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城镇化的战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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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城镇化的战略思考(通用8篇)

对我国城镇化的战略思考 篇1

郑晓峰 转载自 中宏网 | 2005-11-06 23:16 | 投票

标签:我国 城市群 大城市 城市带 经济实力

如何使我国的城镇化步伐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步伐相协调,这个问题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专家学者和广大民众的关注。为了积极稳妥、健康有序地推进我国城市化发展,我们应当“用90%上的时间弄清情况,用不到10%时间决定政策”,尽量少犯一些错误,少留一些后遗症,为我国城市化发展建言献策。

一、关于城镇化目标和道路的选择

推进城镇化需要考虑以下新的形势和背景:

一是要考虑在全球化背景下不断增强国民经济整体竞争实力。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全球将稳定进入一半以上人口居住在城市的发展阶段。超大城市群是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导力量,当今世界已形成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带、北美五大湖城市带、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带、欧洲西北部城市带、英国伦敦城市带、中国长江三角洲城市带等六大城市带,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核心,其中前5个发达国家的超大城市群经济实力占本国经济实力的30%-40%,我国长江三角洲城市带经济实力只有全国的18.5%。

二是要考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中实现统筹城乡发展。城镇化是大规模提高和改善人类一般生活水平的基本途径,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措施。

三是要考虑我国人口、资源和环境条件对城镇化发展的约束和影响。人口多、资源少、环境脆弱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走高度集约化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是必然的选择。

四是我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确立,使我国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发展有了新增长动力,城镇化也已达到一定的水平,具备加速城镇化的条件。但是,也要注意城镇化发展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协调:短期看,要防止城市建设的盲目超前,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发展;长期看,要防止过度城镇化,避免“孟买病”和“墨西哥病”的出现。

五是交通通信条件的改善,城镇布局空间更加广阔和舒展,为城市群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条件。

(一)2010年和2020年城镇化具体战略目标设想

关于城镇化总体目标。从1996年以来,我国城镇率每年都以提高1.43-1.44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十一五”时期和到2020年是我国工业化中期阶段的重要时期,城镇化率将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预计每年提高1.1-1.2个百分点为宜;土地城镇化的预测按照城镇人口以及2005年预测的城镇人均土地占有面积计算(见表1)。

关于城市规模结构的目标。这里主要以城市市辖区非农业人口(即按户籍的非农业人口)为依据,预测城市规模的数目结构和人口结构两个指标。根据世界城市结构演变的趋势,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大城市在城市数量和人口规模上都处于上升的阶段,中小城市则相反(见表2)。

关于城市布局结构目标。目前我国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城市化水平差距很大,今后,在继续实施西部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础的背景下,可有两种趋势:

一、中西部和东北城市化将有较快的增长,总的趋势是东西部城市化的差距可能缩小;

二、“长三角”、“珠三角”及环渤海地区城市带继续高速发展,东部城镇化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继续迅速提高,虽然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城市化水平差距可能继续扩大,但整体资源、产业、环境布局的效益有重大改善(见表3)。

(二)城镇化道路的选择

——关于优先发展大城市的主张。有利的论点:一是城镇规模效应。二是大城市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容纳更多的人口,孕育更大的市场。三是只有大城市才具有国际影响力,才能有效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反对的理由:一是大城市带来的城市膨胀病,或称“大城市病”。二是大城市效益高,但投入也相对较大,只有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有可能建设更多和更大规模的城市。

——关于优先发展小城镇的主张。其有利论点:一是城镇化的成本低,投入相对较少。二是城镇化过程平稳,社会转型的震动相对较小。三是小城镇是城乡结合部,大力发展小城镇有利于城乡统筹发展。反对的理由主要有:一是小城镇就业机会少,难以解决中国长期存在的就业问题。二是小城镇基础设施较落后,如果提高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则投资效益又不高。三是小城镇造成面上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关于优先发展中等规模城市的主张。其有利论点:一是可以避免大城市的膨胀病,又能克服小城镇的规模不经济问题。二是如果同时考虑城市规模效益和城市建设投资成本,则中等规模的城市具有最高的投资效率。三是中等城市是大城市的郊区化和小城镇成长的主要归属。反对的理由有:一是中等城市的市场竞争能力有限,不能提供高层次的需求。二是对上一级层次的大城市和下一级层次的小城镇,都具有一定的依赖性,难以形成自身城市发展的特点。

目前,城镇化道路的主流思想仍然是综合了上述几个代表性观点中合理部分而形成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主张。今后我国城镇化的道路可以这样考虑:着力发展各类城市的数量,形成完整的城镇群体系;努力提高城市的人口容量,改善城市的空间布局,严格控制城镇土地的盲目扩张,实现城镇健康、有序的集约化发展。具体说来,大中城市的发展主要是注重数量的增加,以不断增强大城市在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更需要大城市起到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增长极的作

用。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相当部分人口的城镇化要以小城镇方式实现,未来2.5亿农村转移的新增城镇人口中将有1/3要靠小城镇发展来容纳。小城镇要在稳定数量、努力提高质量、壮大人口规模的基础上,努力提升带动周边农村发展的能力,以便更好地发挥统筹城乡发展的功能。中小城市要增加数量和提高城市功能并重,尽快地形成我国制造业主要基地,承担起沟通大小城镇,协调点与面关系的重要功能与作用。要特别突出强调都市圈、城镇群和城市带的建设作用,以确保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要围绕大中城市,大力发展卫星城镇,鼓励近地城镇形成分工合作有序、经贸关系密切的城镇群,以增加整体区域的经济实力。

二、关于继续加快城镇化进程的若干对策措施

(一)利用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进一步加快城镇化进程

工业化中期的主要任务是能源原材料、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工业等产业的大发展,为工业化后期大众消费阶段的到来,创造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工业化中期装备工业和城乡基础设施大发展,将有力地带动所有产业机械化和规模化的发展。一方面,装备工业的比重将大幅提高(目前我国机电工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仅为20%左右,西方发达国家一般在40%以上),由此将带动整个制造业就业比重的继续提高,不断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农业的机械化、集约化和商品化为城镇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农业基础,也为城镇化提供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工业化中期的企业,一般都处于规模不断扩张的阶段,对集中布局要求更高。今后,在工业布局上要制定有利于工业项目集中布局的政策,鼓励兼并联合,避免分散布局,引导乡镇企业走产业集群的发展道路。

(二)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方针,走中国特色集约式城镇化道路

统筹城乡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打破传统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建立起新兴的城乡一体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格局。但现阶段依然是如何将过多的滞留在土地上的农村剩余人口尽快向城镇转移。特别是创造条件,向东部地区的城镇密集区劳动力需求地集中,缓解中、西部的资源、人口和环境压力,促进当地农民收入和异地流动就业农民收入的更快增长,这已不仅仅是个政策目标问题,而已经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继续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方针,制定好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唐地区发展规划,引导这“三大”都市圈城镇群的协调发展,适时开展都市圈的综合协调发展

制度改革试点,摸索大规模吸纳外来人口的经验。要稳定全国小城镇的发展数量和布局,着力提升其质量和人口规模,成为发展县域经济的核心;继续大力发展与大城市分工协作的中小城市,进一步强化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发展。

走集约式城镇化道路的关键是改变目前“整体设市”模式,逐步恢复和推行以往“切块设市”模式,并实行“县管市”的行政体系。实际上,“切块设市”更有利于城镇发挥对外辐射的功能和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形成县市之间合理的土地占有和利用的博弈机制“十一五”时期应适时启动行政区划改革试点工作。

(三)提高城镇管理水平,加强城镇规划,规范土地制度,理顺人口管理体制,完善城镇建设投资体系,促进城镇现代化发展

——搞好新一轮城镇及城镇体系规划工作,规范土地征用和使用制度。城市政府从“经营城市”的职能,进一步转向“规划城镇”和监督规划实施职能上来,让市场去“经营城市”,营造一个市场化的推进城镇化的机制。要进一步强调城镇规划的硬约束,严格执行城市规划法和有关法规和政策,搞好新一轮城镇规划并严格监督规划的实施。要加强城镇体系的规划工作,尽快制定我国重点城市群的规划方案。大城市要防止“空洞化”;中小城市要防止盲目扩张;小城镇则避免遍地开花。城镇基础设施要统筹规划,地上地下基础设施要全面兼顾,要少搞形象工程。城镇规划要强调各主体的参与,具体制定城镇规划和建设各阶段,社会主体参与的形式、范围和作用。要继续深化政府职能转变,完善土地征用和使用制度。

——进一步理顺户籍制度与其它有关经济社会制度的关系。建立城镇化推进的市场机制关键,是理顺户籍制度与有关其他经济社会制度的关系,保证人口的自由流动和合法的迁徙权。首先,逐步取消户籍城乡分置制度,建立新型的按居民居住地登记及变更登记制度;其次,取消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经济社会方面的规定,探索城乡社会保障、子女上学和升学、就业等方面一体化的具体途径,不断提高社会保障统筹的层次;第三,制定“土地换城市户口、换社北的可行办法。

——继续加大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开辟城镇建设投资的新渠道,改革城镇基础设施管理体制。在进一步加强各级财政对城镇建设投资力度的基础上,加大改革力度,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城镇建设投资体制。近期

应研究发行城镇建设债券的可行性,以及进一步拓宽民间资本和国外资本进入城镇建设的渠道。

对我国城镇化的战略思考 篇2

2000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五中全会公报中明确提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城镇化进程”, 并将“城镇化战略”列入“十五规划”, 作为21世纪中国迈向现代化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措施之一。最近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把城镇化建设作为现在的六大任务之一。由此, 中国城市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速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但随着城镇化的高速发展, 城镇发展中的问题开始凸显出来, 其中, 很值得关注的就是与居民生活质量密切相关的环境问题, 如河水的污染、温室效应的产生、土地资源的浪费等。调控城镇化和环境保护, 确定科学适宜的城镇化发展模式, 对我国城市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2 我国城镇化建设中环境问题的现实表现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面积不断扩大, 人口密度不断增加, 企业也迅速发展起来。我国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水资源污染。据调查, 全国城市污水排放量每年约300多亿吨, 其中97%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江河。目前我国七大水系中近一半的河段污染严重, 500多条主要河流和几乎所有的湖泊受污染面积达82%以上。可见, 水污染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第二, 大气污染。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 城镇中生产、生活释放出大量废热以及SO2等有害气体和各种粉尘。

第三, 城镇固体废物污染。工业固体废弃物, 是指在工业、交通等生产活动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据有关机构统计:1981年我国工业废弃物总产生量为3.37亿吨, 1995年增长到6.45亿吨, 2000年则为8.16亿吨, 2010年我国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10.0亿吨。

(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所得 网址 (http://www.stats.gov.cn/)

第四, 噪音污染。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 在352个城市中, 2个城市属重度污染, 占0.6%;9个城市属于中度污染, 占2.6%;150个城市属于轻度污染, 占42.6%;178个城市声环境质量较好, 占50.6%;13个城市等效声级低于50分贝, 声环境质量好, 占3.6%。

3 “环境友好”战略的提出及对城镇化建设的约束

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带来以上的环境问题, 若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将会极大制约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 并使我们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环境友好”这一战略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它要求全社会都采取环境友好型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方式, 建立人与环境良性互动的关系。

3.1 “环境友好”要求城镇规划合理

我国大多数城镇是在以前集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基本是沿河、沿街而建, 缺乏科学布局, 没有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建设目的, 各种功能区交错向外扩展, 造成工业区和居住区交错, 在城镇建设的过程中, 产业发展的布局和规模并没有建立在区域生态承载力和环境容量的基础上, 从源头上埋下了城镇环境污染和自然生态破坏的隐患。要改变这种被污染、被破坏的现状, 就要求我们合理的规划城镇建设, 从而与“环境友好”相适应, 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3.2 “环境友好”促使经济发展模式发生转变

多年来, 我国城镇化建设的经济发展模式都是粗放型的, 其特点是高开采、高消耗、低利用、高排放。在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下, 人们高强度地把各种物质和能源开采出来加以利用, 然后又把污染物和大量的废弃物排放到自然环境资源中, 对资源的利用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 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高强度破坏。由此可见, 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模式的约束, 要求在城镇化建设中转变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

3.3 “环境友好”要求主导者及参与者积极增强环保意识

在城镇化建设中, 一些政府只顾眼前经济利益, 片面追求GDP的增长, 把环保执法看成是找麻烦, 对环境违法企业不管不问, 甚至纵容其违法行为。然而, 企业作为城镇化建设的另一主体, 在发展中基本未考虑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很多企业领导环保意识差, 只注重企业经济效益的片面增长, 为了局部和短期利益,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造成生态的严重破坏和环境的深度污染, 影响了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环境, 从而制约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同时, 企业职工和广大城镇居民也同样缺少环保意识, 不懂得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以及保护环境的正确方式与途径, 要实现“环境友好”, 就要求我们大力加强城镇化建设主导者及参与者的环保意识。

4 “环境友好”背景下我国城镇化建设策略的选择

环境约束问题是制约我国城镇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要缓解环境对城镇化的约束, 必须以观念创新为前提、以经济发展模式创新为基础、以法律创新为保障、以规划创新为出路, 从而实现环境与城镇化建设协调发展。具体的对策包括:

4.1 慎重选点, 制定符合生态经济规律的城镇规划

在人口、资源、环境矛盾诸多的背景下, 环境是发展的重要支持条件。城镇的发展如果搞全面铺开, 一是会增加资源的浪费和对自然环境的人为破坏;二是易产生有镇无市的“空壳镇”, 这种经济效益低的城镇, 很难谈得上生态环境保护。因此, 在城镇的规划中, 应慎重选点, 综合考虑区位、资源和发展潜力, 合理设计工业区、商业区、居民区, 加大镇区的绿化面积。

4.2 逐步完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循环经济是一种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新模式, 它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无害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特征。面对严峻的形势, 转变传统经济模式。走以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之路, 是我国城镇化的必然选择。这就要求企业进行清洁生产, 提高原材料和能源的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产生或排放, 尽可能地采用无废或少废生产技术对高能耗、高污染产业进行技术改造, 大幅度提高生产的清洁化程度, 使单位产品能耗、物耗、水耗及污染物排放量达到国内或国际先进水平。从而提高效益, 促进经济增长。

4.3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加强环境保护教育工作

推进城镇化和城镇发展的关键在于人, 城镇化需要人们的正确策划, 因此, 城镇化进程要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关键在于普及和提高全民的可持续发展意识。首先加强对城镇决策管理部门的可持续发展培训, 尤其是对各级管理干部、特别是各级决策层干部的可持续发展培训, 应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 使政府管理与决策部门克服自身的短视观念, 不要只注重眼前的经济利益, 不能惟GDP是图。其次, 加强对城镇的工业、企业主的环境保护教育, 使其认识到自觉保护当地的环境, 不仅仅是对当地自然、生态以及民众的良知, 更是一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之所在。

4.4 加快和完善有利于环境的立法及管理体系

强化对环境的管理。构建我国环境友好型社会模式, 法治是根本。必须建立健全促进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效能标准, 通过立法来规范企业行为, 严格管理制度, 明确激励政策, 规范执法主体, 加大惩戒力度等。当前, 重点是要解决无法可依和法律不完善的问题, 对高消耗、高污染项目实行严格的产业准入标准和整改要求。在金融、信贷等方面对城镇污水处理、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等工程项目给予政策扶持。逐步提高环境公用设施、基础性环境科技、基础性环境教育等的比重。从而达到既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又能保护环境。

4.5 增强信息的透明度与共享性, 鼓励公众特别是专家参与政策的制定

政府应及时有效地制定由一系列具体政策组成的可持续发展政策体系, 改变过去各部门闭门造车式的制定和实施经济社会环境政策的做法, 强调综合决策和公众特别是专家参与决策相结合, 提高政府制定政策的科学性, 在事关公众切身利益的敏感问题和重大事项上, 必须实行“阳光作业”, 让权力运行公开透明, 做到重要问题以公开求共识, 敏感问题以公开求公正, 难点问题以公开求突破, 从而保证政策的科学性。

摘要: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实现的重要选择, 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然而, 在如火如荼的城镇化建设热潮中, 破坏自然环境、不顾生态安全, 已经成为城镇社会全面进步的限制因素。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 保持城镇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状态, 加快城镇生态环境建设势在必行。

关键词:环境友好,城镇化,约束,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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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城镇化的战略思考 篇3

[摘要]目前,我国城镇化率虽然已超过50%,但城镇化的质量并不高。城镇化与工业化水平不协调,土地财政主导下的“造城运动”和二元户籍制度下的“半城镇化”尤其明显。在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应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在城镇化转型期的经验,对城镇化模式进行适时调整和转型。据我国城镇化所处的阶段与特征,结合国内实际,从“服务导向”、“创新导向”、“就业导向”和“环境导向”几个方面提升“城市化质量”,以促进我国未来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服务导向;创新导向;就业导向;环境导向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4)01-0025-06

我国城镇化进程正在高速推进,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预计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将达60%左右。城镇化率从30%提高到60%,这_发展过程,英国用了180年左右的时间,美国用了90年左右,日本用了.60年左右,而我国可能只需要30年左右。我国城镇化率虽然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城镇化发展质量并不高,土地的城镇化、产业的城镇化、人口的城镇化三个层面还存在一定的不协调。在新的发展阶段,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走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同步发展之路,需要全球视野和国际经验,探究在不同发展阶段国外的可借鉴经验,以利于我们成功跨越“城镇化陷阱”。

一、发达国家城镇化动态演进的基本趋向

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发达国家与当前我国一样也曾经历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它们如何走出了一条健康、有序、和谐发展的城镇化之路,其中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深入探索与借鉴。

(一)日本:由“高度集中”趋向“多核分散”的城镇化

1945年日本战败时城镇化率只有28%,2011年,日本的城镇化率为91.3%。二战之后,日本依靠工业化的强力推动,迅速迈入高速城镇化的轨道。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与临港产业,使产业、人口、城镇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全国最大的10个城市均集中分布在太平洋东岸的工业带。这种高度集中型的城镇化模式有力支撑了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带来经济过密与过疏的矛盾和问题。最初全国还有多个城市带,现在只剩下东京及周边几个城市比较繁荣,而其他都市带和中小城镇日渐衰落,其人口越来越少。日本政府在上世纪曾为推动城镇化对中小城镇进行了大规模高速公路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然而由于缺乏人气,这些巨大的公民馆、体育馆或国民度假村等建筑利用者寥寥无几,且维护费用颇高,给地方政府带来沉重的负担。受空间过度集中的影响,日本城镇化过程中还出现了住房困难、地价高涨、交通拥挤、远距离通勤、生活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

鉴于对高度集中城镇化模式的反思,并与城镇化的发展阶段相适应,解决发展过程中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推动其城镇化建设,日本政府从1962年开始制定和实施了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计划,形成了包括区域与城市规划在内的较为完善的规划体系。不少日本学者认为,政府推动城镇化建设不应只是交通设施、基础设施、公共设施、高楼大厦的建设,而是要找到适合当地的产业方向。只有在真正实现了工业化、确保足够的就业机会之后城镇化才有保障,否则人去楼空后地方的负担更重。结合经济等要素的流动,东京大都市圈规模达到饱和后,规划以“多核分散”引导东京都市圈的疏散。将东京的部分城市功能分散到周边,大规模发展卫星城市,积极引导人口、产业和功能疏散。如,在距东京50公里的筑波建设职住平衡的产业新城,引导居民在距东京市中心数十公里的神奈川县、千叶县和埼玉县等地居住,实现了城镇化模式从集中型转向分散型。

(二)美国:由“机动化导向”趋向“绿色交通导向”的城镇化

美国城镇化的典型特征是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尤其是随着铁路网、公路网建设以及汽车的普及,机动化带动城镇化发展,人口向郊区流动的特征最为明显。1930年,美国就已拥有汽车2700万辆,达到每千人拥有211辆汽车。二战后,汽车数量逐渐上升,由1960年的6200万辆上升到2010年的2.4亿辆,每千人拥有的汽车增加至779辆。上世纪30年代,为了刺激建筑业发展消减经济危机的影响,美国政府曾通过住宅建筑抵押贷款等方式鼓励中产阶级在郊区建新房,进一步加速了郊区化的发展。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在城镇化发展后期,美国城市以失控状态蔓延,以致创造了一个“无边的城市”。面临困境的美国中小城市都有这样的特点,公共交通不完善,居民完全依赖私家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随着油价不断上涨,居民却没有其他可替代的交通工具。

城市蔓延作为一种低密度、非连续、依赖小汽车的开发建设模式,其代价是大量消耗农田和自然资源,导致生态人文环境不可挽回的破坏、公共服务设施利用水平的降低、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化、城市中心区的持续衰败、城市形态的无序蔓延等。近年美国政府开始意识到探索一条新的集约化、绿色、高效的城市发展道路的必要性,已通过多种规划设计方案纠正其郊区发展上的误区。采用绿色交通工具,发展绿色交通模式,创建绿色城市结构,体现绿色人文思潮,呈现出了向“绿色城市”的转型。颇具代表性的有波特兰的以TOD公交为导向的开发模式,这一模式针对的是其城市中心呈现衰败趋势而出现的逆城镇化现象。波特兰通过轻轨建设,鼓励以公共交通枢纽为核心,倡导高效、混合的土地利用,适宜的开发密度,居住区内步行可达,设施的开放,以此回应传统的以汽车使用为主导的开发模式。波特兰通过TOD开发模式使居民对小汽车的依赖度降低了35%,最终老城区重新繁荣起来,实现了再城镇化。

(三)英国:由“工业优先”趋向“生态优先”的城镇化

作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先行者,英国在早期推行城镇化时也出现过快速发展的“激进式推进”的过程。早期自由放任的城镇化模式使市民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城市住房紧张、贫民窟不断增加、城市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困扰城市发展。1952年发生的伦敦烟雾事件就是实证。纵观英国发展历程,城市社会问题在工业化时期大规模凸显的原因主要是英国社会改革滞后于经济变革,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要求生产要素和生活场所相对集中,由此便出现了增长极自发形成与社会管理自由放任之间的矛盾。

为了补偿自由放任城镇化模式带来的损失,英国不得不利用法律法规加强政策引导,协调城镇化与生态环境间的交互耦合,以弥补这种自由放任城镇化模式所造成的一系列社会发展的断裂。英国政府的干预与调节对提高城镇化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其经验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规划引导城市发展。为了做好城镇化建设,英国政府注重对整体的规划设计,推行了多层次的规划引导。积极引导贫民窟建筑更新和旧区改造工作,推动城市文化的复兴。第二,引导环境建设。上世纪80年代后,交通污染取代工业污染成为伦敦空气质量的首要威胁。为此,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来抑制交通污染。包括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网络、抑制私车发展,以及减少汽车尾气排放、整治交通拥堵等等。英国部分社区发展节能环保的社区经济,最大限度地利用太阳能等自然能源,降低能耗、水耗。由此实现城市向人文生态发展,打造生态社会。时至今日,伦敦摘掉了“雾都”的帽子,蜕变为蓝天白云的“生态之城”,绿色产业成为英国的经济增长领域。从工业革命的先驱到生态文明的领跑者,英国为世界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借鉴。

上述发达国家在各自的城镇化发展历程中遇到了不同的问题,其城镇化模式也在进行适时的调整转型,各国根据各自的国情,从产业、交通、设施、政策等不同角度进行了重点引导。

二、对于我国新型城镇化动态演进的思考

(一)现阶段我国城镇化的基本特征与问题

根据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线性关系,结合不同地域特征、经济发展阶段、城镇化发展阶段,我国城镇化呈现出两类典型的状态:一类为土地财政主导下城镇化优于工业化发展的“造城运动”,即以河南等内地省市为典型的“自上而下”建设新城以引导人口集聚;另一类为二元户籍制度下的“半城镇化”,即以珠三角、长三角为代表的依靠乡镇经济为主导的“自下而上”的城镇化。

1.土地财政主导下的“造城运动”

为了分流中心城区人口,在我国大都市周边往往会发展很多新城,这跟世界上其他国家开发新城的初衷如出一辙。但是却因此也出现了许多诸如有居住无产业的“睡城”以及无产业也无居住的“鬼城”。呈现出土地城镇化远快于人口城镇化的“造城运动”趋势,脱离实体经济和产业发展单纯追求城市面积扩张的城镇化,城市无产业支撑的过度城镇化,极易使新城变“空城”。最终将带来地产泡沫破裂,这种模式必然难以延续。1961-2001年的40年里,我国共征地约3.02万平方公里,到2011年,全国共有4110平方公里农转地转为建设用地,同比增长21.6%,是2001年的3.73倍。到2010年城市化建成区达到4.05万平方公里,比2000年增长85.5%,而10年中城镇新增常住人口不足50%。

“造城运动”的终极症结在于“土地财政”下的土地运营模式。2000-2012年大部分地方政府每年收取的土地资源相关税收和出让金都占到了地方政府收入的60%之多。土地财政收入已经成为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造成土地财政依赖的根源在于1994开始实行的“分税制”,由于地方财权小事权大,造成了地方政府变相以赚取土地差价推动城镇化。即通过“政府低价从农民手中获取土地,以土地和税收补贴方式招商引资做大经济总量,以推高房价来拉高地价进而获取更多卖地收益和房地产税收,其资金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吸引农民向城市转移的同时又通过户籍隔离来减少公共服务支出”的方式运营城市。

2.二元户籍制度下的“半城镇化”

我国的产业转移和地域转移最初是被割裂开来的。官方公布的我国城镇化率51%的数字中超过10%是虚高的城镇化。按照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来说,我国的城镇化率大概只有35%-36%。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报显示,截至2011年,2.5亿农民工参保者不足1/5。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农民工城镇自有住房拥有率仅为0.7%。大量进城农村人口虽然统计意义上被认定为城市人口,但并不代表其人口城市化过程的完成。许多农民虽然实现了职业的转变和地域的转移,但缺乏身份的转变、生活方式的转变,处于就业非正规化、居住边缘化、生活孤岛化、发展能力弱化状态,即“半城镇化”状态。

在国家大力推行新型城镇化的浪潮下,城镇化因具有拉动经济的引擎效应,红利看似诱人。但城镇化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在未来发展中极可能存在三大“城镇化陷阱”:一是用行政手段推动城镇化,有可能陷入投资驱动的陷阱,继续增加投资驱动不仅效益低下,更会加重房地产泡沫,与调整结构、促进内需的整体战略亦不符,为未来埋下隐患。二是在放开户籍制度后,农民工群体可能带来福利陷阱。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要实现全面覆盖,不能再以户籍作为借口,但政府可能因此财政透支,走人负债陷阱。三是由于人口红利减少,新城镇化战略可能面临动力不足。未来农村可向城镇转移的劳动力数量明显不足,推进城镇化可能造就“空城”。

(二)国际经验对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启示

在城镇化率超过50%以后,伴随着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外贸红利、环境红利拐点的来到,延续了30多年的我国城镇化的既有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就我国城镇化所处的阶段与特征而言,需要结合国内实际,选取影响城镇化的核心要素进行分类引导。我国新型城镇化突出的是“新”,它涉及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人口迁移、发展理念、发展模式、空间结构等多方面的内涵。与过去阶段的发展模式有所不同,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城镇化的重点不应是外延式的“城镇化规模”扩张,而应是重视内涵的“城镇质量”提升。具体而言,包括四个方面,即如何通过城市改造提升城镇化质量,如何构筑提供高就业保障的城市,如何为城市提升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如何营建具有环境吸引力的宜居城市。

1.强化服务导向,引导城市自发的生长潜力

随着技术的进步,以规模化大生产为主要特征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必然带来城市人口的集聚。新移民(外来人口、农村人口)抵达城市之后的首站栖息地通常为落脚城市(arrival city)。相比西方国与国之间移民的流动,我国的“城中村”容纳的主要是本国“移民”,但二者在本质上并无区别。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1.27%,但是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却只有约35%~38%。在将近7亿城镇人口里,有将近一半的人不是真正的城市市民,即“半城镇化”或“伪城镇化”。大量的农民工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还没有实现身份和地位的转变,在城市中暂住在“城中村”。数以亿计的人口外迁,在农村留下“空心村”。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源源动力,撑起了城市的经济。城市要保持持久的发展动力,就要为低收入群体提供适合其消费特点和消费能力的住房、设施和服务,促进外来人口向城市市民转化。“城中村”是乡村移民成为城市一员的第一站,也是必要的一站,我们不能恐惧它的产生,只能容纳它的到来。

纵观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历程,作为最早完成工业革命与城镇化的英国,其城镇化过程中的城市更新极具代表性。在城镇化初期,工业的空前发展,吸引大量的农业人口涌入城市,匆匆建立的住宅、工厂和服务设施成为后来的“旧城”和“内城”,也是更新的主要对象。19世纪伦敦的市民至少有40%是外来人口。随着政策的调整与环境的提升,伦敦这一落脚城市安稳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革命的年代,并且日益焕发出落脚城市应有的生机。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的建立,大大提高了市民尤其是移民们获得教育和医疗服务的可能性。城市在住房、交通、基础设施和能源系统等方面也有极大改善。重点解决了城市贫困、住房需求、低收入者和就业机会丧失等问题,并以一系列法律法规保障城市更新的有效实施。同时,改造过程中尤其注重人性化尺度和人的需求,结合社区环境的综合整治、社区经济的复兴,以小规模的、分阶段的谨慎渐进式改善,如伦敦市中心的少数民族聚居改造项目等。

对我国而言,“城中村”中的人能否顺利流向城市主流社会,不仅仅取决于其自身的努力,还需要政府以多层次、差异化的设施和服务,满足他们的生活保障乃至安全和社会归属等心理需要。改善公共设施、市政设施、教育设施,并促进“城中村”产权明晰化,不然就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在规划设计手法方面,宏观上,规划应与城镇化水平相适应,完善市政公用设施,完善环境规划和空间设计,形成合理的交通组织、适度的社区规模和动态、有机的平衡结构。中观上,要调整好新住宅区内的区域划分和功能布局,强调社区设计,创造有利于邻里融洽的优美和谐的环境。在微观上,要营造文化氛围以改善环境,在宜人的空间尺度上创造新移民负担得起的现代新居所。

2.凸显创新导向,注入城市升级发展的原动力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曾将经济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生产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美国、德国、瑞典在20世纪初进入创新驱动阶段,日本、意大利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进入创新驱动阶段,韩国在21世纪初进人创新驱动阶段。我国早期经济发展主要受益于生产要素驱动,如以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资源及廉价环保成本进行建设。近年来受投资驱动的特征鲜明,如依赖房地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进行建设。过去10年拉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靠投资,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绝大部分年份都在50%以上。我国在城市化发展滞后及结构性问题突出的情况下,以廉价劳动力支撑的工业化模式正在改变,经济增长如何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是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转型面临的重大问题。

产业升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同一产品附加值的升值,即由生产向创新、设计、高端服务等产业链高端化转变;另一种是不同产品、产业结构间的升值,即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到知识密集型再到服务密集型。随着产业升级,进而实现城镇发展模式的转型。对我国的大多数城市来说,应追求的不是城市规模的扩张,而是城市的升级。即追求城市的附加值,包括城市吸引力、竞争力等多方面的提升。为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可通过产业政策的引导和发展与城市经济社会条件相得益彰的产业,并提升创新型企业的激励和带动机制。综观我国主要城市的上市公司统计情况,上市公司超过100家的有三座城市:北京因央企众多而高居榜首,上海以总部经济为凝聚力吸引了众多上市企业,深圳作为改革先锋以高新技术等产业为先导孵化了中兴等优秀的本土企业。反观武汉、长沙等城市,上市企业构成与当地的主导产业、规模经济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武汉以高校资源为依托有东湖高新、华工科技等上市企业。长沙与其着力发展装备制造业的定位紧密联系,有中联重科等企业。为当地传统产业链的完善,城市产业升级、创新力、竞争力的提升起到了先导作用。

3.关注就业导向,提供更高质量的城镇化就业保障

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结果,一个适合创业、就业不断增长的充满活力的城市社会,应充分吸纳农业溢出人口。新城本是工业化和城镇化有机结合的统一体,新城建设意味着大量人口将进入城市工作,并且安家落户成为市民。这就要求有足够的工作岗位和住房来保证新增城镇人口能够安居乐业。因而,针对新城营建趋势,应避免有城市无产业支撑的过度城镇化这一“城镇化陷阱”,避免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注重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紧密衔接,使城镇化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上,防止“产业空心化”。

新城是科技进步、规模经济效益促使产业与人口在空间上集聚与扩散运动的结果。成功的新城不应仅提供给人们居住的场所,还应提供就业的机会,新城不只是一个“睡城”。世界上较成功的新城开发主要有田园新城、边缘新城、TOD新城、产业新城、副中心新城和行政中心新城等,它们各自都有优劣点,但无一例外地做到了紧密结合自身发展条件和现实状况,实施严密规划,促进职住平衡,逐步有序地进行新城的开发与建设。如英国建立新城的目标之_就是使其成为就业与居住平衡的社区。伦敦新城尤其强调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见表1)。为了有效增加新城就业机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从银行贷款、土地租金、税收等各个方面为新城的企业提供优惠条件。在新城哈罗,超过85%的就业人口工作在新城,在空间布局上,将无污染工业、第三产业有效地与居住功能适当混合以保证就近就业,并成立相应的技能培训机构,帮助居民就业。

在我国现阶段的城镇化发展中,应尤其注重就业导向,创造“宜业宜居”的新城模式。首先,实现城镇化建设与产业发展相融合,在顶层设计时就融入产业配套的理念,让合理的产业布局作为新型城镇化的支撑。立足于自身优势构筑弹性的产业结构,增强抗风险能力。积极发展服务业,城镇化最大的就业潜力在服务业,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城镇化率超过50%的时候服务业就业占主导,到70%时服务业的就业比重超过工业的2~3倍。而我们现在的服务业比重还低于工业的,说明尚有潜力。其次,积极扶持中小企业。一个国家就业的65%~80%是由小企业解决的。发达国家每千人口一般在45-50个小企业,而目前我国每千人口企业数量不到12个。由此可见,中小企业就业吸纳方面仍有很大空间可以挖掘。

另外,城市发展过程中应注重均衡发展,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人居环境、就业环境提供坚实基础,进而提升城市的吸引力和吸纳能力。曾一宁曾提出,“一个城市未来的发展希望不在于生产了多少人才'而在于吸纳了多少人才”。例如武汉的高校毕业生数量居全国第一,但是却无法留住这些人才。这是由于以国企为主的武汉当地就业容纳能力有限,国企无法像民营企业那样创造高就业率,武汉也因此沦为“为他人作嫁衣”的角色。反观深圳,尽管深圳本地大学不多,但是市民的平均学历全国最高,这是因为良好体制下带来的城市自由开放之风使得深圳吸纳人才的能力非常强大。

4.坚持环境导向,营造更具生态魅力的健康城镇

我国快速城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如城市生态的“多色效应”:红色的热岛效应、绿色的水华效应、灰色的雾霾效应、黄色的拥堵效应、白色的采石秃斑效应和杂色的垃圾效应等。城镇化中的“先规模后效益”发展途径,使得生态服务功能和生态文明建设被严重忽略。极端污染事件的发生,就其深层原因主要是由于现行生产模式、生活模式、交通模式等环节对大气环境容量、水环境容量、土壤环境容量等生态容量的漠视。若严格按照英国、日本等先进国家标准治理PM2.5也并非不可能。如北京奥运、深圳大运期间通过实施关掉所有污染型工厂、大范围限行机动车等措施后空气质量极大提升。但生态环境的改善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结合产业、民生等多个因素综合考虑。

新型城镇化发展应以“集约、绿色、低碳”为发展理念,在规划过程中强调生态环境的适应性管理。将其贯彻到城镇化的生态文明过程与行动上,循序渐进地对生态环境进行改善,营造更具魅力的健康城镇。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强化城市和区域生态规划,强化和完善生态物业管理、生态占用补偿、生态绩效问责、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等法规政策。(2)注重生态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将汽车交通转向生态交通,以最小的化石能源消耗和物流,实现城市流通功能的便利通达;将耗能建筑变为产能建筑;通过地表软化、屋顶绿化、下沉式绿地等生态工程措施,实现对生态占用的补偿;推广社区分散式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堆肥等方式。(3)强调合理布局。以绿色交通网络覆盖大部分城市人口,引导生产、居住、商业和生态服务用地混合布局。(4)强调低能耗、低废弃、高效率。加大地热、太阳能、生物质能、工业余热等可再生能源在供热制冷中的应用,加强生活垃圾在家庭和社区的尺度减量化和资源化。

三、结语

住建部仇保兴副部长曾提出,“新型城镇化要实现六个方面的转型,即由城市优先发展向城乡互补协调发展转型,由高能耗的城镇化向低能耗的城镇化转型,由数量增长型城镇向质量提高型城镇转型,由高环境冲击型城镇向低环境冲击型城镇转型,由放任式机动化城镇向集约式机动化城镇转型,由少数人先富的城镇化向社会和谐的城镇化转型。”我国城镇化转型期的背景复杂而又多变,牵扯资源环境、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产业结构、财政构成、任期考核等多方面的问题,城镇化的发展模式亦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本文针对我国旧城镇化模式中遇到的问题,从服务导向、创新导向、就业导向和环境导向等方面提出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思考与建议。在规划与政策实施过程中,上述并不能涵盖科学发展新型城镇化的全部要素。在未来的规划工作中仍需不断进行动态完善,才能达到以提高城镇化质量为内涵的新型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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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虎,郑敏从低碳城市走向俭约城市——一次中西城市理念融合的尝试[J]城市发展研究,2012(2):22—24

关于我国海洋战略的思考 篇4

听了王宏先生的报告后,我为我国的海洋前景深感担忧。怎样保全我国海洋的权益,怎样更加合理的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怎样突破一层层的包围,不再受到约束威胁,这些都是对我国的重大考验。

海洋,对于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都至关重要。它自身蕴藏着丰富的物资资源,并且还以其他形式给人类、世界创造着许许多多的财富,比如说潮汐能、海盐。从人类开始接触海洋,探索大洋之后,人们通过海洋进行贸易,各国之间开展外交。最后,世界强国,也必须是海洋强国,通过海洋来扩张领土,争夺殖民地,最后来征服世界。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西班牙,18世纪的英国,一直到现在的美国,他们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在海洋领域比同时期的其他国家领先很多,不仅仅在军事,还在海洋资源技术,海洋贸易经济等各个方面。

我国不仅是个陆地大国,同样也是个海洋大国。我们有着1.8万多千米的大陆海岸线,1.4万多千米的岛屿海岸线,300多万平方千米的领海,大小岛屿7500多个。我们所拥有的海洋资源在国际前列。

可是,我们虽是海洋大国,但不是海洋强国。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远远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道明的,也不是一两年能够得以完全解决的。我国虽说有300多万平方千米的海域,却有一半和其他国家发生领土问题争执。更有甚者,有很多岛屿已经被其他国家强行占有。有很多本该属于我国的海上资源、能源,被其他国家以各种理由和方式开发。美国制造的太平洋第一、第二、第二岛链,把我国卡在一个不

算宽广的空间里,印度投入大量资金人力资源,加强海军建设,想加强其对印度洋的控制能力,对我国在南中国海的利益构成非常大的威胁;越南、新加坡这些国家一直没有放弃对我国南海诸多资源的觊觎;日本,由于历史原因和他们现在的利益,一直不肯对我国开放日本海。

我国在海洋技术上的落后或是不足,也是制约我国对海洋保护和开发的重要原因。在军事上,我国还没有重型的巡洋舰,还没有自主研发的航母,在常规潜艇上也存在明显的不足;我国的海军建设还没达到可以中远距离防御的能力,只能进行近海防御;这使得我国的海洋利益的保护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国虽拥有广袤的海疆,海底蕴藏着丰富的资源,但由于技术的落后,我国只能望洋兴叹;比如说,我国在海底勘探开采的深度还没超过30 米,而其他国家的这些技术已经相当成熟,南沙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只能搁置,公海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只能看着别人开采。

对我国城镇化的战略思考 篇5

摘要: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大国,在历史上,最初的经济发展形式就是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可以说,农业是我国的立国之本,粮食生产更是民生之本。而随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工业化和城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必要过程,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农业用地与城镇规划用地、农业生产劳动力和工业生产劳动力之间的矛盾使我国的粮食安全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

关键字:粮食安全;城镇化;工业化;耕地

一、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现状

1974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第一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向全球敲响警钟,首次提出了“食物安全”问题。1983年4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委员会通过了“粮食安全”概念,并得到FAO、世界粮食理事会、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等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同和支持。

1所谓粮食安全,就是说粮食产量及生产现状能够持续的满足所有人的生存需求。对于我国来说,耕地仅占世界耕地10%的,人口却占世界的22%,如何利用这有限的耕地养活13亿之多的人口是粮食安全的重点。

目前我国粮食安全面对的威胁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首先是不断增长的人口所形成的对粮食的刚性需求,据估计,未来十年我国的人口仍以年均800到1000万的速度增长,2020年和2033年前后,我国口粮需求总量将分别达到5.84亿吨和6亿吨,既是粮食产量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也难也满足更为迅速增长的粮食需求2;其次是我国加入WTO以来,国外的粮食生产大国如美国等,向国内输入粮食,对国内的粮食市场形成冲击,打击了粮食生产业的生产热情,使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动者数量减少;还有就是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对粮食生产造成的影响;最后,对粮食安全问题影响最为直接的则是城镇化的进程。

二、我国的城镇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城镇化,又称城市化,是指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社会活动中农业活动的比重下降,非农业活动的比重上升的过程,与这种经济结构变动相适应,使得乡村人口与城镇人口的此消彼长,同时居民点的建设等物质表象和居民的生活方式向城镇型转化并稳定,这样的一个系统性过程被称为城镇化过程。一般城镇化水平的大小是以都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来评定,数值越高,城镇化水平越高。

显然,伴随着城镇化的进行发生的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的转移和耕地向城镇规划用地转化。城市新鲜的生活和先进的生活方式对于农村里年轻劳动力来说是巨大的诱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家乡,放弃传统的农业生产,而是来到城市打工,进入到工厂里进行工业生产;而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工厂和企业则正好有着对于劳动力的需求,这样一来,从事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减少,质量也有所下降,从而影响了粮食产量;另一方面,由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需要,越来越多的耕地被征用,用以建造工厂等工业用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且在地区分布上呈不规则分布,如上海天津等沿海城市,耕地比重下降很快,而这些城市也正是工业化发展迅速的城市,内蒙,新疆等偏远地区的耕地变化则很小,而这些地区多为自然气候条件差,农业生产能力落后,受自然因素气候因素影响大的地区,用以生产粮食的土地减少了,粮食产量自然就减少;并且,由于工业生产中形成污染,对耕地的破坏也不容小视,实证分析1981年,我国受工业“三废”污染的农田和牧区总面积达400万hm2,经济损失100多亿元。其中大气污染危害农田和草原牧区面积267万hm2(不含酸雨污染面积),造成粮食损失10亿kg

3由此可见,城镇化对于我国的粮食安全影响巨大。

三、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对策

(一)有计划的使用土地,平衡工业用地与农业用地的比重

耕地是粮源之基,保证足够的粮食生产面积,稳定地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应该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政府要保障农业用地的比重,不可为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而大量占用耕地,要注意到城镇化是一个过程,要与工业化进程相适应,一味的追求城镇人口和土地比重,而在工业化方面未达到一致的水平,会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反而影响了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要严格控制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加强对非建设占用耕地的管理,切实遏制耕地过快减少的势头。不断优化耕地利用结构,合理调整土地利用布局,加大土地整理复垦,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

另一方面,要提高耕地的生产效率,控制和减少耕地污染,发展“可持续农业”和推广“生态农业”4。继续建设现代化商品粮基地,形成稳定的粮食生产基地。加强水资源保护和管理,提高农业生产供水保证率;严格控制河流污染,引导农户科学使用化肥、农药和农膜,大力提高使用有机肥料、生物肥料、生物农药,减少对耕地和水资源的污染,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保护和改善粮食产地环境。

(二)增强宏观调控,完善国家粮食储备制度

发挥粮食市场机制配置粮食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能够高效、灵活、低成本地保证粮食供应。要尽快建立以国家粮食批发市场为龙头,区域批发市场为骨干,众多的分布全国城乡的集贸市场为基础,粮食期货流通为先导的完整的粮食市场体系。

建立国家粮食储备制度,在注重粮食储备数量的同时,也要注重质量,真正发挥粮食储备的意义5,健全和完善中央储备和地方储备、政府储备和企业商品最低库存以及家庭储粮相结合。中央战略专项储备主要用于确保全国性的粮食明显供不应求、重大自然灾害和

突发性事件的需要。地方储备主要用于解决区域性供求失衡、突发性事件的需要和居民口粮应急需求。同时,所有从事粮食收购、加工、销售的企业必须承担粮油最低库存义务,保证必要的合理库存。要优化储备布局和品种结构,尤其是主销区和西部缺粮地区和贫困地区及自然灾害多发区,更应加强和充实中央和地方及企业储备。此外,还应加强大中城市、灾害地区的成品粮油储备,做好粮油市场的应急供应保障,切实增强宏观调控的物质基础。

(三)加强对农业生产的补贴,以吸引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

为了使流失的劳动力回流到农业生产中去,必须加强对农业生产的补贴,缩小从事农业生产和从事工业生产所造成的收入差距。进一步完善粮食直补、农资专项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中央对粮油主产省县区的奖励政策,积极扶持种粮大户和专业户发展粮食生产。

同时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对粮食生产的投入政策,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如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稳步提高耕地基础能力和产出能力。同时,要加强农业气象监测、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的投入,以减少自然灾害等对农业生产造成的影响,减小务农者的风险。

(四)加强科技投入,提高粮食单位产量。

科学技术是实现粮食增产的重要因素和长期因素,因此要解决粮食安全问题,还需从提高单位产量入手,要加大对科技研究的投入,致力于利用高科技进行粮食生产,改造传统农业模式,发展现代化农业生产模式。建立和创新科技支撑体系,对于农产品的深加工,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强化农业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应用,加强科研攻关,实施新品种选育、粮食丰产等科技工程,启动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项,提高生物育种的研发能力和扩繁能力。同时,要建立农业和粮食的良种体系、安全储备体系、精深加工开发转化体系、质量标准体系等是保障粮食增产、质量提升的重要措施。

(五)发展非粮资源,开辟补粮渠道。

非粮食品是对粮食食物的一种有效补充和供给,也是丰富人们生活,合理调节调剂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促进食物食品多样化的有效渠道。既减少节约了粮食,又丰富了人们健康生活。一是大力发展节粮型畜牧业。调整产品结构,逐步扩大优质高效饲料作物种植,发展节粮型草食畜禽。如发展人工草场、高产饲料草地草场、桔杆养畜、桔杆菌种植等扩大养殖业的饲料来源,提高饲料转化效率和使用率。二是积极发展水产养殖业。充分利用淡水资源,积极推广生态、健康水产养殖。发展稻田和庭院水产养殖,合理开发低洼盐碱地水产养殖,扩大淡水养殖面积。同时要加强水产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保护,促进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三是促进油料作物生产。在优先保证口粮作物生产的基础上,努力扩大大豆、油菜籽、花生、芝麻等油料作物,提高油料品种和品质。四是大力发展木本粮油产业。合理利用山区高寒地带土地资源,发展木本粮油产量,建设一批名、特、优、新木本粮油基地。如核桃、板栗、油橄榄、魔芋、水稻旱栽等粮油食品品种,增加木本粮油食物食品供给,开辟粮食品种供给渠道。

[1] 互动百科 [OL].http:///wiki/%E7%B2%AE%E9%A3%9F%E5%AE%89%E5%85%A8

[2] 樊增强 我国粮食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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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胡继连.工业污染对我国农业的影响 [J].《生态经济》1998,(05)

[4] 燕晓飞.发展经济学概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5

我国电影产业发展战略思考 篇6

以国际化的视野,适应电影产业发展战略的规律和特点,有针对性地解决其中存在的若干突出问题,促使电影产业在规模、质量和效益等方面实现大幅度提升,在中国文化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引领作用。

电影产业作为典型的文化创意行业,已成为引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先导产业。近几年来电影体制改革极大地释放了电影产业发展的潜力和活力,而电影产业发挥潜能的大幅度释放又恰好与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速的机遇叠加在一起,从而“十一五”时期成为我国电影产业从恢复性增长到持续、快速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电影产业规模和经济总量得到大幅度扩张,技术装备水平明显提高,电影市场持续繁荣发展。随着国家《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和《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出台,电影产业已经上升为国家产业发展战略,产业政策逐步完善,在文化产业乃至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行业的重要作用。

今天,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为“十二五”期间电影产业发展谋篇布局,就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抓住当前的有利机遇,实施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战略thldl.org.cn,以国际化的视野,适应电影产业发展战略的规律和特点,有针对性地解决其中存在的若干突出问题,促使电影产业在规模、质量和效益等方面实现大幅度提升,在中国文化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引领作用,为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国家战略目标做出积极的贡献。

一、中国电影产业面临的历史机遇

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在克服亚洲金融危机后进入持续、高速发展阶段,尽管20082009年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但在国家出台一揽子综合配套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努力下,我国经济发展仍然保持了良好的态势。

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战略也面临几大机遇:一是我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张,国内资本充裕,流动性过剩,我国已经从长期以来资本短缺的进口国而转变为资本过剩的对外投资国,这对高度依赖资本投入的电影产业来说,无疑是十分有利的。二是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内需市场明显扩大。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物质产品都存在着结构性过剩的问题,而文化产品和服务则仍存在着供给缺口。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存在着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市场空间。三是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为电影产业发展战略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伴随着城市交通、通讯、房地产等基础设施硬件的快速发展,城市文化的软件建设也迎来大发展的黄金时期,为电影产业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同时,电影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不容忽视:一是在后金融危机时期,经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将对电影产业的投资和市场都有所影响。二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面临诸多风险问题,这一发展阶段的基本特点既对电影产业的发展导向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电影产业的增长速度和发展规模。三是电影产业自身发展还存在着市场主体规模小、集中度低,专业化和复合性的核心人才缺乏,影院和银幕少、布局不合理,以及与相关行业融合度低、电影衍生产品发展缓慢等问题。总之,在国家电影产业政策趋于完善,产业发展的外部市场环境日益改善的情况下,目前电影产业存在的问题更多的是来自于自身的挑战。

二、跨越式电影产业发展战略思考

实施资源整合战略,提高电影产业的集中度和集约化水平。电影产业作为高投入、高收益的文化创意行业,必须有一批大型企业在产业化的发展运营中发挥主导作用。市场主体的强弱,始终是电影产业能否持续、健康和快速发展的关键。针对目前我国电影企业规模小、集中度低、抗风险弱的现状,在“十二五”期间,要按照国家《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要求,在财税、金融政策上着力扶持素质好、有竞争力的电影企业通过上市融资,依托资本市场的投融资平台,实行市场化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和资源整合,培育一批混合经济的大型电影企业,作为电影市场上的投融资运营主体,在调整和优化电影产业结构中发挥战略投资者的重要作用。形成以大型电影企业为龙头,中小电影企业配套服务的市场主体格局。实现电影产业规模和效益的大幅度提升,为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作出积极贡献。

实施电影渠道建设的重点战略,着力解决电影产业发展面临的瓶颈问题。目前,我国电影发行放映的终端电影院和电影银幕数量严重不足,成为制约电影产业发展公认的瓶颈问题。据统计,截至2009年底,我国电影院线为37家,电影院1697家,银幕4723块,预计到2010年底,电影银幕将增加到5500块,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发展态势,但仍难以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一方面,电影院线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中小城市数量少,群众看电影还比较困难;另一方面,电影院和银幕的总量不足。目前,我国电影院和银幕的总量与法国不相上下,而法国仅有6000多万人口。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影产业大国,银幕接近40000块,是中国的8倍,而人口仅3.07亿,不足中国的1/4。可见中国电影院线发展的潜力还非常大。为此,在“十二五”期间,要抓住城市化进程的机遇,实施“电影银幕翻番计划”,着力发展中小城市的数字影院和数字银幕,使我国电影院和银幕总数迅速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技术层次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实施“大电影产业”发展战略,促使电影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的龙头产业。新技术革命和现代传媒为文化功能的扩展提供了新的手段,“三网合一”意味着文化行业之间、文化与电信、旅游、体育等相关产业和行业融合化的发展趋势。在当今大众消费时代,电影作为典型的文化创意产业和内容产业,正日益突破传统电影院消费的模式,通过付费电视频道、有线和无线电视网络、卫星直播电视、DVD、LD、VHS、互联网、移动通讯工具进行传播,并与旅游、演出、广告以及玩具、服装、时尚等相关产业发生广泛的渗透和融合,形成电影、电影衍生品、电影相关产品在内的大电影产业的发展格局。在“十二五”期间,要抓住产业融合化的发展趋势,发挥电影号召力、影响力和渗透力强的优势,通过电影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拉长电影的产品和产业链条,在推动电影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这几年电影产业在金融危机中率先走出困境,实现大幅度增长,成为带动文化和相关产业发展的“人气产业”和“先导产业”,但还不是龙头产业,因为电影产业的规模还不够大,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度还不高。只有推动电影与相关产业进一步融合发展,形成水乳交融的大电影产业发展的规模经济,电影产业才能真正成为我国文化产业的龙头产业。

实施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产业发展战略,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推动中国电影产业跨越式发展。我国电影产业到目前为止,本质上仍然还是一个内需产业,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为主。我国电影产业在人才培养、创作理念、专业化分工和技术水平等方面与发达国家都还有不少的差距。好莱坞的经验表明,实行开放的全球资源配置、全球市场营销的产业

发展战略,是电影产业提高竞争力的必由之路。在“十二五”期间,实施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产业发展战略,就是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在充分发掘国内资源潜力的基础上,采取联合、项目合作、合资经营、委托经营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吸引国际优质电影资源为我所用。要抓住金融危机以来西方一些电影企业面临资金困境的机遇,发挥我国资金充裕、市场广阔的比较优势,在国家金融政策的支持下,主动出击,购并西方有价值的电影、动漫企业和相关资源,推动中国电影产业跨越式发展,使之与我国的经济大国地位相匹配。

对我国高职高专国际化的战略思考 篇7

21世纪,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各国间的文化教育交往变得更加频繁广泛。世界各国陆续开放高等教育市场, 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高等教育国际化已势不可挡。目前, 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初步进入大众化, 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和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推进,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 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 强调要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 要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 加快培养高技能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为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我国“十一五”投入100亿元加强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

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是近几十年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 许多工业化国家在经济腾飞阶段为适应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快速发展, 都适时、适宜地发展了高等职业教育。因此,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和高等专科教育如何尽快融入国际化行列以及提高国际参与度, 都是值得思考的新命题。

我国高职高专国际化的必要性

全球化对高职高专教育提出了新要求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向高职高专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为此, 不仅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产学研结合的组织方式、工学结合的方式、教学的组织管理方式等方面应该有一系列的根本性转变, 而且还应该比以往更加重视高职高专的国际性和开放性。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带动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全球化以及人才流通的全球化。国际交流不应该仅仅是大学的专利, 应该成为推动高职高专学校全面发展的龙头。第一, 高职高专培养的学生是应该并且可以直接参与国际流通。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面临人口老龄化及劳动力缺乏等问题, 而我国却是一个劳动力大国, 每年有大量毕业生面临就业难问题。截至2007年9月1日, 高职高专生就业率为87.55%。单以护理专业为例, 全国的医学类高职高专每年培养大量的专科层次护理人员难以就业, 而发达国家却普通面临着“护士荒”。第二, 高职高专专业的设置、课程建设、课程内容的更新也与国际交流分不开。目前高职高专的教改强调工学结合, 而目前企业生产的流水线除了国产之外仍有部分为进口。通过国际交流, 高职高专才能真正培养出既能使用国产机器, 又能操作进口器械的人才。第三, 高职高专在工学结合中的教师培养和聘任也应该是国际化的。教师应该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学术背景。另外, 还应经常选派教师出国进修, 更新教师知识结构, 了解各科世界前沿动态和先进技术, 提高师资队伍素质。总之, 高职高专应该积极搞好国际交流, 适应国际化发展, 打造出自己的品牌。

高职高专的国际化是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随着我国加入WTO, 高职高专教育作为一个服务性产业和开放的领域, 将面临着与境外大学的直接竞争, 特别是生源的竞争。全球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在加快, 学生能不能接受高等教育将不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 问题是学生能否接受到优质的高等教育。要解决这些问题, 除了切实走好工学结合的道路, 挖掘高职高专内在潜力外, 还要实施国际化的发展战略, 在交流合作过程中, 努力学习高等教育国际化先行者的全球视野和竞争意识, 积极开拓办学市场、生源市场、就业市场, 尽早占得高等教育国际化、市场化先机。

高职高专国际化的内容与措施

一定程度上说, 高职高专的国际化过程, 是推进我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以及创办世界教育大国、教育强国的必由之路。高职高专的国际化是一个系统工程, 涉及办学机制、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方方面面。

建立现代高职高专的办学机制高职高专的国际化, 首先是办学理念的国际化, 要创建国际通行的现代高职高专教育运行机制。目前, 我国的高职高专在办学机制上还没有形成自身的特色, 相当于是本科大学的“微缩物”, 必须建立起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办学机制和适应市场经济的行之有效的办学准则。 (1) 按照科学、民主、高效的原则, 创建现代高职高专院校的管理制度, 优化管理机构, 创新运行机制。 (2) 引进市场评价机制, 增强服务意识、质量意识, 不仅接受国家、政府的评估、指导, 更要迎接来自市场、社会、家长和学生的评价, 提高毕业生的应用性。 (3) 把握市场供求规律, 紧贴市场, 在专业设置、院系调整、学科培育、科学研究乃至合作办学等方面认真调研市场供求情况, 及时调整自身的办学方针。

树立国际化的培养目标高职高专国际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应用型人才, 为社会经济发展、适应经济全球化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因此, 高职高专应该重视培养学生的国际竞争与合作意识和能力, 使其具有国际化个性特征、具有创新意识和创业能力、独立自主意识, 积极开展开放式教育、个性化教育、创新教育, 创建国际化的、开放性的人才评价体系。

设置国际化课程体系国际化人才的培养目标需要通过国际化的课程来体现和实施。教育部职教司原司长杨金土指出:“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是从传统的高等教育中逐步分化出来的, 在短年制条件下, 其课程体系不能不首先沿袭原来的结构, 根据学习年限的要求予以压缩。这种‘压缩’是一个权宜的、过渡的、却很难逾越的历史过程。”我国高职高专过去沿用本科教学的方式, 比较重视课程设置的学科性和系统完整性, 对人才规格的市场变化反应迟钝, 缺乏适应性和灵活性, 而且课程数量多、课时量大。因此, 在实施国际化战略方面需要加强以下几点: (1) 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的课程设置观念, 增强课程的社会及市场适应性。 (2) 精简理论课时, 重视实操课和实训课, 提高应用型课程的比例, 充分提高学生的应用能力。 (3) 加大外语教学力度, 提高英语综合应用能力。 (4) 在课程内容上及时补充本学科国际最先进的知识技能, 积极跟进国际先进的仪器设备。

营造国际化办学环境并设立相应的组织机构首先, 加强对师生员工的国际化办学理念和办学机制方面的教育, 创造国际化的教学氛围, 并将国际化内化为教师的精神气质, 成为一种主动自觉的追求。其次, 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交流活动。而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是国际化得以实践的重要的客观条件。健全相关的部门和组织才能对高职高专国际化活动进行组织协调和专门研究, 使国际化目标及有关措施、专业和课程内容等一系列活动具体化、标准化、系统化。

未来进程中的问题

在高职高专国际化的进程中, 我们应做好充分的准备。既要有思想和教育观念上的准备, 又要有教育条件、教育内容等方面的准备。高职高专教育的国际化, 如同经济领域的国际化一样, 既有正面效应, 也有负面效应。发展中国家参与教育国际化进程, 其正面效应体现在可以汲取各国的先进经验和成果, 一定程度上利用国际资源, 提高本国水平, 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负面效应可能体现在受到西方发达国家文化霸权的冲击, 本土教育受到抑制等。因此, 在我国高职高专国际化的进程中, 我们必须要有理性而冷静的头脑, 正确处理国际化与民族化、个性化与本土化的关系, 决不能因国际化而抛弃了个性化和民族化。

参考文献

[1]刘根东.国际化:新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取向[J].教育发展研究, 2002, (3) .

对我国城镇化的战略思考 篇8

【关键词】 农村劳动力 城镇化 协调

一般来说,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发展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影响的关系,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城镇化发展快慢的成因;而城镇化发展的速度也会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程度。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显示:截止到2006年底,中国城镇人口为5.77亿,城镇化率已达到43.92%。但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人,我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并没有明显地减少。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建设表现出不相协调的关系。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建设不相协调的原因分析

1、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滞后,缺乏中介组织机构,导致农村劳动力不能有效地转移

当前我国由于缺乏成熟的农村劳动力市场,使得劳动力在城市之间和区域之间的供需脱节、信息不灵等问题十分突出。在一些地方或一些行业,劳动力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有活没人干”和“有人没活干”的现象同时存在。政府部门对当地区域的农村劳动力资源和就业状况以及劳动力转移等有关具体问题并未进行详细调查,对何地需要劳动力、需要多少、需要什么样的劳动力等问题也无法掌握,难以对农村劳动力进行系统的规划。此外,农村劳动力的城市流转以及区间流动缺乏相应的中介服务和信息来源。许多农村劳动力进城寻求就业机会的信息获取几乎都来自亲戚、朋友和同乡等社会网络的帮助。信息渠道不畅,劳务供求信息严重匮乏,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盲目性,很大程度上仍滞留在民间自发状态。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的滞后,中介组织机构的缺乏是导致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发展不相协调的重要因素之一。

2、户籍制度和传统的土地产权关系约束了农民身份的改变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通过户籍制度以及粮食购销制度等,对农民进城就业以及定居等进行了严格限制。这使得城乡之间的劳动力自由流动形成了严重障碍。由于受到户籍制度的影响,目前向城市迁移的人口仍然以流动人口为主。我国常年流动人口为6000-8000万,而农民工身为城市劳动者,却没有长期生活在城市,并获得城市居民的权利。这部分农民工的户口仍然保留在农村,同时还拥有土地,仍然以耕地作为社会保障的基础。在劳动力流动过程中也由于如上存在的不彻底性,导致农村土地无法进行持续的规模化经营。同时应该注意的是,在农村土地二轮承包中,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的政策,一方面对发展农业具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却存在着土地流通制度的不完善。对有能力脱离土地的农民,缺乏合理经济补偿的成熟规定,这使得农地使用权转让出现了现实的不可操作性。不利于土地所有权地转让,限制了剩余劳动力在行业之间的转移。

3、城市失业问题严重和城市设施超负荷运转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20世纪的后几年,失业成为我国城市发展的一个惹眼的话题,据劳动部门的数据,“十一五”期间,城镇每年有1200万人不能就业。同时“低工资,高就业”的政策使很多企业存在着隐性失业,企业在出现大量冗员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低下,城市中出现了10%的无效劳动,城市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在短期内不会有很大的改观。在这种状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可能像现存城市大量转移,同时城市发展中出现了超负荷运转。根据联合国有关城市发展方面的规划建议,城市发展的基础设施与GDP之比应该为1.5%-4%,但是我国目前仅为0.14%-0.87%,受国家财政状况的约束,短时期内我国的城市基础设施状况不会有很大的改观,这也会影响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

4、落后的农村教育,制约着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劳动力低下的文化素质也严重制约了其向城镇有效地转移。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全国4.8亿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4.2亿人,八成多农村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素养低下。全国99%的文盲、半文盲集中在农村,特别是中西部的农村地区。根据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发布的数据,2003年转移的农村劳动力中,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当年转移的比重为26.2%,初中文化程度比重为61.3%,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的比重为12.5%,大专文化程度以上的比重为0.7%,外出劳动力经过专业培训的比重为18.5%。这样素质的人员只能从事较为低级的劳动,因而难以进人较高层次的产业。据统计,2003年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从事建筑业、餐饮业、运输业、商业的分别占外出劳动力的26.1%、9.3%、7.0%和7.7%。从长远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低素质劳动力的转移领域会越来越窄。一方面,低素质的民工难以在劳动力市场上和

下岗职工竞争;另一方面,低素质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和经济周期的相关程度增大。

二、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建议

1、着力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建立规范的劳务市场中介组织

要实现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必须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健全就业服务体系,逐步形成统一开放、公开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各级政府首先要打破劳动力流动的城乡界限、所有制界限,拆除农村劳动力在就业方面的各种壁垒,取消农民进城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和生活的限制,实现城乡居民身份的真正平等,逐步建立城乡结合的分层次、网络型、综合性的劳动力市场。其次要加强劳动力市场体系建设,一要逐步消除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况,建立“企业自主用人,劳动者自由择业”的市场化就业制度,其关键是加快城市就业用工、福利体制和社会保障三位一体的改革,以消除劳动力市场不全竞争的病根;二要建立规范、功能齐全的劳务市场中介组织,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包括信息咨询、职业介绍、职业培训、失业保险等方面的综合服务,培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使分散的小农户与大市场连结起来,促进劳动力有序流动和合理使用;三要加快劳动力市场规则的建设,防止市场垄断、歧视、非公正交易及侵犯自主交易权和人身权利、契约权利等不正当行为;四要加强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预测、规划、调控、立法和监督,使劳动力转移走向制度化、规范化;五要加快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建设,促进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更加规范有序,更加富有成效。

2、加快户籍制度的改革,建立合理的农村土地流转机制

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应旨在消除城乡人口和劳动力的分割和不平等。其核心是要剔除附着在户籍关系上的种种社会经济差别,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面前人人平等。我国应尽快变户口静态管理为动态管理,淡化户籍制度对经济活动的制约作用,实行用工制度与户籍制度弹性挂钩,建立规范的劳动力市场,加速实行证件化管理,用经济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来调节人口迁移,真正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最终目标是保障公民迁徙自由的权利,并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从而使迁移做到有法可依。农民落户城镇后,按有关文件规定可享受与当地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包括就业、收人、子女受教育、居住、福利等待遇,避免出现对农民的制度性歧视,彻底解决进城(镇)农民的后顾之忧。完善现行农村土地制度,推进农村土地合理流转。土地不仅是重要的生产要素,还是农民的生存保障,对于迁出的农民来说,放弃土地就意味着放弃财富。为了让农民无后顾之优地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应尽快建立合理的农村土地的流转机制,促进农村土地市场的发育,以割断人口城镇化的“脐带”。在长期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前提下,要尽快以法律形式赋予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允许和鼓励外出农民依法转让、转租、人股、抵押土地承包权,并获得相应的适度收益。

3、科学调整城镇化发展战略,形成结构合理的城镇体系

城镇化不仅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聚的过程,也是城镇结构不断完善的过程。我们要针对当前城镇化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突出问题,科学调整城镇化发展战略,建立和完善结构合理、等级分明、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高效城镇化体系,进一步扩大城镇化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第一,要坚持不懈地建设大中城市,发挥其强大的经济聚集和辐射功能。大中城市基础设施好、聚集功能强、居民收人高、吸收境外投资多、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强、第三产业发展快,就业机会也会大大增多。

第二,要积极发展小城镇。今后城镇化政策的核心要由以控制城市规模为主转移到发挥城市集聚效益和形成合理的城市层级结构上来,必须根据不同地区的现实和发展要求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

第三,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发展。特别是发展中西部地区省域中心城市的建设,提高发展质量,形成优势,逐步缩小与东部地区差距,提高其集聚资本和劳动力的效应,增强其辐射能力和聚集能力,吸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4、提高城市产业竞争力,加快第三产业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化发展提供产业支撑

城镇化的本质是伴随着工业化、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的一个发展过程。城镇的形成和发展需要产业支撑。只有当城市的经济实力提高了,第二、第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城市才会吸引非农人口和第二、第三产业的聚集,进而发挥城市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促进分工和专业化,推动经济的发展。因此,要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尽可能多的就业岗位,就必须加快繁荣城市经济,增强城市产业竞争实力。为此,一是要针对农村人口基数大、就业压力大的实际,从中国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出发,适时适度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不宜不分条件、不分地域地片面强调高技术,过早、过多地用资金密集型的技术代替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将提高就业门槛,影响城镇化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协调发展。国家应当出台一些相应的配套政策,为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型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要加快服务业发展。中国工业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已相当有限,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产业的转移主要取决于服务业的发展。而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业所占比例低,仍有很大发展和吸收劳动力就业的空间。应当全面发展城市服务业,并以此促进城市化的发展和城市整体水平的提高。

5、加快教育体制改革,提高农村居民的素质

提高农村居民的素质应致力于教育体制的改革,具体的措施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考虑: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推行农村义务教育,落实和保障农村子女都完成义务教育所规定的学习要求。这不仅需要对农村的基础教育投人必要的人、财、物支持,而且还应从根本上取消城乡户籍制度在教育上所体现的歧视。允许更多的乡村学生进城读书,有助于产生城市的“亲和力”,进而扩大以对农村劳动力城市转移的吸引。另一方面,还要大力发展适应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职业技能培训。可以在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发展相应的职业教育和乡村成人教育,培养一批有文化、有技能的劳动者,为农村劳动城镇转移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农村就业培训教育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其一,各级政府要结合当地农业经济发展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类农民培训。其二,加强农村职业教育基地和教学管理建设。按照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需求,对农村职业教育基地、师资力量、教学手段和培训教材等,合理规划、完善管理和加强投人,形成与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为农民服务的职业教育新模式。其三,坚持农民培训与就业、提高农民收入相结合。建立以市场为导向,以订单、定向、定岗培训为重点的培训机制,针对不同行业、不同工种、不同岗位,进行对口职业技能培训。

6、激发全社会的创业热情,推动全民创业,建立创业型社会

建立创业型社会有利于化解当前就业的矛盾。目前,我国城市就业形势严峻,农村又有许多需要转移的劳动力,对此,只有使创业社会化,才能实现就业最大化。变政府主导创业为民众自主创业,把以政府提供岗位,安置就业为主,转变为“自造饭碗”、自我就业,将更好的化解就业矛盾。其一,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的发展。企业可以从个体户发展起来,大企业可以从中小企业发展起来。日本、韩国、法国、德国等国家,中小企业解决了70%-80%劳动力的就业。一般来说,市场经济国家1000人中大概有50个企业,日本1.25亿人口,有600多万企业,而我国现在13亿人口,才350万个企业,从此可以看出我国就业形势的严峻。城里只有大量发展中小企业,才能增加吸引农民进城的能力。限制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发展,限制个体户的发展,城市就丧失了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因此,必须大力支持中小企业和个体户的发展,激发和鼓励全社会创业,才能实现就业最大化。其二,特别要考虑到,我国农村长期内始终会有数以亿计的人难以向城镇转移,因此,为了使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也能过上富裕、文明的生活,必须建设新农村。强调建设新农村,并不是要忽视城镇化,放慢城镇化,更不是否定城镇化,而是更好、更健康、更扎实地推进城镇化,实现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协调发展。

(注: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05Y307)的部分成果)

【参考文献】

[1]高国威: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激励和约束看中国特色的城市化[J],农业经济问题,2005(11).

[2]吕政: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与问题[J],中国工业经济,2005(12).

[3]陈甬军、陈爱贞:从劳动力转移到产业区域转移[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7(2).

[4]陈伙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背景的财政金融支农服务[J],改革,2007(1).

[5]曾令华、江群、黄泽先:非农就业增长与城市化进程相关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07(1).

[6]王增民:根源与实质——社会变迁视角下的农民工问题[J],经济经纬,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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