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投资变化论文

摘要：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企业的投资行为不仅受到国内经济政策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国外资本主义市场的波动。在企业健康经营中，针对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强化企业的经济投资行为，通过对相关的财务危机问题进行分析，从而保证企业的投资策略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下面是小编整理的《经济全球化与投资变化论文 (精选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经济全球化与投资变化论文 篇1：

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协调

摘 要：近几年来，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已经受到了各国的广泛关注，但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巨大分歧，在很多重要问题上的谈判仍未完成。然而发达国家在履行自己减排义务的同时，为解决竞争力问题采取了碳关税等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贸易措施。本文对碳关税的性质、合法性进行分析得知碳关税在国际法体制下存在模糊性、不确定性，继而本文欲寻求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来解决这种不可预测性，从而实现国际法上卡尔多—希克斯标准。

关键词：气候变化;贸易措施;碳关税;卡尔多—希克斯标准

一、引言

历经多年谈判，2015年底的气候大会最终通过了历史上首个关于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协定——《巴黎协定》。虽然《巴黎协定》等协议勾勒出当前减排国际秩序的目标(全球升温不超过2摄氏度)、基本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及相应路径(适应能力建设等)，但是当前减排国际秩序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UNFCCC和议定书并没有确立国家对于减排的国家责任，也就是说减排主要靠“自觉”。然而发达国家在履行自己减排义务的同时，为解决国内产业竞争力问题，采取了一系列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贸易措施，比如碳关税、欧盟航空减排措施、碳标识等，从而对共同但有区别原则造成冲击。并且由于气候变化科学本身具有的特殊性、人类现代化进程的异步性、以及各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差异性，都决定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不是百米赛跑，而是场马拉松。[1]

因此在这次马拉松中，如何协调碳关税中的自由贸易和环境保护，这是本文主要探讨的内容。选题的主要理由是碳关税在目前的国际法体制下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模糊性，因此有学者认为碳关税既遵守国际法规则，又违反国际法规则。故对碳关税的研究具有进一步的价值，尤其应当结合相关理论与国际实践来寻求一条协调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的路径。

二、碳关税的性质与合法性

碳关税是指针对国内并没有征收碳税和采取配额限制的进口产品，特别是碳排放量高的产品，征收的碳排放税。也就是说碳关税的实施是为了平衡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的成本。美国和欧盟对碳关税的讨论已有多年，并且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和草案，比如欧盟委员会关于修订《温室气体排放配合交易指令》的议案、美国于2007年提出的《美国气候安全法案》以及2009年美国众议院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中都有涉及到碳关税的制定和实施。关于碳关税的定义，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关税，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边境调节税。这些看法都不太准确，将碳关税定义为关税必然违反GATT第2条第1款关于关税减让的规定，并且在草案中碳关税的形式包括配额、排放许可等形式，故也不能完全称之为边境调节税，笔者认为将其称之为边境调节措施更为恰当。

关于碳关税的性质，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环境保护措施。第一，他们认为碳关税有利于解决碳泄漏问题(高减排标准的发达国家的产业会往无减排标准的发展中国家转移)，从而更有效的应对气候变化;第二，在其他国家不肯承担减排义务时，这些贸易措施可以作为施压的工具，从而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2];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贸易保护措施。第一，目前尚无有力证据证明减排义务将产生严重的碳泄漏问题，这使得碳泄漏问题成为发达国家行使贸易保护的幌子，并且解决碳泄漏问题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第二，目前这些碳关税均是发达国家实施的单边贸易措施，从本国利益出发，极易损害他国利益，从而达到保护本国产业竞争力;第三，即使碳關税是着眼于保护环境，其公平性也有待检验。因为有关减排义务是体现共同但有区别原则，但是草案中的碳关税措施并没有体现这种原则，其公平性仍受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质疑。

关于碳关税的合法性，国内外众多学者都对其进行了分析，众说纷纭，在这里就不做具体分析。但大部分学者认为碳关税是违反目前WTO下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也不符合一般例外中的(b)款的内容，但是根据WTO争端解决机构对环境问题越来越宽容的态度，碳关税措施极有可能符合一般例外中的(g)款规定。若今后出台的碳关税的具体实施方案能满足GATT第20条中有关序言的规定，则碳关税有可能会被认定为是符合WTO的相关规则。

综上所述，不论是碳关税的性质还是合法性，在当今国际法体制下存在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关于碳关税是贸易保护还是环境保护仍不可确定，加上国际实践中争端解决机构对环境保护的争端越来越宽容的态度，导致碳关税的合法性不可预测。在这种情形下，有必要采取措施协调碳关税中的自由贸易和环境保护。

三、碳关税中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协调

目前导致贸易与环境保护冲突愈演愈烈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国际法框架内缺乏一个专门协调贸易与环境的协议，目前涉及到环境保护的问题的主要规则分散于WTO和多边气候协定，然而多边气候协定里的规则大多是呼吁性规则，即使有具体的减排义务，但是履行这类义务也全靠国家“自觉”，不履行也没有任何国家责任;WTO中关于环境保护的条款大多存在GATT的一般条款和原则之中，具有一定的模糊性。第二、WTO中对环境与贸易问题的规定大都只停留在表面的原则层面，并没有比较详细的规则和规定。[3]第三、由于没有完整的规则和规定，大部分原则和宗旨需要靠争端解决机构解释，并且争端解决机构的态度越来越宽容，导致在解决环境与贸易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

在法经济学上，关于制度变迁有个卡尔多—希克斯标准，这是一种潜在的帕累托最优，它并不要求无人因资源配置的改变而变糟，而只要求增加的价值足够大，从而导致变糟者可以得到完全的补偿，那么这种制度变遷便是可以采纳的。也就是说在因法律变化而导致全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如果资源配置导致一方增加的利益大于另一方因为这种配置而减少的利益，那么这种配置就促进了社会的“财富最大化”，因而这个法律变化是有效率的。

而有关碳关税的卡尔多-希克斯标准就是因法律变化导致全社会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因碳关税措施而损失的利益要得到完全的补偿，那么这种措施就是有效的。在当今国际法体制下，有两种方案协调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一种是多边贸易容纳气候变化，另一种是气候协定规定贸易措施。目前看来第一种措施会更为有效，即在WTO体制下制定一个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贸易措施协定，主要有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原因。

在理论上，首先，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日益复杂的政治、经济以及环境等问题，这些问题已不再是单独的问题，而是相互联系、影响的复杂问题。并且WTO在成立时并不是纯粹的“经济组织”，其多元化的目标包括促进环境保护和(下转第页)(上接第页)实现可持续发展等，这些目标表明WTO的实质是为了实现自由贸易与其他目标的协调。WTO体制无疑是解决环境与贸易问题的最重要的多边平台，所以将碳关税纳入WTO体制下解决是必要且合适的。其次，WTO有160个成员国，UNFCCC有190个成员国，所以在WTO体制下解决这种矛盾更加容易。

在实践上，多边贸易容纳气候变化也正在尝试。比如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提出了生产和供应链的全程监控，也就是说，出于环境保护的需要，各国生产的贸易品必须符合全生命周期上的绿色化;TPP还提出了所有成员国必须按照最高的环保标准来保护环境，否则就会面临违规的风险;TPP要求自由贸易和投资不能以牺牲环境等领域为代价，这个原则不再仅仅体现在终端的产品和服务上，而是要贯穿到整个生产、投资和贸易过程和体系中。

根据以上分析，多边贸易容纳气候变化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路径。但在目前无法制定一个气候变化有关的贸易措施协定的前提下，如果发达国家希望碳关税更多体现出保护环境的本意，那么至少需要在以下方面进行改进：首先，在制定实施碳关税措施时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不能仅仅建立在推测之上;其次，在碳关税草案中充分体现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不要构成不必要的歧视;第三，避免采取单方措施，尽可能达成国际共识;第四，具体措施应公开透明并符合国际规则，避免造成任意的或不合理的歧视或变相的贸易限制。

四、結语

雖然2015年底通过了历史上首个关于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协定，但是发达国家仍不会停止其继续推行碳关税的单边贸易措施。根据以上分析，本文认为碳关税的性质和合法性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模糊性和不可确定性。但是碳关税的实施已经得到了发达国家的青睐，由于在国际法上存在模糊性，他们可以继续修改碳关税草案内容使其符合国际法规则。既然碳关税的诞生和实施已经无法阻挡，我们应该冷静地对待碳关税的实施，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碳关税的实施对减排能够发挥其有效且可行的作用，同时又避免其造成的非歧视待遇，使碳关税能够公平合理的实施。在当下，多边贸易容纳气候变化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路径，但是在目前无法制定一个气候变化有关的贸易措施协定的前提下，如果发达国家希望碳关税更多体现出环境保护的本义，需要对碳关税进行改进，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从而达到卡尔多-希克斯标准。

参考文献：

[1]王田、李俊峰：“《巴黎协定》后的全球低碳“马拉松”进程”载于《国际问题研究》2016年第1期，120页.

[2]谭秀杰：《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贸易措施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第16页.

[3]易琦：《WTO体制下“碳关税”的法律问题研究》，华东政法大学硕士论文，第35-36页.

作者简介：

陈一夫(1992～)男，汉族，浙江温州人，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法学。

作者：陈一夫

经济全球化与投资变化论文 篇2：

财务危机企业投资行为分析与对策

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企业的投资行为不仅受到国内经济政策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国外资本主义市场的波动。在企业健康经营中，针对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需要强化企业的经济投资行为，通过对相关的财务危机问题进行分析，从而保证企业的投资策略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因此，本文主要对财务危机企业投资行为与对策进行深入研究，通过对现有的问题进行详细阐述，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从而为财务危机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建设。

关键词：财务危机;企业投资;行为分析;对策

企业在经济市场的影响下，不能够在从事市场经营活动，导致企业生产出现停滞或者债务危机等问题。企业财务危机是现代化经济活动当中一种常见的经济现象，轻微的财务危机只是企业资金运转出现困难，而比较严重的财务危机会导致企业破产。因此，对于那些发生财务危机的企业，一定要合理谨慎的安排投资行为，合理安排企业投资行为，通过相关问题的分析，从而消除财政危机。同样在财务危机企业的投资行为分析与对策中，如果分析以及对策不合理，容易导致企业走向破产。因此，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显得尤为重要。

一、投资行为分析

投资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途径，指的是一些企业通过一定的方式，包括直接、间接投出资金和资产等，从被投资单位获得一定股权的投资类型。对于企业而言，通过开展一定的投资活动，可以获得一些企业生产与经营所需的资源。同时，也有利于解决企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并在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环境下，为了更好地拓展自身的发展空间，谋求更大的发展，众多企业开始着眼于投资事业，并积极的尝试参与到各种不同形式的投资活动之中。但同时，企业的投资活动也受企业财务的限制，企业投资应该立足于企业的财务方面现状，保证投资活动有充足的资金作为保障。

二、投资行为与企业财务危机关联性

(一)财务危机分析

财务与投资工作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在实际的情况中，两种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相互进步的问题。具体的投资活动过程中，例如，一些企业存在缺少完善的财务管理问题，造成一定的财政危机，在投资过程中遭遇到一定的难题，暴露出一些问题和不足。其实际的情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其一，投资前期财务分析不到位，缺乏财务支持以及完善的投资规划;其二，投资前缺乏完善的缜密的投资规划。由于投资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经济活动，涉及多方面的内容，并需要企业承担一定的投资风险，对于企业的经济实力有者重要的要求。但是，一些企业在开展投资行为前，往往准备工作不够充分，没有针对具体的投资项目进行深人的前期调研和分析，没有对企业的财务状况进行分析。因此，关于具体投资项目的盈利能力，可能会出现的风险问题等缺少足够了解，而且极其容易有财政危机引发投资危机。关于合作方的一些情况，也缺少必要的知情了解，包括对方的总体实力、行业信誉以及综合能力等相关。同时，在投资方案上，规划不够科学、缺少系统性分析。规范的投资论证，以及具体的投资流程设计等。因此，所制定的投资方案往往不够合理，开展的对外投资整体上缺少科学性和严谨性，导致实际的可行性相对较低。

(二)投资管理问题

在我国企业的投资管理上，通常缺乏形影的管理经验和体系，其重点表现在企业缺乏有效的投资管理运行规划。同样投资经营往往缺乏相应的人才，难以将投资经营管理人才和财务管理人才进行有效融合。因此实际的企业投资行为往往局限于实际的市场和财务，其投资经营管理制度无法在符合企业的法务发展。同样由于相关经验的缺乏，企业投资活动存在管理问题，导致了对外投资的惨败情况发展。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背景下，部分企业没有形成有效的现代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在内部治理结构上有一些漏洞，导致投资过程中竞争力严重不足，从而投资效率十分低下。

三、财务危机企业投资对策

(一)完善投资行为管理体系

针对当前企业在投资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需要财务危机企业的充分重视和深入分析，并积极的予以解决。同样在相应的投资对策上，需要完善管理体系，从而实现提高企业的对外投资管理水平，帮助企业达到预期的对外投资目标。制定科学合理的对外投资体系，需要引进外部董事制度，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同时聘请外界中介机构加强法律财务和行业的专家，尊重他们提出的意见。建立董事会下设审计和风险委员会，加强监督工作。在预备进行投资活动之前，企业的相关管理部门应开始进行早期的调研和准备工作。通过调查、分析、收集与投資项目、投资方向相关的各种信息、资讯、数据资料、合作方的基本情况相关资料等。同时考虑风险问题，注意围绕投资项目的特点和具体内容等，对投资的不同阶段可能会出现的财政风险问题进行分析。以各项具体资料为依据，做好投资论证。对投资项目的收益、风险等进行科学论证，得出具体的论证结果。设计出合理的投资流程，逐步形成完善的投资方案，对投资的规模、方式等问题予以明确。制定出相应的投资制度，针对对外投资的处置、决策等问题进行详细的规定和描述。綜合考虑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针对一些重要事项予以特别的安排和详细描述。

(二)优化投资环境

在财务危机企业的投资对策中，需要优化投资环境。企业在加大投资力度的时候，还要加大对外投资的清理力度，要对企业对资情况进行严格的监督。同样企业在面对企业发展需要的投资，以及市场需求较高的投资项目要保持理性，明确产权结构，完善投资手续，做好账务工作，保证投资经济活动在法律范围内。在面对于那些投资经营效益低下或者收益不稳定，以及在法律边缘的投资项目，要纳入清理范围，从而确保投资效率较高，避免企业资产的浪费和流失。同样财务管理都是以企业生产为导向。关心企业的生产阶段，将提升企业产品质量以及调整价格当做市场竞争的主要手段。在新时期，需要将这种思想观念改变为以市场为导向，以市场为导向就是关心顾客的需要，争取更多的顾客，以此来实现市场竞争。

在进行企业财务管理过程中，实现管理对象从企业资金为主向人员为主转变。传统的企业财务管理对象一直是企业资金。但是在新时期企业发展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人的重要性。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进行企业财务管理，需要加强对人员的管理，只有管理好企业人员。才能实现对资金的管理。要想确保金业财务管理顺利进行井取得成效，就需要加强对企业员工的关心，鼓励每一个员工郡积极参与到财务管理工作中，对企业员工的尊重以及员工价值的实现是企业柔性财务管理的前提。因此，企业在实施财务管理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企业员工的能力与天赋努力创建一个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氛围。加强模向费质结构的建立。企业柔性财务管理工作在新时期市场变化迅速的环境下，需要企业内部信息能够高效的流动.这就要求各个部增强协调合作。传统企业财务营理组织结构都是以组向为主，着很难适应目前企业发展要求.这主要是这种组织结构在信息收集.传播等方面存在明显的滞后，建立横向的网络组织结构，不仅可以节约财务管理成本，更有利于企业各个部门之间的联系，实现投资环境的优化。

(三)重视人才建设

在财务危机企业的投资对策中，需要重视财务人才建设。财务人才建设，让粗放型管理形式逐渐转向精细化的管理。在财务危机企业的投资管理体系建立中，需要从以精细化的管理为目标，实现全过程的投资管理，实现对投资的动态控制。在实施过程中的预期财务，通过实时反映目标投资和动态投资的差异，帮助相关部门及时发现问题，找出差距并解决问题，实现对投资的掌控。全过程动态投资管理，需要以人才为基础，通过综合型人才对投资进行实时的测算，做好投资管理控制。在新医院会计制度对于财务管理的影响中，可以有效的提升财务管理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由于投资行为的重要性，需要投资人员加强自身综合能力，通过在学习与培训等形式，来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让管理人员能够探索出财务危机企业投资行为管理与发展之间的衔接，从而实施有效的方法，来持续改进现有的企业财务管理模式。同时人才建设在财务管理体系的覆盖，能够通过提升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实现企业投资管理水平的提高，通过对企业财务与投资的分析，制定符合企业发展的管理体制，从而为企业谋取更高的经济效益。

(四)建立投资监督部门

在财务危机企业的投资对策中，需要建立投资监督部门。企业要平衡投资、收益、监管之间的关系，保证三者的一体化发展，企业资产管理部门必须履行出资人职责，强化对外投资管理活动。对外投资必须严格履行企内部的规章制度，维护投资人的合法权益。同样投资企业要完善对外投资的财务管理机制，落实到企业的财务状况，提高管理效益。建立针对员工和领导者的奖惩措施以及责任问责，对员工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对于隐瞒不报企业资产、浪费企业资产的管理部门迫究相关责任。建立投资监督部门，完善企业的投资体制就要。从规范地方企业投资的委托代理关系出发，平衡产权所有者与产权代理者之间的关系，促进企业的运行方式的规范化。要引进个人产权机制，建立起激励机制以及责任问责体制，落实现代化财政管理手段和会计管理方式，从而不断促进我国企业财政的安全运行，保证企业投资活动健康有序地开展。

(五)提升企业成本管理水平

在财务危机企业的投资对策中，需要健全企业预算管理部门。由于企业财务预算管理的作用对财务危机有着直接的影响。应IC在提升企业成本管理上，财务部门人员的思路与预算管理需要重视。因此，要通过组织学习培训，提高他们这方面的专业知识，提升他们的预算管理能力。要从中抽出人员组成专班，专门负责预算管理和成本费用控制，用专业的角度、专业的方法进行专项管理，促进这项业务的开展，从而提升企业的整体效能。加强企业成本费用管理控制与监督，严格落实成本费用预算，对于突破成本费用预算的情况要引起高度重视，进行检查分析、查找原因、并及時调整预算，实行重点说明，以此为后续的投资提供保障。

结束语：由此可见，在企业财务与企业投资上，需要重视投资管理的重要价值。特别是财政危机企业需要重视投资行为管理与分析，通过工作的创新，从而进一步提升投资管理工作水平，以此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下，企业对于投资建设工作的不断分析与探索，能够确保工作科学的开展，以此加强企业的投资能力，协调投资方向与强度，为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参考文献：

[1]段军山，庄旭东.金融投资行为与企业技术创新——动机分析与经验证据[J].中国工业经济，2021(01)：155-173.

[2]柴琦.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机理——基于所得税视角[J].河北企业，2021(01)：8-10.

[3]年素英，王利君，袁绪潘，唐孝玉.企业所得税税率对中小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J].邢台学院学报，2020，35(04)：92-96.

[4]石晓飞，姚计海.民营企业创始人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行为研究[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20，41(05)：98-108.

[5]常亮.资源性企业投资行为特征及对策分析[J].绿色财会，2019(06)：10-14.

[6]安宏民.财务危机企业投资行为分析与对策[J].纳税，2019，13(13)：134-135.

[7]姜桂茹.关于企业投资行为不合理原因的分析对策[J].北方经贸，2001(06)：60-61.

[8]谷祺，刘淑莲.财务危机企业投资行为分析与对策[J].会计研究，1999(10)：28-31.

广东培正学院会计学院 孙逢媛

作者：孙逢媛

经济全球化与投资变化论文 篇3：

高度重视FTA中投资定义条款发展趋势

缔结双边、多边贸易和投资协定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措施，总体上使参与国受益。截至2013年1月，向世界贸易组织通报的区域贸易协议共有546个，其中354个已实施(大多数为自由贸易协定)。几乎所有世贸组织成员都参加了一个或多个区域贸易协定。截至2011年底，国际投资协定达到3164项，其中，2833项双边投资协定(BITs)、331项“其他国际投资协定”(主要包括涵盖投资条款的自由贸易协定(FTAs)、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区域协定)。

一、自由贸易协定：通向国际投资协定的桥梁

(一) FTA①是因 WTO“例外条款”得以存在和兴起的

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第24条是区域贸易协定的主要依据。只有相关成员满足了第24条第5款条件，便可建立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1995年WTO取代GATT，其框架下的GATS(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关于“经济一体化”的规定，是GATT第24条的翻版，即在GATS下，各成员可通过劳务市场的区域性安排背离最惠国待遇原则，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成员组建涵盖服务贸易的区域贸易协定，在承认对方服务提供者的资格方面可以给予更大优惠。这是WTO和FTA交互作用的法律基础。FTA的传统涵义是缔约方之间相互取消货物贸易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但近几年，FTAs出现了新变化，其内容不仅包括货物贸易自由化，还涉及服务贸易、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标准化等更多领域的相互承诺。美国推动的TPP/TTIP即是如此。

(二)FTAs具有BITs不能企及的融合功能

在WTO框架内已经达成了货物、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协定GATT、GATS，但对投资自由化却未统一于WTO一揽子协议中。但在GATS中，WTO 成员方通过谈判承诺向外国投资者开放本国服务业部门，其中一个服务提供方式就是“商业存在”。所以在外国直接投资服务业方面已经达成了一项WTO框架下的多边投资协定，FTAs是内容结构高度综合的协定，实际上在FTAs框架下可以借助服务贸易自由化规则正向推动达成投资自由化规则。NAFTA的FTAs 实践便实现了这种一揽子达成模式。受NAFTA影响，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缔结的FTAs，大多是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并举。而全球国际投资法制建设必将由越来越多的FTAs过渡到统一的多边投资规则，届时投资定义的统一便可期待。

二、现阶段：FTAs投资定义、特点及功能

经济学界对投资类型尚无精确可操作的定义或标准。这为法律制度上对国际投资协定中投资定义的纷争埋下了伏笔，也为各国商签投资协定留下了可以作为的空间，更给国际仲裁庭留下了较大自由裁量权。

(一)目前的投资协定中，并未形成统一、明确的投资定义

在FTAs投资协定中，投资定义是FTAs的基本条款，一般出现在FTAs投资章的“定义条款”中。FTAs投资定义也因全球各国各自独立的FTAs而不同。受传统国际投资法理论区分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间接投资的影响，早期FTAs投资定义仅包含直接投资形式，新近FTAs投资定义的保护对象超出了直接投资范畴。投资定义所包含的广义投资不但包括直接投资，而且涵盖间接投资，如购买公司股票、债券或其他证券，购买外国政府债券、贷款等。

从FTAs投资定义实践看，宽泛界定是一个趋势，一般包括五方面内容：第一，“动产”和“不动产”;第二，公司中的各种利益，如股票权益、债券权利等;第三，各种财产所有权和基于契约的具有财产价值的权利要求;第四，知识产权;第五，商业特许权，其中包含开发自然资源的特许权。

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为典型，FTAs“投资”的范围，均涵盖了所有上述五个方面，当然，NAFTA将那些纯粹源于商品销售的商业合同以及与商事交易有关的信用产生的货币权利排除在“投资”定义范围之外。

(二)主要特点

1、FTAs投资定义可能传递出更高投资自由化信息

相对于国际投资条约主要渊源的双边投资条约(简称BIT)而言，FTAs具有综合性区域化优势，FTAs投资规范所追求的目标一般高于BITs，更为强调投资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因为传统BITs仅侧重于投资保护和投资促进。

FTAs在引资作用上更有优势。缔约国间通过缔结 FTAs，释放出推行经济改革或欢迎外资流入的政策选择，因其内容涵盖贸易、投资等多个方面，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公众知晓度要远远大于单纯的双边BITs。

FTAs投资定义比BITs投资定义的示范效应更为显著。一般，先通过双边FTA投资定义的一致，再将之在一定时期、一定FTA谈判国间推广以相同的投资定义模式订立更多的双边FTA，最终实现较大范围内的区域性FTA，提高该区域内经济一体化程度。

2、FTAs投资定义渐趋统一和高标准

美国主导推进TPP和TTIP，是在贸投一体化背景下，加快资本流动自由化的信号。随着FTAs实践的深入，无论是FTAs投资定义的文本扩张，还是在国际仲裁庭对投资定义所做的扩张性解释，宽泛和开放是其特征。一方面，适应资本市场催生出的新的投资形式，反映了资本输入国鼓励和保护各种形式的投资承诺，也反映出美国力推投资自由化和塑造全球高标准投资规则的目标。

当前，FTAs投资定义呈现大同小异模式：有开放式、略显封闭式、混合式，但从实质上讲并无太大区别，各种投资定义均涵盖了五个权利群②。各种投资定义是不同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推行区域投资自由化的方式之一，继承实质内容，仅对投资定义的方式进行改革，为了迎合发展中国家谨慎的投资自由化态度。

(三)基本功能

FTAs中的投资定义，一方面，表明了资本输出国和资本输入国鼓励或限制资本流动的范围和程度，并引导投资者去寻求投资条约的最大保护。随着国际直接投资趋势变化，FTAs 投资规则重点也在发生变化，从侧重于对外国投资的保护转为侧重于外资准入方面，从设立后的保护转为追求对外资准入的放开上。另一方面，如发生投资争端，则要求潜在的申请方必须证明其请求与合格投资的相关性，方可提请仲裁或有胜诉的可能。可见，除了条约适用的地域范围条款，对投资的保护范围通常是通过投资者与投资的定义来界定的。

三、典型FTAs中的投资定义实践研究

(一)各经济体积极参与区域合作，寻找经济增长和转型动力

自上世纪90年代至今，FTA历经6次快速增长，均与全球贸易投资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有关。(1)区域化的第二波：欧洲的快速扩张和美国贸易政策转向加速区域合作;(2)亚洲金融危机：东北亚国家的政策倾向使区域合作加速(双边和多边合作);(3)APEC茂物目标的选择;(4)美国战略重心亚洲转移;(5)东北亚地区对TPP的回应：区域性贸易合作;(6)全球金融危机。

(二)有代表性的FTAs中投资定义

各区域贸易安排投资规则往往基于不同目的而采取不同的投资定义。在保护投资目的下，基于资产的定义法可以尽可能的扩大受保护的投资范围，在鼓励与促进投资时经常采用。以投资自由化为前提，一般采用狭义的定义法。

1、“南北型”：从宽泛到谨慎

区域经济一体化实践，多数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签订，形成了“南北型”FTAs。

1994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投资定义。NAFTA取代了1988年美国—加拿大FTA中投资定义，采取的是狭义的投资定义方式，其适用的投资范围仅包含以企业为基础的直接投资，而1994年的NAFTA为了打开墨西哥的海外市场，其投资定义中包含了股票、债券等间接投资，用多达十项的篇幅采取“肯定+否定”的表述列举了协定所保护的投资形式，共有10项。仔细分析这十项投资形式的表述可知，NAFTA对投资定义还是采取的比较保守的直接投资形式，每种投资形式或多或少地要求与实体企业的投资有关，即使是第二、三、四项中的股票、债券、贷款这些在美国—加拿大FTA中未涉及的资产，NAFTA也用限定形式的方式予以列明，表明了NAFTA中美国积极推行投资自由化政策的决心。并用第九、十项来排除一些短期合同交易，虽然表面上有资金流入，但实属贸易方面的正常资金往来，用明示的方式排除这些资本形式，也是美国在以往BIT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同发展中国家不易冒然扩大投资定义范围的经验使然。

2003年美国—智利FTA投资定义。借鉴NAFTA但采取更为谨慎的投资定义方式。根据美国—智利 FTA 第十章27条对投资做了定义，指任何由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的具有投资特点的资产，投资的特征包括资产的交付、对利润利益的预期或对风险的承担，投资可能采取的形式共有9项，另单独重申“成员国司法和行政机关作出的裁决及决定，不应被定性为投资”，此条在同时期的美国—新加坡FTA中是作为脚注进行补充的，在美国—智利FTA中将其在正文中加以强调。同时，美国—智利FTA在脚注中对上述列举的资产做出了补充解释。虽然美国—智利FTA在脚注中对投资做了两项限制性解释，将明显不具有投资特征的资产类型排除在投资范围之外，但实质上，美国—新加坡FTA中投资的定义还是一种广义的投资定义，甚至史无前例地将投资的范围扩展到期货、期权交易及其派生的权利。美国—智利 FTA签署，参考了NAFTA第11章投资章，并对相应的投资规则包括投资的宽泛定义做出修订。2004年，美国BIT范本出台，缩小投资定义范围，这影响了美国随后大量缔结的自由贸易协定。

2、“北北型”：美澳与美韩FTAs，在投资定义条款上的界定差别比较明显

发达国家间的 FTAs 俗称“北北型”。以美式FTA中，美国与澳大利亚、韩国的FTA中投资定义为例。

2003年美国—澳大利亚 FTA 投资定义。该协定也包含同美国—新加坡FTA相似的投资章。在第11章第17条“定义”条款中，采取先总述投资的定义，再列举具体8种投资资产形式，然后用脚注对投资范围加以限制的定义方式，仍遵循了美式FTA投资定义方式，在投资定义方面未有大的变化。

2007年美国—韩国FTA。美国—韩国 FTA 中含投资专章，投资定义比同属“北北型”FTA 的美国—澳大利亚FTA，有一些投资定义表述方式方面的变化：首先，在总的投资定义中，也强调了投资必须具有投资特征，并列举了投资特征的几个方面，说明在广泛承认“各种资产”可以作为投资的背后，仍然灵活地用“投资特征“加以限制;其次，在脚注的效力方面也做了一些调整，分析美式投资定义条款正文项与脚注的效力大小，一般是正文比脚注的效力要大些，脚注只是补充效力，而通过脚注排除“单独产生于货物、服务商业买卖中的金钱请求权”作为一项投资在美国—澳大利亚及其他FTA中都是一样的模式，但到了美国—韩国 FTA 中，却在投资定义条款最后一段用正文进行了排除，用正式的文本厘清了贸易和投资的界限。而且，鉴于在投资定义中，史无前例地增加了一项新的排除性投资，即脚注13：为更确定，市场份额、市场准入，被期待的收益和产生利润的机会，就他们本身而言，都不是投资。这样明确的脚注，实践上避免了国际投资仲裁庭一直苦恼的“合同权利”是否是投资的界定，美国—韩国FTA在对属于投资的事项进行列举时，明确排除“市场准入”、“市场份额”等典型的货物贸易形式，实属投资定义条款详细化的一大亮点。

3、“南南型”FTAs投资定义

除非洲地区的区域合作协议中投资条款较少外，南美洲和亚洲的区域合作协议则较多囊括了投资议题，反映了“南南”国家资本输出的新趋势。

东盟自由贸易区。东盟早期就确定了推动投资自由化的目标，这个目标也正是推动投资定义从广义到狭义转变的根本动力。1987年《东盟投资协定》，在第一条定义第三项中规定“投资”，采取的是以资产为基础的投资定义，比较宽泛，1998年的《东盟区域投资框架协定》(简称AIA)缩小了投资范围，仅规定AIA适用于直接投资。

中国—东盟FTA。在中国—东盟《投资协议》中，采取了广义的以资产为基础的投资定义，以非穷尽列举式的形式作为投资定义，尽可能扩大受保护的投资范围，既包括直接投资也包括间接投资，除了要求符合东道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外，几乎无所资产形式不包，这与发达国家间FTA中投资规则适用范围是相似的。与NAFTA相比，《投资协议》还通过“投资者”的定义，将非营利性的法人也包含在内，这又变相更加扩大了投资定义所保护的资产。中国与东盟《投资协议》明显在投资定义方面对投资自由化进行了安排。中国目前签订的其它FTAs对投资的规定还未涉及自由化问题，只是强调缔约方之间的投资保护与促进。中美已就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展开BIT谈判，表明美国加快推进投资自由化进程。预示我国FTAs投资定义条款不可避免地受中美BIT投资定义条款的影响。

(三)投资定义的模式

FTAs投资定义模式有三种：以企业为基础、以资产为基础、混合式投资定义模式。

1、以企业为基础的投资

这种定义是将投资限定为直接投资。国际投资法传统上的调整对象只包含直接投资。如1988年《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对投资的定义，1998年《东盟投资框架协议》和2001年《关于修改〈东盟投资区框架协议〉》，明确排除了间接投资。

2、以资产为基础的投资

以资产为基础的投资定义所包含的投资范围之广、几乎无所不包。NAFTA的封闭式的投资定义实则是包含各种资产的以资产为基础的投资定义。如美式FTAs的美国—新加坡FTA 中就采取资产基础定义类型的循环定义法，超过NAFTA的范围，成为NAFTA投资协议实践后转型的一个标志。甚至有人认为这可能是未来投资定义的一个标准。

这种宽泛的定义法也可以通过一些限制方法对其范围加以限定，大致有三种：一是附加实体性条款，二是明确指出投资的定义仅适用于东道国特定部门或不适用于某些特定部门，三是将FTA投资规范置于东道国国内法规的约束下，在投资定义的表述中，明确声明协定应与东道国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一致。

3、混合式投资定义模式

“混合式”投资定义可能成为美国FTAs投资定义的主要定义模式并推向全球FTAs。混合式投资定义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投资的特征”。通过投资特征限定FTAs的适用范围，并通过“特征”要求，指引投资争端仲裁庭通过一些灵活的标准判断是否属于投资，同时也利用“特征”要求，明显排除那些不合格的“投资”。需要指出的是：投资特征也很抽象。

四、我国自由贸易协定投资定义及其完善

(一)我国FTAs投资定义比较宽泛，且直接援引BIT投资规则

我国自由贸易区建设起步较晚，2003年与其它国家签定FTAs。目前，中国在建自贸区18个，涉及3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已签署自贸协定12个，除了与冰岛和瑞士的自贸协定还未生效外，其余均已实施。在已经签署的FTAs中，包含投资章的有6个：中秘FTA、中巴FTA、中新西兰FTA、中冰FTA，以及通过直接援引BIT当做投资章的中国—新加坡FTA、中哥FTA。随着2009年9月中国—东盟《投资协议》的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如期建成。未规定投资章的是我国与香港、澳门的2个CEPA仅规定的是在某些领域开展贸易投资便利化合作，中智FTA(2005)虽未涉及投资问题，但在2012年签署了中智投资补充协定。严格意义上讲，中瑞自贸协定还不存在独立投资章节。

1、2006年中国—巴基斯坦FTA

第九章投资章第四十六条定义的“投资”，首次正式采用“贸投合一”的缔约方式，即在投资部分将中巴已有BIT投资规则直接纳入。中巴FTA的第九章相对于先前的中巴BIT，在所涉事项也仅是涉及投资促进与保护等相关内容，并不涉及投资自由化，未有实质性突破。2009年的中国—哥斯达尼加FTA和中巴FTA一样，将传统BIT直接简单援引纳入作为其中单独一章。这种做法是我国FTA实践的一种新趋势，也是国际层面引资法律竞争的一种手法，一方面，发挥了FTA“非传统收益”的重要导向作用，另一方面，又保持了对投资自由化的谨慎态度。2008年的中国—新加坡FTA也是直接将当时并未签订的中国—东盟《投资协议》承诺纳入。2008年中国—新西兰 FTA的投资定义也采取较宽泛的形式。

2、2010年中国—秘鲁FTA

中国—秘鲁FTA是在已有中秘BIT基础上形成专门的投资第十章，在投资方面，双方将相互给予对方投资者及其投资以准入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和公平公正待遇，鼓励双向投资并为其提供便利等。投资定义的表述与已有BIT无不同，和我国已有几个含投资章的FTA 投资定义一样，包含五种权利③。在中秘FTA“投资者”定义中，比中秘BIT保护的投资者范围更广，增加了由非依缔约国法律设立但由缔约国境内的自然人或经济组织实际控制的法律实体，即FTA涵盖了合格投资者间接控制的投资，变相增加了“投资”范围。

(二)我国FTAs的投资定义面临的风险

在目前的FTA中，都适用了宽泛的投资定义，除包含了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如前文所述的美式FTA中非穷尽式列举的投资形式外。另外，在列举的各种投资形式中，也没有像美式FTA那样对一些投资类型加以限制。对某些间接投资形式，如债券、票据等，并未要求具有投资特征，一旦发生纠纷，外国投资者能够很大范围、很容易将在我国不具投资特征的资本流入行为依投资争端机制提起申诉，要求保护。

鉴于我国FTAs投资定义实践、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发展中国家立场考量，我国FTAs过早过于宽泛的投资定义将给我国外资经济和经济安全带来一定风险。

1、投资定义宽泛，给管理留下后患，给国家行使主权带来挑战

我国已有的几个FTAs中的投资定义是将各种资产形式纳入FTA的保护范围，并未对准入和经营两阶段进行相应控制，使我国投资自由化进程加快。投资定义越广泛，受保护的投资形式越多，受保护的资产类型就越多，东道国通过国内法管制其境内跨国投资的能力和权限就越受限制，这不利于我国掌控管理主动权。较稳妥方式是在采取狭义的投资定义基础上逐步扩大市场准入，以稳妥接受发达国家推行的投资自由化。

2、宽泛的投资定义+全面接受国际仲裁管辖易生“滥诉”危机，影响经济政策与立法

我国自1998年以来，首先在BITs中全盘接受了国际仲裁管辖，在FTAs实践中也是如此。宽泛的投资定义与全面接受国际投资仲裁管辖，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强有力保障，使私人(外国投资者)直接挑战公权力的合法性成为可能，且这种挑战权的行使已经完全不受投资者母国或任何国际组织的“过滤”或审查。我国FTAs接受“直通车性质”的仲裁程序，类似于美式 FTAs 中的模式，即没有为投资者将争议提交国际仲裁设置实质性限制，就可以轻易直接对东道国提起国际仲裁诉求。宽松的“合格投资者”和宽泛的“合格投资”的定义方式，加上对国际仲裁管辖权的全盘接受可能增加被诉诸的法律风险。美国已开始重视慎重处理投资定义和接受国际仲裁管辖的结合。

(三)进一步改进的建议

在三个取向着力：一是借鉴全球典型FTAs投资定义的有益经验，二是研究改进我国现有BIT投资规则，三是了解和熟知我国自身的投资形式和资产形式。

1、尽可能统一我国FTAs的投资定义

迄今为止，一个完整的国际投资框架仍未能形成，尽管从双边投资协定、区域性贸易投资协定乃至 WTO 框架下的与投资有关的多边协定均已有一定数量，但双边和区域性的投资协定毕竟影响范围有限，而多边协定如与贸易有关投资措施(TRIMs);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等也仅在特定部门和特定领域与投资相关的某一方面达成协议，达成国际投资全面综合性框架任重道远，而在投资定义方面的优先统一，能为达成全方位的多边投资协议奠定基础。

尽可能统一投资定义，并行推进协定BIT、FTA。随着我国FTAs数量增多，各FTAs目的、范围差别有所侧重，面对投资自由化与投资保护要求提高的趋势，统一投资定义，成为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重大问题。

2、完善FTAs的投资定义表述方式：增加投资特征限制

我国FTA中的投资定义可以说是模糊的广义的投资定义方式。首先用开放的非穷尽式的列举方式涵盖了如同NAFTA高度自由化的投资范围，但却并未规定只有那些符合投资特征的资产才受中外投资条约的保护并明确投资的各项特征。在脚注中的规定也未能做到。借鉴美式FTA对投资和投资者定义中合理的经验，避免出现不必要的赘述。另外，在对属于投资的资产类型进行列举时，应注意排除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合同这类明显不属于投资的“合同权利”。同时，借鉴美式FTAs文本投资定义表述方式，并汲取国际投资仲裁庭对投资定义的扩大解释的教训，在投资定义中明确排除“市场准入”、“市场份额”等典型的非投资形式。

3、我国FTA投资定义条款和待遇条款应与GATS先实现局部协调，再逐步开放

我国在FTAs实践中在投资框架下所作的每个承诺的最终广度和深度，并不仅仅取决于所采用的投资定义，而是取决于投资框架下的实质性条款，即影响投资范围的条款。特别是关于投资者、非歧视、投资前的义务、发展、例外条款和支付平衡保障条款等。中国—新西兰FTA中投资者定义有待改进。在最惠国待遇条款中，我国FTAs规定适用于投资的各个层面。但应注意，此条款不宜广泛应用于未来签署的各个FTAs中，避免最惠国待遇从FTAs扩大到更多的双边FTA缔约国。

关于FTAs服务贸易中一些与投资定义、投资准入相关的条款已经同时受GATS调整。基于GATS的多边性约束力，我国FTAs中涉及到服务业投资的外资领域进一步扩大。届时 FTAs 投资定义、投资准入条款的限制作用将对此失去效力，所以我国FTA投资定义条款和待遇条款应与GATS先实现局部协调，再以此为契机推进开放其它投资领域。

我国FTAs投资定义中保护“知识产权”这种重要资产形式。TRIPs协定对知识产权的涵盖内容几乎涉及所有类型的知识产权，且配套规定了高标准的实体规定和详细的实施程序，进而直接强制性约束和影响多数WTO成员国的国内法，提高知识产权这种投资的软环境。在FTA 中重复性规定“知识产权”，且对FTA缔约国的、以知识产权投资的国内法环境未提明确要求或者要求比TRIPs还高，则对本来就已经承受高标准知识产权保护义务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完善国际投资法制方面和利用好并规制好知识产权投资方面都是新的考验。

4、保持经济自主权，积极准备应对投资争端仲裁

我国签署BITs全球位列第二，仅次于德国，在国际投资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需要进一步重视和研判国际投资条约在管理跨境资本流动中的作用，慎重防范投资仲裁风险。

今后在对外签订FTAs和参与仲裁实践时应注意两方面问题：第一，签订FTAs推进投资自由化时，宜对那些可能干预东道国正常行使国家主权的条款，如投资定义条款、间接征收条款、公平公正待遇条款等，做出更清晰的含义和适用范围的界定，防止仲裁庭随意解释。第二，国家正常管理行为与投资者私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即使作为发展中国家也不能轻易让步。投资争议由于多涉及主权国家的政府管理行为和环境保护、人权保护及公共健康等社会公共利益，其实质不同于一般的商业争议，在我国已接受国际商事仲裁和专门ICSID仲裁的同时，应依传统国际习惯法特别关注投资争议解决的公平与公正问题，即国家主权、社会公益优先。

注：

①Free Trade Agreement，简称 FTA(自由贸易协定)，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包括独立关税区)根据WTO相关规则，为实现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所进行的地区性贸易安排，有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定。

②包括传统的财产权利，对公司的权利，货币请求权和合同权利，知识产权，以及特许协议与类似权利。这五个权利群不但覆盖面广，而且内涵丰富并可不断发展，足以容纳各种新型的投资形式。

③包括传统的财产权利，对公司的权利，货币请求权和合同权利，知识产权，以及特许协议与类似权利。各种财产权利只要符合“依另一缔约方的法律和法规在另一缔约方领土内所投入”的条件，便一揽子的纳入“投资”的范畴。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外经所)

作者：关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