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的古建筑论文

摘要：作者通过调查研究重庆地区古建筑的产生发展的整个情况，揭示重庆古建筑的主要特征及现状，重新解读重庆地区古建筑文化。关键词：重庆；古建筑；历史；文化中国的古代建筑以其独特的木构建筑结构、庭院式组群、讲究对称等特点为主，在世界的古代建筑中独树一帜。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历史文化的古建筑论文 (精选3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历史文化的古建筑论文 篇1：

古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探析

摘 要：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而古建筑作为传统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等待着人们去研究。古建筑作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宝贵遗产，不仅能够充分展现出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底蕴，还在美学、艺术、建筑以及科技等领域具有突出价值。中国古代建筑在满足人们生活居住基本需求的基础上，还被人们赋予了多样的艺术文化内涵，以此来表达人们精神层面上的追求和愿望。文章对古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展开了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古建筑;古建筑结构;历史文化价值

众所周知，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灿烂辉煌而悠久的历史文化，而古建筑作为传统文化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有着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中国古建筑与欧洲建筑、伊斯兰建筑并称为世界三大建筑体系，在世界建筑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影响范围遍及大半个亚洲和众多少数民族地区。与西方古建筑相比，中国古建筑最大的区别在于广泛采用了木结构体系，该结构体系的优势在于抗震性能强，具有较好的韧性，就算受到外界的强烈冲击也能够屹立不倒。此外，中国古建筑不仅满足了古代人民的居住需求，同时也满足了人们心理、审美以及宗教等精神层面的相关需求，充分反映出我国不同时期社会文化的发展特点。

一、古建筑及其结构

(一)古建筑

中国古建筑拥有着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其风格在世界上是独树一帜的，尤其是在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主导下产生的各类建筑物、构筑物、建筑技术方法以及相关体制。由于受到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当今中国遗留下来的古建筑的数量是比较少的，人们更多只是根据文学著作、考古证据等去勾勒描述古代建筑的形态。从古至今描述古建筑形态的文学作品有很多，人们不仅可以从书籍中了解到古代建筑文化，也可以通过从考古中挖掘出来的甲骨、器皿等载体中看到象形文字描绘的古建筑。中国古代建筑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的生活居住需求，还能够充分体现出社会的等级制度。虽然说该现象能够帮助社会统治者巩固等级制度，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民间工匠艺人对建筑物的创新创造[1]。比如，像我国清代时期所建设的大型皇家陵园，该建筑群落有着大量辉煌华丽的花园庭院、起居住宅以及宫殿等，与周围的自然环境有机融合在一起。

(二)古建筑的结构

与西方古建筑的砖石结构体系相比，中国古建筑结构体系的核心是木结构，建筑工匠们会根据建筑结构需求特点展开各种造型的设计施工。中国最早出现的木结构古建筑迄今已经有了7000多年的历史，根据考古资料显示该建筑位于浙江余姚河姆渡地区，是中国最早采用榫卯技术构筑木结构房屋的实例。河姆渡遗址的考古挖掘发现了大量干栏式建筑遗迹，尤其是在第四文化层底部分布了大量木质结构建筑，建筑构件上带有明显的榫头和卯口。这也充分说明当时建筑施工时垂直相交的接点大多采用了榫卯技术。中国古建筑的木结构通常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穿斗式、叠梁式以及井干式。在古建筑中应用最为广泛的建筑结构形式是穿斗式，其应用优势在于材料使用较少、立柱排列较为紧密，能够大大降低工匠的劳动量，从而在最低成本下创造出最大的经济效益。当前我国仍旧保留有大量的穿斗式结构的古建筑民居。井干式结构的建筑大多出现于我国云南山区、半山区的独龙、傈僳等民族地区。采用该结构形式的建筑需要结合当地地质和地貌进行修建，其优势在于具有良好的抗震、防寒等性能。而叠梁式结构则被广泛应用在汉族寺院、宫殿以及庙宇等大型建筑中，是皇家建筑群落的首选结构，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木构建筑结构的典型代表。

二、古建筑的表现形式

中国古建筑表现形式主要分为了两种，一种是表现最高统治者工作、生活活动的皇家宫廷建筑群落，一种是表现社会平民百姓的生产、生活活动的民居建筑，这两种古建筑表现形式充分展现了中国古建筑的艺术文化魅力。皇家宫廷建筑群落是中国古建筑成就最高的建筑类型，如被海内外人们所熟知的北京故宫就是皇家宫廷建筑的典型代表。故宫紫禁城的前三殿、后三宫都被置于中轴线上，其中前三殿采用了古代建筑的最高等级，无论是从建筑规模，还是从建筑形制上看都在古建筑中首屈一指。而代表平民百姓的民居建筑最为典型的当属四合院[2]，该类民居建筑通常分为前后两院，前院通常供仆役生活居住，后院则是用來招待贵客、举行家庭聚会以及用于主人家的起居生活。四合院的空间布局受到了传统礼制观念的影响，有着尊卑、长幼、亲疏等区别。

三、古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

(一)“易”的思想与建筑木结构

《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经典之一，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自然哲学与人文实践的理论根源，同时也是古代汉民族思想与智慧的结晶，被世人誉为“大道之源”。《周易》记载道：“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这种永不停息不断变化的思想与古建筑木结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中国古建筑最为核心的结构是木结构，早在7000年前河姆渡遗址上就发现了榫卯连接技术打造出来的木结构建筑，这种施工技术当前仍被应用在木结构建筑建设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建筑的需求会有所变化，而木结构的建筑方便人们根据自身需求随时对建筑结构进行空间改造，如进行加建、改建以及迁建等。而社会文化发展又具有连续性，因此建筑结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不变的。从古建筑演变中能够充分体现出这种既变又不变的“易”的哲学思想。

(二)“道”的境界与园林建筑

中国园林建筑最早能够追溯到商周时代，该类型建筑讲究要与自然环境相协调，使人能够在园林环境中充分感受自然之美，因此，中国园林建筑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与自然景观相融合。虽然说古代园林建筑艺术的民族品格是较为复杂的，但是其文化内涵的直接体现是道家所大力提倡的“道”的境界。正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国古代人民对于自然万物的审美观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之上的。而“天人合一”则是由道家代表人物庄子提出并逐渐发展形成的一种哲学思想体系，同时也是一种状态。“天人合一”是说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都应该顺乎自然规律[3]，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个社会极为崇尚道家文化，士大夫以自然为精神寄托而纷纷选择归隐田园，寄情于山水。从该时期开始，道家“无为”的思想成为了园林建筑的文化内涵所在。由中国明代著名造园家计成所著的《园冶》一书是古代最完整的一部造园著作。作者在该书提出了“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美学命题，而书中园林建筑的精神文化内涵无不体现出传统道家的哲学思想。古代园林建筑的主要代表是皇家园林、官宦园林以及士大夫私家园林。皇家园林更多是为了体现出最高统治者所处生活环境的辉煌与宏伟，对于道家思想文化的体现相对较弱。而士大夫的私家园林则与道家思想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网师园是苏州园林中古典山水宅园的代表作品，是宋代藏书家、文人史正志的“万卷堂”故址，其花园名为“渔隐”。清代大臣彭启丰在《网师园说》这样描述道：“……予尝泛舟五湖之滨，见彼为网师者，终其身出没于风涛倾侧中而不知止，徒志在得鱼而已矣。乃如古三闾大夫之所遇者，又何其超然志远也。”由此可见网师园中所显露出来的浓厚道家情思。

(三)“礼”的制度与建筑布局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礼”是国家最高统治者用以治国的根本，“礼”是通过制定一系列的制度规范，又与内在的儒家仁学思想相结合，成为整治社会民众、明确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礼记·曲礼》中道：“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4]由此可见，礼决定了人伦关系，其是制定仁义道德的基础规范，同时也是每个人明辨是非的道德标准，而这些规范和标准就是为了构建一种封建的等级思想与制度。中国古代建筑的空间布局就充分体现出了封建社会“礼”的制度，像唐朝的《营缮令》有明文规定：“都城每座城门可以开三个门洞，大州的城正门开两个门洞，而县城的门只能开一个门洞。”而在明代的《明会典》中则有这样的明文规定：“公候，前厅七间或五间，中堂七间，后堂七间;一品、二品官，厅堂五间九架;三品至五品官，厅堂五间七架;六品至九品官，厅堂三间七架。”该建筑修建规定体现出了古代“礼”的等级制度。而像古代四合院建筑的布局设置，通常是内院正房为主人房，厢房为儿孙辈的住房，前院为招待一般客人和男仆人的住房，后面的罩房则为女仆的住房，另外前院还会设置厨房和堆放杂物的房间。这种传统建筑的空间布局体现出了古代尊卑、上下、男女、贵贱以及嫡庶等一套完整的伦理秩序。

四、结语

中国古建筑从其建筑结构到建筑布局，从物质到精神都渗透着独有的文化内涵。因此，现代的相关工作者要加强对古建筑的深入研究与分析，从而挖掘出其更多的历史文化价值，做好古建筑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

参考文献：

[1]杨红玉.中国古代建筑历史文化研究[J].兰台世界，2010(24)：59-60.

[2]刘鸿斌.中国古建筑的历史文化价值分析[J].美与时代(城市版)，2016(8)：8-9.

[3]刘忠红.“文”予中国古典建筑装饰文化的审美启示[J].装饰，2005(8)：49-50.

[4]刘俊.对湘西传统民居建筑装饰文化的思考[J].装饰，2007(2)：122-123.

作者单位：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报编辑部

作者：石冉冉

历史文化的古建筑论文 篇2：

重庆地区古建筑的历史文化内涵窥探

摘 要：作者通过调查研究重庆地区古建筑的产生发展的整个情况，揭示重庆古建筑的主要特征及现状，重新解读重庆地区古建筑文化。

关键词：重庆;古建筑;历史;文化

中国的古代建筑以其独特的木构建筑结构、庭院式组群、讲究对称等特点为主，在世界的古代建筑中独树一帜。重庆地区的古建筑除了有着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外，还有着重庆地区本地建筑的特点，这些特点是由重庆特殊的地理位置、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及周围复杂的环境等因素影响形成的。

一、重庆地区古建筑的产生、发展和历史概况

经过200万年的漫长历史时期，重庆的古代建筑经过几个时期的发展。大概划分为三个时期：萌芽时期、形成时期及成熟时期。

(一)萌芽时期(从旧石器时期开始至夏商周)

1985年发现的巫山人化石，证明了200万年前就有猿人的存在，龙骨坡遗址系石灰岩构成的山体，共计出土了两件人类化石、一批石制品和120种脊椎动物化石[1]。从当地的地形地貌来看，巫山猿人应以石灰岩洞穴为居，这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多处古人类居住地相类似。

大溪文化遗址的发现，证明了当时的人已经在长江边的台地上建房为居。大巫山西区长江南岸三级台地上发掘了210座墓葬，墓葬中清理出了1700多件文物，有石器、骨质工具，还有陶器和玉器。其他还有松绿石、海螺、蚌珠、象牙等物[2]。证明新石器时期重庆地区的先人已经开始走出穴居生活，来到地面建房为居。从柱洞等情况来看，大溪文化的房屋多为红烧土和竹材制成。

随着文化遗址的不断发掘，从这些文化遗存当中，我们发现了柱洞。这一遗存物证明了重庆地区先人已经从穴居走到地面建房定居。这一现象同时也说明了该地区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思想的进步。

(二)形成时期(从秦汉到唐宋)

根据重庆渝中区古城墙、永川区汉东城遗址、涪陵珍溪镇遗址、合川钓鱼城、丰都鬼城、大足石刻等地保留下来的古建筑以及随后的抢救性发掘，说明了重庆古建筑群落的成型。

巴人自迁江州(今重庆渝中区)以来，历经夏商周，灭于秦。公元前316年，为巩固秦朝统治，张仪在古巴国国都江州始筑城墙，南宋时期蒙古南侵，彭大雅据半岛地势筑城，基本形成了重庆古城墙的格局，是重庆秦、宋时期形成的古代军事设施建筑的典范。

2014年4月，考古工作者在涪陵珍溪镇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唐宋时期的“柱础石”，其外沿刻有莲瓣纹，中间又有开凿的“臼窝”，这是唐宋时代建筑独有的特征。柱础是建筑物的木柱底端的一种构件，呈圆鼓形或多边形。为满足结构与视觉上的需求，其直径一般比柱子大。它的作用是用来承受屋柱压力并传递到地面，且能防潮防侵蚀[3]。这种柱础石大量用于中国古代建筑，属于石构件的一种。

宋代钓鱼城古战场遗址，城门、城墙、皇宫、武道衙门、步军营、水军码头等至今保存完好。除此之外，还有钓鱼台、护国寺、悬佛寺、千佛石窟、皇洞、天泉洞、飞檐洞等名胜古迹。在钓鱼城范家堰遗址抢救性发掘当中，考古工作人员发现了两座宋代大型高台建筑基址，均为条石垒砌，内部以红黏土夹杂石块夯筑。其保存状况较好，残高近6米，高台周边发现有排水暗沟等附属设施。此外两座高台建筑基址之间发现疑似“城门”的石砌拱券顶建筑，前后有八字挡墙，上部有连接两座高台的基础建筑。宋代高台基址及拱顶建筑均为钓鱼城首次考古发现。

丰都鬼城是巴蜀氐羌部落鬼族信奉巫术的文化沉淀，使得鬼城里有着像阳间一样等级森严的阴间世界，苛刑峻法也反映着现实世界统治者的残忍。这些寺庙的建筑以想象中的阴曹地府为蓝本，展现出了重庆古代建筑的奇特壮观。丰都古宗教建筑密集程度大，时代跨度广、文化价值高，使丰都成为重庆古建筑较有代表性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此外丰都还有汇南汉墓群，此墓群属公共墓葬群，各种土坑墓、砖室墓、岩坑墓和瓮葬墓交错，而青砖的使用则反映出了汉代建筑水平的提高，这在全国实属罕见。

根据上述考古发现与发掘工作的开展，逐步展现了重庆秦汉至唐宋时期的建筑形式。从秦以后，重庆地区的建筑风格逐渐受到了中原建筑风格的影响，不仅有木制结构的运用还有砖石的运用，运用到房屋、寺庙、公共设施和军事设施等大多数古建筑当中。

(三)成熟时期(元明清)

这一时期是文化交融的时期，先后经历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统治，两次湖广填四川(一次是在元末明初，一次是在清代前期)等的影响，造成了会馆的兴起。清末重庆开埠后，外国建筑文化渐渐对本土建筑造成影响，出现了西方风格的建筑、教堂等，也出现了富有当地特色的吊脚楼、古镇建筑、寺庙道观、会馆等。

通过重庆考古所对慈云寺遗址的抢救性考古发掘，考察了寺庙主体及附属建筑遗迹33处，包括殿基址4处、房址2处、院1处、排水沟8条、道路4条、焚烧坑6个、佛台7个、佛龛1处。出土了铜、铁、陶、瓷、石等各类明、清时期遗物百余件。本次发掘工作最大的收获是弄清了寺庙主体区域的布局与结构。此次考古调查发现了大型台基5进、石碑3通、各类题记8则、各类造像5尊、精美石构件9件及墓地3处。结合出土碑刻、题记及石质文物雕刻工艺和风格判断，此处早期建筑基址的年代上限可及明代晚期，下限至乾隆五十四年;晚期建筑基址的修建年代则为乾隆五十五年，慈云寺遗址是重庆地区目前保存最好的古代寺庙基址，其布局清晰、结构完整，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和佛教考古价值，是认识与研究重庆地区的历史文化、明清时期佛教寺庙布局特点的重要实物参考。

在汉东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城墙、房址、墓葬、灰坑、水沟、道路、陶窑等各类遗迹101处，房屋的柱洞、排水沟和墙体的基座等都被完整保留下来，面积共计10000平方米。此古城涵盖了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汉代、唐宋元及明清各个时期建筑风貌。

随着文物发掘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揭示了重庆这一时期古建筑的文化原素和本地特色。时代不断地变化，各地区文化相互交流，地方特色建筑逐渐与古镇相互融合(如徽式建筑)。特别是重庆开埠以后，本地建筑受到外国建筑元素的影响，出现了西式的圆拱、柱式等特征。

二、重庆地区古建筑的主要特征及现状

重庆地区古建筑是中国传统古建筑的缩影，它除了继承了中国传统古建筑的基本构造，还有它自身的特色，虽然保存至今的很少，但是留下来的仍然具有很大的文物和历史文化研究价值。

(一)古建筑的类型

重庆古建筑的类型有军事设施、公用设施、民用设施、园林设施和其他的古建筑形式。

1.军事设施。重庆因为地理环境特点的原因，有着非常丰富的军事建筑，如城墙、城门、碉堡等，这些军事建筑及设施分布在许多古城镇之中。重庆历来都是军事上的必争之地，如巴南区的丰盛古镇在古代是通往南川、涪陵的必经之地，其在清代修有数十座用于防御的碉楼，现今保存完好的有10座[4]。

2.公用设施。历史上重庆地区的公用设施有寺庙、道观、会馆、墓葬群、古镇村落老街和道路等。寺庙有很多，包括双桂堂、慈云寺、罗汉寺等;道观有老君洞、张飞庙、南山老君洞、沙坪坝龙泉洞等;会馆有湖广会馆、禹王宫、文昌宫等;墓葬有岩墓、砖墓、土坑墓等，古镇村落老街有磁器口、涞滩、双江古石板街、清西沱云梯街、建于明朝洪武年间罗氏宗祠、巴县衙门等。

3.民用设施。重庆民用设施有民居、书院等。民居大多是传统的中式建筑，特色民居是吊脚楼。吊脚楼依山坡就势而建，因地制宜，是为了防洪防灾而建的，遍布于重庆各大古镇及重庆主城区。

书院在产生之初，常与僧院、道观为邻，选择的地址往往在深山老林中。古老的书院体系从中国唐代开始，到清末退出历史舞台，存在了1000多年。重庆书院大都是由寺庙或有钱人家的大院改建而成的，如磁器口古镇的翰林院。

4.园林设施。中国园林是世界三大园林体系中的一种，讲究的是自然山水，融合了中国的各种建筑小品于一体。重庆的园林多属于寺庙园林和风景名胜区园林，寺庙园林与寺院结合在一起既表现出园林的形态，又反映出宗教的特征。构成寺庙园林建筑群的有亭、台、楼、阁、雕窗柱廊、桥梁和牌坊等，结合书法、牌匾、绘画、雕塑、建筑、家具等艺术底蕴，更便于寺庙与园林的完美结合。这些寺庙园林大多又处在风景名胜区内，与重庆山水相结合，通常是背靠山面临水的风水绝佳宝地，如华岩寺、老君洞等。

5.其他。重庆地区还有其他的建筑类别，如窑址、戏台、石刻雕塑和盐泉等。窑址，如涂山窑，清溪窑等;戏台有偏岩古镇禹王庙前名为万年台的戏台;石刻有涞滩摩崖石刻、路孔的千佛洞、北山摩崖造像、宝顶山石刻;盐泉有宁厂盐泉中的白鹿盐泉。

(二)重庆地区古建筑的主要特征

重庆地区的古建筑属于紧凑型山地建筑，有着本地的个性文化特征。重庆地区的建筑多以穿斗结构为主，少量抬梁式;砖木竹土为墙，竹作筋相当于现在的钢筋，再夹土或者碎石作夹壁墙;桃檐形式多样，有庑殿、悬山等;城镇街道多以青石铺之，因此很多古镇都有石板街之称;斗拱较简单，以实撑撑拱居多;吊脚楼设有阁楼、临街面的单挑或双挑外廊;窗有空花窗饰和镂空雕饰等，门主要是以合页门、搓板门为主;建筑群中都有良好的排水系统，用水主要是以打井取水。

1.建筑原料。重庆地区建筑原料主要是就地取材，如竹、木、砖、石等都是重庆本地方便取用的建筑材料。特别是竹子，此地竹料丰富，为这一地区建筑增添了独有的特色，竹的运用是重庆地区古建筑材料的一大特征。

2.建筑构图。重庆的建筑构图要从建筑个体和群组平面布局上分别来看，个体建筑还是以中国传统建筑为模式，坐南朝北、木砖瓦结构为主;群组建筑中布局非常灵活随意，建筑物与园林常常结合在一起。中国的院宅讲究的是规矩礼制，而园林讲究的是自然。在重庆地区寺庙园林中，宅没有特别讲究对称，而是随地形而建，空间形态中重庆古建筑物中通常分为单开间、双开间和三开间，宅与宅的关系变得主次不明，讲内讲外。

3.艺术特征。建筑美是设计美和功能美的组合，建筑的形成由于受到思维的局限性，有其不完美性。建筑是物质和精神共同构建而成的，不能随意地建造，建筑除了要满足精神的需求外，还需要稳定的结构。精神世界需用物质所表现，建筑是精神世界的物质产物。建筑形态通常由点、线、面、体、质、色构成，并运用光、阴影的作用，带给建筑的是不一样的艺术表现。建筑所处的位置、构成的形式都要遵从于功能。艺术特征由装饰、造型、山水文化、写意山水、诗意、文人墨宝等方面组成。装饰类别有门、窗、撑拱、脊饰、檐枋、拦板、雀替、家具、石桌石凳等。文人留下了很多诗、画形成了山水文化。重庆古建筑所处的环境各异，也因功能意境而不同，所表现的艺术特征具有独特性。在整体与单个建筑的关系中存在对比关系，单个的建筑具有节奏感，多样的单体建筑构成了整个建筑群，它又具有整体性。

(三)重庆地区古建筑的现状

通过对重庆地区的古建筑的走访及调查，重庆现存古建筑群，如古镇、老街和古城有数十个，里面的民居、商铺、牌坊等建筑群保留得相当完整，遭到破坏的古建筑也有许多。其中寺庙建筑也有几十座，但多数存在不少的损伤，因为白蚁噬咬、自然风化等原因还在不断地受到侵害。宗教建筑多存在于古镇中，市中心也有不少，多数都经过几朝几代的维修与重建而得以保存，当然也有很多毁于战争、文革等非自然因素。重庆地区古军事建筑文化保存最完好的是合川的钓鱼台，也有逐渐消失的重庆古城门。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古建筑，它们多集中在一处，有的已经被考古发掘出来，得到了一定的保护，尚未发现的还需要考古队调查研究。

三、重庆地区古建筑历史文化解读

重庆地区历史文化悠久，从早期的大溪文化到巴国文化再到陪都文化，先后经历了许多时期。如何去解读重庆地区的古建筑文化，需要从历史、地理环境与气候的影响、建筑原料、古时人们意识形态等来给予解答。

按功能可以分为民用建筑文化、宗教建筑文化、军事建筑文化和其他建筑文化。建筑文化发展受到社会政治、伦理、艺术、宗教等意识形态的影响，因为功能的不同而产生出不同的建筑文化，反映了重庆地区当时人们的思想情感。这些以功用来区别的建筑，同时满足了他们的生理、心理、物质、精神、实用审美、认知甚至信仰、崇拜等多种要求。

按形态可以分为山地建筑文化、吊脚楼建筑文化、移民建筑文化等。巴渝先民创造了丰富的建筑艺术、乡土文化。他们靠江河聚居，在西部平坦地区建房，因地(坡地)制宜，通过筑台、架空吊层、挑廊附岩形成了山地建筑文化。宗教建筑文化是由佛教、道教等以及其他宗教通过历史上的几次宗教文化的传输而形成的[5]。移民建筑文化是由于湖广填四川、清朝的三次移民等主要原因形成的，民居是山地环境的中国传统院落式，同时吸纳湖广、江浙等地文化涵蕴，在装饰上整合它们的雕刻、图案和彩绘。

除此之外，按原材料可以分为巴渝竹文化、巴渝石文化等;按建筑的整体性还可以分为巴渝古镇文化和巴渝宗教园林文化。巴渝古镇文化聚居形态因素较多，有交通、军事、商贸、移民、宗教等因素，也有自然、传承、移民、商贸等因素。宗教园林建筑文化在于对人文内涵的追求，用各种建筑小品来诠释所要表达的宗教文化主题。

总而言之，重庆地区的古建筑可以说是一部运用竹子的史书。大溪文化遗址就发现有用竹来建屋的考古发掘;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思想的传入，建筑多元化民族思想不断相互交融;宋以后文人的诗画书法元素融入建筑文化，在这些建筑中都有竹子的身影，时而作筋时而编作夹墙。古代建筑文化偏重于艺术与情感，重庆地区富有其地域特色，古代的建筑理念运用到现今建筑中去，如竹筋窨井盖，反映了重庆地区古代建筑建造者们的劳动智慧、时代要求、情感诉求以及价值观的体现，这也是当时一定时代的社会心理、文化整合中审美情趣和时代精神的体现。建筑文化是历史的沉淀，历史的沉淀赋予了建筑以灵魂。历史的沉淀是古人在长期的生活中潜移默化形成的。建筑是没有文字和声音的语言，通过自身的功能来表现出其创造性艺术，它又是人们的审美对象，需要与人之间相互依存。判断建筑美的标准需要根据地域、人等因素来做出，建筑所表达的美与不同的民族、时代、文化、历史相关，建筑文化代表着这个地区这个民族的生存生活方式、策略和智慧。

参考文献：

〔1〕朱松林.近代以来重庆100件大事要览[M].重庆出版社，2005.

〔2〕任桂园.大溪独特的文化形态[A].大巫山文化[M].重庆大学出版社，2001.

〔3〕戴志坚.传统建筑装饰解读.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

〔4〕莫代山.重庆古镇现存古建筑的功能分类与保护[J].重庆教育学院学报，2008(6).

〔5〕巴国·巴人·巴文化[EB/OL].重庆政府网，2011-12-3.

(责任编辑 张海鹏)

作者：权小芹

历史文化的古建筑论文 篇3：

地方历史文化现代转型的动因分析

摘 要：地方历史文化的现代转型是社会转型题中应有之义。作为广府文化主要发祥地的肇庆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却没能很好地反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其完成现代化转型已是时代的必然选择。肇庆历史文化现代转型的主要动因有：充分发挥广府文化显著优势和彰显文化自信的现实要求;文化的内生力诉求自身在适应社会历史发展潮流时能自我更新、不断自强;城市的现代化和城市精神的构建需要历史文化时代性创新发展。

关键词：粤港澳大湾区;广府文化;现代转型;城市精神

肇庆，山川形胜，人文荟萃，不仅是“西江文化走廊”的重要区域，还是古代岭南文化重心由西向东转移的轴心地，更是广府文化的主要发祥地。肇庆历史文化悠久而灿烂，丰富而浓郁，鲜明而多元。千百年来这些历史文化资源共同维系、涵化着肇庆，对肇庆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正功能作用。在社会经济全面深化改革发展的浪潮中，肇庆的发展明显滞后于珠三角其他地区，甚至被边缘化，其中原因是多维复杂的，除了地理资源差别、体制治理差异、产业集群差距等之外，自身地域性历史文化的阻隔和封闭也起到了一定副作用。在“共建人文湾区”的背景下，肇庆如何在新时代、新起点上再创发展新局面，为书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广东新篇章而添砖加瓦，需要在传承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深挖文化内核并完成现代转型，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一、现代社会转型十字路口上的肇庆历史文化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战略，也为新时代广东改革开放再出发带来重大历史机遇。粤港澳大湾区的形成并不是纯粹的地理组合概念，也不是简单的区域联动和产业融合。从文化视角看，“大湾区”确立背后是坚守传统又开放包容的广府文化精神驱动使然，是高度自觉、不断自强的粤文化带来文化自信的应然选择。《纲要》中多次提到肇庆，无疑进一步地明确、强化了肇庆的发展定位，给肇庆的发展带来了新契机。从地理位置上看，处在珠三角地域边缘的肇庆不临海且不接壤“大湾区”中心城市，然肇庆能纳入“大湾区”并成为建设的重要节点城市，这既是珠三角中心城市外溢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区域社会经济竞合、协同发展的客观要求，还缘于肇庆与其他十个城市在文化上的同根同源和同气连枝，以及高度趋同的价值观和社会文化。

粤港澳大湾区不仅是经济区域一体化的城市群，而且是岭南文化尤其是广府文化辐射的主要区域。肇庆虽处于粤港澳大湾区，但相对于湾区其他城市，二元社会结构特征突出，城乡文化差别较大，传统和现代对立明显。肇庆历史文化最显著的特点是多元性、兼容性和稳固性[1]，这种特点的形成主要是由历史条件决定的。同时，肇庆历史文化又存在着另外一面，因为地理原因，其欠缺一定海洋性、开放性和变通性，所以较为固化、保守。在漫長的历史发展中，肇庆没有过大的动乱，没有频繁的迁徙和流亡，缺少与外域文化的激烈碰撞和深度融合，以致文化意识里具有一种偏安一隅的心态，加之广府人惯有的“低调”心理和“精仔”①意识。因历史文化中旧有的思想和观念包袱过重，肇庆发展在适应性、实效性和争先性方面不如靠大江大海的珠三角其他城市，导致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发展明显落后。肇庆现代发展全面落后于珠三角其他地区，带来的结果是文化上的自我怀疑或不知所措，甚至在受到现代文化挤压后由于自身的反作用力而产生顽强的抵触。

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创造力根源于文化内生力，地方发展的潜力和后劲也取决于文化内生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和社会现代转型的大潮中，现代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结构和人们价值观念等都发生了巨大改变。转型背景下的地方历史文化不能以后知后觉的姿态落后于其他领域发展，更不能拖后腿，必须完成现代转型，增强其内生力。急速的城镇化在影响、冲击肇庆这座古老的城市的同时，传统的历史文化或被残酷地肢解或被无情地丢弃或退守一隅而苦苦坚守。面对此等境况，肇庆历史文化是丢弃或拾取?是固守或创新?这是一个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问题，肇庆历史文化发展处在十字路口上，面临着方向性的抉择。事实上，答案不辨自明，深挖活化肇庆的历史文化资源，使之完成现代转型，这既是历史使命，也是现实要求。

二、肇庆历史文化现代转型的逻辑机理

在中国社会形态由传统社会全面加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肇庆历史文化如需更好地履行社会职能，完成现代化转型是必由之路。这既是自身适应社会、维持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充分体现和发挥广府文化显著优势的需要

岭南文化体系主要包括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和客家文化，而其中以广府文化特征最为鲜明、影响最大。广府文化兴起于岭南独有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条件，在中国社会近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在中国经济建设中心南移的背景下，广府文化在打破传统、解除封闭与吸收外来文化上，当仁不让地扮演着先行者、急先锋的角色。在与各种域外文化的交流和碰撞过程中，广府文化没有表现出无所适从而无处安身，更没有被冲蚀而沉沦、消亡，反而凭着自身的坚韧性，不断融合外来文化，汲取营养，其先进性和内生力不断得到增强。

“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离不开多元地域文化的百花齐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在众多的地域文化中，广府文化以开放性、兼容性、适应性和争先性的特质为越来越多人所接受。以广府文化和中原文化相比较而论，中原文化在内容厚重性、思想成熟性和体系完整性方面，都比广府文化略胜一筹，但中原文化的永固性和封闭性无可避免地影响了自身的多样化和创新性，也限制了其进一步拓展的时间和空间，一定程度上钳制了社会发展变革。与之相比，广府文化固然欠缺一定的完备性和厚重感，但凭借自身优秀的基因，依托强大的经济基础和改革实践的成功效应，从未来走向来大胆预测，广府文化定会产生全国性影响。

肇庆作为广府文化的主要发祥地，其历史文化最鲜明的特点是浓郁、多元、厚重。大量历史文化资源表明肇庆是一座多维立体、丰实厚重的文化古都。在文物遗迹上，封开峒中岩的石器遗存、鼎湖区蚬壳洲的墓群遗址、高要茅岗建筑遗址以及大量出土的春秋战国青铜器等，这些表明肇庆在史前至先秦间是岭南的文化和活动中心。在历史建制上，南越时封开的苍梧国统岭南，西汉时设高要县，隋朝置端州郡，北宋改肇庆府，明嘉靖至清乾隆前期为两广总督府驻地，这些表明肇庆在历史上是岭南的政治中心。文化名人有，“古文经”学派的代表人陈钦、陈元父子，东汉时的佛教学者牟子，禅宗六祖惠能，唐代禅师石头希迁，岭南第一状元莫宣卿，执政端州三年的名臣包拯，均在肇庆起家或成名。众多文人名士如李绅、杨衡、宋之问、俞大猷、陈献章、汤显祖、屈大均、袁枚、张之洞、黄遵宪等都曾逗留于此并留下笔墨。被誉为“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的利玛窦入居肇庆六载并建立教堂传教。这些表明肇庆有崇文风尚，历史人文土壤丰实，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在古建筑上，城区的宋城墙、梅庵，德庆的龙母祖庙、学宫，鼎湖的庆云寺、包公祠，以及众多散落在各处的古村落、古街区和古建筑群，作为见证历史文明发展的遗珍数不胜数，表明历史上的肇庆社会活动繁荣而鼎盛。在文化体系上，极富地域特色的宋文化、端砚文化、龙母文化、孔庙文化、西方宗教文化、六祖文化、包公文化、摩崖石刻文化等共存共生，交相辉映，表明肇庆历史文化内容丰富多元且包容兼备。在民间艺术上，悦城的龙母庙会活动，怀集的贵儿戏、春牛舞，封开的麒麟白马舞，四大名砚之首的端砚，精湛的四会玉雕，驰名海内的裹蒸粽等，表明肇庆的民俗民间艺术资源丰富多彩。肇庆是广府文化的重要发轫地，且是广府文化发展过程中由西向东转移的重要中转地，深厚的文化底蕴彰显着强烈的文化自信，这种文化上的显著优势可极大地推动肇庆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

(二)历史文化自适应发展的内在要求

虽然历史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凝结的存在方式，但是其状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历史文化是基于过往之生产力水平、当时之经济基础而产生的。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现有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基础已今非昔比。属于上层建筑的文化其必然也需要随着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做出适应性的调整、转型、革新。历史证明，历史文化如果不能适应生产力水平、历史演进、社会矛盾、阶级关系、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变化，其必然会消亡。“转型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了这一文化能否延续下去、能否持续发展、能否更进一步。”[2]唯有不断转型，并服务于经济基础，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历史文化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所以说，文化转型是历史文化自适应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符合社会历史潮流和文化发展规律的客观结果。

一种文化之所以能够不断延续、发展和进步，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其有着强大的适应能力且不断转型。当外源性条件剧烈变化或时代发生转机时，文化内部要素会自我解构和重构，并依托强大的内生力进行自我創新，通过内在的精神要义和外在的物化表征发生联动带来文化状态的改变，从而不断维持自我增长，并以此满足、适应和促领时代社会的发展。虽然文化上的进步是来自于内源性变迁主导的结果，但这种变迁的基础仍然是来自外源性的社会生活，且变迁的主要内在动力也是为了社会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文化的变迁与社会生活的变化并不是同步的。有时文化能引领时代、社会、经济和生活的变化，但在一定时期内文化上的变化往往是滞后于社会生活的，或变化是微弱的。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文化会因应科技、经济、政治体制、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发展进步，内涵和表现形式会产生变化，这种变化的累积适逢社会转型或强烈的外部刺激才会产生质变效应，即文化变迁或转型，从而带来深刻的变革影响，推动着社会全方位的进步。

任何历史文化都具备自我延续和自我革新的内在机能，两种机能间是对立统一的。自我延续机能能确保文化保持自身的独立性、统一性和同一性，是稳定社会生活带来的必然结果。自我革新机能促使文化不断更新、发展和变迁，是社会历史的变动性影响使然。中国及各地方历史文化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是传递有序、一脉相承，这源于社会形态长时间的稳定以致自我延续和自我革新两种机能的高度统一。而到了现代社会后，社会形态的快速切换，历史文化中的些许精神要义与现代文化观念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文化的自我革新与自我延续之间的对立性日益凸显，历史文化面临着更新与再造。

关于“现代”的理解，从时间观的维度来看，“现代”是与“传统”相对的，“传统” 强调的是一种循环、重复、持续的时间观，而“现代”强调的是一种迭进、向前、更新的时间观。从现代性的内涵来看，文化现代性即赋予历史文化以科学意识、理性之光和时代精神，消除文化中迷信、陈腐、幻想、宿命、愚昧等糟粕或封建的部分。文化中落后陈腐内容不利于现代化发展，历史文化在时代变迁的历史进程中，只有不断自觉或不自觉地革旧图新，才能历久弥新，才能避免在大浪淘沙的历史长河中黯淡甚至流失的命运。肇庆历史文化中必然存在一些与新时代发展不相符、不相容的内容，存在着不适应社会向前发展的意识形态，这些都会阻碍自身的发展，也会影响社会的发展进步，只有冲破陈旧落后的历史传统的束缚，打破封闭与僵化，完成现代转型，才能永葆生命力。所以说，历史文化的现代转型是自我更新、不断自强的根本诉求，也是社会功能自我完善的一种需要。

(三)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应然选择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发展的原动力。历史文化不是摆设，只有将其融入现代都市生活中，才能焕发活力，彰显人文价值。不具备历史人文底蕴的城市，如同人没有精神世界一样，终将走向沉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文化底蕴毁掉了，城市建得再新再好，也是缺乏生命力的。” [3]虽然说每座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文化和历史记忆，但是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现代生活不免会冲蚀历史文化，尤其是那些裹足不前和阻碍社会前进的文化资源最终会被人们所遗忘或抛弃。历史文化只有去适应、引领时代社会的发展，才能生生不息，才能凸显自身的功能价值。

1994年，肇庆被国务院列为第三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个名片是深入人心的，是极具影响力的，但“文化名城”却没有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更没能够很好地反哺社会经济的发展。近年来，肇庆在社会经济发展上严重落后于广府文化辐射区的其他城市，历史文化中有些不合时宜的内容在阻碍肇庆社会的发展。社会现代化是一个全方位且多维的过程，地方经济、社会的现代化需要文化现代化的与时俱进。文化是一重要的生产力，地域文化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到文化时代，也即是改变了过去只是以政治观点和政治利益去认识和把握一切，代之以从文化意识与方式去认识和把握一切的时代”[4]。处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代的肇庆历史文化，唯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实现现代化转型，赋予其新的文化内涵，彰显新的风尚，才能满足肇庆社会日益发展的现实需要。

城市的发展及现代化离不开城市精神的引领和支撑，现代且先进的城市文化必然需要高度融合和彰显城市精神。城市精神体现的是一种城市性格和地域风格，广泛凝聚着地方民众的精神力量，其来自地方历史文化中深厚的文化自信、深沉的文化气质和持久的文化力量。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要结合自己的历史传承、区域文化、时代要求，打造自己的城市精神，对外树立形象，对内凝聚人心。”[5]可见，现代城市之精神的建立需要将历史、区域文化链接时代要求，或将历史、区域文化赋予时代特征，对于历史文化名城来说，根植历史文化传统、汲取时代养分是凝练城市精神的必由路径。城市精神是有着很强的地域差异性的，这种差异源自地理环境和生产力水平的不同，以及城市历史文化的差异。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跃进，地理环境和生产力水平的不同之因素在慢慢弱化，而历史文化对城市精神的影响作用却愈发明显。所谓“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历史文化就是水之源、木之本，历史文化对现代城市精神的构建有着重要作用，是塑造都市文化的根与魂，是打造城市精神的重要源泉。城市精神的打造不是建造空中楼阁，必须依托厚实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基础，必须从历史文化中去挖掘现实意义和现代精神，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城市精神在社会发展中的导向、涵化和凝聚等作用，从而促领城市现代化发展。

三、结语

在社会全面转型和“共建人文湾区”的背景下，肇庆历史文化面临现代转型是一个不容忽视且亟待解决的问题。虽然地域文化的转型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能完成的，但是社会群体广泛又深入地实践能够加速推动其现代转型。

参考文献：

[1]张勇.新媒体视阈下肇庆市历史文化传播策略探析[J].肇庆学院学报，2017(03)：97-100.

[2]陈少雷.文化转型与价值建构：问题、视角与路径[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7(03)：37-44.

[3]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EB/OL].[2019-05-14].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5/14/c_1124490-

611.htm.

[4]黄伟宗.珠江文化论[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1.

[5]廖启云，廉永洁.治理之道：打造富有特色的城市精神[N].人民日報，2017-05-17.

①“精仔”在粤语中指聪明人，意为会投机、不做出头鸟和不吃眼前亏，并非贬义。详见黄伟宗.珠江文化论[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65.

收稿日期：2020-08-17

基金项目：2019年肇庆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肇庆广府文化的现代转型”(19ZC—40)

作者简介：张勇(1979-)，男，湖南湘潭人，副教授，从事文化社会学与文艺学研究。

作者：张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