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问题研究综述

农民工问题研究综述（通用8篇）

农民工问题研究综述 篇1

摘要：城镇化是世界各国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由之路,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纵观西方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其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化、市民化是同步协调进行进行的。随着这些国家工业的发展,城市的日益扩张,农村劳动力在工业发展中实现了非农就业,在城市扩张中实现了在城市的定居,从而完全实现现了城市社会生活的一体化。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的转移与市民化是一次性完成的。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却分割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农民从农村转移出来,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从而完成职业的转变;第二个阶段是转移出来的劳动者在城市逐步沉淀,而实现其市民化并与城市市民逐步融合。正是因为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的这种特殊性,农村劳动力一方面不断地从农村转移出来,另一方面又无法获得在一个正常的人口流动社会中所应获得的市民身份,因此就形成了目前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新型城镇化发 展战略的提出,促进农业转移人口有序转移等政策的出台,为农民工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向现 代城市居民全面转移的机遇。本人在阅读了大量的国内学者的相关论文之后，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进行了综述，呈现此文。关键词：城镇化;农民工;市民化: 导言：

随着中国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农民工问题也备受关注,并已经取得了丰富 的研究成果。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已经开始,当 时的政府推行的重工业战略,对农村人口的流动严格控制,这个阶段的研究缺乏对应的统计 数据与统计指标,所以在理论上研究的并不深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改革幵放 的蓬勃发展,农村流动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农民工成为这个特殊转型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阶 层,并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在此后的一段时期内有关农民工的论文数量有大幅上升，我国学者分别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等多个角度对农民工问题进行相关研究。

一、农民工身份定位与市民化内涵的研究

关于农民工的身份定位,李强从社会分层的角度对农民工群体在中国的社会地位、社会功能、生活或生存方式、社会特征以及与其他群体之间的关系进行剖析。指出中国城市农民工是城市中的一个非常特殊社会群体,他们在城市里长期居住、生活和工作,但是无论他们自己还是整个社会,并不认为他们是归属于城市的,而是认为他们是归属于农村的社会群体,这使得他们成为城市中的“边缘人”,在生活方式上也成为城市里的一个特殊的亚文化群体。谢建设则进一步明确农民工“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正在向产业工人阶层转化,己经具备了产业工人阶层的基本特征。关于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郑杭生指出,“农民市民化”体现为农民在转变身份和职业过程中,逐渐拓展出的潜在能力,通过学习在获取市民户籍的基础上,如何适应城市生活并融入其中具备市民素养的过程。

二、农民工市民化现状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是党的十八大关于“三农”问题中备受瞩目的重要内容。就农民工市民化的现状而言,学术界观点不一,最具代表性的的观点有如下三个:一是王春光阐述的农民工城市化的过渡状态;该观点是经过了大量的调研、考察和分析得出的,而城市化的不完全是当今我国社会农民工“半城市化”转移的具体表现和没有完全取得市民资格的现实状况。二是陈丰提倡的“虚城市化“农民工社会化状态。陈丰指出,农民工开始认识城市逐步向城市迈进始于20世纪80年代,由此展开了农民工市民化的征程。然而,由于各方面的差异,农民工进城务工只是成为暂时性的城市市民,他们的身份是不稳定的,是“虚城市化”。所谓“虚城市化”现象,是指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努力向城市市民转化,却未能得到户籍制度、社会保障性政策的支持和保护,被真正的城市市民所排挤,导致其无法改变自身农民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成为游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特殊群体。具体表现为:职业性质与身份不相符合、自身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子女接受教育困难、就业与生活不平等、不被认同和接受。三是刘传江提出的“市民化是农民市民化的第二阶段。”刘传江认为,中国的农民工市民化之所以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更多的是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以及第三产业的兴起,都极大地放松了人口流动的政策性规定,由于正处于年代和体制的转型及改革时期,农民工的转移也呈现出扭曲的“中国路径”,即出现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农民工转化;第二阶段是城市农民工向产业工人以及城市市民的身份变化,目前仍处于艰难转型阶段。

三、农民工市民化障碍的研究

在未来的城镇化发展战略中,要想真正的促进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务工人员的市民化,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障碍问题势在必行。邓鸿励、崔传义在对无锡市进行实地调研时发现,农民工作为城镇居民的权利存在缺失。农民工在城市中基本无法享受到参政权、社会保障权、子女受教育权等诸多市民所享有的权利。希望政府能及时转变观念,确认农民工的新市民身份;发挥以人为本的精神和原则,提供农民工全方位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以实现农民工的真正市民化转移。钱正武指出,农民工作为劳动者的权利存在缺失。由于进城务工遭到歧视,在劳动安全、社会保障以及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等方面都处于尴尬境地,导致其合法权益收到损害,心里严重受到打击,难与城市政府和市民之间很好的互动和沟通。因而,正确的引导农民工的城市化转移,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改变政府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性政策,进一步规范、完善市民化相关规定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四、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的研究

程亮、郭剑雄指出,推进新型的城镇化改革,户籍制度是龙头。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如今,城乡二元制度已经严重的制约和阻碍现时中国经济的转型。因而,要继续推动经济体制的改革、积极转变政府的观念和职能,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限制,为农民工创造一个更好的市民化条件是对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一个重大突破。在教育、医保、养老问题上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郑月琴从两个方面探讨了阻碍农民工转移市民化的因素,认为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文化适应的滞后主要受制于传统农业经济的生产方式所造就的传统文化价值观。主要表现为:一是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冲突。二是人际交往意识的差异。建议给予农民工文化向导,使农民工向市民转化过程中,能加快其文化适应,构建其和谐发展的路径。

五、农民工市民化途径的研究

刘小年通过抽样调查的方式对农民工进行深度访谈,发现职业发展决定了案例中农民工市民化的进度。农民工市民化在现实中陷入了双重困境:一方面,出于政策绩效的考核,城市只吸纳了农民工队伍极少数优势者,而在现实中将大多数农民工排斥在城市化进程之外,延缓了农民工市民化。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大都从本地利益考虑,制定了与中央政策意图相背离的的土政策,虚化了政府的社会责任。因此不能走激进的城市化与市民化之路,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选择上,应该以一种渐进的模式,从提高农民工素质与市民化能力出发,根据农民工生存现状,选择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结语：

目前学者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现状、特征、存在的主要障碍及这些问题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围绕二元户籍制度的障碍,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城乡区别的城乡土地制度、劳动力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公共服务体制等方面进行探讨,探索推进农民工城市融入的新制度新途径。从研究视角上看,是多学科、多角度的,可以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不仅体现了对于农民、农民外出务工群体的深切关注,也为深化工业化和推进城镇化进程中研究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基础。虽然很多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但是我认为总体研究也依然存在着不足:(1)将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置于城镇化进程发展中进行研究的不多。现有研究对于农民工很多问题虽然能从宏观的结构视角或微观的个体行为视角进行深入的描述,但却对这些问题的内在逻辑联系研究不够。

农民工问题研究综述 篇2

以下从几个方面来梳理当前学术界对于此类问题的研究情况。

1 返乡农民工的结构分析

1.1 返乡农民工基本情况

张斐利用2009年对十个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大省市 (包括四川、重庆、河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甘肃) 问卷调查结果得出, 返乡农民工中以男性居多, 绝大多数年龄组中男女两性的比例相互协调, 差别不大。具体如下:除20岁以下年龄组女性数量多于男性之外, 其余年龄组的男性数量均多于女性, 尤其是在20-24岁、25-29岁以及35-39岁这三个年龄组, 返乡农民工中的男性数量远远高于女性, 这表明男性农民工成为了返乡的主体。白南生、宋洪远通过调研发现, 目前全部农村劳动力平均年龄为36.7岁, 外出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7.6岁, 比从未外出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年轻11.2岁。返乡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7.5岁, 比仍在外出农民工高出近10岁, 与从未外出农民工相差不大。可见, 年龄也是制约农民工决定是否返乡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 外出的农民工的数量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多。

白南生、宋洪远通过调研得出, 目前我国全部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34年, 仍在外出的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59年, 已返乡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49年。可以看出, 返乡的农民工比仍在外就业的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了1.15年, 但仍比全部农村受教育年限高了0.15年。

1.2 农民工返乡后的从业特征

白南生、何宇鹏根据农业部对安徽、四川两省的调查访谈资料的统计, 这两省的返乡农民工在回流地所从事的职业中, 在本地务工的为11.2%, 规模化养殖和水产养殖1.6%, 从事非农业经营性职业的有2.7%, 其中包括:经营开店的1.4%, 经营饭馆、舞厅、歌厅等服务业的0.6%, 办企业、开公司的0.3%, 运输0.3%。黄振华基于全国六省十村的实证研究, 从2009年2月底调查的留乡人员实际就业情况看, 在181名留乡人员中, 正在务农的合计23人, 占留乡人员总数的12.7%, 顺利实现本地非农就业的有36人, 占到总数的19.9%。陈浩、刘锡安等基于湖北省返乡农民工就业安置现状调查数据可以看出, 留乡民工就业选择出现明显分化。大部分在本地从事农业, 但有相当一部分返乡农民工在家务农的意愿明显不足, 且有部分民工在家待业。这部分民工的主要就业流向可能有三个, 即:在家乡寻求非农工作, 如有可能, 考虑创业或待形势完全好转仍到外地务工。

2 农民工返乡的原因研究

2.1 国外相关研究

刘易斯的理论模型、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和康纳德等人的“推—拉”理论模型等主要用于解释劳动力外流现象的理论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农民工回流现象。这是因为对于回流者来说, 他们同样必须考虑流动的成本和收益, 只有当他们认为回到农村获得的收益大于他们现在在城市所获得的收益时, 他们才会做出回流的决定。20世纪80年代后, 国外关于农民工回流的理论又被重新提出。他们大多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并且有所创新。Christian Dustmann通过对瑞士、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农民工回流现象的分析, 构建了一个个体谋求福利最大化的长期模型。他认为农民工之所以回流是受以下三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家乡和城市的相对价格之比, 二是基于迁移者本人的主观偏好, 三是在城市积累的能在农村发挥显著作用的人力资本。斯塔克和泰勒通过对墨西哥和美国移民之间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 产生回流的重要原因在于降低相对的贫困感。他把原因主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城市期间积累的同样的人力资本和储蓄在流入地的收益要比流出地高, 二是在城市没有找到很好的工作, 三是在流入地的生活成本要比流出地高。

2.2 国内学者研究成果

白南生、何宇鹏 (2002) 的研究表明, 农民工在决定是否回流时的考虑往往不是单因素的, 而是多重原因的共同作用。因此, 张斐 (2011) 认为, 农民工外出流动或返回家乡都是农村推力和拉力、城市推力和拉力这四种力量相互作用、相互博弈的结果。如果 (农村推力-农村拉力+城市拉力-城市推力) >0, 农村人口就会从农村流向城市;反过来, 如果 (农村推力-农村拉力+城市拉力-城市推力) <0, 与外出相反的返乡回流现象就会发生。高强, 贾海明指出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农民工大规模返乡回流正是对“推—拉”理论一个很好的例证。

归纳起来, 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 因失业而返乡, 这一原因占第一位 (陈锡文, 2009;马建堂, 2009) ;第二, 因家庭和个人原因而返乡, 包括照顾老人、婚育、生育、健康状况、年龄等 (白南生等, 2002;张术环, 张文萃, 2009) ;第三, “推拉”效应、户籍管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歧视制度、国家实施惠农政策原因 (张朝华, 2009;贺永泽, 黄晶, 2010) ;第四, 因创业而返乡 (杨云善, 黄琨, 2006;黄慧, 2007) 。

3 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

3.1 国外相关研究

农民工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群体, 国外学术界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及其政策的专门研究很少, 主要是在研究农民创业时有所涉猎。例如Lundstrorm and Stevenson 提出了创业政策的内涵, 认为创业政策应该包含四个方面:①采取的政策措施的目的是刺激创业;②它的目标应该着眼于创业前开始、创业启动和创业后开办等创业全过程;③围绕创业动机、技能和机会三个要素来设计和提供相关政策;④首要目的是鼓励越来越多的人去创业。Degadt认为, 支持创业就是意味着挑战传统, 就是要促进创造和创新;创业政策是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 其目标是为了实现经济的增长收入的增加和扩大就业, 缓解社会就业压力。

3.2 国内学者研究成果

在国内, 农民工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群体,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文献颇多。但对于农民工返乡创业这一问题, 只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 研究的理论则为数不多。目前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关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理论的研究。

李晓亮等 (2005) 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进行研究, 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资本包括金融和人力两种资本, 在人力资源方面呈现出优势。黄建新 (2008) 用结构化理论分析农民工返乡创业, 并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动进行了解释, 然后提出了具体的对策。李含琳 (2008) 从经济学的角度, 对我国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进行了探讨, 提出了确立返乡经济战略的新建议。李文辉、徐邓耀 (2009) 从统计学的角度和数学模型对四川南充市打工者返乡创业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 认为金融危机下农民工返乡创业, 可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政府应该多方面提供扶持。陈波 (2009) 建立了一个针对我国外出农民工的理论分析模型, 来解释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约束因素和比例关系。

(2) 关于农民工返乡创业意义的研究。

朱耀 (2003) 提出了农民工返乡创业推动了农村城镇化发展的观点。凌斌等 (2006) 以安徽省无为县为例, 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是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王天权 (2006) 提出了农民工返乡创业是新农村建设的一条重要途径的观点。万宝瑞 (2007) 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农民工也是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 要重视这支生力军的作用, 并给予引导。王秀忠 (2007) 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实现了创业者自主就业, 而且带动了更多的富裕劳动力就业。曹明贵 (2008) 认为农民工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特殊群体, 也是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过渡性群体, 农民工返乡创业开辟了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新途径。

(3) 关于农民工返乡创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的研究。

周建春 (2007) 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 一种新的贷款难问题日渐出现。这就要改善地方金融服务, 支持农民工创业。玉华 (2008) 认为目前农民工返乡创业规模小、劳动强度不大、技术含量不高, 但普遍面临融资难、人才缺、土地紧张等问题, 需要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给予扶持。张纹 (2008) 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需要政府的扶持与引导。阳立高、廖进中等 (2008) 认为, 农民工返乡创业优势不明显, 取得了一定成绩, 也面临着一定困难。陈文华、刘毅 (2008) 认为, 农民工返乡创业面临着资金不足、融资困难、缺乏鼓励政策等问题;同时提出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需要政府进行制度创新。杨波、张卫国 (2008年) 利用swoT分析模型, 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做了分析, 找出了农民工创业存在的困境, 并从政府和农民工两个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措施。费杰 (2008) 从农民工自身因素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指出了农民工返乡创业存在的障碍因素, 并提出了促进创业的对策与建议。

4 农民工返乡的未来展望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学术界对农民工返乡的研究兼顾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其广度与深度都在不断加强, 但其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 今后应加强对以下问题的研究: (1) 农民工返乡后的权利保障问题。返乡农民工与农民工返乡将长期成为我国社会生活的现象, 关注返乡农民工的权利保障问题也就成为必然。 (2) 农民工返乡与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关系的研究。城市化是与工业化和现代化相伴相随的一场社会变迁活动, 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 如果长期存在农民工返乡的环境和机制, 就会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 自然谈不上城市化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目前学术界在采取何种措施加以应对二者的关系, 以促进城乡共同发展, 求得社会和谐这一研究上关注并不多, 有待学者们得进一步探讨。 (3) 返乡农民工回乡创业的相关政策。农民工回乡创业对拓展农村就业、发展县域经济有着重要意义, 对促进农村城镇化发展有积极影响。但关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相关政策不够完善和具体。如, 发展城乡开放的劳动力市场、政府与银行的金融支持及促进土地顺利流转政策等。这些方面都需要学术界给予关注。

摘要：2008年末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经济危机, 这将掩盖在中国经济建设下部分“农民工返乡”现象凸显出来, 主要表现在农民工不断向大城市涌入的同时又有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 其流向呈现一个倒“V”字形。主要从农民工返乡国内外研究现状等多个方面来探讨农民工返乡现象, 并指出农民工返乡具有长期性及阶段性特征, 学界应长期、客观公正地看待我国的农民工返乡问题。

关键词：农民工,返乡,研究现状

参考文献

[1]白南生, 宋洪远.回乡, 还是进城[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 (9) .

[2]蔡昉, 白南生.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6) .

失地农民利益保障问题研究综述 篇3

关键词：失地农民；利益；对策

对失地农民的利益该如何保障的问题，一些学者分析了产生利益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一些学者经过实际调研以个别事件为例分析利益保障问题。总体来说，国内关于失地农民的利益保障问题研究大致有以下几个角度：

第一、以徐静、刘艳红等为代表，对不同的地方进行实地调查，发现一些问题，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徐静、刘艳红对烟台市莱山区失地农民的概况进行调查，发现失地农民利益保障存在补偿水平较低、补偿方式单一、分配方法混乱等主要问题，并针对性提出对策建议。季洁通过对南京市G街道一起失地农民集体上访事件进行剖析，发现政府给失地农民的补偿及安置不合理、失地农民转业和就业困难、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缺失是当前失地农民利益保障机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指出了失地农民利益保障机制缺失给农民家庭和社会治安造成的不良影响。朱明芬通过对杭州市郊100户失地农民的问卷调查发现，目前杭州市在征地过程中就失地农民利益保障问题存在补偿水平较低、补偿方式单一、分配方法混乱、失地劳力失业率偏高等主要问题。并且分析了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刘爱君、赵诤以城乡结合部为研究对象对失地农民利益保障问题进行研究，他认为由于我国的农村地区拆迁法律体系不健全，农民因失地而引起的利益受损问题日益严重。通过剖析现今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现状，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望妥善解决城乡结合部失地农民的利益保障问题。

第二、以徐文敏为代表的学者指出了合理解决失地农民的利益保障问题的意义。他们认为能否保障好失地农民的利益事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事关政府的公信力。范铁中认为，能否有效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妥善解决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陈耀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重推动下，城市建设用地、外商投资开发用地、乡镇企业用地数量日益增加，因土地被征用而导致的失地农民的数量迅速增加。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养老保障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重大不稳定因素，影响社会安定、和谐。杨振、牛叔文、常慧丽等认为城市边缘区农地城市流转是当今世界城市化进程中一种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在这一过程中，失地农民的利益保障问题日益突出。文章就制度创新方面提出一系列针对性建议和措施。

第三、以刘军为代表的学者不仅分析了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主要表现，而且比较深刻地分析了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从长期和短期，制度和机制方面提出了合理化的保障对策。刘军认为，失地农民利益的损失不仅是巨大的，也是综合的、全方位的，通过分析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主要体现，剖析了这些表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从保障社会公平和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方面分析了保障失地农民利益的重要意义，并从完善土地征地制度、完善失地农民就业机制、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提出了合理化的保障失地农民利益的对策。

国外关于失地农民的利益保障问题的研究很多，而研究最多的是关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失地农民问题，比如研究巴西、墨西哥等国家的农民失地问题。

Carlos Pestaa Barros，Ari Francisco de Araujo Jr.，andjoo Ricardo Faria在2013年刚刚发表的《巴西的土地使用与冲突：巴西失地农民的运动》文章分析了在巴西2000年到2008年这八年间土地占有和土地改革问题。土地占有和土地改革问题涉及政治，体制，冲突和社会经济变量。政治和制度变量对土地占用会产生积极的影响。然而，社会经济变量是一个与农村人口密度增加和土地占有相关的混合效果因素，而贫困和土地生产力的低下降低土地的占有率。

Chen Shaojun， Zhang Yiquan， Zhang Huashan， and Yang Ruijuan根据实地调研X村被征地的农村居民，分析了失地农民的转型，适应和自我认同的问题。他们的研究关注点主要是农民自身的心理利益。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城市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一个数量极其庞大的特殊社会群体在这个城市化过程中被迫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剥离。这些不得不面对陌生的城市生活，并在一个新的城市移民社区中生活的人们就是失地农村居民。

他们的研究表明，在失地农村居民群体中，农村生活的社会记忆会影响年龄较大者的生活道路，为了获得或寻求就业，年纪较大者显示出众多的缺点，与他们的邻居交往中，他们不清楚作为城市居民应该有的权利和利益，他们不愿意融入城市环境，这是与农村生活最大的不同。而且他们的自我认同度很低。然而，被征地农村居民的新一代显示出成为城市居民有相当强烈的愿望，他们很早就撇清与农业生产的关系。

Vergara-camus，Leandro回顾了一些文献结论，根据目前在巴西土地上的农民冲突和墨西哥农村无地工人运动（MST）。他认为，任何斗争，不应该都被定性为“准封建”，也不该算作保守的反应，而应被理解为试图创建自给自足和自主的基础。他提出用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作为一种替代的解释概念。

参考文献：

[1] 徐静、刘艳红、曲艺 烟台市莱山区失地农民利益保障问题及对策分析[J]. 现代商业，2012

[2] 失地农民利益保障问题探究——以南京市一起失地农民集体上访事件为例[J]. 管理学刊，2011

[3] 朱明芬 杭州市郊失地农民利益保障问题及对策[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3

[4] 刘爱君、赵诤 失地农民利益保障问题研究——以城乡结合部为研究对象[J]. 人民论坛，2010

[5] 范铁中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保障问题[J].江淮论坛，2007

[6] 陈耀 失地农民利益保障问题与社会和谐研究[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05

[7] 杨振、牛叔文、常慧丽 城市边缘区失地农民利益保障问题分析[J].开发研究，2005

[8] 刘军 失地农民利益保障问题的思考[J].管理观察，2008

[9] Pestana Barros， Carlos； de Araujo Jr.， Ari Francisco； Faria， Joo Ricardo. CATO Journal. Winter2013， Vol. 33 Issue 1， p70.

[10] 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vol.：43， no. 1， Fall 2010， p 23–24.

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 篇4

——基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分析

国际学院胡高升

摘要：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是当前党和政府高度关注并着力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并针对如何解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关键词：农民工子女；教育现状;；存在问题；对策 1前言

农民工是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而随父母流动的农民工学龄子女亦是一个庞大的受教群体。在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适应社会人口流动的接纳性教育体系的背景下，日益增长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需求已经对现行教育体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让这些孩子顺利地上学接受义务教育，是农民工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是党和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现状

目前，我国随父母进城的农民工子女有近2000万人，他们当中，失学率高达9.3%，近100万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更糟糕的是，即使能够及时入学的，他们的教育状况也不特别理想。他们受教育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途径：

1、在农村老家上学。在中国，这些“留守儿童”的数量高达2290万。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得不到父母亲情，导致他们的性格呈畸形发展。

2、就读在农民工子弟学校。这种方式是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女最常见的教育方式。由于学校学习环境、师资队伍较差，使这些孩子学习成绩普遍较差，并且难以接受良好的学校教育。

3、借读城市公办学校。虽然有少数农民工子女通过缴纳高额借读费的途径，得到了在公办学校学习的机会，但是，在学校中，他们往往受到不公正的歧视性待遇。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

3.1 辍学失学现象严重

由于农民工自身认识的不足和现有教育体制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导致大量的农民工子女被迫离开校园。据中国儿童中心的调查显示,流动儿童的失学率竟高达9.3%。其中，一直未上学的占6.85%，失学的占2.45%。据人口专家调查,这些儿童小学阶段入学率很高，而到了初中阶段在校率便明显下降，在城市的高中里几乎见不到农民工子女的身影。

3.2 心理问题严重

农民工子女多来自偏远的乡村，家庭经济背景的差异、长期的城乡隔阂，已使得城乡的孩子在生活方式、话语体系、心理感知等众多方面出现了相当大的差异。另外，农民工子女经常变换居住地，生活的不稳定以及缺乏关爱和沟通，往往容易产生自卑，暴躁冷漠，戒备心理较强，不容易与老师和同学沟通。再加上城市人对农村人的不公正的歧视，农民工子弟进入城市学校之后的“心理认同”是一个值得担忧的问题。

3.3 教育条件不理想

为适应普通农民工子女上学要求，一些费用低的简易民办学校在城市里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此类学校有许多根本没有在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注册登记，校舍多由民居、仓库改建，教室昏暗、狭小、通风差，根本不符合国家对校舍的规定，不仅直接损害学生们的身体健康，更为消防安全埋下较大的隐患，危及学生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再者，这类学校多为私人所办，学校资金匮乏，又以营利为直接目的，其办学条件相当恶劣，甚至不能按要求开足全部课程。学校的授课教师多数是劳动市场的招募人员，没有经过正规的教学培训，没有相关的教学经验，办学质量没有基本的保障。因此，在初始教育阶段农民工子女就已经失去了与城市居民子女平等参与竞争的机会。

3.4 教育成本高

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在转发教育部等部委《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进城务工就业农民流入政府要制定其子女接受教育的收费标准，减免有关费用，做到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但一些地方公立学校依然向农民工子女收取“借读费”、“赞助费”以及其他不合理的费用，有些地区的收费甚至高达万元。过高的城市生活费、借读费及其他教育支出，常常使农民工的子女对进城上学望而却步，从而失去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对策

4.1 提高认识，明确责任。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问题，不仅是农民工

自身的问题，而且是当地政府的责任。对于多数城市政府来说，主要不是财力问题，而是认识问题和责任问题。农民工的流入为当地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与他们同住的孩子有权利与当地人口一样在当地接受义务教育。流入地政府应将农民工子女教育纳入当地教育发展规划，纳入当地政府的教育经费预算，并根据区域人口变化情况，合理配置义务教育资源，保障以公办学校为主接收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

4.2加强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正规化建设。农民工子弟学校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产物，在一定时期内有它存在的必然性。根据当前情况应当明确农民工子弟学校审批标准，给予其合法身份和一定的优惠措施，同时因势利导，加强对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监督管理，鼓励有条件的公办学校与其联手办学。从而打破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间的壁垒，为早日实现城市教育一体化奠定基础。

4.3 改革学籍管理方式,方便农民工子女入学转学。建立健全农民工子女在居住地所在学区入学的管理和保障措施。适应农民工流动性强的特点，建立更加灵活的学籍管理制度和接纳学生入学的办法。加快建立电子学籍管理系统，实现中小学校学生课业，学籍等基本信息共享,为农民工子女的教育管理和入学转学提供便利。

4.4重视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农民工外出后，大量孩子留在农村，有的与单亲一起生活，有的隔代抚养或委托他人抚养，缺乏完整的家庭教育，这从总体上说不利于其健康成长。农民工流出地政府要把做好“留守儿童”教育工作与农村寄宿学校建设结合起来，在乡

镇改建扩建一批寄宿制学校，满足“留守儿童”和其他农民子女寄宿学习的需求。

5结束语

总之，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处理和解决好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民工子女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问题。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时期，各级政府和组织必须群策群力，深化改革，真正解决这一社会性难题。参考文献：

[1]罗义.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初探.人民网，2005.03.08

[2]张跃进等.中国农民工问题解读.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6

[3]韩长赋.中国农民工的发展与终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5

[4]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3

都市农业问题研究综述 篇5

都市农业问题研究综述

“都市农业”一词最早出现在1930年出版的大阪府农会报杂志上，而都市农业作为学术名词，最早出现在日本学者1935年发表的农业经济地理一书中，随后其他国家的农业科学家和城市地理学家相继开展了城市农业的研究。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都市农业的发展势头比较迅猛，明确都市农业的概念内涵，解读都市农业与城市化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探讨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模式，并进行都市型现代农业与农村、农民以及市场建设关系等方面的探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都市农业的概念

都市农业，从其形成过程来看，是生产力发展到较高水平时，农业同工业进一步结合，城乡之间差别逐渐消灭过程中的一种发达的农业形态。都市农业一般是在隙地带或者周边地区，利用城市中的成产要素，由市民经营，服务于城市的社会、经济、生态、文化需要的农业生产。都市农业经营者生活方式城市化，基础设施完备，生产的专业化社会化程度以及科技、资本集约度高。中外都市农业在起因和内涵上有着本质的不同。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都市农业的兴起有其制度（土地私有）和法律上的原因，是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过程和产物。发展中国家如非洲都市农业走的是另一条不同的道路，政府认为都市农业不合法，不允许其存在，但因为农业是城市贫民谋生的重要保障手段，所以都市农业一直在艰难地生存着。我国的都市农业实质上是由学者和政府提出的一种自上而下的行为，是经济和理论发展的必然逻辑结果。都市农业概念是由城郊农业发展而来，它更多地属于经济范畴，行政区属的色彩很重。

2、都市农业的功能

本文由：远景设计研究院整理提供（专注古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农业规划、旅游规划）

发达国家都市农业的功能一般阐述为保护城市生态环境，向市民供应新鲜安全的农产品，为市民提供休闲和农业教育；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则侧重于对食物安全、维持城市贫民生计、缓解城市环境危机等特殊作用。综合远景设计研究院多年的都市农业规划经验及都市农业的概念内涵和发展情况来看，其基本功能可以表述如下：

1、经济功能。主要指提供优质的鲜活农产品以满足都市消费需求，并增加就业机会、优化城郊产业结构以提高农民收入。

2、社会功能。主要是指为都市居民提供接触自然、体验农业以及观光、休闲与游憩的场所与机会，并有利于增强现代农业的文化内涵教育功能。

3、生态功能。主要是指其营造优美宜人的绿色景观、改善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充当都市的绿化隔离带、防治城市环境污染以保持清新、宁静的生活环境，并有利于防止城市过度扩张。

3、都市农业的分类

根据都市农业产生机制的不同，将都市农业分为原生型都市农业和诱致型都市农业。原生型农业是直接受城市化发展影响而发生变形的农业，是受保护的对象，在落后城市是城市贫民借以谋生的自发农业，在现代城市是为了保护城市生态功能的自觉农业；诱致型农业首先是半企业行为的现代企业，如城市近郊区的农业园区，随后是扩散型农业，即大城市郊区的现代都市型农业。根据都市农业的实施情况又分为以下几种模式：成品农业模式（出售产品和加工品为主）；生态农业模式；设施农业模式；精准农业模式。

4、都市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都市农业土地使用问题

土地使用权的安全问题，由于许多国家实行的是土地私有和土地公有两种所有制形式，而我国则是土地的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土地的所有权是被垄断的，因而国内外都市农业土地使用存在的问题存在着差异。根据阐述，在国外，都市农业可利用的土地一应俱全，从狭小的住宅空间（窗沿、容器、栅栏、屋顶、墙角和围墙上），到公娱用地、公共设施和交通要道两边，再到郊区的公共和私人用地。大部分以生存为目的的都市农业在非私有土地上进行，在公路两旁，河边、铁路两旁的空地，闲置的私人土地和公园等。总的来说，利用这类土地只是暂时性的，使用者的权益无法保障。

观光农业的问题

经济发达地区的人民消费水平和消费层次较高，为观光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温床，观光农业在都市农业中占了较大的比重。但是观光农业的发展缺乏宏观控制和指导，基本上是以乡村和企业自主开发为主，造成了投资决策的随意性和开发的盲目性，其发展缺乏科学规划和市场定位，难以形成自己的特色占领市场。而且体现现代科技的观光农业前期投入成本很高，经营期间还需要很高的运营成本，其产品的销售收入和旅游收入有限，收回投资遥遥无期。许多项目要么转产，要么依附于其他产业，其长远发展令人堪忧。

都市农业中的农民问题

都市农业发展的瓶颈是文化素质问题。都市农业发展中教育体制落后，农民文化素质普遍很低，组织化程度很低，农户经营行为协调性很差，农业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服务水平很低，农民集体谈判能力低，不能满足农业信息化发展的要求。一些地方成立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虽然可以有效地解决郊区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小规模农户和大市场之间的对接问题。

5、都市农业的发展措施

农民工回流问题的调查与研究 篇6

前言：全球金融危机向中国的蔓延，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踏上了返乡的路途。据相关统计我国2.3亿农民工中，像“候鸟”一样迁徙的外出务工人员约有1.3亿，这一庞大的就业群体将流向何方，如何帮着他们解决重新就业问题，是亟需社会各界重视与研究的问题。

保康属湖北省襄樊市唯一的全山区县，被列入享受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县之一，劳务收入是我县农民增收的一条主要途径。出现了农民工返乡回流潮后，保康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组织安排相关部门开展对农民工回流情况的专项调查摸底，分析原因。

一、农民工返乡情况的调查

县劳动保障部门通过各个乡镇劳动保障事务所和村级劳动保障信息员逐村调查、登记返乡人员人数。据初步统计，全县外出务工人员达5万多人，且绝大多数是靠出卖苦力获取劳动报酬，截止去年12月4日已返乡人员达2989人，占全县务工人数的5.74%。大多数返乡人员主要集中在建筑、电子加工、服装加工、玩具加工、鞋业制造、餐饮服务、煤矿开采等技术含量较低的行业，对劳务增收造成一定影响。

二、农民工返乡情况的原因

1、外出地部分出口创汇企业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出口生产企业订单减少，产品滞销，企业遭遇困难，经济效益差并停工停产、减员减薪。

2、城市生活费用较高，部分被解雇的农民工一时难以找到新的工作，只能选择返乡；

3、外出地部分企业借金融危机之机休养生息，调整产业结构，更新生产加工设备设施，以增加产品科技含量，提高市场竞争力，使少数文化程度低、劳动技能差、年龄偏大的农民工转岗转业困难，而且用工单位又不愿在外来农民工技能提升方面投入资金，因而被迫返乡。

4、受惠农支农政策影响，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提高，面对就业压力，许多农民工选择返乡从事农业。

5、一些农民工经过数年拼搏，积累了一定规模的资金，掌握了一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重返家乡进行二次创业。

三、农民工返乡情况的经济研究

1、农民工回流不会是长期现象

农民工回流并不是一种正常现象，是由于金融危机影响而造成的一种特殊现象。金融危机预计还会持续两到三年，但农民工回流不会持久，不久的将来这个现象将会逐渐稳定，数量也会慢慢趋于稳定。有人说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在就业上会对农民工造成一定的排挤和挤压

“农民工和大学生，首先两者的定位就不一样。大学生属于复杂性劳动，对知识和技术的要求较高，两者的就业基本不重合。”

对于解决农民工回流问题的根本措施，主要有三：一是依靠原住地的政府给农民工创造岗位，在就业方面尽可能提供便利，创造就业机会，如在税收、场地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二是加强对农民工在技术上的就业培训。三是各地户籍管理制度要放开，加大力度，有助于农民工稳定在所工作的城市，放心地在工作地工作，缓解农民工返乡的潮流。

2、努力引导农民工向非农产业转移

由于春节临近，再加上经济的衰退，今年的农民工大潮要比往年凶猛得多。农民工提前返乡，把城市失业问题转移到农村地区，但农村地区往往也处于农闲时节，这就给基层农村的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而春节过后，返城大潮也势必对城市经济带来影响。

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途径是引导他们向非农产业转移，这也是促进他们增加收入的重要方式。要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首先要扩大对于他们的用工需求，而后者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工单位的生产和经营状况。

城乡之间的就业问题是密切相连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制定促进就业增长的各项措施时，需要本着城乡二元统筹兼顾原则，不断缩小城乡经济差距，这才是避免农民工大潮潮起潮落的关键所在。

3、三管齐下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

首先，帮扶企业，尽可能减少下岗农民工，对已经下岗的农民工尽快启动大规模再培训计划。应意识到，上千万农民工待岗时期半年或一年以上，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为此，汤敏强调，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应该等同于建设投资，甚至比建设投资更加重要。

其次，开发并发展农民工就业新市场。比如说，保姆市场是除建筑施工以外农民工的第二大就业市场，目前保姆市场容纳劳动力已达1500万人。但是，由于其市场不规范，加之各种社会保障缺位，大量农民工不愿意进入。汤敏表示，如果能对保姆市场加以规范，将能再吸纳上千万劳动力。

第三，加紧推出农村社会福利体系，进一步改善农村医疗。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近日完成的《构建全民共享的发展型社会福利体系》中建议，2012年之前，中国应完成建立全覆盖的包括农民、农民工和城市个体工商户的养老保险体系。同时，应进一步提高农村医疗保险标准。

推出完善的农村社会福利体系，在目前情况下对国家的资金压力并不是很大，还有助于增加农民对未来支出的预期，减少农民的后顾之忧，从而增加国内消费。

四、农民工返乡情况的影响

大量农民工返乡，将可能引发系列社会问题：

一是加大就业压力。受金融风暴影响，全球、全国经济将持续疲软，我县也不能独身其外，加上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就业岗位有限，受金融危机影响岗位更加紧缺，大量农民工回流，预计将对全县就业形势造成较大压力。

二是加大社会治安管控压力。由于受就业形势的影响，部分返乡人员将很难找到工作，一些年轻人因习惯了在外打工的生活，回乡后生活不习惯，又无新的工作，情绪容易波动，可能会惹是生非，甚至相互纠集，违法犯罪，从而加大社会治安防控压力。

三是加大群体性事件防控压力。根据有关专家分析预测，2009年将是各类社会矛盾比较集中和各类群体性事件高发的一年。同时，随着大量外出务工人员返乡，若长时间无法就业，无经济收入来源，心态就会失衡，邻里纠纷、山林和土地纠纷、基础设施建设征地拆迁安置矛盾、煤矿与周边地区群众矛盾纠纷等各类社会矛盾纠纷将不可避免地增加，如排查调处不及时、不妥当，极易酿成群体性事件，从而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五、农民工返乡情况的应对

对农民工大量返乡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我们应引起高度重视，积极研究相应对策措施，促进全县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最大限度地为返乡农民工创造就业机会，使其经济收入不出现大 的滑波，基本生产生活能得到有效保障，从根本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一）加强宣传，合理引导。

要做好农民工返乡后的思想引导和心理疏导，帮助他们理性正视失业返乡的暂时困难，及时更新观念，开拓视野，面对农村劳动力明显短缺问题，在新一轮农村改革发展中，投身新农村建设，促进农村发展，维护农村稳定。尤其是要加大普法宣传教育工作力度，全面普及各项与农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积极引导返乡农民工学法、守法、用法，不断增强法制意识和法制观念，依法反映合理诉求，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自觉抵制各种歪风邪气。

（二）深入调研，掌握动态。

按照昭通市委、市政府提出的“群众工作年”的要求，深入村组、深入农户，开展全面的摸底调查，掌握返乡农民工数量、年龄、性别、技能特点和家庭状况、就业意愿、培训要求、心态变化、利益诉求，以及返乡后的生产生活等基本情况，建立健全返乡农民工监测预警机制，加强动态监控和分析。政法机关要进一步深入开展“政法干警大走访”活动，进村入户了解返乡农民工想什么、盼什么、需什么，积极为他们解疑释惑，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和问题，保障他们的合法利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三）强化培训，提升技能。

要坚持市场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农民工需要什么就培训什么的原则，整合人力资源开发、劳动就业、教育、扶贫等培训资源，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免费开展返乡农民工技能培训，重点围绕当前返乡农民工转岗就业需要开展新技能培训，围绕回乡创业开展创业培训，围绕新农村建设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训，提高培训针对性、实用性和实效性，帮助返乡农民工变“暂时失业”为“调整充电”，提升其就业、创业技能，增强其发展后劲。

（四）多管齐下，促进就业。

要主动走出去，收集沿海劳务输入大省用工信息，巩固长期劳务输出合作关系，积极开辟新的市场，探索“求职、培训、就业、维权”四位一体的劳务“直通车”输出模式，促进劳务输出。加大社会服务、公益性岗位开发力度，鼓励和支持本地企业吸纳返乡农民工就业；在县内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中，尽量满足返乡农民工就业，力争让返乡农民工“回县不回乡”，尽快在家门口再就业。在创业场地、税收优惠、金融信贷、创业培训、创业服务等方面制定相关优惠政策，积极鼓励、支持有一定资金、技能和创业愿望的返乡农民工自主创业，从事个体经营活动，发展种植、养殖业，兴办农产品生产及加工企业，促进返乡农民工就近就地转移就业。抓住国家扩大内需和推进新一轮农村改革的机遇，加大财政扶持力度，依托农田水利建设、荒山荒地改造、沼气等农村能源建设、道路交通建设等项目，引导返乡农民工为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经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五）改进服务，维护权益。

要开辟返乡农民工劳动争议仲裁“绿色通道”，快立、快调、快审、快结，及时处理重大劳务纠纷和集体劳动争议，协调输入地有关部门和企业，妥善解决农民工工资兑付等问题。免费为返乡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简化程序，快速办理，对申请支付劳动报酬、工伤赔偿、失业补偿和职业病医疗等法律援助做到应援尽援。对生产生活确有困难的返乡人员，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通过扶贫开发、社会救助等渠道，确保返乡农民工有房住、有地种、有衣穿、有饭吃，有病能就医，子女能入学。

（六）严密防控，确保稳定。

要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高度重视大量农民工集中返乡可能对经济社会稳定带来的影响和压力，全面掌握社会动态和返乡农民工心态，尤其要及时掌握各种苗头性问题，全面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努力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民工荒”问题研究文献综述 篇7

2004年春季以来, 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出现了“民工荒”现象, 随后这一问题愈演愈烈, 甚至扩展到湖南、江西等内陆地区。针对这一问题的本质, 国内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有些学者认为, 尽管全国各地的企业均出现了招工难的现象, 但我国劳动力总体供给大于需求的局面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工绝对短缺和农村外出打工人员绝对减少, 所以说“民工荒”这一说法并不成立。莫荣认为, 当前农民工短缺的实质是农民工与企业主在工资上博弈的结果。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支付民工的工资在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的特定情况下, 被压到很低的水平并且长期保持不变, 导致民工不愿意到这类企业就业[1]。韦曙林、许经勇则把“民工荒”的本质归结为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变过程中矛盾积累的必然[2]。吕晓燕、杨文选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考虑, 提出“民工荒”的实质是“技工荒”, 是技能型工人的缺失造成的[3]。

二、“民工荒”现象产生的原因

“民工荒”现象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 是社会发展、经济结构调整、企业和农民工价值观念变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㈠政府原因 我国自1980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 累计少生3亿多人, 大大减少了劳动力的供给。计划生育造成了人口增长的相对断层, 影响到了劳动力持续供给, 尤其是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青壮年劳动力更是供不应求。现在农民工的主体来源于1975年~1985年出生的人口, 而这十年比1964年~1974年减少了5584万, 显然, 现阶段的劳动力供给相对减少[4]。同时, 近几年针对“三农”问题的一系列措施的实施给农民带来了切实的实惠, 减轻了他们的负担。农业收入的增加使农民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提高, 降低了他们外出打工的积极性。粮食涨价、政府的补贴和免减税费措施增加了农事的收入, 而打工收入太低, 因此“弃工返农”是他们的理性选择[5]。

㈡企业原因 企业既是缺工的主体, 是“民工荒”现象的直接受影响者, 但其对“民工荒”现象的出现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是造成“民工荒”的主体。

1. 提供的劳动报酬低。

当前缺工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企业, 这些企业长期以来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赚取利润。多年持续偏低的工资、缺失的福利待遇、恶劣的工作环境等都使工人选择“用脚投票”。据调查, 月工资在700元以下的企业招工比较困难;700元~1000元的企业招工可以勉强维持;1000元以上的企业招工基本没什么问题。可见, 民工短缺是市场自然调节的作用, 受市场规律的影响和制约。近几年, 环渤海地区和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迅速, 用工量大, 提供的工资待遇高, 工作环境良好, 当地企业对工人的吸引力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地区。据调查, 2006年春季环渤海地区有47.5%的企业全部招满工人, 有23.7%的企业招到大约75%以上的工人, 招工人数不足75%的企业仅占28.8%, 比闽东南地区低21.2个百分点, 比珠三角地区低16个百分点[6], (见图1) 。

2. 企业对劳动力年龄和性别的限制制约了劳动力的供给。

在“民工潮”时期, 沿海地区的企业, 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 往往对劳动力的年龄和性别进行人为的限制。虽然当前的劳动力供给状况已有所改变, 但企业长期以来形成的这种用工需求没有随之发生变化, 18岁~25岁之间的年轻劳动力仍是企业用工需求主体。2007年有90%以上的用工岗位对新员工的年龄有要求, 其中58.2%的岗位要求年龄在18岁~25岁之间, 有57.8%的企业要求招收女性工人, (见图2) 。

3. 企业的产业升级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发展模式僵化是民工短缺的又一原因。

当前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近年民工短缺是特定地区 (沿海地区) 、特定行业 (劳动密集型行业) 、特定群体 (18岁~25岁女工) 的特殊现象, 很大程度上只是“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低工资——高竞争力”链条象征性的断裂, 是对长期以来不重视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理性反映[7]。对劳动力“无限供给”的错误判断, 导致企业过度的依赖和榨取廉价劳动力, 而忽视或延迟了对产业更新、技术升级等企业结构的关注和调整。尽管企业这些年来经济得到持续发展, 但企业的发展模式依然没有改变, 仍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劳动力供给减少的情况下, 这势必会造成工人的相对短缺。

㈢农民工个人原因

1.农民工自身素质的原因。这里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 农民工自身素质有了很大提高, 他们已经在民工市场中赢得了主动地位, 民工的卖方市场已经形成。农民工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的提高, 使他们在名目繁多的工作岗位面前有了选择的余地, 较十年前相比, 工作强度大、工作环境恶劣的企业已很难引起他们的注意力, 因此就在这些企业中最先出现了“民工荒”现象。岳杰勇认为, 农民工的自身素质的提高是“民工荒”的根本原因[8]。但另一方面, 尽管农民工的素质有所提高, 但依然不能满足某些技术岗位的要求。一些技术水平较高的行业需要工人具有较高的素质和技术, 农民工的文化水平低又造成了用工的结构性失衡。根据劳动与社会保障部2007年开展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显示, 虽然有65.5%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具有初中文化程度, 但却有45.3%的人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 25%的人只接受过七天的简单培训, 接受过正规培训的人员仅占13.1%。而对企业的调查显示, 77.7%的新增岗位要求工人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 其中37.3%的岗位需要初级工以上的技能水平, 9.2%的岗位需要工人达到中级以上的职业资格。这表明企业招用员工的标准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自身素质之间存在一定差距。

2.农民工价值观念和维权意识的转变。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出生的、文化程度普遍在初中以上的“二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供给市场的主体。他们不同于“一代”民工文化水平不高、有工就打, 他们的经济压力较小, 自我保护、自我价值实现意识不断加强。当企业提供的待遇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或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 他们敢于同企业主“叫板”, 毅然离开。莫荣认为, “新民工”的生存状况已发生了较大的改变, 他们追求发展的需求已经抬头, 他们在打工的同时重在学习, 重在寻找实现自我的新机会。

三、“民工荒”现象出现的意义

“民工荒”现象的出现使部分企业的劳动力需求得不到满足, 影响了这些企业的发展, 甚至是对当地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 但这也反映了经济社会中的很多深层次问题。因此, 研究“民工荒”问题, 有助于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有重要意义。

㈠有利于改善农民工的待遇, 提高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民工荒”是农民工开始用市场解决市场问题、维护自身权益的一种表现。随着这一问题的出现, 民工权益凸显, 首次得到了企业的尊重。企业开始注意改善用工环境、增加工资以吸引劳动力, 注重企业文化的建设, 重视农民工素质的培养和提高。从表1可以看出, 2003年~2006年到本村以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民工的月工资由781元增加到953元, 增长22%, 与上年相比, 2004年农民工人均月工资增长2.8%, 2005年增长6.5%, 2006年增长11.5%, 增速逐年增加。

㈡促进了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和产业梯度转移劳动力短缺将使东部沿海地区的一些劳动力成本上升的企业进行有利于产业升级的调整:一些利润空间大的企业会直接用涨工资来吸引工人;一些企业会用机器代替劳动力, 通过机械化减少用工数量;一些企业会采取兼并重组的方式做大做强;还有一些企业会向人工成本低廉的中西部转移, 一旦形成规模, 就会出现产业梯度转移的现象。

㈢将促进中西部经济的发展随着劳动力成本的逐渐上升, 东部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将更多的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为中西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点。莫荣认为, 如果将目前这种外地劳动力与本 (外) 地资本相结合的生产方式转变为外地资本与本地劳动力相结合的方式, 即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可以为中西部地区一部分由于缺乏外出就业信息、缺乏外出就业的能力、或者年龄偏大、照顾家庭等原因无法外出打工的人提供工作机会, 这既缓解了劳动力短缺问题, 也发展了西部经济。汪玉奇从江西省的实际出发, 认为产业梯度转移在促进江西经济发展、提高城市化水平、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的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应对“民工荒”现象应采取的对策

㈠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水平, 创造良好的用工环境短期内企业解决招工难的最有效措施, 就是要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 改善他们的工作、生活环境, 切实保障其应有合法权益的实现。目前的农民工已经由生存理性转变为经济理性, 他们进城务工不仅要满足生存需要, 还要实现更高的自我价值, 并且务工收益也不再仅限于获得工资的多少, 还包括精神愉悦、心理成本等多重评价指标。企业招工并不难, 工资太低条件下招工就难。企业只有转变传统的用工观念, 为农民工提供与他们的付出相对等的收益, 只有使他们进城务工的总收益大于他们的务农收入时, 企业才能招到并留住农民工。

㈡通过教育和培训, 提高劳动者素质首先, “民工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技工荒”。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就是要通过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 提高劳动者的技能素养, 以满足企业的用工需求。政府要加大对基础教育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的投入力度, 增强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其次, 要以劳动力质量代替数量, 保证劳动力资源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实行集约型的经济发展战略, 提高劳动者素质, 预防若干年后劳动力数量优势的丧失。蔡昉认为, 通过对劳动者本身的投资, 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 用质量代替数量, 可有效的预防劳动力短缺[9]。

㈢推进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 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创造条件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东部沿海地区得到充足发展后, 自然会向下一个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转移, 即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目前在我国产业梯度转移的现象虽然已经出现, 但还未形成规模。中西部地区存在的基础设施薄弱、制度成本高、市场机制不成熟等, 阻碍了产业梯度在地区间的顺利转移。面对“民工荒”的新情况, 政府要以市场为导向, 及时进行制度创新和政策调整, 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创造条件。政府还应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准确定位, 转变功能, 通过扩大就业面缓解劳动力短缺对工资成本提高的压力。

㈣重视中年以上劳动力资源, 确立农民工的产业地位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时期企业仅利用农民工年轻时段, 而不管其中年的就业和养老, 这种状况已不合时宜。企业和城市要应对年轻劳动力短缺的市场新情况, 就必须考虑开发中年以上劳动力资源, 建立稳定的产业工人队伍。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在调整产业结构和提高技术、产品竞争力的压力中, 提出了提高农民工稳定就业程度, 以造就熟练工人、中高级技工的要求。这就使农民工稳定就业成为社会课题, 确立稳定就业农民工的产业工人地位则成为解决农民工短缺问题的根本措施。有条件的地区要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网, 消除农民工脱离土地的后顾之忧, 真正做到农民工市民化。

摘要：“民工荒”现象一出现就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 各个领域的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该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究。他们就“民工荒”的本质、出现的原因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解释了这一问题出现的意义, 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作者在总结最近几年研究文献的基础上, 对以上提到的几个方面进行了综述。

关键词：民工荒,原因,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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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韦曙林, 许经勇.透过“民工荒”现象看其问题的本质[J].学术研究, 2005, ⑴.

[3]吕小燕, 杨文选.“民工荒”的成因及对策分析[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 2006, ⑴.

[4]简新华, 张建伟.从“民工潮”到“民工荒”——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制度分析[J].人口研究, 2005, 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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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问题研究综述 篇8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 消费行为 消费认同

2010年1月31日，在国务院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第一次运用了“新生代农民工”一词，并且要求各地采取针对性措施，大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关问题，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在当下消费社会的大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消费观、生活方式、消费行为明显区别于他们的父辈，其消费现状反映了他们的消费倾向和未来的消费取向，他们的消费观念反映了他们的生活现状和价值取向。因此，在推动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中，消费已然成为了一种重要方式。在这里，消费行为既是一种行动，也是一种认同。所以，在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过程中，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和身份认同显得尤为重要。

一、消费认同理论的研究消费者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人，而且是一个具有特定地位、认同和形象的个人。个人通过某种认同而存在于社会，并与他人发生联系。认同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产物，而是人们主动选择和创造的结果，并通过特定的行为和产品符号来表现、传达和显示。因此，在消费中我们不仅仅是在消费商品和服务，也在消费意义和认同。我们在借助消费塑造某种认同的同时，也在借助消费符号来表现和传播这种认同，包括与我们的认同相适应的个人形象。可见，由于认同与消费的内在联系，使它成为沟通消费社会学研究中的“行为”范式和“文化”范式的框架性概念。消费在社会学意义上的重要性之一就是在于它既是用于建构认同的“原材料”，又是认同表达的符号和象征。“在世界系统范围内的消费总是对认同的消费”。因此，认同十分重要，在社会生活中我们是以我们的认同而存在于社会，并通过认同与他人进行社会交往。如果说伴随现代市场经济而来的丰富商品为人们的生存方式提供了多样的可能性，那么，人们选择各自不同的生存方式和消费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的认同所决定的。人们从事消费，实质上不过是创造、维持或改变着自己的认同。从认同的角度看消费和从消费的角度看认同，是消费社会学所特有的研究视角之一。消费活动是一种特殊而又重要的认同行动。“我”消费什么、怎样消费，实际上体现和贯彻了“我”对自己的看法、定位和评价，以及对自己的社会角色和地位的接受。这些认同决定了“我”在进行消费时，哪些消费内容和形式是恰当的、哪些是不恰当的，哪些是符合“我”的社会地位、身份、角色认同的以及哪些是不符合的。因此，人们的消费活动是围绕着认同在进行的。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对“我是谁或我们是谁”的看法就决定了消费什么、消费多少、怎样消费等消费的核心问题。但是，不能以认同的决定作用来否定或忽视消费表达认同的作用，尤其是在现代消费社会中，消费已经成为一种符号性活动，通过消费行为表达认同的作用也进一步增强。综上所述，消费社会里，个人在消费中确定身份，获得社会认同。由此，我们可以概括出消费与认同之间是辩证关系，即认同决定消费，消费表达认同。人们的认同和消费不过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面对商品世界“我”消费什么和怎样消费，是“我”对“我们是谁”的看法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我”就是我所消费的东西和我所采取的消费的方式。

二、农民工消费行为的研究消费行为是指消费者为获取、使用和处置消费物品或服务所采取的各种行动，包括先于且决定这些行动的决策过程。新生代农民工身处在大都市的社会环境中，在消费观念方面受到城市大众媒体、现代价值观及参照群体的影响较大，以至影响或改变了他们之前所形成的价值观，其消费方式也从单调、同质、封闭变为逐渐开放。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较高，对未来的期望值也较高，所以在消费观念上更具有城市现代性的特质。他们在消费行为的选择上，表现出赶时髦、追新潮的特性，这种变化说明他们的消费观念较父辈农民工相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更趋向于市民消费认同的倾向。但是，农民工群体内部在消费方式上也存在差异。钱雪飞指出，南京市农民工的消费水平就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化，这主要是与他们工作环境差、收入水平低的次属劳动力市场、进城目的主要是赚钱养家糊口，以及与农村的稳定密切关系有关。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农村传统观念仍然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王劲松认为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受农村传统的消费观念和城市居民的消费观念的双重影响，其消费行为在社会参与、社会地位方面处于边缘，通过家庭利他主义的消费行为，农民工建立了自己的消费观念。这体现了新生代农民工希望融入城市生活，而又需要支撑农村家庭生活的现实矛盾。唐有财在其有关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研究基于问卷调查数据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呈现出典型的矛盾性：一方面，他们努力在城市消费以实现身份认同并融入城市；另一方面，他们又尽可能储蓄以汇钱回家。他们对城乡态度同样存在矛盾：既愿意定居城市，也不排斥返回农村。新生代农民工的双重消费策略是与现有制度和政策实践博弈的结果。于丽敏则对农民工消费行为的二元性进行了分析，指出农民工在食物支出、衣着支出、住房支出、休闲娱乐支出方面具有鲜明的二元性，并分析了农民工消费行为二元性的影响因素：收入、不确定性、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户籍限制。

三、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研究正如前文所言，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融入城市生活，但城市生活的压力和农村对农民工的经济需求加大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难度。此外，城市居民对农民工城市身份的不认可，也加大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存的难度。王春光通过对温州、杭州、深圳三个城市的调查，认为农民工农村流动人口对制度性身份的认可在减弱，农民身份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涵义。农民工认为，他们之所以被当作农民，不仅仅是因为制度上的规定，而且是因为城里人是这样看待他们的。还有一些人己经不认可制度性规定，认为他们之所以被当作农民，是因为周围的人是这样认为的。绝大多数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己的身份以及市民对于他们的态度相当的敏感，这源于他们在与城市中的市民交往时感受到了社会距离的差距带来的歧视。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农民工对于城市理念、生活方式的接受能力更强、所用的时间更短、适应能力更强，同时务农经验很少，因此有相当的一部分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城里人。基于此因素，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了半城市化的主要群体之一。他们成了一个更具不确定性、更缺乏社会归属的乡城迁移群体，他们是半城市化的主要人群。农民工农村流动人口对制度性身份的认可在减弱，农民身份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涵义。周明宝分析了城市滞留型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关键、本质和维度，认为身份认同的维度应包括制度认同、人际认同、生活方式认同，本质上是他们在新的场域下的继续社会化，这种社会化包括居住场所和职业生活的生存适应、追求和仿同城市生活、乡土文化中新的情境元素，是场域、社会交往网络和社会记忆三者的有机结合体。而身份认同的关键最终还有赖于滞留主体的自我认同，尤其是他们基于个人经验和主观意识世界之镜像的内源性认知。陈映芳认为，既有户籍制度的政府需要，是农民工制度长期被维持的基本背景，同时，知识分子及大众媒体等知识、文化的生产者也参与了对“农民工”身份类别的建构。“流动人口”“外来人口”等人口学的学科概念扩展即是佐证。与此同时，作为中国社会中的第三种身份，“农民工”的被建构和被广泛认同，既构成了现有“农民工”制度的合法性基础，也影响了乡城迁移者的权利意识和利益表达行动，“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会给乡城迁移者们一个理由，让他们说服自己，去接受在城市中的不公的地位和待遇。在微观层面，彭远春从农民工主体的角度探讨他们对农民这一强制性身份的认同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他基于社会记忆和社会情境理论，在对武汉市杨园社区餐饮服务员调查的基础上，通过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的方法，指出现在存在很大比例的农民工对于自身身份认同呈现出模糊认同的状态，其中城市体验、进城期望、乡土记忆等非制度性因素由大到小地影响着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农民工乡土记忆愈深，愈认同农民身份；进城之前，目标期望越明确的农民工，越不认同农民身份；正向、良性的城市体验越多，越不认同农民身份，负面的城市体验越多，越认同农民身份。李蕾指出，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困境主要包括身份分类的矛盾和未来归属的矛盾，存在个人身份建构与社会建构之间的矛盾，并指出社会距离、相对剥夺感、追求生存目标与现行体制之间的矛盾是导致这些矛盾的原因。综上所述，随着时代的变迁，新生代农民工已取代父辈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群体的庞大主力军。而农民工在权益保护、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社会流动、政治参与等方面仍亟需改善，这对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圈至关重要。当前，我国大多数学者是以宏观的制度、文化、经济、社会结构层面来进行的农民工的消费行为或是身份认同方面的研究，但是，基于消费行为的角度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方面的研究相对不足，仍存在较大研究空间。

四、小结纵观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与身份认同的研究成果，可以概括出以下观点：首先，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生活在城市中的一员，他们对自身身份定位会影响到其消费行为的选择趋向；其次，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方式、消费观念、消费结构等方面所呈现出的特点也会从消费的各个层面体现出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市民身份认同的诉求；最后，新生代农民工通过消费的方式，构建、巩固并维持自身所要塑造的市民身份认同，两者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这样通过消费的方式一定程度上既满足了自身追求内在的市民身份的诉求，又满足了不断追求外在、塑造市民形象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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