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民就业问题调研报告

关于农民就业问题调研报告（精选9篇）

关于农民就业问题调研报告 篇1

一、失地农民群体及就业现状

从1990年以来，因瓮福矿肥基地建设、株六铁路复线建设、马遵公路建设、城镇建设及公益设施建设等因素，**市共征用农民承包土地1.35万余亩，占当年农村土

地承包面积22.53万亩的5.98%，关于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调研报告。因征地而失去全部或大部分承包土地的农民达到1.26万人，占当年农村土地承包人口19万人的6.63%。按照政策规定批准农转非7265人，占失地农民的57.6%。这部分失地农民群体，虽然得到了征地补偿，但解决长久生计是一个大问题，就业成为第一需要。按全市农村劳动力占人口比例61%计算，不论是否进行农转非，总体上约有7700人需要陆续解决就业问题。

在解决失地农民生产生活问题上，**主要采取四种形式：一是与征地企业协商安置，如宏福公司及其下属包装制品厂安置约240人，占失地农民需就业人口的3.1%；二是协调市内企事业单位安置，如军民水泥厂、磷肥厂、交运公司、重钙厂、万亩果园场和环卫岗位安置就业约300人，占3.9%；三是经劳务公司安置，通过马场坪劳务公司组织1000多人临时就业，约占13%；四是推进自谋职业，如动员部分有条件的失地农民从事服务业，如市内营运三轮车、卖水果、卖肉卖菜、卖服装、卖早餐或夜市小吃、擦皮鞋等，约安置500人，占6.5%，工作报告《关于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调研报告》。除这四种政府推行的就业形式外，失地农民为了生计，部分自行外出打工，或离土不离乡，就地打工谋生。仍有少部分失地农民没有顺利实现创业或就业，仅以耕作剩余土地为业。

在失地农民群体中，有稳定工作岗位和从事服务行业者约占13.5%，有较高的经济收入，生活比较富裕。如牛场镇东南街村朱治珍户，征地前从事种养业，年收入9884元，征地后经商，年收入16392元，收入大约增加65%。该村胡昌明户，用征地补偿和多年积蓄，修建两楼一底一个门面的楼房，门面年租金达1500余元，加上耕种剩余土地，一家人衣食不愁。经劳务公司安置临时就业和自行出外务工或在市内务工者共4000人左右，占52%，生活水平没有明显提高，部分还有所下降。如马场坪三堡村摆纪组18户人家，土地全部征完，在搬迁中家家都利用征地补偿款修了房屋，只有靠临时性的打工找钱维生，一旦找不到工做，一家人的生活就成问题，常常为找工作担忧。没有安置就业者约占34.5%，生活比较困难。这部分失地农民年龄较大，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商品经济意识差，缺乏技术和经营经验，从事商业活动屡屡失败，有的又疾病缠身，没有其它出路，其基本生活状况令人担忧。如高坪镇英坪村山冲组苏万兵户，由于素质较差，征地后没有能力从事其它经营，只有靠经营不多的剩余土地，近年来生病，不仅要支付医药费，而且庄稼也未种好，家庭生活很困难，靠民政救济维持生活。总体来看，失地农民就业不稳定和未转业人数占绝大多数，是一个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其就业问题。

二、引导失地农民就业上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失地农民的就业能力弱，面对就业竞争，由于年龄、知识、技能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地位，求职比较困难。就**市内而言，可提供的就业空间小，人多岗少，竞争激烈，失地农民文化程度低、非农技能差，用人单位不愿聘用。失地农民就业最困难的主要有三类群体。一是女35岁男40岁以上的大龄失地农民，即使能找到一份工作，大多也不稳定。二是失地前完全依赖种地为生的纯农民,转业能力差，失地就意味着失业，大多数人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三是生活在偏远地区的失地农民,与城乡结合部的失地农民相比，其就业机会少，择业余地小，观念比较保守对他们择业就业影响很大。面对就业处于劣势的失地农民，政府引导上还存在一些的比较突出问题。

关于农民就业问题调研报告 篇2

一、农民工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的分析

通过对各类农民工的问卷调查, 笔者了解到农民工所面临的一些社会问题。首先, 由于农民工学历层次较低, 在打工的过程中他们难免会遇到侵权的事情。其次, 由于常年在外打工, 夫妻之间的感情难以维系, 由此可能导致婚姻的破裂。另一方面, 由于生活的需要, 很多家庭是夫妻两个外出打工, 这就有了相当一部分的留守儿童。针对农民工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的汇总调查结果, 可以做如下总结。

1、学历层次较低。

由这个称呼我们可以看出来, 农民工这一个群体, 他们没有好的出身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这也就注定他们要想在大城市发展自己, 就必须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生计。同时, 还会导致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危害时, 不懂得用法律这一有力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大家热议的河北农民工讨薪六年未果, 央视曝光后三天解决问题。其实我们都知道何师傅的这条漫漫讨薪路走得谈何容易, 我们更清楚的知道在这条道路上走着的不仅仅是何师傅自己, 而是中国两亿多的农民工。由于他们的学历层次较低, 因此当他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该怎么维权。

2、婚姻破裂。

农民工的婚姻破裂, 从表面上看, 是由于农民工收入过低, 自身文化水平不高, 城市的消费水平太高, 夫妻长期不能交流等原因造成的。中国的户籍制度始于周朝, 到现在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户籍制度是中国特有的制度, 在这种制度的限制条件下, 农村和城市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社会。两者之间很难进行流动, 正是由于这种不平等的存在, 农民工天生就被贴上了‘不平等’的标签。他们为中国的城市化建设付出了自己的劳动, 但是由于他们的户口在农村, 不能平等的享有城市人所享有的待遇, 一定程度上也给他们的婚姻造成了影响。从微观上看, 主要是个人自身的原因。由于农民工的学历层次较低, 在城市中, 他们从事的都是比较低端的行业, 理所当然的他们的收入水平就不会太高。由于农村的生活模式都是男人出来打工, 女人在家照看老人孩子和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当收入水平低于他们的消费水平时, 难免会给他们的婚姻蒙上阴影。另一方面, 由于农民工长期在外, 居无定所, 他们的婚姻基础较差, 在城市中也难免会受到不良风气的影响。当有第三者的插入时, 很可能导致婚姻的彻底破裂。

3、留守儿童问题。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群体, 他们的父母为了生计外出打工, 用勤劳和智慧获取家庭收入, 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做出重要贡献。但他们的子女却留在农村的家里, 与父母相伴的时间微乎其微。这些本应该是父母掌上明珠的孩子集中起来都变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留守儿童。留守儿童近年来成了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农民走向大城市, 在广大农村也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群体——留守儿童。根据权威调查, 中国目前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超过5800万。57.2%的留守儿童是父母一方外出, 42.8%的留守儿童是父母同时外出。留守儿童中的79.7%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 13%的孩子被托付给亲戚、朋友, 7.3%为不确定或无人监护。

二、解决农民工所面临问题的政策建议

针对农民工的学历问题, 婚姻破裂问题, 留守儿童问题, 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势在必行。针对农民工出现的这些问题, 笔者认为, 大致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解决:

1、提高农民工的学历水平。

农民工自身可以在经济等各方面条件允许的范围内, 参加一下知识培训。通过各方面的学习, 在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 同样也可以运用自己所学过的知识, 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社会其他人群也应该给予力所能及的尊重和支持, 很多农民工的求知欲很强烈, 但是顾忌到自己的出身和年龄的一系列问题, 他们对知识的态度是“可望不可及”。政府的政策支持同样是一个很大的导向。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一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如果政府可以从财政上拨款来支持农民工的学习, 这同样也会很大程度的促进农民工学历的提高。

2、促进农民工和家人之间的交流。

通过对常年在外务工的农民工的调查, 很多人每年在家的时间加起来都不足两个月。他们常年在外务工, 自然与家人之间的交流减少, 长时间的夫妻分离, 很容易导致婚姻的破裂。解铃还须系铃人, 从农民工的角度来说, 不能只为了提高家里的经济水平就常年在外打工, 要给家人留出一定的时间。除此之外, 还需大家的齐心协力来促进社会的公平。机会是否均等是影响农民工婚姻的一个重要因子, 因为它直接决定着农民工能否找到好的工作和提高经济收入。政府要做好进城农民工的安置与疏导工作。政府要引导全社会正确对待农民工, 消除农民工与市民的矛盾, 使他们自愿为城市发展服务;各地区要保证进城农民工能得到相应的权利, 要在条件许可的地方为进城农民工建立“夫妻房”“农民工公寓”等, 尊重和满足农民工的生理和心理需求。

3、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建议。

根据调查, 大多数的农民工家庭模式都是男人常年在外打工, 女人在家带着孩子和赡养着家里的老人。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 首先需要解决农民工的生活问题。如上文所述, 留守儿童也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他们也有获得爱的权利, 这就要求政府要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尽量的满足他们的父母可以在家的附近劳动, 从而获得可以支撑家庭的收入。其次, 我们都应该认识到父母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家长对于孩子的影响是最大的。在孩子未成年阶段, 父母在给孩子提供尽量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要倍加注意孩子的思想动态。最后, 社会也要给予留守儿童和他们的父母足够的尊重和帮助。

中央电视台前些年做过一则公益广告:一盏灯只能照亮一个家庭, 但是每一家都开一盏灯足以把这个城市照亮。如果每个人都迈出一小步, 社会将迈出一大步。农民工和留守儿童, 他们本身就处于弱势群体, 他们本身就需要社会的大力帮助和支持。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民工的一举一动都将牵动中国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农民工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日益突出。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农民工面临的社会问题不容忽视, 只有农民工的面临的问题的到了切实有效的解决, 我国才能实现更高层次的良性发展。

摘要：就当下形势来看, 农民工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已不单是他们这个群体所面临的问题, 而是牵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大问题。本文在了解了一系列的农民工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的基础上, 将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提出一些可行性的建议。

关键词：农民工,社会问题,建议

参考文献

[1]黄进才, 程利敏.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问题探究[J].农业经济, 2013 (6) .

关于农民就业问题调研报告 篇3

关键词：福建农民创业园

福建农民创业园建设工作是省委、省政府着眼新形势新任务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部署，是“十二五”期间福建省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举措。其目的是以农民创业园为重要抓手和有效载体，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农民受益”的原则，集聚资金、技术、人才等先进生产要素，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技术组装集成、科技成果转化、农业高新技术示范推广、农民创业孵化等活动，积极创新农业科技推广应用新机制、农业生产经营新方式、农民创业增收新模式，最终实现农业产业、农业科技、农民创业、农民增收等有效融合、协同发展，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步伐，进而推动全省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福建农民创业园自2013年1月成立以来，发展迅速，各部门鼎力扶持，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本课题组在实地调研和文献资料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本调研报告，期冀能为农民创业园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贡献应有的力量。

一、福建农民创业园发展概况和特征

2012年，福建省政府有关部门在多次调研和广泛听取意见建议的基础上，最终形成《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福建农民创业园建设的实施意见（闽政〔2012〕67号）》，并于2012年12月30日正式发布。

2013年1月16日，福建首批9个省级农民创业园和10个省级农民创业示范基地建设工作正式启动。

7月16日，省政府又公布了第二批40个省级农民创业示范基地名单。至此，福建共建有省级农民创业园9个、省级农民创业示范基地50个，布局覆盖全省各县，建设规模迅速扩大。

在福建农民创业园建设过程中，从农业主管部门、地方政府，到涉农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等多元主体都体现出较强的积极性。究其原因，政策制定的立体性较好、政策含金量较高、考核和补助形式新颖等是创业园建设有效推进的重要因素。其中，财政的鼎力扶持尤为引人注目：到2015年，省级财政每年补助每个创业园500万元、每个创业示范基地200万元，重点扶持园区内的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实行“先建后补、以奖代补”方式，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创业园和创业示范基地生产建设。

实践中，根据创建区域所在地的资源禀赋，福建农民创业园的园区功能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从传统的农业生产、农技推广到示范展示、加工贸易、教育培训以及休闲观光等各个领域，体现了现代农业多功能的特性。绝大多数园区实现了主导产业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产生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同时，农民创业园作为应用新品种、推广新技术、新模式的主要平台，对带动农业整体水平提高、推进现代农业发展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1至9月省级农民创业园（示范基地）培训农民共计120万人次。

二、福建农民创业园建设发展存在的问题

当前，福建农民创业园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由于园区规划体系和管理体系的缺乏，建设时间短、执行力度不够、项目建设成效不佳、创业孵化较慢等原因，其建设和发展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创业园功能定位和产业结构不够合理。从当前一些农民创业园的建设情况来看，园区发展与当地产业经济建设和农业农村发展结合并不紧密，在促进当地农业结构调整、农技推广、产业集聚、农民创业孵化等方面推进力度不够大，示范作用未能凸显。绝大多数仅集中在生产和一般展示功能上，服务、研发、生活、教育、培训等功能严重缺失。

创业园功能定位不清晰造成了产业结构设置的不合理。虽然几乎所有的创业园和示范基地都规划推进一、二、三产业，实施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结合园区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实际和农业产业化水平，三产之间的结构比例设置随意性和盲目性较大，难以有效推进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民创业增收，甚至有可能对原有特色产业发展带来较大的副作用，有悖农民创业园的设立初衷。

（二）产业选择的趋利性造成的同质化。综合分析9个农民创业园和50个示范基地的数据来看，产业同质化现象非常突出。蔬菜、畜禽、水果和食用菌四个产业分别占到创业园主导产业的27.1%、15.7%、15.7%和12.9%，选择这四个产业的园区数量占创业园总数的32.3%、18.6%、18.6%和15.3%（参见图1）。

农民创业园产业选择同质化现象的背后是园区发展的趋利性。尤其是蔬菜产业，这几年从事设施蔬菜生产的规模化企业获利丰厚，加上省财政的持续扶持，地方政府和企业投资蔬菜的积极性相对很高。部分创业园和示范基地在选择产业时并没有选在所在区域的优势特色产业，而是选择了非主导产业进行扶持发展，因此，不同区位园区的特色难以凸显出来，差别效益也难以体现，从长远看，也不利于福建现代农业的产业布局。

（三）部分创业园产业集中度不够。部分创业园经营的农产品品种过多，没有核心产品，造成了园区的优势产业不突出，难以形成产业集聚，园区示范带动功能无法体现。此外，部分地方政府部门在申报园区主导产业时随意性很强，往往是根据创建区域内某一家企业的需求进行申报，缺乏系统严谨的论证和规划，园区建设目标定位不明确，难以形成真正的农业产业集群，没有很好地发挥创业园的孵化器功能。

关于农民就业问题调研报告 篇4

拖欠农民工工资是全国普遍存在的现象，国家对此给予高度重视并出台各项措施规范且打击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近年来此类问题得到了有效遏制，但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仍然存在。今年以来由于受整体经济形势下行的影响，我旗各行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频繁发生，主要集中在建筑和酒店餐饮行业，且解决的难度较大。拖欠农民工工资不仅不利于保护农民工本人的合法权益，也不利于城市建设的推进和城市经济的繁荣，甚至，有的农民工在讨薪过程中由于情绪过于激动，可能采取一些过激行为激化矛盾、扩大纠纷，容易引发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甚至导致恶性案件，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为全面、系统地掌握我旗拖欠民工工资案件的具体情况，更好地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针对我旗用人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从掌握此类问题的基本现状入手，分析造成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的原因，从而提出通过各种途径妥善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的若干思考，以更好地保护民工的合法权益，进一步维护社会稳定。

一、我旗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现状

举报投诉案件居高不下，劳动关系错综复杂。2014年以来，我旗劳动监察大队共受理举报投诉案件95件，涉及农民工1281人次，追还拖欠工资2610多万元。其中群体性来访案件逐渐攀升，主要是外来务工人员，尤其以江苏、四川、陕西、宁夏以及东三省劳动者居多，而且劳动关系错综复杂，建筑领域违法分包、层层转包、包工头及挂靠现象非常普遍。劳务分包企业注册资金低下，抗风险能力较差导致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普遍存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不签订劳动合同，不缴纳保险，出现劳资纠纷后劳动者掌握依据不足，劳动监察大队协调解决难度较大。

二、产生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原因

(一)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制度执行的不完善。目前我旗尚未全面实行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制度，按照制度在建筑施工企业预存保证金后方可发放《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各苏木镇、工业园区的大量建设项目并未预存保证金，预存保证金的建设项目较少，产生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主要集中在未预存保证金和无建筑审批手续的项目。

(二)建筑市场管理不规范。一是建设项目垫资现象普遍。房地产开发项目多为施工企业垫资建设，开发商按进度给建筑方付款，建筑方再按进度给劳务公司付款，劳务公司再把钱给包工头，包工头支付农民工的工资。由于受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及整体经济形势下行的影响，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压力较大，导致拖欠施工企业工程款，继而引发施工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有所增加。二是建设工程存在转包、违法分包、挂靠施工等现象。由于建设项目层层转包、分包，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导致最下游的农民工拿不到工资;建筑领域挂靠联营现象普遍，部分不具备建设资质的单位或个人通过使用大企业资质承揽工程，一旦发生问题必然导致农民工工资被拖欠。

(三)劳务公司注册资金少，抗风险能力差。农民工与劳务公司签订用工合同，由过去的散兵游勇成为实行公司化管理的员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农民工的合法劳动权益。但目前劳务公司大多注册资金少，抗风险能力差，一旦发生上游企业拖欠工程款的情况，根本没有能力垫付农民工工资，目前我旗工商登记注册的劳务公司有35家，大部分注册资金较少，出现拖欠农民工工资极为普遍。另外，部分劳务公司签订合同时未充分考虑人工成本的上涨因素，出现劳动力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时，公司无力支付人工工资，便会出现公司负责人携款逃逸或工人工资被拖欠的问题;还有部分企业负责人在此情况下，煽动工人情绪，借讨薪之名讨要或要求追加工程款，形成恶意讨薪。

(四)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责任主体不明确。按照现行法律，农民工是与劳务公司签订的合同，发生工资拖欠时应该是劳务公司的责任，但追根溯源，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多是由于建筑企业拖欠工程款或工程款结算纠纷造成的，劳务公司在工程款被拖欠时必然会拖欠农民工工资，因此责任主体很难界定。而且作为拖欠工程款的上游企业与劳务公司之间是经济合同关系，不在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调整范围，劳动监察部门在处理此类问题时往往缺乏依据，这也是造成“讨薪难”的重要原因。

(五)劳动监察人员力量薄弱、执法手段单一。目前，我旗有劳动保障监察机构1个，人员10名，承担着对全旗所有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劳动者的劳动保障监察工作任务，远远不能适应日益繁重的工作任务，难以对用人单位进行全面有效监管，同时劳动监察执法缺乏强制手段，遇到拒不支付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用人单位，最终必须通过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移交公安机关，难以对农民工的权益做好有效保护。

三、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建议

(一)全面推行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制度。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是从源头上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治本之措，今后我旗将全面推行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制度，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二)严格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建立防范制约机制。一是严格新建项目的审批程序，对建设资金不到位的项目不予立项、不办理项目审批;对于施工企业过度垫资而引发的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项目，建设单位应承担农民工工资支付的连带责任。二是施工企业原有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未解决的，一律严禁参与新建工程的招投标;对有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工程，问题未解决前一律不予办理验收备案手续。三是对有“转包”、“违法分包”、“挂靠”等非法经营活动的施工企业，给予其限制承接新项目、停业整顿直至降低资质等级的处罚，并计入企业信用档案，降低其信用度。

(三)加强对劳务公司的监管，规范用工行为。要研究制订具有较强操作性和约束力的劳务企业管理制度，明确劳务企业市场准入条件，按注册资金的大小、信誉度的高低对劳务公司设臵不同的等级，按等级承揽相应的工程量，以增强劳务公司的抗风险能力，还可引导、扶持有实力的施工企业自己设立劳务公司,避免劳资纠纷。要规范劳务合同签订及监督要求、工人工资支付方式、解决拖欠工人工资方式或途径等，对发生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吊销其相关资质。

(四)加强法制宣传，提升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加强法制宣传，从帮助农民工树立基本的法律意识入手，强化农民工的维权意识，是一项必须长抓不懈的工作。一方面，要通过法制宣传普及法律知识，使农民工懂得一些基本的法律常识和诉讼知识，强化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使他们变被动为主动，勇于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要通过法制宣传督促用工单位自觉规范自己的用工行为，防止主观上出现偏差，这也有利于减少“拖欠农民工工资纠纷”案件的发生，有利于从根本上维护广大农民工的根本利益。

关于农民就业问题调研报告 篇5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农民的生活也发生的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外出务工，也有一部分农民坚持种田，还有一些农民依靠土特产致富。现在，农民的收入出现了很大的差异，很多农民自己盖起了小洋楼，但仍有农民蜗居在破旧的土房子中。这一现象引起了我的关注，经过多方调查和走访村民，现分析农民的致富问题如下。

一、旅游业带动了一部分人的富裕

我县利用地理资源优势发展旅游业，使风景区周边的农民富裕起来了。南漳县位于湖北省西北部，汉水以南，荆山山脉以东。东临荆州武汉，西连神农架，南接宜昌三峡，北依襄樊南阳；地处江汉平原的北缘，南阳盆地的南缘，秦巴山系的东缘。南漳依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贯通南北，交通发达。因此大力发展了旅游业，有水镜庄，白马洞，香水河，龙王峡等一大批风景区，吸引了众多游客。旅游业在很大程度带动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居民风风火火的办起了农家乐，同时也把各具特色的土产品销售给前来观光的游客。俗话说，要想富，先修路，村里的有志之士向政府部门申请了资助修起了柏油马路，道路宽敞了，就有更多的人前来游玩，也带来更多的商机。

发展“农家乐”旅游不仅丰富了旅游活动内容，扩大了旅游容量;而且带动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致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因地制宜发展“农家乐”，以旅助农，将对解决“三农”问题，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做出更大的贡献。根据到我们薛坪镇古树垭村的香水河实地考察，一个风景区一般有四五家农家乐。农民通过自家的良田、果园、庭院、鱼塘、牧场等展示农村风貌、农业生产过程、农民生活场景，通过展示吸引旅游者;餐饮接待设施可利用自家的宅地和现有生活设施改建或改善而成，要充分体现农村、农业、农家、农民的乡土气息。简单的农事、农活，如采摘、推磨、苗木盘扎等。以乐为魂就是要发扬光大“农家”的文化内涵，深入挖掘，突出特色，做出项目，如农民喜闻乐见的花灯、皮影戏、山歌、龙狮、地花鼓、踩高跷、讲故事等，使“农家乐”旅游充满魅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登观景台，一览农庄美景，山峦起伏，云雾飘渺，返璞归真。

旅游业和农家乐的结合给农民带来了一条致富之路。居住在风景区附近的农民利用这个契机发展起来，走上了小康之路。这些农民的年收入可以达到十万余元，改善了生活条件，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在旅游淡季的时候也可以继续一些农事活动，种田赚钱两不误，生活越来越美好。

二、外出务工成为许多人的选择

由于县城的工作岗位有限且工资偏低，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外出务工。打工渐渐成为主流，许多人甚至过年的时候都不回家。

农民务工主要去向广东、山东、北京、深圳等发达地区。由于出身农民，所以大多数人没有特殊的本领和技术，一般依靠出苦力挣钱。主要在建筑工地、矿区以及工厂工作。平均每家每户都有一名外出务工人员。农民工一般腊月回家，过年后正月初十左右就外出打工了。

现在也出现了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来讲，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另一方面，他们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而城市在很多方面还没有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新生代农民工年龄18岁到25岁，以“三高一低”为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工作耐受力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低。

农民工艺以男性为主，大约占70%。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在农民工中，文盲占1.5%，小学文化程度占14.4%，初中文化程度占61.1%，高中文化程度占13.2%，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9.8%。外出农民工和年轻农民工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分别占88.4%和93.8%。外出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本地农民工，青年农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最高，也是最具潜力的农民工群体。

在农民工中，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的占10.5%，接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26.2%，既没有参加农业技术培训也没有参加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68.8%。青年农民工接受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比例要高于年长的农民工；与此相

[7]反，年长的农民工接受农业技术培训的比例要高于青年农民工，年龄层次越低，接受农业技术培训的比例也越低，这说明青年农民工正逐渐丧失从事农业生产的技能。

从外出农民工从事的主要行业看，收入水平较高的是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分别为2485元和2382元；收入较低的分别是住宿餐饮业、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分别为1807元、1826元和1920元。从收入增幅看，增幅高于各行业平均水平的是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建筑业和制造业，住宿餐饮业、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收入增幅低于平均水平。

农民工长期在外工作，一年可以积攒3-5万元。

三、发掘山上的财富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农民引进了新型的农作物和各种水果品种，配合上优质的农药和先进的技术，农民不断创下高产的新纪录，在满足自身的情况下有越来越多的余粮可以出售。

南漳土地资源丰富，地形多变。可以种植水稻、小麦、油菜、玉米等农作物，同时可以种植花生，棉花等经济作物。水稻、小麦、油菜、玉米等的品种不断改良，新型的农药化肥也是产量打打增加。小麦以冬小麦为主，由于是山地，所以多为梯田，仍然以人工收割为主，但也可以适当的运用机器。而水稻的种植多在丘陵地区，已经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油菜和棉花是主要的经济作物。许多人依靠种植西瓜、柑橘、花生等致富。由于南漳山地偏多，很多地区的野生作物丰富，因此有野生的核桃，柿子等土特产。山区里也有大量珍稀的药材。许多农民利用闲暇时间去采摘五倍子，夏姑草，七叶一枝花等药材，也可以挖取野生天麻，黄姜，柴禾等等。这些看似寻常的植物给村民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效益，农民在忙完农活的时候可以上山采摘，这给农民带来了一份额外的收入。

南漳也发展了蔬菜大棚，夏季的时候可以大量种植西红柿，精心包装之后就可以以高价销售到外地。

南漳同时也是木耳香菇的产地，木耳和香菇具有极大的经济效益，种植周期短，给农民带了希望之光。南漳种植木耳香菇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技术成熟，产量高。

山上的木材也可以制作家具以及作为木材运出大山。当地合理利用山上的资源，砍伐适当，合理种植，有效循环。有松树，柏树，楸树等木材，也有银杏等珍稀植物。

靠山吃山，南漳的山上资源丰富，农民们合理利用也走上了致富之路。

四、退耕还林，种树发财

由于许多农民都外出务工，田地也就闲置下来了，有些人选择将土地出租给其他农民，也有人选择退耕还林。由于杨树生长快，成活率高，周期短，杨树成为很多农民的选择，外出务工和搬家的农民都会在自己家的田地种植杨树，大约十年就可成材出售。

除了种植杨树，也可以种植果树，一般有苹果，橘子等。

对退耕还林的农户，国家按一定标准无偿提供粮食，实行以粮食换生态，保证农民退耕之后吃饭有保障，收入不减少，以调动农民退耕还林还草的积极性。个体承包：就是将造林种草和植被保护的任务，采取承包的方式，落实到户、到人，按照：谁退耕、谁造林、谁经营、谁受益”的政策，具体以责任制的形式，明确造林种草者权益，落实管护措施，责权利挂钩，使群众在获得利益的同时，为生态环境建设做贡献。

退耕还林不仅可以得到收入，同时可以得到政府的补助，这也算是一项不错的选择。

农民们都有自己的致富之路，农村不断发展变化，农民都渐渐走上小康之路。

五、发展地方产业

南漳县工业并不发达，正处于发展阶段，目前也办起了工厂，如华新水泥，陶瓷等产业。这些新兴的工厂给很多农民提供了就地就业的机会，给了农民更多的选择，是很多农民有了固定的收入来源，从而走上幸福之路。

关于农民就业问题调研报告 篇6

去年下半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我省部分县市出现了农民工“返乡潮”，给当地社会治安、人口管理和劳动就业等方面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返乡农民工问题引起了各级的高度重视。我们通过召开座谈会、走访群众、发放调查问卷、查阅相关资料等方式，深入到有关部门、乡村，进行了细致的调查，了解到了一些实际情况，作了一些初步探讨，提出几点对策。

(一)、返乡农民工反映强烈的几个诉求

一是社保诉求。返乡农民工反映最多的是社会保险问题，这是他们最大的顾虑。大部分农民工在广东、浙江等沿海地区务工多年，所在务工单位基本上为农民工交纳了社保金。但农民工返乡时，无法将社保关系转回本地接续，单位缴纳部分不能转出，只能退回个人部分，损失很大。他们要求尽早实现社保统筹，返乡后能够正常接转社保关系。

二是创业诉求。调查发现，返乡农民工中，有意继续外出务工的19人，占40.5%;希望在附近找工作的5人，占10.6%;希望在家务农的13人，占27.7%;希望自主创业的10人，占21.3%，比如搞养殖和种植业，但资金问题是他们面对的首要问题，其次是技术和项目。某村民返乡投资生猪养殖，已投入10多万元，当前迫切需要资金支持。据他反映，金融部门发放的“惠农卡”贷款门槛较高，手续复杂，难以拿到贷款。

三是其它诉求。主要是增加就业岗位，开展技能培训，实现就地就业;简化户口、签证、身份证等证照办理和补录手续，方便外出务工和生活;简化农村合作医疗程序;加大外出务工人员维权力度;降低高中阶段教育收费等等。

(二)、返乡农民工的就业情况

春节过后，当地组织了一次返乡农民工专场招聘会，有76家单位(其中沿海地区12家)参与招聘，提供就业岗位6300个，工资待遇在800-1200元左右。据统计，有1万多人进场求职，达成就业意向5120人，现场签订就业协议2853人。据劳动部门反映，当前返乡农民工求职就业具有几个特点：

一是农民工求职不够理性，普遍对企业降薪不太适应，好高骛远。

二是就业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存在“有事找不到人、有人没事做”，如某纺织企业招人就乏人问津，不愿意干。即使有，都是年龄偏大，属“4050”人员;而1家企业招2名会计，却引来近50人应聘。

三是高薪、高技术职位招人依然困难，农民工技能和管理水平达不到要求，如2家公司招聘的经理、主管和锅炉工程师等无人问津。

四是本地就业比例高，在签订协议的2853人中，有2250人是本地企业，占79%。五是农民工希望获得培训。招聘会期间，有711名农民工报名参加培训，目前已有1384名返乡农民工参加了免费培训。

(三)、农民工返乡对社会治安的影响

1、矛盾纠纷呈现增多趋势，可能引发民转刑案件和群体性事件。

(1)土地承包纠纷集中。土地承包纠纷在各地普遍存在，特别是农民工返乡后，由于生活困难、利益驱动等原因，强烈要求收回原承包土地，与现承包人多次发生矛盾，引发毁损青苗、打架斗殴等事件，严重的还可能引发“民转刑”案件和群体性事件。由于政策法律与农村现实出现冲突，加上这些返乡农民工外出时间很长，处理起来十分棘手，基层干部为此头疼不已。当前土地纠纷主要为三类：一是返乡农民工与各类移民之间的矛盾;二是返乡农民工与在家农民之间的矛盾;三是返乡农民工与村里之间的矛盾。产生这些矛盾的主要原因有几点：一是一些外出务工人员过去为了逃避繁重的税费、提留，对自己的承包土地长期抛荒，有的时间长达XX年以上，致使村里将抛荒的土地重新调整给当地农民和移民，有的还经过了消赤减债处理。二是土地流转不规范，口头协议居多。三是土地升值产生的利益驱动，土地由“包袱变财富”。一方面是国家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加大，不但不用上交税费，还能获取补贴;另一方面由于各类建设加快，土地征收补偿金额加大，特别是城郊结合部。另据预测，土地纠纷爆发的高峰期将出现在三四月份的春耕期间以及十月前后秋冬播期间。

(2)债权债务纠纷严重。农民工返乡后，债权债务关系当事人碰头，引发纠纷。主要是村集体与返乡农民工之间的债务纠纷，其次是返乡农民工之间、返乡农民工与留守人员之间的债务纠纷，再就是返乡农民与其它主体之间的债务，比如企业等。某村返乡农民工李某，给当地某企业借款10多万元，因该企业经营不善，多次讨要未果，面临血本无归的可能，而且和他一样借钱给该企业的农民工还有7个左右。(3)户口婚姻矛盾突出。一是户口问题。部分返乡农民工在外流动频繁，与所在地户籍部门长期失去联系，错过了几次户籍整顿，加上故意躲避税费而销户，以及违法生育等原因，致使户籍资料不全、遗失，口袋户口、黑户口现象增多。部分农民工在外结婚，因为没有户口，未办理结婚证，导致小孩上户困难。某村返乡农民工要求补录户口11户，有8户无结婚证。二是婚姻矛盾。农民工长期在外务工，婚姻观念逐渐发生变化，加上工作难找、工资不高，返乡之后，婚姻矛盾增多，特别是本地与外省市通婚较多，出现纠纷调处较难。某乡司法所春节期间调解纠纷7起，其中涉及返乡农民工2起，且都是婚姻纠纷。(4)邻里之间的老纠纷爆发。农民工返乡后，接触磨擦增多，因耕地、宅基地、人际关系、生活作风等引起的邻里纠纷上升，特别是“算老帐”的多，报旧怨的多，私了的多，大多数不经过法律程序。返乡农民工中，普遍存在借返乡之际把在外期间不能了结的纠纷做个了断的想法，突出的是要了结留守老人或孩子之间的纠纷，极大地增加纠纷调处难度。某村2户留守老人(其子女均外出务工)，为宅基地纠缠不清，发生冲突，多次扬言等子女返乡后，要作个了结。(5)交通事故纠纷不容忽视。农民工大量返乡，导致人流、车流增多，特别是农村以摩托车居多，车辆手续不全，性能不强，安全意识欠缺，致使交通事故多发，引发纠纷。

2、侵财性犯罪案件上升，破案难度加大。尽管和往年相比，刑事、治安案件没有明显的上升，但是仍然呈现高发案趋势。而农民工集中返乡后，导致矛盾迭加，管理难度加大，特别是极个别人在生活压力下，可能会不择手段地攫取财富，“两抢一盗”等侵财性案件增多，给社会治安带来巨大压力，破案难度加大。

关于农民就业问题调研报告 篇7

1 收入情况

2013年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10883元, 比上年增加1159元, 增长11.8%。其中人均工资性收入3100元, 比上年增加426元, 增长16%;人均家庭经营收入5180元, 比上年增加598元, 增长13.1%, 人均转移性收入及财产性收入1035元, 比上年增加135元, 增长15%。农民收入取得较快增长。

1.1 家庭经营性收入相对稳定。

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包括农民以家庭为单位从事一二三产业所得到的收入, 家庭经营纯收入是农民纯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农民生活的基本保证。据抽样调查今年农民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为5180元, 比去年增长13.1%, 家庭经营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比重为55.6%, 和去年相对持平。家庭经营收入中的第一产业人均纯收入为4730元, 比去年增长14%, 第一产业收入的增长得益于农业 (种植业) 收入的增长。今年农民人均在农业方面纯收入为3740元, 与去年相比增长16.8%, 扭转了过去农民人均农业纯收入增幅缓慢的态势;主要是粮食类价格大幅上涨, 价格上涨给种粮农民带来了较多实惠。农民从畜牧业生产中所获的纯收入为900元, 同比增长达到13.6%。

1.2 工资性收入持续增长。

工资性收入增长强劲, 这主要得益于呼兰区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协调、高速增长, 农民就业培训力度加大, 就业渠道增多, 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发展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农民工资性收入不断提高。今年农民人均工资性纯收入3100元, 比上年增长16%, 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33.2%。

1.3 财产性收入减少、转移性收入大增。

今年农民人均财产性纯收入576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13%, 主要是转让承包土地经营权收入;转移性纯收入人均为459元, 同比增长17.6%, 主要是政策性收入增加, 生产积极性提高, 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进一步加大了支农政策的力度。同时还积极落实国家其他惠农政策如: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等, 大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1.4 合作社的迅速发展为我区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注入了新的活力, 对现代农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实践看, 合作社的主要作用有:一是促进了农民创业、农民增收。依托合作社这个平台, 一大批农民自主创业, 迅速实现了致富梦想。双井镇农民孟昭全, 于2009年返乡创业, 组建了为民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主要从事肉牛养殖、良种育肥、饲料购销等业务, 计划建设万头牛场, 初步生产能力达到年出栏肉牛千头以上, 今年创收200多万元。二是深化了农业产业化经营。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个二传手, 缓冲和解决了龙头企业与农户直接对接的一系列矛盾, 密切了产业内部的联结机制。过去一段时间, 正大公司建设肉鸡养殖基地, 都是直接与农民个体合作, 但肉鸡药残问题一直无法解决。通过合作社的组织, 社员严格按照正大公司的标准养殖肉鸡, 一举解决了药残不过关的老大难问题, 使龙头企业与基地的利益联结迈上了新台阶。三是优化了生产要素。合作社使不同利益主体的资金、技术、人才、土地、信息等生产要素按市场要求优化配置, 特别是为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和农村劳动力的流转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进而为发展现代农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大用现代农业农机专业合作社现有会员121户, 已发展成为集绿色食品种植、加工、销售、良种繁育、生物有机肥生产、农机化作业于一体的大型经济实体, 经营绿色杂粮5.5万亩, 生产的“禾下土”牌系列农产品获得了有机食品认证, 远销北京、上海、广州等地。

2 农民增收面临的问题

农民收入虽取得较好的增长, 但仍面临诸多不利因素:

2.1 农业基础设施薄弱。

农业抗灾能力不强, 靠天吃饭的局面没有得到较好改变。比如年初的冰雹灾害、夏季风灾给粮食产量带来很大的损害, 农民人均收入受到很大程度影响。

2.2 农资价格过高, 涨幅过快。

第一产业中出售农产品的收入增长21.2%, 而用于购买农业生产资料的支出则增长了35%, 说明纯收益被农资价格上涨所挤压。投入产出率低, 致使第一产业农民收入增速缓慢。

2.3 劳务收入的增长不稳定。

小城镇发展滞后使得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吸呐能力不足, 给外出打工寻找就业人员带来许多困难, 这些因素将制约农民工资性收入的稳步增长。

3 农民增收的思路与对策

3.1 继续大力宣传中央和地方的各种惠农政策, 充分利用自然资源, 有效地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进一步加大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 提高抗御天灾的能力,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强化农业科技的应用与推广, 加快科技兴农。

3.2 重视对返乡民工的技能培训, 为他们提供资金、培训等方面的支持, 减缓其就业压力, 积极鼓励返乡农民工创业。

3.3 建立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

以龙头企业为依托, 鼓励企业和农民积极兴办各类合作组织, 为农民提供市场信息和技术服务, 协调市场价格和行业管理, 规范经营行为和调整利益纠纷, 保障农户的合法权益。搞好农产品市场流通和销售服务, 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

强化各种服务措施为农民增收提供保障。增加农民收入必须为农民提供各种有效服务。一是科技服务。积极引进农业新成果、新技术和专业人才, 发挥其优势, 努力促进我区经济发展。二是信息服务。进一步健全农业科技信息服务网络。要积极利用国际互联网等现代信息网络, 加快国际、国内农业科技知识的传递, 及时为农民提供农产品价格、需求等各种可信、有效的信息。三是市场服务。要加强市场监管, 严厉打击各种欺行霸市场交易秩序。继续实施农副产品绿色通道, 为搞活农产品流通创造条件。

摘要：从本地区农民收入情况调查入手, 分析总结了影响和制约农民收入提高的问题, 提出了解决对策。

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综述 篇8

【关键词】农民工 问题 研究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镇）和乡镇企业就业，形成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党的十七大明确要求：“规范和协调劳动关系，完善和落实国家对农民工的政策”。近年来，农民工问题不仅引起了各级政府和其他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成了国内外许多理论工作者学术视野内的热点问题。科学需要积累，任何科学研究都需要在前人的劳动基础上进行。笔者对已有的国内外关于我国农民工问题的研究进行一次文献梳理，力求从中吸取营养，找到研究的突破口，避免简单重复劳动、“坐井观天”、“盲人摸象”现象的出现。现将近年来的研究综述如下。

一、国内研究现状

1、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程一样，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也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变迁，一共可以划分为特征不同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之初到1988年。这10年间，农民工流动经历了从发轫到广泛发生的变化，尤其是1984年后发展较快，但学者关注的焦点始终停留在农村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三产业的转移上，而对于农民工跨地区流动研究很少顾及，基本上没有相关的专门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的几个较年轻的研究者率先对10县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流动进行了调查，写出《资源、包袱、财富》的研究报告。第二阶段，1988-1992年。这一阶段出现了大规模的“民工潮”，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但总体上说，这一段多为应急的、对农民该不该流动的评价式的研究，缺乏规范系统的调查分析，研究滞后于实践。第三阶段，1993-2000年。这一阶段的研究，由三个大调查开始，即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发展研究所和农业银行调查系统对26省1.4万农户的抽样调查，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所做的10省75村调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联合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办公室在15省28县、28镇、28村所做的调查研究。随后，较为突出的是，原劳动部、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和大学、民间调查机构，组织8个课题组，汇集多学科力量，从多角度研究，相互交流，还有国际上的交流以及大量其他部门和地方的调查研究。研究落后于现实的状况一举改观，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第四阶段，2001年至今。其特点是研究与政府决策、制度创新更紧密地结合。政府按照市场经济以及工业化城镇化的方向，及城乡统筹、公平对待的原则，调整有关农民流动的政策，对研究工作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使研究工作放在城乡统筹、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等大背景下展开。这一阶段最具历史意义的是：2006年1月1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2006年3月国务院研究室发布了《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以及2006年3月31日国务院建立了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和学术界一样，社会其他各界对农民工问题上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过程。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较大分歧，很多人把农民工视为“盲流”，不许进城，到处驱赶、阻截、强制遣返，同时对外出就业的不利因素进行了广泛报道。经过很长时间的讨论以及事实的有力说服，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思想才逐渐趋向统一，人们开始正视这一现象，冷静客观地看待此现象并开展调查研究，认为农民外出就业是一种理性选择，而不是什么“盲流”，是一种客观必然现象。2003年“非典”暴露了中国的一些社会问题，而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和管理问题尤为突出。在“非典”的发展扩散过程中，大批农民工在“非典”高发期从高发区不顾风险地回流是“非典”由城市向农村扩散的直接原因，而农民工的大批回流，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机制、管理机制的不健全直接相关。“非典”之后，社会各界对农民工问题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人们开始较为充分地认识到这个群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开始注重保护这个弱势群体的权益。

2、一些学者和具体工作部门从各学科角度对当代中国农民工问题进行了研究，出现了一些论著

改革开放以来，学者和一些具体部门通过调查研究，在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马侠的《当代中国农村人口向城镇的大迁移》（1989）和李梦白等人所著的《流动人口对大城市发展的影响及对策》（1991），可能是国内最早的研究农民工的专著，但这两项研究都主要是从人口学的角度进行。其他的主要著作有：莫荣的《“民工潮”的背后：中国农民的就业问题》（1993）、卫兴华的《潮落潮涨——民工潮透视》（1993）、龚益鸣的《“民工潮”的起落》（1994）、袁亚愚主编的《中国农民的社会流动》（1994）、余大兴等的《脚下的长路——中国民工现象透析》（1998）、龚维斌的《劳动力外出就业与农村社会变迁》（1998）、白南生等的《回乡，还是进城？——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2002）、李培林主编的《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经济社会分析》（2003）、崔传义的《中国农民流动观察》（2004）、李强的《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2004）、刘怀廉的《中国农民工问题》等等。此外，还有大量的学术论文，比较有影响的有：王汉生的《“浙江村”：中国农民入城市的一种特殊方式》、田凯的《关于农民工的基本现状和城市适应性》、李培林的《流动民工社会网络与社会地位》、孙立平的《中国农民工的流动》、池子华的《中国“民工潮”的历史考察》、李培林的《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团中央权益部的《当前“民工潮”现象的特点和分析》、赵树凯的《秩序冲突与治道变革——关于农民流动管理问题的研究》、周大鸣的《中国农民工的流动——输出地与输入地的比较》、李强的《中国流动城市农民工问题》等等。博士硕士论文主要有：刘应杰的博士论文《中国城乡关系与中国农民工人》、刘小年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民工的行为分析：政策过程的视角》、廖龙辉的硕士论文《城市外来民工犯罪的社会学分析》、吕柯的硕士论文《“农民工”市民化的意义和途径》、王红艳的硕士论文《作为群体研究的农民工地位问题》等。

这其中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有：一是1994年受联合国粮农组织委托、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中国8个单位进行农民流动的研究，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麦斯文先生（Dr.Steve McGurk）精心设计和实施了这样一个意义深远、富有远见的组合式资助项目，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如：黄平主编：《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1997）、赵树凯：《纵横城乡——农民流动的观察与研究》（199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农村劳力流动的组织化特征》等；二是1994-1995年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状况的调查，以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赵树凯、北京零点公司、清华大学李强教授等对北京农民工的调查研究；三是1999年4月中国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团中央权益部在北京、广州、深圳、烟台五城市及湖南的调查研究以及近年来一些学者（陆子修、史贤华、李玉江、程道平、唐晓腾等）对安徽、山东、湖南等劳力输出大省农民工流动的调查研究。

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从农民工流出地的角度对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原因、外出方式、农民工特征、从事的行业与工种分布以及回流后对家乡、家庭及其个人的影响等方面作了研究；二是从流入地的角度对农民工就业方式、行业与职业、收入、工作与生活环境、权利保护、管理、社会交往对象与方式等方面作了研究；三是从城乡关系的角度研究农民进城的意义、我国农村发展道路以及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问题。

二、国外研究现状

1、国外关于中国农民工问题的专门研究成果总体来说不多

改革开放以前，外国学者很难获得中国问题的第一手资料，对于农民工这一特殊现象，研究得较少，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这种状况才有所好转。较早对包括迁移问题在内的中国人口问题进行较为全面介绍与研究的著作，是1992年美国殷实出版社（Plenum Press）出版的《当代中国人口》，该书由鲍斯顿（Dudley L.Poston，Jr.）和约基（David Yaukey）主编，不少作者是中国学者。不过，在该书中哥德斯太因教授（Sidney Goldstein）对我国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问题作了一定的研究，他所用的资料是1982年人口普查材料，所以，现在看来很多观点未免觉得有些肤浅甚至过时。近年来，国外学者对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我国人口迁移现象的兴趣越来越浓，研究者越来越多。但由于文化和制度的差异，研究成果并不理想，国外出版的几本关于中国的著作就有我国学者的文章，如：1994年我国人口学者马侠与林肯（Lincoln H.Day）合编了《中国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M.E.harpe 出版）；在《迁移、人口结构与再分布政策》（Migration，Poulation Structrue，&Redistrbution Policies，ed.Cavin Goldscheider，Westview Press，1992）一书中，关于中国问题用的是北京大学的马戎与吉平写的两篇文章（马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蒙古的城镇居民以及农村向城市的迁移》；吉平：《民族不平等与社会结构同化：中国的新疆自治区》）。

2、国外经济学界对我国农民工问题的研究

发展经济学较早地对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人口迁移现象进行研究，而且影响较大。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W.Authur Lewis）于1954年发表了《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一文，首次提出、后来又多次修改完善形成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的理论。费景汉（J.Fei）和拉尼斯（G.Ranis）认为，刘易斯模型没有考虑到农业本身对工业的贡献，因此他们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先决条件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由此产生的剩余产品总量的增长。托达罗（M.P.Todaro）也注意到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过度迁移带来城市就业状况恶化的情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托达罗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国内迁移人口的特征、迁移过程以及迁移原因，从而建立了著名的托达罗模型。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舒尔茨（T.Schultz）则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对人口迁移现象进行了研究，他强调的是迁移对迁移者本人的好处，特别是经济上的收益，而且舒尔茨分析的还是更为宽泛意义上的人口迁移，不仅仅是指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以上几位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迁移现象的研究的着眼点仍然是城市，他们从城市就业的角度来考察分析这一现象，对农村人口迁移之后给农村社区带来的影响很少研究。尽管托达罗的分析也涉及到农村社区的发展状况，但是他们的落脚点仍是城市，而且分析研究的目的是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很少涉及迁移人口对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人们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的影响。

3、国外社会学、人口学界对我国农民工问题的研究

随着发展经济学对第三世界发展问题的思考，国外人口学、社会学者也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流动问题。社会学家对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迁移现象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社会学家在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联合国其他组织以及一些大的基金会（例如福特、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对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迁移现象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人口结构、劳动力市场结构、人口迁移的地区分布以及迁移人口在目的地（destination of migrants）的整合状况进行实地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做了一定的理论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学界开始对前一阶段的调查研究资料进行理论分析，试图寻找出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迁移的一般规律，建立进行恰当解释的理论模式。美国布朗大学的哥德斯太因（Sidney Goldstein）教授与哥茨柴箔（Calvin GoNscheider）教授以及英国的斯凯尔顿（Ronald Skeldon）教授，都对发展中国家人口迁移现象作了深入的理论探索。近二十年来，关于发展中国家人口迁移的研究中也意识到以前研究中的片面性，特别是忽视人口流动对流出地影响的研究，不少学者在这方面正做一些有益的探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

三、对现有研究成果的分析与评价

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可喜的成绩，但仍存在着不足。

国内近年来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较之对这一问题初期的研究而言已走向深入。从成绩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从研究的学科看，已有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人口学、文化学、统计学等多种学科参与了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这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入。而且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均注重从各自学科的理论视角出发，从不同的方面来探讨农民工现象，形成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的研究，从而形成更加丰富的解释。

第二，从研究的内容看，农民工问题研究的范围十分广泛，大致包括：农民工流动行为的研究，比如外出的动因、流动方式、社会网络、组织化程度、家庭模式、主体意识、失范等；农民工内部分化或分层状况，比如不同来源地、不同职业群体的研究；农民工群体与社会的关系，比如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社会排斥和不平等、有关管理和政策；这些更加丰富了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

第三，研究的方法看，较为注重社会调查方法，比如问卷调查法、个案访谈法，也运用了实地研究、文献研究的方法，这样使获得的资料更加具体、丰满，有利于更好地描述和解释农民工现象。

第四，从研究的价值看，由于多学科的参与、多视角的探究以及研究内容的广泛，研究的结论，无论是描述还是解释，都更为丰富、更为具体，有助于更清楚地认识农民工问题。已有的研究结论不仅使农民工的研究更具有针对性、现实性和前瞻性，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开始走向操作性，具有一些参考价值；而且研究更具有理论性、学科性和科学性，充分显示社会科学在认识这一现象中的意义。

显然，国内学者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和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研究者的调查对象看，大都从某一城镇或地区、某几个城镇或地区选取，不注重比较调查研究对象之间的差异性，研究者调查中的具体方法和指标也不尽相同。因此，不同学者研究的结论缺乏可比性，其可信度、准确性便大打折扣，更难以解释对同一问题研究中得出的不同结论。

其次，从研究的学科看，缺乏多学科、多视角的共同研究、综合研究，故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不免全面性不够。农民工问题是一个复杂的课题，如果单纯从某一学科入手，而不是综合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很可能导致研究成果的偏执。而且农民工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人阶级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工农联盟理论，但至今很少有学者把农民工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视野和范畴。

再次，从研究的内容看，目前多数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第一，理论界、政府部门至今没有建立对农民工统计的统一的指标和体系，所以到底有多少农民工？他们是怎么分布的？他们的基本状况如何？没有确切的统计。这是一项基础性的研究，统计不确切，必将给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带来了极大困难。第二，学者们更多地关心农民工外出原因的宏观分析，而对微观原因比较欠缺；更多地研究农民工给流入地、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而对农民工对流出地、对政治、文化、社会造成的影响研究不多；更多地注重农民工的生活状态、就业歧视、权益缺失、自身素质、子女教育等方面情况的研究，而对农民工的流动政治权利、精神文化生活、心理健康状态的研究和关注显得不足；更多地描述、解释农民工目前状况，而对其发展趋势前瞻性、规律性的研究缺乏；更多地提出抽象的对策建议，而可操作的具体政策、措施、办法相对有限。

最后，从研究的方法看，一是已有的研究现象描述多，规律把握、理论剖析不足，如现有许多著作大都是农民工弱势生存发展状态的描述，对这一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挖掘不够。二是许多研究思维方式比较僵化，“一刀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应用不够，如讲起城市和市民就是文明、开放、先进、富有，说到农村和农民工则是愚昧、保守、落后、贫穷，然后再以此来区分、讨论市民和农民工；论及农民工素质，绝大多数学者的看法是比城里人低，虽有个别学者也将农民工与流入地的青年人的素质做了比较，但不很深入。三是较少系统深入地比较分析古今中外农村人口流动的情况，缺少研究古今中外农村人口流动的共性和个性。

在国外，无论是国际组织还是一些知名专家、学者对中国农民工问题不仅从宏观上对制度的设计、政策趋向还是从微观上对技术性问题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其研究都达到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但是，他们的研究大都没有涉及中国所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尤其对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所出现的问题缺乏解释力。另外，由于中西方文化、制度的差异，使得农民工问题的有关理论研究前提发生变化，从而导致研究结论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而失去意义。比如，对于农民工问题研究与制度设计中的文化因素影响，西方学者更未涉及。因此，西方有关中国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无法完全解释和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只能借鉴，不能照搬。研究中国的问题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我们可以利用其有关的研究结论，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作相应的修正，以解释和解决中国农民工问题。

综上所述，对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的基本评价是：已经起步，正趋繁荣；但还不成熟，任重道远。而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角度对中国农民工问题进行研究并不多见，正因为如此，有必要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中国农民工问题作一个较为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虽然会有不少困难，但在这方面进行理论探索是很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

【参考文献】

关于农民就业问题调研报告 篇9

赣州市政协港澳台侨委、经科委

（初稿）

根据市政协常委会工作安排，我们围绕扶持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专题对南康市、大余县、兴国县、赣县、瑞金市、于都县等地进行了调研。去年下半年来，特别是今年初，全市为认真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三保一弘扬”的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和苏荣书记去年12月在赣州调研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扶持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做了一系列较有成效的工作。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我市扶持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基本情况

我市共有外出务工人员143.3万人，是全省外出务工人员最多的设区市。截至09年2月15日，全市共有外出务工返乡人员75.42万人(含省外和省内返乡人员)，占外出务工人数的52.64%。其中因企业裁员停工、待工返乡人数12.56万人，有意愿返乡创业人数2.08万人，政策吸引返乡就业人数2.9万人。近几个月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上下把引导与扶持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来抓，通过适时出台政策扶持创业、全面推动创业带动就业、着力搞好服务引导就业、促对接推进就业、加强技能培训提升就业、保企业稳定就业、引投资增加就业、上项目创造就业、大规模开展劳务输出转移就业等渠道成功的解决了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问题，取得

1了社会发展与平稳的良好态势。目前，全市返乡农民工已有64.72万人实现就业和自主创业，占返乡农民工的85.81%。其中53.32万人已返回原就业地，省内新招录用返乡人员数9.6万人，自主创业1.8万人。

二、当前扶持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调研组深深感受到，经过上下的共同努力，取得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的非常成绩，这是市委市政府前瞻决策，正确及时应对的结果。委员们也认为，就农民工流出地的我市而言，目前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压力不大，真正压力在于农民工主要流入地。但是，返乡农民工就业创业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已经显现，有可能会更加突出，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广泛关注和重视。一是服务方式手段陈旧，信息渠道不畅通。中央、省、市出台了许多优惠政策，如何保证政策快速、及时、有效、全面的发挥效益，普惠群众很值得关注。在调研中发现，大部分返乡农民工根本不知道省、市、县出台的优惠政策，也不知道如何获知就业创业信息。二是外出务工人员可能出现的“二次回流”甚至“三次回流”问题。金融危机影响的深入，用工需求可能会下降，将对农民工外出务工造成严重影响，可能会造成外出务工人员二次“回流”甚至三次“回流”。三是就业人数刚性增长和劳动力供大于求的问题。就业人数仍呈刚性增长态势，大中专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富余劳动力及新增就业人群就业问题交织在一起，就业形势非常严峻。四是农民工技能素质与形势要求不相适应。返乡农民工中主要以纺织、服装、制鞋等行业为主，相对技术水平和技能不高，特别多年从事一个行业后转型难。就业培训的实际效用较差。五是国家政策不协调统一，难以操作与落实问题。对返乡农民工在社会保障等个人切身

上带来损失，有的政策可操作性不强，有的政策没有实施细则。

三、几点建议

就业关系民生，更是关系人的尊严，做好就业工作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之责

（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是根本。一是增加投入。就赣州而言，要充分利用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投资拉动消费的时机，实施以六大片区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大项目带动战略，以大项目、大投入、大发展来实现大就业。二是是吸引外资。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步伐，以加快香港产业园和国家出口加工区建设为载体，积极吸引外资，拉动相关产业，从而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三是鼓励激活民间资本。积极出台与国家鼓励民间资本合法经营相配套的具体实施办法，推动民间资本的合法运作，推动民间资本的直接投资，释放出民间资本对就业创业的巨大潜力。四是落实现有优惠政策保企业。国家、省、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减轻企业负担的应急政策，尤其是在政策对税费的减免、生产成本的补助上有很多的具体措施，要加大协调部门利益的措施力度，使政策真正落实到位，帮助企业应对危机，渡过难关。

（二）改进政府的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水平与效益。一是密切关注与监督返乡农民工的情况。基层政府及工作部门要有自己的监测网络，坚持对农民工返乡情况的长期跟踪掌握，了解其动态的所需所想所求，做好农民工思想的引导工作。二是及时跟进服务。对滞留在家乡的返乡农民工和二次、三次回流的人员，要

及时跟进，特别是对有资金积累、有市场信息、有管理经验、有创业需求的务工人员要实行特别的联系与服务，为他们创业提供方便。三是改进服务方式与手段。要了解农民工乐于获取信息的途径与方式，通过电视、公共信息电子平台、手机信息等方式为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建议与中介组织开展合作，利用中介组织网络大、信息来源广、反应迅速的优点，鼓励中介组织发展，实现为民服务快捷与专业化。抓好每个乡镇与县、市的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实现三级的网络连接与畅通，实现资源共享，发挥效应。借高度重视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的时机，丰富宣传手段和方式，提高宣传的效果，大力宣传国家的各项优惠政策，扩大国家政策的公开程度、政策知情的范围，解决返乡农民工就业政策信息空白与不对称问题，帮助返乡农民工正确理解掌握政策，用上用足国家政策。坚持活动与平常工作的统一，持之以恒抓好日常的服务工作，切忌运动式工作方法。四是政务公开。加大政务公开的力度，要以政策为民做主要的工作方向，切实解决公开的方式与手段，在服务对象较为集中的区域、办事场所、村委会、农村社区服务中心等处可以适当发放宣传资料，切实解决政策是应付应对上级的态度，让真正需要政策的人了解熟悉政策，保证各项政策不打折扣不过场。

（三）改革培训机制，提高培训效益。一是整合培训资源。整合各部门的培训资源，统筹培训的资金、物力等，让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效益，切忌撒胡椒面式的资金分配。二是务求培训实效。培训要与我市的主导产业、产业集群相结合，为产业发展提

供技术人力；改革短期培训，短期培训以实用技术为主，兼顾法律知识，培养农民工的自信与外出的一种生存能力。坚持以长期培训为主，并将培训与技能认定相结合，真正提高培训技能；改革培训考核的机制，要以培训人员的就业率为主要考核目标，防止培训走过场的现象。

（四）统筹考虑就业创业政策。一是要把国家、省、市、县出台的优惠政策落到实处，基层政府要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将上级政策惠及农民工。当前重点就是落实各项优惠政策，真正普惠群众。各地要向群众宣传好社会保险政策，不鼓励在外地务工人员回流时将保险金迁回。二是注重政策平衡。大学生、返乡农民工、下岗职工、新增就业人群的就业创业政策应该相对统一。不能因为国家的高度重视而忽略了其他就业的弱势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