。在估计方程后，计算残差序列的自相关系数、偏自相关系数和Q统计量，可以确定残差序列存在二阶序列相关。用AR（2）模型对每个模型进行修正回归方程残差序列的自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了在1978-2008 年上述四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从中可以发现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农村人均贷款与农民人均消费之间存在正向作用关系，而人均财政支农的增加不仅无助于农民消费的提高，反而起到了抑制作用。说明了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所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而且对接受地区的农村内和城乡间收入差距反而有扩大的作用，更不用说对促进农民消费的应有效果了。这明确预示着财政转移支付必须形成明确的原则、使用方向、操作规则和监督检查制度，否则可能造成资源分配不当和浪费，同时也说明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存在资金投入不足和资源配置低效率的双重瓶颈，对农村的投资绝非简单的注入资金的过程，财政金融支农需要密切配合才能对扩大农村消费起到互补增效的作用。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我国农村消费与农民收入存在联系，且关联性较强。农村贷款能有效地很好地促进消费。而对于财政支出对农村消费的影响，我发现财政支出没有对促进农民消费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并且这种作用存在与表象中，但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财政支农不但没有更好的促进消费，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农民消费。基于此，要实现财政支农对农民消费正向作用这一目标，首先要保证政府财政支农政策的完善，其次要促进农村消费结构升级，解决农村有效需求不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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