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农民拆迁安置(精选7篇)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快速、大规模而深刻的城市化过程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因各方面发展的不平衡也产生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本论文涉及的主要内容是城市发展带来的农村不协调问题,具体是针对城市郊区的失地农民的安置与保障问题研究。
关键词:失地农民生活困境;制约因素;对策研究
前言
城市化在中国的发展虽然起步晚,但是推进的速度快,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城市向外扩张,挤占了大量的农村土地,进而形成了大批的失地农民群体。这种由城市化的推进而导致农村社会的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对于失地农民来讲,无疑是一个地震式的变迁。因为土地是农民生活的根本,这些群体一旦失去土地就面临着谋生手段的丧失,而这种强行将农村的土地和村民纳入城市空间,自然也会影响到城市的和谐。如果不能妥善地处理失地农民的后续生活问题,城市化带来的变迁将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动荡,本文试图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失地农民安置与保障的原则和出路。
一、我国失地农民的生活困境
(一)我国失地农民的生活困境
目前全国完全失去土地或者人均耕地在0.3亩以下的农民多达4000万人,每年增加的数量以300万计。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沦为三无农民:种地无田,做工无岗,社保无份。随着土地被征用,农民永久地丧失了土地,可以这样说,失去土地的农民将丧失传统的、以土地为中心的基本保障。
1、经济困境
在对失地农民的早期补偿阶段,政府往往采用一次性货币安置的补偿办法。根据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用耕地的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产值的10倍。上述征地补偿费用远远不
足以使失地农民保持以前的收入水平,不足以弥补失地农民因失去土地而带来的经济损失,更不足以解决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譬如以一个五口之家为例,一年至少要3000斤粮食约3000元,100斤食用油约300元,最低的蔬菜支出一年600元。这三项支出对于有承包地的农民来说,粮食、蔬菜、油都是地里长的,不需花钱。失去土地后,这3900元就变成了硬性支出,这只是最低生活标准。如果失地以后,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恐怕连最低生活都无法维系。
2、就业困境
失地农民在被迫与土地分离之后,面临职业与劳动方式的转变,他们中的大多数将转向第二、三产业,但由于其自身条件、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等原因,普遍存在就业门路少、寻找工作难的问题。因为企业对用工人员的劳动素质和技能要求也较高,而普遍农民在这方面不存在竞争力,即便他们被录用也很难适应现有的工作。
3、医疗、养老困境
城市社会保障系统中的医疗和养老成本较高,明显超出了失地农民的承受能力。在城市医疗保障系统下,通常一次大病的住院医疗,少则几千多则几万几十万,当农民与土地分离以后,老年人不再具有收入来源,更没有自给自足的条件,如何养老成了巨大难题。而且,部分地区在政策安排上对于被征地后的人员进入城市以后,其城市社会保障的功能并没有覆盖这些失地农民他们被处于边缘化的状态。
4、生活适应困境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城乡分割的二元化政策。在这种政策的牵引下,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们各自的生活生产方式差异巨大。失地农民由于长期生活在农村,其生产生活都有农村的色彩。离开农村以后,远离了原有的社会关系结构,没有各种精神和情感支持。进城后,失地农民难以在短期内融入城市生活,相反城市对他们也有排斥力,甚至产生歧视。
二、对楚雄水库移民案例的解析
楚雄水库占地400公顷,作为楚雄的重点建设工程,其拆迁、劳动力安置问题是很重要的。楚雄水库于08年开始征地拆迁。拆迁涉及四个自然村,楚雄市委政府成立了“水库移民拆迁委员会”,专门负责协调从征地、拆迁、劳动力安
置各个阶段的工作,具体的安置工作总结为以下几方面:
1、争取政策保障
水库移民工程时间紧、拆迁量大,涉及四个自然村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利益。市委会履行政府职责,先后组织了9次不同层次的代表座谈会,针对农民提出的意见和问题,进行归纳和汇总,把握农民的需要。通过了解和沟通,减少拆迁阻力,为了保证当地的稳定及工程的顺利实施,市委会通过协调各政府职能部门,争取相关的政策保障:
一是市人民政府出台56号令《楚雄市人民政府关于水库移民安置补助办法的批复》,拆迁安置工作严格按照此批复实施。二是争取到拆迁农民购买经济适用房、拆迁户子女就近入学方面的政策。市委会协调市建委,获得了拆迁农民购买经济适用房的批复,解决农民的住房问题。同时,对于在本区内购房的,立即解决子女入学问题,对于争取到的这些政策,市委会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让农民群众及时了解政策的内容。
2、多渠道解决就业问题
首先,鼓励农民自谋职业,自谋职业人员提出书面申请,按规定程序经公证机关公证后,将安置补助费5万元一人,一次性全额支付。本人持协议书到户口所在地的劳动部门办理求职登记,由劳动行政部门按有关规定进行管理。其次,还可以采取用工单位与农民通过双向选择进行安置的办法。农民可以自己联系用工单位,在征得用工单位同意接受的前提下,双方签订用工协议。最后,对于无人赡养的孤寡老人和无劳动能力的人员,统一由民政部门接受,妥善安置。对该案例的成功可以有以下认识:第一是政策保障的重要性,实践证明,政策是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规范和准则,是确保国家工程建设顺利进行,维护大多数群众利益的关键环节。这一点在移民安置中得到很好体现,市委政府提供大量的政策支持,出台有针对性和可行性的方针,连同各个企业共同做好安置维稳工作,目的在于化解矛盾、提高工作进度、确保顺利完工,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又有相关的配套政策支持,拓宽政策口径,尽量避免因政策之间的不对接而造成的政策失灵。第二是资金的重要性,资金也是失地农民安置问题的重要因素,如果安置资金充足,补偿标准合理,那么安置工作就能顺利进行,后续矛盾也将随之减少。在楚雄水库移民安置工作中,在政府强有力的保证下,贷款2000万,避
免了资金的缺漏,充分给予农民补偿费。第三是农民的市民化,大批大批的农民在移民后又可能获得城市户口身份,但是农民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还是需要一个城市化的过程。失地农民想要真正成为市民,不仅仅是获得与城市居民一样的身份证和社会保障,更重要的是实现价值观以及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的转化。现实情况是,农民自身的文化素质水平较低,无法满足现代城市的生活要求,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和城市有着巨大差别,为了逐步改善这些问题,可以对农民开展岗前培训,试图培养农民的市民意识,提升他们的工作技能,这些都是必要的基础工作,与此同时,农民也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各种培训计划。
三、解决失地农民的对策研究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失去了土地,为城市发展牺牲了自己的利益,因此切实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既关乎社会公平、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也影响社会和谐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统筹城乡发展是根本之路
城乡二元结构严重地制约了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平衡。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为城市带来了兴旺与发达,也牺牲了农村的利益,使得农村的发展越来越滞后于城市的脚步。因此只有统筹城乡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的保障问题,让农民分享社会进步带来的成果。从根本上讲,要依靠经济产业的发展以促进农民的就业,因地制宜发挥本地自然资源优势,培育新兴产业,形成产业链,依靠经济能力的提升,提高农民的社会保障水平和生活水平,最终使得失地农民逐渐融入到城市生活。
(二)提高政策设计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现行的政策制度具有严重的滞后性,以及政策之间无法实现顺利对接,造成在安置失地农民中困难重重,无法真正保障失地农民的权益。失地农民安置与保障的相关政策,不仅关乎农民自身的切身利益,更关系国民经济的建设、城市化的推进与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失地农民为社会发展做出牺牲与贡献的同时,切实维护好他们的权益、为他们的生存发展着想,是制定相关政策过程中应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因此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和人员,转变思想理念,依照科学和实际原则,用前瞻性的眼光制定政策,为妥善安置失地农民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
(三)为失地农民建立系统的社会保障体系
土地对农民意味着生活保障、就业保障、养老保障和社会福利保障。没有了土地就等于失去一切。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就是实现从土地保障向社会保障的过渡,最终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对接。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内容上,要从失地农民的切实需要和现实的环境出发,选择可行的保障项目。实行低保障、广覆盖,逐步建立经济补偿、社会保障、就业服务的模式,i实现征用土地与劳动力安置、失业保险同步进行,让失地农民共同分享城市化带来的文明成果。进一步完善征地安置制度,实施征地主体与失地农民的利益结合,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
(四)为失地农民提供法律援助
物质财富的拥有可以有先后之分,司法正义的获得,不能有先后之别。ii失地农民本来就是社会的弱势群体,由于自身的文化素质低,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没有能力与条件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自己。因此建立失地农民的法律救助体系,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引导他们采用合法合理的手段维护自身的利益,保障社会稳定团结。可以通过举办法律宣传进农村的活动,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和内容让他们了解法律,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
最后,回到一个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问题上,城市能为反哺农村、失地农民做些什么?城市资源是有限的,但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农村和农民的贡献,城市发展的结果理应共同分享。转变城市居民的传统观念,抛弃歧视与不满,以平等、包容的眼光接纳他们,我们的大众教育要责无旁贷地负担起这个任务,这样才能使得农民群众真正融入城市生活,顺利实现城市化均衡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1]肖东连.中国二元社会结构形成的历史考察[J].中共党史研究,2005(1).[2]《城市化进程中的重大社会问题及其对策研究》编委会.2002中国城市发展报告[M].西苑出版社,2003.[3]王梦.把握城市化的适当进度[N].北京日报,2005-06-06.[4]李新安.城市化与失地农民的保障问题[J].宁夏社会科学,2005(9).[5]陈成文.城市弱势群体的成因[J].中共党政干部论坛,2002(4).[6]周强.正视和化解社会矛盾[J].前言,2007(1).郭书田.和谐社会需破解土地难题[J].人民论坛,2006
关键词:拆迁安置小区,公共设施,多中心治理,失地农民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地区进行拆迁,并形成了许多新型的安置小区。这类“农改居”的安置小区的是经济、社会、环境等问题突出的地区,带来许多治理难题。安置小区的公共设施供给问题就是其治理难题之一。
安置小区的公共设施承担着社会服务的任务,其数量、内容及水平体现了社会化程度的高低。公共设施的合理规划供给、定期维护保养,是居民享受公共空间和公共服务的前提,是基层政府治理和社区居民自治的内在要求,直接关系到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方式,也体现了城市的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势。然而,原本居住在城市周围的农民进入城市郊区的“安置小区”或“转型社区”中居住,这种转型社区就其性质而言是典型的族阈共同体。由于农民失去了与土地的联系,加之不同地区的农户被统一安置在一个小区,人们彼此之间比较陌生,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就是“高墙”“铁门”“铁窗”。因而,安置小区的公共设施不仅是社区提供公共服务的前提,同时也担负着加强居民沟通了解,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任务。
一、W 拆迁安置小区公共设施供给现状
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是指直接为本社区居住用地内居民提供服务的基础性、共享性设施,一般包括公共建筑及其场地,还有附属设备等。建设部在《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IGB50180-93(修行本)中,将公共服务设施分为: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商业服务、金融邮电、社区服务、市政公用和行政管理及其他八类设施。
从总体上看,W安置小区的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不完善,除了医疗卫生、商业服务和市政公用设施相对健全外,教育设施、社区服务类的公共设施供给不足,部分商业服务设施供给过剩,具体表现为:
1.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不足。W安置小区内没有建设公共服务中心,居民无法享受到城市社区提供的劳动保障、就业扶持、健康检查、成人教育、文化活动等惠民服务。教育设施、文化体育设施的控制指标低于国家建设部出台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的相关标准。
2.部分商业服务设施供给过剩。W安置小区内建有一个总建筑面积9 530平方米的两层农贸市场,农贸市场中顾客很少,大部分店面没有营业。而距离W小区仅仅3公里就有一个该镇最大的农贸市场,总建筑面积达2.8万余平方米,该小区内农贸市场的建设是过剩的。此外,随着安置房的出售和出租,人口流动性增加,外来人口在小区内开设多家小型超市和理发店,远远超过居民需求。
此外,经调查发现,该拆迁安置小区管理体制不健全。在小区建成之后,没有成立居委会,小区的管理依靠原有的村委会,村委会没有出资成立物业公司,也没有采取公开招投标的方式选聘物业公司,而是由原来的村委会成员负责小区的管理工作。因此,在管理上出现不少问题,具体表现在多条道路下水道多次堵塞而不处理解决;体育健身器材年久失修,沦为当地居民和外来人员的公用晾衣架,地面杂草丛生;外来打工者的车辆随意停放,占用道路,一定程度上造成道路堵塞,影响当地居民正常生活。
二、W 安置小区公共设施供给困境的成因
从理论上讲,安置小区的公共设施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因而具有公共物品的一般特征,即消费的非竞争性、受益的非排他性和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拆迁安置小区自治度高,继承原来的村委会管理模式,社区居委会大部分成员来自村委会,因此存在体制惯性,社区事务和决策执行混为一体。此外,安置小区是由原来的多个村合并而来,所以居民关系复杂,加上安置房出现大量出租的情况,外来人口比例增加,居民流动性大,给社区的公共设施的供给增加了更多的难度。现将原因总结如下:
1.资金不足,受土地资源的限制。拆迁安置小区的公共设施的供给主要依靠村委会,村委会是其唯一的供给主体。村委会的资金投入是由基层乡镇政府的财政拨款提供,而农村基层政府给村委会的资金有限,加之村委会需要大量资金安置和安抚被拆迁的农民,因而在安置小区的公共设施供给上的资金就会出现不足,影响公共设施供给。公共设施供给不足的另一个原因是土地资源有限。经调查发现,当地可供安置的土地面积有限,而被拆迁户众多,出现僧多粥少的局面,当地基层政府尽可能安置被拆迁户,而对公共设施的预留地非常少。
2.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垄断性以及形象工程。基层政府是安置小区公共设施的唯一供给主体,由于缺乏竞争,政府根据自身优势,使得公共设施的质量得不到保证。从公共选择理论来看,政府是由众多的政治家组成的,他们也具有“经济人”的特征,在决策过程中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不考虑公众的利益。因此在提供公共设施的时候,没有考虑公共的需要,而是谋求自身的政绩,做形象工程。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公共设施供给不足,不太需要的设施供给过剩,导致供给的结构不合理。
3.负外部性和搭便车问题很难消除。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聚居,户籍人口与外来流动人口出现倒挂,这些流动人口对安置小区没有归属感,流动性大,极不稳定。政府在对公共设施进行供给时,不仅要给户籍人口提供公共设施,还要承担大量流动人口的公共设施,如医疗设施、市政公用设施等。此外,外来流动人口无须付费即可使用大部分的公共设施,存在“搭便车”的问题。
三、完善 W 安置小区公共设施供给问题的对策
在调查中发现,受访的多数居民认为当地村委会应当对公共设施的供给和管理承担主要责任。传统的理论和实践通常也认为,公共物品由市场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供给,会导致公共物品供给的低效率,因此政府理应成为公共物品的唯一供给者。然而根据奥斯特罗姆的多中心治理理论,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不一定局限于政府,私人组织、第三部门也可以按其实际能力提供部分公共物品。因此,笔者认为在拆迁安置小区的公共设施供给中,可以尝试构建一种政府、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的混合供给主体模式。
1.政府层面。采用多中心治理的供给模式,并不是说政府可以推卸对社区公共设施供给的责任,政府应转变其原来唯一供给主体角色,下放一部分权力给其他供给主体。对于关乎社区重要公共利益的主要公共设施,如市政公共设施、社区服务设施、金融邮电设施等,政府继续成为主要供给主体,而其他的公共设施可以交给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对于公共设施的管理,可以进行公开招投标的方式聘选物业公司进行管理。同时,政府应大力培育市场和第三部门,并进行监管。
2.私人部门层面。可以按照市场的原则,鼓励私人或者企业进入公共设施供给领域,同时政府应在政策上给予支持,如采取合同外包、特许经营、政府补贴等形式,依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机制,来提高社区公共设施供给质量。政府利用监管职能,监督私人部门的供给经营,也是“小政府,大社会”的具体体现。
3.第三部门层面。第三部门突破了公共服务提供方面在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非此即彼的模式选择,为社区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的提供拓展了可选择的广阔空间,成为社区公共设施提供的重要辅助力量和独特的参与主体,可以提供政府和私人部门无法有效提供的公共设施,依靠其技术、管理经验、信息、物质资源等资源为基础,通过有偿或无偿的方式,介入到公共设施管理之中,并提供某个方面的支持。第三部门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竞争机制,形成“鲶鱼效应”,倒逼政府提高提供公共设施的效率。
四、结语
摘 要: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被征地农转非人员大量增加,必须对这些失地农民进行妥善安置。留地安置这种模式从失地农民的基本生产、生活保障出发,以其独有的优越性弥补征地补偿费用的不足,适于重庆市城市化进程提速、财力有限、大规模外延扩张的实际,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安置模式之一。目前,重庆的留地安置模式还存在一些问题和负面影响,应进一步解放思想,搞好留地开发规划和建设,完善监督机制和监督程序,并合理确定留地转让价格。
关键词:农转非;留地安置;重庆市;征地补偿;留地开发
中图分类号:D422.7;F30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6439(2009)06-0016-04オ
Discussion on Land-left behind forResettlement of Peasants Who Lost the Land
—Taking Chongqing, a comprehensive overall urban-rural reform zone, as an example
LI Lin
(Research Institute of Overall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Chongq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peasants who lost land increase largely and must be properly resettled. The mode of land-left-behind for resettlement is based on basic production and basic living insurance of the peasants for using this unique method to make up the shortage of land-expropriated cost, which is suitable for the reality of the acceleration of Chongqings urbanization, limited financial ability and large expansion and is relatively one of rational resettlement modes. Presently, Chongqings mode of land-left-behind for resettlement of peasants who lost land has some negative influence. We should further emancipate our thoughts, make good plan and development for the land-left-behind, perfect monitoring mechanism and process and reasonably define the transfer price of the land-left-behind.
Key words: the non-agricultural status transferred from agricultural status; land-left-behind for resettlement of the peasants who lost land; Chongqing; compensation for land-expropriated; development of land-left-behind for resettlement of peasant
引 言
留地安置是指在征地时为了使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有长远稳定的保障,在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安排一定面积的建设用地,支持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从事生产经营的安置方式。留地安置能够保障失地农民的长期收益,使被征地农民的收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不断提高,同时对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以及转非集体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很强的保障作用。
留地安置模式最早出现在深圳经济特区。20世纪90年代初,在建设资金紧缺、政府没有财力对整个失地农民的住宅和生活等方面进行补偿的情况下,深圳特区政府给原农村集体划拨一定数量的土地,用于发展村集体经济,村民从集体经济组织中获得收益并以此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采用留地安置这种办法安置失地农民。如:1999年重庆市政府出台《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渝府令〔1999〕55号),其中第18条规定,按照每个农转非人员20至30平方米的标准向该经济实体划拨土地,用于发展生产,安置农转非人员[1];浙江省2002年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土地征用工作的通知》(浙政发〔2002〕27号),其后又出台相关文件规定:“市县征地单位须将10%~15%的被征用土地,留给被征地村合作经济组织,用于发展二、三产业,产生稳定的经济收入,反哺失地农民”[2];从2005年开始,上海市郊区农村在征地中将推行农民集体留用地制度,农民由此可长期享有土地和集体资产的收益分配,在农村城市化的发展空间中“水涨船高”[3]。ダ 林:失地农民留地安置模式探讨
从我国城市化进程较快的深圳、浙江以及上海等地的安置经验来看,留地安置的失地农民在工资性收入、房屋出租收入、留用地经营收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有了基本的保障。从实施效果看,绝大多数采用留地安置的地区,这种安置模式在保障失地农民土地权益、保障农村可持续发展中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按照《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重庆市到202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70%,按照建成区年均增长30平方公里的速度计算,到2020年主城建成区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加近一倍,重庆市各级城市,特别是重庆主城及区域中心城市大都处于一种大规模外延扩张期。大规模的外延扩张必将带来大规模的征地拆迁,拆迁安置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将更加突出,留地安置模式在整个安置过程中的优越性也必将显现,对于化解拆迁安置矛盾、实现失地农民安稳致富、构建和谐社区,既具有紧迫性,又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然而,从重庆市留地安置的实践来看,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合理、不科学、不可持续的现象。如果对这些问题不加以重视、调整和解决,将会极大地阻碍重庆市经济社会的稳步发展。
一、重庆市留地安置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留地安置相关政策法规落实不到位
为了维护被征地单位和个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征地工作顺利进行,1999年出台了《重庆市征地补偿安置办法》(渝府令〔1999〕55号)(以下简称55号令)。从近年来的执行情况来看,这种有利于农村集体经济生存与发展、有利于转非居民生产与生活、有利于保一方安定的好政策落实不到位。主要表现在:一是绝大部分被征地拆迁的集体经济组织没有得到55号令规定的留地。对重庆市巴南区、南岸区、九龙坡区、大渡口区及高新区4个街道共15个居委会或行政村(部分征地暂保留村)的调查中发现,除了少数村集体在转非过程中实施了留地安置之外,大部分村集体在转非过程中没有得到留地安置。二是已解决留地的村集体,在留地安置过程中并不没有严格按照55号令以合法程序进行留地安置,主要是凭借村社干部和转非村民的“讨、要、闹”等“非正常手段”才得以实现留地安置,客观上形成“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局面,导致留地标准不一引发攀比矛盾。三是个别地方政府在留地安置上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如某区承诺以30万元的价格给村集体留地60亩,时隔不久为了招商,把承诺留给村集体的60亩地“协调”给开发商,半年后开发商转手以60万元的价格出让,引发了政府、开发商与转非居民的尖锐矛盾。
2.把预留土地纳入“招拍挂”程序,加大了留地安置难度
随着《关于进一步推行招标拍卖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通知》(国土资源部,1999)以及国土资源部11号令(2002)等法规文件的出台,我国的土地供应终结了以往行政色彩颇浓的协议供地方式,进入了公开交易时代。然而,重庆市在贯彻国家的法规性文件时,没有与55号令对接,55号令明文规定以“划拨”的方式进行留地安置。不加区分地把转非集体留地统一纳入“招拍挂”,实际上是把集体经济组织这一土地所有权人与其他开发商等非所有权人同等对待,这显然是不合理的。由于这个原因,调研中发现,本应按照征地成本价留给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在土地市场中“花落谁家”成为未知之数。被征地村集体受其财力的限制,在竞标过程中往往处于下风。结果有两种:一是本应留给村集体组织的土地以市场价卖给“他人”;二是被征地村集体“砸锅卖铁”勉强买回来后,再无开发土地的资金,甚至一卖了之。这样导致农民转为城市居民后缺乏自己的经济组织载体,违背了55号令留地安置用于发展集体经济、解决转非居民就业的初衷。
3.少部分落实了留地安置的集体土地开发缺乏总体规划
重庆市土地征用分期分批的现实导致给各个转非集体的部分留地不是一次性完整划留,而是征一次划一次,这样易造成地块零星分布。同时,相关部门对预留土地的开发建设的规划监督和管理不到位,或者留地安置区域城市规划滞后、规划变动较大等因素导致“城中村”的出现。据重庆市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统计,主城区现有“城中村”55个,涉及7个区,土地面积516公顷,涉及农村居民7 249户、15 845人,常住流动人口2.8万余人。
二、现行留地安置模式的主要负面影响
一是农村居民失地后,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地生产资料的财富价值不能在转为城市居民后得到体现。部分转非人员在转非后变为“城市贫民”,成为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主体。据调查,2007年重庆市巴南区花溪镇转非城镇人口占全镇享有最低生活保障总人数的88.3%;又如高新区渝州路街道低保户2002年仅有27人,2007年8月为1 132人,短短5年时间低保人数就增长了近40倍。说明农村居民转非后部分居民成为城市贫民,“开发一片贫穷一片”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为了解决转非社区日常的实际困难,巴南区花溪镇采取由未转非(包括未全部转非)的村委会一对一对口帮扶已转非的居委会的办法,这是典型的农村支持城市。
二是在政府公共财政能力较弱、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的现阶段,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现实背景下,农村居民失地后,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地生产资料的社会保障价值不能在转为城市居民后得到体现。如按照渝府令〔2008〕26号的标准,截至2008年11月,巴南区花溪镇农转非人员办理基本养老保险的只有13%的人员通过了审核,养老保险覆盖率很低。同时,转非人员成为城市居民后,绝大多数参加的依然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保费收入低,转非居民因病致贫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三是农村居民拥有土地不能转化为集体经济组织为转非居民提供的就业载体。目前,发展村居经济已成为我市解决城乡劳动力,特别是农转非劳动力就业、创业致富的重要途径,而村居预留的土地则是发展村居经济必不可少的载体。由于缺乏属于自己集体经济组织的就业载体,转非居民就业难的问题较为突出,如高新区渝州路街道农转非劳动力失业率达到50%以上。
四是失地农民生产、生活得不到基本保障,已经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诱因之一。由于重庆市失地农民大多为主城周边的近郊农民,他们对国家法律、政策以及对社会的认识和思想的活跃程度都不同于一般的农民,随着失地农民与政府、开发商之间矛盾越积越深,极易酿成大规模的群体上访事件。由于土地补偿和留地问题导致部分农转非人员多次到区、市甚至进京上访,给我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完善留地安置模式的对策措施
征地拆迁留地安置问题涉及失地农民的切身利益,是农村转非居民拥有的土地生产资料财富价值的重要体现。保护这一群体基本的合法权益,是执政为民的基本要求,是给予转非居民国民待遇的基本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是维护党和政府行政权威、保证政令畅通的基本要求,是各级政府乃至每一个合格公务员的基本义务和责任。
1.切实解决认识问题
(1)充分认识留地安置的重要作用。在政府财政能力不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历史条件下,留地安置对解决转非居民的实际困难、保一方平安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根据对巴南区花溪镇解决较好的留地村集体的调查,留地安置归纳起来具有六个方面的积极作用:是转非居民重要的财富收入来源;二是转非居民的就业渠道和劳动收入来源;三是转非居民社会保障的重要补充;四是转非居民转岗培训经费的重要补充;五是社区社会福利的重要补充;六是社区管理和文化建设经费的重要来源。如巴南区花溪镇新屋村、建新村、先锋村等,以留地折股的方式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结合花溪特色工业园区建设,用集体留地建设标准厂房,通过出租物业获得稳定收入。每一个村集体每年从集体经济组织收入中专门划出一部分,用于对老年人、老党员、弱势群体、特困家庭、子女升学、医疗、文娱、体育活动、上级政府安排的各类社区“创建”活动等进行补贴,这类支出最多的年均在260万元以上。通过预留集体发展用地,既较好地解决了转非居民的就业、社会福利等基本生活保障,同时也解决了财力有限的现实情况下村居日常运转困难的问题,实际上承担了部分公共财政功能,起到了保一方平安的积极作用。
(2)切实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民生观。要解决创造政绩和改善民生的价值目标问题,即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尤其是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重庆市处于大开发的关键阶段,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民生观。正如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注民生,越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把促进增长与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4]。国务院出台的3号文件,也十分强调要“着力解决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公平、医疗卫生、居民住房、库区移民、扶贫开发等重要民生问题,切实维护社会稳定”[5]。
2.切实建立完善监督机制和监督程序
(1)明确监督主体,落实监督职责。建立由市国土与房屋管理局、市规划局—区县国土与房屋管理局(分局)、规划局(或分局)—镇三级组成的管理监督体系,根据各层级的行政职能,明确分工,细化责任,形成责任链条;同时,建立责任追究制度。
(2)建立针对留地安置的目标考核机制。建议对征地拆迁留地安置的各项目标任务进一步细化,落实在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计划当中,以此建立目标考核指标体系,并纳入年终考核。
(3)进一步规范留地安置程序。一是利用国务院3号文件赋予的先行先试的权利,对征地拆迁集体经济组织留地不纳入统一的“招拍挂”范围,采取协议出让的方式出让给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二是在城市新区开发过程中,除基础设施等公共用地外,优先考虑留地问题,在征地拆迁程序上把留地安置作为征地的必要条件,在征地合同签订之前签订留地合同。
3.合理确定留地转让价格
为了切实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利益,对失地村集体更为公平,更具有普适性,根据我市的实际情况,需要对以留土地方式直接出让给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价格进行核算,要根据所在区域实际制定统一的有一定浮动的指导价格。出让价格制定的基本思路是:征地成本+土地整治成本+部分土地级差收益(土地级差收益由政府与所有权人分享)。
4.统一规划,搞好留地开发建设
对于留地安置的土地,除了严格执行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之外,建议改变目前各个集体经济组织各自为政的开发建设模式,在区、县级层面或镇级层面进行二次统一规划布局、统筹开发建设,尽量避免粗放开发带来的后遗症。
结 语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失地农民将面临日益狭小的就业空间、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等一系列问题,在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生产资料后,农村居民将采用何种方式取得合法收入,如何缓解失地农民、政府和开发商之间的利益矛盾,农民的市民化如何实现等,这些问题都将是处于城市化进程提速阶段城市必须正视并加以解决的。留地安置这种模式从失地农民的基本生产、生活保障出发,以其独有的优越性弥补了征地补偿费用的不足。从这个思路出发,留地安置模式适合于重庆市城市化进程提速、财力有限、大规模外延扩张的实际,是比较理想的安置模式之一。重庆市在征地过程中,应按照55号令的要求以及各地区的发展实际,总结经验,创新机制,逐步完善留地安置制度。同时,对于与重庆处于同样发展阶段、有着类似地发展历程的部分中西部省市来说,重庆实施的留地安置模式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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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温家宝. 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N].人民日报. 2009-03-6(3).
[5]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EB/OL].[2009-01-26]. http://www.gov.cn.
拆迁计划与方案
为改善我镇农村村民的居住环境和面貌,依据本镇的总体发展规划,按照《物权法》以及盐城市关于在征地过程中拆迁的有关规定,特制定上冈镇复兴农民公寓征地的房屋拆迁计划与方案如下:
一、拆迁范围
拆迁的范围为东起串场河防洪堤路、西至光华路,北至复沙路南,南到原复兴四组生产河南侧沿岸之间的村民房屋及附属设施。
二、被拆迁房屋的用途、权属、面积的认定。合法面积的认定:合法建筑面积一律以《房屋所有权证》(或建房合法批准手续)为准,(披房、猪舍、厕所不计入有效建筑面积)。私房合法占地面积以《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为准。对未领取《房屋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被拆迁人,其合法面积由上冈镇村镇规划管理部门和村镇土地管理部门依法确定。
被拆迁人计户办法:以《房屋所有权证》为计户依据,一个《房屋所有权证》为1户,对未申领《房屋所有权证》的,以合法建房批准手续计户或历史形成的宅基地计户。
三、拆迁安置与补偿
1、拆迁补偿 按拆迁评估公司评估的被拆迁人房屋的重置价格,补偿给村民,被拆迁对象由村民委员会在建设的第三幢农民公寓中安排安置房。
安置房可选面积:大套
m2、中套
m2、小套
m2
种规格(各类套型面积中都含公摊面积6m2)类型。
车库可选面积:最大的m2,中等的 m2,最小的为
m2等多种规格类型
安置房的选房:被拆迁人按签订协议、腾空让房、交钥匙的先后顺序,领取选房顺序号,分房时按号选房及车库。
安置房和车库的结算方法:选择产权调换的面积(含选择老年公寓分户面积和车库面积),原则上不得超过被拆除房屋的有效合法面积,确因产权调换房套型面积因素影响的,减去车库面积后不得超过被拆除房屋有效面积120%。如被拆除人在选择了房屋后,多余拆除合法有效面积仍超出可选房屋面积50%的,可增选一套房屋,超出有效面积部分的价格,按产权调换房的市场评估价计算。
车库随房号一起选择,不收费用(超面积的车库除外),直接赠送拆迁户使用。
2、拆迁临时周转过渡
拆迁临时周转过渡,由被拆迁人按照约定自行过渡,村委会对被拆迁人给予临时安置补助,具体补助标准:住宅房屋按被拆除房屋的合法建筑面积为基数,每月每平方米3元,补助费不足200元的按200元计算,过渡期从搬家让房开始计算,时间为12个月。
3、搬迁补助
按拆除房屋合法建筑面积为基数计算,每平方米3元,补助总额不足200元的按200元计算,最高不超过800元。
4、误工补助 每户300元。
5、被拆迁人安置房屋地点及建设
按照上冈镇总体规划和新农村建设要求,村委会安排本次拆迁的拆迁户在农民公寓中的第三幢安排安置房。
对群众公认的事实上也与子女分开吃住多年,但仍住在一个宅基上,房屋产权没有分户的而在新安置中确实又无法和子女同住的以及极个别经济上确有困难的对象户,收取建筑成本并扣除宅基地面积67m2,由村委会征用土地,统一建设面积在40m2左右的砖木结构的平房供其按号选择居住。
6、对评估存在异议的认定和处理
对房屋合法面积有异议的,拆迁户可申请复核,按有关政策规定处理;对丈量评估结果认为有漏项、错项或对评估补偿价格有异议的,可向担任本次丈量评估的单位江苏盐城东诚亿房地产估价公司咨询、申请复核,在评估单位答复、释疑、进行复核后按政策规定处理。
7、奖励
在规定的时限内,凡签订拆迁协议、腾空让房交钥匙的每户奖励5000元,超出规定期限的逐日减少500元。
8、其它
被拆迁人现在使用的宅基地和自留地,在扣除套间房60m2、平房67m2的宅基面积后,按国家征用土地现行补偿标准予以补偿。
四、拆迁方式与期限
拆迁方式为集中拆除,拆迁期限为十天。
五、安置房的价格及楼层系数
楼层
系数
价格(元)
1.00
650
1.15
747.5
1.10
715
0.95
617.5
0.80
520 安置房拆迁安置价:650元/m2,安置房市场评估价:1300元/m2。
上冈镇榆复兴村村民委员会
二00九年十一月十日 上冈复兴农民公寓安置区动迁
指挥部名单
总
指
挥:陈阿连
副总 指 挥:吴忠诚
吴金仲 办公室主任:吴金仲(兼)
成 员: 陈 尤 陈吉才
陈洪安
徐作芝
周友余
张林成王志明
王大明
华良佑
政策咨询组:肖 艳
彭
岗 徐作芝
戴霞佐
秩
序
组:杨保华 陈洪安 宣
传
组:王乃定 相关资料:
1、拆迁计划与方案
2、安置房立面图一、二层结构平面图
3、动迁工作组及拆迁对象名单
动迁一组
牵头负责人:金 淦
尹胤祥
成员单位:农经中心
成员: 陈
尤
王建锋
陆立忠
陈云斌
戴
国
吴从国
王彩云
徐立富
杨以嫒
吴国平
彭光南 动迁对象:于正风
朱风祥
夏咸林
夏文广
李汝溢
薛文山
彭大德
薛伟祥
杨定权
薛德山
刘爱丰
刘爱兵
刘爱丰(爱雨、爱兵)
动迁二组
牵头负责人:李容标
桑大军 成员单位:民政办
成员:陈守达
杨海艳
胡迎春
易忠珠
朱
明
陈其江
朱福余
吴风丹
周友余
徐广金 薛德宏
动迁对象:薛德香
杨长春
薛德龙(德桥)
薛文喜
朱俊成朱永祥
薛文成 薛国军
薛德纯
唐明高
薛国和
唐步英
杨志安
动迁三组
牵头负责人:沈加林
杨青青 成员单位:计生中心
成员:谈向京
王为书
高陈龙
濮小君
郑步权
孙成广
杨万兵
陈玉发
徐新志
陈占华
王长明
动迁对象:刘爱雨
杨家志
翟雨巧
杨定文
陈占领
王长庆
陈占东
陈占友
陈海光
陈占定
朱小龙
陈海楼
陈占柏
拆迁安置工作
我局在区工委、管委会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市委提出的“三更要求”为行为准则,认真落实民本岳阳的执政和发展理念,本着“拆迁一处、造福一片、稳定一方”的工作原则,遵循“谈妥一户、签订一户、补偿一户、安置一户”的工作方法,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快速高效搞好拆迁工作,积极妥善完成安置任务。现将主要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今年,我区成功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城市大东扩、产业大发展”的发展目标指引下,在全区抛起了新一轮大规模城市建设热潮。对我局来讲,压力和挑战前所未有,领导要求高,群众期望大,而人手缺、时间紧、资金少、任务重又是我局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面对复杂局面,拆迁安置事务管理局全体工作人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从容面对,出色完成了拆迁安置的各项工作。共启动、完成工程建设项目个,共投入资金亿元;共开发征用土地多亩,累计拆除房屋约万平方米,拆迁群众户。创造了“高效、快速、和谐、安全”四大亮点。
二、具体做法:、加强领导,强化学习,固拆迁安置之本。我局拆迁安置工作点多、线长、面广,牵涉的人员多,涉及的利益大,情况错综复杂。特别是今年,我局“四大还建小区”齐头并进,相继开工,没有强有力的领导组织作保障,没有丰厚的专业知识作支撑,工作很难开展。我局党组一班人审时度势,果断采取如下措施:一是细化任务,强化责任。按照“一个项目、一位领导、一种模式”的工作思路,由一位局级领导联系一个具体项目,对该项目的拆迁安置全权负责,强化责任,做到“谁主管,谁负责”,“谁出问题,追究谁”。二是抓学习,重实践。今年来,我们采取上党课,观看警示片等方式先后组织政治理论学习12次,党员干部共写学习笔记、学习心得100多万字,参加“五创提质”执勤次。与此同时,我们先后6次由分管业务的副局长讲业务知识课,通过学习,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明显提高,工作能力明显增强。三是转作风,树形象。拆迁安置涉及到群众的直接利益,是群众最关心、最实际、最容易引发各种矛盾焦点问题。拆迁安置工作的好坏,体现了政府部门工作作风的好坏和工作水平的高低。在拆迁安置工作中,我局领导干部带头深入一线、带头接受监督、带头发扬民主、带头廉洁自律,所有工作人员牢记“五心”,即在接待群众咨询热心;调查补偿情况细心;听取群众意见耐心;核实安置补偿标准公心;善后安置 关心。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
、多渠道沟通,多方位宣传,夯拆迁安置之基。拆迁安置工作政策性强,市场影响大,加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力度,引导群众正确认识和掌握拆迁安置工作有关政策,正确对待拆迁安置中的矛盾和问题十分必要。在工作中,我局注重多途径、多形式、多方位做好有关政策法律和宣传工作和拆迁户的思想工作。一是召开动员大会,进行全面宣传。今年,我局共召开动员大会次,发放宣传资料份,挂宣传横幅条,加强沟通,促进了解,让情、理、法永驻群众心中,为顺利拆迁安置打下良好的基础。二是发挥村组党员和干部的幅射作用,实施借力宣传。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各村组、居委会的领导干部更是拆迁安置宣传的生力军。发挥村组党员和干部的幅射作用,实施借力宣传,是我们做好宣传工作的一大法宝。如:我们请八字门居委会的,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导之以行对附近的群众进行政策宣传,这些拆迁户很快消除了怨愤,顺利进行了拆迁。同时,基层党员干部发现和提出的问题,一般来讲是有苗头性和倾向性的,我们总是有针对性地加以认真负责地解释和说明。让他们做到心顺、气顺。这样我们的拆迁安置工作才能顺。三是有针对性的上门,做好重点宣传。由于拆迁范围广、拆迁政策多、群众素质参差不齐,上门做好重点宣传工作是相当有必要的。今年我们共登门宣传、劝解次,及时做好拆迁安置相关 法律政策的宣传工作。虽然有相当多群众对拆迁安置工作人员冷眼相看、冷语相待,甚至于有的群众还恐言相吓,但是我们的干部职工始终保持热心、细心、耐心、公心、关心,精诚所至,得到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许多矛盾都得到预防和解决。
3、依法办事,阳光操作,增拆迁安置之效。拆迁安置工作事关每一位拆迁群众的切身利益,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矛盾,造成不稳定因素,只有严格依法律办事,才能将矛盾消除在萌萌芽状态。一是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公开促公正,以公平保稳定。在拆迁安置补偿过程中,我们把征用地批准机关、批准文号和征用土地用途、范围、面积、补偿依据以及安置办法全部予以公告。接受被拆迁地群众的监督,同时成立核查组,对群众提出的异议进行复核调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纠正,确保拆迁安置工作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下进行,最大限度地减少因拆迁安置不公而引发矛盾。二是坚持做到不贪、不占、不挪、不索,阳光拆迁,阳光安置。坚决查处擅自实施拆迁、转让拆迁业务、无资质拆房等违法行为,加强监管,坚决杜绝那种对违法行为“视而不见、见而不查、查而不处、处而不严”的现象。同时,为了加强成本控制,实施工程项目预算与工程审计分离原则,严格实施招投标制度,确保每一分钱用得清清楚楚、每一分钱用得干干净净;为确保工程质量,我局严格要求施工 单位按照设计和现行规范组织施工,配合监理部门对工程质量采取旁站、巡视及平行检查的形式监督管理。及时召开工程例会和质量安全专题会。今年来,我局共联系监理部门召开监理会52次、专题会议24次,下发监理通知单74份,参与取样566次。优质、安全、高效完成了全年的拆迁安置工程任务。三是完善拆迁安置工作中可操作性的法律规范。由于市场瞬息万变,而目前,安置拆迁补偿依据很难与市场变化相适应,为了进一步规范我区安置拆迁补偿工作,使安置拆迁补偿工作做到有法可依,完善《安置拆迁补偿办法》已经迫在眉睫,今年,我局一班人理论联系实际,再加上实践,在如何进行安置拆迁补偿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为今后的拆迁安置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4、妥善安置,持续发展,享拆迁安置之惠。今年,我局克服基础差、雨水多、资金紧张等困难,讲法、讲理、讲情;求质、求量、求稳,快速高效、积极妥善做好拆迁安置工作。先后有庙坡还建小区、八字门还建小区、廖家安置小区、茶场安置小区相继启动建设。庙坡还建小区已完成7栋房屋的主题工程建设并顺利通过验收,还有9栋接近完工;八字门还建小区的拆迁工作及遗留问题全部协调处理完毕,高层扩充设计已完成,污水管建设已完成;廖家安置小区的拆迁、报建工作全面完成,一期工程的挖方工程完工80%,一期工程的临时排水管道铺设完成;茶场安置小区,规划用 地240亩,总建筑面积约27万平方米,可建安置房2100套,现已确定用地调查红线图和bt建设方案。目前,已搬进拆迁户的居民安置小区达个,正在建设的安置小区的个。所有的还建安置小区,我局全力做到如下:一是做到先安置后拆迁。坚持对所有工程严格实行“先安置后拆迁”的原则,采用“项目+安置”的办法,将居民安置地与建设项目一并办理手续,一同报建。二是做到“五统一”,坚持统一规划设计、统一报建、统一建设、统一质监、统一物业管理,做到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水平管理,使安置小区功能完善、设施齐备、适宜居住。由于安置小区规划的统一性、先行性、科学性、实用性,并能与市、区总体规划统一协调,我们所建的安置小区成为岳阳城区一道亮丽的风景。
三、存在问题:
一是部分拆迁户期望值过高,拆迁补偿要求脱离实际。有的不仅要求解决住房安置问题,还要求解决诸如下岗、就业、医保、养老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制约了拆迁工作的顺利开展。
二是由于住改非现象严重、私搭乱建现象时有发生,违章和不法建设零星存在,评估估价比较困难,制约了拆迁工作的顺利开展。
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多轮协商,签订了《机关棚户区改造项目合同书》,为尽快践行本合同及根据县委县政府的指示和要求,尽到双方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改善居民居住环境,提升县城形象,依照互利互惠、诚信、双赢的原则,就拆迁安置做如下方案:
一、开发商与各业主自愿签订《拆迁安置协议》(另行文本)。
二、补偿标准:
1、搬迁费:在规定的时间内,搬迁按每户1000元标准进行补助,超过规定时间,取消补助。
2、过渡费:居民临时租房按300元/月进行补偿,具体补助时间段为居民搬出到新房建成后交房为止(初定为年月日)。
3、换房标准:新房安置实行以旧换新;换房比例为1:1.2,以现有房产证面积为标准,新房超出面积,按在该地新建楼盘本栋房屋市场价格平均优惠300元/㎡(不同楼层按差价区别对待)。
三、临时建筑补助办法:
私自搭建的临时建筑,建设方可适当承担部分材料和人工费。
四、新建房屋结构、户型
新房为倒制板多层建筑,单户面积以100—130㎡为主,根据住户需求可设计80㎡以下的小户型,实际面积根据具体情况以设计方案为准,(为确保工程质量,必须由有资质的设计单位提供设计方案)。
五、换房方式
以抽签的形式定楼层、定房号。
六、竣工验收
工程按期竣工后,按建筑行业规定,由建设主管部门、消防部门、设计院等相关职能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七、交房标准
原则上严格按照普通商品房的交房标准执行,但考虑部分特困户的经济承受力对80㎡以下的小户型提供普通的室内装修,但室内装修时间不计入建设工期。
八、其他约定
1、工程建设期为18个月。
2、开发商争取为业主统一代办电视有线、电脑网络等手续,力争优惠服务。
3、国土证、房产证由开发商代办,交房后6个月之内办好,但相关费用按相关部门之规定由业主承担,开发商不可借此理由自定标准私自收费。
1 失地农民所面临的问题
1.1 土地补偿标准较低
目前, 征地的土地补偿较少, 农民所能获得的现金补偿大概为每667 m2几万元。一般来说, 城市周边农村的补偿会相对比较高一些, 而远离城市的乡村这个补偿标准则会比较低一些。在目前的物价水平下, 如此低的补偿金额, 仅仅只够一个家庭维持基本消费几年时间, 很难满足农村居民发展生产、投资创业的现实需求。即便如此, 在很多地区, 对于农民的低额度的补偿还经常出现落实不到位的情况, 给居民的正常生活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1.2 就业安置比较困难
在农民的土地被征用之后, 其中一些劳动力可由征地单位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本地单位安排就业, 但绝大多数的农民会出现就业困难的情况。在实践中, 就业安置往往能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需求, 但用工单位都有着自己的用工要求, 并且安置面比较窄。另外, 因为多数农民的文化水平不高, 当单位机构进行改革的时候, 往往会被列为首批被精简的对象。当然也有一部分农民自谋职业, 但目前, 这个比例还较低, 多数的农民因为年龄、文化水平以及专业技能方面的限制, 在就业中缺少竞争力。
1.3 缺少必要的生活保障
目前, 在农村集体土地征用过程中, 大多采取的是货币安置的方式, 这种安置方式的运行成本比较低, 也比较省时省力, 能够将用地单位和农民之间的经济关系一次性的进行了断。但是对于失地农民来讲, 往往不公平, 这是因为货币安置仅仅只是对于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 缺少了后续的长期的发展规划, 很多农民在失去土地之后, 想依靠村集体经济组织解决生活保障的想法往往难以实现, 多数农民在花完了补偿款之后, 生活很难, 不仅影响了自身生活水平的提升, 也成为了农村社会长治久安的隐患。
2 保障失地农民利益的策略
2.1 不断提升土地的补偿标准
在进行征地补偿的过程中, 除了对土地价值进行补偿, 解决劳动力安置问题, 还应该增加农民在30 a内土地正常收益权的损失补偿、土地潜在的收益补偿、土地升值补偿等。即便是依据现行的补偿标准进行补偿, 也应该参照目前的物价水平和消费总体的因素;同时, 还要结合农民的意愿, 不断提升补偿的标准, 确保农民在丧失了土地之后有能力进行再就业和再创业, 从而更好地保障农民的生活水平, 促进失地农民整体生存能力的提升。
2.2 完善农民的就业培训和社会服务保障制度
长期以来, 受到各方面的影响, 我国的农民大多缺少就业培训的机会, 农民自身的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普遍比较低。这使得很多农民在失去了土地之后, 会面临就业困难的情况。在实践中, 要想解决农民就业中的困难, 除了要开展必要的就业安置之外, 还要培训农民建立全新的就业观念, 大胆鼓励农民积极的参与各类培训, 提升农民自己的劳动技能, 努力在劳动力市场自己的就业机会。政府部门在工作的过程中, 也应该完善必要的就业培训体系, 依据不同的文化层次和农民的年龄阶段, 有针对性地安排一些培训内容。如县级的农广校就、农机校就可以针对职业农民培训进行努力, 组织农民适应社会发展, 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等, 尽可能的解决农民在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同时, 还应该认识到, 失地农民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在他们的权利收到侵害的时候, 往往缺少启动权利救济的各种成本, 所以建立针对失地农民的法律援助体系很有必要。
2.3 建立多元化的医疗保障体系
在建立失地农民的医疗保障的过程中, 各地的农民应该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 建立起多层次的医疗保障制度;同时, 还应该建立起个人和国家和集体共同投入和风险共担的医疗保险机制。首先, 可以为失地农民建立相应的社会救助制度, 强化多元化的救助投入, 引导企业、慈善机构和个人捐款, 不断充实失地农民社会救助基金。其次, 不断推广和普及新型的合作医疗保障制度。目前, 很多地区的农民已经参保新型合作医疗, 但是仍有一部分地区的农民新型合作医疗的参保率比较低, 新型合作医疗作为一项减轻农民负担、保障农民利益的医疗保障制度, 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应该做到积极宣传推广。
3 结语
我国在从传统意义上的农业人口大国向非农业人口大国转变的过程中, 相当一部分农民转型成为城镇居民, 但这并非出于自身主观愿望而是被动无奈的转变, 代价便是失去其原有的土地。由于缺乏稳定平衡的社会保障支撑, 失地农民游离于农民与市民之间, 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发展的不安定因素, 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使失地农民顺利实现市民身份过渡, 使他们的生活无后顾之忧, 需要政府从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角度出发, 探索研究差异化安置、拓宽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等措施。
摘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农村出现了大量集体土地被征用的情况, 造成大量的农民成为了失地农民。因此, 如何妥善的安置失地农民, 已经成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基于此, 结合实践, 就目前农民安置保障所面临的困境开展分析, 并就导致失地农民利益受损的情况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 希望能够更好地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失地农民,安置保障,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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