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民工就业研究论文

摘要：我国一些地方政府为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采取了就业培训券模式，但在其运行中存在一些问题，培训的针对性与实用性仍显不足，难以有效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应以就业培训券为政府工具，引入用人单位和第三部门，构建就业培训多元合作模式。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城市农民工就业研究论文 (精选3篇)》的文章，希望能够很好的帮助到大家，谢谢大家对小编的支持和鼓励。

城市农民工就业研究论文 篇1：

我国城市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研究

摘要：就业歧视使农民工成为城市社会的制度性弱势群体。就业待遇公平关系到农民工能否逐渐走出弱势群体田境，向社会的中间阶层流动，关系到现代城市“纺锤形”的和谐社会结构形成。从就业机会、就业收入，就业权益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来分析进城农民工的就业待遇公平性的现象和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解决对策。

关键词：农民工;就业待遇;公平;歧视

1　进城农民工就业歧视的主要表现

1.1　就业机会歧视

目前，对农民工的就业机会歧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直接对农民工城市就业进行行政总量控制、职业和工种限制。如政府允许和限制使用外来劳动力的行业、工种和职业清单。在这种职业保留和劳动用工限定的制度下，农民工大多只能进入“二级劳动力市场”从事城市劳动力不愿从事的脏、累、差等行业的工作。(2)对农民工城市就业的歧视性收费。农民工离开农村时要交费办理身份证、未婚证、计生证、毕业证、待业证等，还要交计划生育季度妇检保证金、公粮水费和三提五统保证金。此外他们在城市还要交费办理暂住证、健康证等。这些歧视性收费提升了农民工的就业门槛。(3)对城市居民就业和再就业的特殊优惠政策与措施，造成了竞争环境的行政干预和事实上的不平等就业，是一种变相的和更为隐蔽的保护本地居民就业排斥外来劳动力的间接性雇佣歧视。

1.2　就业收入歧视

所谓就业收入歧视，是指有相同生产能力的劳动者获得不同的劳动报酬。对农民工的就业收入歧视主要体现在使农民工被迫接受低工资和同工不同酬。在调研中发现，接近半数的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上，大大高于平均的劳动时间，而他们的收入却大大低于平均收入，被调查对象月收入在1500元以下的人数占到了七成以上。这造成了劳动与收入的极大不对等。

1.3　就业权益歧视

由于农民工身份归属的悬置，同样情况下其权益更易受到侵害，如拖欠克扣工资、工时过长、劳动条件差、基本人权问题受到损害等。调研中发现，在许多企业，对农民工并不是按月支付工资，而是每月只发少量的生活费，全额按季度或者年末结算，企业常以这样的方式拖欠农民工工资。调研数据显示，只有三成被调查者中没有出现曾被拖欠过工资的情况，这是对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破坏。对农民工就业权益损害和歧视的最直接后果和体现，是农民工城市贫困和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冲突激化。课题组对农民工进城——工作——受害——犯罪的过程相关调研发现，城市居高不下的农民工犯罪更多的是一种“收入自救式犯罪”。

1.4　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歧视

我国的社会保障和城市福利制度是按城镇正规就业模式设计的，由于农民工多数在城市中非正规部门就业，农民工长期被排斥在城镇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体系之外。农民工没有工作可干，不能被计入失业范围，没有权利找劳动行政管理部门帮助，也难于享受劳动管理部门提供的支持和服务;农民工无权享有城市住房改革中的任何优惠政策，即使购买商品房。也很难有市民一样的银行按揭贷款待遇。

尽管社会保险已逐步开始吸收这一群体，可是参保数量却仅占极小的比例。农民工在经营活动、年龄、地区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异质性，不考虑这一群体的复杂性以及由此带来的特殊需求，仅仅是简单地将他们吸纳到原有体系中，使得许多相关规定并不适用。所以从形式上看，目前农民工虽获得了参加保险的支持，实际上却由于缺少细致的、有针对性的设计而在操作上存在许多难点。

2　当前农民工就业待遇不公的原因分析

2.1　歧视的直接根源：由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派生出的户籍制

我国是在资本稀缺的发展阶段上推动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发展，政府为压低重工业发展的投资成本，首先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垄断农产品的定价、收购、运输和分配，以低价获得基本农产品，并以低价分配给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部门和城市职工，这样政府将压低重工业发展成本的负担转嫁给了农业部门和农业生产者。另外，由于重工业资本密集程度高，劳动吸纳能力较弱，为了保障城市居民充分就业，户籍制应运而生，通过户籍制限制农民的居住地和务农身份，有效地将农村人口控制在城市体制之外，从而相应地建立起城市福利体制。除了住房、医疗、教育、托幼、养老等一系列排他性福利之外，以保障城市劳动力全面就业为目标的排他性劳动就业制度是这种福利体制的核心。

2.2　歧视的制度基础：户籍制度改革与经济社会配套政策衔接不顺

歧视的制度安排框架中，户籍制度的形成、强化、松动和改革是我国一项重要的制度变迁，在变迁过程中有着明显的路径依赖，户籍制度与其他制度互相影响、共同变化，使得户籍制度不仅被赋予了权利和经济的内涵，而且直接演变为一种区别对待农民工与城市职工的符号，在此制度基础上产生的与之紧密相连的就业规定、社会管理与福利等政策成为对农民工身份歧视的具体制度安排。户籍改革本身并不复杂，但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却是错综复杂的。最低生活保障、社会保险、义务教育、职业培训，还有农村土地承包和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等与户籍改革相关的现行法律法规政策的偏向性使得农民工就业待遇歧视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2.3　歧视的消除障碍：法律、司法以及行政救济的无力

我国《劳动法》第12条平等就业条款只是反对基于“民族、种族、性别和宗教信仰”的就业歧视，但并未规定基于“社会出身”的歧视，对农民工的就业待遇歧视并未纳入《劳动法》的保护范围。另外，根据我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以及《劳动法》的相关规定，我国劳动争议的受案范围并不包括就业歧视。同时，现有民事法律也没有对就业歧视作出具体规定，受害人无法依法提起诉讼，要求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此外，受歧视农民工还无法获得充分的行政救济。《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规定了9项具体的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但没有将就业歧视明确规定为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之一，加上我国没有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有关就业歧视的规定分散在各种法律法规中，就业歧视现象并没有得到各地劳动监察部门的应有重视。劳动保障监察人员少、力量弱与劳动监察面广、任务重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工就业权益的维护尤其困难。

3　提升农民工就业待遇公平度的对策建议

3.1　清除制度障碍

针对农民工问题的复杂性、过渡性，国家在解决农民工问题时应当有近、中、长期对应之策。在近期，各级政府要认真清理歧视农民工的政策法规;尊重和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消除对农民进城务工的歧视性规定和体制性障碍，使他们和城市职工享有同等权利和义务。解决城市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应着眼于长期的就业能力补偿，而不是制度性

保护，使他们接受劳动力市场带来的正常成本。同时，政府部门使用农民工要率先垂范。在中长期。国家要建立和完善反歧视立法，建立反歧视专业机构处理歧视问题。

3.2　增强法律援助

首先，要尽可能将反农民工就业歧视纳入法制化的轨道。我国没有专门的反就业歧视、促进平等就业的法律。已有的法律规范，对什么是就业歧视，由谁来认定就业歧视，受就业歧视侵害的人如何获得救济，实施就业歧视的用人单位应该承担何种法律责任都未规定。因此，国家有必要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以保障基本人权。

其次，要规范城市雇主的行为。规定雇主在雇佣农民工时必须签订劳动合同，以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在不能及时得到工资时。农民工应得到补偿，为继续做好维护农民工权益工作。各地劳动保障机构应进一步加大对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力度，加强日常巡查和专项监察，对侵害农民工权益问题突出的地区、行业和企业实行重点监察;建立完善举报制度，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依纪严肃处理;对涉及农民工利益的政策调整，要在政策出台前后广泛做好有针对性的宣传工作。

3.3　完善公共就业服务的平台

一是建立城乡统一、平等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加快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不合理限制和乱收费;开放城市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免费向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服务。

二是在就业培训方面，要以市场为导向，加强职业技能和法规政策培训;农民工可以同等条件参加本市职工技术晋级考试，合格发给技术等级证书。农民工通过自学达到合格以后，在学费报销、晋级、奖励等方面应和本市职工享受同样待遇。

三是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农民工子女中的一部分是未来的流动人口，让流动民工的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就是在提高未来流动人口的素质。进一步改善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环境，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适应城市化进程的大趋势。

四是要坚持分类指导、稳步推进社会保障，优先解决最紧迫的工伤保险、大病医疗保障。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保险续保、城乡接轨、部分统筹金可以随个人账户转移等政策。对符合条件、生活困难的农民工应纳人大病救助体系和城市生活最低保障体系。

3.4　营造平等对待农民工的社会环境

就业待遇歧视下的农民工，绝大多数将自己归类为城市农村之间的边缘人。在调研中发现，他们更多地寻求其初级社会网络的支持，组成了“浙江村”、“河南村”等城市中老乡的居住格局和社交圈子。这种自我归类促使农民工建立起心理防御机制，用以平衡自己的心理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但长期来看容易导致他们内在的焦虑情绪增加以及外显暴力事件增多。这将更加恶化外界对于农民工的认识和定位，进而导致新的歧视的产生，形成恶性循环。

在营造平等对待农民工的社会环境方面，一是要利用媒体的影响力，曝光歧视，宣传平等，形成平等对待农民工、促进社会融合的气氛。二是允许各方面对歧视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和对话，使整个社会了解歧视的不同形式，歧视的社会危害性，让公民来决定什么不应该被歧视，使公民权利意识和平等观念深入人心。第三，促进政府和民众双向互动，即社会大众的呼声通过多种渠道传达到决策层面，政府的承诺通过国内立法、宣传和监督工作落实到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作者：叶　迎

城市农民工就业研究论文 篇2：

基于就业培训券的农民工培训多元合作模式探讨

摘 要：我国一些地方政府为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采取了就业培训券模式，但在其运行中存在一些问题，培训的针对性与实用性仍显不足，难以有效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应以就业培训券为政府工具，引入用人单位和第三部门，构建就业培训多元合作模式。通过多元合作机制，实现培训市场与就业市场的衔接，拓展农民工就业与培训信息的获取渠道，增强农民工就业培训的针对性与实用性，促进农民工就业。

关键词：农民工就业培训;教育券;凭单制;就业培训券;政府工具;就业培训多元合作模式;就业培训多元合作机制;培训竞争市场

一、引言

就业培训券已经在农民工就业培训实践中推广近十年，特别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大量农民工返乡后，很多地方政府实施了农民工就业培训工程，并大规模采用了培训券模式。但学界对“就业培训券”进行专门细致的研究并不多。本文在探究就业培训券理论渊源的基础上，探讨就业培训券模式的运行方式，并分析当前此模式在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即培训的针对性与实用性仍显不足，其主要表现就是仍难以有效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针对此问题，本文尝试建立就业培训多元合作机制，以弥补就业培训券模式所存在的缺陷。在此机制中，尤其是培训券使用机制突破了以往培训券模式的局限性，把用人单位引入培训市场中，这样可更好地实现就业市场与培训市场的衔接，增强培训的针对性与实用性，最终实现农民工就业，进而解决“三农”问题中的关键问题——农民问题，为促进农民工城市化夯实经济基础。

王 飞：基于就业培训券的农民工培训多元合作模式探讨二、就业培训券的渊源

其实，就业培训券源自于教育券。教育券即“学券制”，最早由弗里德曼于1955年在《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书中提出：“我们意识到：这些关于政府资助教育和义务教育法的观点对于大部分读者来说也许过于偏激了;这就是为什么目前我们只是提出这种观点，而不要求读者给予全面支持的原因;我们主张实行教育券计划，这是摆脱目前这种局面最稳妥的办法。”(弗里德曼，1986)可见，教育券原本是弗里德曼为克服美国公立学校制度缺陷，实现教育公平而提出的重要举措。

教育券制度的运行方式通常为：首先，政府将用于教育的公共经费制作成教育券并发给符合条件的学生(或家长)，而不是发给学校;然后，学生(或家长)根据相关情况选择自己满意的学校并用教育券支付学费及相关费用;最后，学校向政府兑现与教育券面额相等的教育经费。弗里德曼认为，通过实施教育券制度，可以把竞争机制引入教育领域，这样不仅可以促进公立学校间竞争，而且还会促使公立学校同私立学校间竞争，公共教育中的一些教育不公平问题也便迎刃而解。

归根到底，教育券实质是凭单制，Hatry给凭单制下的定义是“政府部门给予有资格消费某种物品或服务的个体发放的优惠券”，有资格接受凭单的个体在特定的公共服务供给组织中“消费”他们手中的凭单，然后政府用现金兑换各组织接受的凭单(宋世明，1999)。

实际上，就业培训券制度是由教育券制度演变而来，它与教育券的区别在于所涉及的主体与服务内容发生了变化，由教育券制度中的政府、学校和学生(家长)三大主体转变成了就业培训券制度中的政府、培训机构和培训者三个主体，其运行机制是类似的，服务内容则由教育转变为就业培训服务。教育券与就业培训券本质均为凭单制，就业培训券就是政府部门给予有资格消费就业培训服务的人所发放的优惠券，从根本上讲是政府工具之一。

三、我国就业培训券模式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1.农民工就业培训券模式在我国的兴起

2001年，长兴县在借鉴美国教育券的基础上开我国教育券先河;浙江在2003年又开我国就业培训券先河，开始探索通过培训券模式开展农民工就业培训。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后，大量农民工返乡就业，各地政府为促进返乡农民工就业，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陆续采取就业培训券这个政府工具来培训农民工，逐渐形成了农民工就业培训券模式。

目前我国的就业培训券模式运行方式一般为：第一步，各地方政府根据本辖区具体情况，通过调查访谈等方法确定辖区内需要培训的对象及数量，制定就业培训的具体方案，结合政府财力制作实名制就业培训券，并确定就业培训券的发放对象范围及领取培训券的条件，然后选定符合标准的培训机构，把培训机构名单等相关信息向社会公布。第二步，政府向就业培训券发放对象发放就业培训券，符合条件者凭相关证件到政府部门登记领取就业培训券。第三步，领到就业培训券的人根据自身情况和市场供需状况选择培训机构与专业。第四步，培训机构对持券报名者按要求进行就业能力提升培训，培训结束经考核达标后收取就业培训券。第五步，培训机构到政府部门兑现就业培训券，政府部门按照兑付标准与培训效果考核情况向培训机构支付培训经费，并记录培训机构的相关培训情况，以便监督。

2.目前农民工就业培训券模式存在的问题

就业培训券模式较之于传统培训模式有其优势：农民工获得自主选择权，能在一定区域内选择培训机构与专业，他们的积极性有所提高;同时，培训机构间竞争更加激烈，他们要得到更多的培训经费，就需获得更多的就业培训券，因而不得不提供“物美价廉”的就业培训，以此来吸引农民工;而政府不仅可以实现“低成本高质量”的绩效，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精明的买主。但是，从全国大部分实行就业培训券的地区的实际运行情况来看，这种模式也存在其固有的局限：

其一，各地的就业培训券制度实施范围几乎都局限于县、市区域内。据笔者统计，实施就业培训券模式的地方有24个，其中仅有5个在省级区域内实施，其余都在县市级区域实施(王飞，2011)。由于在县、地级区域内，既有的培训机构和培训专业通常是很有限的，可供农民工选择的培训机构和培训专业更是极其有限的，很多地方难免会出现“供给方缺陷”(即就业培训的竞争市场不一定存在或者就业培训市场的竞争水平比较低)的情况(孙迎春，2009)。

其二，就业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仍需加强。采用就业培训券模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培训机构的培训质量，使培训效果更佳。然而，政府实施就业培训项目的根本目标并非仅仅是让农民工掌握好就业技能，而是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从一些地方的实施情况来看，就业培训券模式也未能较好地实现农民工就业培训与就业的有效衔接。因此，这种就业培训券模式同样存在培训针对性、实用性不足的问题。

其三，就业培训资金短缺。《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中指出，需要培训的农民工有2亿多人。而到2008年年底，中央补助资金32.5亿元，同时带动地方投入培训资金30多亿元，仍远远不能满足培训需求(何筠，2010)。若培训人数达到5 000万人，可以粗略地算出平均每人获得的培训资金仅120多元。另外，从当前大部分实行就业培训券模式的地区的实际情况看，就业培训券面额几乎都是仅有几百元。与此相对的现实情况却是，稍好些的培训专业的培训价格几乎都是上千元。这样便有一个差额需要弥补，而农民工的支付力较弱，如果这个差额完全由农民工自己填补，将极大影响他们参加就业培训的积极性。另外，在培训过程中还会相应的产生一些其他费用，这将进一步加重农民工的就业培训负担。可见，就业培训券模式还存在着资金短缺的问题。

四、就业培训券模式之改进：多元合作模式

我国当前的就业培训券模式存在自身固有的缺陷，尚不能很好地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需要进一步改进。针对当前就业培训券模式所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应引入相关主体，构建农民工就业培训多元合作模式，并形成就业培训多元合作机制，进而克服目前就业培训券模式存在的弊端，使之成为一种真正有效的农民工就业培训模式。

1.基于就业培训券的就业培训多元合作模式

笔者就目前就业培训券模式的运行情况，结合政府开展农民工培训工程的情况与需要，设计出了基于就业培训券的农民工就业培训多元合作模式(参见图1)。

2.用人单位与第三部门的角色与职能定位

从图1可看出，此模式涉及政府、农民工、用人单位、培训机构和第三部门5类主体，在目前的培训券模式基础上引入了用人单位和第三部门两类主体。这里，分别对两类主体的角色和职能进行界定。

(1)用人单位

用人单位的主要职能是为农民工提供岗位、培训和对培训订单的结果进行评分，另外，需承担部分培训成本。虽然能提供就业岗位的组织较多，但笔者认为现实中的用人单位主要是中小企业，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中小企业所提供的就业岗位在我国所有组织提供的就业岗位中占绝大多数，且绝大多数农民工的就业单位也主要是中小企业。截至2008年底，中小企业创造的GDP占全国的60%，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李亚，2009)。其二，大部分中小企业存在资金短缺问题，即便想培训员工，但囿于财力而无法实现。如果农民工持就业培训券去求职，更易受中小企业青睐，这有利于促使农民工求职成功。

(2)第三部门

学界对于第三部门尚未形成较为统一的概念，笔者出于对本文研究的考虑，比较赞同王名等(2004)的观点，即“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开展公益性或互益性活动，独立于党政体系之外的正式的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具有不同程度的自治性与志愿公益性，不是宗教、政党组织。”笔者所设计的就业培训多元合作模式中就是需要这种第三部门，他们以农民工实现就业为宗旨，相对独立于政府之外，受政府委托办理一些就业培训市场中的事务。此处的第三部门包括行业协会、商会、职业团体、工会等，其职责主要为：一是接受政府委托;二是受政府委托，接受培训机构的申请，审核其资质，向合格者发放许可证(涉及行政许可法的，应严格按照依法执行);三是监督用人单位聘用农民工后的情况，监督培训机构的培训情况，监督农民工领取就业培训券之后参加培训的情况;四是资金充足的，可提供部分培训资金;五是定期向政府主管部门汇报工作，接受政府主管部门检查;六是收集就业、培训市场中的就业、培训信息，制作、管理就业培训信息网，及时更新信息;为农民工和用人单位提供就业培训方面的咨询，缩短二者间的搜寻时间，降低搜寻成本。农民工就业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就业信息获取渠道狭窄，多数农民工依靠工厂招工、亲戚朋友介绍和自己随便找工作的途径来获取就业信息(见表1)。就业信息获取渠道狭窄直接导致农民工在就业市场处于被动地位，不利于其就业。可见，就业信息对于农民工就业的重要性，第三部门在农民工就业信息获取方面将大有作为。

数据来源：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农民工就业培训研究》课题组的调研报告：《重庆地区农民工就业培训情况调查》

五、就业培训多元合作模式的运行机制

基于就业培训券的农民工就业培训多元合作模式的有效运行需要合理的资金筹措机制、就业培训券制作与发放机制、就业培训券使用机制、就业培训券兑付机制、监督与评估机制来加以保障。

1.资金筹措机制

前文已提及农民工就业培训工程存在资金短缺问题，笔者试图建立一种就业培训资金的成本分担机制，以此解决培训资金的长效供给问题。通过此机制可源源不断地为农民工就业培训工程注入资金，其主要由政府、用人单位、农民工和第三部门四类主体来提供。

政府作为公共管理部门，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具有为农民工弱势群体提供就业培训这项公共服务的职责，理应承担大部分培训成本。虽然《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已到期，但其中指出的“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在财政支出中安排专项经费扶持农民工培训工作，用于补贴农民工培训的经费要专款专用，提高使用效益”仍是值得推广执行的。因此，在政府筹资方面，应该由中央至县级四级财政负担，输出地、输入地政府共同承担。各级政府应高度重视农民工培训工作，在财政允许的条件下，制定年度预算时应尽量多安排农民工培训经费，年度决算时应严格审计专项资金的运用情况。另外，在政府绩效考核中，可尝试把各级政府部门安排的农民工就业培训的资金及其所占本年度财政支出比例作为绩效考核的标准之一，以激励各级政府部门逐步提高农民工就业培训资金支出。

用人单位、农民工作为农民工就业培训工程最大受益者，基于“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他们都应分担相应的培训成本。《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中也提到：农民工培训经费实行由政府、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个人共同分担的投入机制;用人单位开展农民工培训所需经费从职工培训经费中列支，职工培训经费按职工工资总额1.5%比例提取，计入成本在税前列支。当用人单位有岗位需求时，聘用农民工之后应按规定安排相应的培训经费。当前“民工荒”、招工难问题凸显，其原因之一便是农民工待遇过低，用人单位可在录用农民工后安排相应的培训经费，以此作为招工时吸引农民工的福利之一。农民工是高质量的就业培训的最大受益者，最优质的培训最有利于农民工就业，而高质量的培训需要更高的培训成本。出于理性“经济人”的考虑，农民工在培训结束之后也应向政府部门或者培训机构支付一定的培训费用。

第三部门基于追求公共利益的目标和社会责任，应该通过自身的努力促进农民工就业培训工程顺利开展，以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政府可鼓励、引导部分条件较好的第三部门为农民工就业培训工程提供部分资金。当然第三部门是否提供资金，应完全出于自愿。

因此，政府应该带头建立以政府、用工单位、农民工和第三部门为投入主体的农民工就业培训成本分担机制，其中政府应承担大部分资金，用人单位和农民工承担相应部分资金，同时尽量倡导社会主体投资和捐赠，以此解决就业培训资金的长效供给问题。受制于目前笔者研究的局限，这4类主体具体应分担的比例尚不能明确，这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2.就业培训券制作与发放机制

就业培训多元合作机制中以就业培训券作为政府工具连接着政府、用人单位、培训机构和农民工这四大主体，也是以就业培训券衔接着就业与培训市场。如果培训资金是此机制的血液，那么就业培训券就是此机制的灵魂，因而设计好就业培训券制作和发放机制便显得尤为重要。在就业培训券制作和发放机制中，政府应做好以下两步工作：

第一步，制作就业培训券。首先，县级政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做好本辖区内的农民工就业培训的调研工作，获得农民工的相关数据(主要包括农民工总量、本地和外来农民工数量、老一代和新生代农民工数量等)、本年度内目标农民工(有意愿参加就业培训的农民工)的相关数据、培训市场上主要培训专业的价格等数据。其次，统计好农民工、主要培训专业的均价和本年度内的培训资金等数据。最后，根据以上数据决定本年度内将要制作、发放的就业培训券数量和就业培训券的面额种类。就业培训券的数量应与本年度内将要培训的农民工数量持平。制作就业培训券面额种类时必须综合考虑目标农民工数量、培训专业的价格和培训资金等情况， 并且，其面额还应兼顾农民工的特点比如老一代与新生代农民工、本地与外来农民工的区别。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普遍比老一代农民工更高，掌握新技能的能力更强，他们将要选择的培训专业较老一代农民工应该会复杂、价格会更高。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培训券的面额应该要高于老一代农民工的就业培训券。当前很多地方政府制定的针对本地农民工和外来农民工的就业培训券面额有差异，几乎都是前者高于后者，甚至禁止外来农民工领取输入地的就业培训券。应该鼓励各地政府允许外来农民工领取输入地的就业培训券，应尽可能、尽快地实现外来农民工与当地居民享有均等的就业服务，关于本地农民工和外来农民工的差别“待遇”，需要各输出地与输入地政府(主要是省级政府)间进行协调。

输出地与输入地政府间可尝试建立利益分享、补偿机制或行政契约机制，以此解决外来农民工的就业培训问题。可从两个角度加以分析：其一，从地方政府间协作的角度看。培训农民工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正因为如此，各地政府担心自己“掏腰包”培训外来农民工之后，他们又离开本地去外地求职，这样会“浪费”本地培训资源，因此多数政府不愿为外来农民工培训付费。其实，可由输出地政府代表外来农民工与输入地政府签订行政契约，如果输入地政府为外来农民工培训付费，外来农民工需在输入地工作一定期限方能离开本地否则承担相应责任，或由输出地政府向输入地政府转移支付适当的培训经费。其二，从地方政府竞争与公共产品供给角度看。2003年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一反常态，即由以往的劳动力供给明显大于劳动力需求向结构性劳动力供给短缺转变，并开始出现局部性的“民工荒”(许经勇，2012)。以前仅是沿海城市出现“民工荒”，但2011年春节后内地也逐渐出现“民工荒”问题，如四川省便有很多用人单位因难以招到民工而普遍把待遇提高以期招揽农民工。“民工荒”的原因之一是待遇较差，很多地方政府对外来农民工也采取不公平的政策，而农民工出于理性“经济人”考虑，他们自然会“用脚投票”选择更有利于他们的地方，此时各地方政府间便存在着对农民工的竞争关系。如果各输入地政府对外来农民工实施政策倾斜，提供有竞争力的公共产品——就业培训服务，那么便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民工荒”问题。。

第二步，发放就业培训券。首先，县级政府应该严格依据培训的标准对申请领取就业培训券的农民工进行资格审核，并做好农民工的分类统计(即申请者是老一代还是新生代农民工，是本地还是外来农民工);农民工必须携带身份证等相关材料进行申请。其次，对条件合格者，据其所属类别发放就业培训券。最后，对领取就业培训券的农民工的身份等信息进行登记备案。

3.就业培训券使用机制

此机制主要是由政府所制定的关于就业培训券的使用规则组成，主要规则有以下几条：

第一条，允许农民工领取就业培训券之后可以在全省(省级辖区)范围内选择培训机构与专业。受制于各地财政有限和培训券在我国的兴起主要源自于县、地市级政府的尝试，目前培训券模式运行尚不成熟，所以各地方政府推行的就业培训券制度实施范围几乎都局限于县、地市区域内。在县、地市区域内，培训机构与专业非常有限，很多地方难免会出现“供给方缺陷”。基于增强培训效果的考虑，当培训券的适用范围扩展到省级区域内，原来局限于县市范围内的培训机构之间的竞争无疑会扩大至全省范围内所有培训机构之间的竞争。通过此举，既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供给方缺陷”问题，也可赋予农民工更多选择范围。当然，将就业培训券的使用范围扩展至省级区域仅是笔者的设想，至于具体的实施，可采取试点的方式进行，以便为将来推广积累经验。

第二条，允许领取就业培训券的农民工直接到用人单位求职，而非必须先到培训机构接受培训。当用人单位聘用持有就业培训券农民工之后，可收取农民工的就业培训券。之所以如此设计，主要是为了在原来的培训市场基础上，引入用人单位这一竞争主体，使培训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以此进一步解决培训市场中的“供给方缺陷”问题。

第三条，允许用人单位录用持有就业培训券的农民工之后，向自己认可的培训机构下培训订单，让培训机构按其要求培训新聘农民工，培训结束用收取的就业培训券支付培训费用;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也可自己组织对新聘农民工进行培训，培训结束后，直接到政府部门兑现就业培训券。由于目前的就业培训券模式中培训市场与就业市场未能有效衔接，培训与就业脱节，使得培训券模式仍存在培训针对性、实用性不强的问题，不能较有效地实现就业。笔者设计这条规则是为了把就业市场中的用人单位引入到培训市场中，使培训市场与就业市场有效衔接，用人单位向培训机构下订单或自己组织培训，都能增强培训的针对性与实用性，有利于实现开展农民工就业培训工程的最终目标——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

在对农民工的调查中发现(见表2)，如果让他们选择培训方式，有42%的人更乐于接受更符合用人单位需要、有针对性的就业培训;有37%的农民工更希望企业先招工，再到培训机构接受订单培训;而对于政府直接组织培训机构办培训，仅12%的人乐于接受。我们据此可推断，农民工更期待更具有针对性与实用性的就业培训，政府应选择针对性与实用性更强的就业培训模式，以提高就业培训的效用。

数据来源：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农民工就业培训研究》课题组的调研报告：《重庆地区农民工就业培训情况调查》

4.就业培训券兑付机制

当农民工领取、使用就业培训券之后，就业培训券的兑付事关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切身利益，这将影响两者参加农民工就业培训工程的积极性，进而影响就业培训效果，可见，就业培训券兑付机制也不容忽视。针对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两大主体，此机制主要包括以下要点：

第一，培训机构到政府财政部门兑付经费时，财政部门须严格根据培训效果评分等级兑现就业培训券。此举主要是为借助培训机构的“绩效”付费来激励他们为获得就业培训券全额兑现而努力提高培训质量与效果。政府核定培训机构的培训效果的评分等级需参考农民工的培训满意度、技能掌握情况、就业率和就业稳定性以及向培训机构下过培训订单的用人单位对培训“产品”的满意度或者评分。政府应该综合这些情况对培训效果给定评分等级。对效果不够好的应该“打折”兑现就业培训券以示惩罚，对培训效果较好的便足额兑现，而对培训效果非常好的可以按照一定比例超额兑现以资奖励。在就业培训券的兑付环节引入激励机制，可以促进培训机构为争取高额“报酬”而竞争。

第二，对于聘用农民工后自己组织培训的用人单位，当他们去兑现经费时，原则上政府应该全额兑现。为防止不法用人单位假借聘用农民工收取就业培训券，兑现后便辞去农民工，以此骗取培训经费，政府应在兑付就业培训券之后对用人单位和其新聘用农民工进行备案，以便核查，一旦发现骗取就业培训券者，一律给予严厉处罚。

5.评估与监督机制

(1)评估机制

由于过程评价指标可测性不高，而就业培训的根本目的是帮助农民工就业，因此，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农民工、培训机构、用人单位和第三部门参与其中的结果导向型评估机制，便成为构建评估机制的重点。政府主导，主要是指政府在兑付培训资金时严格把关，根据既定的兑付标准、培训机构的培训效果评分等级兑现培训券。农民工、培训机构、用人单位和第三部门在评估中均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农民工和用人单位，他们是培训成果的直接检验者，培训效果需要通过其“满意度”方可真实反映出来。结果导向型就是指评估重点是其客体，即主要是农民工培训后的合格率、就业率与就业稳定性。这三者是政府付费的主要标准，这三个评价指标兼顾激励性与约束性，指标高的培训机构所获培训资金较多，相反，则获得培训资金较少，甚至没有。

(2)监督机制

之所以出现“贵州培训窝案”这类骗取培训经费的案件，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制定切实有效的监督机制是就业培训多元合作机制发挥效用的有力保障。监督主体应以政府、第三部门为主，用人单位、培训机构和农民工为辅，并辅之以责任追究制度。

政府的监督职责：在农民工领取、使用就业培训券以及培训机构和用人单位兑付就业培训券之后，政府要做好实名登记备案工作，一旦出现农民工领取就业培训券但不参加培训或者不认真接受培训，浪费培训资源，政府应加以惩处;用人单位和培训机构出现骗取培训经费的行为，则依法处理甚至取缔其相应的资质。

第三部门的监督职责：主要是受政府委托对农民工、用人单位和培训机构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一旦出现问题应该向政府汇报，再由政府处理。由于第三部门独立于政府部门，受政府约束较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进行监督。

农民工、用人单位和培训机构这三者在培训利益上存在一定“冲突”，可互相制约，相互监督，他们也可对政府和第三部门进行监督，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

对于出现违法乱纪行为的个人和单位将严格追究其责任，责任追究对象当然包括以上五类主体。此外，应该通过政府或第三部门建立统一的信息管理系统，将相关信息予以公示，以加强对培训过程的监督。

笔者认为，在基于就业培训券的农民工就业培训多元合作机制中，以就业培训券为政府工具，充分发挥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第三部门机制相互作用，能在较大程度上克服当前农民工在就业培训中存在的监管难题。

六、结语

由于农民工就业培训是一项系统工程，仅靠就业培训多元合作机制难以取得理想效果，还需要辅之以其他相关配套措施才能实现目标。比如：强化农村基础教育，鼓励农村未升学的中学毕业生参加职业教育，扶持成人教育等;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的就业服务体系，疏通农民工进城务工渠道，让城乡劳动者享有均等的就业服务;逐步改革、完善户籍制度，加大对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力度。此外，在就业促进体系中职业介绍是核心，培训则是基础和支撑(于法鸣，2001)，因而相关主体应积极为农民工提供职业介绍服务。由于农民工与用人单位间存在一定的搜寻时间，当农民工获得有效的职业介绍服务后能在一定程度上缩短搜寻时间，降低搜寻成本。

总而言之，农民工就业难与“民工荒”问题是两个社会问题，二者存在一定的联系。政府为解决这两个问题，实施了农民工就业培训工程，各地也在探索有效的农民工就业培训模式。笔者对就业培训券模式进行分析，发现一些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以就业培训券为政府工具，建立农民工就业培训多元合作模式及机制。当然，这个模式和机制仅是笔者的初步设想，尚存缺陷，仍需继续完善。

农民工就业培训工程乃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我国经济、政治、法律和社会等多方面。因此，要使农民工就业培训工程发挥应有的效能，仅靠各种培训模式是远不能实现目标的，尚需各相关方面的有效配合。更为重要的是，单独通过短期就业培训难以大幅提升农民工的就业技能，从长远看，需要从教育入手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其素质，避免将来新一代农民工重蹈覆辙。政府应把重点放在教育上，此乃储备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否则将来再花多大力气搞培训，都将是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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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飞

城市农民工就业研究论文 篇3：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城市就业方式研究

【摘要】 在借鉴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通过访谈调查发现，在社会转型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强关系力量起着关键的作用，弱关系力量假设只有在人力资本有一定积累时才具有一定的说服力。本文分析了强关系作为转轨时期农民工市场进入方式的主要原因，探讨了有效利用弱关系、拓展劳动力进入就业市场的可能途径。

【关键词】 人力资本投资 强关系 就业方式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我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一环。通过对农民工如何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创业、就业的方式进行分析，使人们能够认识到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社会关系在构成上发生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促使人们正确理解强关系和弱关系在劳动力流动中的作用，采取合适的市场进入方式，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1974年，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强、弱关系理论。他认为，在传统社会，每个人接触最频繁的是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这是一种“强关系”现象;另一类是更为广泛的“弱关系”，它是指人类在交往过程中的交流和互动。它们之间的划分依据是互动频率、感情力量、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四个层面。强弱关系在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个体与社会系统之间发挥着根本不同的作用。强关系维系着群体、组织内部的关系，弱关系则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了联系纽带。

大量的调查显示，农民工流动特别是初次外出所依靠的社会资源最主要不是来自政府和市场，而是来自亲缘或地缘等强关系网络，来自社会交往中的强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网络在农民工生活和交往的整个过程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市场进入方式的相关研究

早在1994年，学者边燕杰在对华人社会求职行为的研究中已经指出，与格氏研究的西方社会通过弱关系建立求职渠道不同，华人社会更多地依靠强关系。国内对农民工关系网络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展开。

李培林和赵树凯指出，市场化的变革和农民职业及生活方式的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对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网络的依赖。而1997年“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组织化特征”课题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移动的调查和1999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流动人口调查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见表1和表2。

(资源来源：“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组织化特征”课题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组织化特征》，《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1期。)

(资料来源：1999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流动人口调查。)

由上述两表看出，不仅农民工就业与亲缘关系有着很大的相关性，而且他们从家乡出来也主要是依靠亲缘或地缘关系的信息或帮助。1999年上海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的调查还表明，农民工独自来沪的占39.2%，与亲属同来的占33.0%，与其他人同来的占2.6%。其中，来之前已经找到工作的占51.8%。根据表2判断，这些来之前己经找到工作的农民工的工作主要是亲友同乡介绍的。

李汉林等的调查显示，城市里的农民工交往和社会支持基本上由强关系构成，其关系由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推开;同时，农民工在城市也经历了学习和再社会化过程，其中一部分扩展了弱关系(李汉林，2002)。刘林平采用了参与式方法对深圳的一个跑运输的湖南平江人聚居社区——“平江村”进行了调查，调查表明：平江人到深圳发展，靠的不是较充分的人力资本，也不是充分的金融资本，而是充分地利用了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是通过社会网络获得的。

在格兰诺维特和边燕杰的网络理论中，关系只被区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其区分是建立在一个时点上的。而刘林平从过去和现在两个时点上对关系重新分类，提出了4种关系类型：强关系、弱关系、弱强关系和强弱关系。他的调查发现这几种关系可以互相转化，怎样转化有赖于个人的努力，因此他认为，不能把关系看作是一种既定的社会结构，关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刘林平，2001，2002)。

二、强关系作为农民工流动主要方式的主要原因

1、劳动力市场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情况

其信息不对称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就业信息不对称。由于通讯、地理距离以及市场信息发布机制等诸种原因，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知晓城市的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即使知道了招工信息，还担心非法信息和虚假信息。其二，企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品德和能力不了解。企业定期也需要补充一定数量的工人，即使通过中介有时也很难获取求职者的相关信息。

在发达的劳动力市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阿克尔洛夫、迈克尔·斯宾塞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认为，对于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状况，一方面可以通过受教育水平来识别求职者的能力信息，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不同的合同契约设计让劳动者进行能力的自选择。但是，在中国劳动力市场还不能做到这一点。首先，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 (平均水平为只有7.59年)。其次，目前大多数企业还不熟悉利用契约设计辨识劳动者信息的运作方法，而且对于低质的劳动力来说，契约设计的实际操作还有一定的难度。

2、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多重分隔现象造成了强关系介绍惯例对劳动力市场中介制度的替代

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二元劳动力市场，这个二元劳动力市场在实行市场化改革20余年后的今天仍然存在，并且已经从城乡之间扩展到城市内部，即在城市内部也存在着一个二元劳动力市场。李建民认为，当前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最具本质意义的特征并不是二元或多元结构，而是存在着多重分隔。它既有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的分隔，也有制度性分隔。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进入城市，也可以进入正式部门，但难以进入正规的劳动力市场。由于制度限制，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被强制性地导入从属性劳动力市场。由于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从属性劳动力市场变得十分拥挤，劳动者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因此，从这个意义来看，农民工不仅需要通过亲缘和地缘这种强的社会关系获得就业信息，还需要通过他们对企业施加影响以增强进入的竞争力。

3、弱关系的使用成本偏高

对于大多数清贫的农民工来说，他们几乎没有多少迁移资本，难以负担较高的迁移成本，极少的迁移资本预示着他们缺乏独自在异地抗击风险的能力，对他们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找到工作。而且，他们在拿到工资之前的生活可能也还需要来自亲缘和地缘关系的帮助。

从现实情况看，部分地方农民外出务工手续成本费用偏高。调查发现，扶沟县农民经劳务输出中介介绍外出打工的，省内每人收取200元手续费，省外22岁以下的女性收600元、男性收800元，包括交通费和一年跟踪服务费，所谓跟踪服务费是一年内负责调换厂子。尉氏县农民外出务工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劳务市场介绍，二是经亲朋好友介绍。经劳务市场介绍出去务工的，一般省内每人收费100元，省外每人收费300元。而经亲友介绍的可节约手续费，该县多数外出务工农民是通过朋友介绍的。

当然，利用强关系介绍惯例并不是农民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唯一制度，一小部分农民工也利用了正式的劳动力市场职业介绍制度。显然，这种情况只在一小部分农民工身上发生，而且大多发生在具有一定人力资本积累和文化程度的农民工身上。由于他们具有一定的人力资本赋值，在正式的劳动力市场外围还能够找到一些适合自己的劳动岗位。

4、依据强关系跟随性的流动行为，进一步强化了强关系的力量

农民工不仅要遵从亲缘和地缘的工作介绍，还要接受他们自己的工作选择。比如，农民工跟随包工头的建筑队、装修队流动，跟随着某人从此企业流动到彼企业，从此地流动到彼地。

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多重分隔，先期到达城市的农民工所能选择的工作也只能是其所能触及的，因此，由他带出来的人也只能与他们从事同一种职业，调查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点。这种情况也由此划分了其家乡转移农民工从事的产业结构。比如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的唐凤伟在同乡带领下21岁到北京创业，现在年仅28岁，是宝马汽车原厂配件的负责人，从对汽配汽修一窍不通到现在可以熟练在网络上调配、销售奔驰 。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在全国都形成了“林州建筑”、“长垣厨师”、“遂平家政”、“唐河保安”、“西华的哥”等一批劳务品牌。

这种依据强关系跟随性的流动行为进一步强化了亲缘和地缘关系的力量，使得农民工在与跟随其流动的农民工及其还未转移的农民之间的博弈结构中具有了更高的赋值，他们之间的差异越大，演进的策略越稳定。

三、进一步拓宽劳动力市场的进入渠道，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人是不能无群的，是需要有人际交往的，作为社会转轨时期劳动力市场多重分隔下的农民工流动更是如此。拓宽劳动力市场进入渠道，政府和市场要坚持两条腿走路的原则，一是要加强对外出务工者的职业技能培训;二是要建立透明、规范的劳动中介制度，以减少企业和劳动力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1、有针对性地对外出务工劳动力进行技术培训，提高农民工能力和品德等市场进入信息的可识别性

第一，技能培训要本着贴近市场、贴近企业、贴近农村劳动力的原则，从素质培训、技术培训、订单培训入手，有针对性地对有转移意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机械制造、电器维修、缝纫、电汽焊、汽车驾驶、美容美发、电脑操作、地毯加工、保安和家政服务等技能性培训以及法律法规知识的培训。第二，以农广校、农函大、成人夜校和现代远程教育网为依托，以“村会协作”和能人带动为补充，构建农村劳动力培训网络。第三，凭当地民政部门的证明，贫困户可到县或镇(乡)培训机构免费或低收费进行“一户培训一人”职业技能培训;对地方政府拨付一定数额的培训专项资金对来自贫困家庭的劳动力进行培训补贴。第四，根据地区管辖人口和空间距离建立培训点，不拘于县级，可发展到镇(乡)级，使偏远地区的农村劳动力也能较为方便地参加培训。第五，着力打造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务工品牌”。务工品牌战略可以产生降低培训学校的师资成本、扩大品牌的知名度以及增加该品牌在劳务市场的竞争力等多赢效果。

2、建立规范的劳动中介制度，增加劳动力就业的透明度

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异地转移，农村地区各级政府要尽快建立起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就业指导机构。要对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提供职业培训、就业指导、劳务输出和统筹协调等全方位的服务。当地政府应建立就业信息系统，适时掌握各地区劳动力与各个岗位的供求信息及动态变化，以便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有针对性，提高劳动力转移效果。政府要协助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以定向和定岗培训为重点的培训机制，使得劳动力在转移之前能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工种和不同岗位进行对口技能培训;当劳动力顺利转移之后，政府还应做好后续跟踪服务工作，如维权与技能再培训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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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婉君)

作者：马振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