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医院文化的内涵论文

谈医院文化的内涵论文（精选8篇）

谈医院文化的内涵论文 篇1

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它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世界是在阴阳二气作用的推动下孳生、发展和变化；并认为木、火、土、金、水五种最基本的物质是构成世界不可缺少的元素。这五种物质相互资生、相互制约，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这种学说对后来古代唯物主义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不少人总是把阴阳学说和对立统一混在一起，其实两者有一个本质的区别，那就是对立统一的双方是对等的，而阴阳学说中的阴阳则是不对等的，确切地说是阴从属于阳的，阳代表着连续而无形的自然整体，而阴则代表着局部暂态的有序结构，两者的力量是无法对比的，阳决定着阴。或者说整体决定局部，自然整体是万物的上帝，它决定着万物的生死存亡。阴阳学说现在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描述，那就是整体决定局部。

阴阳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结晶，它不但没随岁月的流逝和科学的突飞猛进淡出人们的视线，相反它不曾被人们完全理解的深奥哲理，随着认识的升华越来越彰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意识到，它不但不是一些人不懂扣上的的认识论，而是现代思维哲学的大成，让我们萌发出辩证法的三大规律真正的发源地恰恰是我们中国，功于我们伟大的华夏民族！

谈医院文化的内涵论文 篇2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体系, 光辉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都是由汉字记录的。一般地说, 中华传统文化都可以说是汉字文化。但这种说法太广泛, 不能突出汉字的特点。因此, 这里要谈的汉字文化不是指汉字所记录的中华传统文化, 而是汉字本身所记载所反映的各种文化。

由于汉字一直保留着意音体制, 与世界通用的拼音文字迥然不同, 所以人们对它的形音义关系一直很重视。两千年来一直是我国汉字研究的重点, 并已取得了辉煌的成绩。特别是甲骨文发现以后, 这种研究就更大大地发展了。近年来出版的许多专著、教材、字典词典, 就代表了这种研究的成果。但是过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形义关系的分析上, 对汉字的文化内涵则揭示不够;因此, 它告诉人们的是汉字有很强的表意性, 而对汉字里的文化内涵, 则很少论及。我在写作《汉字形义通释》的过程中, 发现汉字的文化内涵是很丰富的, 把这些文化内涵挖掘出来, 对帮助人们增长知识是有好处的, 对帮助人们深入理解汉字更是有好处的。不过, 汉字的文化内涵, 有的比较浅显, 人们容易理解;有的却比较深奥, 人们需要深入思考才能发现。例如:

“人”字甲骨文作, 很像侧面站立的人形。但“男、女”的甲骨文分别作、, 似乎与人并无关系。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 “”字从田从力, 意思是男人在田里从事耕作;“”字像跪坐的人形, 意思是妇女在家里做家务。 (要说明的是, 跪坐是把臀部放在脚后跟上, 便于站起, 不是双膝着地上身挺直的长跪。) “男、女”的字形, 告诉人们, 造字时代, 不仅男女已有明确的分工, 而且中原地区已进入农耕时代。

“书”字的繁体作“書”, 从聿从曰, 什么意思呢?“聿”的意思是手里拿着笔, “曰”的意思是说话。用笔说话, 不就是写字吗?“书”字从聿从曰, 是告诉我们“书”的本义是书写, 现在的常用义“书信、书籍”是它晚出的引申义。

“字”从宀从子, 是说房子里添了一个小孩儿, 这是在告诉我们“字”的本义是妇女生孩子。《论衡·气寿篇》:“妇人疏字者子活, 数乳者子死。” (“妇女生孩子稀少, 孩子能活;连着生, 孩子死。”) 就是证明。由于一个妇女可以生几个孩子, 和一个汉字通过加偏旁可以分化出几个新字一样, 所以古人就把新分化出来的形体叫做“字”。《说文解字·叙》:“仓颉之初作书, 盖依类象形, 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 即谓之字。文者, 物象之本;字者, 言孳乳而寖多也。”意思是说, 仓颉开始发明文字的时候, 先按照物体的外形摹画, 叫文;后形声相配, 叫字。这就告诉我们, 独体的 (象形字、指事字) 是文, 合体的 (会意字、形声字) 是字。后来文字才混而不分。

“典”字从册从几, 字义是可以作为标准的书籍, 如典籍、经典。从册从几为什么就是可以作为标准的书籍呢?因为我们的祖先特别重视前人的治世经验, 所谓“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 他们就把前人的经验刻在简册上, 并恭敬地摆放在几案上, 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典”字从册从几, 正是这种状况的写照。

“删”字从册从刂 (刀) , 字义是去掉文章中写错的字句。从册从刂, 为什么就是去掉文章中写错的字句呢?因为上古的人们没有纸 (纸是东汉人发明的) , 他们往往把字刻在竹简木牍上, 写错了的字句要想去掉, 只能用刀把它们刮掉。从册从刂, 正是告诉人们, “删”的本义是去掉文章中写错的字句。去掉写错的字句, 剩下的自然都是要保留的, 所以选取是“删”的引申义。《汉语大字典》把“裁定;节取”说成“删”的第一义项, 而把“削除”说成“删”的第二义项, 明显是值得商榷的。

“或”在现代汉语中是肯定性的不定代词, 意思是“有的”, 但它的甲骨文作, 字形从口从戈;篆文作, 从口从戈从一。字形和字义联系不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说文解字》说:“或:邦也。从口, 从戈以守一。一, 地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邦者, 國 (国) 也。盖或、國在周秦时为古今字, 古文祇有或字。”这就是说, “或”的本义是“國”, 用为肯定性不定代词是假借, 不是它的本义。由于“或”用为肯定性的不定代词的频率较高, 为区分本义和假借义, 就在“或”字上加“囗”, 另造“國”字。

“我”无论是在古代汉语还是在现代汉语都用为第一人称代词, 但与字形联系不起来。在甲骨文里, 用为第一人称代词的“我”, 甲骨文作, 字形像一种一端为锯齿的武器。这就是说, “我”的本义是一种武器, 用为第一人称代词乃是假借。由于“我”的本义很少使用, 而它的假借义用得倒很多, 一般人如不懂得甲骨文, 可能会觉得“我”的本义就是第一人称代词。

现代社会男女平等、婚姻自由, 但造字时代可不是这样。“妻”字篆文作, 像一只手抓住女人的长发, 明显是强迫为婚。“妥”字甲骨文作, 像一只手抓住了女人, 明显也是强迫妇女满足自己。“娶”字从取从女取亦声, 意思是男人得到了一个妇女。这些字的字形明确地告诉我们, 在造字时代, 确实存在着抢掠婚姻。这大概是奴隶社会的必然产物。因为在奴隶社会, 奴隶是没有人身自由的, 奴隶是可以买卖、赐予、随葬, 甚至杀死的, 女性奴隶被强迫为婚, 当然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还有, 上古时代战争频繁, 失败一方的男性, 或被杀死, 或投降为奴;妇女儿童往往则被掠去, 沦为奴隶。有的妇女被强迫为妻为妾, 恐怕是司空见惯的。这种抢掠婚姻, 在有的民族中, 一直延续到后代。久而久之, 有的民族把它演变成了一种结婚仪式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抢婚, 即不管新郎新娘之间多么情投意合, 不管双方家长对婚事多么支持, 结婚当天, 新郎必须带着几个兄弟到女方家把新娘抢来, 新娘是不能自己主动到新郎家的。就是汉族, 不叫抢婚了, 但仍需要新郎到新娘家去迎亲。

有的字所含的文化内涵是隐性的, 需要查阅历史资料并深入思考才能认识。例如:

“血”字甲骨文作, 像是盆里有物。“血”的本义是血液。盆里有物为什么不是水或其他东西, 而是血液?这需要了解上古时代人们特殊的思想和习俗。用盆盛水或其他物品, 虽然司空见惯, 但古人不会特别重视, 古人最重视的是用盆盛鲜血。为什么?因为古人特别迷信, 凡是祭祀总要杀牲, 用盆盛鲜血, 摆上供品, 然后跪拜祷告;与人结盟, 也要杀牲, 用盆盛鲜血, 把它抹在口唇上, 然后盟誓。古人以为, 这样神灵就能知道。在古人看来, 这些“血”是神圣的, 所以特别重视。《周礼·春官·大宗伯》曾记载大宗伯之职, 有“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狸沈祭山林、川泽”等。《孟子·告子下》曾有如下记载:“葵丘之会, 诸侯束牲载书, 而不歃血。” (“在葵丘的会盟, 诸侯捆绑了牲口, 把盟约放在牠的身上, 而没有歃血。”) 这说明, 诸侯会盟本来是应该歃血的, 不歃血是不够完整的, 所以孟子特别加以说明。

“取”字甲骨文作, 从又从耳, 意思是用手 (又) 持耳。“取”的本义是捕取。从又从耳, 为什么是捕取呢?这要了解古代特殊的制度。据《周礼·夏官·大司马》记载:“ (狩) 大兽公之, 小禽私之, 获者取左耳。” (狩猎中捕获了大兽要交公, 小的飞禽可以归己。捕获了禽兽要割下它的左耳。) 郑玄注:“得禽兽者取左耳, 当以计功。”这是说, 在捕猎中, 捕获了禽兽, 要割下它的左耳, 拿回去记功。在战争中, 杀死了敌人, 也要割下他的左耳, 拿回去记功;俘虏了敌人, 则要把他抓回去。《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曾有如下议论:“且今之勍者, 皆吾敌也, 虽及胡耉, 获则取之, 何有异于二毛?” (“现在强大的国家, 都是我们的敌人。即使是老头子, 俘虏了就要抓回来, 管他头发花白不花白?”) “取”字从又从耳, 正是这种残酷现实的写照。现在的常用义是拿到、取得, 明显是从捕取义引申出来的。“取”字的字形, 记载着曾经存在过的残酷制度。

“法”字从水从去, 常用义是法度、法令、效法、方法。字形与字义联系不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法”本作“灋”, 从廌去从水, 意思是用廌 (样子象山牛的独角兽) 判决诉讼, 廌会以角触去理曲者, 执法像水一样平。《说文解字·水部》:“灋:刑也。平之如水, 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 从廌去。”朱小健在《中国汉字文化大观》里曾引用一个历史故事说明了以廌 (又叫解廌) 决诉讼的做法。他说:“相传齐庄公有个叫壬里国的臣子, 与另一个叫中里缴的人打了三年官司。因为案情不清, 难以判断, 齐庄公就让一种叫‘解廌’的独角兽来听他们二人自读讼状。结果, 壬里国的诉状读完, 解廌没有什么表示。而中里缴的诉状还没读到一半, 解廌就用角顶翻了他。于是齐庄公就判决壬里国胜诉。”今天看来, 这种做法难以令人信服, 但却是确实存在过的事实。因为上古的人们十分迷信, 他们相信神灵确实存在, 并主宰着人类的一切。人们难于判断的诉讼, 请神灵来判断, 是完全符合古人的思想的。由于“灋”字结构复杂, 不便书写, 古人便把它简化作“法”。

“家”字从宀从豕, 传世的常用义是家庭。房子 (宀) 里有猪 (豕) , 为什么就是家庭呢?有人说, 上古时代, 猪与人住在同一个房里, 因此房子里有猪就是家。但这样解释很难说服人, 因为“家”字字形明明只有猪没有人, 可见古人要强调的是“家”里必须有猪。有人说, 这是因为古人希望增加人口, 因为猪的繁殖能力强, 一窝可以生好几只十来只小猪, 所以“家”字从宀从豕。这种解释十分低级庸俗, 在古书里找不到任何证据;再说这种解释岂不是把自己的亲人都比喻成猪了吗?可见, 我们如果想搞清“家”字为什么从宀从豕, 还必须从了解古人最早对“家”的理解入手。先秦的著作很少使用“家”的家庭义, 使用较多的是“家”的采邑义。《尚书·伊训》:“惟兹三风十愆, 卿士有一于身, 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 国必亡。” (“这三风 (巫风、淫风、乱风) 十愆 (舞、歌、货、色、游、畋、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 , 卿士有一样在身, 家必丧;邦君有一样在身, 国必亡。”) 《诗经·周颂·载芟》是西周早期作品, 其中也说:“有飶其香, 邦家之光。” (“饭食喷喷香, 国家的荣光。”) 这里邦家连用, 家与邦意相近。《论语·季氏》说:“丘也闻有国有家者, 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 (“我听说, 诸侯、卿、大夫们, 不怕贫穷而怕财富不均, 不怕人口少而怕社会不安定。”) 孔子把有国者与有家者并提, 指的都是统治者。《孟子·梁惠王下》中曾说:“万乘之国, 弑其君者, 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 弑其君者, 必百乘之家。”郑众在给《周礼·大司马》作注时也明确地说:“家谓食采地者之臣也。”这就是说, “家”是卿、大夫的采邑, 比起国、邦 (诸侯的封地) 地位低 (笔者在《汉字形义通释》里, 未指明这一点, 特向读者致歉) , 但也是统治者的住所, 不是一般百姓的家庭。

“家”既是卿、大夫居住的地方, 为什么“从宀从豕”呢?笔者以为, 大概是由于造字时代中原地区的农业已很发达, 牛、羊、猪早已是肉食的来源, 所以必须家养。养牛羊的地方叫“牢”, 养猪的地方叫“圂”。由于猪的肉最香, 但养猪需要喂粮食, 不像养牛养羊主要是喂草, 所以一般人是养不起的, 只有有封邑者 (统治者) 才养得起。正因为如此, 只有卿、大夫们才有“家”, “家”也就是统治者的象征。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家”不是养猪的“圂”, 而是有能力养猪的人家———卿、大夫的采邑。

由于春秋战国时代诸侯间的战争连绵不断, 战败的一方自然会失去原有的社会地位, 而变成庶民。这就使“家”的指称对象难于保持稳定。而且, 由于经济的发展, 社会的进步, 能养起猪的人家越来越多, “家”的指称对象日渐扩大, 逐渐变成了一般人居住的处所了。《诗经》中有不少这种用例, 说明这种变化出现很早。到汉代, “家”的采邑义一般人大概都不知道了, 所以注疏家才特意注明。“家”字从宀从豕, 正说明“家”的本义是卿、大夫的采邑, 而家庭义是它的引申义。《王力古汉语字典》把家庭义列为“家”的第一个义项, 而把采邑义列为第二个义项, 也是欠妥的。

汉字中形声字占80%—90%, 形声字的形旁是表示该字的意义范畴和类别的。给某字加什么形旁正表示着古人对事物归类的认识。因此, 形旁的广泛使用, 说明我们的祖先在造字时代对自然界、人类社会的万千事物已经能够进行科学的归类了。例如:

在常用字的范围内。“人”部包括131个字, 可分为十一类:

1.表人称谓的:你、他、伊、俺;

2.表人数量的:俩、仨、伍、什、佰、仟、亿、个、偶、们、众、余、仅;

3.表人辈分的:仔、伯、仲、伦、侪、侄;

4.表人身份的:伶、倡、佃、佣、俘、僮、傀、儡、侯;

5.表人类别的:侠、儒、僧、仙、佛;

6.表人关系的:伴、侣、伙、仇;

7.表人形态的:体、仪、偏、似、像、俄、俐;

8.表人特点的:俊、伟、傻、俏、信、倔;

9.表人状态的:健、伤、倦、倘、俭、例、佳;

10.表人动作的:何、保、付、休、佐、佑、伺、偎、依、倚、僵、仆、作、做、倍、从、俱、值、仍、代、企、传、伏、俯、伐、任、估、使、假、借、停、倒、侵、修、催、僻、傲、傍、储、偷、偿、候、侮、命、令、佩、侨、侦、供、侍、仕、住、伸、仿、仰、仗、化;

11.表与人有关的事物:债、伪、位、价、件、僚、便、促、俗、侧、但、侥、侈。

(由于对字的分类应该根据它的本义, 但有的字本义使用太少, 我们可能理解得不对, 分类也就难以很准了, 请读者见谅。)

现在, 我们的儿童从小就学习汉字, 他们在学习汉字的过程中, 自然也就学会了对万千事物的科学归类, 这对培养他们的认识能力无疑是有很大好处的。不过, 由于汉字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古人造字时的想法我们如果不了解, 某字现在常用的义项如果不是它的本义, 就很难对该字的构成有正确的理解。这时, 就需要教师给以必要的解释。例如:

城市的“城”字为什么“从土成声”呢?难道城里只有“土”吗?当然不是。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城”的本义是城墙, 城市 (城墙里人口集中居住的区域) 是它的引申义。“城”字的形旁是“土”, 是因为古代的城墙是用“土”夯成的, 即使是后代的城墙, 砖也只是铺在墙的表面, 墙的实体仍然是“土”。墙、壁、垣、坝、堤等字的形旁都是“土”, 也是因为它们的实体都是“土”。

蠢笨的“笨”字为什么“从竹本声”呢?难道竹子还有笨不笨的区别吗?当然没有。这该怎么解释呢?原来, “笨”的本义是竹黄, 即竹子的内层。《说文解字·竹部》:“笨:竹里也。”徐锴《说文解字繫传》:“竹白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胜》:“笨:谓竹之白质者也, 其白如纸可手揭者, 谓之竹孚俞。”大概是由于竹黄非常薄, 只有灵巧的手才能完整地揭下来, 笨手笨脚是一定会弄破的。因此, 古人就把不灵巧的动作也叫“笨”。可见, 蠢笨、笨拙用的是它的引申义。

治病的“治”形旁为什么是“氵”呢?难道治病都要用水吗?当然也不是。“治”的形旁所以是“氵”, 是因为“治”本读chì, 是河的名字;现在读zhì, 意思是治水 (即疏通河道) 。成语“大禹治水”的“治”用的是此义。后来, “治”的对象放宽了, 研究学问的叫治学, 与疾病作斗争的叫治病, 与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叫治安。如此等等, 不一而足。

道理的“理”字形旁为什么是“玉”呢?因为“理”字的本义是除去玉石上的杂质, 除去了杂质便会露出它的纹理, 而道理与纹理有点相似 (一个是具体的花纹, 一个是抽象的条条) , 所以人们把道理的理也写作“理”。这就是说, 道理用的是“理”辗转引申的引申义。

综上所述, 汉字不仅有很强的表意性, 而且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如果我们能对汉字的表意性能有全面的理解, 如果我们对汉字丰富的文化内涵能有深入的了解, 我们就不仅能提高使用汉字的能力, 而且能提高知识水平。为此, 我在《汉字形义通释》里, 对近200个常用字的字形和字义的关系、字义之间的关系, 深入进行了分析;对114个部首 (即形声字的形旁和会意字的义旁) 和部辖字的关系, 深入进行了分析;对73个声旁和形声字字义的关系, 深入进行了分析, 力图解释汉字的文化内涵, 向读者提供一些有用的知识。

(通讯地址:100089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浅谈剪纸的喜庆文化内涵 篇3

1、剪纸色彩艳丽之美

先秦时期，中国古代色彩象征呈现多元化发展的倾向。孔子出于对周礼的维护，把黄、青、白、红、黑定为“正色”、“上色”，并把这五色与“仁”、“德”、“善”结合，运用于“礼”的形式中。在传统风俗中，色彩文化更是浓郁。在先前，黄色为帝王之色，皇宫、社稷、坛庙等主要建筑多用黄色；黄色又被视为超凡脱俗之色，是佛教奉崇的颜色，僧侣服饰是黄色，庙宇也是黄色。青绿色象征着生机勃发的春天。白色是凶丧之色，中国人遇凶事服白，素衣、素裳、素冠，至今如此。红色是中国人喜欢的色彩，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影响下,红色被认为吉祥尊贵的颜色，新婚寿诞、节日喜庆都与红色分不开，寓意喜庆平安，昭示国泰家和，因而亦得名“中国红”，千百年来长兴不衰。紫色也是中国传统的吉祥颜色，是祥瑞、庄重之色，有“画梁紫燕”、“紫气东来”等成语。中国的民间传统剪纸多以红色为主，充满了喜庆的味道。同时，彩色点染，鲜艳夺目，缤纷多彩的颜色也为剪纸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艳丽的色彩也体现出了生活的美好和兴兴向荣，如山西广灵剪纸、河北蔚县剪纸等都以色彩艳丽著称。

2、剪纸图案造型之美

剪纸图案绘制精美，造型时而逼真，时而夸张，充分展示了人们的智慧。图案造型主要依据形象在内容上的联系，较多使用组合的手法，由于在造型上的夸张变形，又可使用图案形式美的一些规律作对称、均齐、平衡、组合、连续等处理。它可以把太阳、月亮、星星，飞鸟、云彩，同地面上的建筑物、人群，动物同时安排在一个画面上。常见的有“层层垒高”或并用“隔物换景”的形式。剪纸大多采用“中心对称式”的构图，如“蝴蝶”（图1）、“囍”。这种构图比例协调，相对对称，内容丰富，统一规范的同时又显得生动活泼，有的在画面中央有一条视觉中心线，两侧附以面积相同或完全相同的图案元素（图2），这种构图表现出比例和空间上的绝对对称，画面稳重、规范严谨。

图1

图2

3、剪纸的喜庆文化内涵及图案寓意

“吉者福善之事，祥者嘉庆之征”，吉祥被视为剪纸艺术的福瑞喜庆。人们祈求丰衣足食、人丁兴旺、健康长寿、万事如意，这种朴素的愿望，便借托剪纸传达出来。在传统剪纸作品中，可谓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剪纸喜庆文化的图案设计主要以“夫妻恩爱”、“交合祈子”、“节庆祈福”为主题，以带有吉祥寓意的花卉果木、动物鸟兽为表现元素。

“夫妻恩爱”这一题材有白头偕老、恩爱夫妻、双喜鸳鸯、鸳鸯同心、彩蝶并飞、花好月圆、鸾凤和鸣、丹凤朝阳、百年好合、双喜等。这类题材体现了人们对夫妻恩爱、生活和睦幸福的重视与追求。例如剪纸《龙凤呈祥》、《凤凰戏牡丹》象征婚姻的美满与神圣，《刘海戏金蟾》象征爱情的真挚等。

“交合祈子”这一题材有鹰踏兔、蛇盘兔、鹭鸶衔鱼、鱼戏莲、万代长春、瓜瓞绵绵、喜占春魁、双鲤交枝、鸳鸯贵子、榴开百子、金玉满堂、子孙万代等等。这类题材体现了人们对血缘传承、门庭兴盛的要求和渴望。婚庆时，大门两边要贴上大红双喜字，晋南一带还要在陪送的嫁妆上用《鱼儿扑莲》、《麒麟送子》、《鸳鸯戏水》等大型剪纸覆盖，作为装点，枕头、手帕上的绣花，也是以剪纸为底样绣成的。

“节庆祈福”这一题材就更为广泛了。这一题材常选用具有吉祥寓意的花卉果木作为表现元素，如牡丹、莲花、梅花、兰花、菊花、松树、竹、桃花、芙蓉、玉兰、海棠、金橘、水仙、灵芝、桂圆、石榴、桃子、佛手、柿子、葡萄、葫芦、山茶、月季、灵芝、万年青、长春藤、芭蕉以及宝相花等。万年青象征着长青不老，柿子和如意象征着事事如意、平安幸福，鱼和莲花则象征着连年有余，鹿和鹤代表的鹿鹤同春（图3）又是春天和生命的象征。

图3

通过剪纸，人们通过美好的形象来慰藉自己的心灵，以期建立自己的理想世界，并肯定人的力量，鼓舞人们继续奋斗的勇气。剪纸喜庆文化的内涵和图案寓意，正是人们创造美好生活理想的外在呈现。

4、结语

圣洁之美-谈日语中白的文化内涵 篇4

圣洁之美-谈日语中白的文化内涵

颜色词是每个民族文化和语言中不可缺少的重要成份.在词汇系统中也很有特点.一个民族独到的色彩意识和传统文化在颜色词上体现得十分生动.本文从文化视角出发,探讨了日语颜色词“白”的`文化内涵.认为“白”代表了日本人的理想和信仰.

作 者：刘凤娟  作者单位：渤海大学,大学外语部,辽宁,锦州,121000 刊 名：文教资料 英文刊名：DATA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年，卷(期)： “”(9) 分类号：H3 关键词：文化内涵   理想   信仰  

谈医院文化的内涵论文 篇5

我国北方的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民族都有敖包信仰和祭祀的习俗，千百年来历经世代传承，从远古走到今天。始终对人们的精神世界和心理意识产生着影响，也折射出各民族社会生活与自然和人文生态变迁的基本情况。本文结合对达斡尔族敖包信仰和祭祀习俗的传承演进所做的相关探讨，对此加以具体理解和认识。

一、敖包:以自然崇拜为内涵的文化符号

达斡尔族学者鄂.苏日台先生认为，敖包信仰和敖包文化是前萨满教文化形态之一，对北方民族的萨满教文化的形成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甩傲包、敖包祭，就其本质而言，是以崇拜狩猎自然环境为特征的，是以山石树木崇拜为主体的大自然崇拜意识的直观反映。萨满教的思想核心是“万物有灵论”，萨满教的发展大体上经过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始祖崇拜三大阶段。所以说萨满教的形成首先与自然崇拜有关，而自然崇拜又与“敖包文化”密不可分。因此，敖包信仰和敖包文化是萨满教及萨满教文化形成之前的一种过渡形态的更为原始的信仰意识及信仰习俗。

任何一种信仰意识和行为的产生，都是远古时期人类面对自然界时的自感无能为力及想象力的高度发展的结果，以大自然崇拜为目的的敖包信仰亦是如此。从敖包文化较为典型的蒙古族的情况来看，无论早期山林狩猎生计还是后来的游牧生计，都让他们深切体会了季节和气候变化给生存带来的严峻考验。在大自然的威力面前，人们深感人力渺小的同时，逐渐对生存环境中体现坚固、力量和永恒的事物产生由衷的崇敬，石崇拜的形成就是基于这样的心理基础。人们通过将石块堆积到高处瞻仰和祭拜来表达对岿然不动的石头的崇敬心意，并且由对石的虔敬和膜拜，又扩展为对山和山神的崇拜，他们把敖包看作是山的缩影，认为山神栖居于此。在以后的发展中，又在外观形制上加入了一些象征饰物，如石堆最高处插上葱郁的树枝，并在枝叶间缀饰红、黄、蓝三色饰带，分别表示对火、地和天的祭祀。可见，敖包的文化内涵不断被扩充和泛化的同时，祭祀活动也在不断强化着其神圣性。自然崇拜既是观念形态的产物，也体现了人类生存环境的具体影响。从崇拜对象到祭祀形式都折射出所处环境与生计条件的规定性和制约作用。尽管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中的自然崇拜呈现一定差异和特点，但被崇拜的核心无一例外都是对人类自身生存与发展影响最大的或最直接的自然力和自然物。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早期也经历过对山林怪石和巨树古树加以崇拜的原始信仰阶段，在他们的想象中，这些山石树木就是主宰山林的神灵的寓所，猎人进山狩猎都要对它们虔诚膜拜，以求神灵佑助他们行猎有好的收获。而他们的敖包信仰和敖包文化正是以此为基础发展而来的。特定的地域环境和生计方式，使这些狩猎民族以堆石膜拜的方式表达他们对从事行围狩猎的山林和猎场的敬畏之情。在狩猎活动的范围所及之处，堆砌起一座座在他们心中无比神圣的石堆。鄂·苏日台先生将这一时期称为“崇石文化时代”，认为此即最原始的敖包和“敖包祭”之发端“而后这些原始狩猎者进山遇到有堆积石头的地方，都很自然的捡些石头块堆放到敖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堆越大，形成闻名远近的敖包。又加上以各种神奇的传说来渲染敖包的神奇作用，最后敖包由原始狩猎者小群体的信仰形式发展到原始部族大的群体性的信仰形式，最终形成了‘敖包文化’现象”。与蒙古族的情况相类似，当生存的地域空间和生计方式发生改变之后，达斡尔族的敖包文化得以承续下来。历史上蒙古族在从事畜牧业之前曾作为森林民族之一从事狩猎生计，后来，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走出森林向草原发展，敖包信仰观念和意识以及敖包祭祀习俗也随之向草原地带发展。达斡尔族由狩猎经济过渡到定居农耕生计方式，同时兼营牧林渔猎等业以后，仍保持着敖包信仰和祭祀的文化习俗。只是从这时起，敖包信仰与农业文化建立起紧密的联系，祭祀中也汇入更深切的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祈盼的心愿。据文献记载，达斡尔人居住在黑龙江中上游地区时，在许多位置醒目且被认为风水好的地方，如山顶高坡之上，或土丘漫岗、河岸湖畔，到处建有用石头堆起来的圆锥形敖包，在找不到石头的地方，就用沙土垒成土堆。17世纪中叶迁居嫩江流域之后，又将敖包文化带到新的居住地，此后历经数世纪一直延续至今。尽管在习俗的传承中，敖包信仰和敖包祭祀较之原生形态的“敖包文化”已在形式、观念和文化特征等方面发生了不少变化，但贯穿其中的自然崇拜意识却是一脉相承的，敖包仍然作为基于对生存现实的关注而产生的精神世界的文化符号而存在。

二、春祈秋报，感恩自然:春祭、秋祭与官祭、民祭

敖包信仰的历史久远，达斡尔族的敖包祭祀也由来已久。祭祀活动有在平时随时进行的，当行路者在野外经过敖包时要下车马，在石堆上添加石块，有时还献上钱币，以示崇敬;狩猎者和伐木者进入山林时，也一定要向设置在此的敖包添垒石块或插草木行祭，以祈佑平安顺利;也有选择季节、时日进行的较为正式的祭祀活动。在传统的聚族而居时期，敖包是以莫昆为单位设置的，并且由莫昆组织每年春秋两季的祭祀敖包活动。后来由于迁徙和移民的移入，达斡尔人居住形式变成按地域杂居，于是开始以屯为单位设置敖包，由杂居的各莫昆共同祭祀。自清代以来，随着在达斡尔族地区实行八旗制，在今莫力达瓦地区设置了布特哈八旗总管衙门敖包和旗敖包这两个官方敖包，通称为官敖包，敖包祭祀由此还出现了官祭和民祭之分。

过渡到农耕生计方式之后，达斡尔人对每年春季种完地之后的春祭和秋天收获时节的秋祭都按时举行，倍加重视。一方面，体现了自然崇拜的信仰意识对其生产生活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农业之于达斡尔族经济生活的重要性在其观念领域中的反映。笔者认为，达斡尔族敖包祭祀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关联性，与一切农耕民族自古以来祀天礼地，祈求并报谢自然的养育之恩的信仰意识有类似之处，本质上是相一致的。从世界范围来看，早在原始农业发生之初，就已经形成了向神灵祈求丰收的宗教观念和信仰习俗。在国外的一些农业考古遗址中，不仅出土了农作物籽种、石制农具、骨器、陶器等，还发现了一些象征丰产丰收的女神雕像，这正是人类早期即已存在农事信仰的佐证。我国的农耕先民很早就对滋养作物生长，使人类得以操持农耕生计谋生的神奇土地产生深深崇拜之情，在对土地、地神的祭祀活动中逐渐发展起来“社日”的习依“社”即为土地辛电“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将土地神称之为‘地抵’或曰:‘社’。据记载，我国早在夏朝就有祭祀土地社神的信仰活动。古代祭祀土地神的日子叫‘社日’，是在立春和立秋后的第五个戊日。人们在这一天聚集起来，宰杀牛羊，向地神献上祭酒。渐至后来，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对土地神的崇拜更多地与农耕生产与祈祝丰收的活动结合起来”。在春、秋社日开展的对土地的祭祀活动旨在“春祈于社，秋报于社”。春祈，是祈求社神保佑庄稼旺盛，谷物丰稳。是日，人们除了祭祀土地，还共饮“社酒”，演社戏等，以欢快的节日活动娱神，以此激发土地滋养万物的繁衍能力，并预祝当年作物生长时期风调雨顺，农事顺利;秋季作物收获，此时在喜庆丰收和谷物安全收藏的庆祝活动中，更主要是体现秋报的主旨。人们要通过祭祀来报谢神灵的佑助和恩赐，并对祖先给予的庇护表达感恩之情，同时也藉此机会祈求来年再获丰年。

信仰萨满教的达斡尔人历来供奉多种神灵。达斡尔人称其为“巴尔肯”，共有几十种。其中山神(白那查)、土地神和狐仙等在达斡尔人的信仰观念中一定程度上起到农事保护神的作用。他们将土地神视为掌管天气顺调，五谷丰饶和家畜兴旺的神，仅是为保农事顺利加以供奉“达斡尔人每逢新开荒时，在野外临时堆成草皮堆，在动犁前，向土神(巴拉格巴日肯)点酒叩拜”。不少人家还在庭院的角落设置小祠堂加以供奉。笔者在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以下简称莫旗)及其所辖的几个民族村做调查时，了解到这些信仰和习俗在达斡尔族的农耕生活中已经消失近六七十年，不过仍能从当地人的记忆中寻踪和钩沉。达斡尔族学会的先生(62岁，阿尔拉村人)回忆其父(年近九旬)曾一直供“白那查”的往事，至今记忆犹新地里遭虫灾时供，连续几年风调雨顺。供奉得很虔诚，他自己也觉得种地总能得到雨水，也很少遭受雹灾。他就是在地头上供的，每次祭时，跪在那里叨咕(当地方言，念叨的意思。)求‘白那查’保佑庄稼平安丰收。还对‘白那查’的关照表示感谢，有时杀牛来祭。达斡尔人对土地神的信奉，没有像汉族信仰观念中“地抵”、“社神”的概念，也没有大规模的、隆重的祭祀活动。但他们传统上按春祭、秋祭定制举行的敖包祭祀，则是向他们信奉的神灵表达类似于“春祈秋报”的期待与回馈的心愿。特别是过渡到农耕生活以后，对农事顺利、作物丰收的祈愿和报谢心理更加强烈。因为春季播种之后，即种下了一年的希望。达斡尔人带着对风调雨顺，免受灾害，农事太平的由衷祝愿，以祭祀敖包的形式，希望将自己的主观意愿通过影响和作用于自然力而得以实现。秋季收获后，又虔诚地祭祀敖包，表达对大自然的感恩之情。自清代开始还有了官祭和民祭敖包之分，但诉诸的心愿和目的则是相同魄春祭通常在五月，祈求天地山河、白那查诸神保佑风调雨顺，安居乐业;保障五谷丰登，各业兴旺。秋祭则多在八月，感谢天神恩都日和白那查诸神恩赐丰收。可见，春祭的日期通常选在农事开端的5月，秋祭则多在作物丰收的8月举行。每年安排在特定时节并以特定的目的举行的两次祭祀活动，不仅在祭祀时节、重视程度和仪式规模上与汉族等农耕民族的“春祈于社，秋报于社”很相近，而且其中所寄托、包含的信仰意识和文化心理与“春祈秋报”也是一致和相通的，这在官祭敖包和民祭敖包中均得到体现。

民祭敖包之日，“屯人咸集敖包前，用牛或猪、羊祭之。巴哈奇祝祷者，以祷告词祷告，祈求天地、山川、神抵威灵感格，风雨以时、灾痈以消、五谷丰登、大畜繁殖等词。祷毕宰牲，分节煮荐，巴哈奇仍祷告一次，此时众皆焚香叩拜祭毕，生熟肉按户均分之，此民祭敖包之俗礼”。主祭人由巴哈奇(萨满的助手)担任，过去只允许男性参加祭祀仪式。祭祀时有时还事先在敖包上插上带有青枝绿叶的柳树或桦树，用以象征五谷茂盛和六畜兴旺。祭毕，通常在进餐之后，举行射箭、赛马、摔跤、打曲棍球等多种形式的民族游艺比赛活动。清代康熙年间在今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境内设立了布特哈八旗总管衙门敖包和旗敖包两处官敖包，这两座敖包分别设在宜卧奇后屯(今宜卧奇村)之北约五里许的山顶上和尼尔吉屯(今尼尔基镇)东山头(即下文提到的.“老山头”)。从这时起，敖包祭祀习俗中又出现了官祭形式。莫旗达斡尔学会先生告诉笔者，衙门敖包的祭祀活动自从布特哈八旗总管衙门于光绪八年(1882年)被撤销后就停止了，到2001年之前旗里已有一百多年没有到此行祭。而旗敖包的祭祀则一直香火不断，旗里每年都组织祭祀这座敖包。据记载，衙门敖包由总管主祭，旗敖包由副总管主祭。祭制仍用牛、猪、羊等牲畜献祭，每年春秋两季举行。祭祀衙门敖包时，总管率领官兵全体临场烧香，读祝文，所祷之词与民祭同。秋祭主要是报谢神灵佑助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平安，仍祈加惠施恩，免除一切灾害。旗敖包的祭法与衙门敖包相同。公祭仪式后还要举行射箭、赛马、角力或舞蹈等游艺活动。

无论官祭敖包还是民祭敖包，都出于祈盼风调雨顺、人畜平安、五谷丰登、各业兴旺的共同心愿和目的，并且都选择于每年春、秋两季举行，寄托了达斡尔人对大自然深深的仰赖与感恩之情。敖包祭祀过程中敬神娱已的仪式和活动，体现的则是那份人与自然之间原初的默契与和谐。

三、现实迫力与敖包祭祀文化心理及民俗形态的变迁

敖包祭祀这一古老的文化习俗也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发生一定的变化。从民祭的情况来看，过去除了为祈祝丰收和报谢神灵而举行的春祭和秋祭以外，每逢夏季干旱时，还要祭敖包求雨，其仪式过程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只是祭祀活动之后，人们要用事先准备好的水互相泼洒，以示天降雨水。祭敖包习俗在后来的传承中，已逐渐将多种祭祀目的合并起来，祭祀仪式也逐渐改为集中举行。笔者对莫旗阿尔拉村、马当浅村等几个村落进行了调查，从敖包祭祀的主祭人、组织和参与活动的村干部等几位角色和身份具有一定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访谈对象那里了解到现在各达斡尔族村落的民祭主要是以求雨为目的而举行，而且是天旱时才祭，不旱则不祭，因此，各村现在不是每年都举行祭敖包活动。过去祭祀时向神灵表达类似于“春祈秋报”的期待与回馈的心愿，现在则在祈祝的心理之上叠加了向大自然寻求消除灾害，以获得安康太平生活的现实要求。此外，通过这些“文化持有者”的叙说和描述，我们还了解到求雨的仪式、场景和特定规制等在传承中对(敖包祭祀)传统的因袭和发生变迁的情况:祭敖包求雨的时间不固定，一般都在五六月份祭。天旱时，由村里的老人们商定求雨的日期，然后告知村民。以前由各家集资买供品，主要是献祭所用的鸡、猪、酒和点心等。近几年基本上都是村镇出钱来买，特别是村委会对求雨活动也越来越支持，村里不仅给活动出资，而且村干部有时还直接是活动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每次求雨活动一经提议和初步安排，都会得到村民们的积极响应，这其中除了对长辈和村落权威的服从之外，更主要是信守一份其内心世界中来自世代相沿的精神信仰的规约，同时也是出于对村落社区共同利益的高度重视。过去祭敖包求雨不允许妇女参加，如今禁例已被打破，不少妇女也前去参加，集体参与的程度大为提高。祭祀已不再由“巴哈奇”主持，而是请村里年纪大、有经验且口才好的人来担任主祭人。与阿尔拉村相邻的哈利村(现已与村合并)村民, (79岁，2008年担任村里的祭敖包求雨仪式的主祭人)告诉笔者:“主祭人一般都选岁数大的，还要会说求雨词的，有时几年连续由同一个人担任，有时也每次更换。求雨活动一般(前后)要用大半天的时间，主祭人说求雨词大概半个小时，有的也用不了半小时，关键在口才。”祭祀时供品摆放在敖包前，主祭人念诵求雨词。主要是祈求上天降下宝贵的雨水，消除旱灾，也同时攘除虫灾、涝灾和人畜的病疫等，保佑人畜太平，庄稼丰收，大家都跟着祈祷。念毕求雨词，众人要围着敖包按顺时针方向绕三圈，并把上山时捡的石头添放到敖包上，还要向敖包上洒酒。接下来围坐分享祭品，之后活动即告结束。

今天，民祭敖包活动较之传统形态发生了一定变化，体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但最根本的变化在于文化心理方面，而这与达斡尔族地区生态环境的变化不无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生态破坏所致的自然灾害，尤其是旱灾频繁，不仅使农业生产受到直接的影响，甚至导致农民的生活重陷困境，因而敖包祭祀中必然会带有明显的农事攘灾的心理寄托，求雨是其鲜明的目的指向。显然，环境因素已成为敖包祭祀中农事攘灾的心理愿望得到显著强化的现实迫力。

官祭敖包的惯制也并未一直得以完整地延续，前文提到旗敖包自设置以来，每年由旗里组织祭祀，而布特哈八旗总管衙门敖包的祭祀活动自1882年随着总管衙门的撤销而停止。2001年这一敖包因一个特殊的历史机遇又得以从历史中重返现实。笔者从莫旗达斡尔学会了解到，由于2000年莫旗要兴建尼尔基水库，位于旗东部尼尔基哈达(当地人称老山头)一带规划为库区占地，设置在此的旗敖包也将被迁移。学会的先生讲述了最终将旗敖包与布特哈八旗总管衙门敖合并的经1942年原先登特科努图克祭过布特哈八旗总管衙门敖包，因为它当时属于登特科努图克(辖区)范围。那时候我上小学，也跟着去了，对那里壮观的山峰和敖包印象很深。于是我就建议把旗敖包和那个敖包合并，因为它们都是旗的祭坛。我提出这个建议后，学会理事长和旗里相关领导分别去看了，都感觉特别满意，一致同意往那里搬迁合并。搬迁合并那天举行了祭祀仪式。当时这座总管衙门敖包都300多年历史了，竟还有2米多高，那石头长期被太阳晒都成红色的了。现在外层的石头都是合并以后祭祀时加上去的，原来那红色的石头几乎看不到了。从搬迁合并那年，我们这里的敖包节就定下来了，每年都要到那里祭敖包。”根据资料提及和访谈对象讲述，今天重温于2001年8月1日搬迁合并当天举行的敖包会上庄严的祭祀仪式，仍可以体会到历史跨越时空与现实对接带给人们的欣喜与感动。祭祀仪式由达斡尔学会的乐志德先生主持，主祭人为八旬老人敖寿昌，另外请8位达斡尔族老人、一位鄂温克族人合祭，他们将代表民众之意，向苍天祭祀。祭词饱含虔敬之情，向他们所信奉的母天、父天和敖包神等诸神灵祷告和祈求:通享本次祭祀的参与人众、献祭和祭奠形式、感赞神灵的护佑、诉说旗敖包迁址的原因和拟与布特哈八旗总管衙门敖包合并的事宜，等等，恭谨而周全。而最为核心的诉求则是祈愿继续获得神灵的佑助，使地方和民众永享兴旺康乳“今天，巴特罕达斡尔人们、鄂温克族和各族群众，共集在此，欢聚一场，为旗斡包喜迁送行。祈求神灵，继续保佑平安、幸福地生活。保佑繁衍，消除灾害，六畜兴旺，风调雨顺，农业丰收，祝愿巴特罕繁荣昌盛吧”钧神圣的祭颂回响在山野之间，这既是达斡尔民众对自然的祈望和感恩之情的表达，也是人与自然的真诚对话。这一天所确立的一年一度在此祭祀敖包和举行敖包会的定制，实质上也确立了官祭敖包在现代社会的传承形式，它可以有意识地强化民众尊崇自然、保护环境的心理意识，使人与自然之间互通互融的情感联系得以接续并维系下去。

达斡尔族敖包信仰和祭祀习俗在传承中体现出稳定性和变异性的特点，我们感悟到其中世代相沿的人对自然敬畏、依赖和感恩的观念与情感的同时，也对其所关联的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适应状态和互动关系及其变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作为达斡尔族文化传统变迁的动因，现实条件和环境因素应通过自身的不断改善和优化来赋予该传统文化形态以当下的价值和功能，从而使内涵丰富的民族传统信仰及相关习俗在当今更好地为民众的生活和社会发展带来秩序与意义。

★ 论文阶段工作小结

★ 浅谈生态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意义论文

★ 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机遇论文

★ 当代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的论文摘选

★ 教学设计论文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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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国际形式特点的论文

★ 生态环境变迁对民族情结的影响论文

★ 三对角线性方程组算法特点论文

中国的文化内涵 篇6

现在的西方有句俗语：别跟我耍中国人那一套！中国人的聪明是有名的，我们的“国粹”麻将牌即是一例。打麻将的乐趣绝非仅仅在赢钱，而在于打的时候，需要用尽各种心思骗上家盯下家，有时候要故意打好张，有时候又特意要喂一口，欲擒故纵，真真假假，羊头狗肉，声东击西，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上下其手，两面三刀……这哪里是打牌，完全是一种心理战。据说老外一直学不会咱们的麻将，原因就在于，人家没有我们这么多花花肠子，这一套对他们来说太复杂了。他们最典型的赌博，就是轮盘赌，全凭运气或概率，最笨的就是，拿一把左轮手枪，里面装颗子弹，大家轮流向太阳穴射击，看谁命大。最最笨的还有，就是那种决斗，两个人直接用剑残杀，或站在一定距离开外，互相瞄准射击。天底下还有这么笨的人嘛。看看我们的小小麻将，其中蕴含着多少机巧谋算，里面浓缩的可是我几千年的中华智慧啊！中国人就是靠这种智慧才生存下来的。中华文明为什么不像别的文明消亡、断裂？就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打麻将。我已在多处谈到，中华文明是一种没有血性的文明，一种自我保存至上的文明，一种苟且偷生的文明，一种算计别人的文明，一种不断进行着“人种逆淘汰”的文明。中国的历史越久远，中华的文明越绵延，中国人的质量就越是退化，也就是越活越“滑头”的意思。大概在几年前吧，看到一则消息，说美国在三军中展开了学习“孙子兵法”热潮。当时看到此消息后一方面深感自豪，看来老美还是得向中国人借智慧；一方面也觉得疑惑，难道像什么“借刀杀人”、“落井下石”、“偷梁换柱”、“过河拆桥”、“瞒天过海”等等计谋还需要正儿八经去学习吗？对中国人来说，这些可都是一种遇事时的自然反应而已。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知道，许多老外还是比较老实的。在中国人面前，他们的智力不够用，经常被整得鼻青脸肿，狼狈不堪。这些年有一件事情颇让我痛心，那就是我们的现实在不断地糟踏好词，比如“小姐”，比如“同志”。还有一个被毁掉的好词是：“老实”，今天如果谁称赞另外一个人“老实”，那他肯定跟你急，因为“老实”几乎已经成为“无能”、“笨”的同义词。这怪不得哪个人，只能说现实在悄悄地调整、塑造着我们的价值观。同样，我们今天说一个人“能干”，一般指的是这个人会整关系，会玩手段，会下黑手，会搞女人，会捞大钱。我们的社会机制有利于此类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我们都很羡慕或景仰此种“能干”的人。聪明过头就难免玩些欺骗手段。我有一回认识一个卖药的东北人，问他怎么卖的药？他的回答只有一个字：“骗！”东北人骗浙江人，浙江人骗湖南人，湖南人骗四川人，四川人骗广东人，反正是全国人民一大骗……制造商骗进货商，经销商骗各商场，各商场骗零售商，零售商骗顾客，顾客们谁也骗不了，就在自己行业骗别人……老板骗包工头，包工头骗打工仔，打工仔谁也骗不了，拿不到工钱就只能上演“跳楼秀”，以争取媒体关注，争取公众视线（这是最弱者的行为，是被迫着发出的绝望的挣扎，我无意讽刺），可是到后来连这样的“跳楼秀”都无人在意……谁没有见过，那无处不在的假烟假酒假药假文凭假结婚证假亲戚假避孕药假老鼠药假……我想不出对中国人而言，还有什么是不能假的。我只能说自己的想象力太有限了。在澳洲，我们听说这么一件事。澳洲的是比较愿意为人民服务的，包括为中国人服务，可是后来却提到中国人就冒火，就不太愿意搭理。原来，有一些中国人在那边生活时发现，如果他装作不太懂英文，去向打听地方，显出茫然的样子，那就会开车把他送到目的地去。于是很多中国人为了省钱就这么干了。但是人家毕竟也不至于笨到屡屡上当还毫无知觉的地步，次数多了，也感到被当成“二百五”、“傻大头”愚弄了。从此后就不乐意为中国人服务了。我还听一个朋友说起欧洲的事情。在欧洲的一些国家，手机是可以免费领取的。欧洲人一般是确有需要才去领，可中国人听说此事后，就一次次地领，多的领了十几个。人家虽然“笨”，但总还是有智力的吧，发现后就出台了规定，凡中国人只能领取一只手机。这还算没有斩尽杀绝，给中国人留了点颜面。有位网友说他见识过一个５０岁的美籍华人，他说起这么一件事：在留学期间，他用批发价花９台的价钱买了１０台录音机，而后逐一把９台录音机退回商店，这样

他就免费拥有了一台录音机。他讲起这个故事的时候还十分自豪。还有一位网友则贡献了另一则真实的故事：他在英国遇到过一个同胞，此人先买了一份保险，保险范围中有一台子虚乌有的电脑。然后他对谎称自己的手提电脑被盗，结果成功地骗到了保险金。他逢人便吹嘘：“英国人真蠢，没派人来查，就把钱赔了。”很多中国人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一个个都自以为很聪明的。他们还得意洋洋地吹嘘自己脑瓜子聪明、活络。被王彬彬称为“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王蒙到美国去了一趟，回来后就说美国人真笨，笨到什么程度呢？比如，你到商场买了一样东西，价８元６毛２分，于是你递过去１０元６毛２分，美国人睁大了眼睛不知什么意思。中国人都知道这是为了找个２块整的。可老美不懂啦。他硬是只肯收１０元，找回零钱给你。这不是算术好坏的问题，也不是有人说的算法差异，而是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思维方式，所以非常自然地会在买了一个软件后，同时在几台电脑上使用，但老美不是这样的。我听新东方副校长、耶鲁ＭＢＡ钱永强说过，美国人买软件，如果家里有两台电脑，他就花钱买两个软件，虽然没有任何人监督他这么做。就像我上文说到过的，他们尊重规则。而这么干在咱们中国人看来确实傻到家了，所以成了我们的笑柄。那位号称“跨中西文化，写宇宙文章”的林语堂，在其《吾土吾民》一书中，也豪不客气地说西方人有一种ＳＴＵＰＩＤＩＴＹ，就是愚蠢。可是我们真的聪明吗？我们有没有计算过，为了这样的“聪明”，我们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互信的基础，我们支付了多大的社会成本？澳洲从此不肯载中国人、欧洲电信从此限制中国人领手机，这是小事，可是一点小聪明败坏的是一个国家的声誉，祸及的是一个种族的所有人。这且不管它吧，在我们自己国内，一个缺乏“诚信”的社会至少有两大弊：一是经济无法健康运行。社会学家郑也夫先生曾在《代价论》、《信任论》两书中深入谈到过这个问题，他在另一篇介绍日本社会学家福山《信任》一书时也谈到过，在一个低信任度的国家里（中国是被福山列为其中之一的），经济增长的质量是很可疑的。就像胡润说中国人的财富品质很低一样。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败坏，所有人

浅谈中英词汇的文化内涵差异 篇7

很多人在学习英语词汇时, 有着这样的误区:认为学习英语词汇, 就是学习词汇的字面意思, 至于词汇的文化内涵, 则不在考虑之中, 他们错误地认为仅仅借助一本字典足以让一个人学好英语。

在学一个新词的时候, 学习者往往倾向于从词自身来寻找它的意义。然而, 除了它在字典中的意义之外, 同样的词在不同国家的人之中可能会激起不同的联想。以“dog”一词为例, 在美国, “dog”一词在大多数情况下会让人想起一个毛茸茸的、被驯化了的家庭宠物的形象。然而, 在世界的一些地区, 如香港, “dog”被认为是美味佳肴, 常常被人们食用。因此, 由于文化经验的差异, “dog”一词引出了差异很大的意义。这个例子表明, 语言的使用带有浓重的文化色彩。

英语中有“Man's best friend (人之良友) ”的说法。说“人之良友”是狗, 许多人会感到奇怪, 想不到狗会有这样的荣誉。在中国, 狗往往使人们联想到令人厌恶的东西, 如“狗东西”、“狗娘养的”等。当然, 西方人所喜欢的狗的某些品质, 中国人也喜欢, 如狗忠实、可靠、勇敢、聪明等。但在中国, 狗首先是看家的动物, 不是供玩赏的动物。人们养狗是因为它有用, 并非因为它是伴儿。就是说, 狗是有用的动物, 但并不可爱[1]。

不同的语言反映不同的文化, 起源不同的语言中的习语、谚语、俗语和隐喻显示了文化的差异。由于生活环境、社会规范和文学传统等的不同, 不同的语言也许会有不同的习语。语言与文化不可分割, 不问文化不能真正学好语言, 学习语言的同时, 要了解对方的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 传递着丰富的文化信息;反过来, 文化又制约着语言, 为语言提供某种社会规范。而“词汇是语言的基础, 是语言大系统赖以存在的支柱。社会的变迁、民族文化的发展, 经过历史的积淀而结晶在词汇层面上。” [2]

一、一种语言里的某些词在另一语言里找不到对应词

在英汉两种语言中存在大量这样的词汇:他们的概念意义对于一个非本族语言的人来说都是陌生的, 更不用说内涵意义了, 因为这些词汇所表达的概念、人物、物体在他们的本族文化中并不存在。

(一) 在英语中缺乏对应词汇的汉语词汇

中国传统哲学认为“阴”、“阳”是贯通了一切事物的两个对立面, 因此用“阴”、“阳”来解释自然界两种对立和相互消长的气或物质势力 (《辞海》) 。《易经》的作者提出“一阴一阳谓之道”, 把阴阳交替看做宇宙的根本规律, 并用阴阳来比喻社会现象, 引申为上下、君臣、夫妻等关系。所谓“天地合而万物生, 阴阳接而变化起” (《苟子·礼论》) 。正是由于中国人赋予阴阳如此丰富的文化内涵, 想要将“阴”、“阳”译成英语, 实非易事。

《朗曼现代英语词典》对“阴”和“阳”的解释是:“按道教的宇宙观, ‘阴’和‘阳’是两种力量, 这两种力量的本质产生了宇宙, 保持宇宙和谐。‘阴’表示黑暗、雌性、消极的。‘阳’表示光明、雄性、积极的。”

“阴”和“阳”的概念作为中医治疗基本原理的一部分已沿用了许多世纪, 然而, 这些原理都很难对西方人讲清楚。在《汉英词典》中“阴”、“阳”两词只好分别注释为: (in chinese philosophy.medicine.etc) yin.the feminine or negalive principle in nature;yang. the masculine or positive principle in nature.与《朗曼现代英语词典》一致, 但西方人还是不易明白。在英语对“阴”、“阳”束手无策的情况下, 汉语拼音似乎是唯一的途径。

《刮痧》这部电影集中反映了中西文化冲突, 孩子的父亲许大同在法庭上努力解释人体的经络, 他解释经络如同江河湖海, 息息相通, 刮痧是一种治病的方式, 而非虐待小孩的行径。西方人则是越听越糊涂了。此外, 还有像“赤脚医生”、“宣传队”、“斗争会”等词汇也难以翻译成恰当的英文。因为这些事物或概念在中国文化中有, 在英语文化中则没有[3]。

(二) 在汉语中缺乏对应词汇的英语词汇

正如汉语中存在着大量反映中华文化的词汇, 反映英语文化的词汇在英语中也比比皆是, 如frontier, cowboy, hippie。1607年英国人在北美东部沿海建立第一个殖民点起, 到1890年美国统计局宣布最后的西部的frontier消失为止, 美国的早期历史是一场波澜壮阔, 历时近三个世纪之久的西进运动, 即由东部大西洋沿岸向西部太平洋沿岸拓殖定居的过程。在这一时期里, 美国存在着一个不断向西移动的frontier, 这个frontier被看成是荒野与文明的分界线, 它对美国历史及美国人的性格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Frontier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意义决定了它在汉语中无法找到对应词, “边疆”似乎可以, 其实不然。因为“边疆”指的是“靠近国界的领土” (《现代汉语词典》) , 与frontier不同, 而且如果汉语中“边疆”有什么联想意义的话, 也无非是“边疆生活的艰苦”。

汉语中没有表达cowboy和hippie的意思的对应词。这两个词是美国社会特有的产物。Cowboy与美国早期西部地区有关, 关于他们的传说总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和传奇色彩。在汉语中译为:“牧童”或“牛仔”, 反映不出这些意义。汉语中把hippie音译成“希比士”或“希比派”, 没能反映出60年代那些中国人觉得行为古怪的美国青年的特点。译成“嬉皮士”可能稍好一些, 不过这个词也会造成误解, 因为那些青年并不都是“嬉皮笑脸”的人, 其中有不少人对待社会问题很严肃, 对社会怀有某种不满情绪, 尽管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众不同:往往蓄长发, 身穿奇装异服, 甚至行为颓废, 染上吸毒恶习, 等等。这就要在词典上或译文中加解释性说明了[3]。

二、中英里某些词语表面上似乎指同一事物或概念, 其实指的是两回事

有些懂一些英语的中国人介绍自己的爱人时用lover一词, 外国人对此颇为惊讶 (因为lover表示情夫或情妇的意思) 。外国人不理解, 一向在这类问题上谨慎小心的中国人, 为何公开声明自己有lover呢?应该记住, 相当于汉语中“爱人”这个词的英语就是:husband (丈夫) 或wife (妻子) ;fiance (未婚夫) 或fiancee (未婚妻) 。

中国人问别人的“籍贯”时, 可能指place of birth或where a person is from (本人的出生地或来自某地) , 也往往指where a person's parents or ancestors came from originally (父母或祖先来自何地) , 有时这两个地方是相同的, 但也常常不同。在英语中没有与“籍贯”对应的词, place of birth只表示本人出生的地方, 与祖先的情况无关。这种差别有时会造成混乱, 填写身份证、个人履历表、护照等时尤其如此。

英语中的sububan inhabitants≠郊区居民。中国学生一看到sububan inhabitants这个词组也许马上就会想当然地将它与“郊区居民”等同起来。事实上,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理解susurban inhabitants, 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词组只有一点是共同的, 即都指的是“住在城市郊区的人”, 至于内涵意义却相去甚远。在发达的英美等国, 由于交通的便利以及城市人口增长所造成的城区环境恶化, 很多富裕的家庭纷纷从城区搬往郊区。这样, 城区住的往往是经济地位较低的阶层, 而郊区住的则是收入较高的中产阶级。suburban inhabitants所具有的这层涵义是“郊区居民”所没有的。

Busboy≠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或司机。Busboy与公共汽车没有任何关系, 它指的是在餐馆中收拾碗筷、擦桌子的杂工[3]。

三、在另一种语言里, 某种事物或概念有着更细微的概念

同一个事物、生物或概念, 在某些语言中可能只能用一个词来表达, 在另一种语言中可能有几个或更多的词来表达。一般来说, 表示同一概念的词越多, 词义就区分得越细。如汉语中只有“骆驼”一个词, 它相当于英语中的camel, 也可细分为dromedary (单峰骆驼) 和bactrian camel (双峰骆驼) 。阿拉伯语中有四百多个词表示“骆驼”, 因为骆驼曾是大多数阿拉伯人的重要交通工具。这四百来个词可以区分骆驼的年龄、性别、品种、大小等, 甚至还可以区分骆驼能否驮重物, 据说最少有一个词指怀了孕的骆驼。

爱斯基摩语有无数个词表达“雪”这个概念。对他们而言, 雪是极其重要的, 它对生活是如此重要, 以至于它的各种不同形式和状况都需要加以命名。在英语文化中, 雪远没有那么重要, 而且通常简单的snow一词就足够满足这些需要:“corm snow (春天粒雪) ”、“fine powder snow (细粉状雪) ”、“drifting snow (飞雪) ”。这再次证明了一个文化所选择的词和那个文化的思想与事物之间存在着联系。简单地说就是每种文化都通过词汇有意或无意地向其成员呈现了该文化一代代传承的思想和概念[4]。

在用汉语和英语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际时, 表示亲属的词语常常在彼此理解对方的意思方面会造成很大困难, 因为不是所有的称呼都能找到令人满意的对应词。

英语亲属词汇相对简单, 如“兄弟姐妹”:sibling (兄弟姐妹) :brother (兄弟) , sister (姐妹) ;cousin (堂兄妹、表兄妹) ;twin brother (孪生兄弟) , twin sister (孪生姐妹) 。

中文中的兄弟姐妹有:兄长、兄、哥哥、哥、阿哥;兄弟、弟弟、阿弟;姐姐、姐、阿姐、姊姊、阿姊;妹妹、妹、妹子、阿妹;胞兄、亲兄;胞弟、亲弟;胞姐、亲姐;胞妹、亲妹;孪生兄弟;孪生姐妹;孪生兄、孪生弟;孪生姐、孪生妹;继兄;继弟;继姐;继妹;同父异母兄弟;同母异父兄弟;同父异母姐妹;同母异父姐妹;义兄、义哥;义弟;义姐;义妹;结拜兄弟、把兄弟;结拜姐妹等[5]。

四、某些词的基本意义大致相同, 但派生意义的区别可能很大

比如“politician”和“statesman”这两个英汉单词, “politician”能否与汉语中的“政治家”对等?在美国英语中“politician”这个词往往有很强烈的贬义色彩, 引起别人的蔑视。它指为谋取个人私利而搞政治, 耍手腕的人。这个词还有“精明圆滑的人” (smoothoperator) 之意, 指一个人做事或说话时, 信心十足, 非常老练。汉语“政治家”这个词应译为“statesman”。主要表示善于管理国家的明智之士;人们通常把有威望的高级政府官员称为“statesman”。“Politician (政客, 政治贩子) ”所在多多, 而“statesman (政治家、国务活动家) ”则寥寥无几。

同样的原因, “peasant”也并不同于从事活动的农民, 英语中的“peasant”带有贬义, 含有“教养不好的人、粗鲁的人”的意思 (《美国传统词典》) 。被称为“无赖和流氓” (《牛津英语词典》) 。而在汉语中“peasant”含有正面的、积极的涵义。相反“landlord (地主) ”, “capitalist (资本家) ”对中国人来说有一定的贬义[3]。

“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m) ”在美国, 个人主义的典型形象是移民初期身携长枪与斧头的拓荒者。他们勇于进取, 珍视个人权利, 敢于漠视政府和法律。这种个人奋斗精神作为整个民主的文化精髓传承下来, 在许多以英语为母语的现代西方社群, 个人主义被视为积极的处世哲学。与许多西方社会相比较, 现代中国社会更加主张个人服从集体, “大公无私”、“毫不利己, 专门利人”是人们崇尚的美德, “破私立公”是人们应遵循的行为准则。“个人主义”在汉语中具贬义, 是应被批判和唾弃的思想[6]。

结束语

作为文化的基石, 语言与文化紧密相连。学习语言无法与学习其文化分离。在我们学习一门外语或第二语言时, 我们不仅要学习语音、语法、词汇和习语, 而且还要学会像本族语者一样看世界, 学会外语所反映的那个社会的思想、风俗和行为的方式, 学会理解他们的“思维语言”或同化过程。我们需要学习足够的关于这门语言的文化, 这样我们才可以用恰当的方式运用目的语来进行交际。这样不仅可以获得语言能力, 而且还可以获得语用或交际能力。

摘要：汉英词典上的注释并非都是词义完全对应的同义词。一种语言里的某些词在另一语言里找不到对应词;中英里某些词语表面上似乎指同一事物或概念, 其实指的是两回事;在另一种语言里, 某种事物或概念有着更细微的概念;某些词的基本意义大致相同, 但派生意义的区别可能很大。在我们学习英语时, 我们不仅要学习词汇的字面意思, 而且需要学习词汇的文化内涵, 这样我们才可以用恰当的方式运用目的语来进行交际。

关键词：词汇,内涵,差异

参考文献

[1]邓炎昌, 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

[2]戴卫平, 张学忠.英语说文解词——英语词汇与英语文化[M].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2.

[3]顾嘉祖.跨文化交际——外国语言文学中的隐蔽文化[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4]戴炜栋, 何兆熊.新编简明英语语言学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5]王逢鑫.英汉比较语义学[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01.

浅谈音乐艺术中的文化内涵 篇8

就目前来说，我国的音乐教育还处于一种基础的教育阶段，它的课程大部分是专注于音乐技能和技巧的运用，对于音乐文化和内涵的解释较少，导致学生对音乐文化和内涵的理解没有深刻的认识，而这样的教育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音乐的发展。另外，我国音乐文化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比如一些民族性的、传统型的音乐都有着发展的历史，深厚的音乐文化对于音乐教育过程中的理解有很大的帮助。音乐文化是用来解释音乐的来由、元素以及学习的技巧，让音乐学习者带着理解的心情学习音乐，提高学习效率。另外，音乐的前进与发展也传承了我国丰厚的音乐文化底蕴和积淀。从传统音乐到音乐多样化的分类发展，使音乐中单一的理论、乐律、著作开始逐步精工细作化，让音乐制作者在各自的领域中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但要考虑的是，音乐目前在学生课业中的比重较小，音乐学习时间也是有限的。要想加快音乐发展步伐，就必须考虑音乐教育中的音乐文化和内涵的运用，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保证社会的全面发展。

音乐教育与音乐文化内涵的联系

面对素质教育观念的提倡，学科教育的开展已经刻不容缓。所以许多国家的音乐教育开始寻找新的教育方式，以促进音乐的向前发展。音乐产生的背后有着文化的支持，其在逐渐的发展过程中有了自己的文化内涵，而其也因为音乐文化的渲染而富有意义，这是音乐发展的源泉。可以这样说，音乐是文化内涵的表达，没有音乐就没有文化，没有文化也就没有音乐。由此可见，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的。

1.文化内涵与音乐文化的连接

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是历史的传承。它不仅包含了人类在社会发展中的物质文化，还包含了精神文化。而音乐就是人类在社会发展中所产生的精神文化，所以音乐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按照现在的教育方式来看，音乐教育是按照文化的发展历程来研究音乐的。而实际上，文化与音乐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连接，形成了音乐文化，它是一种物质与精神的结合，文化与音乐的相通点。比如我国音乐、文化、音乐文化的发展都有着详细的记录，说明每个阶段音乐的前进和发展、文化的拓展以及乐器的发明、产生和使用。在音乐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时，音乐的代表作品也应运而生，成为时代的标志。春秋时期的典型作品《高山流水》，体现着朋友之间的深厚友谊，它所创造的文化内涵和音乐文化至今仍是一段佳话。试想如果没有伯牙和钟子期的相知，高山流水只是基础的音乐字符，但如果没有基础的音乐字符，只有伯牙和钟子期的相知，那么他们之间的友情又有谁知道呢？在后来的记载中，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提出了关于音乐美学的理论，详细阐述了音乐文化的内涵，以及它所体现的光辉，还描述了时代的音乐思维及审美情趣，加上我国的传统文化，一起构成了具有时代美的音乐魅力。

2.音乐教育与音乐文化的连接

音乐教育是音乐文化的传承和推广，而音乐文化是音乐教育的内容之一。音乐教育的推广是现代社会的需要，是音乐得以发扬光大的途径。由此可见，音乐教育与音乐文化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方面，是由于音乐文化对于音乐教育的促进作用，有助于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音乐想表达的文化内涵，使学生产生情感的共鸣，拓展音乐更广阔的道路。如果没有音乐文化，音乐教育则只剩下对音乐技巧和技术的应用与描述，失去了它所富有的文化感染力和艺术表现力。另一方面，音乐教育的发展也促进了音乐文化的发展。音乐文化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在音乐产生之后，通过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精华。而音乐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使更多的学者和研究者参与到音乐文化的研究中来，发掘出更多的、更有深度的文化内涵，来丰富音乐知识，更新音乐文化的历史。所以音乐教育作为音乐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和载体，它为音乐文化的发展和创新都提供了有效的促进，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音乐教育，那么音乐文化的积累也会停滞。

3.音乐教育中的文化应用

音乐教育的实践稳定和巩固了音乐文化知识，使学生更容易理解音乐中的文化知识，促进音乐向前发展。音乐艺术是表现音乐和现实社会的一种途径，是一种人类精神文明积累过程中的价值实现形式。因此可以看出音乐教育是对音乐文化的一种延续，通过音乐教育的形式使得音乐文化得到创新和发展，同时也是现代社会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它使音乐教育规范了教育方式、创新了教育模式，有效地进行了音乐文化的传授，帮助学习者最大限度地理解音乐文化的要领和它所包含的音乐知识。音乐教育本质就是对音乐文化的解释说明，是一个取其精华的过程。比如我国音乐文化历史上，曾经采用简谱、五线谱等音乐符号来记录音乐，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音乐教育的进步，五线谱和简谱逐渐成为社会音乐活动发展的需要，成为音乐教育活动中记谱法的主要教学内容。而且音乐教育为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还将音乐文化应用到了教育中，以更简单的方式向学习者讲述音乐知识，从而最大化地提高受教育者对音乐知识的认知和掌握。音乐文化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传承事物，它将音乐教育与音乐文化结合起来，以促进音乐和文化的共同发展。而目前许多国家都将音乐教育规定为美育教育，音乐教育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学生的创造能力、审美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在我国，音乐教育虽然处于一种基础教育阶段，但音乐的文化内涵已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民族音乐的发展与文化的有效结合取得了初步性进展和成功，音乐文化的教育特点越来越明确。

在音乐文化内涵的教育和传承中，音乐与文化成为紧密相关的连接体。任何形式的音乐只有经过文化的熏陶才能体现出艺术价值，文化的内涵则可以通过音乐的形式体现出来，而音乐教育只是将这些不为人知的、潜藏在深处的文化挖掘出来，提高音乐传播效率。

民族音乐教育运用文化的成功例证

民族音乐是民族特点的表达，它有自己独特的美感和气质。民族音乐代表文化和历史的底蕴，无论是在音乐理论、演奏演唱，还是在音乐著作和乐器制造等领域都有着一定的成就。由于民族音乐是独一无二的音乐著作，有着鲜明的文化特征，并以独特的风格独树一帜，使其在音乐艺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民族音乐的成功除自身的优势外，成功的音乐教育也是不可或缺的。民族音乐教育无论是普及化还是专业化、区域化还是国际化，都需要民族优秀文化的支持，同时也弘扬了民族优秀的文化精髓。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民族音乐教育中的文化运用不仅是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途径，也是发扬民族精神，树立民族自尊心、自豪感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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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音乐是流传下来的精神文化，是民族的一种信仰和必需的功课。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民族之间的频繁交流，作为民族文化的音乐也受到了冲击，并间接影响着民族音乐的发展方向。那么面对这样的冲击，民族音乐教育又是怎样运用音乐文化来发展民族音乐的呢？

1.社会发展给民族音乐带来的影响

面对国内外频繁的文化交流，外来音乐渐渐以优雅的姿态展现在民族面前，冲击着民族音乐和音乐教育。比如西方音乐的传播对于民族音乐就是一个冲击。西方的音乐创作和乐器等，对我们来说都是新鲜的，其产生的音乐也是优美的，于是乎在长期的熏陶下，我们竟习惯了用西方的价值观和审美观来评论我们所遇到的音乐，这对于民族音乐来说十分不利。我国的二胡只有两根弦，但可以演奏小提琴四根弦的音乐，唢呐也可以吹奏单簧管的音调，虽然音色会有所不同，仍足可见中国民族音乐的博大精深。但它最擅长的还是表现传统文化的精髓，著名的二胡名曲《二泉映月》，展现了如歌如诉的音调，是民族音乐的代表，是民族音乐文化的精髓。因此在音乐教育过程中，必须让学生认识到民族音乐和西方音乐一样都是世界文化的瑰宝。讲述音乐文化的历史，引导学生带着思想去学习民族音乐，这样创造出来的作品才能体现出对民族的文化、历史、时代的歌颂，增进学生对民族音乐的热爱和感受，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民族精神，传承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

2.吸收民族音乐和文化，改进音乐教育模式

民族音乐教育的重点在于民族化，使学生将来所创作的作品中带有浓郁的民族气息。因此民族音乐教育的重点在于大量吸收优秀的民族音乐作品，并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让学者理解其中的精髓。这样既将民族音乐文化的遗产传承下去，使学习者了解和热爱民族音乐文化，也可以促进民族音乐的新创作。如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这部大型声乐作品在当时演出后，就成为鼓舞人民奋起抗敌的战斗号角。乐曲生动地描绘出黄河气势磅礴的壮观景象、黄河船夫在惊涛骇浪中顽强拼搏、黄河儿女在黄河两岸辛勤劳作的景象，同时也揭露和控诉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华大地犯下的滔天罪行，形象生动地刻画了中国人民为保卫黄河、保卫国家而英勇奋战的壮丽画面。除此之外，民族音乐教育的又一成功秘诀在于教学模式的改革。它摒弃传统的教学模式，更新教师观念，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为目标，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现在的音乐教育课程强调学生自主学习，因此教师要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成为音乐教育的主人，让学生体会到学习的快乐。最后，还要培养学生独立个性的发展，鼓励学生进行音乐创造，打造轻松、和谐、宽松的课堂氛围，才能创造出富有个性的民族性音乐，促进民族音乐的发扬光大。

3.渲染民族音乐文化，激发学习欲望

现代化教学工具提供了很多有利的条件，借助多媒体技术可将民族音乐文化的发展和精髓一览无遗，这种视听结合的学习方式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印象。其次，民族乐器的应用也是十分必要的。音乐是由乐器产生的，乐器的投入和使用会使学生感觉课程真实，激发学生的兴趣，使教育过程充满生机，由被动变为主动，消除他们对乐器的陌生感。最后，利用音乐文化对音乐及乐器进行解说和装饰，巩固学生所知道的音乐知识，理解音乐中的情感，这既是掌握音乐作品的关键，也为学生创作音乐作品奠定了基础，使其作品在传承优秀文化的同时，在众多音乐中脱颖而出，成为民族音乐的代表、民族艺术的体现。

|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学院

编校：宋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