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体育法学论文

摘要：在对国内外关于体育法学概念的诸多观点进行批判性探讨的基础上，将体育法学定义为研究体育法和应用于体育的法及其体育法律现象的一门学问。体育法学概念的外延包括国际体育法、国家体育法、固有体育法和存在于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学校体育、体育产业以及体育各相关领域中的法律现象。今天小编为大家精心挑选了关于《我国体育法学论文 (精选3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我国体育法学论文 篇1：

我国体育法学理论类型研究

摘要：基于不同的理论生成方式可以形成不同的理论类型。梳理我国近30年的体育法学研究成果，探讨基于“外生型”和“内生型”、“实践型”和“理论型”、“前瞻型”和 “回溯型”等不同理论生成方式所形成的“理论的体育法学”与“实践的体育法学”、“法学的体育法学”与“体育学的体育法学”、“西化的体育法学”与“本土的体育法学”、“回溯性的体育法学”与“展望性的体育法学”等理论类型，希望以此为我国体育法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理论品质的提升提供借鉴。

关键词：体育法学;理论类型;生成方式;体育法学研究

1“理论的体育法学”与“实践的体育法学”

从“理论-实践”的维度看，我国体育法学研究采用“实践型”和“理论型”生成方式，主要形成“理论的体育法学”与“实践的体育法学”。所谓“理论的体育法学”是指以“发现”和“解释”为主要任务与重要特征，以构建、运用和反思体育法学学科系统理论为直接目的体育法学。“‘发现’的主要功用是陈述和测定社会事物之间的普遍关系”[2]。“解释”的功用是对在某种情况之下会出现什么现象做出叙述，但却不是那种一般性的或笼统的叙述[3]。“有了‘发现’才算科学，有了‘解释’人们才能判断这门科学成就的大小”[4]。“理论的体育法学”主要涵盖两个方面的研究，一是以体育法学哲学研究为代表，这类研究更关注体育法学的应然状态，而不是对体育法学发展现实和体育法律实践的审视，更不是思考体育法学实践价值。如有学者从法哲学各种流派的诸多视角对法与法律、法律与国家、国家法与“活法”以及法律的本质属性等法学的基本问题进行解析，并据此对体育法概念的内涵、外延及体育法学的主要研究对象等进行深入研究[5]。二是以体育法学元研究为代表，此类研究关注的焦点是实践问题的哲学化、理论性思考，以及“体育法学是什么”、“如何进行体育法学研究”等元问题，对理论研究进行反思和瞻望。如，逻辑起点是理论体系赖以建立的最基本的、可以统帅和建构理论体系的范畴或概念，有学者基于体育法学学科的内在属性，对研究起点与逻辑起点的关系进行甄别，认为体育行为是体育法学学科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6]。

“理论的体育法学”常常因为不能直接解决实践问题，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之间常常产生冲突，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鸿沟，而饱受质疑。有学者认为“理论的体育法学”有“以逻辑的实践代替实践的逻辑”的倾向，甚至可能陷入“为理论而理论”的窠臼。其实，这种担心有点“杞人忧天”，有窄化“理论的体育法学”内涵的嫌疑。“理论的体育法学”并不排斥“实践研究”，只不过其最终目的在于“发现”和“解释”，而不在于实践问题的解决。

无论是我国体育法学的研究现状，还是未来，对于“理论的体育法学”我们需要加强，而不是弱化，更不应是排斥。“理论不应该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解释，而是某种专业知识，是对常识的解构”[7]。在体育法学哲学研究方面，尽管法哲学对体育法学研究的指导价值已经得到广大学者们的认同，但系统深入的哲学研究却不多，这可能与体育法学研究人员知识背景有关。在体育法学元研究方面，有关体育法学研究的本质、目的等问题，鲜有系统涉及。“理论的体育法学”遵循理论—理论、理论—实践、抽象—具体、一般—个别的逻辑思路构建理论[8]。我们在呼吁关注实证研究和实地研究[9]的同时，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排斥思辨研究，盲目地否定和拒斥“理论的体育法学”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体育法学研究是一门应用性学科，但并不意味着不需要纯理论研究，完善的理论体系是学科重要标志之一。尽管思辨研究常导致“研究者很容易陷入自我思辨和‘独自’的泥潭，局限于自身经验而成为‘井底之蛙’”，看不到‘天外天’”[10]，但问题绝不在于思辨本身，而在于我们研究者对思辨的掌控能力。

当然，就谋求体育法学改进之道的学科使命而言，“实践的体育法学”因“体育实践的需求而产生，重点关注社会实践，关注社会大众的现实需要求”[11]。正如“理论的体育法学”也以特定的方式讨论实践问题一样，我们不能因为“实践”二字，而误以为“实践的体育法学”和理论无关。事实上，“实践的体育法学”本身即是一种理论，它和“理论的体育法学”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上。在研究内容上，“实践的体育法学”“更多地关注法学理论在体育实践中具体应用和创造性地应用，以解决体育领域的法律问题”[12]。在研究方式上，“实践的体育法学”遵循着遵循经验—理论、具体—抽象、现象—本质、个性—共性的认识发展过程。在研究目的上，“实践的体育法学”主要为了促进体育法律实践中问题的公平、公正的解决，以促进体育和谐发展。 “实践的体育法学”就是对体育法学相关人员，包括法律实务工作者和科研院所、高校的专家学者，针对体育法律实践日常所做与能做之事的概括，针对体育实践中产生的体育法律现象和问题进行阐释和解决为直接目的，它试图诠释体育法学的行动知识，并使之日臻完善。如，有学者通过对真实、典型体育法学案例进行法理上的分析，为体育争议处理机构解决纠纷提供法律上的指导。研究既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也分析体育法的具体运用中应当注意的问题[13]。

和不断变化着的、纷杂繁芜的体育法律实践相比，“实践的体育法学”尚不能完全担当起应有的责任。真正意义上的“实践的体育法学”尚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对于“实践的体育法学”如果理解偏差、运用不当，也会产生某些瑕疵，甚至可能无法达到服务实践的目的。研究者往往将研究的旨趣聚焦于自己熟悉或较易获得的主观经验上，这往往会给问题认识不全面埋下隐患，从而影响研究的“广度”。如在我国体育法学研究中微观层面的体育法律问题明显多于宏观层面的体育法律问题，主要是因为研究者更方便获得微观层面的经验，而宏观层面的经验较难获取。研究還停留在经验层面，尚未完成从经验上升到系统的理论层面，有些研究只是一些常识的改头换面。而“任何真正的理论，都以概念的逻辑体系的形式为人们提供历史地发展着的世界图景，从而规范人们对世界的自我理解和相互理解。以理论所具有的普遍性、规律性和理想性为人们提供历史地发展着的价值观念，从而规范人们的思想与行为”[14]。否则，难以在更高的层次上对实践予以阐释，以指导实践者正确地、深刻地认识问题。秉承实践取向的研究者，通常还坚信并推崇“经验即真”的信条。经验是实践的结论，前提条件是很难被复制的，因此经验并不总是可靠的。如果对实践经验缺乏必要的识别与辨析，就可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信度”问题也随之而来。我们不应刻意回避归纳、演绎和推理，因为“实践的体育法学”存在着实践的代表性与理论提升局限性等隐患。

2“法学的体育法学”与“体育学的体育法学”

从理论的学科来源来看，在体育法学研究中，“外生型”和“内生型”理论生成方式，可以形成“法学的体育法学”与“体育学的体育法学”两种理论类型。所谓“法学的体育法学”是指，以法学的知识与理论为基础和依据建构而成的体育法学理论体系。此类体育法学理论在体育法本质的认定上，偏向“法学”而不是“体育”。首先，具体表现在诸多体育法学论著与教材中，大量借用法学的概念体系和逻辑框架来构建体育法学理论体系。还有意无意地接受了一般法学的学术旨趣、价值取向、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具体研究内容上，大量存在着法学理论流派、法的原则、法的渊源、法的功能、法的价值等具有法学典型特征的内容。其次，表现为运用法学基础理论分析和解决体育法学问题;三是沿袭法学研究范式。我国体育法学研究存在政治法学、立法法学、解释法学和社科法学等四种研究范式[15]，这四种研究范式和法学研究范式基本一致。由此看来，“法学的体育法学”借鉴或移植法学的痕迹显而易见。

尽管研究者也对我国体育法学中“借鉴多，原创少”、“移植多，消化少”等问题早有清醒认识，但就理解与建设“法学的体育法学”而言，借鉴和学习法学理论体系，是体育法学发展和完善的必由之路，尤其是在体育法学学科尚未成熟之时，没有比较成熟的话语体系，无法诠释相关理论，更需要借鉴法学的相关理论来作为学科理论构建的框架基础。学与不学，学多与学少，无需讨论，需要讨论的是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学习和如何学。我们对学习法学既不能以抗拒的态度全盘否定，也不能顺从的态度全盘吸收。我们要建设的毕竟是“体育”的法学，因此，我们既要深入探析法学经典知识，也要及时而适恰的引鉴法学当代理论;既要关切法学的学术旨趣，也要适当借鉴法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

在建设“法学的体育法学”的同时，我们也不可忽视体育法学的“体育”底色。体育法学的研究对象是体育法律问题和法律现象，其研究目的是为了体育的健康发展体育法学的根本出发点是体育发展效益，包括政治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学习借鉴法学理论体系和逻辑框架，主要是为了提升体育法学解决实践问题的能力。而能否达到此目的，关键在于能否把握住“体育”二字的内涵和本质。因此，那种经由“内生型”的方式生成的“体育的体育法学”，才是支撑并引导体育法学理论与实践的“体”。

与“法学的体育法学”不同，“体育的体育法学”关注焦点集中在“体育法”与“体育”二者之间的关系上，即如何基于“体育”来思考和研究“体育法”。离开“体育”去研究“体育法”，无异于缘木求鱼。如，体育纠纷中有相当数量的关涉体育专业技术性质的纠纷，尤其是那些竞争型体育纠纷、管理型体育纠纷和保障型体育纠纷。对于这些体育纠纷，一般商事仲裁机构难以胜任。对此进行相关研究，如果无视其中的“体育”特殊性，其研究成果肯定无益于“体育”，，甚至可能造成体育纠纷无法解决。

尽管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法学专家学者和法律实务工作者加盟体育法学研究，但由于绝大多数体育法学研究者是体育专业知识背景，因此，我国的体育法学有着较为浓厚的“体育学”味道。这既是我们建构“体育学的体育法学”的优势，也是我们的劣势。大多数体育法学研究者，能基于“体育”的特殊性分析，去解决体育法律问题。但常囿于“体育”的视角，局限于“体育”，而且对这种研究范式、方法论的理论自我意识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提升，理论品位的上升空间较大。弄清“何谓体育学的体育法学”、“如何构建体育学的体育法学”等基本问题，并据此重新审视既有的体育法学研究，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3“西化的体育法学”与“本土的体育法学”

就空间的角度而言，采用“外生型”或“内生型”的理论生成方式，又会相应地形成“西化的体育法学”与“本土的体育法学”。所谓“西化的体育法学” 是指，我国研究者参考、借鉴或移植西方发达国家的体育法学理论，学习体育法律实践构建而成的体育法学。此类体育法学理论又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直接介绍西方体育法学理论或实践，或翻译体育法学专著等为主要任务的相关研究。如，有学者以欧洲体育法规和政策为研究对象，分别从欧盟法层面和欧盟成员国国内层面揭示其独特和具体的体育法制度和规则，还介绍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等8个国家的体育法现状和经验[16]。这些译著或引进理论，为我国体育法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二是表现为，在消化、借鉴西方体育法学理论，或参照、探究西方体育法律實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体育法学理论。这些理论倾向于用西方的理论主张改造我国体育法学理论或借鉴实践措施解决我国体育法律问题。如，有学者通过大量西方体育法律案例的剖析，阐释“用尽体育自治规则救济”“技术问题不审查”等西方国家争端解决原则适用特点，分析国际上体育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律和发展趋势，希望我国在体育争端解决机制的探索、发展和完善过程中能够予以吸收和借鉴[17]。

我国体育法学的发轫与发展，始终伴随着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体育法学理论和实践，尤其是在我国体育法学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更是如此。这种学习与借鉴不仅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亦具有现实的必要性，“拿来主义”有时候还是必要的。就历史必然性而言，一方面，西方不仅在现代体育法律实践的探索上先于我国，而且在理论构建上也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如，美国早在1950年就相继颁布了《奥林匹克协会组织法》等一系列包括体育内容的公共立法和专门的体育立法，并相应出现了系统化的体育法研究[18]。另一方面，尽管中外体育法律实践与理论建设过程中存在着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差异，但共通之处也比比皆是。因此，我们在思考体育法学理论与实践问题时，必然会将目光转向国外，借鉴他山之石。

回顾我国“西化的体育法学”理论发展之路不难发现，在理论方面，我们当前对于西方体育法学理论的学习既存在对西方体育法学理论介绍偏多，研究较少，尤其是系统研究更是廖若晨星。对理论的吸收消化也存在囫囵吞枣，常抽空理论的深刻政治社会背景，就理论而理论，这很可能出现片面、粗浅甚至错误的理解和运用。“西化的体育法学”还存在着学习仅仅局限于学习和研究上，而落实在实践和探索体育法善治之道的不多，属于典型的“敏于知，讷于行”。如，关于体育法学研究方法方面，西方研究者比较注重实证和实地研究，并深刻认识到思辨研究的局限性。对于这一点，我国学者也早有深刻认识，但是能将此认识转化为行动的却鲜有出现。“西化的体育法学”在介绍或引鉴西方体育法律实践时，大多满足于案例和素材的简单呈现，而至于其实践背后的政治、文化和社会逻辑的分析鲜有涉猎。而这恰恰是我们借鉴和学习西方体育法学理论是最不可缺少的内容。

纯粹地做“东洋拉车夫”，将西方的体育法学理论和实践“搬运”到中国，这可能产生“橘生淮南则为橘 生于淮北则为枳”的问题，会生产一些可增闻广见却无甚实用价值的知识。甚至可能会产生理论和实践无法耦合，将问题认识引入歧途等弊端。任何一种体育法学在最终意义上都应成为本土的体育法学，这是体育法学所担负的学科使命使然。

所谓“本土的体育法学”是相对于“西化的体育法学”而言的。借鉴学者对于“本土化”的观点[19]，我们可以将“本土的体育法学”具体化为这样两类理论：一是指从本国国情出发，吸收、改造、借鉴西方体育法学理论与实践而成的体育法学;二是指基于本国的体育法学理论积淀和体育发展现状，自主创新而形成的体育法学。前者是次生性的本土体育法学，它主要起“洋为中用”的作用;后者则为原创性的本土体育法学，其不仅在应用上直接指向我国体育法律实践，也能够进一步丰富我国体育法学理论体系，提升其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

无论从提高与世界体育法学的沟通对话能力，还是从回应本土体育法律实践问题的能力来看，当前我国体育法学的本土化水平都亟待提升。首先，在学习西方体育法学理论与体育法律实践时，不能脱离西方和我国体育法律实践，更不能无视其主要是解决本土体育法律问题。其次，不能忽视我国体育法学发展历史、体育法律制度及其演进逻辑、以及研究体育治理的历史背景等，着力提炼出属于本土化的体育法学概念体系和理论架构。

4“回溯性的体育法学”与“展望性的体育法学”

从“时间”维度来看，采用“前瞻型”和“回溯型”生成方式，主要形成“回溯性的体育法学”与“展望性的体育法学”两种理论类型。“回溯性的体育法学”是指以“过去之体育法律实践与理论”或“体育法律实践与理论之过去”为研究重点的体育法学理论。它一方面表现为总结过去研究成果和研究进展。如有学者回顾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进程，将我国体育法学研究的发展进程分为：改革开放初期的逐渐起步、《体育法》促进下的广泛开展和研究组织推动下的日渐繁荣三个阶段;当前我国体育法学研究呈现出研究力量逐步加强，研讨活动持续开展，研究成果不断增多，研究内容日益扩展等态势[20]。另一方面表现为基于“理论的过去”或“过去的理论”，考察体育法律实践与理论之缘由。总结分析解决问题的方式、特点和规律等。如，体育法基本原则在学界尚未取得共识，有“九原则说”、“七原则说”、“五原则说”、“四原则说”和“三原则说”。之所以存在这些差异，有学者总结其根本原因在于体育法学方法论的薄弱，以及体育法学与法律哲学对话的不足[21]。“展望性的体育法学”则是指将研究重点聚焦于“未来之体育法律实践与理论”或“体育法律实践与理论之未来”的体育法学理论。在《体育法》颁布前，有学者就体育立法的指导思想提出建议，对体育法的基本结构和内容、体育法律体系等进行研究[22]。《体育法》颁行后，有学者对我国配套体育立法的内涵、设定目标的依据、原则和目标的主要内容、当前配套体育立法的主要任务及其实现条件等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研究[23]。而无论是强调“过去”的“回溯性体育法学”，还是关注“未来”的“展望性体育法学”，它们又都以“现在”为立足点。只不过前者视“现在”为“作为过去的现在”，后者视“现在”为“作为未来的现在”。

缘于体育法学学科性质被认定为一门应用性学科，使得我们的体育法学研究习惯用横断的视角分析当下的问题，而缺乏纵向思考与历史意识。这首先反映为我国体育法制史研究比较欠缺。尽管近代体育立法最早可以追溯至18世纪初，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立法进入迅速发展时期，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际体育立法也逐步出现。但这演进路径是什么，变化背后的逻辑思路又是什么，我国学者鲜有涉猎。其次，我国体育法学历史意识的淡薄，还进一步体现为我们对于现实问题的探讨，往往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多作横向的考察，少有纵向的审视，习惯于快餐式研究，而缺乏对动态化发展过程的审视，只关注问题表象，不擅关注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及隐藏于问题背后的东西。

就发展“回溯性的体育法学”而言，作为基础性的任务，我们除了要做好有关研究成果的梳理、总结，还要做好相关历史的“拾遗补缺”工作。首先，要对我国体育法律實践经验和重要体育法学思想进行系统梳理，逐步深化体育立法史、体育法学思想史等的研究，增加我国体育法学历史“厚度”。其次，要对我国体育法学科史进行研究，藉此厘清学科发展的渊源或核心问题，增进我们对体育法学学科发展历程的理解。第三，要对体育法学史研究的历史进行研究，以此提高我们理解体育法学研究史和思想史的深度、广度和信度。发展“回溯性的体育法学”还要求我们在理论建构过程中，对任何现象和理论，都要去伪存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养成证伪和证实的思维习惯，不盲从，不盲信。既要尊重别人的研究成果，又要审时度势，结合具体历史背景，认识理论的科学性和证明力。要科学的、发展的和联系的观点认识和理解各种理论和现象。卡尔·维克(Karl E. Weick)说过：“让一个人说自己吃了什么相对容易，而决定要点些什么则会更困难一些，……在科学研究中，很多情况下我们都无法预知我们将会发现些什么，也无法预料在眼界更为开阔的明天，人们会对什么感兴趣”[24]。较之“回溯性的体育法学”，“展望性的体育法学”建构难度要更大。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不乏《体育法》立法、修改以及配套立法规划、体育仲裁立法等方面的探讨，但这些讨论往往止步于形式化的呼吁和倡议，局限于知识层面的分析和阐释，徘徊在研究行动边缘。大多时候，我们的研究或停留在“新坛装老酒”、重复陈旧论题的层面，或故作高深、其实讨论的是常识问题，或追求时髦、热衷于跟踪理论新潮，或坐井观天、局限在“以体育看体育”的狭隘视域中，缺乏用一种宽广的、面向未来的视野，从我国社会发展的总趋势和体育现实需求的角度讨论体育法律问题。真正以一种展望性的视角来确立研究范式、设计研究思路、选择研究方法和确定研究内容，是“展望性的体育法学”努力的方向标。

我国“展望性体育法学”存在的局限性，既与我们传统的思维惯性和研究价值取向有关，也与我们研究者认识能力和研究水平有关。在研究的思维惯性上，我们体育法学研究者对外来理论普遍采用的认可或接受的态度，缺乏必要的反思和创新，从而使得我们现有的研究重解释、轻预测，重论证、轻展望。在研究价值取向上，急功近利，心态浮躁，参杂着诸多工具主义价值取向，从而造成诸多研究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盲目短视的研究行为，对于“展望性体育法学”无异于自我毁灭。在认识能力和研究水平上，方法论和研究方法方面缺乏系统、严谨的训练，使得研究者对于未来的敏锐感知和准确把握缺乏研究工具。我国体育法学学科发展起步较晚，基础薄弱，研究者的水平参差不齐，对我国体育法律实践的认识和社会发展趋势的把控方面缺乏必要的体育法学知识基础。

5结语

与体育法学理论生成方式一样，这里的理论类型的划分，并不是基于非常精准的、可量化的判断标准。在分类上，难免有相互重叠交叉的可能。有的研究可能同时属于几种理论类型，有的分类可能并没有穷尽选项，不能涵盖所有理论。作这样的分类研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呼吁更多学者培养自觉的理论意识，逐步提升我国体育法学的理论品位，促进体育法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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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国友　李江

我国体育法学论文 篇2：

体育法学概念的再认识

摘 要：在对国内外关于体育法学概念的诸多观点进行批判性探讨的基础上，将体育法学定义为研究体育法和应用于体育的法及其体育法律现象的一门学问。体育法学概念的外延包括国际体育法、国家体育法、固有体育法和存在于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学校体育、体育产业以及体育各相关领域中的法律现象。体育法学的学科性质是体育学与法学的交叉学科，其主要研究方法有法律解释法、法社会学方法、法哲学方法、比较法学方法和判例分析方法。

关 键 词：体育法;体育法学概念;国际体育法;国家体育法;固有体育法

近年来，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体育法学(sports law)的研究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什么是体育法学”成为争论的热点之一。体育法学概念是体育法学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决定着体育法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因此，深入探讨体育法学概念，准确地把握其内涵和外延对于丰富体育法学学科的理论体系十分必要。

1 国内外关于体育法学概念的几种观点

目前，国际体育法学界在体育法学概念和体育法学能否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问题上主要有3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主张不存在体育法和体育法学学科。Grayson，Edward[1]认为，“不存在法学意义上的体育法。简单地说，它没有法律基础，普通法和平衡法的概念中没有专门与体育有关的概念。应用于体育中的各种法律与应用于其他任何社会领域的法律没有什么不同。”这种观点认为，在法学体系中没有专门的体育法，法律对待体育与对待其他任何领域一样，一旦触及到法律，法律就会行使其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体育法是使用不准确的概念，它实际上是法律的基本概念和各种不同的法律在体育中的应用，是体育与法(sports and law)的结合，而不是独立的体育法(sports law)，因此也就不存在体育法学学科。

第二种观点认为体育法已经存在，体育法学学科正在形成过程之中。根据Burlette Carter 的观点，“体育法学正处在令人鼓舞的挑战性和变化性的过程之中，这个过程伴随着不断增多的法学学派关注体育问题和不断增加的参与者、组织机构以及社团体育法规。这些发展会更好地构建正在出现的这个研究领域。体育法学将会逐渐由‘没有讲义的课程’成为被广泛认可的独立的重要法学领域”[2]。这种观点与完全否定体育法和体育法学学科存在的第一种观点不同，认为体育法律法规已经存在，体育法学学科正在形成之中。随着法学对体育的关注、参与研究的学者不断增多，体育法学将会快速发展并成为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第三种观点认为体育法学已经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Simone Gardiner[3]认为：“体育法学是一个综合的各种法律相互关联的法学学科，它涉及到诸如合同、税收、雇佣、竞争和刑事等法律领域，专门的法规和判决案例已经得到发展并将继续。作为一个有很多专门人员参与的学术研究领域，现在正是接纳这个新的法学领域即体育法学的时候。”Matthew等[4]认为：“不管用什么术语，‘体育法学’在法学的学术领域中具有一席地位，它挑战法律问题，涉及多门学科，关联诸多社会要素，并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兴趣。”Mark James[5]认为：体育法学“是体育与法的相互作用，它用法、法律原理和法律程序来解决体育的争端，并在体育的治理、参与和消费方面发挥作用。”上述观点表述了构成体育法学的主要内容，指出了体育法学学科的综合性和独特性，强调体育法学已经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独立学科。

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注重法院判决的体育案例和一般法律在体育中的应用，这是造成一些学者否认体育法和体育法学学科存在的原因。然而，以法国、德国、日本和我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十分重视体育法律、法规的成文法制定，因此对于体育法和体育法学学科的存在不存在质疑。

滨野吉生[6]认为，体育法学是“对体育法进行专门研究的学术领域，是以体育科学与法学、特别是教育法学为中心，多学科交叉的一门学问。”他主张体育法与宪法、民法、刑法等法律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法律在体育中的应用及解释构成了体育法学的重要内容。但这些法律不能代替体育法，体育法有其独特的法律体系。

千叶正士[7]把体育法学定义为“关于体育法即与体育相关法律的学问。”他认为，体育法学不仅是关于日本《体育振兴法》等专门体育法的研究，也是对所有与体育有关的法律进行研究的学问。

姜仁屏、刘菊昌[8]认为：“体育法学是以体育法及其体育实践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兴学科。”

于善旭[9]认为：“体育法学是研究体育法律规范和体育法律现象以及它们发展规律和运行机制的法律科学。”

董小龙、郭春玲[10]认为：“体育法学是研究体育法及其发展规律的法学学科。它属于法学范畴，与法学的其他学科有密切的联系;同时又与体育人文社会学科有着密切联系，它属于法学与体育学的交叉学科，因为它以体育法律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

综上所述，大多数学者认为体育法和体育法学学科已经存在，但究竟如何准确把握体育法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仍然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理论难题。

2 体育法学概念的内涵

体育法学的定义是揭示体育法学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根据逻辑学中“种概念=种差+邻近属概念”的定义，为了准确把握体育法学概念的本质属性需要从属概念和种差两个方面加以探讨。

首先，从属概念的角度来看，上述观点的表述中有“一门学问”、“学术领域”、“新兴学科”、“综合体”、“交叉学科”、“法律科学”、“法学学科”等。我们从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学问”、“学科”、“科学”这3个概念，并了解其基本含义。简而言之，学问是指系统的知识;学科是指知识体系的分类，不同的知识体系构成不同的学科;科学是指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从这3个概念的基本含义来看，其相同点是均有知识体系的含义，其不同点有以下两点：第一，学科含有知识体系分类的含义，尤其当今国内外学界对学科内涵的理解更为丰富，它不仅仅停留在知识体系分类上，还含有科研队伍、学术成果、条件保障、运行机制等要素，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学科建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由特定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知识体系可以形成一门学问，但不一定能够形成这门学问的学科。换句话说，当一门学问发展到一定阶段，满足了学科的要求时才能形成学科。正因为如此，至今还有些西方国家的学者认为，体育法学仍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尚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然而，从目前国内外体育法学的发展实际状况来看，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独立的体育法学学科;俄罗斯、印度、巴西、希腊等发展中国家的体育法学尚未形成独立的学科;我国的体育法学经过20多年的建设，现在已经初步形成了独立的学科。第二，科学本身就是知识体系，而且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体育法学属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范畴，较少涉及自然科学。

另外，上述观点中的“学术领域”、“新兴学科”、“综合体”、“交叉学科”是对学科特性表述，其中体育法学是交叉学科的观点已经被体育法学界普遍认可。然而，将体育法学的属概念定位于“法律科学”或“法学学科”的观点有待商榷。第一，体育法学的母学科是法学，将其归属到法学学科或法律学科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如果按照这个道理，那么体育哲学、体育社会学、体育史学、体育管理学、体育心理学、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医学等诸多学科都要回归到其母学科，作为一级学科的体育学就会面临解体的局面，不利于体育学科的发展。第二，这种将体育法学归属到法学学科本身也有理论缺陷。因为既然已经认可体育法学是交叉学科，那么，我们认为它既可以归属到法学也可以归属到体育学，这并不矛盾。例如，体育社会学既可以归属到社会学科，也可以归属到体育学科;体育产业既可以归属到经济学科，也可以归属到体育学科等。如果我们从定义上一定要明确归属到某个学科，不仅理论依据不够充分，还会在实践上不利于体育学科的发展。鉴于以上分析，从国内外体育法学发展的视角出发，我们认为体育法学的属概念使用“学问”一词比较妥当。

其次，从种差的角度来看，上述观点中有“体育法”、“体育法律规范”、“体育实践”、“体育法律现象”、“发展规律”、“运行机制”等。种差反映概念的本质属性，准确地界定体育法学概念的种差才能准确地把握体育法学的本质属性。第一，在以上的表述中“体育法”与“体育法律规范”有相近的含义，因为体育法律就是由反映法律关系的各种社会规范构成的。“体育实践”与“体育法律现象”的含义相近，因为体育法律现象一般是指体育实践中的法律现象。在这两对近似的表述中我们选取“体育法”和“体育法律现象”。因为体育法比体育法律规范能更全面地涵盖体育法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另外，从体育法学的角度来看，体育实践的外延太宽泛，而体育法律现象比体育实践更明确，更具有针对性。第二，人们在对一门学问进行定义的时候经常用到“发展规律”一词，但究竟“发展规律”是什么却不太清楚，好像是一个终极追求的目标。考虑到上述体育法学定义中已经含有“研究”一词，其本身就有探求事物性质和规律的含义，可以替代比较宏观，空洞的“发展规律”。第三，关于“运行机制”，体育法和应用于体育法律现象中的法律既有实体法也有程序法，程序法在很大程度上明确了实体法的运行机制;同时体育实践中的运行机制，如职业体育俱乐部的运行机制、体育社团的运行机制等，凡是涉及到法律关系的均可包含在“体育法律现象”之中。因此，“运行机制”作为体育法学的种差可以忽略。第四，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体育法学的种差里应当加上“应用于体育的法”这一表述。因为，无论是普通法系的国家还是大陆法系的国家，一般法律在体育实践中的应用构成了体育法学的重要内容。鉴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体育法学概念的种差选择“体育法”、“应用于体育中的法”和“体育法律现象”比较妥当。在明确体育法学属概念和种差的基础上，我们如下定义体育法学概念：体育法学是研究体育法和应用于体育的法及其体育法律现象的一门学问。

3 体育法学概念的外延

“概念的外延，就是具有概念所反映的特有属性的事物”[11]。体育法学概念的定义反映了其内涵，同时也就确定了其外延。体育法学概念的外延是“体育法”、“应用于体育的法”和“体育法律现象”。

1)体育法。

这里的体育法(sports law)是指直接以体育为内容的法律，主要包括国际体育法、国家体育法和固有体育法。国际体育法是指由国际组织和国际体育组织制定的体育法律、法规。例如，联合国大会制定的《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体育运动国际宪章》、国际奥委会制定的《奥林匹克宪章》、《反兴奋剂公约》，以及国际各单项体育协会制定的章程等等。国际体育法是调整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或国际体育组织之间法律关系和法律行为的法律规范。国家体育法是指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体育法律、法规。例如，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全民健身条例》，日本的《体育基本法》，美国的《业余体育法》，法国的《体育振兴法》等等。国家体育法只能以本国的体育法律关系作为调整对象，规范本国的体育行为，在法律制定国内发生法律效力。固有体育法是指体育本身内在的、调整体育行为的法律。固有体育法不是由国家按照法定程序制定或认可的法，但作为“活法”(living law)却在体育的实践中发挥着实际的规范体育法律关系和体育行为的作用，它是体育本身赖以存在的法，主要包含体育规则、体育社团的规章和体育理念。

2)应用于体育的法。

应用于体育中的法(sports and law)是指应用到体育中解决法律问题的一般法律。这部分法律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成文法，是指明文颁布的一般性法律，如宪法、行政法、民法、刑法、教育法、国家赔偿法、反垄断法、知识产权法、专利法等等。当这些法律与体育发生关系时，关于这些已经颁布的成文法的解释、探讨和应用则构成了体育法学的重要内容。另一种是不成文法，是指没有明文规定的法律，主要包括习惯法、判例法和条理法等。这些法律在体育实践中发挥着实际作用，是构成体育法学的重要研究内容。

3)体育法律现象。

体育法律现象是指由体育实践中的各种法律关系而产生的可感知的法律问题。体育法律现象具有广泛性、多样性和可变性。广泛性是指体育的各个领域和体育的相关领域都存在法律问题;多样性是指体育实践中的法律现象涉及诸多领域，其问题的性质和内容多种多样;可变性是指随着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和体育等领域的不断发展会产生出各种新的体育法律现象。体育法律现象的广泛性，多样性和可变性为体育法学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需要我们不断地研究已经出现的法律问题，发现新的体育法律问题，解决体育实践中的法律问题。

4 体育法学的研究方法

如上所述，我们把体育法学的属概念界定为是“一门学问”，而研究方法是构成“一门学问”的必要条件。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相同的对象可以形成新的研究领域，如用生理学的方法和生物力学的方法研究运动中的人，就会形成运动生理学和运动生物力学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同样，相同的研究方法研究不同的对象也可以形成新的研究领域，如用心理学的方法研究运动员和普通人，就会产生运动心理学和普通心理学。由于体育法学是法学与体育学的交叉学科，涉及的研究内容非常广泛，需要多种研究方法来完成其研究任务。在这些研究方法中既有其本身独有的法学研究方法，也有人文社会科学通用的研究方法，其主要的研究方法如下：

1)法律解释方法。

法律解释法又分为文理解释法和论理解释法两种，前者是重视对法律条文词义的解释方法，后者是重视对法律条文立法目的、条理的解释方法。通过法律解释，在法律尚未修订的情况下可以扩大或缩小法的适用范围。作为体育法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各种法律，尤其是通过对国家体育法的解释，使其更好地适用于体育实践中的现实问题，为解决体育中的法律问题提供法律依据。

2))法社会学方法。

法社会学方法是以社会生活中实际发挥作用的软法为研究对象的法社会学理论为依据的研究方法。法社会学是已经为法学界普遍认可的成熟的法学理论，以此作为体育法学的研究方法，为研究国际体育法、固有体育法等问题提供了方法学依据。

3)法哲学方法。

法哲学方法是从哲学的视角对法的基本问题进行研究的法学方法。法哲学作为体育法学的研究方法，为研究体育法的本质问题、体育法的价值问题、体育权利、义务等问题提供了方法学依据。

4)比较法学研究方法。

比较法学研究方法是通过对国内外法律、不同地区之间法律以及各种不同案例等进行比较的一种研究方法。比较法学研究方法已经成为法学研究中常用的一种方法。以此作为体育法学的研究方法，可以通过中外体育法律制度、体育法律问题的比较分析，借鉴先进经验，汲取失败教训，丰富体育法学的理论。

5)判例分析方法。

判例分析是通过对已经判罚的案例进行分析，把握其判罚的法律依据和判罚理念，为研究同类法律现象提供法律依据，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形成新的法律规范的方法。将判例分析法作为体育法学的研究方法，可以通过对典型体育判罚案例的分析，研究其判罚依据和理念，形成新的体育法规和体育法理。

参考文献：

[1] Grayson，Edward. Sport and the law[M]. London：Butter Worths，1999：p.xxxvii.

[2] Matthew J Mitten. Sport law in United States [M]. New York：Wolters Kluwer，2011：16-17.

[3] Simon Gardiner. Sports law[M]. London：Cavendish Publishing Limited，2001：100.

[4] Matthew J Mitten，Hayden Opie. Sports law：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comparative，and national law and global dispute Resolution[J]. Tulane Law Review，2010，85(269)：272.

[5] Mark James. Sports law[M].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3：21.

[6] 滨野吉生. 体育、竞技运动法学概论[M]. 东京：前野书店，1988：：25.

[7] 千叶正士. 体育法学序说[M]. 东京：信山社，2001：13.

[8] 姜仁屏，刘菊昌. 体育法学[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

[9] 于善旭. 体育法学[J]. 体育文史，1997(1)：58-59.

[10] 董小龙，郭春玲. 体育法学[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3.

[11] 金岳霖. 逻辑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作者：周爱光

我国体育法学论文 篇3：

我国体育法学教材体系的研究

摘要：体育法学教材体系是指在体育法学教育中，经过加工处理、筛选改造的所有知识载体，是一个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包括教科书、辅助类教材、电教类教材)，是体育法学教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体育法学;体育法学教育;体育法学教材体系

党的十九大以后依法治国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体育行业势必也会进入法治化轨道，依法治体、体育法治是当今体育界的主旋律。本研究对我国体育法学教育进程中教材体系的建设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找出影响此领域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一、何为体育法学教材体系

从教材的来源划分，可把教材体系分为书籍、教师经验、学生经验、设计制作物品(制作的模型等)、自然界物品(实物、标本等)、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声像资料(幻灯片、电影片、录音带等)。简单来说教材体系包括教科书、辅助类教材和多媒体教材。

笔者认为体育法学教材体系是指在体育法学教育中，经过加工处理、筛选改造的所有知识载体，是一个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这个整体包括体育法学教科书、体育法学教科书的辅助性材料以及体育法学的电教教材，三者有机结合共同组成体育法学教材体系。

二、我国体育法学教育进程中教材体系存在的问题

(一)体育法学教科书“各具特色”

我国体育法学教科书已有24年之久，但能作为教材来进行教学活动的只有10余本。由于编著者的研究背景各异，导致我国体育法学教科书在内容和结构上呈现出“百花齐放”之态势。以至于出现在体育法学教育的进程中，该选择什么样的教科书进行教学，哪一本教科书才真正适用等一系列的问题。

(二)辅助类教材配套缺失

体育法学教科书的辅助性材料包括案例、体育法规、体育条例，还包括一些相关法学类、社会学类书籍组成的资源库。但目前我国存在的体育法学教科书辅助性材料，只有韩勇老师主编的《体育与法律—体育纠纷案例评析》(2006版、2017版)两本。关于书籍资源库的建设在我国体育法学教材体系研究领域目前还没有学者提出。

(三)缺少多媒体教材的利用

根据调查得知，目前我国体育法学教育工作中运用最广的就是幻灯片技术。但是这种单纯的将课本知识转化成课件形式的“电教类教材”不免有些单一，在实际教学中也不免有些枯燥乏味。所以，开发网络课程、网络资源数据库等方面的教材是我国体育法学教学的未来之路。

三、完善我国体育法学教育进程中教材体系的途径

(一)统编体育法学教科书

统编体育法学教科书应该先“分”再“统”，“分”是指把体育院校和法律院校分开，把研究生和本科生分开;“统”是指不同院校、不同教育阶段统一起来，按学院按教学阶段统一编写体育法学教科书，不同阶段、不同学院都有不同的教学内容。体育院校的体育法学教科书由体育学派统一编写，法学院校的体育法学教科书由法学院派统一编写。

要充分利用每年召开的环渤海体育法论坛、体育法学年会，参会人员基本涵盖了我国体育法学研究的主要人员，如果這些人员深入探讨体育法学教科书的问题，那么编写我国统编体育法学教科书将会取得重大的进步。

(二)完善辅助类教材

完善我国体育法学的辅助性材料，应该建立体育法案例汇总制度，把每年发生的体育法案例汇编成册、公开发表。还要把握此类案例的时效性、适用性，结合我国体育法学教材，把此类案例汇编成册，供体育法学研究者参考使用。我国关于体育领域的法规、条例有很多，如果我们加以整理、筛选，运用到体育法学教学中去，也会大大提高教学的效果。

各体育法学研究中心可根据体育法学界知名专家的推荐，采购相应书籍，构建资源库，供研究者学习、研究，定会提高体育法学教育的进程。

(三)多方位开发立体化、数字化资源

开发体育法学“尔雅课”。尔雅课，是一个全新的、致力于各大高校教育和学习的学习系统，其特色是能够听到来自名校名师的名课;网络学习非常方便，可以自由安排学习时间;可以便捷的与老师和同学在线交流互动学习。体育法学尔雅课，一方面是顺应时代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解决该学科师资欠缺的现实问题。利用专业设备把我国体育法学名师的授课过程拍摄下来，经过加工处理传输到“超星尔雅”的平台上，供学生选课学习。

体育法学教科书的编写，也可以把一些典型的案例以二维码链接的方式附在教科书上，以图片、视频等形式表现出来，相比以往体育法学教科书上机械的文字式案例分析，这种方法将更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促进体育法学教育的效果。

四、结论

体育法学教材体系是开展体育法学教育的重要保障，该体系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体育法学教材体系主要是对教科书内容、结构的研究;广义的体育法学教材体系是指在体育法学教育中，经过加工处理、筛选改造的所有知识载体，是一个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包括体育法学教科书、体育法学教科书的辅助性材料以及体育法学的电教教材。完善我国体育法学教材体系应主要从建设体育法学统编教科书、完善辅助性材料、开发电教教材三方面入手，真正使我国体育法学教材体系得到完善，进而促进我国体育法学教育的进程。

参考文献：

[1]王译晨.我国体育法学教材编写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12：1.

[2]曾天山.教材论[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7，10：25.

[3]贾文彤.我国现行体育法学教材研究[J].体育研究与教育，2016，31(05).

作者简介：刘德壮(1994-)，男，汉族，山东菏泽人，研究生学历，研究方向：体育法学。

作者：刘德壮 于凯月 黄河清 郭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