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宁市历史文化名村

常宁市历史文化名村

常宁市历史文化名村 篇1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评定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纪念意义，能较完整地反映一些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村。通常和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一起公布。

第一批，2003年10月8日公布，共12个； 第二批，2005年9月16日公布，共24个； 第三批，2007年5月31日公布，共36个； 第四批，2008年10月14日公布，共36个； 第五批，2010年7月22日公布，共61个。评选条件与标准

评选条件和评定标准依据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2003年10月8日发布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或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评选办法，主要内容：

历史价值与风貌特色：建筑遗产、文物古迹和传统文化比较集中，能较完整地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现存有清代以前建造或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有重大影响的成片历史传统建筑群、纪念物、遗址等，基本风貌保持完好。

原状保存程度：村内历史传统建筑群、建筑物及其建筑细部乃至周边环境基本上原貌保存完好；或因年代久远，原建筑群、建筑物及其周边环境虽曾倒塌破坏，但已按原貌整修恢复；或原建筑群及其周边环境虽部分倒塌破坏，但“骨架”尚存，部分建筑细部亦保存完好，依据保存实物的结构、构造和样式可以整体修复原貌。

现状具有一定规模：村的总现存历史传统建筑的建筑面积须在5000平方米以上。已编制了科学合理的村镇总体规划；设置了有效的管理机构，配备了专业人员，有专门的保护资金。

列表

北京市

门头沟区斋堂镇爨底下村(1)门头沟区斋堂镇灵水村(2)门头沟区龙泉镇琉璃渠村(3)顺义区龙湾屯镇焦庄户村(5)天津市

蓟县渔阳镇西井峪村(5)河北省

怀来县鸡鸣驿乡鸡鸣驿村(2)井陉县于家乡于家村(3)清苑县冉庄镇冉庄村(3)邢台县路罗镇英谈村(3)涉县偏城镇偏城村(4)蔚县涌泉庄乡北方城村(4)井陉县南障城镇大梁江村(5)山西省

临县碛口镇西湾村(1)阳城县北留镇皇城村(2)介休市龙凤镇张壁村(2)沁水县土沃乡西文兴村(2)平遥县岳壁乡梁村(3)高平市原村乡良户村(3)阳城县北留镇郭峪村(3)阳泉市郊区义井镇小河村(3)汾西县僧念镇师家沟村(4)临县碛口镇李家山村(4)灵石县夏门镇夏门村(4)沁水县嘉峰镇窦庄村(4)阳城县润城镇上庄村(4)太原市晋源区晋源镇店头村(5)阳泉市义井镇大阳泉村(5)泽州县北义城镇西黄石村(5)高平市河西镇苏庄村(5)沁水县郑村镇湘峪村(5)宁武县涔山乡王化沟村(5)太谷县北洸镇北洸村(5)灵石县两渡镇冷泉村(5)万荣县高村乡阎景村(5)新绛县泽掌镇光村(5)内蒙古自治区

土默特右旗美岱召镇美岱召村(2)包头市石拐区五当召镇五当召村(3)江苏省

苏州市吴中区东山镇陆巷村(3)苏州市吴中区西山镇明月湾村(3)无锡市惠山区玉祁镇礼社村(5)浙江省

武义县俞源乡俞源村(1)武义县武阳镇郭洞村(1)桐庐县江南镇深澳村(3)永康市前仓镇厚吴村(3)龙游县石佛乡三门源村(4)建德市大慈岩镇新叶村(5)永嘉县岩坦镇屿北村(5)金华市金东区傅村镇山头下村(5)仙居县白塔镇高迁村(5)庆元县松源镇大济村(5)乐清市仙溪镇南阁村(5)宁海县茶院乡许家山村(5)金华市婺城区汤溪镇寺平村(5)绍兴县稽东镇冢斜村(5)安徽省

黟县西递镇西递村(1)黟县宏村镇宏村(1)歙县徽城镇渔梁村(2)旌德县白地镇江村(2)黄山市徽州区潜口镇唐模村(3)歙县许村镇棠樾村(3)黟县宏村镇屏山村(3)黄山市徽州区呈坎镇呈坎村(4)泾县桃花潭镇查济村(4)黟县碧阳镇南屏村(4)休宁县商山乡黄村(5)黟县碧阳镇关麓村(5)福建省

南靖县书洋镇田螺坑村(1)连城县宣和乡培田村(2)武夷山市武夷街道下梅村(2)晋江市金井镇福全村(3)武夷山市兴田镇城村(3)尤溪县洋中镇桂峰村(3)福安市溪潭镇廉村(4)屏南县甘棠乡漈下村(4)清流县赖坊乡赖坊村(4)长汀县三洲乡三洲村(5)龙岩市新罗区适中镇中心村(5)屏南县棠口乡漈头村(5)连城县庙前镇芷溪村(5)长乐市航城街道琴江村(5)泰宁县新桥乡大源村(5)福州市马尾区亭江镇闽安村(5)江西省

乐安县牛田镇流坑村(1)吉安市青原区文陂乡渼陂村(2)婺源县沱川乡理坑村(2)高安市新街镇贾家村(3)吉水县金滩镇燕坊村(3)婺源县江湾镇汪口村(3)安义县石鼻镇罗田村(4)浮梁县江村乡严台村(4)赣县白鹭乡白鹭村(4)吉安市富田镇陂下村(4)婺源县思口镇延村(4)宜丰县天宝乡天宝村(4)吉安市吉州区兴桥镇钓源村(5)金溪县双塘镇竹桥村(5)龙南县关西镇关西村(5)婺源县浙源乡虹关村(5)浮梁县勒功乡沧溪村(5)山东省

章丘县官庄乡朱家峪村(2)荣成市宁津街道东楮岛村(3)即墨市丰城镇雄崖所村(4)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李家疃村(5)河南省

平顶山市郏县堂街镇临沣寨（村）郏县李口乡张店村(4)

(2)湖北省

武汉市黄陂区木兰乡大余湾村(2)恩施市崔家坝镇滚龙坝村(3)宣恩县沙道沟镇两河口村(4)赤壁市赵李桥镇羊楼洞村(5)宣恩县椒园镇庆阳坝村(5)湖南省

岳阳县张谷英镇张谷英村(1)江永县夏层铺镇上甘棠村(3)会同县高椅乡高椅村(3)永州市零陵区富家桥镇干岩头村(3)双牌县理家坪乡坦田村(5)祁阳县潘市镇龙溪村(5)永兴县高亭乡板梁村(5)辰溪县上蒲溪瑶族乡五宝田村(5)广东省

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大旗头村(1)深圳市龙岗区大鹏镇鹏城村(1)东莞市茶山镇南社村(2)开平市塘口镇自力村(2)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碧江村(2)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大岭村(3)东莞市石排镇塘尾村(3)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3)恩平市圣堂镇歇马村(4)连南瑶族自治县三排镇南岗古排村(4)汕头市澄海区隆都镇前美村(4)仁化县石塘镇石塘村(5)梅县水车镇茶山村(5)佛冈县龙山镇上岳古围村(5)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松塘村(5)广西壮族自治区

灵山县佛子镇大芦村(3)玉林市玉州区城北街道高山村(3)富川瑶族自治县朝东镇秀水村(4)南宁市江南区江西镇扬美村(5)海南省

三亚市崖城镇保平村(5)文昌市会文镇十八行村(5)定安县龙湖镇高林村(5)四川省

丹巴县梭坡乡莫洛村(2)攀枝花市仁和区平地镇迤沙拉村(2)汉川县雁门乡萝卜寨村(4)阆中市天宫乡天宫院村(5)贵州省

安顺市西秀区七眼桥镇云山屯村(2)锦屏县隆里乡隆里村(3)黎平县肇兴乡肇兴寨村(3)赤水市丙安乡丙安村(4)从江县往洞乡增冲村(4)开阳县禾丰布依族苗族乡马头村(4)石阡县国荣乡楼上村(4)三都县都江镇怎雷村(5)安顺市西秀区大西桥镇鲍屯村(5)雷山县郎德镇上郎德村(5)务川县大坪镇龙潭村(5)云南省

会泽县娜姑镇白雾村(2)云龙县诺邓镇诺邓村(3)石屏县宝秀镇郑营村(4)巍山县永建镇东莲花村(4)祥云县云南驿镇云南驿村(5)陕西省

韩城市西庄镇党家村(1)米脂县杨家沟镇杨家沟村(2)青海省

同仁县年都乎乡郭麻日村(3)玉树县仲达乡电达村(5)宁夏回族自治区

中卫市香山乡南长滩村(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常宁市历史文化名村 篇2

一、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保护, 能不能做到“原真性”和“整体性”?

所谓“原真性”和“整体性”的保护, 或许源自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文物保护建筑又有“修旧如旧”一说。然而对于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这样的“聚落”而言, 一是它有一个选址、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 数百年乃至上千年;二是它至今仍然聚居和生活着大量乡民。由此产生的争议是:按照哪一个时代的“原真性”和“整体性”来实施保护?居住于其中的业已进入现代社会的乡民对自己的老房子有没有权利改造更新?这些聚落能不能随着城市化现代化的发展而扩大规模, 更新村镇结构, 包括道路和公用设施?如果简单地提出和实践保护其“原真性”和“整体性”, 其后果无非是两个极端:不是对现状凝固起来一律“原封不动”, 就是对现状“推倒重来”恢复假古董, 二者均不可取。现在名镇名村保护和利用方面的种种困境和失误, 表面是实际利益的博弈和价值取向的权衡, 实质是指导思想的模糊和政策措施的疏漏。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核心价值, 是传承和传递真实的历史文化信息。而“历史”是流动的演变的, 一座村庄一个城镇, 本来就是不断生长的, 而不是某一短时间内生造出来就凝固不变的。“文化”又是非常宽泛的, 建筑和聚落的“文化”离不开居住其中的人和人群, 而人和人群也是代代更新的。名镇名村不是如同青铜器或宋瓷那样的“文物”, 也不是兵马俑“遗址”, 不可能凝固, 不可能定格在某一历史时期。因此, 提出保护“历史过程的原真性”和“动态发展的整体性”, 应该说更符合实际, 更科学, 在工作中也能够操作实施。

许多保存和保护得好的中外聚落实例提供了佐证。著名的意大利威尼斯圣马可广场, 其高耸的钟楼建于10世纪, 圣马可教堂建于11世纪, 之后的500多年又陆续建造了旧市政厅、新市政厅、总督府、圣马可图书馆等等, 前前后后600多年。其后仍不断整修乃至重建, 上世纪还新建了新图书馆。中国第一个录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名村宏村和西递, 从聚落的缘起到选址、建村、发展和演变业已近千年;不仅有族谱史料记载, 而且聚落的空间结构、街巷道路、不同时期的种种建筑遗存仍脉络清晰。当然, 由于中国乡村聚落民居多为砖木结构, 几百年民居建筑显然更新改造过多次 (见图1-3) 。

二、保护和利用名镇名村, 就一定能发展旅游业, 一定能获取经济效益吗?

毋庸讳言, 观光旅游、乡村旅游、红色旅游等等景点的开发, 旅游业的发展和经济收益, 和名镇名村的评定与挂牌、保护与利用有相当多的关系。但是, 二者之间不应该, 也不可能画上等号。前面说过, 名镇名村的核心价值是传承历史文化信息, 其派生的价值和效益是多元的。总的看来, 历史文化对我们的价值首先还是振奋民族精神, 激发爱国热情, 这种故国乡土的情感价值是无法以钞票计量的。其次还有研究历史、地理、社会、民俗, 乃至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军事学等等科学研究的学术价值。人们或许可以把这些都放在“泛旅游”或“大旅游”的箩筐里, 但毕竟和现代旅游业, 和旅游经济效益不是一回事。

据本人直接或间接了解到的情况, 我国目前业已批准挂牌的数以百计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可以说绝大多数是以发展旅游业为第一价值取向的, 毋庸讳言, 主要目的就是经济效益。对此, 保守一点说, 也是亦喜亦忧, 喜忧参半。喜的是, 这些村镇得到了上起领导下到群众的重视, 忧的是“过度开发”和“急功近利”。比如云南的丽江和江苏的周庄, 历史和文化的“原生态”渐次被现代“时尚”所替代;现在满眼看去, 除了游客就是商人。这是“旅游场景”还是“人居环境”?这是“商业娱乐一条街”还是“历史文化村镇”?

现在不少地方申报名镇名村的积极性很高, 本人就不下多次被带到一些很有希望申报的村镇考察。但是, 当事人的初衷或明或暗的总希望将其打造成“聚宝盆”, “钱罐子”。但是, 这些聚落之所以还能比较好的保存, 原因在于大多数位于“老、少、边、贫”地区, 经济和社会发展比较滞后。因而整治、保护、维修的投入很大, 外部交通又相当不便, 有的甚至很难和交通旅游线路连接。当地领导对发展旅游业期望值却非常之高。这种情况, 还是缓行为好。此外, 也有一些传统村镇, 历史文化遗存是比较多, 只是学术价值很高, 少数专家学者即使长途跋涉翻山越岭也会问津, 而作为大众的观光休闲旅游目的地, 显然也是不可取的;勉强为之, 前景也很难乐观 (见图4) 。

三、为了风貌的统一和谐, 名镇名村的新区是否都要建成仿古建筑?

名镇名村都面临现代化、城市化发展的课题, 一些成为旅游热点包括保护和利用相当好的名镇名村都要增加和建设旅游设施, 比如转移安置部分核心保护区的居民需要新建住宅楼, 旅游接待的餐饮住所乃至活动用房、会所、停车场地等等也需要规划建设。但凡有条件离开核心保护区另辟新区的, 无论对“保护”和“发展”“利用”, 效果都比较好。普遍存在的误区是:这些新区和其中的新建筑, 动辄就盖一片仿古建筑, 甚至钱多的什么琉璃瓦彩画、亭台楼阁一起上, 钱少的也因陋就简照葫芦画瓢, 不伦不类。这种名为沿袭名镇名村的历史文化, 实在是对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的误导。

传统是川流不息的长河, 不是一汪濒临干涸的死水。我们的新区当然要延续传统以求风貌的统一和谐;但是新区的建筑在体量和尺度、材料和结构, 特别是建筑的功能和类型等方面与名镇名村核心保护区内的建筑群不是一回事。其街巷宽窄、界面大小、屋顶高低。新区和核心保护区也不可能相同。甚至某些传统民居的“符号”, 也不可能简单地移植和搬用。例如徽州村镇传统民居入口大门上的“门罩”和屋顶上的“马头墙”。前些年, 原徽州地区的黄山市出于城镇风貌统一和谐的良好愿望, 对一些在建筑色彩和建筑形象与地区特色不协调的建筑物进行“改徽”, 即进行色彩和造型符号方面的建筑整治。有的相当成功相当出效果, 也有的简单处理就显得不伦不类, 比如在体量比较大的建筑物平屋顶挑檐端部加上“马头墙”, 就非常勉强。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燕坊 篇3

有着800多年悠久历史的燕坊古村,坐落在赣江边的一块台地上,面朝赣江,背倚后龙山,山环水抱,古村的选址深合传统风水原理。燕坊的先民们充分利用紧靠赣江之便利,乘舟而下,经长江至四川、湖广、江浙等地进行商业贸易。他们凭着自己的勤奋和守信,创建了诸多名噪一时的商号,同时也赚取了丰厚的财富。他们带着经商积累的财富回到家乡,延请各地有名的工匠,起屋造舍,精雕细刻,造出了一栋栋形式各异的建筑。燕坊现保存有明清建筑102处,以民居为主,宗祠、书院、门坊、古井、照壁、池塘错落其中,堪称内涵丰富的庐陵民居博物馆。中国民居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浩对燕坊民居的独特风格赞赏不已。他说,燕坊的民居既不属于北方四合院,也不属于江南天井式类型,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个独立体系。这种民居的个体内部不设天井,而是把天井推到外面,成为天井院形式。

村中最有气势的建筑要数20栋大院。20栋民居分3排横式排列,整个大院长120米,宽65米,总面积7800平方米。院内巷道纵横交错,大院只设三个出口,俨然一个自成体系的城堡,彰显出村中望族的人丁兴盛和威严。

燕坊建筑中做得最精美的当属司马第、大夫第、资政第等官宅府第。这些建筑既坚固实用,又精致美观。它们一般在中轴线上开设大门,进大门为大开间厅堂,厅堂上部为宝壁,大门上方设藻井,藻井前方设天眼,大厅两侧为厢房,厢房前设隔扇或屏风。屋内外到处可见精美的木雕、石雕和砖雕,以及富有艺术气息的楹联。燕坊人讲究一年做房,三年雕刻。看过燕坊雕刻的人,一定会觉得此话不虚。雕刻的图案有人物花鸟、四季风光、传说故事,工艺精湛,栩栩如生。楹联的内容大都体现了儒家思想,如“家风端自守;天命不言欺”“礼以明心乐可照德;治能用事仁足爱心”等。楹联的书法也是诸体兼备,各具特色。更可贵的是,许多屋内还保存了成套的古家具,有香案、茶几、太师椅、长寿床、衣橱等。

门坊是燕坊建筑中的一大亮点。“字水潆洄”门坊位于“麟凤院”左侧,依水而建,寄托着屋主人期望子孙繁衍、后代兴旺的美好愿望。“水木清华”门坊上的字体和北京清华大学“水木清华”四个字如出一辙。“青阳绚彩”门坊,砖石结构,雕刻和彩绘十分精美。

燕坊的古建筑很讲究风水,屋前大都建有照壁。其中位于王氏宗祠前的照壁,长22米,高9米,掩映在高大的古樟中,气势威严,被称为“江南第一照壁”。

山东历史文化名村曲阜夫子洞村 篇4

山东历史文化名村曲阜夫子洞村

曲阜市夫子洞村位于曲阜城东南，是孔子的出生地。夫子洞村有著名的尼山建筑群，现存尼山孔庙、尼山书院、山神殿、亭等大小27座，布局呈坐北面南，前为庙堂，后为书院，皆自成院落，正门为棂星门。尼山夫子洞、尼山孔庙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尼山夫子洞又称坤灵洞，相传为孔子出生处，位于尼山脚下，智源溪北岸石壁中，现洞深、阔仅两米余，有一张石床。尼山孔庙位于夫子洞西侧，是为纪念孔子诞生于尼山而建的祭祀庙宇，始建于五代后周显德年间，庙内有观川亭。尼山书院建于尼山孔庙东北处，创建于1043年，后多次重建，系讲学授业和纪念孔子的处所，为曲阜旧时四大书院之首。

历史文化名村的新农村建设困境 篇5

——以浙江省郭洞村为例的考察

韩振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北京100089）

【内容摘要】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施过程中，历史文化名村是一类独特的存在，其面临的保护与发展的二难困境，以及深藏在表面困局之后的管理体制、权责关系等问题，值得认真探讨。本文以浙江省武义县郭洞村为例，考察历史文化名村的新农村建设困境，揭示困局的复杂性及其纽结点所在。【关 键 词】郭洞 历史文化名村 保护 开发

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会后，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建设总体目标，各地农村开展了较大规模的造势宣传，一大批新农村建设典型得以树立起来。然而，新农村建设并不是由旧换新的“一刀切”工程，除了因地制宜的地方性因素以外，还有一类农村因村落性质的特殊，这些地区的新农村建设之复杂性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尤其是所谓村容整治方面更需多方斟酌。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历史文化名村就是这样一类特殊的存在。

“历史文化名村”是由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确立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纪念意义，能较完整地反映一些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村落，主要指的是由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共同评定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1]。历史文化名村负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在新农村建设中遭遇到的问题有其共同性。而依此类似性，由省市县各级建设及文物保护部门确立的位于农村地区的历史文化保护区亦应列入我们的考察范围。这里以笔者对浙江省武义县郭洞村所作的调研为例，尝试揭示历史文化名村（含农村地区历史文化保护区）在新农村建设中遭遇到的发展困境与转型难题，分析困境成因及问题纽结点，以促进对新农村建设复杂性的思考。

一．郭洞遭遇的发展困局

郭洞是坐落于浙江省武义县城南十公里群山环绕中的一个村落，依山傍水，风景宜人。因村东西各有龙山、虎山夹峙，“山环如郭，幽邃如洞”，故有“郭洞”村名。又因宝泉、漳泉双泉汇注合一成龙溪穿村而过，遂有“双泉古里”之雅号。有着六百多年历史的郭洞虽不大而形制丰富、完整，至今村内仍保存有明、清、民国古建筑六十余幢，古建筑面积达2.3万平方米；村中人口主要由聚居的何姓家族构成[2]，整个村落建筑的布局以一祠（何氏宗祠）四厅（内厅、中厅等四厅）为骨干，依血缘房派关系规划建设，这是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物化证据。何氏家族崇文重教，明清两代曾考取过百余名秀才以上所谓“有功名”的人才（包括两名举人），这些都显示了村落深远的人文历史。可以说，郭洞是一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双佳的所在。现在的郭洞，身披六大光环，分别是县级历史文化保护区（1997年）、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省级风景名胜区（1997年）、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2000年）、中国民俗文化村（2002年）、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03年）。郭洞声名鹊起，与之相伴随的是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旅游业带来了村民物质生活的改善，然而，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兴旺的旅游业带来的是村落内、外更为深刻的矛盾。“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称号为郭洞带来了络绎不绝的游客，但历史文化名村的村落特性又仿佛为村落的现代转型、村民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升设置了障碍。较突出的问题表现为：

（1）郭洞获得的一系列名誉，尤其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省、县两级“历史文化保护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些称号，使得对村落原始风貌的保护居于首要地位，这与村民发展经济、建设新住宅形成了矛盾。一方面按照《文物保护法》（2002年）、《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含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条例》（1999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08年）等法规，历史文化名村内无法进行大规模新的住宅及商业性建筑建设，以维护古村的原真性与整体性。而另一方面，根据2006年6月的一份调查统计，近年村内盖过新屋的已达57户，现急需盖新屋的有52户左右，想住新房的有60余户，想结婚而没有住房的又有20余户；同时，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又势必要求建设一些商业性建筑（如饭店、宾馆）。可见，法律要求的保护村落古风貌确与村民改善生活质量（尤其是改善居住条件）、发展生产的愿望形成了某种紧张关系。现有的情况是，旅游开发十年来，村落内外已建起了大量与村落风貌严重不符的新房子，特别是村口处由文化旅游局建设的新售票房和大停车场直接破坏了村口风貌，“洞天福地”的村落肌理已受到严重威胁和破坏，以至于重返故地的古建专家为此伤心落泪。

（2）在当前有利条件下，郭洞抓住机遇发展旅游业以增加政府和村民收入是正当的要求。但是，按照古建专家的意见，郭洞应限制游客数量，并把旅游收入中的相当一部分拿出来用于古建筑的维修与村落基础设施的改善。在渴望致富的基层政府和村民看来，尽快从旅游业中获得收益和好处是最重要最迫切的。而在一些有远见的专家及民间人士看来，村落内的一系列情形是触目惊心的，整治变得刻不容缓：村内62幢古建中急需修理的达35幢，成为危房而面临倒塌的达20余幢，有95%的古建筑物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村内的街路石板、石子巷道、排水设施都有较严重的破损。而事实上，村落旅游收入用于古建维护及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少之又少。

（3）优美的古生态系统是郭洞成为历史文化名村和风景名胜区的重要条件，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古村的生态系统遭到了较大破坏。现在小小的郭洞每年有十万游客，双休日及“五一”、“十一”长假每天有两、三千人进村参观、吃饭，给环境造成的污染是触目惊心的：村里的两道名菜是炖土鸡、竹筒饭，村边的龙溪（由宝泉、漳泉及大湾水库的水合流而成）过去是村民洗衣、洗菜，儿童玩耍游乐的地方，如今却成了村口众多饭店宰洗土鸡的场所；而做竹筒饭需要消耗大量毛竹，这还在其次，要紧的是做竹筒饭需要用炭火烧烤半个多小时，由此造成的炊烟既污染了古村的空气，炊烟的熏染又殃及了近在咫尺的古树[3]，已有多棵几百年树龄的古树受此影响而生病、枯萎；尽管村内设立了多个垃圾箱，但游人制造的垃圾仍有一些堆放在路边（郭洞没有集中的垃圾处理场），而饭店产生的大量污水，直接通过地面沟排进溪河，亦对河道下游造成污染。相对来说，因为村集体经济不发达，村落在整治污染方面并没有得力措施。

（4）伴随着自然生态的破坏，村民的精神生态也有恶化趋势，集中表现为：村民的旅游业收益严重不均，由此影响了山村民众淳朴的家族性格，导致民心不顺、人心涣散；“风物是秦馀”的乡风已然不再。据调查，从旅游开发中直接获利的只占村民的10%，主要是开饭店、宾馆的几户，但他们制造了大量垃圾，却不交卫生费、停车费，其他村民对此意见颇多。而有的村干部只顾开店赚钱，“带头”建造违章建筑，面积达400多平方米，村两委形同虚设，已在村民中丧失了公信力。另外，旅游开发中受益的主要是郭下村，同属何氏家族的郭上村却无利可图，两村在利益分配问题上经常产生纠纷，两村在历史上已有矛盾，现在矛盾进一步加剧。

按照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制定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第二章第十二条规定，已公布的历史文化名村“因保护不力使其历史文化价值受到严重影响的，批准机关应当将其列入濒危名单，予以公布，并责成所在地城市、县人民政府限期采取补救措施，防止情况继续恶化，并完善保护制度，加强保护工作”。考虑到郭洞目前各方面的情况，已经不仅是断送祖宗丰厚遗产的问题，而更扩及威胁到村落的可持续发展、历史文物保护等根本问题了。最早带队考察郭洞建筑并在郭洞“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誉申请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清华大学楼庆西教授，2006年4月重返郭洞，发出了“救救古村”的吁请；而清华大学陈志华教授2007年4月第三次到郭洞时，更为郭洞遭受的严重破坏痛心疾首，禁不住潸然泪下„„

国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决策以后，郭洞村所在的武义县2005年在全县开展了“十村示范，百村整治”的农村建设工程，其细化标准是“外墙粉刷、拆除‘三房’、道路硬化、卫生洁化、水体净化、路灯亮化、村庄绿化、公园和广场建设等”。而对历史文化特色村，则主要采取保护修建的办法实施整治，政策有所倾斜，相应补助款也多于一般农村[4]。2006年4月武义县召开专门会议部署新农村建设任务，强调“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强调要做好规划，而且规划应因地制宜，“要突出不同地方的乡村特色、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形成类型多样、特征鲜明、风格各异、多姿多彩的新农村”。应该说，这些政策还是充分顾及了历史文化名村的独特要求的。郭洞属“百村整治”之列，村里为了保护古村风貌，提出“外墙粉刷”只把红砖和水泥墙刷白，而把村里少量老房的泥土外墙保持原状并不刷白；“道路硬化”也不用水泥路代替村内原有石板路和卵石路；“卫生洁化”要求的铺设污水管道也不能破坏原有路面„„[5]但郭洞在各方面离县里的整治要求仍有很大距离，例如村里除少数饭店自己打深井用水外，大部分村民仍需到分布在村内的七口古井或溪河中打水用水；而全村铺设污水管道并在村外建设污水处理场，以及建设全村统一垃圾处理站，在经济上都是村里暂时无法承受的。

事实上，郭洞遭遇到的问题并不是个别的。据笔者了解，在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共同评定并公布的72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以及其他省市县级历史文化名村中，郭洞遭遇到的问题有其代表性。在这些村中，往往是名誉一来，旅游开发迅速跟进，继而大量棘手问题纷纷涌现。某些问题陈陈相因，解决起来更是困难重重。

二．现有问题的根本症结 表面看来，旅游开发是促生历史文化名村众多问题的“罪魁祸首”，但在实际上，旅游开发并非造成困难现状的充分条件。问题的形成有更深的理念、制度、管理等层面的原因。

从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大背景来看，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土改等政策的实施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传统建筑、生态赖以存在的传统农业社会已经不复存在，历史文化、传统的文脉隔断了；“文革”前及“文革”中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破坏了大量文物，在今天如果脱离经济刺激而单纯保护文物、维持古村风貌，只会寸步难行。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大潮引发了多次建设大潮，部分农民经济实力的增长也导致旧房更新，这也使得自然旧民居的面貌难以为继。

除了时代大背景这一宏观因素外，还有一些微观因素也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说时代潮流难以改变的话，那么这些微观因素的形成则往往是人为的，实际上是可以通过一些措施改善的。这些微观因素主要有：

（1）理念上的认识误差。

误差之一：历史文化名村走向旅游名村是必然的趋势（事实上相当一部分特色村落申请“历史文化名村”称号时即立意先扬名再发展旅游，最终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但发展旅游业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赚钱或吃历史的老本，而更重要也更恰当的目的应在于，将保留至今的历史物证提供给世人，以作为认识传统文化丰富性和复杂性之场所。也就是说，以长久的眼光来看，发展和参与历史文化旅游的重要宗旨首先应是感受的、认识的，而不是像官方所看重的“拉动内需”或平民百姓留意的休闲玩乐。只要历史文物存在一天，就有体验、认识真实历史、完整历史之可能。特别是，历史文化名村保留的是传统人们，尤其是古代农民生产、生活的真相和生命智慧，而不是帝王将相、达官贵人这些少数历史人物的生活情境。基层领导干部和农民文化上的苍白尚不能认识历史文物的不可再生性和真实性价值，而“文化上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必须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历史文化修养的提高、艺术欣赏能力的提高，才可逐步提高”[6]。

误差之二：村落获得的一些称号，按其本义是以“保护”为首要任务的[7]，但在一般主事者及大部分村民心目中，“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却与开发旅游直接相关联，增加旅游收入成了当地人民的“粗壮”神经，而“保护”则落入第二义。打开“天窗”的当地农民发觉了当地生产、生活条件的落后，自然期望通过增加收入过上现代生活，这是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保护历史文化名村和文物方面我们一直缺乏足够认识，也缺乏实际经验，广大农民的相关意识比较薄弱。“轻保重用”的观念甚至也蔓延到一些高层管理人员、研究人员中间，例如2007年6月9日召开的“城市文化国际研讨会”上就有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一位副所长宣称：目前国内历史文化街区之所以保护不力，“主要是因为我们重保轻用”[8]。

（2）制度层面仍不完善，以致实践中无章可循，有章难循。

首先，2002年通过的《文物保护法》至今仍是历史文化名村各项工作的最重要依凭，其确立的“文物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亦应指出，这部法律多的是原则性规定，而缺乏清晰具体的界定和利于操作的细化措施。例如，《文物保护法》未对各种违规行为作出详细规定，也没有说明违规行为发生后的执法一方，并且没有可行的处分及补偿措施，这样法律条文就显得形同虚设。尤其是历史文化名村、历史文化保护区一般仍是居民区，大量人口聚居于内，与单体的保护性建筑很不同，具体实践中会产生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相关法规的制定要么滞后（如长期酝酿的专门法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迟至2008年4月29日才正式公布，2008年7月1日起施行），以至于无法可依，要么缺乏操作性，有法难依。

其次，《文物保护法》第十四条规定“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村镇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专门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村镇保护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郭洞所在的浙江省也在1999年7月30日公布施行的《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含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条例》第二十六条中规定：“历史文化名城所在地的县以上人民政府和有条件的历史文化保护区所在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成立保护委员会，对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管理等重大问题进行论证，提出意见，并协调、监督保护规划的实施。各级保护委员会由同级人民政府负责和规划、文物、建设、计划等部门负责人及有关专家、学者组成。”与这些法律条文形成对照的是，有些历史文化名村、历史文化保护区既无具备资质的、可行的保护规划，也没有成立保护委员会。规划不健全，管理不到位，当然容易滋生各种问题，以至于这些问题陈陈相因，到最后乱作一团麻。即如郭洞，也没有成立保护委员会；这还在其次，关键之处在于郭洞旅游开发十年来仍没有合理、合法的保护规划[9]，无此法规性文件作为保护、建设、旅游的依据，各种问题随之纷至沓来。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第三章第十三条规定，“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批准公布后，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规划。保护规划应当自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批准公布之日起1年内编制完成”，而现在距郭洞被批准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已过去了接近六年！

（3）管理混乱，权责不清。

已有多位专家、学者指出，郭洞现在遭遇的发展困局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管理体制的不合法不合理引起的。按照相关法规的约定（如《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含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条例》），历史文化名村的合法管理者是建设部门和文物保护部门，其中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合法管理者是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但郭洞的实际管理者和经营者却是武义县文化旅游局下设的景区管理处[10]。旅游局首先是一个旅游开发和旅游经营单位，关注的是让历史文化名村吸引以及容纳更多的游客，而非保护村落历史风貌和各类文物。由文化旅游局来管理郭洞，可以想象各项政策和措施肯定是“重用轻保”的；事实上，前述由文化旅游局牵头为郭洞编制的第二次、第三次旅游规划就是“重用轻保”的规划，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带有破坏性的“用”，而非保护性规划。同时，文化旅游局为“包装”郭洞以事招徕，将大量以假乱真的信息附会到郭洞身上[11]，这也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性，不但不能帮助游人正确认识历史，反而起到了混淆历史真面目的反作用。而建设部门和文物保护部门在这个过程中则被“悬置”起来了。

应该说，文化旅游局在接管郭洞景区以后，在景区宣传、旅游促销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郭洞旅游业能够迅猛发展，文化旅游局功不可没。但是，文化旅游局的经营在郭洞却几乎是丧失民心的，村民对旅游局的经营存在强烈不满，从2004年以来多次联名“上书”，要求将郭洞景区的经营权还给郭下村。村民的不满主要有：

其一，《文物保护法》第24条规定，国家文物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用来经营谋利，而村民认为，文化旅游局把郭洞作为景区来经营，却不怎么关心文物和古生态保护，已带来严重后果。例如，村内重要燕翼堂（明代古建筑）多年失修，行将倒塌，2000年“6．23”洪灾时郭洞回龙桥坝和护坎被冲坏，文物旅游局皆不管不问；景区管理处违章建设了有碍历史风貌的票房和停车场，之后不听文物和古建专家“票房应该移走”的建议，相反在2003年10月票房被大火烧毁后扩建了新票房，而且不赔偿在大火中被烧伤的古棵珍贵古树。村民认为景区管理处未按合同约定投入较多资金进行景区建设，而只是吃郭洞老本，有违村民意愿和初衷。更严重的是：2005年10月国家发改委、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联合下发关于《申请编报2006－2010年国家历史文化名镇（村）保护专项资金》的通知，要求各地发改委、建设局、文物局联合上报申请材料，郭洞村的材料却仍由文化旅游局申请；让人瞠目结舌的是，申报材料中提供的仍然是由浙江省建设厅退回的不合格的“保护规划”，而且竟将迁建旅游饭店、商店、游人服务中心的预算1500万作为“历史建筑修缮”项目；将建造“生态旅游停车场”、新桥、集散广场等的300万预算作为“历史街区环境整治”项目。这份申请报告未通过县建设局和文物部门而是由县发改局经县政府上报北京，这种从程序到内容都不符合规定的申报材料当然被建设部否定[12]。

其二，村民在旅游收益分配问题上与景区管理处产生严重分歧。1999年双方订立最初合同时，合同规定管理处每年支付郭下村4万元，以后每年以10%递增，有效期为十年。但郭洞旅游门票收入增长迅速，到2003年已达100多万，而村里只得到其中6万元，双方分歧渐深。经县政府调解，景区管理处本着“让利不让权”的前提于2004年9月与郭下村签订了《郭下风景旅游资源开发经营补充协议》，重新决定收益分配为固定数额，每年由文化旅游局给郭下村65万，其中一半为郭下直接收益，另一半为景区建设费用于景区建设及管理，这“另一半”仍由景区管理处掌握使用（事实上几乎没有投放于景区保护；与之相对，村里还要负责安全、环境卫生、商业管理等事务）。2005年票价上浮后，旅游收入达到200万元，2006年达到300万元左右（此处依村民和专家学者的估算；景区管理处声称2006年收入不足200万元），但村里的实际收益还是32．5万元，双方矛盾进一步加深，村民要求归还管理权的呼声又一次高涨。尽管村民认为新合同仍是“霸王条款”，但新的协议签至2009年，且依新合同约定，2009年协议期满后，仍将由文化旅游局下设的景区管理处经营管理郭下旅游区。

总之，在景区管理中，文化旅游局的有权不管、建设局和文物保护部门的无权难管这一管理错位，共同造就了郭洞文物保护工作的严重缺位。旅游局与村民之间的经济矛盾，事实上也是文化旅游局这一政府部门违背新农村建设“多予、少取、放活”精神，违背农民意愿，与民争利的表现，理应得到纠正。

管理层面的问题还包括郭洞村两委基层管理的办事不力，拈轻怕重，难孚众望，两委班子建设未见起色。且某些村干部见钱眼开，只顾个人好处，不管集体利益、不为百姓谋福。由此造成村集体收入微薄，集体经济发展十分滞后。村民中旅游收入分配严重不均，这也成为对乡风民俗产生负面影响的重要因素。

三．路见何方？ 郭洞的问题相对比较复杂，然而在众多历史文化名村、历史文化保护区中，郭洞的问题是典型而有代表性的。在改造、新建之风冲荡之下，完整而有特色的古村落正在华夏大地上迅速减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决策提出后，部分主事者简单地认为乡村建设就是拆旧房盖新房，并拿有些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村庄的“排排坐”村落布局当作“村容整洁”的模板，到处帮农民找贷款拉赞助，以多快好省地建成新农村。古建专家们早已提出，历史文化名村是先人们创造的完整物质生活环境，全面记载着我国农耕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是古代历史的物化见证；它所包含的物质文化遗产（如乡土建筑、文物古迹、街巷空间、聚落形态、田园景观等）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宗教礼法、民俗民风、传统技艺、名人轶事等）一经破坏，就无法再生。破旧立新的思维在面对历史文化名村和历史文化保护区时无疑是错误的，以这种思维统领新农村建设，只会使旧村改造变成一种“建设性破坏”。很多地方一方面在义无反顾地推倒老房，建设“排排坐”的新房，制造着“千村一面”的新农村建设“奇迹”，另一方面又斥巨资建起一条条仿古街道，拿这些文脉不通的“假古董”来吸引眼球；一方面是对既有古村落保护不力，另一方面又在新建古村古宅„„这些举措实在既让人扼腕叹息，又让人皱眉侧目。

那么，历史文化名村在新农村建设中、在现代化过程中，应该如何发展？笔者以为，除了要对历史文化名村中的建筑、街巷、文物、环境做必要的维修和整葺（而且必须修旧如旧）外，村落的整体风貌应该保持原真性。历史文化名村的存在，本身就是以古色古香的原始风貌参与现代性进程：它以深刻的历史性品格和丰瞻的人文性内涵，点示传统文化的真实，同时以物化的传统智慧（生态的、人文的）启迪现代性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对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是对历史上曾有的人的生存、生活的尊重，也是对当下人生存、生活的尊重。在这个意义上，不尊重历史，也就无法尊重当下。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逐渐成熟，古村落的珍贵价值也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承认和尊重。我们近来从各种媒体看到、听到的保护历史文化的报道多了起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参与到这一光荣事业中来。关于郭洞，笔者最近也听到一则让人稍感安慰的新闻：在古建专家的呼吁和有识之士的奔走下，武义县2007年6月19日召开了郭洞景区拆违动员会，发布了《关于开展郭洞景区环境整治活动的通告》，将派由街道和县国土、城建、旅游、公安、工商等部门组成的工作组进驻景区开展工作，集中一个月对郭洞景区的非法建筑、违章搭建和广告牌等进行专项整治拆除。亡羊补牢，其未晚乎？

然而，如果整治只是停留在拆违，那么只是治标不治本的一时之举。只有在完善各项法规的前提下严格执法，真正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尽快为历史文化名村编制出切合实际的保护规划[13]；理顺管理关系，合理分配旅游收益，依法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尊重农民意愿，在保证古村保护投入的前提下，多予农民实惠，让全部村民都能从古村旅游合理开发中获得好处。只有这样，“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方针才能切实落到实处。也只有这样，一个充满活力而又富有多样性的新农村发展局面才能最终形成。

[1] 至笔者撰文时为止，“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已公布了三批，凡72处，分别是2003年10月8日公布的包括郭洞村在内的第一批12处、2005年9月16日公布的第二批24处、2007年6月9日公布的第三批36处。

[2] 郭洞在元代以前仍是十余个姓杂居的村落。元代至正年间，清源何氏后裔何寿之始迁居到郭洞，其后人蕃衍兴旺，而村内其他姓氏则相继衰没，最终形成了何氏家族占村民绝大多数的局面。

[3] 郭洞东西两面分别为龙山、虎山，两山植被繁茂，树种丰富。尤其是东面的龙山，山体下半部有各种乔木和灌木计42科101个品种，其中乔木约占三分之二，且大多数是常绿乔木。许多古树的树龄在四、五百年以上，村内亦常见直径一米以上的苦槠、甜槠、红枫、樟树、罗汉松、红皮树、虎皮楠、红豆杉等，其中红豆杉被称为植物活化石，是国家一类保护树种。龙山是千百年来天然自生的原始古木林，具备原始生态特性。大量古树保存至今，何氏族规发挥了重要作用，族规对保护龙山树林作出了严厉规定：“上山拾柴拔指甲，砍一小树断一指，砍一大树断一臂，”还要跪在祠堂前向祖宗请罪立誓永不再犯。”丰富的植被使得龙山古林中空气特别新鲜，且富含负氧离子，也对调节郭洞的气候产生了巨大作用。

[4] 《武义县农村“十村示范、百村整治”工程实施细则》（2005）。

[5] 这些是郭洞村根据自身特色提出的措施，因为资金等方面的限制，这些措施还没有推行到实践层面。此一小节的撰写，部分参考了楼庆西教授的调查报告《救救古村：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浙江武义县郭洞村调查纪略》（2006年5月5日），特此致谢。

[6] 孙大章：《中国民居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627页。

[7]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各级“历史文化保护区”是由国家及各级政府的建设及文物保护部门确立的，本来与文化旅游部门无关。

[8]《文化遗产遭遇CBD街区》，见光明网2007年6月18日：http://news.sina.com.cn/c/cul/2007-06-18/***8s.shtml。

[9] 事实上，郭洞已制定过三次规划但都中途“流产”。第一次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乡土建筑组2000年7月免费为郭洞做了一次保护规划，并于2000年10月30日在武义县政府举行的论证会上获得通过，但此次规划因故未上报浙江省建设厅批准，因而没有公布施行。第二次是2002年浙江省建设厅下拨专款要求郭洞做好保护规划上报审批，武义县文化旅游局请国家林业局华东勘察设计院为郭洞做了整体规划及水口入口区详细规划，此次规划虽亦获得武义县政府通过，但因对规划单位的资质存在疑问，另外此项规划偏重于旅游角度而含有多项“破坏性”内容（主要是不考虑建筑肌理与文脉，把城市规划方法直接搬到郭洞这样的古村落中），引起部分专家强烈反对，所以此项规划最终也没有报请浙江省建设厅通过。第三次是2004年文化旅游局请华东勘察设计院重新修订了郭洞的保护规划，在武义县通过后报到省建设厅但并未获得通过，省建设厅专门下文指出“制订郭洞保护规划的单位无资质”，“必须请有此项规划资质的单位重新制订并上报审批”。

[10] 1997年郭洞开始自力更生开发旅游，1998年7月3日正式对外开放，7月20日旅游局就要求把郭洞景区经营管理权交给他们，双方僵持了一年多。因为郭洞开发旅游所需的经费无法自足，故双方最终在1999年3月签署了《郭下风景旅游资源开发经营协议》，正式把郭洞的旅游经营权承包给旅游局下属的武义县温泉旅游度假区景区管理处。

[11] 例如，文化旅游局在旅游包装中宣称郭洞现有的村庄生态格局是郭洞何氏先祖寿之公仿《内经图》建造的，鼓吹郭洞是“江南第一风水村”。这些说法都是经不住推敲的。

[12] 关于申请材料等情况，此处参考了楼庆西教授《救救古村：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浙江武义县郭洞村调查纪略》，特此说明。

常宁市历史文化名村 篇6

大家上午好!

正值樟木头镇第七届小香港旅游文化节暨粤港台国际塑博会盛大召开之际，今天，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欢聚小香港樟木头，为中国作家第一村举行隆重的挂牌仪式，这是我镇的一大喜事，也是中国文坛的一大盛事。在此，我谨代表镇委、镇政府向出席本次活动的领导、嘉宾及远道而来的作家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樟木头以优美的自然环境和独特的人文环境，吸引了国内一批知名作家前来安居置业、写作休闲。目前，已有雷达、王松、葛水平、雪漠、陈启文、南翔、王十月等国内名知名作家相继在我镇购房居住和创作，秀美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人文内涵为作家们的创造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如王松作家的四部中篇小说，雪漠作家的《西夏咒》、《西夏的苍狼》，陈启文作家的历史文化系列散文《谁正与你擦肩而过》等，都创作于樟木头。今年，著名评论家雷达先生在我镇御景花园购房并出任作家村首任村长，作家们的自发行为在市文联和镇政府的及时介入下演绎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机构，自此，中国作家第一村正式宣告成立，形成了一种奇特的人文景观，成为岭南文化一道十分亮丽的风景线，交汇形成了东莞文学创作的洼地作家村的成立是对小香港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高度认可和赞誉，是文学与自然和谐共荣的美丽延伸，将进一步优化我镇城市人文环境和提升城市文化品位，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创造了地方政府和作家群体良性互动、合作双赢的全新模式。

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东莞已实现了从农业向工业、从农村向城市、从农民向市民的历史跨越，在这跨越的过程中，有无数的文化处女地留给人们去耕耘。比如，改革开放以后的民族文化认同问题，移民城市的多元文化融合问题，贫富差距现实中的文化价值取向问题等等。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文化建设尤为重要，我镇初步设想明年为文化强镇年，重点抓文化基层、基础、基本工作，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级、多样化文化需求，以文化软实力提升樟木头的竞争力，使文化成为强镇的有力支撑。火热的时代生活在召唤着我们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樟木头的建设和发展为我们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即将建设的占地xx平方公里的东莞宝山国际生态人居文化城将为作家们提供更加优质的创作环境和灵感，我镇大力推动的四大文化建设也为文学创造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希望作家村的村民们以樟木头为家，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学创作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努力做先进文化的建设者和传播者，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为樟木头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城市和谐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持，创作出更多脍炙人口的作品，把宝贵的精神财富留给时代，留给后人。我镇各级单位、社会各界要满腔热忱地关心、支持作家村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和生活，积极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开展理论研究和文化创作提供必要的条件，推动和促进文学艺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建设与经济发展相辉映、与社会进步相融合的先进文化，发挥中国作家第一村的品牌效益，吸引更多的文学创作人才聚集我镇，使中国作家第一村成为文学创造的人才洼地，成为我镇文化建设的一大亮点，成为我国文学艺术发展的一朵奇葩。我坚信，中国作家第一村必定为中华民族留下闪耀的文化符号!

常宁市历史文化名村 篇7

一、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是文化遗产的核心组成部分, 必须加强保护工作。城市和村镇是人类活动最频繁的地方, 也是文化积淀最丰厚的区域。《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进一步规定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四项重要内容:一是保存的文物特别丰富;二是历史建筑集中沉淀;三是保留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四是历史上曾经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或者军事要地或者发生过重要的历史事件, 或者其传统产业历史上建设的重大工程对本地区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 或者能够集中反映本地区建筑的文化特色、民族特色。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这些重要的文化内涵表明,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是文化遗产的核心组成部分, 加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能够深度完整地保护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是长期生活的积淀, 应当丰富多彩地、鲜活地传承于社会中, 传承于生活间,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既是文化遗产的核心组成部分, 又是当今社会生产生活的聚集区, 保护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文化遗产才能是真实的、生动的, 而不是呆板的, 是完整的而不是支离破碎的。加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能够凸显文化遗产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独特角度和重要力量。长期以来实践表明文化遗产地是区域发展的亮点, 而不是脏乱之处;是升值速度最快的黄金地块, 而不是城市发展的包袱。许多名镇名村和历史街区已经为拉动当地经济发展和提升文明程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通过与文化遗产朝夕相处和谐共济,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居民的文化自尊意识、公民责任意识、法律保护意识、区域平等意识和自我管理能力等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当地管理部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能力和意识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这些方面的进步是党和政府强调社会文明和民族团结的必要的基础。

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各项规定是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最基本的要求, 必须严格执行。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确实涉及到一些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 涉及到一些理论问题和学术问题, 需要我们在日常工作中逐步研究解决,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涉及到的最基本的问题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 并对有关工作提出了最基本的要求, 对于这些最基本的要求我们必须严格执行, 依法行政。政府职责是《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规定保护工作的首要内容,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要安排保护资金, 并列入财政预算, 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要会同国务院文物主管部门负责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负责本行政区域的保护和监督管理工作, 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申报与批准程序方面, 在保护规划的编制、审批、备案、公布、修改及监督实施等环节, 在法律责任的追究方面, 我们大家的义务和责任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中都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实施17个月来,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和进展, 毋庸置疑, 对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基本要求, 我们工作的改进空间依然是巨大的, 许多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还没有编制合乎法律程序要求的保护规划, 许多保护规划的科学性和社会认知度还比较低, 许多地区保护规划实施过程的监管环节还有缺失,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规定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具体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和实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在经历漫长的制定过程的同时, 我们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已经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如果《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基本要求仍然长期得不到严格执行, 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损失将是不可估量的。

三、各级文物主管部门必须主动履行职责, 积极配合建设主管部门开展工作。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是各级建设主管部门和各级文物主管部门的法定职责, 各个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中都包含有大量的文物, 这些文物必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严格保护,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对各级文物主管部门保护名城名镇名村的职责也有明确具体的规定, 我们应当逐项对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规定的内容积极开展工作, 使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在法制轨道上有效运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因保护不利使其历史文化价值受到严重影响的, 批准机关应该将其列入濒危名单给予公布, 并责成所在地人民政府限期采取补救措施, 防止情况继续恶化并完善保护制度, 加强保护工作, 文化历史名城名镇名村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内拆除历史建筑以外的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它设施的, 应当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 对历史建筑进行外部修缮装饰、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结构或者使用性质的, 应当经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同级文物主管部门批准。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具体实施办法由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文物主管部门制定。以上内容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中有明确的规定, 各地主管部门要责任在身, 当仁不让, 主动积极地配合有关部门履行职责。

四、公众参与是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重要方法, 应当充分重视, 积极鼓励和保障。文化遗产的主人是当地民众, 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实施主体应当包括当地民众, 保护项目的成果和收益也应当由当地民众共享。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是文化遗产的核心组成部分, 其保护工作理应充分重视并积极鼓励和保障公众参与, 近年来公众已经开始积极参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工作, 成效显著。许多有价值的街区和建筑由于公众的呼吁而得到了保护, 一些违法事件, 由于公众的检举而得以曝光, 一些地方的管理部门受到公众的批评而改善了工作作风, 提高了工作效率, 尤其重要的是公众积极参与保护工作, 全社会的文化遗产意识有了明显提高, 社会各界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有了明显提高。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有了明显提高, 公众参与能够进一步提高保护工作抉择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能够进一步实现保护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应当予以高度重视。目前政府鼓励保障公众参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工作的方法措施还不能适应保护工作的需要, 还不能够适应事业发展的需要, 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心态欢迎当地居民参与保护工作, 要以更加宽厚的胸怀对待保护工作中来自社会的批评意见。我们还要积极开展制度建设工作, 保障公众的参与权。今年10月开始实施的文物认定管理暂行办法其目的之一就是推动这方面工作, 各级文物主管部门要严肃对待, 积极回应来自社会的文物认定申请, 依法保护文化遗产, 依法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 要求我们必须鼓励和保障公众参与保护工作。

北京历史上的中国文化名镇名村 篇8

第一批2003年10月8日公布，共10个镇、1 2个村。

第二批2005年9月16日公布，共34个镇、24个村。

第三批2007年6月9日公布，共41个镇、36个村。

第四批2008年1 2月23日公布，共58个镇、36个村。

北京有3个村、1个镇被选为历史上全国文化名村镇。

1、门头沟区爨(音川)底下村。爨底下村，位于北京西部门头沟区斋堂镇西北部的深山峡谷京西古道中，距京城90公里，距门头沟区大峪65公里，村域面积5 33平方公里。全村现居43户。

这个村庄是明初自山西移民实行军屯建成的村落，已有400多年历史。村子初建时名叫“爨里安口”，至今村口石崖上还刻有一个很大的“爨”字。村中有保存完好的656间76套明清时代四合院民居。

村庄端庄典雅，石雕、木雕、砖雕精美细腻，街道用青石、紫石、灰石铺地，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1995年开始开发旅游，吸引了无数游客前來村中休闲度假。村里人心灵手巧，女人们平日里剪窗花、捺鞋垫、绣枕花；男人则是写对子，编背篓，编挎筐，做炕席和压恰铬的床子等等。一段时间，人们嫌爨底下这三个字难写，于是将“爨”字简化，写成了“川底下”。这确实是一个有古老文化意蕴的农村。

2、门头沟区灵水村。灵水村是北京西南部门头沟区斋堂镇辖村，位于镇域西北部，京西古驿道上。灵水村是一座千年古村。最兴旺时期是明清两代，当时村民3Q0多户，人丁2000多人。

村里古建筑除6套民居宅院为明代建筑外，剩下的以清代民居为主。古时候，灵水村有72眼水井，井井有水，水源充沛，得名“灵水村”。自明清以来，村中出过22个举人。村中还有举人宅院，在宅院房梁上可以看见有四百年历史的雕花。“举人宅院”典雅精致，建筑为砖瓦结构，青砖灰瓦、错落有致、布局合理、装饰华美，门楼、影壁、石阶一应俱全。清道光年间，还出过两名进士和10余名国子监的监生。人称“京西举入村”。

3、门头沟区龙泉镇琉璃渠村。坐落京西门头沟区龙泉镇三家店永定河古渡口西岸，面积3，5平方公里，东距市中心26公里，东南距门头沟区中心大峪4公里。有农户363户，农民790人。该村以琉璃闻名，被称为“中国琉璃之乡”。

琉璃渠村形成于元代之前，其出产的高品质页岩石料可加工烧制成釉色艳丽、绚丽斑阑的琉璃制品。该村建于公元1264年，是经历辽、金、元、明、清五朝的千年古村，是皇家建筑材料琉璃的重要生产地，明清时期被称做“琉璃厂”。琉璃渠村出产的琉璃制品历来为明、清皇宫的专用制品，解放后，这个村的琉璃制品还曾被用于建筑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历史博物馆、钓鱼台国宾馆、北京西站。目前村里有三家琉璃瓦厂仍在经营琉璃事业。

4、密云县古北口镇。古北口镇位于密云县东北部，距密云县城55公里。全镇总面积84.71平方公里，人口1.1万。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刘彻在这里建立“奚城”。自南北朝北齐天保六年(555年)始修筑长城，居庸关至山海关长城从此经过。1403年明朝大修长城，戚继光在古北口地区修建长城。

古北口明长城是进入北京东北部的第一道军事防线。有敌楼烽火台172座，烟墩14座，建立了16个关口，3个水关长城，6个关城，以及三个瓮城。古北口的关城，跨于两山之上，有“地扼襟喉趋朔漠，天留锁钥枕雄关”之称。

古北口镇，有70多座庙宇及其他文物古迹，也留下了众多文人的足迹。宋欧阳修曾登上峰顶，留下“古关衰柳聚寒鸦，驻马城头日欲斜；犹去西楼二千里，行人到此莫思家”的诗句。仅清朝乾隆皇帝就为古北口作诗歌53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