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中财政金融论文

摘要：新型城镇化进程需要大量的资金，并且资金来源十分的复杂，需要在财政和金融的协同作用下才能够确保资金的供给。文章从我国财政与金融协同支持新型城镇化的现状入手，探讨分析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财政与金融的协同作用，并提出一些应对的措施。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城镇化进程中财政金融论文 (精选3篇)》的相关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城镇化进程中财政金融论文 篇1：

城镇化促进城乡收入差距收敛的效应分析

摘要：文章基于2000年-2012年武陵山区71县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实证考察了武陵山区城镇化进程、金融发展以及财政支出等因素促进城乡收入差距收敛的效应。结果表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进一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地方公共财政支出与金融资源配置具有明显的“城镇倾向”，无论是公共财政支出还是地区金融发展都无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金融发展、公共财政支出与城镇化的互动进一步恶化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状况。而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现代化建设，能显著地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在累积恶性循环效应作用下，该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

关键词：武陵山民族特困地区;城镇化;城乡收入差距;效应

一、 引言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由1978年的2.57∶1上升到2009年的历史最大值3.33∶1，2013年仍然高达3.03∶1，中国仍然处于全球城乡收入高差距行列。此外，中国还有生活在贫困县以下的7 000多万农村人口，主要集中于部分自然生产生活条件十分恶劣的连片特困地区。当前，中国连片特困地区不仅要尽快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以缓解贫困，以缩小与平原地区的收入差距，还要有效化解区域内部严峻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持续收敛。当前，中国的贫富差距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瓶颈性”障碍。本研究打破传统的行政区划观念，实证对象选用国家新阶段扶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全国11个连片特困地区中先行先试的样本——武陵山区，深入探讨该地区城镇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极其逻辑机理，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理论推演

从分析视角来看，基于古典经济分析框架而形成的二元经济理论经典模型——“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Lewis-Fei-Ranis Model)”，成为此后学术界探究城乡经济关系问题的理论基点和发展中国家促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政策依据，后续的相关研究基本是围绕拓展、修正或验证此模型而展开的。

根据刘—费—拉模型假设，发展中国家并存着具有典型二元异质特征的以工业为代表的现代城市部门和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农业部门;两大经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或工资率存在差距，城市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或工资率高于农业部门;农业部门具有边际劳动生产率较低甚至为零的劳动力，决定了该部门劳动力只能获取较低生活水平的生存工资，两大经济部门存在的劳动生产率或工资率差异引发了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下面，我们用图1来解读刘—费—拉模型蕴含的城乡经济社会关系变迁的基本思想和政策蕴含。

在图1中，a、b分别表示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城市部门，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劳动力数量和工资水平，Dm、Dn分别表示城市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边际生产力或劳动力需求曲线，根据经济增长理论的劳动边际生产力递减法则，劳动力需求曲线具有自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的特性，Sm、Sn分别表示城市部门和农业部门在初始状态下劳动力的供给曲线。此阶段，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或潜在的剩余劳动力，相对城市而言供给较为充裕，由劳动力供求关系决定的劳动力均衡工资率Wa较低，相反，城市部门则由于资本相对充裕、劳动力供给相对缺乏致使劳动力均衡工资率Wb较高，且高于农业部门劳动力均衡工资水平，即Wb>Wa。假设劳动者是追求收益或报酬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劳动力流转不存在任何的市场壁垒和制度壁垒，交易成本忽略不计，则城乡两大部门的工资差异会诱发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城市部门流转，以获取高于农业部门的超额报酬。于是，农业部门劳动力供给减少而Sm向左移动，城市部门劳动力供给增加而Sn向右移动。其结果是：农业劳动力均衡工资率或劳动生产率因劳动力供给减少而上升，而城市部门工资率或劳动生产率因劳动力供给增加而下降，这种跨部门的劳动力流转将促使城乡劳动生产率或工资率差距的持续收敛，直到农业部门劳动力供给曲线由Sm移至S1m，城市部门劳动力供给曲线由Sn移至S1n，城乡劳动力市场均衡工资均为w0，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或以工资差距为代表的收入差距完全收敛，此时，农业部门流出的劳动力数量Lm-L1m刚好等于城市部门流入的劳动力数量Ln-L1n。a图S△ABC表示农业部门因劳动力转出提高均衡工资水平而增加社会福利，b图中S△EFK代表城市部门因劳动力流入而增加的社会福利，不同是的，农业部门社会福利增加伴随着均衡工资水平的上升，而城市部门社会福利增加则伴随着均衡工资水平的下降。由此可见，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为主要特征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进程，不仅具有城乡收入差距收敛效应，还有利于促进总量经济增长或整个社会福利水平的显著提升。

然而，该模型强调加大城镇化或工业化进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从而实现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实际上却潜藏了诸多假设，例如，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和不变制度工资，剩余劳动力的完全“经济人”理性以及城乡劳动力市场的流动的零交易成本等。因此，“刘—费—拉模型”是否与中国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实际相耦合?在以下的实证研究部分将对这一问题做深入探讨。

三、 实证分析

1. 计量模型与指标设计。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众多，既包括本文提及的城镇化进程，还包括金融发展、公共财政投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农业现代化水平等。因此，实证研究城镇化进程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时，本研究对其他解释变量进行了“控制”。另外，由于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可能存在自相關，本文也把城乡收入差距的一阶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纳入模型中，由此构建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如下：

2. 实证结果解释。本文采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对计量经济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得到回归结果如表1中模型(a)列所示。广义矩估计法要求差分方程中残差的一阶差分项应该是一阶负相关，而且没有二阶和更高阶的相关。回归结果显示，模型差分方程的残差序列仅存在一阶自相关，无二阶自相关，Sargan检验也表明所有的工具变量都有效。

模型(1)中城镇化urb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为0.186 6，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这说明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乡收入差距却进一步扩大。可能的原因是：我国固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及不彻底、不完善的城镇化实践，使得农民工并未真正共享城镇化带来的各项经济成果和社会福利，而武陵山区受城市经济实力和政府财力不足的制约，其城镇化进程的经济成果释放与社会福利改善效应则更为有限。还有可能是城镇化进程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而武陵山区的城镇化水平实在太低，2014年重庆、湖南、湖北和贵州4个分片区的城镇化率分别为38.08%、39.12%、35.57%和30.92%，与各自所在省份城镇化水平的差距分别为21.40、10.52、19.70和9.18个百分点，城镇化水平低下或许是城镇化进程与城乡收入差距显著负相关的重要原因。

金融发展规模fir和金融发展效率fae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系数为正，说明该地区金融发展规模扩大以及金融效率提升促进了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要充分发挥金融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必须在扩大金融规模的同时优化金融资本的城乡配置效率，加大对贫困地区或农民群体的金融支持力度，精准配置，促进贫困地区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以及农民增收，才能取得新时期扶贫开发与城乡二元结构改善的良好效果。

公共财政支出pegex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为正且统计上显著，说明随着政府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趋向扩大。可能的解释是，在地方政府追求经济高增长与政绩竞争的大背景下，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具有明显的“城镇倾向”，在武陵山区等连片贫困地区地方政府公共财力更为紧缺的情形下，稀缺的财政资源配置“重城、轻农”的倾向将更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农业现代化avamp，即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统计显著，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负，说明以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现代化建设，能显著地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状况。

为了进一步考察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城镇化与公共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协同效应，我们在模型(1)的基础上，分别引入交互项urb*fir、urb*fae和urb*pegex，分別得到模型(2)和模型(3)。urb*fae和urb*fir系数为正，表明该地区金融发展规模扩大以及金融效率提升与城镇化的互动进一步恶化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可能的原因是城镇化进程促进了金融资源向城镇的集聚，加剧了不平等的城乡金融配置，从而导致农村或农民金融抑制，这也表明近年来武陵山区的城镇金融“马太效应”强于对三农的“涓滴效应”。因此，地方政府应鼓励农村金融发展创新，加大对农村或农民的金融扶贫力度，以减轻金融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城镇对农村的“抽血效应”。urb*pegex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说明城镇化进程与公共财政支出的互动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这与城镇化的不彻底与公共财政城乡非均衡配置有关。

值得进一步关注的是，在模型(1)、模型(2)、模型(3)中urigit-1的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该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如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体制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变，没有针对贫困地区、贫困农民的精准扶贫攻坚及其制度创新，在累积恶性循环效应作用下，以城乡收入差距为典型特征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无法得到根本性转换。

四、 结论与建议

研究表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进一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在地方政府追求经济高增长、政绩竞争以及金融资本市场化配置的大背景下，地方公共财政支出与金融资源配置具有明显的“城镇倾向”，无论是公共财政支出还是地区金融发展都无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反而还促进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金融发展、公共财政支出与城镇化的互动进一步恶化了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状况。而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现代化建设，能显著地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状况;在累积恶性循环效应作用下，该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一是有效改善连片特困地区城乡收入分配状况的根本出路，在于走“人—业—地”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促进城镇化进程中人口、产业、土地与公共服务建设的同步协调发展;二是有效对接新型城镇化与扶贫开发战略，以促进连片特困地区及贫困人口贫困缓解，应以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土地及产业规划为纲领，统筹各项扶贫开发资金、目标、政策，以促进人口集中、产业集聚、土地集约以及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整合政府、企业和社会等各类扶贫开发主体，优化配置产业扶贫、高山移民搬迁扶贫、社会扶贫、文化扶贫、财政金融扶贫等多种扶贫资源，促进财政金融资源配置均等化，以解决城乡居民收入、教育、医疗、就业机会鸿沟。

参考文献：

[1] 林毅夫，刘明兴.中国经济的增长收敛与收入分配[J].世界经济，2003，(8).

[2] 陆铭，陈钊.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2004，(7).

[3] 程开明，李金昌.城市偏向、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及动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7).

[4] 陈斌开，林毅夫.发展战略、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J].中国社会科学，2013，(4).

[5] 高帆.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12.

作者：王亚飞 唐爽 黄勇 白珊

城镇化进程中财政金融论文 篇2：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财政与金融的协同作用

摘要：新型城镇化进程需要大量的资金，并且资金来源十分的复杂，需要在财政和金融的协同作用下才能够确保资金的供给。文章从我国财政与金融协同支持新型城镇化的现状入手，探讨分析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财政与金融的协同作用，并提出一些应对的措施。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财政金融;协同作用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变化越来越快;新型城镇化的开展需要大量的资金去推进，但是现实情况往往是资金不足与浪费并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各自为政，而政策的相关制定者缺乏足够的沟通，导致财政和金融政策对城镇化造成的影响存在着差异，这使得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受阻。目前，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分别探讨财政或者金融对于新型城镇化的影响，而研究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财政与金融的协同作用的却是很少，所以本文具有很大的研究意义。

二、财政与金融协同支持新城镇化的现状

城镇化进程的资金来源渠道主要是依靠地方政府自筹，中央政府因为转移性支付的种种限制造成“远水不救近火”的现状;而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任务重但资金匮乏，再加上财权与事权往往难以完全的匹配使得资金的筹集只能依靠土地财政或者投融资平台等融资方式。近年来，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财政获得了巨额的资金，但是因为土地资源有限性的关系使得土地融资不可持续，所以地方政府只能积极的探索新的融资模式，以便于满足于新城镇化进程的资金需求。金融可以使得资金被高效的利用，而财政可以有效的弥补市场化的“空白地带”，所以有效的结合二者协同支持新城镇化是政府最好也是最适合的选择。

但是，从目前的实际应用当中来看，财政与金融协同作用支持新城镇化发展的效果并不是很好。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体现。第一，财政和金融彼此之间本身就有着不同，再加上彼此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交流，造成信息不对称导致财政和金融政策协同作用于新城镇化的效果不是很好;并且，在问题出现时也不能够及时地对其作出调整，导致造成更多的损失;第二，虽然财政对于金融也有着一定的支持，但是涉及的领域不统一、资金量小，财政引导与金融调控效率都不是很高，综合作用于城镇化后取得的效果不大，很难达到预期的目标。

(一)财政与金融之间沟通交流不够充分，信息共享有待加强

在财政上，财政部门通过购买或者转移的支出行为作用于城镇化建设;在金融上，金融部门通过资金归集作用于城镇化建设。从上述可以得知，财政和金融在实施上交叉的地方很少，再加上也没有一个专门的部门来权衡财政与金融;导致两个部门只能依靠自身对城镇化资金需求的判断制定相关的政策，而没有足够的沟通交流，只是追求片面的政策效应，没有充分的体现出二者对于城镇化建设的“协同作用”。这就使得部分地区财政和金融都有覆盖，而部分地区仅涉及一种甚至有的地区两者都没有涉及到，这样就会造成资金使用上的浪费与闲置共存，最终加重城镇化中的地区差异。

(二)财政与金融配合成效问题

目前，在财政与金融协同支持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主要是通过财政支持金融进而再由金融推进城镇化的进程的模式;虽然，目前有许多财政支持金融的政策，如：贴息贷款、补贴等，但是这样的支持方式存在一些不足。如，涉及的行业多但是资金投放分散且量小;缺乏专项的财政资金。这些都会导致增大资金使用的成本，使用效率降低。再加上财政支持金融的方式单一，需要更进一步科学地规划，总结可以知道财政与金融的配合成效在新城镇化的进程中是存在些许问题的，对于他的推进作用是有限的。

三、对策与建议

财政与金融协同支持新城镇化建设的模式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在整个发展模式中，财政起到政策引导、调控的作用，而金融则起到了更多的资金支持的作用。财政与金融的有机结合，不仅可以避免地方政府因为财政压力而盲目投资的行为，还可以通过有效地利用相关的金融机构实现合理的资源分配。针对于目前财政与金融协同作用新城镇建设的现状，提出如下幾点建议。

(一)推行税制改革

在1994年后，我国进行了分税制的改革;那次改革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是还是存在许多不合理的地方。例如，中央、地方政府的税种设置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具体表现为地方政府承担了更多的事权，财权却变得更小了;就目前的新城镇化建设而言，大的税种所得都是归中央政府所有，只有部分的营业税归地方所有。这就导致本来就收入少的地方政府要花费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其他的建设工程中去，以此来完成所承担的事权职责;但如此一来花费在新城镇化建设的经费就十分的有限了。所以，对此应当推行税制的改革，切实地提高地方政府的收入，为新城镇化建设提供更多的资金。地方通过税制的改革，可以减少部分的事权增加部分的财权，这样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资金到新城化建设的进程当中去。

(二)地方政府应该探索新的融资方式

之前常常采用的通过土地财政进行融资的方式，弊端主要在于因为土地资源是有限的，而土地出让金往往是一次性收取的，这就导致没有后续的资金用于新城镇化建设当中。而对于新城镇化建设来说，大量的资金是必不可少的，不仅是一时的，还需要不断的提供后续长久且可持续的资金。近年来，各地出现了大量的因为地方政府过度开发而出现的“鬼城”、“空城”，导致土地资源变得更加的有限。新城镇化的建设要求是经济、社会、生态能够和谐的发展，所以为了满足这一要求地方政府就应该探索新的可持续发展的融资方式。它可以借鉴国外的方式，将房产税作为一种新的融资方式，实现长久、持续的融资。财政收入由之前土地财政的一次性收取变成了多次的、可持续的收取，这对于新城镇化建设有着巨大的意義。

(三)完善金融制度及加强相关的监管工作

目前，我国的政策性金融相对于其他性质的金融来说，所占的比例较小，并且缺乏全面的设置，所以对于城镇化的建设起到的作用较小。所以，对于新的政策性银行来说，政府应该明确的划分其职责，确定其分工，禁止商业“寻租”行为的出现。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之间存在显著性的差异，在于他们遵循的是不同的法律法规去完成自己的工作的，所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地方政府应该制定权衡的相关条令，以便于及时的协调两者之间存在的差异。在新的城镇化建设的进程当中，应该结合新型的监管手段加强对于金融产品与服务的监督管控;对于那些产业升级、人口市级化及新型的特色金融，政府应该根据当地的实际发展状况制定科学合理的监管规则，实现针对性的监控管理;提高监管制度的执行力度，从而提高工作的效率。

(四)加强财政与金融的协同作用

就目前的实际工作状况来看，财政与金融协同作用于新城镇化建设出现这么多的问题，主要就是因为财政与金融之间存在着差异，在应用他们协同作用于城镇化建设时没有充分的融合他们;二者之间的差异及沟通交流的缺乏导致地方政府不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协同作用。所以，就目前的状况来看，做好二者之间的融合工作是首要的任务。财政与金融协同作用新城镇化建设的过程当中，财政投入的见效更快，但是需要提供大量的资金，不利于财政的长远持续发展;金融加大资金的投入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但是过于的追求利益，不利于区域的协调发展。要想充分的利用财政与金融的协同作用，就需要有机的融合他们。政府应该积极的探索创新财政与金融的融合方式，营造财政引导金融，金融辅助财政的高效管理模式;只有这样地方政府才能够实现真正的财政与金融协同作用于新的城镇化建设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就目前的财政与金融协同作用新城镇化进程的情况来看，存在着许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财政与金融不能实现有机的结合，缺乏足够的信息沟通交流，制度上的不完善以及资金来源渠道有限等。而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的阻碍了新城镇化进程的进度，所以地方政府应该重视这些问题，及时地发现并且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另外，地方政府要积极的探索发现新的融资方式，对于需要大量资金的新城镇化建设来说资金是必不可少的，之前的融资方式已经不能再适应现有的经济市场。

参考文献：

[1]沈蕾，查筱芳.对财政与金融协同支持新型城镇化的建议[J].财会月刊，2016(17).

[2]高莹.中小企业现金流量管理问题及对策研究[J].知识经济，2016(03).

[3]李清政，刘绪祚.金融支持与我国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5(04).

(作者单位：阿克苏市财政局)

作者：朱金萍

城镇化进程中财政金融论文 篇3：

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土地管理问题及对策研究

摘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进程是《十二五规划纲要》里的重要内容，城镇化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目前我国已进入城镇化建设快速发展阶段，用地需求迅速增加，由此也滋生了很多土地管理的问题，诸如土地浪费严重、大量占用耕地、利用效率低下、农民权益受损等现象屡有发生，这势必影响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探索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利用管理问题及对策，创新土地管理机制，全面推进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城镇化;土地管理;问题及对策

一、城镇化进程中土地管理存在的问题分析

1.大量优质耕地被占用或闲置，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程度低

很多地方大量建设大广场、主题公园和行政中心、建设过多过滥的开发区。据相关数据显示，从1996年到2005年十年间，全国城乡建设用地从21万多平方千米增加到了将近24万平方千米，平均每年增加2100多平方千米，这其中大约1300平方千米是耕地，城镇工矿用地也到了7.27平方千米[1]。城镇建设进程中大量占用耕地，并且所占土地具有不可逆转性，对农村农民利益造成损害。另外对于一些大量被征用的土地，很多是占而不用，烂尾工程、荒废的房地产开发、废弃的工业园区、以及没有企业入驻的工业区，就建不成的城镇等，这些都严重浪费了大量的土地资源。

2.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

城镇化进程中，没有科学合理的的进行规划，将征用来的大多数土地主要用于进行房地产开发、工业园区建设等，导致了居住和工业用地的比重过大，而基础设施、园林绿化、城市交通、公共设施用地的比重过低，被征用土地用于公共事业份额比重较小，土地利用结构失衡。从我国城镇发展的现实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小城镇发展具有明显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缺乏前瞻性的规划，功能分区不明显，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直接导致小城镇盲目建设，数量多而规模小，布局不合理，基础设施薄弱，质量低，土地利用率不高，土地资源大量浪费。

3.政府征地过程中强制性过大，严重损害农民权益

在城镇化进程中，很多地方的政府为了追求自身利益，在土地转移过程中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严重干涉农民的自主权和收益享有权。例如：以虚假的公共利益为借口，将农民的真实意愿置于一旁，强行农民以低于市场价的方式将土地卖给自己，然后再以高价卖给潜在的购买者;或是找出种种理由，以国家困难作掩护，不给失地农民合理的就业安排;有些地方政府以地方的特殊情况为理由，不给失地农民合理的经济补偿，不尊重农民意愿强迫农民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让;以各种借口为幌子，行政、司法机关对征地引起的纠纷不予解决。这不仅不利于实现和维护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而且还造成了农民失去土地，失去赖以生存的生活方式，致使失地农民长期的生活得不到可靠保障，以至于引发群众上访和群体事件，出现钉子户，这给农村的发展和稳定留下了巨大隐患。

4.小城镇建设资金匮乏， 财政体制不完善

小城镇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资金不足也就成为制约小城镇发展的瓶颈。据统计，全国小城镇建设资金中每年有 700亿～1000亿元主要是从土地收益和社会投资得来的[2]。由于小城镇财政金融体系不健全，我国的税收政策划分也不合理，留给地方的很多税种都是数额比较小、征管力度比较大、潜力及其有限的小税种。所以，一方面小城镇的税收不能用于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通过现行的金融体制，资金要素有很大部分流出城镇，这两方面原因严重制约了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

二、城镇化建设中，土地管理问题成因分析

1.政府关于土地保护的机制不完善

我国目前的土地管理制度里，地方政府是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因此多数时候政府只考虑短期的经济发展需要，必然导致了审批权的滥用，大量征地和出让土地，只考虑眼前的收益，这样导致了大批土地使用缺乏合理规划，同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法律地位不明确，对违反规划或擅自修改规划，改变用地性质，建设非农业建设，缺乏明确惩处规定，造成了大片耕地被征用建设，农民长远利益受损严重。

2.城市化建设过程中缺乏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理念

一些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设规划时，只追求扩大城镇化建设的投资规模，大规模的招商引资，实现区域内GDP的高速发展，以此追求卓越的政绩，然而，这大规模的发展往往缺乏科学发展思想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与客观规律相违背，没有考虑支撑城市发展的生态环境，没有考虑为后代人实现健康可持续协调发展的需求。

3.土地征用制度不完善

在我国现阶段，除工业用地以外，大部分的经营性用地已经走向市场化，但工业用地实施协议出让。因此，工业用地与其他类型的地价存在着十几倍的差价，企业需要土地扩大生产，这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因为工业土地征用制度的非市场化，致使工业用地的价格异常低于正常情况，这样很多政府为了牟取利益大量征用土地，通过用地类型的转换，从中牟取差价，而造成土地多征少用的现象在全国普遍发生。其次，征用土地补偿标准偏低，目前，我国现行土地管理规定的补偿范围过窄，仅仅对农民的实际损失给予相应补偿，没有考虑农民土地的预期收益和长远的生产和发展问题。征地补偿方式单一，目前在我国征地补偿安置过程中，一次性货币安置为主是大多数地方采取的唯一方式，这使得农民长远利益严重受损。

4.我国关于国土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

尽管新《土地管理法》已经颁布实施，但与之相配套的各種单行法律还没有完善。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是农用土地所有权的主体。但是，法律却没有给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明确的定义，它既可以理解为村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也可以是村民委员会，还可以是乡镇农民集体等等[3]。因为这种土地所有权产权界定不明晰的情况，土地保护、监督上的乏力等现象便应运而生了。目前我国耕地保护和绿色经济的评价指标等相关制度还不够完善和健全，而且土地及相关产业巨大的利润不可避免地成为腐败分子谋取个人利益的动机，因此，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政策机制，加大相关法律约束力，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环境的培育，制定各种法律法规，并由此形成地价公示制度、土地交易规则制度、土地利用计划制度、土地登记制度等各种法律法规，从方方面面设法阻止土地投机行为和腐败行为[4]。

三、城镇化进程中土地管理问题对策建议

1.建立土地集约化利用指标体系

从根本上解决乱占滥用耕地的问题，要求我们变革与创新供地机制，进一步挖掘建设用地潜力和耕地的集约利用。通过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土地集约化利用指标体系，城市人均用地标准、城市容积率、城市土地产出效益等具体指标的合理确定，可以使我们所建的指标体系，不仅对城镇化建设有利，而且对于我们集约利用土地，达到发展建设的目的也具有不小的推动作用。应尽快出台土地征用方面的法律、法规，完善以法律机制和经济机制为主干的土地征用制度，有效制止滥用征地权力、以低廉的价格征用农用地用于非农建设的现象，保护好大量耕地。

2.规范土地流转市场，确保农民土地发展权

目前我国的农业用地在转为建设用地的过程中，土地一级市场完全由政府垄断，这种行为导致了土地征用价格与实际出让价格的严重背离，其结果是产生了诸多的问题对社会公平产生了严重的损害;地方政府大规模征用农业生产用地的现象屡禁不止;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无形之中受到严重损害。解决这些管理制度带来的弊病，要求我们必须对农村集体土地的产权制度进行改革，将农民拥有土地的权益合法化，利用法律手段实现农民对土地权益的公平权力，逐步解除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限制，改变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却没有所有权的现状，进一步将农村集体土地提到与城市建设用地相同的地位，实现两者的 “同地、同价、同权”，农村和城市都共同参与市场机制的自由配置。同时要严禁地方政府利用所谓的行政区域重新调整、村民转变为居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新一轮的城市规划修编等名目，隐蔽性地将农村集体所有土地转变为国有建设用地，致使农民的失地、失业、失权现象频发。

3.健全耕地保护制度，保障生态和粮食安全

必须严格执行及落实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根据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合理的调整与改革;依照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执行耕地征收措施，对土地利用的总体规划、城镇总体规划、村庄及集镇规划实施科学管理;征地补偿和安置制度应该不断完善，加大科技投入的力度，建立健全合理的土地节约利用和收益分配制度;实行耕地保护和土地管理的负责原则等措施。制止新的建设用地不合理扩张，逐步建立起与县域工业化、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水平相适应的耕地保护补偿制度，逐步加大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和反哺力度，引导和利用建设用地收益补偿农业用地，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4.实行公平合理的征地程序及严格的执行监管工作

在坚持农民集体土地有偿使用的方针不变的基础上，应改革土地征用制度，进一步扩大土地有偿使用的范围，改变传统的征地—开发—出让—转让的市场运作方法。采取差异化的土地经营政策。对耕地的开发、复耕实行“谁开发，谁受益”的原则，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因城镇化入城的农民，采取积极措施来吸引他们的开发热情和入城积极性。其次，建立和完善城镇化土地征用制度， 充分利用市场原则对小城镇建设用地配置的合理性作用。

5.完善土地利用规划制度

在土地规划利用中，必须立足内涵挖潜，走集约化建设之路。进一步推动老镇的土地资源潜力增长，将土地空间利用到极致，提高建筑容积率，最大幅度地降低用地成本，最大限度地开采土地资源。在新兴农村社区内，改变原有村民单院独户住宅的基础上， 建造多层住宅，实现新兴小区的模式。对存量土地进行置换，对原有城镇土地实施二次开发或内涵性再开发，确保土地的集约利用。强化区域规划体系的指导性作用，禁止小城镇占地迅速扩张，科学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小城镇建设规划是我们进行城镇建设的指南。在编制规划及新兴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农地整理和村庄整理是我们提高土地潜力的重要着力点，尤其以并村定点、建设小城镇、新兴农村社区为中心的村庄整理最为重要，因为对腾出的旧宅基地重新利用，可以使农村居民少占用耕地，从而能够大幅度增加耕地面积。在选择小城镇及农村社区的建设位置时，应尽量利用荒地、坡地，坚持少用、不占耕地的指导思想。

6.加强管理，切实落实土地征用和利益分享机制

土地征用中的补偿问题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它不单单是土地问题，更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法律问题，甚至是这些问题的交叉融合，是当前我国土地征用制度中急需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难题。

首先要加强舆论宣传的力度，大力宣传各地区有关耕地保护方面的良好做法，组织好对乱占和破坏耕地的危害作业的披露和揭发工作，树立全民“耕地意识”，确保 18 亿亩红线永不动摇，同时对于广大人民的耕地保护意识教育要及时进行，不断调整方式方法。务必将耕地危机现状与人口猛增不止，粮食日益不足与社会经济。

7.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和人民的耕地保护意识

从可持续发展战略出发，树立资源忧患意识，认清耕地资源的严峻形势，坚持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制制度不动摇，切实改变重视经济发展、忽视耕地保护的片面认识，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同时，要继续坚持中央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的一系列大政方针，坚决落实中央关于耕地保护“必须严而又严”的总要求，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总原则，坚持资源开发和节约并舉、把节约放在首位的总方针;另外，需要在全社会加大对土地国情、国策和国法的宣传教育，深入宣传耕地保护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战略意义，形成珍惜土地、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的良好社会氛围。

参考文献

[1]潘思东，张旺生，周国华.中国小城镇发展中的耕地保护[J].

资源环境与工程，20069(6)

[2]吴志强，仇勇懿.中国城镇化的科学理性支撑关键[J].城市规划学刊，2011(4)

[3]王建军，吴志强.城镇化发展阶段[J].地理学报，2009(2)

[4]沈建新.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利用管理问题及对策探析[J].市场论坛，2010(12)

作者：覃亿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