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增收问题研究综述

农民增收问题研究综述（通用8篇）

农民增收问题研究综述篇1

农民收入不仅关系农民利益和农村发展, 而且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从农民利益的角度而言, 提高收入是他们最大的希望;从农村发展的角度看,农村公共事业落后, 无一不与农民收入水平较低息息相关;从国民经济的大局看, 如果农民收入上不去, 农村购买力也就没法提高, 扩大内需、发展经济就受到制约。广大农民不能富裕起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不可能最终实现。农民收入问题是当前“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因此, 认清我国农民收入现状, 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寻求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 仍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重大问题。

一、农民收入问题所带来的社会影响研究

农民收入放缓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主要表现为农民年收入增长比率偏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农民收入和开支的比重严重失衡等几个方面。从1997到2003年, 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七年没有超过5%。最高的年份增长4.8% , 最低的年份增长2.1% , 年均增长只有4%。1986年之后城乡收入差距虽然偶尔有所缓和, 但总体趋势依然是扩大的。这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能妥善的解决将给我们社会带来巨大影响。

1.农民收入减缓, 影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没有农民增收作支撑, 扩大内需战略便如同沙中建塔、纸上谈兵, 中国经济迟早会有逆水行舟、不进反退的风险。我们同样也难以想象, 未来中国能够在城乡二元化、工商业发达农业赢弱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强国之梦。没有农业的现代化, 就不可能有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

2.农民收入事关农村乃至全国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都离不开社会的稳定。我国大部分人口在农村, 农村的稳定是全国稳定的基础, 而不断增加农民收入, 改善农民生活, 才能保证农村的稳定。实际上,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减缓, 部分农民生活困难, 心里不平衡, 农村不安定因素增加。突出表现有: 农民上访增多, 拖欠统筹提留款增多, 宗族家族矛盾增多, 刑事犯罪增多等等。农村不稳定, 直接影响农民生产、生活和农村社会秩序, 对全国大局的稳定带来不利影响。

3.农民低收入导致农村教育发展缓慢, 人力资源开发困难。由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低, 很多农民没有能力承受子女接受高中教育, 农民子女初中升高中的升学率很低。由于接受教育的程度有限致使农村劳动力可能失去工作机会, 成为不断发展的知识经济中的新穷人, 使他们面临着严峻的未来。

4.农民收入能否增加事关我们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巩固, 事关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实现。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在“三个代表”中, 最重要的或者说它的出发点和归宿, 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也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体现。全国近13亿人口中9亿在农村, 只有广大农民的收入不断增加,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城乡差距才能缩小, 贫富悬殊才能消除, 农村大局才能稳定, 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才能落实。

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原因分析

1.制度性原因

不合理制度是影响农民收入的根本原因, 其影响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政策和制度的进一步合理化是当前和今后解决农民收入的主要着眼点。制度因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现行财政体制使农民承担了许多不应承担的负担, 导致农民收入的流失。二是速度型经济目标考核体制, 刺激了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的欲望, 导致短期化行为。三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制, 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由于长期的“城乡分治, 一国两策”, 我国的城镇化进程缓慢, 截止1999 年我国城镇化率只有30.9% ,仅相当于工业化初期国家的水平, 严重落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使农村各种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 农民收入渠道难以拓展。在城里打工的农民, 工作再努力, 表现再好也还是民工, 只要政治、经济上有风吹草动, 首先裁减的是外地民工。

2.市场与产业结构性原因

当前农业结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农产品质量普遍不高, 名优产品比例低;二是一般性品种多, 专用品种少;三是产品标准化和品牌管理滞后。当前由于农产品质量标准不统一, 不规范, 容易给假冒劣质产品钻空子, 严重影响了农产品的销路和发展;四是区域特专产品比较优势不明显。

薛亚梅认为我国农业结构调整主要是在数量上做文章。多了撤, 少了再凑。粮食多了, 改种蔬菜;粮食少了, 再种粮食, 以致出现农产品的阶段性过剩。许多地方以资源定方向, 有什么资源就干什么, 许多资源相同的地方出现了结构雷同。产品在平面结构上的雷同, 这种低档次上的过度竞争必然导致产品结构性过剩, 农民收入故而只能徘徊不前。

3.观念性原因

农民思想观念在整体上看来相对保守, 农民的市场观念, 商品观念, 知识经济观念, 规模效益观念和协作观念都有待改变。

中国传统农民存在着落后保守的文化心理、观念、意识等特性, 具体表现在: ①宿命论的人生信念和消极的精神状态;②小富即安, 不思进取及有限的志向和人生目标;③节奏缓慢, 保守散漫的精神生活;④重义轻利, 重农轻商的价值观念;⑤死板僵化,缺乏创新的思维能力;⑥平均主义理想。

4.资源性原因

这里的资源指广义的资源, 既包括自然资源也包括经济和社会资源。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自身的资源状况, 广大的中国农民尤其是如此。

在同样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下, 生产收入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生产者所占有的资源及生产要素的多少, 作为农民来说能给其带来收入的资源和要素无非是土地和劳动力。而作为资源的主要耕地及其它土地资源禀赋的先天不足显然是农民收人增长的首要约束因素。其次, 中国农民受教育资源条件的制约。一方面, 农民接受的教育水平的高低会影响他们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 农村人口素质普遍较低, 其从业渠道因其自身素质低而受到限制难以转入其他行业。从我国农户拥有的资源来看, 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 土地、生产性固定资产、人力资本、储蓄和手持现金。这四大类资源是农户获得收入的主要渠道。在市场经济中, 资源的多寡决定收入的高低, 而农民拥有的资源数量稀缺农民收入低可想而知了。

5.农民自身组织结构原因

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大的群体居然是世界上力量最弱的群体, 这就是中国农民陷入整体性的万劫不复的苦难之源。盛洪认为, 从经济学角度看, 正如布坎南所说, 一致同意是帕累托最优的政治对应物, 不言而喻前提是平等的投票权也就是说在权利上的不平等, 在经济上就是无效率。一个社会中最大多数的人群被压缩了权利, 经济政策就会出现系统性的偏差, 仅从几十年的农业政策史及其经济后果来看, 缺少一个反映农民利益的平衡的政治结构是许多损害农民利益进而损害全社会利益的政策轻易出台的重要原因。

三、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对策

1.尊重农民首创精神论。

目前和今后, 要培育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新的增长点, 必须更好地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 要允许农民大胆试验和探索。

如果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做一番历史考察, 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 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是推动农村经济创新和发展从而增加农民收入的根本动力。众所周知,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共出现过三个方面的大的创新: 一是抛弃人民公社体制, 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制度创新;二是在保证粮食生产__的基础上, 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的结构创新;三是推广以育种为核心的农用先进科技, 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 实现农业产业化的技术创新。这些都是尊重农民首创精神的结果。

2.加强政府建设, 认真规范政府涉农行为, 积极转变政府职能。

政府的角色必须发生改变, 尤其是在市场引导和财政支出方面要下大力气。目前主要的研究观点认为: 国家必须认真规范基层政府的涉农行为, 杜绝“好心办坏事”,“帮农却坑农”的事情发生。为此, 基层政府的职能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进一步调整: 建立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体系、建立农产品质量管理系统、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业教育科技推广体制。同时政府要制定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的产业政策以减少农业生产者的成本支出。减轻农民负担从近期来看, 为解决农民收入低下的问题, 政府部门应采取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 促进农业发展。

3.推进农村产权制度论。

农村产权问题是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实质所在, 主要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政府永久地废除影响农村市场的行政命令。二是废除目前“民土变国土”的城市用地制度。三是废除靠行政权力推进城市化和城镇化试行“公司办城镇”的体制。四是把目前仍然模糊不清的“集体产权”特别是关于土地的各种权利清楚地界定到农户头上。五是县级和县级以下政府要增加对农村资产的划分、登记、建契的服务。

4.农民人口就业论。

对我国的“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要是两个。一是基本国情矛盾, 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 从而使耕地承担的对农村人口的福利保障功能远远大于耕地的生产功

能;二是体制矛盾即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在这种情况下, 要增加农民收入, 就必须保障广大农民的充分就业。

吴敬琏认为, 在我国每个农村居民只占有1亩多耕地的条件下, 即使不顾客观经济规律而把农产品收购价提高一倍甚至几倍, 农民的收入水平也难有大的提高, 他们的生产和生活设施也难有大的改善。实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是解决“三农”问题, 顺利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中心环节。党和政府在作出决策时, 要把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增加就业作为最重要的指导方针, 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 为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必要的条件。

5.城乡统筹发展论。

农民增收问题研究综述篇2

以下从几个方面来梳理当前学术界对于此类问题的研究情况。

1 返乡农民工的结构分析

1.1 返乡农民工基本情况

张斐利用2009年对十个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大省市 (包括四川、重庆、河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甘肃) 问卷调查结果得出, 返乡农民工中以男性居多, 绝大多数年龄组中男女两性的比例相互协调, 差别不大。具体如下:除20岁以下年龄组女性数量多于男性之外, 其余年龄组的男性数量均多于女性, 尤其是在20-24岁、25-29岁以及35-39岁这三个年龄组, 返乡农民工中的男性数量远远高于女性, 这表明男性农民工成为了返乡的主体。白南生、宋洪远通过调研发现, 目前全部农村劳动力平均年龄为36.7岁, 外出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7.6岁, 比从未外出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年轻11.2岁。返乡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37.5岁, 比仍在外出农民工高出近10岁, 与从未外出农民工相差不大。可见, 年龄也是制约农民工决定是否返乡的重要因素。一般来说, 外出的农民工的数量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多。

白南生、宋洪远通过调研得出, 目前我国全部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34年, 仍在外出的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59年, 已返乡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49年。可以看出, 返乡的农民工比仍在外就业的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了1.15年, 但仍比全部农村受教育年限高了0.15年。

1.2 农民工返乡后的从业特征

白南生、何宇鹏根据农业部对安徽、四川两省的调查访谈资料的统计, 这两省的返乡农民工在回流地所从事的职业中, 在本地务工的为11.2%, 规模化养殖和水产养殖1.6%, 从事非农业经营性职业的有2.7%, 其中包括:经营开店的1.4%, 经营饭馆、舞厅、歌厅等服务业的0.6%, 办企业、开公司的0.3%, 运输0.3%。黄振华基于全国六省十村的实证研究, 从2009年2月底调查的留乡人员实际就业情况看, 在181名留乡人员中, 正在务农的合计23人, 占留乡人员总数的12.7%, 顺利实现本地非农就业的有36人, 占到总数的19.9%。陈浩、刘锡安等基于湖北省返乡农民工就业安置现状调查数据可以看出, 留乡民工就业选择出现明显分化。大部分在本地从事农业, 但有相当一部分返乡农民工在家务农的意愿明显不足, 且有部分民工在家待业。这部分民工的主要就业流向可能有三个, 即:在家乡寻求非农工作, 如有可能, 考虑创业或待形势完全好转仍到外地务工。

2 农民工返乡的原因研究

2.1 国外相关研究

刘易斯的理论模型、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和康纳德等人的“推—拉”理论模型等主要用于解释劳动力外流现象的理论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农民工回流现象。这是因为对于回流者来说, 他们同样必须考虑流动的成本和收益, 只有当他们认为回到农村获得的收益大于他们现在在城市所获得的收益时, 他们才会做出回流的决定。20世纪80年代后, 国外关于农民工回流的理论又被重新提出。他们大多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并且有所创新。Christian Dustmann通过对瑞士、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农民工回流现象的分析, 构建了一个个体谋求福利最大化的长期模型。他认为农民工之所以回流是受以下三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家乡和城市的相对价格之比, 二是基于迁移者本人的主观偏好, 三是在城市积累的能在农村发挥显著作用的人力资本。斯塔克和泰勒通过对墨西哥和美国移民之间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 产生回流的重要原因在于降低相对的贫困感。他把原因主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城市期间积累的同样的人力资本和储蓄在流入地的收益要比流出地高, 二是在城市没有找到很好的工作, 三是在流入地的生活成本要比流出地高。

2.2 国内学者研究成果

白南生、何宇鹏 (2002) 的研究表明, 农民工在决定是否回流时的考虑往往不是单因素的, 而是多重原因的共同作用。因此, 张斐 (2011) 认为, 农民工外出流动或返回家乡都是农村推力和拉力、城市推力和拉力这四种力量相互作用、相互博弈的结果。如果 (农村推力-农村拉力+城市拉力-城市推力) >0, 农村人口就会从农村流向城市;反过来, 如果 (农村推力-农村拉力+城市拉力-城市推力) <0, 与外出相反的返乡回流现象就会发生。高强, 贾海明指出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农民工大规模返乡回流正是对“推—拉”理论一个很好的例证。

归纳起来, 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 因失业而返乡, 这一原因占第一位 (陈锡文, 2009;马建堂, 2009) ;第二, 因家庭和个人原因而返乡, 包括照顾老人、婚育、生育、健康状况、年龄等 (白南生等, 2002;张术环, 张文萃, 2009) ;第三, “推拉”效应、户籍管理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歧视制度、国家实施惠农政策原因 (张朝华, 2009;贺永泽, 黄晶, 2010) ;第四, 因创业而返乡 (杨云善, 黄琨, 2006;黄慧, 2007) 。

3 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

3.1 国外相关研究

农民工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群体, 国外学术界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及其政策的专门研究很少, 主要是在研究农民创业时有所涉猎。例如Lundstrorm and Stevenson 提出了创业政策的内涵, 认为创业政策应该包含四个方面:①采取的政策措施的目的是刺激创业;②它的目标应该着眼于创业前开始、创业启动和创业后开办等创业全过程;③围绕创业动机、技能和机会三个要素来设计和提供相关政策;④首要目的是鼓励越来越多的人去创业。Degadt认为, 支持创业就是意味着挑战传统, 就是要促进创造和创新;创业政策是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 其目标是为了实现经济的增长收入的增加和扩大就业, 缓解社会就业压力。

3.2 国内学者研究成果

在国内, 农民工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群体, 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文献颇多。但对于农民工返乡创业这一问题, 只进行了一些探索性的研究, 研究的理论则为数不多。目前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关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理论的研究。

李晓亮等 (2005) 从人力资本的角度进行研究, 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资本包括金融和人力两种资本, 在人力资源方面呈现出优势。黄建新 (2008) 用结构化理论分析农民工返乡创业, 并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行动进行了解释, 然后提出了具体的对策。李含琳 (2008) 从经济学的角度, 对我国农民工返乡创业问题进行了探讨, 提出了确立返乡经济战略的新建议。李文辉、徐邓耀 (2009) 从统计学的角度和数学模型对四川南充市打工者返乡创业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 认为金融危机下农民工返乡创业, 可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政府应该多方面提供扶持。陈波 (2009) 建立了一个针对我国外出农民工的理论分析模型, 来解释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的约束因素和比例关系。

(2) 关于农民工返乡创业意义的研究。

朱耀 (2003) 提出了农民工返乡创业推动了农村城镇化发展的观点。凌斌等 (2006) 以安徽省无为县为例, 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是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王天权 (2006) 提出了农民工返乡创业是新农村建设的一条重要途径的观点。万宝瑞 (2007) 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农民工也是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 要重视这支生力军的作用, 并给予引导。王秀忠 (2007) 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不仅实现了创业者自主就业, 而且带动了更多的富裕劳动力就业。曹明贵 (2008) 认为农民工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特殊群体, 也是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过渡性群体, 农民工返乡创业开辟了我国城镇化建设的新途径。

(3) 关于农民工返乡创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的研究。

周建春 (2007) 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 一种新的贷款难问题日渐出现。这就要改善地方金融服务, 支持农民工创业。玉华 (2008) 认为目前农民工返乡创业规模小、劳动强度不大、技术含量不高, 但普遍面临融资难、人才缺、土地紧张等问题, 需要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给予扶持。张纹 (2008) 认为农民工返乡创业需要政府的扶持与引导。阳立高、廖进中等 (2008) 认为, 农民工返乡创业优势不明显, 取得了一定成绩, 也面临着一定困难。陈文华、刘毅 (2008) 认为, 农民工返乡创业面临着资金不足、融资困难、缺乏鼓励政策等问题;同时提出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需要政府进行制度创新。杨波、张卫国 (2008年) 利用swoT分析模型, 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做了分析, 找出了农民工创业存在的困境, 并从政府和农民工两个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措施。费杰 (2008) 从农民工自身因素和外部环境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指出了农民工返乡创业存在的障碍因素, 并提出了促进创业的对策与建议。

4 农民工返乡的未来展望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学术界对农民工返乡的研究兼顾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其广度与深度都在不断加强, 但其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 今后应加强对以下问题的研究: (1) 农民工返乡后的权利保障问题。返乡农民工与农民工返乡将长期成为我国社会生活的现象, 关注返乡农民工的权利保障问题也就成为必然。 (2) 农民工返乡与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关系的研究。城市化是与工业化和现代化相伴相随的一场社会变迁活动, 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 如果长期存在农民工返乡的环境和机制, 就会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背道而驰, 自然谈不上城市化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目前学术界在采取何种措施加以应对二者的关系, 以促进城乡共同发展, 求得社会和谐这一研究上关注并不多, 有待学者们得进一步探讨。 (3) 返乡农民工回乡创业的相关政策。农民工回乡创业对拓展农村就业、发展县域经济有着重要意义, 对促进农村城镇化发展有积极影响。但关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相关政策不够完善和具体。如, 发展城乡开放的劳动力市场、政府与银行的金融支持及促进土地顺利流转政策等。这些方面都需要学术界给予关注。

摘要：2008年末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性经济危机, 这将掩盖在中国经济建设下部分“农民工返乡”现象凸显出来, 主要表现在农民工不断向大城市涌入的同时又有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 其流向呈现一个倒“V”字形。主要从农民工返乡国内外研究现状等多个方面来探讨农民工返乡现象, 并指出农民工返乡具有长期性及阶段性特征, 学界应长期、客观公正地看待我国的农民工返乡问题。

关键词：农民工,返乡,研究现状

参考文献

[1]白南生, 宋洪远.回乡, 还是进城[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 (9) .

[2]蔡昉, 白南生.中国转轨时期劳动力流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6) .

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综述篇3

【关键词】农民工问题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镇）和乡镇企业就业，形成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党的十七大明确要求：“规范和协调劳动关系，完善和落实国家对农民工的政策”。近年来，农民工问题不仅引起了各级政府和其他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成了国内外许多理论工作者学术视野内的热点问题。科学需要积累，任何科学研究都需要在前人的劳动基础上进行。笔者对已有的国内外关于我国农民工问题的研究进行一次文献梳理，力求从中吸取营养，找到研究的突破口，避免简单重复劳动、“坐井观天”、“盲人摸象”现象的出现。现将近年来的研究综述如下。

一、国内研究现状

1、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一样，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也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变迁，一共可以划分为特征不同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之初到1988年。这10年间，农民工流动经历了从发轫到广泛发生的变化，尤其是1984年后发展较快，但学者关注的焦点始终停留在农村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三产业的转移上，而对于农民工跨地区流动研究很少顾及，基本上没有相关的专门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的几个较年轻的研究者率先对10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流动进行了调查，写出《资源、包袱、财富》的研究报告。第二阶段，1988-1992年。这一阶段出现了大规模的“民工潮”，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但总体上说，这一段多为应急的、对农民该不该流动的评价式的研究，缺乏规范系统的调查分析，研究滞后于实践。第三阶段，1993-2000年。这一阶段的研究，由三个大调查开始，即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发展研究所和农业银行调查系统对26省1.4万农户的抽样调查，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所做的10省75村调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联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办公室在15省28县、28镇、28村所做的调查研究。随后，较为突出的是，原劳动部、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和大学、民间调查机构，组织8个课题组，汇集多学科力量，从多角度研究，相互交流，还有国际上的交流以及大量其他部门和地方的调查研究。研究落后于现实的状况一举改观，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第四阶段，2001年至今。其特点是研究与政府决策、制度创新更紧密地结合。政府按照市场经济以及工业化城镇化的方向，及城乡统筹、公平对待的原则，调整有关农民流动的政策，对研究工作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使研究工作放在城乡统筹、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等大背景下展开。这一阶段最具历史意义的是：2006年1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2006年3月国务院研究室发布了《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以及2006年3月31日国务院建立了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和学术界一样，社会其他各界对农民工问题上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过程。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较大分歧，很多人把农民工视为“盲流”，不许进城，到处驱赶、阻截、强制遣返，同时对外出就业的不利因素进行了广泛报道。经过很长时间的讨论以及事实的有力说服，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思想才逐渐趋向统一，人们开始正视这一现象，冷静客观地看待此现象并开展调查研究，认为农民外出就业是一种理性选择，而不是什么“盲流”，是一种客观必然现象。2003年“非典”暴露了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而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管理问题尤为突出。在“非典”的发展扩散过程中，大批农民工在“非典”高发期从高发区不顾风险地回流是“非典”由城市向农村扩散的直接原因，而农民工的大批回流，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机制、管理机制的不健全直接相关。“非典”之后，社会各界对农民工问题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人们开始较为充分地认识到这个群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开始注重保护这个弱势群体的权益。

2、一些学者和具体工作部门从各学科角度对当代中国农民工问题进行了研究，出现了一些论著

改革开放以来，学者和一些具体部门通过调查研究，在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马侠的《当代中国农村人口向城镇的大迁移》（1989）和李梦白等人所著的《流动人口对大城市发展的影响及对策》（1991），可能是国内最早的研究农民工的专著，但这两项研究都主要是从人口学的角度进行。其他的主要著作有：莫荣的《“民工潮”的背后：中国农民的就业问题》（1993）、卫兴华的《潮落潮涨——民工潮透视》（1993）、龚益鸣的《“民工潮”的起落》（1994）、袁亚愚主编的《中国农民的社会流动》（1994）、余大兴等的《脚下的长路——中国民工现象透析》（1998）、龚维斌的《劳动力外出就业与农村社会变迁》（1998）、白南生等的《回乡，还是进城？——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2002）、李培林主编的《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2003）、崔传义的《中国农民流动观察》（2004）、李强的《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2004）、刘怀廉的《中国农民工问题》等等。此外，还有大量的学术论文，比较有影响的有：王汉生的《“浙江村”：中国农民入城市的一种特殊方式》、田凯的《关于农民工的基本现状和城市适应性》、李培林的《流动民工社会网络与社会地位》、孙立平的《中国农民工的流动》、池子华的《中国“民工潮”的历史考察》、李培林的《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团中央权益部的《当前“民工潮”现象的特点和分析》、赵树凯的《秩序冲突与治道变革——关于农民流动管理问题的研究》、周大鸣的《中国农民工的流动——输出地与输入地的比较》、李强的《中国流动城市农民工问题》等等。博士硕士论文主要有：刘应杰的博士论文《中国城乡关系与中国农民工人》、刘小年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民工的行为分析：政策过程的视角》、廖龙辉的硕士论文《城市外来民工犯罪的社会学分析》、吕柯的硕士论文《“农民工”市民化的意义和途径》、王红艳的硕士论文《作为群体研究的农民工地位问题》等。

这其中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有：一是1994年受联合国粮农组织委托、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中国8个单位进行农民流动的研究，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麦斯文先生（Dr.Steve McGurk）精心设计和实施了这样一个意义深远、富有远见的组合式资助项目，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如：黄平主编：《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1997）、赵树凯：《纵横城乡——农民流动的观察与研究》（199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农村劳力流动的组织化特征》等；二是1994-1995年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状况的调查，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赵树凯、北京零点公司、清华大学李强教授等对北京农民工的调查研究；三是1999年4月中国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团中央权益部在北京、广州、深圳、烟台五城市及湖南的调查研究以及近年来一些学者（陆子修、史贤华、李玉江、程道平、唐晓腾等）对安徽、山东、湖南等劳力输出大省农民工流动的调查研究。

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农民工流出地的角度对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原因、外出方式、农民工特征、从事的行业与工种分布以及回流后对家乡、家庭及其个人的影响等方面作了研究；二是从流入地的角度对农民工就业方式、行业与职业、收入、工作与生活环境、权利保护、管理、社会交往对象与方式等方面作了研究；三是从城乡关系的角度研究农民进城的意义、我国农村发展道路以及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问题。

二、国外研究现状

1、国外关于中国农民工问题的专门研究成果总体来说不多

改革开放以前，外国学者很难获得中国问题的第一手资料，对于农民工这一特殊现象，研究得较少，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这种状况才有所好转。较早对包括迁移问题在内的中国人口问题进行较为全面介绍与研究的著作，是1992年美国殷实出版社（Plenum Press）出版的《当代中国人口》，该书由鲍斯顿（Dudley L.Poston，Jr.）和约基（David Yaukey）主编，不少作者是中国学者。不过，在该书中哥德斯太因教授（Sidney Goldstein）对我国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问题作了一定的研究，他所用的资料是1982年人口普查材料，所以，现在看来很多观点未免觉得有些肤浅甚至过时。近年来，国外学者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我国人口迁移现象的兴趣越来越浓，研究者越来越多。但由于文化和制度的差异，研究成果并不理想，国外出版的几本关于中国的著作就有我国学者的文章，如：1994年我国人口学者马侠与林肯（Lincoln H.Day）合编了《中国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M.E.harpe 出版）；在《迁移、人口结构与再分布政策》（Migration，Poulation Structrue，&Redistrbution Policies，ed.Cavin Goldscheider，Westview Press，1992）一书中，关于中国问题用的是北京大学的马戎与吉平写的两篇文章（马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的城镇居民以及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吉平：《民族不平等与社会结构同化：中国的新疆自治区》）。

2、国外经济学界对我国农民工问题的研究

发展经济学较早地对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人口迁移现象进行研究，而且影响较大。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W.Authur Lewis）于1954年发表了《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首次提出、后来又多次修改完善形成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的理论。费景汉（J.Fei）和拉尼斯（G.Ranis）认为，刘易斯模型没有考虑到农业本身对工业的贡献，因此他们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先决条件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由此产生的剩余产品总量的增长。托达罗（M.P.Todaro）也注意到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过度迁移带来城市就业状况恶化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托达罗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国内迁移人口的特征、迁移过程以及迁移原因，从而建立了著名的托达罗模型。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舒尔茨（T.Schultz）则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对人口迁移现象进行了研究，他强调的是迁移对迁移者本人的好处，特别是经济上的收益，而且舒尔茨分析的还是更为宽泛意义上的人口迁移，不仅仅是指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以上几位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迁移现象的研究的着眼点仍然是城市，他们从城市就业的角度来考察分析这一现象，对农村人口迁移之后给农村社区带来的影响很少研究。尽管托达罗的分析也涉及到农村社区的发展状况，但是他们的落脚点仍是城市，而且分析研究的目的是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很少涉及迁移人口对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人们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的影响。

3、国外社会学、人口学界对我国农民工问题的研究

随着发展经济学对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思考，国外人口学、社会学者也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流动问题。社会学家对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迁移现象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社会学家在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联合国其他组织以及一些大的基金会（例如福特、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迁移现象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人口结构、劳动力市场结构、人口迁移的地区分布以及迁移人口在目的地（destination of migrants）的整合状况进行实地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做了一定的理论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界开始对前一阶段的调查研究资料进行理论分析，试图寻找出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一般规律，建立进行恰当解释的理论模式。美国布朗大学的哥德斯太因（Sidney Goldstein）教授与哥茨柴箔（Calvin GoNscheider）教授以及英国的斯凯尔顿（Ronald Skeldon）教授，都对发展中国家人口迁移现象作了深入的理论探索。近二十年来，关于发展中国家人口迁移的研究中也意识到以前研究中的片面性，特别是忽视人口流动对流出地影响的研究，不少学者在这方面正做一些有益的探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

三、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分析与评价

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可喜的成绩，但仍存在着不足。

国内近年来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较之对这一问题初期的研究而言已走向深入。从成绩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从研究的学科看，已有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人口学、文化学、统计学等多种学科参与了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这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入。而且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均注重从各自学科的理论视角出发，从不同的方面来探讨农民工现象，形成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的研究，从而形成更加丰富的解释。

第二，从研究的内容看，农民工问题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大致包括：农民工流动行为的研究，比如外出的动因、流动方式、社会网络、组织化程度、家庭模式、主体意识、失范等；农民工内部分化或分层状况，比如不同来源地、不同职业群体的研究；农民工群体与社会的关系，比如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社会排斥和不平等、有关管理和政策；这些更加丰富了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

第三，研究的方法看，较为注重社会调查方法，比如问卷调查法、个案访谈法，也运用了实地研究、文献研究的方法，这样使获得的资料更加具体、丰满，有利于更好地描述和解释农民工现象。

第四，从研究的价值看，由于多学科的参与、多视角的探究以及研究内容的广泛，研究的结论，无论是描述还是解释，都更为丰富、更为具体，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农民工问题。已有的研究结论不仅使农民工的研究更具有针对性、现实性和前瞻性，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开始走向操作性，具有一些参考价值；而且研究更具有理论性、学科性和科学性，充分显示社会科学在认识这一现象中的意义。

显然，国内学者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和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研究者的调查对象看，大都从某一城镇或地区、某几个城镇或地区选取，不注重比较调查研究对象之间的差异性，研究者调查中的具体方法和指标也不尽相同。因此，不同学者研究的结论缺乏可比性，其可信度、准确性便大打折扣，更难以解释对同一问题研究中得出的不同结论。

其次，从研究的学科看，缺乏多学科、多视角的共同研究、综合研究，故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不免全面性不够。农民工问题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如果单纯从某一学科入手，而不是综合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很可能导致研究成果的偏执。而且农民工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人阶级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工农联盟理论，但至今很少有学者把农民工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视野和范畴。

再次，从研究的内容看，目前多数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第一，理论界、政府部门至今没有建立对农民工统计的统一的指标和体系，所以到底有多少农民工？他们是怎么分布的？他们的基本状况如何？没有确切的统计。这是一项基础性的研究，统计不确切，必将给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带来了极大困难。第二，学者们更多地关心农民工外出原因的宏观分析，而对微观原因比较欠缺；更多地研究农民工给流入地、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而对农民工对流出地、对政治、文化、社会造成的影响研究不多；更多地注重农民工的生活状态、就业歧视、权益缺失、自身素质、子女教育等方面情况的研究，而对农民工的流动政治权利、精神文化生活、心理健康状态的研究和关注显得不足；更多地描述、解释农民工目前状况，而对其发展趋势前瞻性、规律性的研究缺乏；更多地提出抽象的对策建议，而可操作的具体政策、措施、办法相对有限。

最后，从研究的方法看，一是已有的研究现象描述多，规律把握、理论剖析不足，如现有许多著作大都是农民工弱势生存发展状态的描述，对这一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挖掘不够。二是许多研究思维方式比较僵化，“一刀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应用不够，如讲起城市和市民就是文明、开放、先进、富有，说到农村和农民工则是愚昧、保守、落后、贫穷，然后再以此来区分、讨论市民和农民工；论及农民工素质，绝大多数学者的看法是比城里人低，虽有个别学者也将农民工与流入地的青年人的素质做了比较，但不很深入。三是较少系统深入地比较分析古今中外农村人口流动的情况，缺少研究古今中外农村人口流动的共性和个性。

在国外，无论是国际组织还是一些知名专家、学者对中国农民工问题不仅从宏观上对制度的设计、政策趋向还是从微观上对技术性问题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其研究都达到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但是，他们的研究大都没有涉及中国所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尤其对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所出现的问题缺乏解释力。另外，由于中西方文化、制度的差异，使得农民工问题的有关理论研究前提发生变化，从而导致研究结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失去意义。比如，对于农民工问题研究与制度设计中的文化因素影响，西方学者更未涉及。因此，西方有关中国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无法完全解释和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只能借鉴，不能照搬。研究中国的问题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我们可以利用其有关的研究结论，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作相应的修正，以解释和解决中国农民工问题。

综上所述，对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的基本评价是：已经起步，正趋繁荣；但还不成熟，任重道远。而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角度对中国农民工问题进行研究并不多见，正因为如此，有必要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中国农民工问题作一个较为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虽然会有不少困难，但在这方面进行理论探索是很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

【参考文献】

农民增收问题研究篇4

[摘要]农民收入问题，事关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战略性问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成为影响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也是“三农”问题的集中反映，增加农民收入对于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快速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新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关于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作了详尽的分析。

[关键词] 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建议

促进农民增收，是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必要保证，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农村改革三十多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长期困扰我们的农产品短缺时代已永远成为历史。农村、农民也已摆脱了贫困状态，基本实现了小康。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稳定，呈现出一片祥和兴旺的景象，但近几年，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日渐凸显。

一、当前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我国农村农民纯收入年递增速度从1996年的9％下降至2000年的2．1％，下降了6．9个百分点，农民收入连续4年下降，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2．8∶1，接近1949年的2．84∶1的历史最高水平。江宁区也同全国一样，有不同程度下滑。根据目前该地区农村的实际情况分析，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有政策因素、市场因素、自身因素等。

政策因素。一是农民土地承包制度与新时期新形势的发展不相适应。土地所有权不能得到合理流动和转让，限制农业生产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一些地方出现了有田无人种（抛荒）和有人无田种的怪现象。个别政府部门和单位打着“示范”旗号，转租农民承包田，变“示范园区”为部门和单位增收的“小金库”。另外，还有的以发展为名侵占农民土地使用权，如某某专业种（养）植园地等，农民被迫低价出让土地使用权。二是对农业的投入不足。从全国来看，1991年～1995年国家财政支出中，农业所占的比重分别为10．6％、10．01％、9．49％、9．2％、8．4％，1997年降到8．3％，农业基本建设投资与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七五”期间为5．3％，而“八五”期间降到3％。此外加上金融部门受到金融体制的限制，对农村、农业贷款投放相当不足，从而导致了优良品种和先进科学技术得不到及时推广，农业机械陈旧落后，农业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无法抵御自然灾害的冲击，局部地区又回到了“刀耕火种”时代。三是农民负担过重。其一是维持基层政府运转的费用。有统计资料表明，县乡两级财政供养人员占全国供养人员的71％，而财政收入只有全国的21％，七站八所，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因官设位，政府财政负担沉重。在这次机构精简中，江宁区乡镇由原来23个减为17个，行政村由343个减为248个，精简各级干部1000人，为此每年可减少农民负担3000万元。其二是承担义务教育的费用。我国实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在接受义务教育的总人数中70％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虽由中央、省、市、县、乡镇几级共同承担，但乡镇承担高达78％之多，而最终农民承担达80％左右。其三是各种乱收费现象屡禁不绝。农民除应缴农业税等外，基层政府和各部门乱开口子，巧立名目现象时有发生，给农民增加了沉重的经济包袱，激发了不少社会矛盾，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2．市场因素。加入WTO后，我国的农业发展将面临着重大考验。如何面对市场，应对国际农产品出口竞争的挑战，将直接影响到农民的增收。从客观上讲，市场激烈的竞争和复杂多变给农民带来很大的震荡，国内市场空间有限。目前我国城乡人口占比是3∶7，而农产品是7个人生产，3个人消费，卖方市场自然转向买方市场。“卖难”现象尤为突出，依靠农产品增加农民收入潜力极其有限。而我国长期以来在农产品生产上注重的是数量上的扩张，而忽视质量上的提档．使其缺乏国际竞争力，出口数额有限。从主观上讲，在生产和经营上仍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小农”思想，严重缺乏市场意识，单兵作战，而以千家万户的小生产方式难以抵御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冲击。自身因素。江宁区是一个农业大区，由于历史原因，城乡差别比较明显，农村发展较为滞后，因而农业作为弱质产业，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在市场竞争中往往处于被动地位，严重影响到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一是农民素质较低。目前江宁区现有农村劳动力33．6万人，其中大中专生占1．8％，高中生占9．3％，初中以下占89．9％，由于文化素质低，导致综合素质上不去，接受新事物慢，运用现代科技能力差，致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力弱。就业门路窄、致富机会少，造成丰富的农村人力资源的浪费，严重制约着农民收入的增加。二是人多地少，农业资源匮乏。目前江宁区人均拥有耕地0．8亩，林地2．85亩，水田0．48亩。撤县设区后，东山镇将纳入南京市主城区，大面积的开放开发、人口不断增加、基建规模不断扩大已成定局，而原先人多地少的矛盾更加突出，农业资源下降和农业生产规模上升的矛盾日趋激烈，这都将给农民增收带来阻力。

二、如何增加农民收入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在全国实现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都在农村，实现农村小康的关键在增加农民收入。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地方党委和政府当前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是实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十六大精神的具体体现，应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采取切实有效的新对策、新措施。

1．更新观念，增强市场、服务、科技意识。具体应做到提高三种意识：一是提高市场意识。随着我国农业的快速发展，农产品出现了结构性过剩，“卖难”现象时有发生，它已成为影响农民增收的一道屏障。首先要以市场为导向，适时调整农产品的种植（养殖）品种、规模，既要立足于当前效益又兼顾长远利益，既要满足市场需求又要依据自身实力；其次是抓好流通，以江宁市场为依托，辐射南京和周边城市，以水、陆、空便利交通为桥梁，以特色农产品为龙头（如横溪西瓜、土桥大米、禄口獭兔等），在大、中城市设立营销点，使农产品的外调、外运、外销灵活运转，自然形成适应市场需求的生产——储运——销售——信息反馈的良性循环机制，围绕市场、重视市场、研究市场、开拓市场，最终达到建一方市场、活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的新理念。二是提高服务意识。基层政府当务之急就是转变职能与角色，充分发挥政府各职能部门的优势，搭好舞台，让农户上台唱主角，政府做好服务甘当“配角”，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江宁区横溪镇为促进本地区农产品升级，不惜一切代价花巨资每年为瓜农举办一次 “西瓜节”，使“横溪西瓜”不仅在全省乃至华东地区闻名遐迩，成为带动横溪农村经济发展的龙头，就此一项就使瓜农人均增收350元。三是提高科技意识。首先必须加大科学技术宣传推广力度，健全农业科技推广体系，送知识、送科技、送信息下乡，使优、特、新品种和现代农业科学技术被广大农户所接受、信任和应用推广。委派责任心强、业务精的科技骨干、专家、学者深入到农户、田头、场棚，为农户排忧解难，结合实际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渔则渔，不搞行政命令或形象工程。其次是农民自身应不断增强科技意识，加大对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的投入，提高自身档次和科学文化综合素质，依靠科学技术发家致富。

2．夯实基础，采取多投、少取、调整的方法。“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实现强民富民关键在于夯实农业基础，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从多方面、多层次夯实农业发展基础。

一是多投，从多方面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加快农业的发展。必须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在继续抓好大中型水利设施建设的同时，还要加大对农村的电、路、沟、渠、坝、库、闸和农业机械等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的投入，逐步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要在努力增加对农业补贴数额的同时，切实改进补贴方法，逐步建立农民收入直接补贴制度，真正让农民得到实惠。逐步完善金融体制，加大对农业的放贷尤其是放宽对农户的中短期小额贷款的政策，简便手续，建立信用等级评估体系，大力支持农业生产经营所需资金，切实为农户服务。二是少取，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抓好农村税费改革，切实把减轻农民负担各项政策落到实处，比如近几年对电力农网进行的全面改造，重新调整线路，更新设备，减少自然损耗，严厉打击偷电行为，统一电脑计费，杜绝了关系电、人情电，为农业每年减少电费支出达50％以上。坚持按中央“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即：取消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行政事业性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脱产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办法的内容，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等，探索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真正使农民通过减负促增收。

三是调整。为了顺应市场的需求和加入WTO后的需要，紧紧围绕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数量这个中心环节，面向市场，依靠科技，因地制宜地引导农民自主调整种植、养殖结构，使油粮经济二元结构向多元结构转移，大力发展畜牧业、水产业、蔬菜业、林果业等优质高产、高效农业，创品牌、创名牌。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同时，切实解决农村过剩劳动力问题。

农民税收政策对农民收入有着重要的影响。我国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村税条例》，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全部免征牧业税，终结了实行2000多年的农业税。相关学者关于取消农业税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提出了相关的看法。戴天放①研究认为取消农业税在短期时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相当明显直接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但其长期趋势却表现为农民增收效应递减，主要是农业税减免引起市场交易成本如农资成本、人工成本增加和引起政府农业服务职能萎缩等。贺景霖②分析了河南省周口市农业税费减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认为农业税取消后，降低了农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了农业效益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促进了农民收入的提高；但由于农业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产品加工技术含量低，农产品生产流通企业资金缺乏，农民思想观念相对落后，商品意识、市场意识、开放意识相对淡薄，农业产销信息不畅通，农民科技素质较低等方面，农民收入增长仍然有限，仍未根本扭转城乡收入差距大的局面。

赵乐俊在《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中提到：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日益突出。其根本原因是，一是农业结构不合理，农业结构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和对外开放的变化，这是导致农民收入增幅持续下降的根本原因；二是农业的产业化生产程度低和非产业发展缓慢。③

冯招容在《农民收入增长的体制性障碍研究》中提到：当前农村经济体制不完善阻碍农民收入增长，主要表现为，一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不健全，二是市场制度的不完善，三是乡镇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四是农村财税制度不完善。④

在增加农民收入的改进措施中，赵乐俊在文中提到：现阶段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是，一继续巩固、完善、强化强农惠农政策；二是加快培训、劳务输出以促进增收；三是发展农产品加工流通增值增收；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增收。⑤

农民增收问题研究综述篇5

摘要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三农”问题再次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如何适应市场经济要求，进一步合理、有序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跨越式科学发展，推进农村城镇化、现代化进程，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课题。本文将从对清水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现状统计、调查数据分析入手，通过全面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现状、特点，剖析存在的问题，以探讨进一步促进清水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农民增收的工作思路和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策

党的十七大提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也在农村。如果没有农村的发展，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面的小康、全国的小康。而农民要实现小康，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有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让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实现就业，增加农民收入。

文化程度占5%；从收入来看，平均每人每年收入8000多元。

劳务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有效地推动了清水县劳务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但是，由于清水县经济与全省全市平均水平相比相对落后，生产生活条件差，人民文化教育水平偏低，交通和通讯发展滞后，劳动力市场发育缓慢，劳动力外出就业的难度和成本都较高，地理环境严重影响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清水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从输出规模看，增速较快。据统计，2010年全县外出打工人数为5.96万人，2011年达到6.5万人，增长速度较快。

（二）从趋向分布看，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居多。特别是广东、新疆、苏州、杭州、上海、山东、内蒙古等几大城市居多，约占外出总人数的90%。而且这些集中分布的情况大都与“亲缘、地缘、情缘”有关，75%以上的都是“亲靠亲”介绍去的，劳动等中介组织介绍的较少。

（三）从就业工种看，从业单一，技术含量较低。以建筑业，加工业、服务业等为主，从事管理和一定技术含量工作的人员较少，不足打工人员总数的5%。从事体力劳动的普通生产工人约6.1万人，占打工人员总数的95%以上。

（四）从经济效益看，2011年，全县外出打工人员人均8000元，比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3150元高出4850元。

（五）从学历与待遇比例上看，学历高、技术含量高的岗位待遇

经济，为农村发展注入了资金。另外，外流劳动力返回资金也有一定数量用于发展农村地区的二、三产业，促进了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变化，为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三）通过回归效应，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

由于当地农业、乡镇企业等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不足，清水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一般都流向城市和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不仅增加了收入，更重要的是开阔了视野，转变了观念，学到了技术，增长了才干，积累了资金和丰富的经验。有的回到家乡参加经济建设，自主创业或发展成种养大户，既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又可带动其他农民致富，在农村发展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他们的思想解放、观念较新，生活方式也与农村不同，对周围农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推动农村社会文明和进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农民文化水平和综合素质低下的不足。

（四）加快城镇化进程。

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为加快城镇化进程注入了活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实质上也是城镇化建设向前迈进的过程。一些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在城镇有了自己比较稳定的职业，并在小城镇定居下来，其示范效应又带动周边农民进入小城镇。另外，部分外出打工者回乡在小城镇创办实业，也吸纳了一些农民进城务工。这些农民群众共同构成了农村城镇化的主体，有力地促进了城镇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教育、文化等第三产业的发展。的劳动力没有任何技能特长，只能从事一些形式单

一、技术含量不高的体力劳动，难以进入较高层次岗位，导致就业不稳定，收入低，流动性大，与当前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高素质、高技能要求极不相称，农民工就业空间仍然很小，市场就业竞争力较弱。

（三）兼业性、季节性转移成为劳动力转移的障碍。

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企业经营环境不稳定，兼业农民非农收入不稳定性使他们难以彻底离开土地。农村劳动力在转入非农产业的过程中仍保留着对土地的承包使用权，他们没有完全脱离农业，脱离土地，有大部分劳动力只是季节性转移，忙时务农，闲时务工或经商。他们的户籍仍在农村，而就业和日常生活又在城镇，在农村和城镇都拥有生产和生活设施。一旦非农产业出现问题，就再度向农业回流，具有“两栖”的特点。这种兼业性、季节性的转移使劳动力供需双方都抱着一种临时心态，谁都不愿在技能、素质方面增加投入，这极大地限制了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对劳动力转移市场的发展也极为不利。

（四）信息闭塞，信息收集和跟踪管理服务有待进一步加强。农民长期生活在贫困山区，交通闭塞，信息不灵，导致大量的用工信息不能多渠道及时地发送，农民无法了解劳务市场需求状况，也就无法加入到政府组织输送的队伍中来。同时由于缺乏资金，对用工单位的考察、跟踪管理不够全面到位，给核实劳务信息、护送务工人员和加强劳务输出后续管理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

（五）“留守”家庭子女教育、社会治安存在问题。

社会中介就业为补充的劳动力就业服务体系，形成多形式、多层次劳务输出的格局。同时，加大对现有中介机构的监管力度，依法规范或取缔不合理的中介组织。三要全面摸清农村劳动力资源底子。对农村现有劳动力情况进行一次详细的普查，将劳动力按年龄、学历、技能水平、性别等分梯次输入微机，建立信息资源库，实现对农村劳动力资源情况的动态控制，为搞好转移提供科学依据。四要强化目标考核。把劳务输出工作纳入各级政府综合目标考核，从严考核，真奖实罚，确保人人肩上有任务，个个身上有指标，形成全县上下通力配合抓劳务的运行机制。五要落实保障经费。每年政府都应预算安排劳务专项经费用于劳务考察和组织输转工作，可以对在培训期的农民给予一定的生活津贴，对分工分业后的农民创办新企业提供贷款补助等，从经费上保证劳务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工作，提高农村劳动力综合素质，从而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层次和水平。

针对清水县农村劳动力总体素质不高的实际，结合“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及甘肃省贫困地区劳动力培训转移就业“一二四”增收工程（即每户输转一人，农民人均年收入2万元以上，每年稳定培训转移就业40万人，实现脱贫致富40万户），坚持“市场引导培训，培训促进就业”的原则，加大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力度。一要研究制定相关办法，建立起农民工培训经费由政府投入机制，确保培训经费足额到位。二要把劳务培训与“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结

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在外打工过程中学到了技术、积累了资金、懂得了管理、掌握了行情的民工回乡创业从而制造和带动更多的投资和就业机会，活跃城乡经济，加速小城镇建设，进而有效提高劳务输出的水平和收益，繁荣劳务经济，增加农民收入。

（四）加强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信息服务工作。

搞好信息服务，可以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降低农民外出就业的成本。县乡农业部门要结合农村市场信息体系建设，拓展服务领域，作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信息服务工作，为其外出就业提供及时，准确的信息服务。要逐步建立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管理档案，掌握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分布与就业状况。要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引导农村服务中介组织，多渠道开展劳务信息服务。

留守儿童问题研究文献综述篇6

【摘要】一个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扩大的群体--中国农村留守儿童正在日益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本文将对现阶段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报道、概念界定、存在问题与原因分析、解决对策进行了综述，同时也对现阶段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的不足之处提出了一些看法。

【关键词】留守儿童问题研究综述

一、国内相关媒体对留守儿童问题报道综述

留守儿童是一个社会问题，已引起广泛关注。从以下数据就能看出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引起广泛关注，新浪爱问网页：搜索“留守儿童”找到网页约324000个，（用时0.026秒）；；当然除了网络之外，电视、报纸等也都对留守儿童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报道。以下是对相关报道的综述。

（1）新华社报道：2004年2月，江西省都昌县一对夫妇双双到东莞打工，将孩子寄养在妻妹家中。2月19日，孩子从两米多高的床上摔了下来。因未能及时发现脑内淤伤，最后因医治无效而死亡。

（2）《中国青年报》报道：2004年6月，湖北省黄梅县一名上小学四年级的留守女孩因与奶奶顶嘴斗气而被脾气暴躁的奶奶用毛巾勒死，当时女孩的父母正在外地打工。

（3）延庆县珍珠泉乡八亩地村的孩子珍珍特别想外出打工的爸爸，经常睡到半夜要找爸爸，有时候做梦还会喊“爸爸救我”。可当她爸爸回来时又认生，躲在一边不出声。（中国儿童信息中心）

二、国内留守儿童问题研究综述

（一）留守儿童问题产生背景及定义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由于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大部分农民工在自己进城的同时却无力解决孩子进城就读将要面对的诸多现实问题于是，他们只能选择将孩子留在了农村——留守儿童由此诞生了（叶敬忠1[②]等，段成荣2[③]等，周爱民2005）。

李雯婷（2005）【1】和段成荣等（2005）【2】都将把留守儿童界定为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刘允明（2005）【3】将留守儿童概念界定为因父母双方或一方在外打工而被留在家乡，需要他人照顾的1岁以下的孩子、在学龄上一般反应为小学和初中生。曹加平（2005）【4】则认为所谓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在户籍所在地，不能与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而由其他监护人长期监护抚养或独立生活的儿童。

（二）留守儿童教育和发展中主要出现问题及原因分析

1.安全和权益问题

郭三玲（2005）指出监护权的缺失，父母疏于照顾，祖父母等临时监护人因年老体弱等多种原因无法认真行使对儿童的监护权，安全保护意识不强，导致留守儿童患病不能及时医治和受到意外伤害的事件屡有发生，尤其是留守女童屡被猥亵的情形令人揪心。

很多学者都指出“留守儿童”作为一个弱势群体，他们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父母不在身边没有直接的关爱与监护，很可能会成为不法分子的侵害对象，而且有时受到侵害，没有倾诉的亲人，往往不易被发现。“留守儿童”中男性儿童多会成为人贩子注意的目标，而女性儿童多受到人身的侵害。

这里的安全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受到他人的非法侵害或人身伤害;二是自己行为失控，走上违法犯罪甚至自杀轻生之路，危及自己的人身和生命（周宗奎等，2005）【5】。本文在前面相关报道综述（3）就是很好的例证。1[②] 叶敬忠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 2[③] 段成荣，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2.学习和教育问题

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孩子的学习无人辅导和督促，独立作业能力不强，学习自主性差，大部分留守子女学习成绩平平，少数孩子有厌学情绪、甚至有逃学行为。留守儿童的学业成绩等级为优的比例明显低于其他儿童，而等级为“差”的比例又明显高于其他儿童（郭三玲，2005）。

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大部分实际上是隔代抚养（即祖辈抚养），曹加平（2005）认为祖辈囿于教育观念落后和精力有限，对于留守儿童的学习往往疏于管教或管教不当。在农村，很多留守儿童因祖辈管教不力，在学习上放松自己，大部分时间耗费于看电视、与伙伴嬉戏，甚至沉迷于录像、网络、电子游戏，学业几近荒废。

3.心理情感和道德发展问题

心理方面，吴霓等认为中小学生正处于身心迅速发展的时期，对自身变化、人际交往等方面有着自己的理解与认识，与此相关的也带来了一些成长的烦恼。这时，他们需要有倾诉的渠道，家人在这方面应该起到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但由于留守儿童的监护人无暇顾及他们的情绪情感变化，使得留守儿童缺少了起码的与家人交流的机会，这对于儿童心理产生不利的影响。

（三）留守儿童问题应对策略和方法

刘允明（2005）对留守儿童问题提出了以下建议：一是在广大农村中小学提供食宿，配备以专门的生活指导老师，充分发挥学校的教育资源优势；同时强化家庭的监护意识和教育责任，确保家庭教育力量的存在。二是政府和社会的热心关注。这样政府资金注入，保障寄宿制中小学的正常运转。创新管理模式，寻求社会力量的支援。

留守儿童问题的存在和城乡二元结构有莫大关系，所以要解决留守儿童问题还必须考虑如何从城市入手。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吕绍清（2005）【6】建议加强对流动儿童教育政策实施过程的监督；政府加大对打工子弟学校的扶持力度；打破户籍制度的束缚，给予流动农民市民待遇，保护流动农民的权益；充分发挥农村学校对留守儿童的关心和监护作用。

三、对现有留守儿童问题研究的评价

综上所述，自2005年以来，国内相关学者和专家对留守儿童这一特殊群体进行了比较多的研究和探索。但国内目前这些研究在取得很大进步和成果同时，也存在着诸多不足和缺憾。我认为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研究对象概念界定不清晰。对于什么是“留守儿童”，国内学者往往只从自己的理解角度去“轻松”下定义，学界没有统一概念界定。因此也导致了研究对象的缺失。

二是研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由于留守儿童是一个全国性存在的群体，所以任何只针对一小部分留守儿童或一个地方的留守儿童研究都有其局限性

三是系统研究不够。当前对于留守儿童的研究可谓“百家争鸣”，但是系统、全面性研究很缺少，另外跨区域的深入研究更是缺少。这也是造成留守儿童研究片面化、局部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的来说，国内目前主要还是通过一些大媒体来进行对留守儿童的报道从而引起社会对其关注。但是大量报道只是给人感性的认识素材，学界研究之后提出的解决对策也欠缺操作性、可行性。给留守儿童“一片广阔的绿洲”，让大家共同参与到对留守儿童的关注中来！

参考文献

【1】李雯婷：《浅谈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基于隔代教育对其的影响》，载《四川

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10月第10期

【2】段成荣、周福林：《我国留守儿童状况研究》，载《人口研究》2005第1期

【3】刘允明：《关爱农村“留守儿童”》，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3期

【4】曹加平：《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问题及策略思考》，载《教育科学论坛》2005

年第10期

【5】周宗奎、孙晓军、刘亚、周东明：《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问题》，载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6】吕绍清：《农村留守儿童——生活与心理的双重冲突》，载《中国发展观察》2005

我国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研究综述篇7

一、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关键在于就业

许多学者认为失地农民问题是当今关系到整个社会安定和经济发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要想解决好失地农民问题, 首先应解决好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失地农民脱离了土地这个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源外, 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寻找到新的能为其带来收入维持生计的资源, 而让失地农民找到适合自己的就业岗位, 就等于让他们找到了新的赖以生存的资源。张汝立 (2004) 认为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与生活问题, 最根本的方法是改安置为补偿, 即改变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所谓“安置”思路, 取而代之的是按国际惯例给予被征地的农民体现土地市场价值的足够补偿款。郑风田, 孙谨 (2006) 认为, 目前解决失地农民问题只考虑补偿和保障是不够的, 失地农民长远生计的保障方面存在制度缺失, 未来应该建立失地农民的可持续长远生存战略, 建立完善的创业支持体系, 全方位地促进和支持失地农民创业是该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章剑谷、王新宝 (2003) 认为必须针对失地农民的职业转移方式、途径和特点, 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要在理念上彻底摆脱传统的户籍制度背后的各种思维定势, 消除各种就业歧视;拓宽就业服务领域, 政府和社会的就业服务的视野应更广、服务领域应更宽、服务手段应更注重区域性、个性化;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扩展第三产业, 积极开展劳务输出, 为失地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

二、加强对失地农民的技能培训, 提高其竞争能力

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对于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 学者普遍存在共识。但是, 在失地农民就业的过程中, 学者们认为失地农民就业技能差, 缺乏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竟能能力, 成为导致其难以顺利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此, 他们认为鉴于失地农民受教育程度比较低下的现实状况, 提出加强对失地农民的技能培训, 从而提高其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能力。刘和平 (2005) 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农民由于缺少教育培训机会, 文化素质和知识技能低下, 农民失去土地后, 他们在社会上的竞争力十分有限, 面临极大的风险, 因此, 必须强化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政府和社会要建立健全布局合理的人员培训网络, 要根据不同的年龄阶段和文化层次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 不仅要提供免费培训, 而且对经济困难的失地农民给予补助, 要让失地农民真正掌握一门非农职业技能, 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建立失地农民就业保障金, 用于失地农民职业技术培训费用的补贴, 以及对安排失地农民就业工作突出的单位进行奖励和有偿扶持失地农民集体就业、个体经营和资助创业等费用的补贴。王全兴, 汪敏 (2004) 认为,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市场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缺乏专业技能的农民转移就业的领域越来越窄, 转移就业的难度越来越大。因此, 他们提出应该加大对农村和农民的教育、培训的投入, 发展农村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事业, 其中最为紧迫的是失地农民的培训。对此, 他们强调:对失地农民的初始转岗培训, 应当免费提供;失地农民的后续职业培训, 其费用由政府补贴和失地农民合理分担;逐步把失地农民培训工作纳入城镇失业下岗人员再培训体系。徐君 (2005) 认为, 在顺利实现失地农民就业转移的过程中, 职业教育的影响极其广泛而深刻。因此必须选择最佳、最合理的失地农民职业教育对策, 并且根据失地农民素质现状和目前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对职业教育的办学理念、办学目标、职业教育师资、职业教育内容、模式、方法和手段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三、第三产业和小城镇的发展促进失地农民就业

由于失地农民完全转移到城市就业是不现实的, 也是不可行的。所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 拓宽失地农民在农村实现就业的渠道, 增强农村自身吸纳失地农民的能力, 是当前解决失地农民就业的可行性选择。一些学者对加快第三产业和小城镇的发展对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解决具有促进作用展开了研究。张治学 (2006) 通过对发达国家 (英国、日本) 和新兴工业化国家 (韩国、巴西) 的失地农民就业模式的研究指出, 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 主要靠工业的高速发展来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 而在经济发展的后期阶段, 主要靠第三产业吸纳失地农民。可以说, 工业化的速度有多快, 规模有多大, 失地农民转移的速度就有多快, 规模就有多大。而在工业化的中后期, 第三产业必然加快发展, 第三产业的发展必将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就业。周琳琅 (2004) 从四个方面对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进行了思考。提出, 首先要理性把握和全面认识失地农民就业与发展经济、建立新的就业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整个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实施保护性就业措施, 建立失地农民就业保障金, 鼓励失地农民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及尽快解决失地农民的身份及社会保障问题;加快发展第三产业, 更多地吸纳失地农民就业;做好失地农民就业的服务工作, 以服务推动就业。杨雪 (2006) 指出通过发展小城镇促进失地农民的就业。大中城市劳动力市场大多供大于求, 吸纳更多劳动力的能力有限, 而且将所有失地农民都安置在大中城市就业也不具可行性。着眼点应放在城乡结合部或者远离大城市的农村发展小城镇, 在小城镇中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 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

四、政策之于失地农民就业问题解决的重要性

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 政策必须要先行, 有了政策的引导, 才能在实际实施当中有方向可循。学者们通过研究普遍认为, 政策对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解决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曲云彪 (2006) 认为, 政策引导是解决失地人员就业的重要途径。指出, 政策引导的前提是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 政策引导的重点是在公益性岗位上安置失地农民, 政策引导的中心是鼓励企业吸纳失地农民, 为失地农民提供免费的培训。陆飞杰 (2006) 认为在为失地农民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前提下, 解决失地农民的再就业问题特别要注意:政府为失地农民制定的政策应有所区分, 注意区别对待, 同时还应该注意政策的负面影响;要确立“就业优先”的政策目标, 鼓励失地农民自谋职业;加大对失地农民的培训力度, 提高他们的再就业能力;提倡以家庭为单位, 为失地农民安排就业。唐钧, 张时飞 (2005) 在对北京郊区失地农民的生计问题进行研究后, 他们提出土地对于农民来说, 本来是一种可持续生计, 只要农民手中有土地, 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就可以自给自足。因此, 当土地被征用以后, 政策着眼点应当设计一个因势利导的社会政策, 使他们重新获得可持续生计。

另外, 马弛 (2005) 对我国当前失地农民就业与生活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及分析指出, 失地农民长期不能享受“国民待遇”是阻碍他们就业和再就业的重要原因, 建议实行“就业+社保”的模式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 即在城市化进程中, 第一要坚持把促进就业放在首位, 其次运用社会保障政策以调节和缓解就业压力。在促进就业的前提下, 辅之以必要的社会保障手段, 遵循“以土地换保障”的原则, 帮助一部分不适应城市市场竞争的失地农民, 改变过去现金扶持就业的措施, 通过提供适当的保障扶持就业, 使其合理退出劳动力市场, 既缓解了就业压力, 也解除了这部分人群的后顾之忧。

五、人力资本与失地农民就业的关系

有学者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研究其与失地农民就业之间的关系, 认为失地农民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促进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解决。失地农民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高的从就业的难易程度和就业收入方面来说都要明显优于那些人力资本水平相对比较低下的。学者通过研究之处提升失地农民人力资本水平的途径, 不仅加大对失地农民的基础教育投资, 还要加大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力度, 并且还要加强对失地农民进行针对劳动力市场需求情况的就业培训。张晓辉 (1999) 认为务农仍是农村劳动力的最主要职业。东部农村已进入农业与非农就业同等重要的阶段;中、西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不高, 这主要与当地非农产业的发展缓慢有关。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差异是造成其收入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因此, 加强农村劳动力专业培训、职业教育仍是今后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的工作重点。张改清, 张建杰 (2002) 对山西农户人力资本积累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 认为非农户从业人员的文化程度普遍高于农业户, 其一般趋势是, 随着农户非农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农户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也相应有所提高。换言之, 农户要越过非农“门槛”, 首先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学历, 家庭从业人员的文化程度与农村住户的非农化程度或从业人员的业别选择具有直接相关关系, 只有具备一定学历的劳动力才有资格进入非农行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 (2000) 对1999年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与流动状况做了总的态势分析, 强调需要努力提高农村从业人员的文化教育程度和农业技术技能, 努力实现从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变。都阳 (2000) 研究了教育对贫困地区农户非农劳动供给的影响, 认为使农村劳动力接受最基本的文化教育, 是使他们能够迁移打工的先决条件。陆杰华论述了人力资本投资与缓解贫困问题, 其中也论述了通过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使农村人口能更好地迁移、流动、取得经济收入、缓解贫困的最有效途径。

通过对学者们的观点进行梳理归纳, 笔者发现, 虽然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认识到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是当前解决失地农民问题的关键, 并相应提出了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一些对策。但是, 这些对策太过于理论化和笼统化, 在实际实施过程中缺乏操作性。笔者认为, 失地农民问题是关系到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大局的一个重要问题, 而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解决成为解决好失地农民其它一系列问题的首要问题。因此, 学者们不仅要从理论上证明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重要性, 更要深入研究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来解决失地农民就业。综上, 笔者认为, 加大对失地农民的调研力度, 真正站在失地农民的立场上考虑其就业问题是下一步学者们研究的重点。

摘要：失地农民就业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关系国家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只有解决好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 才能解决好失地农民的其它问题。所以, 如何解决好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显得至关重要, 理论界对此也给予了大量的关注。

农民增收问题研究综述篇8

摘要：由于其规模的日益庞大及收入的快速增长，农民工消费已成为国内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在对农民工消费行为二元性、代际差异及身份认同梳理的基础之上，深入分析城乡制度安排、基础设施投资与家庭流动模式对农民工消费结构的影响，最后聚焦于农民工个人消费与家庭汇款的关系研究。对现有研究梳理之后发现，当下研究存在缺乏数据支撑、市场细分不足、比较研究欠缺和二元性分析不够深入等不足，最后对后续研究方向提出展望。

关键词：农民工；身份认同；代际差异；家庭消费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5-0050-06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归因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弥合及城镇化进程的推动，我国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开始加速向城市转移，从而导致农民工的规模快速扩大，从改革开放初期不足200万人迅速增加到2012年的2.62亿人，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9.35%[1]。自我国学者张玉林首次提出“农民工”一词后，陆学艺进一步指出，“农民”是其身份，“工”是指其职业。近十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现有的城乡二元分割格局必将被城乡统筹发展和一体化所取代，而农民工群体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农民工问题是一个包含了社会权益、经济利益、政治权力及文化融洽的综合性问题，能否解决好该问题是我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顺利跨入现代化时代的决定性因素。

长期以来，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和管理学都参与了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并形成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国内学者主要集中在农民工外出动因、流动方式、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家庭模式和市民化进程等领域，却鲜有直接关于农民工消费的研究。随着近年来农民工规模的快速扩大和收入水平的大幅提升，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其视为继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外的消费“第三元”。据金融时报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农民工消费的支出规模达到4.2万亿元，是印度尼西亚居民消费支出的1.5倍，因此，研究农民工消费也有助于提升国内居民消费需求，进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城镇化进程、消除贫困人口和弥合城乡二元结构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研究农民工消费为我们了解城镇化的历史进程和农民工市民化的变迁提供了独特的研究视角。

二、研究现状

早期研究多以区域性的调查问卷为手段，去描述分析农民工的消费状况.调研显示，农民工的工作境遇比较艰苦，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工资水平低下而且存在拖欠工资现象，再加上农民工还需要抚养家人，最终使其形成了崇尚节俭、追求实用的消费模式，其消费水平低下，结构单一，日常消费需求被压缩到最低限度[2]。自1998年我国政府提出刺激内需的政策以来，农民工消费成为国内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消费行为研究

1.消费行为的二元性。多数学者的研究表明，农民工的可支配收入介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收入的暂时性和较强的流动约束性使农民工的消费倾向大大削弱，使其平均消费倾向均低于城乡居民[3]，并且由于教育程度较低，消费经验缺乏，无法对商品的质量进行有效评估，即使民发生产品质量问题也很难补救。因此，他们尽量避免购买不熟悉的产品[4]。与家庭成员、打工群体及老乡阶层结成社会网络是农民工分享消费经验与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对其购买行为与决策具有重要影响[5]。由于经历着由农民到工人的职业转变，并受制于家庭对其期望和本人对家庭的责任，多数农民工形成了单调而高度同质的消费方式[6]。

同时，举家进城的过高成本使农民工形成了“进城务工、回乡消费”的消费模式，再加上社会保障的缺乏及非正规部门就业临时性，因此，农民工消费行为表现为暂时性、维持性和最小化消费等特征[7]。也有学者认为，农民工通过家庭利他主义的消费行为，建构自身的消费观念；通过模仿城市居民的消费模式，寻求社会地位的不断提升。农民工在城市和农村的往返中，经历着社会地位和消费角色的转换，使他们在城乡间形成不同的消费行为[8]。农民工作为农村居民，他们要参照家乡成员及打工群体的消费方式；同时作为打工一族，又会参照城市居民的消费方式。最终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呈现出典型的二元性[9]。

2.消费行为的代际差异。近年来，农民工消费行为的转型与代际差异成为研究热点问题。研究发现，农民工的消费行为正从保守转向开放、消费结构正从简单转向复杂、消费工具正从传统转向现代、消费心理正从后卫转向前卫[10]。同时，农民工消费的代际更替愈发明显，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表现为，边际消费倾向居高不下、品牌意识初步形成、消费行为的从众效应显著和通信与上网支出比重上升[11]。农民工逐渐分化成两大群体：第一代农民工主要出生于20世纪50～70年代，外出打工多以追求较高收入、补贴家庭开支为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子女长大成人，很大一部分也进城务工，相对于传统农民工而言，这一代农民工学历高，接受新事物能力强，有较长远的人生规划和较强的维权意识，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12]。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新生代农民工规模已到达1.56亿人，占到城镇从业人口的1/3左右。也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从定量角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的基本情况、特点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理念中的传统与时尚元素并存；用于自我能力提升和人际网络构建的消费比重攀升；消费方式呈多元化并出现群体分化；群体性因素、婚姻及人生规划对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有着重要影响[13]。

3.消费行为与身份认同。有关消费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研究由来已久，Veblen认为，仅仅保有财富远远不够，还需提供证明，这就需要通过炫耀性消费得以表现[14]。国内学者近年来更多地从身份认同和城市融入的角度研究农民工的消费问题。研究发现，农民工在现有抗拒性和歧视性制度的阻碍下，始终无法获得合法的市民资格和工人身份，这会使他们对城市社会产生一种疏离感，要实现农民工与城市社会的融合，社会就必须给农民工一种恰当，合法的身份及相应的权利[15]。从个人意愿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收入和教育提升的基础上，试图通过消费方式转型来实现自我认同，模仿城市居民消费习惯，但由于受到个人收入水平及未来预期不确定性和城乡二元体制等影响，是其无法获得新市民身份的认同，继续维持城市“边缘人”的地位[16]。也有学者关注符号消费与农民工城市身份建构的关系。研究发现，山寨手机满足了青年农民工体验城市人身份的需要，但城市同龄人对山寨手机的不同解读为青年农民工建构城市身份设置了障碍[17]。最终，新生代农民工消费呈现为双重的消费策略：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努力在城市消费，以实现身份认同并试图融入城市；另一方面，又尽可能储蓄以汇钱回家。这种策略是与现有制度和政策博弈的结果[18]。

（二）消费结构研究

部分学者通过调研发现，农民工的收入虽然较之农村有所改善，但在城市中仍属于偏下水平，生活质量低下，其消费主要以满足生存需要为主，消费结构也表现出单调而高度同质的特点[19]。也有学者认为，消费在农民工收入中的比重较高，农民工消费水平虽处于城市底层但自我满意度较高，农民工消费水平出现分化，消费结构具体表现为恩格尔系数失灵、储蓄倾向偏高、边际消费倾向低、人情交际支出所占比重偏大、教育培训支出不足、汇款比例畸高等特征[20]。另外，也有少数学者关注农民工消费结构的城乡差异，研究发现，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以食品和房租支出为主；在农村，农民工消费则主要以食品、子女教育和人情交际费用为主。而且，农民工在城市和农村的消费支出比例接近于2∶1[21]。在农民工消费结构影响因素的研究方面，主要包括以下观点：

1.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形成了农民工特殊的“生命周期”，即年轻进城打工，年老回家务农；不同的移民模式也使农民工分化成留城和返乡两大群体，最终形成两种不同的生存策略及消费行为[22]。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中国的户籍制度产生了基于福利制度的消费分层，使得农民工的福利消费比重可能超越私人消费的比重，农民工难以获得城市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是其消费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23]。同时，在我国城市化加快推进的过程中，以国家为中介的社会化集体消费规模与日俱增，集体消费只能是集体供给，例如公共住房、社会公共设施和闲暇的满足、医疗、教育等[24]。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制度障碍和身份区隔始终是制约农民工集体消费的深层因素，在生产领域中，农民工不能与市民“同工同酬”；在消费领域，他们又被置于在集体消费的边缘，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从生产领域拓展到了集体消费领域[25]。

2.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市民偏好”倾向。上亿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生活所需的基础设施严重短缺，城市公共产品和社会福利的缺失造成农民工在城市面临比市民更高的医疗、子女教育、住房、迁徙等费用，最终限制其消费能力的进一步提升[26]。由于农民工所需的基础设施投资具有很高的投资收益，能充分实现城市发展中的集聚效应，并有助于改善农民工进城的物质条件，减少农民工对公共产品过多地个人支付，增加就业岗位，促进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从而提升其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其持续消费的能力。但是，当前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多倾向于建设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以及铁路、机场等传统领域基础设施，农民工所需的民生类基础设施被严重忽视[27]。

3.非正式移民及家庭流动模式的影响。与毕业分配、工作调动和财富投资等正规移民不同，农民工属于非正式的劳动力移民，其移民过程可分为外出打工、移民定居、家庭团聚和争取社会权利四个阶段，农民工在不同的阶段消费方式有所差异[28]。也有学者研究农民工家庭流动模式对其消费的影响，主要包括农民工单独进城、家庭部分人口进城和举家进城三种模式，研究发现，家庭迁移模式已逐步成为外出务工的主流；个体的转移支付高于家庭层面，而非举家迁移对老家的转移支付又高于举家迁移的家庭；家庭迁移者在子女教育及居住消费较高，对于保险的需求也大于个体务工者[29]。

4.经济、社会及个人的三维约束。有学者认为，农民工的工资收入直接影响了其当下支出；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住房和医疗保障构成约束条件，增强了农民工的预防性储蓄；同时，农民工由于其工作岗位、婚姻状况及迁移方式等特征，构成有别于农民及市民的“第三元”消费者个体特征，最终，农民工消费受到经济、社会以及个人三维条件的约束[30]。

（三）消费、储蓄与汇款的关系研究

1.消费与储蓄。在我国市场化的进程中，储蓄作为消费的剩余部分和投资的重要来源，对经济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受到关注。同时消费与投资需求一直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之所在，因而居民储蓄和消费的行为特点一直是经济学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31]。早期农民工单独进城的比例较高，在其收入既定的情况下，消费倾向偏低，而储蓄倾向提高，这种行为选择对北京市场和其家乡经济均产生影响[32]。我国农民工的消费行为特征与消费生命周期理论基本一致，农民工并非以一生为跨度来寻求效用最大化，其消费支出安排具有显著的阶段性，在不同阶段存在某一特定消费高峰，以及对应的储蓄目标。发现农民工的储蓄主要用于子女教育和赡养老人，并且其边际储蓄倾向随着农民工的年龄增长而变大[33]。

2.个人消费与家庭汇款。农民工的消费、储蓄比例与其个人与家庭消费的安排密切相关。由于户籍和社会保障等制度造成农民工生活深受空间隔离的影响：农民工在城市中进行个人自身再生产的消费，现已成为城市低端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农民工在农村进行家庭关系再生产的家庭消费[34]。汇款作为农民工家庭消费的中介和来源，有学者研究显示，我国农民工汇款在其收入中占有较高比例，而且汇款比例也高于其他国家，农民工汇款会促进农村消费的增长，也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的消费差距[35]。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农民工的打工收入、配偶是否留在家乡、退休后是否返乡、农村家庭收入水平、农村耕地数量以及农民工的年龄对汇款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农民工的转移成本、是否全家一起外出打工、是否有失业经历以及是否接受过大学教育对汇款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36]。在农民工汇款用途方面，收到汇款的农户家庭食品和衣着等当前消费支出显著增加，而对投资性支出的影响不是很明显。贫困地区家庭主要将汇款用作当前消费，而非贫困地区家庭则更多地将汇款用作消费型投资[37]。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对农民工消费研究梳理之后我们发现，农民工消费横跨了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三大学科，其研究视角经历了“生产工具”到“消费主体”的转向，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消费行为、消费结构、消费与储蓄及汇款关系等方面，现就其研究不足及展望提出以下看法。

（一）研究缺乏数据支撑且研究范式较为单一

农民工消费研究的一大困难在于消费数据的匮乏，近年来，国家统计局等机构开始关注于农民工的规模、年龄、教育和就业状况等数据的调研与收集，与城乡居民拥有规范统一口径的消费数据不同，到目前为止，依然缺乏农民工消费的官方统计数据，这就导致现有研究多以自身调研统计为主，其研究结果极易受到样本空间和调研区域的限制，从而使很多研究结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且，现有农民工消费的研究多采取设计、发放并统计分析调查问卷，从中选取相关变量进行相关回归分析，最终提出对策建议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较为单一，这都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很大的研究空间。

（二）农民工消费细分市场的研究不够深入

当前，在农民工消费的细分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多从年龄角度探讨农民工消费的代际差异，聚焦于新生代与传统农民工的消费差异；也有部分学者以收入去细分农民工群体，研究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特征。事实上，除年龄和收入之外，不同的区域、行业、岗位、文化程度甚至性别差异都对农民工消费有很大影响，所以，后续研究可关注细分市场以形成多元化的农民工消费体系。

1.农民工消费市场的区域细分。由于我国东西部、南北方的居民消费习惯差异较大，农民工消费也不例外，因此，应在国家统一农民工消费统计口径的基础上，具体做好东、中、西部地区农民工消费的区域差异研究，厘清不同省份之间农民工的消费差异；同时，人口规模的和经济水平的差异也导致不同城市的农民工消费差异较大，因此，应具体细分我国的一线、二线和三线城市以及县城的农民工消费市场，把握不同规模城市下农民工的消费规律。

2.农民工消费市场的行业细分。对于国内企业而言，更为关注农民工消费市场的行业细分研究。据当前学者研究显示，国内农民工主要集中于建筑业、运输业、餐饮业及商业，由于文化水平的差异，农民工在辅工、技工、服务业和业务员等不同岗位就业，而不同行业及岗位对农民工的收入和闲暇时间都有直接影响，因此，研究不同产业、岗位间的农民工消费差异就很有必要，这就给后续研究提供了很大空间。

（三）农民工与其他消费主体的比较研究非常欠缺

我国居民消费的研究对象历经了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和农民工三大消费主体的变迁，归因于国外居民消费的研究范式和国内农民工消费数据的欠缺，国内学者对城乡居民各自的消费结构及影响因素做了大量研究，同时也对两大消费主体展开比较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目前缺乏对农民工与城乡居民消费的比较研究，即使有个别学者涉及到，也仅停留在对消费水平的直接描述和简单的定性分析。因此，后续研究可持续关注农民工与城乡居民在消费环境、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构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同时，也可利用城镇居民对农民工消费的示范效应，尝试构建“市民—农民工—农民”的消费引导机制。最后，国内学者还可将西方经典消费理论与我国农民工的消费实践相结合，进一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民工消费函数。

（四）对农民工消费的二元性缺乏系统性研究

由于当前国内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出现了农民工个人与家庭成员消费的空间分隔，农民工需要处理好个人与家庭消费的平衡问题，这就表现为农民工个人城市消费与家庭成员的农村消费同时并存。目前直接研究农民工消费二元性的学者较少，现有研究仅分析了农民工消费行为的二元性，以及农民工城乡消费结构的简单统计描述，缺乏对农民工消费城乡二元性的系统分析。

后续研究可聚焦于以下研究方向，通过大量的调查问卷并统计分析，研究在城乡迥异的消费环境下，农民工消费的个人与家庭支出比例；农民工在城镇与农村的消费规模对比；农民工的城乡消费结构差异及影响因素；农民工消费的二元性对打工城市和农村家乡的影响；以及农民工消费二元性的发展趋势等方面。总之，需要对农民工城乡消费二元性的现状、形成机理和社会效应展开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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