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诉讼存在问题分析论文

摘要：我国《民法典》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对“实际施工人”概念并没有明确定义。“实际施工人”制度一定程度上给发包人造成压力，加速获得工程款，但并不能完全保障农民工的权益。在大量案件中存在不同的转包、分包、挂靠的情形，虽便于“实际施工人”提起诉讼，但是却给司法实务带来难题，即责任应当如何分配。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农民工诉讼存在问题分析论文 (精选3篇)》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农民工诉讼存在问题分析论文 篇1：

大数据背景下农民工民事诉讼程序困境及其破解

摘要：随着我们人类历史上一次规模宏大的人口大迁徙，以农民工为主体的群体涌入城市，他们在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已经取得了非常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农民工的利益保护问题迫切需要解决。我们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调查了多名农民工，并发现他们在民事诉讼的过程中有着诸多的困境，发现造成这些困境的内因在于农民工自身的薄弱性、外因在于诉讼程序的不完善性。笔者认为应该通过提高农民工的法律保护意识和完善其民事诉讼程序来有效解决该群体诉讼所出现的困境。

关键词：农民工;民事诉讼;大数据

1农民工在民事诉讼程序的现状和困境

1.1当下农民工民事诉讼程序中的现状

根据我国相关条例的规定，农民工是指户籍在农村、有工资性收入的劳动者。[1]随着劳资关系的复杂化，他们的权益不断受到侵害，主要体现在工资被拖欠方面。笔者针对农民工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这些法律法规给予了他们很大的实体权利，但是如何保障这些相关的实体权利能够顺利实现的相关权利就较为薄弱，因而农民工群体的这一系列实体权利在实际的行使过程当中就会遇到诸多的阻力。

1.2当下农民工民事诉讼程序中的困境

由于广大的农民工們其自身存在了一定的局限性，这些局限必定会导致法律赋予他们的实体权利在实施的过程中不断受阻，并且也无法靠着一己之力来有效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其自身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援助的缺失。现如今，聘请律师所需要的花销是极其庞大的，置身于民事诉讼中的农民工群体根本无法负担得起这一笔昂贵的费用。虽然，在实际的诉讼过程中会有免费的法律援助提供给农民工，但是，毕竟农民工群体的人数庞大，供求比例失调，导致了大量的农民工挤出法律援助的大门之外。[2]因而，造成了农民工的法律援助权利成为了空谈。

(2)对法律相关知识较匮乏。对于我国大部分的农民工来说，他们缺乏对于法律相关知识的了解和有效保障其自身合法利益的表达手段，因此，其相关的法律意识也相对较为薄弱一些;当广大农民工群体中有人卷入到了民事诉讼案件当中，并面对着一系列极为复杂的规章制度和相关的法律法规等内容，他们必然会由于对其不了解而无法将自身的合法诉求合理地表达出来，或者无法正确地把握住其自身诉求的限度，从而造成了自己合法权益并没有得到相应的维护[3]。

(3)举证能力的缺乏。在本次调查的涉及广大农民工的维权诉讼案件中，劳资纠纷的维权案件占比显然是较为大的，但是往往会有为数不少的农民工败诉。

如图1显示，在所调查的100位农民工群体中，仅有30%的人与用人单位签订了正式的劳务合同。这样一来，将来他们遇到劳务纠纷时，在举证的过程中就显得极为困难。

如图2显示，某中级人民法院在某年度所审理的1000多件与农民工群体相关的民事诉讼案件当中，当事人与其所诉讼的用人单位签订过有效劳务合同的案件仅占总案件的27%;而在审判前无法提交相关劳务合同的农民工占案件的比例最高，高达62%;不但无法提交劳务合同，而且还无法提交有效拖欠凭证的案件，占总案件的11%。

2形成农民工民事诉讼程序困境的原因

2.1农民工民事诉讼程序困境的内在原因

自身的薄弱性：在我国，农民工群体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是很高，因此，他们的法律意识不够，其中对法律较为了解的人非常少。通过调查，当他们中有人与劳动用人单位为发生劳务纠纷的时候，大约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会选择其认为最简单的方式——“私了”。同时，选择聘请相关律师来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进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显示为零。[4]因此，当相关的用人单位高薪请来相关的专业律师之后，他们便已经“不战而胜”居于不败之地了。

2.2农民工民事诉讼程序困境的外在原因

复杂的诉讼程序使农民工不懂起诉：我国劳动法规定，当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之间发生了劳动争议时，除了由双方当事人的协商解决外的劳动争议纠纷解决的程序主要包括了仲裁和劳动诉讼两种的方式，而唯一的仲裁程序是法定的劳动必须诉讼程序。[5]立法的本意是要通过相关劳动部门来化解那些法院难以应付的诉讼案件，从而能够有效地提高诉讼效率。但是，在实际的过程中，这种必要的程序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农民工不知道该如何利用相关诉讼程序来维权。如图3所示，在调查中，发现有约80%的人都认为打官司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3在我国保护农民工诉权的理论基础

3.1司法公正原则

司法公正原则是指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在司法活动的过程和结果中应坚持体现公平和正义的原则。司法公正是社会正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其中实体公正主要是指司法裁判的结果公正，当事人的权益得到了充分的保障，违法犯罪者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和制裁。程序公正主要是指司法过程的公正，司法程序具有正当性，当事人在司法过程中受到公平的对待[6]。

3.2民事诉讼法的当事人平等原则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指的是当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的民事案件中，其应该依法保障当事人的权益，并且也应当尽可能地便利当事人行使其诉讼的权利，同时，对待当事人也应当秉着一律平等的原则。任何公民，都应毫无例外地遵守法律，享受法律规定的权利，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7]。

4破解农民工民事诉讼程序困境的对策

4.1切实落实农民工权利的程序保障

《劳动合同法》、《进程务工人员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等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的颁布，无不显示着我国立法者们对于农民工这样一个群体合法权益的重视程度和关心度的提高[8]。但是，法律给其的实体权利要想顺利地实施，必须依靠一定的程序权利作为有力保障才行。由于程序保障是农民工群体权利保障的核心之处，因此只有保障好程序权利的顺利实施，才能够更有效地令农民工更好地实现法律赋予其的实体权利，以真正实现法律层面的公平正义。

4.2针对农民工这一弱势群体的可行性政策参考

(1)法官适度行使“释明权”。在审理案件的过程当中，大多数的情况下法官在行使审判的态度和方式都是非常被动和消极的，虽然这样的情况较为符合审判时的原理，但是事无绝对。由于诉讼双方在社会上的经济地位悬殊较大，进而导致两方在法律援助方面有着较大的差距，所以他们并不能真正平等地来行使这种民事诉讼的权利。在此种情况下，法官如果严守辩论中立，不能够充分地给与相对弱势的一方必要的理解和帮助，实际上就会过分地造成法官放任相对较为强势的一方利用其所熟知的法律诉讼程序、知识和程序规则欺凌较为弱势一方的行为和结果[9]。这样一来，不免会导致民事诉讼实体公正的实现受阻。此类理论的辨明既为有利于弱势诉讼一方的当事人进一步地行使其民事诉讼的权利公正地提供了机会，又不至于过分地偏离法律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10]。

(2)达到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农民工民事诉訟程序权利保护，是在确认农民工社会弱势的前提下，在民事诉讼程序中为农民工具体民事关系的确认提供倾斜性的保护。这不是对民事诉讼程序正义的摒弃，而是在公平正义上为广大农民工、劳动者提供平等、自由发展的机会和条件，保证他们实质上拥有与其用人单位等社会强者一样实质上平等的权利能力和劳动机会[11]。

4.3构建劳资双方诉讼调解新模式，实现双赢效果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劳资关系已经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而涉及农民工的劳资矛盾的产生大多数是因为包工头的恶意克扣或者拖欠工资所造成的，因此，对各行各业的监管力度大大增强会有效抑制这种矛盾的产生[12]。

4.4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通过公众号方式来提高农民工法律意识

“微信公众号”是一个集信息发布与功能服务为一体的交互平台，它能够通过向关注的人群群发相关图文、语音和视频等信息，可以开通与农民工民事诉讼相关的微信公众号，来定期发布一些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法律知识或者民事诉讼程序相关的知识等，以此来不断提高他们保护自身利益的法律意识和相关的法律知识[13]。

参考文献

[1]陈元庆.论我国农民工民事诉讼保障[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13(1)：22-26.

[2]朱孝彦.民事诉讼视角下的农民工权益保护研究[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2(1)：116-120.

[3]赵新政.法援律师巧诉讼 北京6名农民工年底要回7万欠薪[J].中国工人，2018(2)：38-39.

[4]张广平.农民工诉讼法律援助——从诉讼角度论起[J].法律博览，2015(15)：231-232.

[5]王一帆.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的诉讼困境[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14(3)：23-26.

[6]赵忠江.现阶段辽宁省农民工诉讼法律援助的主要困境与对策[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6)：44-49.

[7]李小峰.农民工诉讼维权浅析[J].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1)：41-42.

[8]张卫峰，张磊.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思考——以河南省巩义市人民法院为蓝本[J].法治与社会，2011(27)：186.

[9]王长江.论农民工劳动权的保护——以诉讼为视角[J].中州学刊，2010(4)：95-97.

[10]李明.农民工讨薪诉讼的困境及其进路[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0(3)：80-89.

[11]刘海蓉，周维珩.农民工在诉讼中的困境及对策[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09(4)：34-36.

[12]陈乾.农民工诉讼权利行使问题的调研报告[J].人民司法，2009(5)：49-53.

[13]李缨，刘君.档案与农民工维权诉讼[J].四川档案，2008(5)：11-12.

(编辑：周安琪)

课题来源：华北理工大学2019年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X2019245)

作者简介：林秋，女，海南儋州人，本科，研究方向：民事诉讼法学。

作者：林秋　任子航　杨梦颖　张晟宁

农民工诉讼存在问题分析论文 篇2：

“实际施工人”制度的法律实务研究

摘要：我国《民法典》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对“实际施工人”概念并没有明确定义。“实际施工人”制度一定程度上给发包人造成压力，加速获得工程款，但并不能完全保障农民工的权益。在大量案件中存在不同的转包、分包、挂靠的情形，虽便于“实际施工人”提起诉讼，但是却给司法实务带来难题，即责任应当如何分配。“实际施工人”因诉讼理由不明确而被法院驳回起诉，为取得诉讼胜利，不建议“实际施工人”在诉讼过程中以优先受偿权为理由，建议“实际施工人”将“上家”全部起诉。“实际施工人”和“发包人”都应根据合同相对性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关键词：实际施工人;合同相对性;优先受偿权;合同无效

一、问题之提出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无效的情形下，“实际施工人”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维护自身的权益。目前，对于“实际施工人”的认定存在争议，可以明确的是并不包含农民工，因此该制度能否从根本上保障农民工的权益仍然存疑。该制度的提出一方面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即“实际施工人”可以在合同无效情况下向工程项目涉及的发包人、分包人、业主等同时追索工程价款，这点在理论界仍存在争议;另一方面在法律实务中，不应仅考虑“实际施工人”的权益，对于发包人的利益也应当有所思考。笔者对于“实际施工人”制度的研究对法律实务从业者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二、“实际施工人”的认定

“实际施工人”制度之提出是为了保护农民工的权益，但在实施过程中却困难重重。《民法典》中并没有“实际施工人”的概念，仅在第七百九十一、八百零一、一千二百五十八条中提及“施工人”;在第七百八十八、七百九十一、七百九十三、七百九十七、八百零二至八百零七条中提及“承包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的第一条、第五条、第四十三条中虽提及“实际施工人”，却没有给出具体概念。

“实际施工人”应当为实际完成工程的主体。违法分包人、转包人因其并未直接参与施工，因此不能认定为“实际施工人”。因此，“实际施工人”的责任主体主要有三种情形：第一种为借用资质的掛靠行为。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第一条和第七条中被称为“借用”，“实际施工人”借用某企业(承包人)的资质来完成项目的施工;第二种情形为在违法分包中承包行为，主要表现为承包人将工程肢解发包，分包人再雇佣施工所需人员(通常指农民工);第三种情形为违法转包中的承包行为，主要表现承包人将工程转包，分包人雇佣人员完成施工。

“实际施工人”制度并不能完全保障农民工的权益。“实际施工人”为自然人，角色则通常为“包工头”“小老板”等雇主，并不包含施工人员(农民工)。制度设计中，当“实际施工人”通过法院起诉等方式获得工程款，农民工可以追讨欠款。但存在问题有二：一是制度保护的主体从农民工变成雇主，若雇主通过诉讼拿到工程款后不将工程款支付给农民工，农民工依然无法拿到工资，且部分雇主本身不具备用人主体资格，农民工权益无从保障;二是如仅认定投入工程资金的主体为“实际施工人”，肢解发包情形下则会有数十个施工队长，会出现大量诉讼的情形，给司法资源和发包人造成压力。

现实中，施工项目远比“实际施工人”制度设计的复杂，如工程可能转包给一个企业，该企业将工程肢解发包给五个公司，其中还有借用公司资质的挂靠人，后公司、挂靠人又雇佣数个施工队长，施工队长从全国各地雇佣农民工来完成项目。在此情形下，发包人的管理较为困难，实际施工人的认定则更为复杂。

三、“实际施工人”追索工程款难点探究

“实际施工人”在诉讼中，主要存在两个难点：

(一)“实际施工人”能否以利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中第三十五至四十条的“优先受偿权”和《民法典》第八百零七条中工程折价后拍卖费用优先受尝规定来保证自身的权益。发包人怠于履行支付工程款的义务或确实因特殊原因无法支付，承包人可以请求法院将工程拍卖或者折价，费用到账后，承包人可以优先获得工程款。该条款存在问题是此处的承包人与发包人签订的合同是合法有效的，但是承包人与“实际施工人”签订的合同无效，那么“实际施工人”能否有优先取得折价后的工程款的权利呢?

在实践中，法院通常会有两种审理方式：一种是“实际施工人”的合同自始无效，与发包人之间也并无债券的关系，因此并不能享有优先受偿权;另一种是虽然合同是无效的，但是“实际施工人”所做的工程，只要质量符合规定，其优先受偿权不必然丧失。笔者认为，“实际施工人”以优先受偿权为理由去诉讼，实际上是行驶代位权，在合同无效的前提下，该诉讼较大概率可能被法院驳回起诉。

(二)“实际施工人”起诉过程中，不同主体(如转包、发包、分包等)的责任分配问题。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转包、分包、挂靠的情形，虽便于“实际施工人”提起诉讼，但是却给司法实务带来难题，即责任应当如何分配。《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第四十三条“实际施工人以转包人、违法分包人为被告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实际施工人”根据自己在整个工程中处于的位置，起诉时可将承包人、发包人都列为被告。

通常法院处理存在三种模式：第一种为不告不理原则，对于“实际施工人”起诉的主体，若是存在问题，只要原被告不提出增加第三人，那么案件的审理结果可能是仅针对被告承担责任。第二种是根据利益的关联性，要求发包人支付承包人工程款，承包人支付分包人工程款，分包人支付挂靠人工程款，挂靠人支付“实际施工人”工程款，“实际施工人”再去支付农民工工程款，环环相扣，条理清晰。第三种是法院处理案件的常用模式，即“实际施工人”的上家全部承担责任，具体表现为违法发包人和非法转包人承担连带责任，发包人和总发包人承担欠付工程款范围内的责任。此种处理模式看似较为合理地帮助“实际施工人”解决欠付工程款的问题，但是在判决生效后“实际施工人”索要工程款或者法院执行过程中，各责任主体易出现相互推诿的状况。在法院判例中，会出现“实际施工人”和“承包人”宁可起诉案件到最高院，也要求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实务中还会出现“承包人”和“实际施工人”向发包人“做扣”的情况。所谓“做扣”，是发包人在合同期限内并未支付工程款，承包人和“实际施工人”为能拿到工程款，所以向法院提起诉讼，随后承包人以未收到工程款为由，要求发包人承担给付责任。当“实际施工人”的数量足够多，诉讼案件的数量会逐渐加大，在发包人不了解项目的情况下，可能会多支付超额工程款。此外，“实际施工人”制度是为了能够让农民工可以拿到工程款，但若起诉过程中一直可以追加到发包人，会让合法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形同虚设，违法转包、分包、挂靠现象愈演愈烈，给法律实务工作带来困难。

该难点的主要问题在于对“发包人”的认定，在复杂的工程中，每个环节中主体承担的角色可能并不相同，可能在上一个环节是承包人，下一个环节就是发包人。所以在责任的判定中，笔者认为应当采取第一种模式，明晰概念，保证每一方都能得到公平合理的判决。

“实际施工人”诉讼的两大难点，需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但对于当事人，可能就是准备证据、诉讼理由、案件事实整理等全面的改变。因此，“实际施工人”应选择最适合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四、“实际施工人”使用突破合同相对性起诉对发包人的利益影响

《民法典》合同编的基础便是大陆法系所主张的“合同相对性”，指在合同的范围内，仅对合同中存在的主体产生法律约束，并没有涉及第三人。突破合同相对性，指合同当事人可以向合同之外的主体提出诉讼，针对合同的内容也可以有所突破，针对所承担的责任也可以要求第三人承担。

国内的建筑领域要求必须有相应的资质才能施工，因此产生种种乱象。在违法分包、转包、挂靠的过程中，如依法认定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则会影响到工程款的支付，这触及农民工的权益。因此，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法院有时便会以合同的相对性为裁判要点来驳回当事人的起诉。但“实际施工人”可以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第四十二条和第四十三条为由对转包人、违法分包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两种合同的签订在法律上是无效的，但可以行使代位权，索要工程款，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合同的相对性。“实际施工人”突破合同相对性是有所限制的，一旦施工人合同有效，则法院有权不予受理。在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中，对发包人的权益可能造成哪些影响呢?

(一)诉前冻结账户，影响发包人正常业务

若发包人已将工程款足额按照进度支付，且并没有逾期行为，理应处在诉讼的强势地位，但是实践中情形并非如此。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中“实际施工人”很多，可能并不知发包人的支付情况;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也不知道发包人是否支付，则会追加发包人为被告。在此二种情形下，因为承包人的过失，而给发包人造成较大的压力：一方面在法律信息公开的状况下，发包人被起诉很可能第一时间被外界周知，造成较大的舆论压力，甚至会出现供应商停止供货的情况;另一方面发包人往往资金雄厚，所以较多原告会对发包人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即将发包人的主要银行往来账户冻结，部分法院甚至一次性冻结发包人名下多项账户，给发包人的业务造成影响。建筑施工企业的主要业务是通过招投标来获取资金和收入，大量的招标文件中，都会要求投标人不允许出现名下账户被冻结的情况，一旦发包人的账户被冻结，势必会对发包人下一步的投标造成影响。

(二)诉讼纠纷过多，让发包人疲于应对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标的额较大，甚至达到十几个亿，但“实际施工人”的诉讼标的可能仅为十几万、几十万，发包人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明确已支付款项，且要搜集大量的财物凭证，从中选出对此案件有帮助的证据。且当“实际施工人”跑路，农民工会在年终的时候去发包人的单位、当地政府部门，期待得到解决方案，让发包人不知该如何应对。

(三)重新鉴定工程量，对发包人不利

在实践中，“实际施工人”与发包人的争议焦点往往是工程量，在双方争执的情形下，法院则会提出可以申请司法鉴定机构鉴定。一方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管辖法院往往在工程所在地，所以即使项目已经竣工，实际施工人和发包人仍然需要到工程所在地进行诉讼，而申请鉴定则会延长诉讼的周期，且需要派专人去法院进行摇号，申请鉴定会增加发包人诉讼成本。另一方面工程量的确定应以发包人和业主之间的合同为准，但是到了实际施工人诉讼的过程中，则会出现重新鉴定的情形，对发包人很不利。

法院案件审理，倾向于“实际施工人”的权益。发包人与合法承包人，会签订《××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合同中也会约定具体的支付价款、工期、违约责任等。但在法院处理诉讼纠纷，会倾向于实际施工人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并不采纳发包人和合法承包人签订的合同条款，一定程度上影响发包人的利益。在实践中，部分发包人与合法承包人签订的合同条款中约定“发包人按照核算后的工程量，定期支付工程款打给承包人”。但是承包人将工程肢解发包时签订的合同条款很可能约定按工程量进度来支付价款，当“实际施工人”在没有拿到工程款时，便会向法院起诉发包人在给付范围内赔偿。通常情况下，法院会为了保护农民工的权益，按照已成事实来判定发包人支付钱款，忽略发包人的实际利益。法律实务中，不应只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对于合法的发包人，应当在审理中有所支持。

五、对于法律实务的启示

在法律实务中，无论是“实际施工人”还是“发包人”都应该根据合法的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实际施工人”可能法律意识较为淡薄，不了解诉讼程序，无法提交确凿的证据，维护自身权益，因此应同时从以下几点入手。

一是诉讼期限。一定不能已过法定的诉讼时间。管辖法院的选择，通常情况下选择项目工程的所在地，如有特殊情况，应咨询法院，避免因选择错误耽误诉讼时间。被告的选择，尽量将涉及工程的所有主体全部列为被告，避免出现追加第三人的情况，延长诉讼时间。

二是最大限度保障自己的工程款可以追回。“实际施工人”可以申请诉前财产保全，一方面可以冻结被告的账户，保证自己的诉讼权益;另一方面也可给被告警示，让对方积极应诉，可以尽快促进案件的进展。

三是可以向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提交工程司法鉴定申请，一方面可确定工程量，避免与被告在庭审过程中，因工程量不确定而影响案件审判;另一方面可根据鉴定的工程量找到相应证据材料，做到不缺不漏。

四是應当以公司函件等方式持续向承包人等索要工程款，保留好相关证据，避免案件审理过程中被告以未收到欠款的理由怠于履行。在裁判结果出来后，“实际施工人”如对判决金额认可，应积极联系被告执行法院判决，如对方不执行，可以在相应期限内，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实际施工人”如对判决金额不认可，可在规定时间内向中级人民法院上诉。

“发包人”对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应当从工程开工前便有所准备。首先要确保承包人的资质符合国家法律规定，并且不存在挂靠、肢解发包的情形，确保工程的质量。其次要定期跟进项目的进度，核对工程量，并留下每一笔支付的财务凭证。实践中，可能对塔吊司机等工人直接以现金方式支付，对此也应当让相应的人员签收据，避免后续结算中出现核算不清的情况。最后是面对诉讼，应当以举证自身已将工程价款按照合同规定支付为主，而不是以认定合同无效为主。实践中，部分发包人以承包人与“实际施工人”合同无效为争议焦点，实质上是法律实务思维浅显，不知晓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法律条文，因此可能导致诉讼失败。

“实际施工人”制度的初衷是为了能让农民工获得工资，但在工程项目各项环节中农民工仅为最底层，可能没有向发包人等索要工程价款的诉讼权利，因此衍生出诸多法律问题。但“实际施工人”制度会随着法律的进步而更加完善，法律实务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也会被逐渐解决。

参考文献：

[1] 刘承韪.合同相对性理论的起源与流变——现代意义合同相对性在两大法系确立过程之比较[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7(1).

[2] 唐倩.“实际施工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实证研究[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9(4).

[3] 周琳苒.数个转包或违法分包人之间对“实际施工人”的责任承担——兼论《建设施工合同纠纷司法解释》第26条的理解与完善[J].法律适用·司法案例，2017(18).

[4] 刘一博.“实际施工人”制度的反思[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8(5).作者简介：宋美奇(1995—)，女，满族，辽宁沈阳人，单位为中国化学工程第九建设有限公司，研究方向为民商法。

顾大峥(1987—)，男，汉族，辽宁大连人，单位为中国化学工程第九建设有限公司，研究方向为建筑法。

(责任编辑：易衡)

作者：宋美奇 顾大峥

农民工诉讼存在问题分析论文 篇3：

论农民工的权益保护

摘要：农民工，是中国社会中一个特有的群体，他们每天从事着这个城市中最脏、最累的工作，却拿着微薄的工资。将从农民工这一名称谈起，论述农民工生活的现状及形成原因，并提出了对农民工进行保护的相关措施。当前中国对农民工问题所立的法律很多，但农民工的权益之所以仍得不到保护，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政府对农民工问题重视不够，执行力度不强，对农民工的保护缺乏长效机制等。

关键词：农民工;监察机制;诉讼费用

1“农民工”之争

农民工这个称谓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雨林教授在1984年首次提出。当时主要指的是离土不离乡的在乡镇企业工作的农民。学者王春光认为应该从四个层面来界定农民工：(1)职业层面，即农民工从事的是非农的职业;(2)制度身份层面，即农民工是农业户口，在身份上是农民;(3)劳动关系层面，即农民工是被雇佣者;(4)地域层面，农民工来自农村，是农村人口。按照这一界定，农民工指的是受他人雇佣从事第三产业的工作，而其户籍仍在农村的劳动者。所提及的主要是指在城市中务工的农民工。

对于农民工这一称呼的争议主要表现在三方面：(1)有人认为该词带有歧视性。全国人大代表朱玉明认为，中国现在有几千万的产业工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大多数来自于农村，他们被视为工人阶级，而此后进工厂当工人的农民则背上了农民工的称呼，这显然是一种歧视。(2)有人认为该词本身就错误。农民和工人本来是职业称谓，把两个职业称呼合并在一起，就显得有点不伦不类。持此种观点的有湖南老人萧一湘和学者章立凡。(3)有人认为该词是中性词，本身并无歧视之意，之所以会对农民工存在歧视，并不在于其称呼上，核心问题在于户籍制度上，因此应当废止的是对农民工造成歧视的社会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邹农俭教授就持此观点。作者比较认同第三种观点，认为农民工是大家约定俗成的一个叫法，虽然在现实中农民工确实受到歧视，但受歧视的根源在于农民工与城市居民所享有的权利的不对等上，农民工在有些人眼中被视为“二等公民”，要使农民工不受歧视，只是废除农民工一词显然只是治标而不治本，从法律制度上来保障农民工的权利才是消除歧视的根本所在。

2农民工工资保护现状

在国家加大农民工保护力度的条件下，在全国上至国家总理下到贫民百姓为农民工讨新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工环境改善了吗?农民工讨新道路通畅了吗?他们拿到自己的血汗钱没有?我们先看几篇报道：

(1)包工头卷款逃跑,七农民工讨薪不成集体自杀。2006年10月5日上午，沈阳市急救中心医院急诊室里一片忙碌，7名农民工因包工头卷款逃跑，而得不到应有的劳动报酬，服下了大量的安眠药片，被送到医院抢救。

(2)农民工讨薪遭殴打。2006年11月2日，在广州市海珠区南洲路某工地，讨薪的25名工人被锁在工地院子里。随后30多名便衣男子持铁棍，拿砖块对讨薪者一顿毒打。其中有3人还用灭火器向工人喷射干粉，造成多名民工受伤。 

(3)四川农民工父子讨薪遭群殴，儿子当场死亡。2006年12月20日下午，在宝鸡打工的四川农民工谢友远父子被包工头通知去“结算工钱”，但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竟是一顿暴打，儿子被殴身亡，父亲重伤住院……

(4)2007年1月7日，43岁的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三合镇农民李培岩因讨要阜阳某酒店欠其的工程款和工钱，被酒店副总领人殴打后死亡。 

不必列举更多的例子了，打开任何一个搜索引擎，输入农民工讨薪，你将看到有关农民工的悲惨事实扑面而来。

目前，农民工的工资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民工工作量大、工资低且常被拖欠等几个方面：

(1)工作量大。

当前，一些大城市为了保证城市人口在选择职业方面的优越权，采取一些行政措施甚至规章，严格地对农民工务工经商进行限制，这突出表现在一些城市出台了“职业保留法”。如在《武汉市使用外来劳动力管理规定》中把武汉的行业工种划分为三类进行管理，这三类分别为可使用外来劳动力类、控制使用外来劳动力类，禁止使用外来劳动力类。而且，农民工的休息休假权利常常难以实现。据调查，在我国南方的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中，每天工作多达十二到十四小时的，占到46%;根本就没有休息日的，竟然会占到47%。

(2)工资较低且常被拖欠。

农民工虽然干的是最脏、最累、最险的活，但工资待遇与他们的劳动付出不成正比。农民工的工作条件一般说来是比较差的，但工资水平却一直以来都较低，多年来工资基本保持在一千元左右的水平上。随着物价的上涨，农民工的工资却增长缓慢，“有调查显示，年初，在经济较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月工资在1100元左右，几年来只提高了68元。如考虑物价上涨等因素，农民工实际工资是下降的。”在内地，农民工的工资甚至低至500-600元。然而，即使这点微薄的工资公民工却常常那不到手，这一点我们在上文的案件中已充分认识到了。

3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原因分析

3.1政府对农民工漠视

(1)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工在身份上受到歧视。因为农民工的失业是不统计在国家失业率中的，所以有些地方政府竟然无理由的辞退一些农民工，以给城镇中的人就业机会。很多政府官员将本地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多位对外招商引资的优势，担心政府治理企业欠薪会影响投资环境，所以对拖欠工资的行为漠然视之。

(2)有些地方政府认为农民工维权会演变成群体性事件，会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地方政府出于秩序管理的需要，对农民工的权利侵害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以“准司法”的态度对待农民工的保护问题，采取“不告不理”的态度。

3.2我国对欠薪行为没有形成一套强有力的制裁措施和制度

“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行政机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那么法律所规定的公民的权利就会沦为一纸空文。农民权利屡遭侵害，说明政府在行政执法行为方面存有不当之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没有建立农民工权利保护的长效机制。对农民工权利的保护应该是一贯的，不应该是今天通过领导出面解决某个问题，明天又通过突击检查来解决另一个问题。否则会使农民工的权利保护处于不稳定状态，今天权利得到了保护，明天又被侵害了。

(2)对侵权行为处罚力度不够。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为政府对侵权行为的处罚提供了一个弹性的空间。根据公共选择的理论，政府同样也是经济人，具有自利性，政府所作的行为也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那些侵犯农民工权利的用人单位可能就是政府的税收来源大户，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只对侵权单位给予警告或处以比较少的罚款，很少吊销或扣押其营业执照。这样，由于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欠薪的“成本”很低，从而使欠薪行为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并呈蔓延势头。

3.3农民工无法通过法律途径寻求救济

在农民工采取激烈的手段来讨要工资时，人们呼唤农民工应当加强法律意识，通过司法诉讼的方式使自己的权益获得最终的救济。然而，对农民工来说，却是“打官司难，难于上青天”，这缘于司法救济效能的低下，也因为农民工自身经济能力的不足。

(1)诉讼程序繁琐。农民工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必须先进入劳动仲裁程序，对劳动仲裁结果不服的，才能提起诉讼。算下来，农民工打一个劳动争议官司，最少需要一年的时间，而现实中农民工打这样的官司往往需要两三年的时间。

(2)诉讼费用过高。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在其发行的《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显示，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程序，农民工维权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各种花费，综合成本在3420元-5720元之间，如果提供法律援助，则成本最少要在5000元，最高将超过9000元。 可见，农民的维权成本已经远远超过了其维护的权利本身的价值，许多农民工会因诉讼费用过高而在诉讼维权面前却步。

(3)判决执行力不够。有些农民工“费时、费力、费钱”地打赢了官司，却落的个空欢喜一场，欠薪单位往往以资金短缺为由，拒不兑现生效的判决。据《华商报》报道，沈阳华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农民工们当街叫卖判决偿付万元的判决书，叫卖价只为万元。农民工叫卖判决书是出于无奈，但它折射出的问题是判决书的执行没有得到公权力的有力保障。

4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完善

(1)建立农民工工资制度监管的长效机制。

在建立健全现有法律的基础上，要建立帮助农民工讨薪的长效机制。政府要对企业的工资发放进行统一的监管，可以考虑在银行为企业专门开立农民工工资账户，企业按时将工资存入账户，由政府统一发放工资。另外，可以考虑开立专门的农民工服务电话，每天设专人24小时值班，并进行电话录音，对于不及时处理问题的工作人员，要给予处分。

(2)加大劳动监察的力度。建议劳动监察部门严格执法，加大对欠薪行为的处罚，除责令欠薪企业补发所欠工资外，还必须支付法定数额的赔偿金。现在，《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已对这一条做出了规定。另外，对于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应当加大罚款的力度，建筑法建议稿建议将这一数额最高可处以30万元的罚款。

(3)司法程序上，对于农民工，应当适用诉讼费用减免的规定，在农民工起诉时，不需缴纳诉讼费用，诉前财产保全也不许缴纳保证金，以保证农民工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进行维权。另外，应当建立律师的法律援助计划，由律师无偿的为农民工进行法律援助。

参考文献

[1]晓光.农民工这个称谓[N].黑龙江晨报，200646

[2]王春光.农民工，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工人阶层[J]. 学习与探索，2005，(1).

[3]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56.

作者：王　刚陈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