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现代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状况(共11篇)
历史文化遗产凝结了名族的智慧,对我们现代城市的硬件和人民文化思想的软件发展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然而就目前看来,我过的状况就城市现代化状况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状况的矛盾还没得到良好的解决。就上海来说,具体表现有:许多优秀的上海近代史建筑被拆除;现村的一些文化建筑保护不力;基础设施依然薄弱等等。
设现代化城市是当今城市发展的普遍追求目标。城市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因此,城市现代化离不开文化。城市文化是现代化的根基,是城市的气质。每个时代都在城市中创造与留下自己的痕迹。保护历史的连续性,保留城市的记忆,保留可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具有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
保护历史的连续性,保留城市的记忆和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面对城市化的发展,文化古迹被摧毁不可避免吗?现代化进程中的保护现状又是怎么样的第一章: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
1.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建设现代化城市的重要内容
一座城市经济越发达社会文明程度和现代化水平越高,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就越显重要。因为城市既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明的生成地。城市科技的进步、经济的繁荣离不开人文创新来引导,现代城市是现代文明和现代经济的聚集地,一个没有文化的城市是—个没有品位的城市,是不太可能持续发展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通过漫长的历史时期逐步形成和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不要小看城市的一块砖、一片瓦、一堆石头,它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反映着城市的历史、社会、思想的变迁。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活化石,代表着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和自然风晴,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2.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建设现代特色城市的基础
城市的魅力在于特色而特色的基础又在于文化。城市特色,是指一座城市的内涵和外在表现明显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个性特征。城市的危机在于趋同化,失去个性。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特色内涵的重要集中表现,可以表现独特的城市民俗风隋,它是超越国界和民族的,是^类的共同财富,具有普遍的吸引力。
城市文化气质与内涵既可以从社会精神文明方面来考察又可从物质环境协调优美、交通井然有序来考察。尤其是建筑风格更容易表现城市的个性,凝聚城市的历史传统和风貌,是独特的人文环境的物化形式。土耳其名城伊斯坦布尔,以完好保持城市轮廓线而闻名,高耸在天际线中的众多的圆屋顶和清真寺的尖塔(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遗迹),在傍晚时,犹如飘浮在暮色苍茫的天空一样。在上海,从外滩看浦东黄浦江的两岸建筑,强烈地表现了上海城市的个性。失去了外滩,也就没有上海的历史和上海的特色。
第二章 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我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有着5000多年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像明清皇宫(北京故宫、沈阳故宫)、颐和园、长城天坛、承德避暑山庄、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大足石刻、莫高窟、布达拉宫、龙门石窟。这些文化遗存完整地展现了太原历史的发展脉络清晰地反映出地方文明的进步历程,这些历史文化遗存不仅对现代人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对于后代也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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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
代以来,随着房地产业的快速
兴起,在旧城改造中,开发商
片面追求土地及经济效益,而
忽视了对历史建筑的保护,大
拆大建已造成反映太原特色的居民区几乎消失殆尽;见缝
插针现象屡禁不止,使原保护
规划中的视线走廊造成阻碍;
城内部分文保文物历史建筑
仍被一些单位占有,得不到应
有的保护;周边建筑在高度、体量、色彩方面,从不考虑协
调;部分文保单位和历史街区,因旧城改造的需要而
被当做破旧建筑拆除,如八路军办事处、裕德里民居、上肖墙民居等。
清代的开化寺民居被数十户居民当做住宅;古关
帝庙、圆通寺、以及散布在市区大量寺庙都处于无人
问津的废弃状态,年久失修,日益破损,绿化建设严
重缺乏。
在旧城出现的大规模改造热潮,虽然在一定程度
上改善了旧城居民的居住水平,对城市建设起到了促
进作用,但城市建设在某些方面的短期性致使名城保
护处于被动和消极的状态。不仅给城市造成了许多社
会问题,而且对旧城的历史文化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建
设性破坏。
作为省会城市,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其发展速度
较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同时对旧城改造的进程也加速了,在这种背景下,旧城更新中的历史文化保护就变得尤为紧迫。
第五章 对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文化遗产的现行保护措施与建议
目前,中国城市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要科学有效地保护城市文化遗产,使文化遗产为城市发 展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具体而言,应注意以下六个方面。
一、要探索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战略,通过实施区域规划,缓解在城市性质、规模、布局方面过于集中的压力。文化遗产及其环境不是城市发展的包袱,而是城市发展的财富、资本和动力。要通过整合资源,在继续加快发展的同时,促进文化遗产及其环境的保护,将文化遗产及其环境保护的理念和要求贯彻到城市规划的各个层面。
二、在加快城市化的进程中,妥善处理好新城扩建和旧城改造的关系。历史文化名城在整体保护旧城的同时积极发展新区,是城市文化遗产及其环境保护的首选模式。北京市现有的城市总体规划,确定了构筑市区与多个新城相联系的新的城市形态,有利于保护与建设互不干扰、相得益彰。在整体保护旧城的同时,要对旧城内的传统建筑加强日常修缮、对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加以改善。特别是要动员社会资金,以自助方式进行小规模整治与改造,这有利于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传统特色和原有社区结构。
三、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保护城市文化遗产。一是在重要文化遗产周围设立保护范围及缓冲区,像北京的故宫、天坛等均有保护范围和缓冲区。苏州则划定了“一城二线三片”的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并确定了45个重点保护的历史地段。此外,中国的南京、法国的巴黎、摩洛哥的菲斯古城等,都严格控制建筑高度,并制定控高规划以保护原有城市空间形态,维护城市景观的完整性。二是尊重城市原有路网格局。1933年8月,国际现代建筑协会通过的有关城市规划的《雅典宪章》指出,为保存好代表某一时期、有历史价值的古建筑,旧城建设用地规模应符合传统街巷肌理,避免形成超大规模的街坊;在规划上要防止城市快速路穿越,避免破坏原有的路网格局;严格控制旧城内机动车数量的增长,大力发展公共交通,以形成对旧城未来交通格局的有力支撑。三是加强城市考古研究工作,将城市作为考古的重点对象。
四、遵守文化遗产保护的原则,注重保持和发扬城市特色。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是一项简单的、短期性的建设行为,而是一项高层次的、长久性的文化活动。必须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坚持保护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原则,不改变文物原状。同时,高度重视城市化的发展带来文化的趋同问题,重视城市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区域文化的差异,重视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五、在扩大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同时,重视保护与利用的结合。文化遗产的保护领域不断扩大,继历史文化街区、村镇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保护范畴之后,文化景观、文化线路、文化空间等新视点又引起人们关注。应继续加强研究,把更多的反映人类社会进程的文化遗产列入保护之列,其中包括近代工业建筑的遗产。保护文化遗产的根本目的,在于传之久远,造福子孙后代。重视保护与利用的结合,就要挖掘文化遗产潜在的文化内涵、社会价值和对城市发展的积极意义,使文化遗产融入人类现代生活,发挥更大作用。博物馆等文化遗产开放单位,要积极举办各种展览,搭建多种平台,宣传文化遗产保护成就。
1 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现状
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已经走过了很长一段道路。在这个过程中,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但同时,我们也发现一些问题。人们对历史保护的认识水平还普遍很低,尤其是某些城市领导者的认识还有些欠缺与模糊。尽管近年来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发现一些古镇有很大的经济价值进行保护,但是,有些地方仍然把保护历史环境看成是经济发展的障碍,因而不能以积极的态度将保护纳入地方建设的规划中;某些城市把文化遗产仅作为吸引大量游客的资本,旅游业的不恰当与过度开发和管理不善引起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些不利于保护的现象,都源于没有以全面、长远的观点来看待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从而对环境发展的策略造成误导,致使一些有价值的文物建筑、历史街区等文化遗产继续遭受着人为的破坏。虽然目前可持续发展的呼声日高,但理论的探讨却并未用以指导政策的制定。目前虽有许多专家不懈地为保护振臂高呼,尚且不能有效扼止破坏的强势,如若保护不主动,其后果可想而知。另外,还有些操作中的问题。
从现状分析,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出现许多问题,主要是:
1)认识上的问题,人们普遍不能认识到保护的重要性,尤其是部分城市的决策者。2)方法策略上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政府部门在如何协调保护和利用关系的认识上不完善,在狭隘的地方、部门、小团体甚至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在制订政府策略时本末倒置,导致出现了许多旅游发展过头、历史文化遗产原真性丧失、居民利益受损等结果。3)管理上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历史文化遗产的管理职能部门不清。中央部门管理和地方政府管理权限重叠,规划局、建委、文管会、房地局之间互相责权不明,由此产生政出多门、矛盾百出等问题。4)规划上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传统的保护规划偏重宏观控制,缺乏操作性,缺乏和管理手段的衔接,缺乏进一步实施的具体技术指导。5)技术上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缺乏对适合各种风格和类型的建筑的维护、修复、整治的研究和实践,出现许多画蛇添足、修旧如新的案例,甚至出现大量假古董[8]。
2 西方国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道路
1)保护方法。西方对于文物建筑的保护,基本上遵循《威尼斯宪章》中的规定,即最大限度地保存文物建筑的原有部分,尽量避免增添和拆除,只采取必要的修缮措施,使用具有可逆性和可识别性的保护方法等。关于新、旧建筑的关系,西方虽然经常运用对比的手法,但大体上仍以协调为主。这种协调并非追求建筑风格的完全统一,而在于建筑形体之间的相互搭配,体量和比例的有机组合以及良好的空间关系。2)保护观念。许多欧洲国家在战后都经历了为解决住房短缺而进行的大规模重建时期,以及为改善内城环境而进行的大规模城市改造时期。这种政策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如原有社会结构被破坏,城市中心活力丧失,城市风貌变得呆板、单调。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各国对城市历史遗产都开始采取一种比先前更为谨慎甚至保守的态度,即强调适度发展,限制再开发,希望通过鼓励人们返回市中心居住以便更好地保护旧城风貌;在增强旅游业活力的同时,重视开发本土市场。3)保护制度。西方国家已建立起一套涉及立法、资金机构、官员等方面的较为完整的保护制度。这套制度在保护管理中得到全面的体现,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使自上而下的保护约束和自下而上的保护要求能在一个较为开放的空间中相互接触和交流,并经过多次反馈而达成共识。在这样一个多层次的体系下,民间自发的保护意愿能够通过一定的途径成为具体的保护参与,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各个种类和层次的保护机构以及部分纳入了法制轨道的监督与咨询机制。比立法、诉讼等强制手段更为有效的则是恰当的引导,做好有关法制与规划的衔接,特别是利用经济手段来调动保护的积极性并保证规划意图的实现[5]。
3 关于加强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若干思考
1)加强教育宣传,提高整个民族的保护意识。2)加强法制建设,建立严格完整的法律约束体系,严惩破坏法律的各种行为和个人。法律条文中对奖惩的规定要明确,可操作性强。3)建立多层次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尽可能使各种保护对象都能纳入保护体系,得到有效的保护和管理监督。4)加强技术实力,提高保护规划技术方法,培养高素质的规划人才,加强对保护规划的研究,使其具有较高的科学性,从而得到有效的技术保证。5)提高城市管理者对保护的认识,举办各种学习培训班,使城市管理获得更好的权利保障。
4 在保护内容方面的调整
1)从单一的历史建筑的保护到历史环境的保护,从有形的物质环境的保护到无形的文化保护。2)保护目标从原来的历史留存到价值重现,加深对遗产的认识和利用。3)在保护方法方面,从原来的专业保护到综合保护,保护范围和深度进一步扩大和加深。
5 结语
对于历史城市的保护,在上个世纪欧洲就已经开始,而中国人是从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有这种意识。发展到今天,保护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识。
经过几百年,欧洲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已非常成熟。在巴黎,在埃菲尔铁塔的顶端,可以把整个城市景观拍下来,这在中国的城市很难做到。在罗马,可以看到从古罗马时期一直到现在的历史发展脉络,这是我们非常羡慕的状况。
在中国,大量城市分不清。到今天,可完整地看到城市遗产的,可能只有云南丽江和山西平遥。它们在1997年分别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但其后发展也不尽如人意。丽江过度商业化,平遥的发展也没有得到改善。
北京作为首都,对其历史文化遗产的大破坏,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60年代,而80年代以来对北京大量四合院和城市遗产的进一步破坏,使得北京的格局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北京是没有任何建筑特色的城市。就像王博教授写的一本书,《北京:一座失去建筑哲学的城市》,现在在北京看到的城市文化,很难讲是传统的中国城市文化。
一方面,城市历史遗产在不停被破坏,另一方面人们又以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名义造假。最有代表性的是北京的琉璃厂,把原来的拆了建新的琉璃厂,现在的琉璃厂和原来的没有任何关系,除了地点一致。这样的城市非常多,按照媒体报道,有30个城市投身古城重建热潮,把消失掉的城市遗产以保护的名义新建,这是我们非常特殊的现象——真正的历史遗产没有得到保护的同时,却以保护名义新建了很多。
除了一些在城市中的遗产,我们还会经常发现一些古代遗址,湖北周边任何一个城市都会出现考古遗址。西安的大明宫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遗址,虽然也得到了保护,但是中国的考古遗址,背后大都有一个房地产的推手。
大明宫在实施遗产保护的过程中,房地产商做了大量宣传,大明宫现在是富人的后花园。如果看待历史文化遗产时,把它的价值只局限于经济、旅游或房地产开发的层面,我们永远不可能真正面对自己的历史文化遗产。日本仿照大明宮修建的建筑,周边没有一个高层建筑,日本比中国更缺少土地,但是为了保护遗址,就不能依靠房地产。
除了城市的形态,我们还关注物质的形态,以及人的形态,如果没有社区、人,这个城市是不存在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核心还是人。因为社区、居民构建了这个城市,他们是这个城市的基因,也是历史遗产的心。在我们保护历史遗产、关注物质形态的同时,对社区的关注也应加强。社区失去了,社区形成的文化便不能重建,即使建筑重现,城市的文化也不可能再现,城市精神亦不可能重新得到。
我们为什么要保护文化遗产?并不是因为旅游价值或者是经济价值,而是因为它的内在价值和对社会的意义。
人类永远走在历史的延长线,我们谁都不可能超越历史。一个城市的管理者,或者规划者,应该对城市的历史遗产有更多关注。历史文化遗产的形成经过了几千年,毁灭却只需一天,想再恢复是不可能的。
论文摘要:近年来在我国城市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历史文化遗产被破坏的情况时有发生,城市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相冲突,产生了许多问题。本文将从这些问题出发,分析发生问题的原因,阐述保护文化遗产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的意义,并寻找出解决问题的原因。
论文关键词:城市建设 城市规划 文化遗产
一、城市建设在文物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稳步上升,城市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有不少建设项目忽视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使一些珍贵历史文化遗产成为城市建设的牺牲品。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种情况:
1.勘察不全面,造成建设施工时对地上和地下文物的毁灭性破坏。,使得许多珍贵的文物古迹永远地消失在推土机的重碾之下。
2.对历史文化街区和文物古迹任意改造,致使街区历史格局风貌和标志性建筑面目全非。
3.旅游事业发展过快,服务设施的盲目建设和游客剧增,加之疏于管理,对风景名胜和文物古迹的完整性产生干扰。
首先,最根本的在于我国历史发展的特殊状况。我国把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纳入规划始于20世纪20年代,相对其他发达国家较晚。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弱势”局面才得到扭转。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法令,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了文物保护管理机构。在城市规划方面,1951年国家颁布了《关于保护地方文物古迹名胜的管理办法》,1953年发布了《在基本建设过程中关于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法律法令的实施和文物保护单位的切实工作使文物保护逐步融入到城市规划的工作范畴中。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浩劫,借扫“四旧”之名,再次使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陷入尴尬的境地,大量不可移动文物、馆藏文物以及民间收藏文物等遭到严重破坏。真正使文物保护工作走向正轨的时间是从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的。至此,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走过了曲折起伏的阶段。所以,我国特殊的历史发展状况,使文物保护的法制体系和管理体系先天不足,发育不良,这个历史原因也是城市建设在文物保护方面存在诸多问题的首要原因。
其次,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正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乃至后工业化社会转型、由欠发达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转型,这种整体性的社会变迁,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取向,影响着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决策方向。历史文化遗产在这场社会变迁中的存亡也面临着巨大的考验,文物保护能否在城市规划建设中放到一个不可忽视的地位显得至关重要。因此,经济问题成为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步调不一致的原因。一方面,城市建设能带动城市发展,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远远大于文物违法成本。建设方即使破坏文物,文物部门也很难对其采取有力措施。另一方面,从计划经济时期开始,文物保护部门长期以来的专向资金依赖于政府拨款,从文物古迹的修缮到工作人员的劳动所得,全部是由专项资金来支付,因此国家背上了一个很大的包袱。这种情况下,很多地方政府便忽视了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建设方的“主动”和文物保护方的“被动”,两方面的原因促使历史文化遗产的“尊严”难以维护,所以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历史城区被改造得面目全非,周边的环境又脏又乱,甚至有些历史性建筑完全毁坏。
再次,我国长期忽视对大众文物保护的法制宣传和道德教育工作,也没有形成比较规范的文物保护民间团体。使文物保护的群众基础力量较为薄弱,不能对城市规划中有损于历史文化遗产的决策形成舆论压力。也就是说,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淡漠,难以形成有利于保障历史文化遗产完整性的软环境。而在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则具有较高的文物保护意识,其外在因素与教育密切相关,并且一些国家(如德国),把公众参与城市建设纳入法律程序,把规划目标、方案向公众公开展示并听取公众意见,这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是十分有利的。遗憾的是,我国在这方面还存在许多盲区
二、解决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几项措施 1.强化政府职能,将监督落到实处
我国的《文物保护法》规定:“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文物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和勘探。”法律有明确规定,但在实际实施时,一些行政部门带有经济利益主体的性质,把考察和审批作为了一个象征性的程式,落脚点却放在了收费上。这种工作性质的改变对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很不利,所以强化政府职能十分必要。尤其在历史文化遗产存在区域内,政府在建设单位递交项目建议书之后,应严格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进行实地考察,对可能产生文物危害的项目,令其合理修改方案,做到文物保护的万无一失。监督工作落到实处,才有成效,同时,也能更好树立政府形象,取信于民。
2.不照搬照抄,借鉴成功经验要合理
有些历史文化遗产比较丰富的城市,规划部门在规划过程中,采取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的办法,但是规划中没有做到深入细致调查,反而取得“东施效颦”的效果,造成了许多问题,如古迹复原处理不当,新设项目与原有景观不协调,改变或破坏了原有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格,弄得不伦不类。借鉴不等于照搬照抄,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尤其是古城和新兴城市之间的借鉴更需要谨慎,针对城市自身特点合理制定方案,做好预测工作,做到各方面兼顾,才会取得成效。3.做好保护文化遗产的普及教育
我国目前确认不可移动文物点近40余万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71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01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22处。众多的文物需要保护,单凭政府的力量和职能部门有限的人力,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实施文化遗产保护的主导力量还在于广大公众。而作者在所在大学做了一项关于文化遗产的随机抽查,其中竞有90%以上的学生对文化遗产的了解很不全面,大部分人的认识仅限于博物馆里陈列的出土文物和历史建筑。由此推测,公众对此方面的了解整体上看不容乐观。
文化遗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髓。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培养公众的保护意识是十分必要的。作者认为仅仅从法制宣传和道德教育上出发是不够的,应把保护文化遗产作为普及教育内容写入中小学,乃至大学教材,作为一项必修的课程,让当代人以及后代人接受系统的教育。这样,全民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才能从根本上得以形成,保护工作的社会基础才会牢固。启动这项工程需要国家教育、建设、文化、文物等多个部门协调合作,并且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工作艰巨,从长远角度出发,这对我国今后的历史文化发展十分有益。城市规划建设是绘制城市发展面貌的一支巨笔,历史文化遗产又是体现民族精神和民族特色的一幅图画,这支巨笔不能毁坏这幅画,应给图画添光加彩,使她更美。我们期待着今后城市建设中,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做得越来越完善,城市面貌越来越好。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不仅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是先人创造的沉积与结晶,镌刻着一个民族国家文化生命的密码,蕴涵着民族特有的精神机制、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维护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文化遗产是人类活动的信息资料库,是展示人类文明的卷轴。
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盲目追求经济发展的影响下.中国的文化遗产也遭到了众多的破坏。自然灾害、人为原因等都造成了文化遗产的不完整和残缺,严重影响了其文化价值和影响意义。而一些地方政府单纯为了经济的发展.大肆开发利用文化遗产,却对其不加以保护和维护,造成了众多文化遗产濒临危险,即将失去其拥有的价值和作用,这一切都应当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而如何采取措施来保护文化遗产也成为政府的一个重要目标,那么对于文化遗产应该采取哪些保护措施呢?
首先.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建立协调有效的保护工作领导机制。针对我国当前在文化遗产保护中出现的问题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法律的范围之内,对于破坏或损毁文化遗产的行为,依法进行严厉的制裁措施。各级地方政府应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列入重要工作议程,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纳入文化发展纲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建设.及时研究制定有关政策措施。要制定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明确保护范围、保护措施和目标。
其次.各级政府要不断加大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经费投入。通过政策引导等措施,鼓励个人、企业和社会团体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资助。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队伍建设。通过有计划的教育培训,提高现有人员的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充分利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人才优势和科研优势,大力培养专门人才,进一步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最后.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强对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教育力度,特别是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工作.将文化遗产保护教育带进校园和课堂,使其在思想上形成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同时要充分利用民间保护组织的作用,推广文化遗产保护的教育工作,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重视和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充分发动全社会各个方面的力量来进行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
泰山是世界自然遗产,同时也是世界地质公,中国**旅游景区,是中外闻名的游览胜地。他的英文名字是MoutTaishan,是自然与文化的双重遗产,在今山东的泰安。主峰玉皇顶,海拔1532.7米,气势雄伟磅礴。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崇拜泰山,所以就有了“泰山安,四海皆安”的说法。在汉族传统文化中泰山一直有“五岳独尊”的美誉。自秦始皇封禅泰山后,历朝历代的帝王不断在泰山封禅和祭祀,并且在泰山上下建庙塑神,刻石题字。古代的文人雅士更对泰山景仰备至前来游览,作诗记文。
泰山宏大的山体上留下了20条处古建筑群,2200余处碑碣石刻。这些石刻大都是文辞优美,书体高雅,制作精巧。泰山显现从有石刻和碑刻,既是记载泰山历史的重要资料,又是泰山风景中精彩的去处。
泰山风景以壮丽著称。重叠的山势,厚重的形化,使它的雄洪中兼有明丽,静穆中透着神奇。
关键词:文化遗产,属性,保护
遗产与历史有关,是某种前人留给子孙后代加以传承的东西,其中既包括文化传统,也包括人造物品(哈迪,1998)。文化遗产的不可移动部分包含了纪念物(Monuments)、建筑物(Groups of Buildings)、场所(Sites)。而无形遗产的概念“包括构成社会或社会团体特性的精神、物质、知识和感情特点的文化复合物”,它“不仅包括艺术品和文字,而且包括生活方式、人类的基本权利、价值体系、传统和信仰”。城市中的文化遗产既具有物质形态的空间和城市肌理,又具有非物质形态的独特文化背景、审美情趣和某个历史片断的共同记忆。
城市文化遗产的物质属性,即构成此类城市空间的实体构件、材料本身所具有的物理属性或自然属性,体现出随时间风化、破损的特征;城市文化遗产的非物质属性,即植根于此类城市空间的历史文化属性,体现出时间越久信息越丰富、文化价值越高的特征。
一、城市文化遗产的物质属性与非物质属性的相对关系
1. 城市文化遗产的物质属性与非物质属性存在错位
城市文化遗产的物质空间的自然属性与反映其内涵的社会文化属性存在时间上的错位。城市文化遗产是历史文化在建造当时的物质反映,是此前的文化积淀到一定阶段的物化表现。而建成后的城市空间即开始自然衰败,岁月的痕迹会越发明显(如木构件的腐化、墙体坍塌、面料褪色等),最终成为危旧建筑及建筑群。但从其建成之日起,该类城市空间即对其中的人开始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新的文化氛围、固定习俗、社会组织方式、美学价值观,经年累月,成为根植于这一城市空间的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换言之,时代在发展,但建筑与城市空间一旦建成就固化了;时间在推移,记忆在加深,但房子却渐渐变老旧、变破败。
这种错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将愈发明显。当根植于此类城市空间的传统习俗、特色风貌、美学价值或共同记忆在历史积淀中抽象并上升为文化,并有别于其他城市空间时,该类城市空间的历史文化价值即显现出来。而往往在文化特征尚不明显的时候,人们会忽视其物质属性,任其自生自灭,导致该类城市空间自然破败。
2.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时机选择反映出保护思想的发展历程
选择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时机需同时考虑其物质属性和非物质属性,两者的偏差越大时,即文化价值越高破败程度越严重,对其保护的迫切性越强。
保护时机的选择体现出保护的思想范畴。按照狭义的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概念,保护是源于价值较突出的非物质属性,但保护的对象却是由纪念物、建筑及其构件等物件开始的。随着保护意识的加强,保护的时机被逐步提前,即在城市遗产的建筑、构件尚未破败之前,在城市文化遗产已经具有一定文化价值但还未至于成为文化孤岛的时候,就先期介入进行保护。而按照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保护的思想应在建造之初就有所体现,从加强建筑的物理持久性、增强城市空间的文化韵味等方面,使保护的概念扩展为对城市文化遗产发展全过程的保护(图1)。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可大概分为三个阶段(表1):
一是抢救性保护。主要针对具有突出文化价值,但破败不堪、濒临消失的城市文化遗产。如很多历史名城、名镇、名村,在长期疏于维护之后,整体环境恶劣,成为危旧区域,甚至成为建设者眼中需要铲除的城市死角,但由于其突出的文化价值被发现,成为需要抢救性保护的城市遗产。
二是发掘性保护。主要针对已经较为破败的城市文化遗产,在整体改造之前,对其中具有文化价值并保存相对较好的建筑物及构件进行发掘寻找,在确定其为保护对象之后,对周边环境进行梳理并整治。
三是介入性保护。主要针对在建设中遇到的更为复杂的发展与破坏问题所进行的长期持久和主动介入式保护。
由此可见,随着保护意识的提高,保护的危急性降低,主动性增强,时机逐渐提前,保护的对象与范围逐步扩大。
3. 影响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时机的四个影响因素
如果假设当城市文化遗产的物质属性与非物质属性处于某个适当的结合点时是保护介入的最佳时机,受不同因素的影响会导致时机的提前或推迟,那么其影响因素可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物质因素影响下的保护时机提前—受自然灾害等突发因素的影响,城市文化遗产的物质属性的自然衰败趋势会加速,反映在物质属性下倾斜线上,即呈现出台阶式跌落的形态。比如受白蚁等病虫害的长期影响,造成木构件的加速损坏,会使城市文化遗产的物质属性加速下跌,相比较而言,其非物质属性的积淀增长趋势基本没有变化,因此保护的时机被提前。例如,都江堰二王庙的部分建筑在5·12汶川地震中坍塌,保护与修复工作在震后被紧急启动,成为不同于平时日常维护的新的保护介入(图2)。
物质因素影响下的保护时机推迟—有意识的对城市文化遗产进行日常维护或翻修,将改变其物质属性自然衰败的速度,而其非物质属性基本没有变化,使保护时机推迟。例如,在日常维修中,将建筑的原木构件换成钢构件,延长了城市文化遗产本身的物质寿命和使用寿命,使其物质属性的衰败斜率变缓。再如对某一建筑的落架大修,相当于使其物质属性的衰败速率发生突变,虽然没有改变材质,但通过对逐个构件的矫正、防腐处理或对某个构件的同质替换提升了其整体寿命。
非物质因素影响下的保护时机提前——受时代潮流影响,对某种文化形态的复兴与再认识,促成社会对反映该文化特征的城市文化遗产的关注度上升,使非物质属性的积淀增长速率发生突变,促使保护时机提前。例如,由于陈逸飞的油画作品《故乡的回忆——双桥》在西方国家产生了巨大反响,扩大了周庄的知名度,促成当地政府在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思想尚未普及的经济发展初期,即开始对周庄的历史遗存进行保护,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建设性破坏。
非物质因素影响下的保护时机推迟—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对某种文化意识的刻意贬低限制其思想的发扬,使原本具有一定文化价值的城市文化遗产被忽视和埋没,造成其非物质属性的积淀增长速度减慢,导致保护的时机推迟甚至延误,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例如,一些具有较高艺术与文化价值的名人故居,因为主人的意识形态的原因,其文化属性被刻意贬低,建筑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只能任其破败(图3)。
二、城市文化遗产的物质属性与非物质属性的绝对关系
1. 物质属性与非物质属性共同形成了城市文化遗产的价值
城市文化遗产的物质属性和非物质属性两者不可分割,并共同构成了城市文化遗产的价值。历史文化信息依赖物质空间环境为其载体,而文化内涵是物质空间环境的灵魂。
当城市文化遗产缺失了其物质属性,则仅存的非物质属性成为抽象的表达,在继续传播和继承的过程中,容易进行人为加工与臆想,也更容易受到其他文化的侵蚀,发生改变,致使其原真性受损,大量的历史信息丢失。当城市文化遗产缺失了其非物质属性,则仅存的物质属性成为没有文化内涵、可以在任何地方复制的空壳,就像影视基地与真正的城市遗产之间的区别。所谓的“千城一面”现象,就是缺乏非物质属性的城市空间的典型反映,即使其年代久远,但由于缺乏文化内涵,也就没有保护的价值,可能因为新的建设将其拆除而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2. 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手段
对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是对某个文物古迹或历史低端的保护,而且还包括对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中各种积极因素的保护与利用,涵盖了物质属性与非物质属性两个方面。按照对非物质属性与物质属性的保护方式,城市文化遗产保护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是在原有非物质属性不断积淀的基础上植入新的文化属性,而对原有物质属性基本不作大的调整。例如,朱家角课植园没有改变原江南私家园林的历史文化背景,对建筑及园林实体的改造也很少,但通过引入昆剧情境表演《牡丹亭》,使之不仅在园林艺术与建筑艺术上继续着历史文化的积淀,同时引入了新的艺术表现形式,进一步提升了其整体价值。但是,新文化属性的植入也可能对原有的历史文化环境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需要谨慎地选择。例如,安徽宏村的传统村落,由于大量外来游客对原村民的生活产生很大影响,改变了其原有的生活方式,甚至由于门票收益分配不均,造成了村民对旅游开发带来的外来文化的抵制(图4)。
第二种,是对城市文化遗产的物质属性与非物质属性同时进行提升。一方面,对原物质空间环境进行整体改造,或者部分新建,构成新的物质空间环境;另一方面,赋予历史建筑或历史街区新的功能,适当引入新的文化形式,体现新的社会经济环境,原有的非物质属性被部分、有选择性地保留并传承。例如,很多对晚近工业遗产的保护,由于原生产功能已废止,因此一方面对建筑遗存进行改造翻新,另一方面塑造时尚文化地标,引入新的社会文化活动,使新旧历史信息交融碰撞,产生更为丰富、更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内涵。此类改造需要投入较大成本、难度高,但对文化创新的意义巨大,是对非物质属性的继承并发扬(图5)。
第三种,是保持城市文化遗产的非物质属性基本不变,对物质属性进行提升与保护。例如很多老居住区的更新,不改变居住性质,也不影响其中的邻里关系、传统习俗,通过环境治理、设施配套等“惠民”措施,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品质。此类保护方式对于建设年代较新的城市文化遗产、单体建筑艺术水平一般的历史街区、以及呈现衰败状况的城市旧区的改造更新具有积极意义。
如果将前两种改造方式比作创造性的保护,最后一种保护方式则是每个城市面临的日常性事务(图6)。但无论选择哪种保护方式,单方面提升物质属性或非物质属性,都对提升城市文化遗产的总体价值有所助益,因而对城市文化遗产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割裂地看待城市文化遗产的物质属性或非物质属性,会导致城市文化遗产根本意义的消解,但是从两者分别的视角来审视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手段和时机,更加有利于剖析并选择合适的保护时机与方式。
三、实践中的保护时机与方式选择
中国目前有很多传统古镇都面临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传统风貌也受到了新建设的冲击,甚至很多城市遗产遭受“建设性破坏”。福建省德化县上涌镇的杏仁街就是一个在发展中“遭遇”保护的地区[1]。杏仁街由于地形起伏、交通不便,传统建筑空间又难以满足现代生活需求,因此住户逐渐外迁,空置的建筑年久失修,部分几近坍塌(图7)。
杏仁街上小部分区位较好、面积较大的住户进行了自发改建,采取了一定的自发性保护措施,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采用相对低廉的砖石结构替代原有的木结构,虽风貌不佳,但改善了自身的居住条件,也减缓了建筑物件的自然衰败速度;第二种采用相对昂贵、维护成本较高的木结构,替换原有木构件,并刷油防腐,延长了使用寿命,与周边建筑风貌基本一致,但修整后建筑色调过于突出(图8)。
杏仁街古镇的发展意义体现于三方面:第一,它是德化县域旅游线路上的重要节点;第二,它是目前从公路进入上涌镇的主要门户,并位于主要干道的咽喉部位;第三,它曾是上涌的商业中心,首善之区,当前的集市也紧邻古街。因此杏仁街的建设也包括了相应的三方面内容,一是布置旅游服务设施,二是改造入口形象,三是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从城市文化遗产属性角度来分析,相关建设的目的在于主动扭转街区的建筑衰败趋势,并引入新的功能及使用方式,因此相应的保护时机提前到来。
但是由于新的旅游交通规划对道路宽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使S206的镇区段也能形成12m宽的路幅,政府意图拆除杏仁街部分路段建筑,以疏解交通瓶颈。这一改造将对杏仁街的物质属性带来极大影响:首先,拆除S206镇区段的古街立面,将会破坏现有建筑错落有致的特色风貌;其次,杏仁街的地形起伏与街道尺度变化在与S206交汇处最为明显,这段街区的拆除,将会直接破坏“山城驿站”的道路景观;第三,道路拓宽涉及到对现有“上壅驿”牌坊的迁移,在目前尚未考证其历史价值的情况下将其移走,会损失大量的历史信息。由于杏仁街建设规划对其物质属性可能造成上述不可挽回的损害,因此需要更早地介入保护。同时,针对这种处于发展动因的建设性破坏,笔者尝试提出如下具体保护策略。
首先,由专业机构对杏仁古街的物质属性与非物质属性进行鉴定、评估,在明确其建筑与构件的破旧程度以及历史文化价值后,明确其保护的等级;
其次,物质属性的保护建议:从建筑物自身考虑,建议按照评估结果对其中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进行维修改造并增设设施,对其中历史文化价值一般的建筑进行设施改善、外立面简单粉刷,以及整体风貌引导;从街区整体环境考虑,通过梳理区域道路网络,将过境交通引致镇区外围,放弃为拓宽道路拆除部分古街路段的想法。
第三,非物质属性的保护建议:从街区的社会文化环境考虑,建议恢复当地传统的邻里关系,延续原有的文化习俗与传统,吸引居民回迁,比如将古街入口处堆放的杂物垃圾及一处自行搭建的茅棚进行清理后,设计为社区公共活动场所,选择向阳背风的位置安排座椅,恢复种植杏仁树[2],提供老年人喝茶、下棋、练操、读报的场所,塑造新社区氛围;从该街区与区域周边的关系来考虑,建议杏仁古街与周边的登山运动[3]、户外露营地的旅游线路结合,提供如客栈、餐馆、自行车租赁、土特产零售等旅游配套服务,从而恢复曾经的“上壅驿”的驿站功能,并以此延续其文化内涵的发展(图9)。
结语
从物质属性和非物质属性的视角入手,有助于理解并描述城市文化遗产的特征,在选择保护时机和保护方式时,提供一种思考的方法,有利于在城市建设中对不同意图和措施进行分门别类的评估,对以“保护”为名的各种建设活动进行权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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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邵甬.法国建筑·城市·景观遗产保护与价值重现.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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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军.城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一、城市建设在文物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稳步上升,城市建设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有不少建设项目忽视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使一些珍贵历史文化遗产成为城市建设的牺牲品。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种情况:
1.勘察不全面,造成建设施工时对地上和地下文物的毁灭性破坏。事例有重庆市2004年开工的36条共计2000多km的高等级公路中,发生多起严重毁坏文物点的事件,使得许多珍贵的文物古迹永远地消失在推土机的重碾之下。
2.对历史文化街区和文物古迹任意改造,致使街区历史格局风貌和标志性建筑面目全非。如1991年被列为浙江省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的舟山,由于改造时没有很好地考虑到文物保护问题,其中的定海古城在2000年就已不复原貌。
3.旅游事业发展过快,服务设施的盲目建设和游客剧增,加之疏于管理,对风景名胜和文物古迹的完整性产生干扰。这方面的问题长城景区比较普遍。以金山岭长城为例,其现代化气息已十分明显,兴建了缆车索道、滑索和卡丁车。据当地人反映,在旅游旺季,金山岭长城俨然一座热热闹闹的游乐场。
二、城市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协调发展的两例成功经验分析
1.日本京都
1991年京都在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中,按“保护、再生、创造”的理念划分为三个区:自然景观和历史景观保护区、以调和为基调的中心复兴区、城市新功能集聚区。作者认为京都的这种规划模式充分利用了历史城镇的两种保存方式:冻结保存(表现在自然景观和历史景观保护区)和复原保存(表现在以调和为基调的中心复兴区)。同时,为满足城市经济发展需要划分出城市新功能集聚区的做法针对性强,便于该区域迅速地规划建设,没有“担心历史文化遗产遭破坏”的忧虑。京都的区域划分和贯彻三理念的发展模式,不仅保护了历史文化遗产,也促进了其他新产业的发展,使城市活力焕发。
2.江苏苏州
苏州采取保存古城基本格局,控制古城内建筑高度,疏散一部分古城人口,向城市两侧发展的策略城西为高新技术开发区,城东为工业园区。作者认为这种规划模式比较传统,向一侧或两侧发展基本不会使古城区发生大的变动,利于保持古城面貌。虽然东西两个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要穿越古城区,会给古城造成一些影响,但由于苏州在交通规划方面采取了措施(如限制车辆在某些古城街道通行),又弥补了这种缺陷。总的来说,苏州整体规划建设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取得的成效十分显著。
三、解决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的几项措施
1.强化政府职能,将监督落到实处
我国的《文物保护法》规定:“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文物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和勘探。”法律有明确规定,但在实际实施时,一些行政部门带有经济利益主体的性质,把考察和审批作为了一个象征性的程式,落脚点却放在了收费上。这种工作性质的改变对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很不利,所以强化政府职能十分必要。尤其在历史文化遗产存在区域内,政府在建设单位递交项目建议书之后,应严格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进行实地考察,对可能产生文物危害的项目,令其合理修改方案,做到文物保护的万无一失。监督工作落到实处,才有成效,同时,也能更好树立政府形象,取信于民。
2.不照搬照抄,借鉴成功经验要合理
有些历史文化遗产比较丰富的城市,规划部门在规划过程中,采取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的办法,但是规划中没有做到深入细致调查,反而取得“东施效颦”的效果,造成了许多问题,如古迹复原处理不当,新设项目与原有景观不协调,改变或破坏了原有的历史、文化、民族风格,弄得不伦不类。借鉴不等于照搬照抄,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尤其是古城和新兴城市之间的借鉴更需要谨慎,针对城市自身特点合理制定方案,做好预测工作,做到各方面兼顾,才会取得成效。
3.做好保护文化遗产的普及教育
我国目前确认不可移动文物点近40余万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71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01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22处。众多的文物需要保护,单凭政府的力量和职能部门有限的人力,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实施文化遗产保护的主导力量还在于广大公众。而作者在所在大学做了一项关于文化遗产的随机抽查,其中竞有90%以上的学生对文化遗产的了解很不全面,大部分人的认识仅限于博物馆里陈列的出土文物和历史建筑。由此推测,公众对此方面的了解整体上看不容乐观。
文化遗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髓。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培养公众的保护意识是十分必要的。作者认为仅仅从法制宣传和道德教育上出发是不够的,应把保护文化遗产作为普及教育内容写入中小学,乃至大学教材,作为一项必修的课程,让当代人以及后代人接受系统的教育。这样,全民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才能从根本上得以形成,保护工作的社会基础才会牢固。启动这项工程需要国家教育、建设、文化、文物等多个部门协调合作,并且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工作艰巨,从长远角度出发,这对我国今后的历史文化发展十分有益。
论文从社会环境、政府政策、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华侨影响和青少年自身等方面多维度地探讨开平市青少年对于当地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的认知状况,进而提出几点加强青少年认知和保护文化遗产意识的建议。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郑孝燮曾说:“我国世界遗产事业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认识问题。把中国世界遗产保护的希望寄托在青少年身上,从现在开始就下大力气加强对青少年进行世界遗产保护教育,也是一个认识问题。”至底,开平市总共有青少年[1]6多人,约占全市人口的9%〔1〕。通过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结合相关研究成果,以开平青少年为案例,论文拟就当代青少年认识世界文化遗产的状况进行多维度解析。
一、开平青少年的认识及思想状况
当地青少年对碉楼的认识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一是从电视新闻媒体中获知,如开平台定期播放的开平碉楼节目、报纸和新闻节目等;二是从学校派发的有关碉楼的书籍中了解(其中有进行碉楼知识考试的学生对碉楼基本知识认识较深);三是从碉楼申遗时的各种宣传标志中认知;四是从祖辈的口述中得知(此种情况较少)。
多数青少年对碉楼认识较偏重于感观形态方面,对多数碉楼的名字没有特别留意,一般是认为碉楼较旧较黑,是中西建筑特色结合的产物,并设有枪口,具有军事防御的作用。身在开平、长在开平的他们对这些碉楼熟视无睹,因此对于碉楼的认识普遍停留在表面的层次,而对碉楼的来源、历史、意义以及碉楼文化中所包含的岭南文化、稻耕文化等基本上没有深入的认识。
对碉楼了解较深的青少年或认为碉楼具有欣赏价值,很美,像城堡;或认为碉楼很坚固、结实、有特色、作用多、功能强,体现了华侨对家乡的爱和建筑师的睿智。总的来说,感性认识的成分较多,而文化艺术、赏识认知和结构特色等层面则相对缺乏。“开平碉楼与村落”作为精神文化符号层面上的认识还有待广泛宣传。
多数青少年认为碉楼可以代表开平文化,心中对碉楼存有感情,但缺乏进一步了解碉楼的兴趣。由于目前当地经济发展有限,本地人们收入偏低,多数留守家乡的青年忙于家务活或学习,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青少年偏重于娱乐方面的爱好,认为历史文化较枯燥,因此对碉楼文化兴趣不大。
二、影响青少年认识碉楼的因素
(一)社会环境
从对外联系来看,水陆交通方便,开阳高速公路与325国道横贯全境地,三埠港每天有2艘豪华客轮往返香港〔2〕,但市内交通和旅游指南方面,尤其是景区之间的来往存在较大问题,景点班车的设置没能把分散的碉楼群与游客的时间安排统一起来,大部分的景点缺乏关于碉楼的全面细致的交通指引和正规的出租车服务,给游客,尤其是自助型旅游的游客,带来不便。
交通不便跟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有关。由于碉楼大多位于开平的乡镇,而这些地区难以有经济实力提供完善的旅游交通系统。
申遗时,电视广播、报纸媒体对大众获取碉楼知识发挥着重要的宣传作用;然而,申遗过后,这种作用便大打折扣。现有的相关电视节目缺乏趣味性,内容重复,对碉楼的介绍方式单一,难以引起青少年的兴趣。而更注重时事的报纸媒体较少刊载关于碉楼或其他世界文化遗产的信息。通过网络资源了解碉楼更具有自主性,但目前官方碉楼网一般只有简单的介绍和相关的旅游信息。可以说,各种媒体对于碉楼与村落的宣传和教育明显不足,更谈不上对青少年世界文化遗产的意识的培养和文物保护知识的普及。
除了这些,由于民间没有自发性地举行以碉楼与村落为主题的团体活动,使得碉楼文化对当地风俗的影响渐趋减弱。而青少年本身对碉楼的认识较少,所以在他们的日常交流中很少涉及这一方面的话题。另外,公共图书馆发展水平有限,相关馆藏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均不如人意,未能起到很好的文化宣传作用。
(二) 政府政策
当地政府先后颁布了保护碉楼的相关规章,如《开平市碉楼与村落保护管理规定》和《开平碉楼与村落世界文化遗产地保护管理暂行办法》。碉楼与旅游业的结合是当地政府的重点政策之一,政府希望通过这一传统文化优势,使碉楼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进而创造一个适宜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然而,目前政府在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二者的协调上所做的工作比较欠缺。在保护和开发方面,关键在于政府决策者的工作重点和开发的度之间是如何控制。由旅游部门和保护部门单独做规划都不利于地方遗产保护的发展,必须由政府控制开发。搞保护的人要懂经济,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搞旅游的人要懂得遗产保护,世界遗产宣传教育的广泛性是通过旅游的发展而实现的。
就官方宣传方面来说,对碉楼的宣传与教育基本上出现在申遗时期,当时的社会气氛极为浓厚,但申遗成功后却变淡甚至没有。虽然每隔一段时间,市区里都有关于碉楼的文化展览会,但是影响力不大,没能深入其它乡镇。宣传的不足,一方面,主要是因为市政府在宣传时只注重市区而忽视了其它较偏远的地方;另一方面,其它地方的镇政府过于依赖上级市政府的指示,没能在宣传工作上有足够的主动性。
(三)学校教育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最古老历史文物的国家之一,是世界上唯一的有着5000年文明长河而不曾中断的国家。悠久的历史赋予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殷墟的甲骨,商周的青铜器,绵延万里的长城,气势恢弘的秦始皇兵马俑,唐墓的壁画,皖南的民居„„这些先人的遗泽构成了我们这个古国独特而灿烂的文明景观。
中华民族的祖先留下丰富多彩,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保护和继承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一向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养育这个民族的文化土壤,文物不仅是文明的佐证,更是传承中的载体。
但是在中国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也有饱受磨难不堪回首的岁月,圆明园被毁,丝绸之路大量文物被劫,众多国宝流失海外,等等。而今全国各地的各种文物被盗窃,盗掘,走私的现象十分严重。这些都说明,我们民族文化的遗脉面临着危机,抢救和保护仍然是第一位的任务。面对数量极多,亟待保护的文物,如何把有限定人力和物力及时的,有效地,并首先的投入到抢救那些濒临损毁和消失的孤品,珍品上去,是值得我们予以关注的。
中国文化遗产的现状越来越引起我们的思考,特别是随着经济发展,对文化的开发程度也快速增加了,但是同时在开发过程中引发了诸多问题。本身遗产保存到现在已是不易,但人为的过度开发反而加剧了文化遗产的破坏程度。所以首先要关注的是文化遗产的现状。
经济建设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到处存在。既不能以牺牲珍贵文物为代价,换取旅游业的发展,也不能因为保护而拒游客于门外。为此重申“中国原则”,即以“实现人类文明延续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为准则。对石窟文化的保护,初步解决了游客拥挤对壁画、彩塑的潜在威胁,加强了对风沙侵蚀危害的防范,但仍然面临许多社会和自然环境问题。古城遗址的发现,涉及对古环境反演的科学问题。利用考古发掘的丰富信息,联系古自然环境变化和人文影响、物质传播的大背景,可能有助于开豁诠释、论证古代文明和古文化的新思路。破解中原许多古城遗址之谜,也需要从重建、虚拟古环境着手。古建筑的修复或重建,既要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也要考虑适应现代环境与生态功能,适度采用现代新工艺和新材料。考古发掘、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运用环境遥感监测技术,不乏成功先例。
但是文物安全形势严峻。目前文物非法盗掘、走私非常严峻,特别是文物犯罪集团,犯罪分子目前是集团化、智能化、暴力化,所谓集团化,他们不叫盗了,他们说谁去取文物、谁去藏文物、谁去销文物,一条龙,而且速度非常快。
因此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形势严峻,不得不令人担忧。从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中,人们可以看到这是一项社会性和专业性都非常强的事业,但是在中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基础和专业技术都非常薄弱,从发展现状分析,面对新的挑战,出现许多应对危机。
策略危机。主要表现在政府部门在如何协调保护和利用的关系的认识上不完善,在狭隘的地方,部门,小团体甚至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在制定政府策略时本末倒置,导致出现了许多旅游发展过头,历史文化遗产原真性丧失,居民利益受
损等结果。
管理危机。主要表现在历史文化遗产的管理职能部门不清,中央部门管理和地方政府管理权限重叠,各个部门之间权责不明,由此产生很多矛盾。
规划危机。主要表现在传统的保护规划偏重宏观控制,缺乏操作性,缺乏和管理手段的衔接,缺乏进一步实施的具体技术指导。
技术危机。主要表现在缺乏对适合各种风格和类型的建筑的维护,修复,整治的技术的研究和实践,出现许多画蛇添足,修就如新的案例,甚至出现大量假古董。
因此,在这个同时充满了生机和危机的时期,在不可能马上建立一套完善的制度体系的情况下,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尤为重要。
随着21世纪伊始,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上个世纪末,有着几千年历史文化背景的中国人民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认识经历了“封建糟粕”,“落后”,“现代城市的疮疤”的全盘否定和发展与保护的辩证认识阶段,终于非常艰难地迎来了一个孕育着蓬勃生机的春天:价值观念逐渐统一,保护意识逐渐增强,保护类型渐趋多样,保护实践愈加具体,出现了不同的保护与利用的模式,如平遥和丽江古城,江南古镇,上海新天地地段,宁波月湖地段等。它是在中国社会经济的腾飞,与国际社会的接轨,政府对人民利益的重视,有识之士们的呼吁等等社会背景下出现的,是大势所趋,同时也是和历史文化遗产相关的各种利用目标,操作观念,管理策略,技术水平等参差不一,良莠不齐的时期,现在正处于“双赢”或“双输”的十字路口,其实除了非常显性的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之间的“输”和“赢”,历史文化遗产还承载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则很难用这些词来衡量了。(1)
从国家支持的角度,应该说文化遗产保护目前国家从立法方面非常重视,文物保护法通过之后,只用了七个月的时间,国家就通过了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这在历史上很少有的。现在又通过了长征保护条例,就为一项文物保护,国家专门立法,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资金几乎每年都要翻番,增长的速度可能在文化领域最快。但是即使这样,我们看到很多地区的传统建筑、历史文化街区在迅速的消失,文化遗产遭到破坏的情况时有发生。
这几年立法的速度明显加快,02年新的文物保护法正式公布实施,七个月以后文物保护法的实施条例温家宝总理签发正式执行。从那以后,一批文物保护法规每年大约十项左右的速度在增长,目前已经有四五十项了,包括文物保护工程的、博物馆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还有考古等方面的文物法规,逐渐的形成了一个文物保护法规体系。各地的文物保护法规也在逐步的健全起来。最近国务院又公布了长城保护条例,还要发布古人类化石和古脊椎动物保护。文物调查的数据库管理系统的建设,软件和应用的技术建设已经在全国逐渐的铺开了。全国馆藏文物的保护状况调查已经完成了,究竟那些需要进行抢救性的保护,那些是预防性的保护,这项工作已经结束了。每一件器物目前的保存状态得到了记录,陶瓷类的、纸质的、纺织品类的、金属类的等等。
在人才培养和科技信息方面,做了一些工作,首先是开展了岗位培训,连续四年进行培训,在行业上对世界遗产地的管理进行培训。还有举办各类的培训班,还开展了联合办学,特别是开展了中外合作培训,在这个方面最近有一些进展,特别是国际古迹理事会第一个中心设立在中国西安。在科学技术保护方面,我们现在做了两项重大科学的研究,一项叫指南针计划,就是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的价值挖掘与展示,一个国家课题。第二个就是我们夏商周断代中国文化起源的研究。
对文物保护要建立起长效机制,面对工程建设、环境污染、文物犯罪三大破坏文化遗产的因素来有针对性的加强文物安全的保护,首先博物馆的建设使一批文物珍品得到了更好的保护条件,同时对各地的博物馆文物进行风险达标的评审工作,并对文物破坏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查出,每年列一批国家级的文物破坏案件进行查出。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应该说这几年进展比较顺利,比如说2003年明孝陵、明十三陵进入世界遗产,沈阳的故宫等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第28届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会议和第十五届国际古迹理事会会议分别在中国召开。今年非常明显,比如说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亲自见证国家文物局和有关国家签订了两国文物保护方面的双边协议,这是过去很难得的,国际社会纷纷希望在这个方面加强跟中国的合作。再有考古资料抢救、整理工作步伐加快,考古界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就是每当考古工作结束之后,要出版考古报告。
后文物遗产的保护设想和展望。城市和城市中的人都在迈向现代化,认为越是现代化,人们对于历史文化方面的追求就会越来越突出,民族传统、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一起构成了人们衡量城市文化品位优劣的重要标准。那么首先我认为就是要调整我们对于城市,特别是历史性城市的建设思路,来缓解我们在城市性质、城市规模、城市布局方面过于集中的压力。比如说通过区域规划来使我们的城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压力缓解。比如说通过北京地区的规划,目前已经取得了成效,比如说北京第二国际机场的选址等等,这些都对北京城市保护是一个很好的带动。(2)
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从整体利益出发,遗产保护与利用之间不止存在矛盾,双方实际上存在一致性。遗产保护工作进行的好,遗产对旅游者的吸引力才会持久,旅游事业才能得以持续发展;旅游业的繁荣也能促进遗产的保护和新生。丽江粑旅游收入中的一部分用于古城修复和文化保护,许多濒临失传的纳西族文化如纳西古乐,东巴歌舞等在旅游大潮的促动下开始复活,打铜,制陶,民族服饰等传统手工业也获得了新生而成为一个产业。关键在于认清遗产本质,合理产业布局,优化产业结构,完善管理体制。
保护世界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是每一个《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缔约国应尽的责任。由于将世界遗产等同于一般的商品资源,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管理体制不完善等原因,中国的世界遗产正因为“商业化,城市化,人工化”等错位开发而在生态环境,历史风貌等多方面受到破坏。为此,人们必须站在保存人类文明,对历史负责的高度上,认清遗产本质,合理遗产的产业布局,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并由国家成立专门的世界遗产管理机构,制定相应法律,完善管理体制,才能正确处理目前存在的保护和利用的矛盾并使中国的文化遗产得以永续利用。
(1)邵甬 阮仪三
《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建设——法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国外
中图分类号:J02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83(2010)07-0317-01
1 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瓶颈
1.1 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悖论:保护有保护的意义,开发有开发的目的
保护是有责任的对文化遗产价值给予完全的、可持续的、可解读的保护;开发是对文化遗产价值作为一种商品或资产进行有目的的利用,如何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之间寻找平衡点是目前国内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困惑。
1.2 政府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与开发文化遗产对地方经济的贡献之间的悖论
地方政府为了科学地保护文化遗产,需要在技术、资金、人才方面进行投入,但是文化遗产的开发往往是投入大于产出,遗产保护这一“惠遗产”功能,能够给政府带来多少政绩?
1.3 文化遗产保护与社区参与特别是居民利益之间的悖论
首先在文化遗产的规划方面我国目前往往是由少数专家讨论决定,没有引进社区参与机制,未广泛征求社区居民对遗产地基础设施、环境、政策的意见和建议,其次文化遗产在开发的过程中往往有专业的投资管理公司介入,由于缺少与社区居民的互动,开发的收益大部分流入了遗产的经营者,社区居民还处于贫困的状态。再次,在古村镇文化遗产的保护中,社区居民不仅需要保护他们物化的传统形态,也向往现代的生活方式,社区参与机制影响着社区居民对遗产公平性的感知和保护遗产的积极性。
1.4 文化遗产保护区最少干预原则与开发现代游览设施的悖论
最少干预性保护原则是《威尼斯宪章》中首先提出的,旨在对传统建筑进行修复时,以最少干预的方式进行,但是对文化遗产的修复以及为了使文化遗产对现代人具有可读性,在修葺和利用现代技术和游览设施上存在着对文化遗产不同程度的干预。
2 国外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措施
2.1政府保护世界遗产的多样化措施
(1)设置“世界遗产城市奖”,鼓励地方政府保护遗产
西班牙是仅次于意大利的世界遗产第二大国,为鼓励地方保护世界遗产,西班牙政府设立了“世界遗产城市奖”,评判的标准是文化遗产项目的内容和执行质量,以及是否与外部环境、城市形象十分融合,是否使历史遗迹重新得到社会关注,是否对其他遗迹的保存修复有借鉴作用[1]。奖项名额有两个,奖金共24,040欧元。
(2)多元化投资机制保护遗产
意大利政府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体现在资金方面,采用国家财政拨款、吸收私人投资以及社会公益资金相结合的多元化投资机制,私人资本的介入包括“资助文化产业优惠法”、“文化遗产和可持续旅游交易所”等,并从1997年起专设文物彩票,每年从彩票收入中按比例增拨1.5亿欧元用于文物保护[2]。
(3)维护遗产旅游的和谐环境
柬埔寨政府在遗产景区的管理中以提供公共服务、咨询服务及稳定和谐的社会旅游环境为己任,在每一个宾馆、餐厅、公共服务点免费向游客提供包括餐厅、宾馆价格、服务质量的对比、体验项目的特点、价格、交通的组织等的解说小册子,而且一般提供3—4中语言服务。
2.2 多种措施与遗产地周边居民互动
国外对社区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研究的较早,早在1980年Seeking就指出“一个真实合理的旅游规划中必须依靠普通社区居民和私营机构、非盈利组织的多方参与[3]”而我国对社区参与的研究多侧重于旅游扶贫理论的研究,社区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不强,参与性行动更少。
(1)英国哈德良长城与周边居民互动的措施[4]
①利用解说系统促进遗产保护和社区发展,通过解说系统让游客知道去周边乡村哪里购物、就餐、停留。
②促进地方利益最大化,包括向游客推广当地服务业的项目,雇佣当地人才,发展新行业和地方供应链,提高社区经济可持续的能力。
③培养社区居民主权感和认同感,包括加强与当地居民沟通,使其理解管理者的意图,通过促销遗产景观和品牌来增加收入,激励社区居民对遗产的认同。
④鼓励居民成为遗产景观的保护者,实施自愿土地管理计划,把商品补贴变为景观的管理费,鼓励遗产地实现多元化发展。
⑤为地方教育提供各种机会,发展“教育和信息”项目,从小培养遗产保护意识,为地方教育提供了广泛的机会。
(2)柬埔寨对社区利益的重视
柬埔寨主管部门将文化遗产旅游收入的20%作为当地居民文化遗产保护、补贴以及教育的基金,并且鼓励当地人从事第三产业的服务,在吸引投资方面优先考虑当地人的投资和就业需要,外来投资者也必须以为社区居民提供就业岗位为前提。
2.3 保证文化遗产景观原始、自然、和谐的状态
在对文化遗产的最少干预方面,各国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1)保持原真性
意大利首先提出了对文化遗产原真性的整体保护原则,不仅保护建筑物本身,还要保存它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在对文化遗产的修葺方面,强调新修补处必须与原文物有明顯区别,形传统与现代的经典对话,并且要求尽量使用传统材料特别是文物原来的材料。
(2)保持原始性
柬埔寨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更加注重对原生态的保护和对自然的尊重,对文化遗产的修葺严格按照本来面目,并且认为文化遗产的旅游是一种体验文化遗产的生活方式,需要具备生活的各种要素,绝不干涉遗产地居民的生活方式,更不会为了保护遗产而将居民整体搬迁。
(3)保持生态性
美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更侧重于对景观的保护,针对遗产保护的法律认为国家公园和历史文化遗产地是国民欣赏自然和精神活动的场所,是激发爱国主义激情的神圣之地,严格禁止在遗产地修建索道,除了必要的公路外,严格限制其他机动交通。
以上是国外对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举措的分析,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
げ慰嘉南:
[1] 肖锡维.西班牙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及其工作启示[D].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2006,04.
[2] 张国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机制研究[D].复旦大学优秀硕士学位论文,2009,04.
[3] Potts, T., and R. Harrell . Enhancing Communities for Sustainability: A Travel Ecology Approach. Tourism Analys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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