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商科专业管理创新论文

摘要：科研活动的交叉融合和协同创新，以及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成果产业化加速的国际趋势，对我国研究型大学的科研管理和服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章在分析美国研究型大学科研管理工作总体特点的基础上，以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为个案，系统研究了其科研管理和服务工作的实践举措，以期为我国研究型大学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提供借鉴与启示。下面小编整理了一些《高校商科专业管理创新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高校商科专业管理创新论文 篇1：

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政策制定研究

[摘要]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制定源于国际相关组织及会议、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科研数据管理的实践以及澳大利亚国内相关组织与机构的推动。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政策制定在政策的类型、制定目的、适用范围、制定时间、相关主体、内容要素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点。我国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构建应从以下几方面开展：政府应积极发挥其在高校构建科研数据管理政策中的引导性作用;科研资助机构应发挥其在制定科研数据管理政策中的约束性和引导性作用;高校在制定具体的科研数据管理政策时，应注重政策内容的详细性与规范性。

[关键词]澳大利亚 科研数据管理 政策制定

1.引言

大数据时代极大地改变和重塑了科学研究，受此影响，科研范式进入了继实验科学、理论科学、计算科学之后的第四范式，即数据密集型范式，科学活动正在产生日益庞大的数据量。与此同时，科研数据的价值也逐渐显现。从科研角度看，科研数据的公开能够有效提升科研人员的科研影响力，避免科研活动与科研资金的重复与浪费;从社会经济角度看，科研数据的公开共享对于满足我国的国家战略需求与社会应用都提供了强大的数据支持。

科研数据的大量产生以及数据价值的凸显，迫切要求世界各国采取措施对其进行妥善管理。当前进行科研数据管理的方式主要包括技术和人文手段，其中，制定科研数据管理政策作为科研数据管理人文手段的一种方式，为科研人员的数据管理活动划定了界限、明确了框架，从而有效保障了科研数据管理工作的规范化与科学化。

在积极制定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国家中，相较于英、美等国而言，澳大利亚高校的科研数据管理政策所覆盖的内容要素更为全面，除了最基本的数据保存、数据共享外，还包括数据安全、利益主体权责关系等要素。Higman等人以及国内学者丁培所做的前期研究都证实了这一现象。此外，澳大利亚一向对信息公开共享以及个人隐私保护给予足够的重视，为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制定与落实营造了良好的法律和实践氛围。笔者通过调研发现，澳大利亚在科研数据政策制定之前，就已经颁布了数量较多的信息以及数据管理方面的法律，如《信息自由法》《档案法》《隐私法》等，这些法律规范为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制定列出了基本框架和原则，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本文选取澳大利亚高校的科研数据管理政策为调研对象，在分析其政策制定背景和相关法律规范的基础之上，对其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制定现状、制定特点以及类型与内容框架进行了全面的梳理，以期为尚在起步阶段的我国高校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有益的借鉴。

2.研究现状

为了了解国内学者对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研究现状，笔者在CNKI和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进行了文献调研和检索。在检索过程中，本文共选取了4组检索词，第一组是“澳大利亚”“澳洲”，第二组是“高校”“大学”，第三组是“科研数据”“科学数据”和“研究数据”，第四组是“政策”“指南”和“规范”。笔者对这4组检索词进行主题、篇名组配检索，得出了初始文献集合，通过在初始文献集合的参考文献以及综述类文献中进一步拓展相关文献，并去除重复及不相关文献，本文最终获取到国内相关文献15篇。

通过对上述15篇文献进行梳理，笔者得出目前国内学者对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两方面：

(1)对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政策制定现状的研究。文献调研发现，国内研究主要集中于对英、美、澳3国不同科研主体科研数据管理政策制定现状的调研及对比研究。笔者在前期选取澳大利亚高校的科研数据管理政策为对象，从数据保存的各环节出发对其科研数据保存政策进行了专门的调研与分析。完颜邓邓在调研与分析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政策推动力量的基础上，以15所高校的数据政策为研究对象，从一般政策、元数据标准等4个角度对这些政策进行了调研与分析。

(2)对澳大利亚高校制定科研数据管理政策必要性的研究。王婉调研了3所澳大利亚高校图书馆的科研数据管理服务，并发现3所高校都制定有明确的科研数据管理指南。完颜邓邓等人选取了19所澳大利亚高校，调查发现制定科研数据管理指南是这些高校提供科研数据管理服务的重要项目。此外，王秀华也对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服务进行了调研，并提出高校应建立数据管理政策。

笔者通过对国内相关文献的梳理得出，目前较少有学者对澳大利亚高校的科研数据管理政策展开专门性的研究，仅有的少数专门性研究也并未对政策的制定背景和制定现状展开全面、深入的探讨。因此，本文定位于澳大利亚高校，全面调研与分析其政策制定的推动力量、法律基础以及制定现状，进而填补国内研究的空白。

2.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制定背景

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制定源于多方力量的推动，笔者调研发现其主要的推动力量为以下3方面：国际相关组织及会议的推动、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科研数据管理的实践以及澳大利亚国内相关组织与机构的推动。2.1

国际相关组织及会议的推动

早在2007年4月，世界经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就公布了《OECD获取公共资助科研数据的原则和指南》，用于指导成员国科研数据共享政策的制定。该指南将科研数据界定为科学研究中所使用的原始资料，即能够对科研成果进行有效验证的事实性记录(数值、文本记录、图像和声音)。此外，该指南还提出了包括开放性、透明性以及灵活性在内的13条科研数据公开共享的原则。

随后，一些主要的图书馆协会、联盟也纷纷公布了相关的公告与指南，如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简称ARL)、美国大学图书馆协会(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簡称ACRL)和新媒体联盟(New Media Consortium，简称NMC)等。

2007年，ARL公布了《研究型图书馆数字化科研发展计划书》，其中提出，若不进行科研数据的共享将会极大地阻碍科研进步与科技创新。

在科研数据管理日益成为高校发展趋势的影响下，专门性的科研数据管理服务平台——国家科研数据联盟(Research Data Alliance，简称RDA)于2013年3月正式成立，旨在通过促进特定学科以及学科问科研数据的共享、使用和再利用等来驱动科研创新和科学发现。

2015年，NMC与欧洲一些高校合作完成了《新媒体联盟地平线报告(2015图书馆版)》，该报告将科研数据管理列为高校图书馆信息技术发展的中期趋势之一，并提出面对多样化的数据形式和急剧增长的数据量，图书馆只有加强科研数据生命周期管理，才能真正提高用户服务的便捷性和信息的可获取性。

2016年，ACRL的研究计划与审查委员会制定了《大学图书馆发展趋势》，将科研数据服务列为美国高校图书馆未来主要的发展趋势之一，并提出科研数据管理将有助于图书馆、IT和科研管理单位间的合作，进而改变数据库、出版商以及科研人员之间的合作方式等。

因此，科研数据管理相关国际会议的召开以及国际组织的成立，是推动澳大利亚高校制定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重要外部因素。在此国际背景下，澳大利亚高校也开始注重科研数据的管理。

2.2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科研数据管理的实践

伴随着科研数据的剧增，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科研机构以及高校纷纷制定政策对其进行管理，笔者在此对英国和美国科研数据管理的实践进行了调研。

2.2.1英国

英国2004年3月成立了国家层面的数据管理平台——数据监管中心(Digital Curation Centre，简称DCC)，该机构自2011年中期起为英国高校科研数据管理工作提供专业化的服务与支持，主要包括开发科研数据管理工具、制定相关标准与政策、提供专业化培训课程等，致力于提升英国高校管理科研数据的能力。此外，英国研究理事会(Research Councils UK，简称RCUK)于2011年发布了《RCUK数据政策通用原则》，以指导英国科研资助机构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制定，主要包括鼓励其科研数据的公开、要求其制定符合相关标准及最佳实践的数据政策、要求其记录并公开科研数据的元数据等共7条原则。

随着DCC及RCUK对科研数据管理工作的日益重视，英国的科研资助机构以及高校纷纷开始进行科研数据管理工作。当前，RCUK及其下属的7个资助机构，以及3个非RCUK资助机构都制定了科研数据管理的相关政策。此外，英国高校也纷纷于2011-2013年制定了科研数据管理政策，当前DCC网站上共集成有35所英国高校的科研数据管理政策，政策多数直接被命名为“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policy”。

与英国高校制定科研数据政策的做法类似，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制定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数据管理服务平台以及科研资助机构的影响。

2.2.2美国

美国主要的科研资助机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简称NIH)以及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简称NSF)都较早地开始制定科研数据管理政策，以此来推进科研数据的管理。早在2003年NIH就制定了《数据共享政策与实施指南》，其中规定了数据共享的时间、方法以及数据共享中受测者隐私保护和知识产权等问题。随后，在2005年NIH公布了《加强公众对NIH資助研究成果访问的政策》，强调受资助者应将资助项目的科研成果在生命科学期刊全文数据库(PubMed Central)中进行公开。2010年，美国NSF公布了《科研成果传播与共享声明》，其规定科研人员应在保证成本的前提下，在合理的时间段内实现数据的公开共享。

由于受到上述国家级科研资助机构要求进行科研数据管理的影响，美国高校纷纷开始制定其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笔者前期调研了USNews排名前50的高校，得出共有19所高校制定了科研数据相关的政策，政策多数以“科研数据保存”“数据访问”和“数据所有权”来命名。美国作为科技强国，其对科研数据管理的重视，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2.3澳大利亚国内相关组织与机构的推动

澳大利亚科研数据管理服务平台(Australian National Data Service，简称ANDS)成立于2008年，成立目的在于构建并完善澳大利亚科研数据的基础设施以及促进科研数据价值的最大化。ANDS是澳大利亚国家层面的科研数据管理平台，也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国家级科研数据管理服务机构。此外，澳大利亚主要的科研资助机构——研究理事会(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简称ARC)与国家卫生和医学研究理事会(National Health and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of Australia，简称NHMRC)纷纷通过制定资助协议来推动澳大利亚高校的科研数据管理工作。

2.3.1ANDS在科研数据管理中的政策主导作用

ANDS官网为澳大利亚高校提供了科研数据管理的基本框架，用来指导其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制定，该框架明确提出构建科研数据管理政策是高校进行科研数据管理的必要手段，并提出切实可行的科研数据管理政策应包含10项内容要素，即科研数据管理、数据所有权和保存、数据访问、数据存储以及机构间合作项目科研数据的管理等。

此外，ANDS于2010年2月19日颁布了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制定大纲，旨在为其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制定提供详细、具体的指导，该大纲列出了科研数据管理政策应包含的28项内容要素，即制定目的、原因、基本目标、政策名称、相关定义、例外事项、数据保存、数据共享等，该大纲适用于所有的澳大利亚高校。

在ANDS的推动与引导下，澳大利亚高校纷纷开始制定科研数据管理政策，同时，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制定又推动了科研数据管理实践工作的开展，当前ANDS共集成有39所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管理的政策、工具以及平台。

2.3.2科研资助机构在科研数据公开中的推动作用

科研资助机构资助高校的科研活动时，往往以书面形式对其科研成果的管理做出明确规定。ARC与NHMRC作为澳大利亚的主要科研资助机构，类似于美国的NIH和NSF，对科研主体的科研数据管理做出了具体规定，并提供了具体、明确、可操作性强的指导，这对于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的管理十分必要。

为促进科研数据的公开，ARC在科研项目申请之初就从源头上做了规定，在《资助申请填写须知》中规定，制定科研数据管理计划是申请者进行资助申请的前提条件，并明确鼓励科研人员对项目所产生的科研数据进行妥善管理、保存、共享和再利用。此外，在《ARC开放获取政策》中规定，科研人员应在项目成果公开出版的12个月内，于可公开访问的机构知识库提交科研数据的保存和公开，若受到现行法律与合同限制无法满足该要求，则应在项目结束后所提交的项目报告书中进行说明。

相较于ARC，NHMRC对资助机构的科研数据管理做出了更为全面且具体的规定。NHMRC在《数据共享声明》和《科研成果公开》中都重申和强调了科研数据公开共享的重要性，鼓励科研人员在科研活动的早期阶段对数据共享做出计划，并尽量通过可公开访问的数据库全面共享其数据，NHMRC允许他人通过数据库自由地访问资助项目所产出的科研数据和其他科研成果。此外，在2016年的《资助协议》中，NHMRC规定受资助者应通过可公开访问的数据库来共享和保存数据。

此外，NHMRC、ARC以及澳大利亚大学联盟三者在2007年联合颁布了《澳大利亚负责任科研行为准则》(Australian Code for the 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以下简称《准则》)，并提出遵守该《准则》是获取NHMRC科研资助的前提条件。《准则》提出澳大利亚所有高校必须建立起科研数据管理框架，并提出高校应建立起科研数据保存、数据所有权归属、数据存储以及数据访问等政策，而科研人员应在确定数据保留期限、保护数据隐私等方面严格遵守各高校所做出的规定。

3.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政策制定现状

澳大利亚杰出计划(Excellence in Re search for Australia，简称ERA)是第一个由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主导的官方大学排行榜，其2015年高校报告显示，澳大利亚当前共有官方认可的高校41所。笔者选取这41所官方高校为研究对象，对其官方网站和图书馆网站进行调研，并通过利用Google搜索引擎进行检索等方法，获取了澳大利亚高校的科研数据管理政策。调研时间为2016年4月21日。

根据政策的内容和效力，笔者将检索到的科研数据管理政策分为两类：上位政策和专门性政策。上位政策仅将科研数据管理列为其内容之一，包括科研行为准则(research code of conduct)和记录管理政策(record management)两类。与上位政策不同，专门性政策对高校科研数据管理的各环节做出了全面、详细的规定，并明确了科研活动参与主体的权责关系，其多数直接以“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policy”命名。文献调研后发现，目前国内对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研究仅针对于专门性政策，并未涉及到上位政策，调研缺乏完整性和全面性。

3.1科研数据管理的上位政策

在笔者调研的4l所澳大利亚高校中，超過60%的高校(25所)制定了科研数据管理的上位政策，具体如表1所示。

3.2科研数据管理的专门性政策

科研数据管理的上位政策，偏向于对高校科研数据管理工作做出原则性的指导，缺乏对各环节和流程的具体规定，而专门性科研数据管理政策则尽可能全面地对科研数据管理的各环节做出详细规定。

调研发现，在41所澳大利亚高校中，共有23所高校制定了专门性的科研数据管理政策，政策多数直接以"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policy/procedure”来命名，超过50%的高校制定有专门性的科研数据管理政策，反映出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管理实践的广泛性、制定科研数据管理政策行为的普遍性以及对科研数据管理工作的重视。

通过对专门性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调研和分析，笔者发现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制定主体共分为3类：高校主管科研的副校长办公室、高校理事会以及高校的学术委员会。本文从政策制定主体出发，对澳大利亚高校专门性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制定现状进行梳理，得出在23所高校的33个政策文档中，共有29个政策文档明确标明了政策的制定主体，其中11个政策文档由高校主管科研事务的副校长办公室主导制定，5个由高校理事会主导制定，13个由高校学术委员会主导制定。

4.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政策制定特点

相较于科研数据管理的上位政策，专门性政策对高校科研数据管理的各环节均做了详尽的规定，包括科研数据的保存、访问、共享以及数据安全、受测者隐私保护等内容，因而本文将其确定为重点调研对象，从政策的类型、制定目的、制定原则等5个维度出发，对该类政策的制定特点进行调研与分析。

4.1政策的类型

笔者调查研究发现：在制定有专门性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23所澳大利亚高校中，政策内容的详尽程度存在差别，据此可将其分为简明性政策和详尽性政策两大类：

(1)简明性政策并不包含对科研数据管理流程的详细规定，主要内容为科研数据管理的原则或者声明，即科研数据管理各环节应遵循相关法律、伦理及上述《准则》等规定。共有6所高校的科研数据管理政策为此类型，分别为查尔斯达尔文大学、拉筹伯大学、莫纳什大学、堪培拉大学、墨尔本大学和纽卡斯尔大学。以堪培拉大学科研数据管理政策为例，其仅对科研数据管理的相关问题做出了介绍性的规定。

(2)与简明性政策相比，大多数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内容则更为详尽和具体，更具有可操作性。一般而言，详尽性政策包含的要素内容则较为全面，都覆盖了科研数据管理的整体流程。在此，以塔斯马尼亚大学的科研数据管理政策为例，其政策覆盖了科研数据管理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包括科研数据的所有权、科研数据的保存、科研数据的存储、科研数据的访问、科研数据的处置。该校政策代表了大多数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内容。

4.2政策的制定目的

笔者通过对上述23所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内容进行分析，发现其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制定目的和程序比较清晰，主要集中在以下3大类：

(1)在遵守上述《准则》的前提下，制定各高校科研数据管理的具体政策框架;

(2)强调按照科研数据管理生命周期进行科研数据的管理，明确在科研数据管理生命周期的各环节中，科研数据管理参与者的责权利，即参与者应承担的权利和义务;

(3)对科研数据管理生命周期的各环节做出明确规定，具体到数据公开与保存、数据再利用、个人隐私保护等环节，从而确保科研数据管理过程符合相关法律、伦理以及资助者的要求。

此外，高校构建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目的还包括促进高校间的合作、提升自身科研影响力、在高校内部构建良好的科研数据管理氛围等。

4.3政策的适用范围

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适用范围分为政策的主体和客体两方面。笔者通过对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政策进行调研和分析，得出其政策适用范围为以下两方面：

(1)政策的主体：所有参与高校科研活动的员工、访问学者以及学生等。参与活动具体是指收集、创建或者生成科研数据等活动。

(2)政策的客体：高校科研活动中收集和创建的所有科研数据，具体可以包括原始数据、经处理后的数据、科研记录、数据集、阶段性成果等。

4.4政策的制定时间

笔者通过对上述23所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制定时间进行调研发现，大多数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制定时间集中于2010年之后，仅有埃迪斯科文大学、拉筹伯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纽卡斯尔大学、南澳大学共5所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政策制定时间在2010年之前，其中埃迪斯科文大学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制定时间最早，为2008年6月18日。

此外，在制定出第1版的政策之后，高校还不时对政策进行修订，核查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并由高校的管理部门主导政策的修改。修改结果往往显示为政策的版本，或仅显示修改的具体时间和内容。

4.5政策的相关主体

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政策中包含有政策制定者等相关信息，通过对政策的调研与分析，本文对政策制定与发行过程中的相关责任人信息进行了全面的梳理。调研发现，在23所制定有专门性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高校中，其科研数据管理政策中除了有制定主体之外，还明确了其他类型的相关主体的信息，具体包含以下几类：

(1)政策的负责机关(Responsible Officer)，主要负责政策的更新与审查，并对政策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在23所澳大利亚高校中，共有8所高校的科研数据管理政策提及负责机关。其中7所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负责机关为主管科研事务的副校长办公室，仅有卧龙岗大学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负责机关为科研和创新部门。

(2)政策的起草者(Author)，主要负责政策的草拟和修订，笔者经过调研发现了4所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起草者具有典型性。具体从他们披露的4类政策起草者来看：拉筹伯大学政策的起草者为政策管理者，莫纳什大学政策的起草者为高校图书馆员，新英格兰大学政策的起草者为主管科研的副校长，西悉尼大学政策的起草者则为科研项目协调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澳大利亚科研数据管理政策起草的主体类型具有多样化的特征。

(3)政策实施者(Implementation Officer)，负责政策在规定范围内的公布与落实，负责政策细节内容的解释。其中，共3所澳大利亚高校的4个科研数据管理政策包含此类相关责任人，其中悉尼科技大学和拉筹伯大学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实施者为主管科研的副校长，墨尔本大学为科研部门的主管，拉筹伯大学为项目主要负责人。

(4)政策监管者(Policy Custodian)，主要负责政策的具体落实。共5所澳大利亚高校的科研数据管理政策规定了政策的监管者，其中阿德莱德大学、堪培拉大学、昆士兰大学以及卧龙岗大学的政策监管者都是主管科研的副校长，塔斯马尼亚大学则是数据管理者。

科研数据管理政策中還包括其他类型的相关主体，包括政策发行者、发起者、管理者、启动者以及操作者等，由于提及这些相关主体的政策数量较少，故不在此赘述。

4.6政策的内容要素

对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内容要素进行梳理，能够为我国高校制定类似政策提供借鉴。本文根据政策中内容要素的类型以及要素在科研数据管理各环节所发挥的作用，将其分为保障要素和主体要素两类。

(1)保障要素

保障要素是与政策能否顺利实施相关的要素，该类要素与政策的顺利落实密切相关，其完备与否对于明确政策的责任主体和施行状态至关重要，是判断某一政策在当前是否有效以及追究政策落实主体责任的依据，主要包括时间保障要素、适用主体保障要素、责任主体保障要素、上位政策保障要素等。

(2)主体要素

主体要素是与科研数据管理具体环节相关的要素，是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主体构成部分。主体要素与保障要素两者密不可分，共同确保政策的顺利落实。其中，根据要素在科研数据管理中发挥的不同作用，可将主体要素分为通用要素与科研数据管理要素两类。

①通用要素：是指内容与科研数据管理相关，但却不涉及具体科研数据管理流程的要素，由于非科研数据管理政策也会包含此类的要素，故称之为“通用要素”，主要包括术语定义、制定目的以及制定原则等。

②科研数据管理要素该部分主要涉及具体的科研数据管理环节与流程。本文参考和整合了英国数据监护中心、数据存储中心(UK Data Archive)以及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科学数据生命周期管理小组等提出的科研数据管理生命周期的定义，将科研数据生命周期分为数据生成、数据组织、数据存储以及数据利用4个阶段。图1为科研数据管理生命周期，表2为生命周期各阶段的内涵及所对应的科研数据管理政策内容要素。

5.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制定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对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调研与分析，本文发现其政策制定表现出明显的国际化轨迹，即积极响应国际组织的宣言与号召，并及时制定适合本国高校特色的科研数据管理政策。此外，在ANDS、ARC以及NHMRC的推动下，澳大利亚高校纷纷制定了统一、规范的科研数据管理政策，通过对4l所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制定现状、特点、类型以及内容框架的梳理和分析，本文得出我国应从政府、科研资助机构以及高校3类主体出发来推动我国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构建，具体如下：

(1)就政府而言，应积极发挥其在高校构建科研数据管理政策中的引导性作用，具体从两方面着手：①建立国家层面统一的科研数据管理服务平台。调研发现，目前国外已建立的国家层面科研数据管理服务平台包括ANDS和DCC，這些平台对于各自国家科研数据管理工作的展开、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制定均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当前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图书馆都在积极构建科研数据平台，但我国尚未建立起国家层面统一的科研数据管理服务平台，全国范围内的科研数据管理工作缺乏统一规范的指导;②完善信息及数据管理相关的法律规范。调研发现，澳大利亚政府制定的信息管理相关法律规范，是澳大利亚高校制定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法律基础，这些法律规范的颁布为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制定列出了明确的框架。目前，我国已制定有一些基本的信息法律，如2008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但是关于个人隐私、科研数据管理方面的法律仍存在缺失，亟待完善。

(2)就科研资助机构而言，应发挥其在制定科研数据管理政策中的约束性和引导性作用。调研发现，英国、美国及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制定，很大程度上源于科研资助机构在资助协议中的强制性要求与规定。我国重要的科研资助机构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会，也应该积极发挥自身在科研数据管理中的作用，通过制定资助协议与合同等，促进我国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制定。

(3)就高校自身而言，在制定具体的科研数据管理政策时，应注重政策内容的详细性与规范性，具体包含以下两方面：①政策内容应尽量详细与具体。通过对澳大利亚高校科研数据管理政策的调研，发现在23所制定有专门性政策的高校中，共有17所高校的政策内容较为详尽，内容要素覆盖了科研数据管理的各个环节。笔者认为，只有从科研数据管理生命周期的各个角度出发，制定出全面、具体的科研数据管理政策，才能真正发挥其在科研数据管理中的指导性作用。②政策的体例框架应尽量规范化。在澳大利亚高校的科研数据管理政策中，政策内容要素一般都包括政策的制定目的、适用范围、制定时间以及相关责任人等内容，规范化的政策体例框架对于明确政策的施行状态以及政策落实过程中的权责关系都有重要作用。

作者：周晓燕　宰冰欣

高校商科专业管理创新论文 篇2：

美国研究型大学科研管理的特点及其个案研究

摘 要：科研活动的交叉融合和协同创新，以及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成果产业化加速的国际趋势，对我国研究型大学的科研管理和服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文章在分析美国研究型大学科研管理工作总体特点的基础上，以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为个案，系统研究了其科研管理和服务工作的实践举措，以期为我国研究型大学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提供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美国;研究型大学;科研管理;科研服务;个案研究

高校的科研实力和水平主要取决于教师和科研人员的科研素质与能力，但科研管理和服务工作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科研活动的日趋交叉融合和协同创新，以及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发展，科研管理和服务活动的作用显得更为重要。经过多年的发展与改革，美国研究型大学在科研管理与服务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有力地促进了科研工作的高效运行、科研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和整体实力的提高。近年来，我国研究型大学承担的科研项目总数和获得的科研经费数额不断增长，协同创新研究和科研成果转化日趋加强，这对科研管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在分析美国研究型大学科研管理工作总体特点的基础上，系统研究了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科研管理和服务工作的实践经验，以期为我国研究型大学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总体特点

在美国研究型大学，通常由分管科研工作的副校长总体负责学校的科研管理工作，科研副校长办公室(Office of the Vice Chancellor/President for Research)具体负责学校科研工作的日常管理与服务工作。为使教师和科研人员更好地熟悉学校科研管理工作的职能分工与流程，科研副校长办公室网站上一般都提供学校科研管理的组织机构图(Organizational Chart)。从总体上看，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科研管理工作主要具有以下四大特点。

(一)坚持服务型管理，为师生开展科研创新活动建设支持性环境

美国研究型大学科研管理工作的立足点是为学校师生开展科研创新活动创设一个支持性的环境，从而帮助广大师生开拓研究思路，顺利开展科技创新活动。美国研究型大学科研管理工作的最终目的是开展科技创新活动，服务学校师生，而管理只是手段，这可以从各校科研副校长办公室的职能定位上直接得以体现。如南卡罗莱纳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科研副校长办公室的职责是，创造一个有助于学校师生开展科学研究和创新活动的环境，从而推动学校科技创新的发展，具体职责包括：为教师获得科研经费提供支持，促进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确保学校教师和科研人员依照法律和最高伦理标准开展科学研究活动，促进跨学科研究的开展[1]。卡内基梅隆大学(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科研副校长办公室通过制订学校层面的科研战略计划、发现新的研究领域和科研经费来源、推动跨学科研究、管理资助项目、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等工作，为学校师生开展科研创新活动提供全面服务。

(二)职能分工明确，为师生开展科研创新活动提供一站式服务

学校层面的科研服务应包括：资助教师申请科研基金，支持和帮助大学教师签订研究合同，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提供和传播有关研究机会的信息，构建研究所需的人际关系网络，管理研究资助者，协助制订总体研究战略，完善有利于研究发展的政策和程序，在各个层面上协助研究规划，支持研究绩效的评估工作，鼓励跨学科研究的交流互动，协助管理研究的开支，知识产权管理[2]。可以发现，目前美国研究型大学基本都在校级科研管理机构——科研副校长办公室下设了履行上述全部或部分职能的科研服务部门，包括资助项目管理办公室、技术转移管理办公室、科研管理信息服务办公室、安全管理办公室等，为了更好地为科研创新活动提供支持，还创建了一种各部门相互协调配合的工作框架。此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美国研究型大学在科研副校长办公室下设置的服务机构还增加了技术支持、科研法律法规监督等服务职能。

(三)实行校院二级管理，为师生开展科研创新活动提供专业化服务

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科研管理实行校院二级管理，科研副校长办公室从整体上负责全校科研创新活动的组织、管理与服务，院系设有科研业务办公室，负责本院系教师科研创新活动的申报和开展过程中的具体事项。

校级科研管理机构作为科研信息的集散地，最重要的任务是强化有利于拓展研究网络和促进研究的战略，有效推进学术界、潜在资助者及合作研究者之间的接触和互动。为此，科研副校长办公室着重在协调学校的研究活动与政府的关系、对外宣传学校的科研活动及成果、协助争取研究经费、参加学术会议以及发表学术成果等方面为教师和科研人员提供专门的服务和支持。在学院层面，院系科研管理人员是项目负责人(Principal Investigator)与校级科研管理机构之间的联络人，协助项目负责人申报和管理科研项目。从项目申请到结题的各个环节，院系科研管理人员都会为项目负责人提供必要的服务：帮助项目负责人准备项目申请书(如核查经费预算)，确保所有参与者在项目申请书上签字，讨论项目申请是否准备充分、能否获得立项，核实科研预算信息，确保科研项目账户各项支出准确无误和符合规定。

(四)规则齐全，为师生顺利开展科研创新活动营造制度化的环境

美国研究型大学大多都制定了条目具体细致、易懂易操作的科研制度手册和相关的规则要求，对学校的科研管理机构、学术政策、项目管理、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研究中实验动物的使用、成本分担、预算分类和要求、项目负责人和院系科研管理人员的职责等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通过纸质资料及校园网站的宣传，让每一位教师和科研人员都充分了解、熟悉学校科研管理工作的运转和相关条文规定。制度化的科研环境有助于使学校教师和科研人员面对的不是来自于目标、任务、经费、考核所带来的压力，通过科研管理更加明确相关各方的职责，更好地为教师和科研人员服务，使其能全身心地构思研究设计和开展科学研究。

二、个案研究

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是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在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发布的“2013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位列第36位;在“2012-2013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第68位。2009-2010学年，该校共获得6.44亿美元的科研经费，其中73.6%来自联邦政府和州政府，10.1%来自非营利性机构，9.6%来自工业部门。就联邦政府科研经费而言，该校在美国没有设立医学院的公立研究型大学中位列全国第二。[3]

(一)科研副校长办公室的职能定位

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校级科研管理机构是科研副校长办公室，共有15位工作人员(包括科研副校长在内)，负责开发学校教师和校外科研资助者与合作者之间的科研项目，促进非传统领域的新型研究发展，在确保教师的科研活动遵守各项法规要求的同时，为其科研活动的开展提供必需的基础设施。

(二)科研服务机构设置和职能分工

为向学校师生开展科研创新活动提供全面的支持与服务，科研副校长办公室下设了8个科研服务机构：企业参与办公室(Office of Industry Engagement)、科研支持办公室(Office of Research Support)、资助项目办公室(Office of Sponsored Projects)、技术商业化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高级计算机中心(Advanced Computing Center)、动物资源中心(Animal Resources Center)、应用型计算工程和科学建设与信息技术支持办公室(Applied Computational Engineering and Sciences Building and IT Support)以及环境健康与安全办公室(Environmental Health and Safety)。

1.资助项目办公室

资助项目办公室是学校规模最大的科研服务机构，目前共有65名专职工作人员，其中基金项目和合同专家(Grants and Contracts Specialist)29人，且大部分人都具有科研管理人员资格认证委员会(Research Administrator Certification Council)颁发的科研管理人员资格证书(Certified Research Administrator，CRA)或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资助项目办公室是校外科研项目管理和协调部门，旨在帮助学校教师和科研人员获得适当的校外科研项目。具体工作包括：项目申请管理(审查、批准和递交项目申请书)、项目谈判、促进科研合作、项目进程和账户管理、科研创新活动中的责任行为管理、科研不端行为管理等。

2.科研支持办公室

科研支持办公室共有13名专职工作人员，其中项目协调员9人。该办公室的职责是，通过伦理审查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实验动物照顾和使用委员会(Animal Care and Use Committee)、生物安全委员会开展工作，确保学校教师和科研人员承担与开展的所有科研创新活动都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的相关要求。

3.企业参与办公室

企业参与办公室的主要职责是促进学校教师和科研人员与企业开展合作研究。其目标不仅仅是帮助教师签署合作协议或项目，而且在于构建长久的合作关系，促进学校科学研究和教育的发展，开展能转化为惠及公众的产品和服务的研究和创新活动。该办公室目前共有8名工作人员，其中合同专家3人。合同专家熟悉并精通选择和起草合作协议，设计同时满足教师和企业资助者需求的项目合作模式，实现科研合作谈判的流水线管理，帮助教师与企业伙伴开展科研合作。学校目前已与世界2700家企业签署了科研合作协议。该办公室与技术商业化办公室合作密切，以最大化项目负责人的价值。[4]

4.其他科研服务机构

技术商业化办公室的职能是在学校研究者和商业合作伙伴之间建立联系，高级计算机中心主要为教师和科研人员开展计算密集型的科研活动提供高级计算机资源，动物资源中心为人类学、化学、电子、生物工程、生物化学、药学、运动学、营养学、微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心理学和动物学专业的教师和科研人员开展涉及动物实验的科学研究活动提供动物管理和兽医咨询服务，应用型计算工程和科学建设与信息技术支持办公室聚焦于为计算科学和工程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提供支持，环境健康与安全办公室则是为教师开展科技创新活动提供安全和符合要求的设施设备，确保环境质量。

(三)院系科研管理人员的职责和专业发展

从立项到结题，项目管理需要学院教师、院系科研管理人员、科研副校长办公室及其工作人员的通力合作。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科研管理工作实行校院二级管理，院系科研管理人员是学院教师和科研人员最重要的科研项目管理和服务帮手。院系科研管理人员应熟悉科研项目申请的准备、科研经费的成本原则、预算类别等科研项目申请和管理的相关事宜，为项目负责人申请和开展科研创新活动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如在项目申请的准备过程中，院系科研管理人员应帮助项目负责人搜集文献资料和推荐信、项目主要参与人的个人简介和简历、子项目负责人和合作者的承诺书、项目预算信息等[5]。寻找科研经费是项目负责人的主要职责，但院系科研管理人员也应尽力帮助项目负责人寻找相关的科研资助机会。获得科研管理人员资格证书是掌握科研管理工作的一条有效途径。为促进院系科研管理人员的专业发展，提高学校科研管理和服务工作的效率，资助项目办公室每年都资助院系科研管理人员参加培训，通过科研管理人员资格考试。

(四)科研管理工作的制度化建设

为向全校教师和科研人员顺利开展科研创新活动提供充分的制度保障，科研副校长办公室下设的8大科研服务机构都将其工作中的相关要求和规定公布在部门网站上。如资助项目办公室制定了《资助项目办公室手册》(OSP Handbook)，对科研成果的发表、成本、知识产权，科研活动中应遵守的职业道德和要求，资助项目办公室的基本信息和具体职责等都进行了具体说明;《院系科研管理人员手册》(DRA Handbook)详细介绍了院系科研管理人员和项目负责人的职责、可获得的科研资助机会、项目申请书的准备、科研成本分担原则和预算类型、项目申请书的递交要求等。

三、思考与启示

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科研管理工作相比，我国研究型大学在组织机构设置、职能分工等方面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科研管理理念和专业化科研服务方面存在较大差距。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科研管理是一种服务型管理。校级科研管理机构旨在通过制度化建设和专业化服务为学校教师和科研人员构思研究设计、成功申请科研项目和顺利开展科技创新活动提供支持性服务和环境;院系科研管理人员在项目申请、立项、开展和结题的各阶段都会为项目负责人提供富有建设性意义的专业服务。我国研究型大学的科研管理机构基本上是上情下达的行政管理机构，科研管理人员仅立足于完成科研项目申请材料的收集和递交、审核盖章、评审、科研数据的统计归档、结题、科研成果的鉴定登记和报奖等事务性科研管理工作，帮助教师寻找经费和课题、开发科技市场、转化科技成果、创设平台促进跨学科研究等专业化和主动服务的意识与行为还较为欠缺。

科研管理贯穿于选题、立项、过程、评估、推广等全过程。为推动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活动的发展，提高科研管理工作的效率、水平和层次，我国研究型大学的科研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进一步转变理念，树立服务型管理理念，并从提高科研管理与服务专业化的角度加强自身的内涵建设，在科研项目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提供专业化和建设性的服务。

参考文献：

[1]From the Vice President For Research[EB/OL]. http：//www.sc.edu/vpresearch/VPoffice.shtml， 2013-10-11.

[2]罗伯特·W·布什威. 高等院校科研管理[M]. 曲铭峰， 黄成亮， 刘海燕， 译.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 211-212.

[3]Research Report 2010[EB/OL]. http：//www.utexas.edu/research/about/reports/2010， 2013-10-13.

[4]Office of Industry Engagement[EB/OL]. http：//www.utexas.edu/research/oie/， 2013-10-12.

[5]Office of Sponsored Projects. Sponsored Research Handbook for Departmental Research Administrators[EB/OL].http：//www.utexas.edu/research/osp/dra_hand-book/index.html， 2013-10-18.

编辑 王俊烽

作者：庄丽君

高校商科专业管理创新论文 篇3：

高职新商科专业群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策略

【摘 要】本文阐述“新经济”的内涵，提出新经济驱动下高职新商科专业群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策略：以专业链为逻辑构建专业群，发挥专业优势融入区域经济发展;增强职业教育適应性，深化学科交叉培养复合型高技能人才;跨专业课程改革，开展新商科专业群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以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和应用型人才。

【关键词】新经济 高职人才培养 创新创业能力 新商科 专业群

当前，新经济正在中国迅速成长，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出现了“新经济”一词。从供给侧来看，中国大力支持培育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孕育发展新动能。随着新商业文明的主体特征和生态环境日渐鲜明，企业对复合型、创新型商业人才的需求更迫切、更多元，高职院校商贸类专业如何培养适应新商业发展所需的新商科高技能应用型人才成为一个新课题。

一、“新经济”的内涵

“新经济”目前并没有统一的概念和定义。“New Economy”由Shepard(1997)在美国《商业周刊》进行详细阐述后受到广泛关注，他认为“新经济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信息化背景下，由信息技术发展和应用带动的经济形态”。如今的“新经济”更呈现与当时完全不同的“新”，主要包括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特别是以新技术革命为引领的“新经济”，如人工智能、基因工程、大数据、移动互联网、虚拟现实等新技术的不断更新带动了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数字经济、网络经济和虚拟经济等“新经济”的兴起与发展。同时相对于传统经济而言，新经济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新经济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包括产业升级、劳动就业、收入分配和消费需求等方面。在全球经济格局变化与科技发展的交融下，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劳动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商贸业的行业界限日趋模糊，新经济模式驱动下的新商业文明产生了新的基础设施、新的商业模式、新的商业组织、新的价值观和新的社会生活构成了新的商业业态，并逐渐成为当今市场的主流。诸如传统商贸企业融合电子商务技术的“B2B”“B2C”，线上销售与线下配送相结合的“O2O”，消费者之间彼此交易的“C2C”，自媒体、微商、跨境电商，无人零售店等众多新业态的涌现，对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需求更加多元化，不仅需要掌握基本的专业技能，更需要具备批判性思维、多场景沟通能力、数据分析能力、组织规划能力以及跨界学习能力，这远超出传统职业教育商贸类专业人才培养的规格，也远非原有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手段能实现的人才培养。

二、新商科专业群人才培养综述

2019年教育部联合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提出：“集中力量建设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高职学校和专业群，带动职业教育持续深化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关注新商科专业群人才培养。姚建凤(2018)针对新商业对新商科人才在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与素质的新要求，提出高职新商科人才培养理念应转变为主动适应“互联网+”技术革命引起的新商业理念、新商业业态以及营销模式和营销手段的变化，具备涵盖线上与线下、内销与外销、前台与后台等全产业链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曹朝洪(2020)认为“新商科”要突出四个“新”：“新思维”“新规则”“新理论”“新工具”，未来的新商科人才要体现复合型、创新型和应用型特征，并从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方案、师资队伍建设、国家化特色和实践育人五个方面提出商科专业人才培养策略。陈庆(2020)对高职“新商科”专业群构建逻辑进行分析，提出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支撑区域转型发展为目的，面向以“市场”为核心的现代商贸产业链条，依托义乌市场升级的新旧动能转换战略，坚持信义为先、产教融合、专创合一为特征的人才培养体系为主线，积极推进建成区域经济融合紧、跨境应用能力高、国内外事业宽、创新创业意识强的财经商贸技术技能人才基地，建设围绕“市场”为核心的“新商科”专业群。郑丽(2021)总结国内学者对商科人才能力标准，主要涵盖思想品德、沟通表达、思维方式、工具运营、团队合作以及专业能力等多个方面，其中专业核心能力是培养学生具备特点专业属性的核心业务解决能力，如国际商务决策分析能力、商务数据分析与决策能力、市场营销业务管理能力等。

综上所述，新经济时代催生新商科和新商科教育，职业教育作为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转变传统商科育人理念和重构人才培养模式的教学改革迫在眉睫。在高职新商科专业群人才培养上，要以行业发展的趋势为方向，以企业的人才需求为核心，创新教育教学思路和机制，培养复合型、创新型的新商科新人才。

三、新经济驱动下高职新商科专业群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策略

为顺应新经济发展趋势及响应教育部的号召，柳州城市职业学院经济管理系各专业重组整合为三个专业群，分别为商贸专业群、旅游专业群、财经专业群。其中，市场营销专业作为学院成立伊始最早开设的高职专业，以其为核心集聚物流管理、国际商务、电子商务等专业形成商贸专业群，现以该专业群为例，探讨新经济驱动下高职新商科专业群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策略。

(一)以专业链为逻辑构建专业群，发挥专业优势融入区域经济发展

“小米粉大产业”，经过工业化升级改造的预包装螺蛳粉成为柳州产值过百亿元的特色产业。柳州城市职业学院商贸专业群瞄准柳州螺蛳粉这一新兴产业，围绕螺蛳粉预包装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物流”各个环节，与地方螺蛳粉龙头企业合作，在市场营销、电子商务、国际商务、物流管理等专业以项目驱动的方式实施教学，由教师带领学生开展螺蛳粉用户画像分析、市场细分和定位、实体店连锁经营、新产品研发、网络行销策略、新媒体营销、电商直播实战、节庆大促策划、仓储及配送方案优化等多个产教融合课程教学项目，在教学中培养对应螺蛳粉产业链上各类工作岗位的商科人才，项目所得的教学和科研成果又可以应用于满足合作企业的实际需求。以此打造的新商科专业群打破了传统上以学科划分作为组群逻辑的构建模式，既可以满足新产业新业态的人才需求，又可以充分发挥职业教育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功能。

(二)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深化学科交叉培养复合型高技能人才

新商科的复杂性和多层次决定了新商科专业群人才培养的全方位，而课程设置是人才培养内容的主体。在“以专业链对应人才链，人才链对应产业链”的新商科专业群建设思路引领下，柳州城市职业学院商贸类专业群面向新商科职业岗位群，将专业群内各专业所对应的职业岗位、项目课程、资格证书、技能竞赛等相互融通，形成“岗课融合、课证融合、课赛融合”的“岗课证赛相融通”课程体系。“岗”即工作岗位，体现岗位职业能力要求;“课”为课程内容，以人才岗位能力需求为主线，打破原有课结构体系和边界，以适应岗位需求调整核心课程内容，实现课程体系与人才岗位需求的无缝对接;“证”指目前推行的“1+X”证书，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新要求融入人才培养过程，把职业技能等级标准与专业教学标准与专业教学内容、技能考核与课程考试三者融通，使专业建设主动适应科技发展新趋势和就业岗位新需求;“赛”是专业技能竞赛，以技能大赛为驱动力，将赛事内容以项目形式嵌入专业课程体系，达成以赛促学、以赛代训、赛训一体磨炼学生专业素养和职业技能的双能力，从而衡量学生专业技能水平、检验专业教学质量。同时，注重专业群内各专业通用技能的课程设置，开设适应于产业链中不同岗位但相同技能需求的专业平台课，跨专业、立体化地开展新商科专业群人才培养。

(三)跨专业课程改革，开展新商科专业群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首先，在课程教学中以项目教学法融入双创能力的培养，通过加入创新创业项目推动和开拓学生的创新创业思维;其次，通过扶持学生社团组织学生开展课外创业实践，知行合一，用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深化理论;最后，还可以结合营销策划大赛、电商直播活动、“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探索“课—创—赛”融通模式，锤炼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以更好地适应新经济下的职业发展需要。还可以在关键能力培养之外，在大一基础阶段各专业群推行经济类、管理类通识教育课程，培养学生的领导力和对经济管理领域的知识与技能的融通。同时学校成立各类特色协会，如旅游专业群的茶艺协会，商贸专业群的学生通过加入其协会进行学习和实践，既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也提高学生的学科交叉综合素质。物流协会等组织的内部活动让学生不断了解行业发展趋势，学习优秀的现代商业文化，锻炼团队协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现自我突破完成复合型人才转型。

新商科专业群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是一个长期建设的系统工程，需要高职院校不断进行教学改革创新。无论是教还是学，个人因素与外部环境都必不可少。除了以上策略，在新经济驱动下，还可以构建共享型教学资源库、做好跨专业的师资储备、打造“跨学科跨专业教学组织”等;进一步推行“学生学历证书+专业技能证书+社会其他证书(如驾照等基本应用型技能证书)”的多证书激励机制，鼓励高职院校学生把时间充分利用起来并获得应用类技能的多项证书，把学习从课内向课外延伸，实践从校内向校外延伸，培养具有新时代生存能力的新商科人才。

【参考文献】

[1]杨宗仁.论“新经济”之新[J].生产力研究，2019(1).

[2]李金昌，洪兴建.关于新经济新动能统计研究的若干问题[J].现代经济探讨，2020(4).

[3]姚建凤.关于高职“新商科”人才培养理念的探索[J].中国商论，2018(14).

[4]曹朝洪.“新商科”理念下的商科专业人才培养策略[J].高教学刊，2020(9).

[5]陈庆.“一带一路”倡议下高职“新商科”专业群构建逻辑研究：以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为例[J].创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2020(14).

[6]陈增明，王娟.地方应用型高校新商科人才培养创新路径研究[J].福建商学院学报.2020(5).

[7]郑丽.OBE理念下商科学生专业核心能力培养的课程群建设研究[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21(1).

[8]陈强.“专创融合”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及推进策略：以新商科专业群为视角[J].中国高校科技，2019(11).

[9]劉志娟.新商科背景下五年制高职商贸专业群建设路径的思考[J].营销界，2019(33).

注：2018年广西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新经济驱动下高职新商科专业群的重构”(GXGZJG2018B089)

【作者简介】梁 萍(1986— )，女，壮族，广西南宁人，工商管理硕士，柳州城市职业学院助理经济师，研究方向为跨境电商、企业管理;李 谦(1971— )，男，通讯作者，汉族，广西柳州人，公共管理硕士，柳州城市职业学院经济师，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

(责编 黄 煌)

作者：梁萍 李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