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居民参与不足的社会工作干预——基于赋权理论的分析视野

2022-09-11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当前社区治理成为社会治理的重心,政府、社区、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成为新时代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某种程度上讲,社区居民是社区治理归根到底的决定性力量,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广度和深度决定着社区治理的成败。当前社区治理普遍存在社区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冷漠,社区居民参与不足的问题,这一问题能否有效解决某种程度上决定着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改革的成败,本文试做探讨。

一、社区赋权:概念界定与分析框架

(一)概念界定

1.赋权

赋权也被称为“增权”,由美国著名社会工作专家Solomon在20世纪70年代完成了对它的系统论述,后被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实践价值得到了检验。

赋权不同于授权,授权只是简单的赋予服务对象某种权利或资源,属于输血范畴。赋权通常针对的是社会中的失权群体,可以将其理解为是社会工作者通过专业方法和技巧增强服务对象应对问题、获得资源、改变现状的能力,其目的是为了降低或消除服务对象的“失权感”,达到提升自我、增加权能的目的,属于造血范畴。

2.社区赋权社会工作

社区工作是以社会工作者为主体,以社区及其成员整体为对象,通过组织社区居民有计划地参与集体行动,解决社区问题,满足社区及其成员整体需要。社区工作主要有区域发展模式和社会策划模式,区域发展模式着眼于社区居民自主能力的提升,优点是体现了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赋权增能本质,缺陷是速度较慢、效率较低,社会策划模式着眼于效率,自上而下推动,缺陷是造血不足,社区居民参与不足,这是改革开放后以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要特征的社区工作模式,这就需要探索兼采两种模式各自优势的社区社会工作模式,笔者将兼采这两种模式的社区社会工作称之为社区赋权社会工作。社区赋权社会工作是指社区社会工作者按照社会工作实务的通用过程模式,围绕社区治理的主要问题进行社区预估与诊断,制定问题及其治理为导向的社区社会工作服务方案,社区社会工作服务方案及其介入既采取社区动员、社区教育等地区发展模式的路径,以提升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为目标,也采取社区诊断、社区分析等社会策划模式的路径,以较有效率的方式提供服务为目标的社区工作。

社区赋权社会工作强调赋权社区是一个过程,强调居民的自主参与权利意识与参与意识,并不是一个直接给予的权利;必须通过自主性的参与来赋权社区;社区赋权的跨度很大,可以从国家支持的自主行动延伸到由社区中非专业人士组织的行动,并且后者的自主性更强。同时,对于社区的赋权,需要动员所有社区居民参与进来,并且延展到那些处于弱势、被排斥和被边缘化的人群。只有这样,才能引发社区居民表达意愿、协助其发展,并且使其有能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二)理论框架

所谓社区赋权就是通过外部能力介入,激发社区内部的觉醒,促进参与,提升居民能力,并实现社区的发展的过程。

本文从社区赋权理论出发,从三个层次对社区治理居民参与不足进行社会工作干预:个人层次,个人感到有能力改变现状;人际层次,人与人合作促成问题的解决和自身能力的提高;政治层次,促成政策或政治层面的改变。

二、赋权个人及其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运用

赋权理论中的个体赋权和自我赋权可以归结为个人层次的赋权。个人赋权在赋权的三个层次中是最重要的一点,它强调服务对象自助,自己掌握命运,实现目标,这与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观相吻合。社会工作者扮演着直接服务者的角色,帮助城市社区居民得到各种资源并教会其如何使用资源,同时鼓励城市社区居民进行参与,提升其自身能力和对权利的自信,从而使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到社区治理的实践中。赋权个人可从以下几点出发:一是改变城市社区居民的传统观念。城市社区居民大多数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习惯于关心一些生活中的琐事,在社区治理方面处于被动的状态,需要对其进行观念上的转变,逐步形成自我参与的意识,使社区居民主动承担责任,不断成长、进步,从而能够使其更好地参与到社区治理中。二是激发城市社区居民的权利意识。现在我国大部分居民将居委会当作是一个行政机构,完全忽略了它的自治功能,居民也忽视了自己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权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可以称作是“失权”。可以通过法律讲堂、普法讲座等形式,使居民增强自己的权利意识。三是鼓励居民参与社区活动及建设中,增加其对未来的信心。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必须要注重社区价值观的培育,对于传统文化需要重视起来,并且使居民逐渐形成一种文化自觉,增强其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四是增强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动员意识。对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进行技能培训和思想教育,增强其动员能力和意识、丰富动员方式。

三、赋权人际关系及其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运用

赋权理论中的团体赋权和组织赋权可以归结为人际关系层次的赋权。赋权一般依托于人际关系进行的,团体和组织为个体提供社会支持,使个人在团体和组织中得到发展。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治理模式影响着专业人员的看法,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参与形式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公众的参与,人际关系赋权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赋权人际关系可从以下几点出发:一是培育社会组织的专业能力。重视对社会组织的人员管理,要求其有专业人才带队参与社区治理,并定期组织培训,增强服务提供者的专业能力。二是提升城市社会组织员工薪酬待遇。当前,多数具有社会工作专业背景的毕业生不选择去做一线社工,而是纷纷选择进入体制或者其他行业,人才流失严重,归根到底是待遇问题。适当通过提高薪酬的方式吸引专业社会工作者是非常必要的,这样可以鼓励更多具有专业背景的青年人参与到城市社区治理中,为社区治理注入新活力。三是要求社会组织建立与当地价值观相符的组织文化。要求社会组织融入到当地文化中,了解当地文化、风俗、居民的生活习惯等,这样才能更好地开展治理工作。

四、赋权政治及其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运用

社区层面和政治体系层面的赋权可归结为政治层次上的赋权。政治赋权就是一些政策性的支持,这些政策性的支持既针对普通居民,又针对相关社会组织,促进这些对象进行参与。政治赋权虽然不能直接增加民众及组织的能力,但能为其提供资源,可以保证赋权的顺利进行。赋权政治可以从以下几点出发:一是协助社区党组织发挥自身效用。协助城市社区挖掘自身潜力,整合自身辖区拥有的资源。同时,社区需要为社会组织提供便利,对社会组织的日常活动给予一定支持,对社区中的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进行适度的引导,提供相对固定的活动场所,使其能够真正的将社区当作自己的家,增强社会团体和社会组织对社区的归属感,从而能够更好地参与社区治理。二是建设服务型基层人民政府。对基层人民政府的干部队伍进行教育和培训,积极引导干部群体树立民主、法治、公平、公正的工作理念,改进工作方式,实行信息透明化,积极接受广大群众的监督。这样使得普通居民对政府工作充满信心,提升了他们参与的意愿。三是政府为社区提供支持。社区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社区现在承担了大部分政府行政事务,政府委托的行政事务成为社区工作的中心,社区工作日益机关化、职业化与专业化,社区工作也日益官僚化,社区自治与社区服务反而成为社区的次要工作,社区工作日益与社区自治、社区居民日常生活分离。政府需要为社区减压减负,将一部分行政事务委托于社会组织等,使得社区可以“重回主业”。

五、总结

在当前的政策背景下,随着社会治理的不断创新和发展,各治理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取得了一些进步,但现有的模式仍然无法真正使各个治理主体完全行使自己的权利,因此对于赋权理论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运用进行深入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从各个参与主体自身出发,汲取经验,立足于当前中国国情,加速打破当前各治理主体参与不足的困境,实现城市社区的赋权增能,构建多元治理体系。社区赋权是赋权的一部分,同时又是基层社区治理的必备条件之一。我们应注重对赋权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关注赋权过程中权利主体的变化,注重赋权要素的调整,进而推动赋权的发展。

摘要:赋权又称赋权增能,目的在于增加服务对象的生活能力、组织参与能力以及社会影响力。居民参与不足是当前我国社区治理诸多难题中最为突出的一个,由于居民参与不足,导致在个人、人际关系以及政治体系方面产生了失权的情况,这三方面的失权使社会治理迟迟未能成功下移到基层,对个人、人际关系以及政治体系的赋权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赋权视角切入,认为社区居民参与能力是实现社区居民自治的基础,通过适当的赋权和社会工作的介入,可以解决居民参与能力不足的问题,从而实现社区居民自治。

关键词:赋权,城市社区,社会治理

参考文献

[1] 汪东东译.罗伯特·亚当斯:《赋权、参与和社会工作》[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5-18.

[2] 胡永琴.制度创新:扩大黑龙江省城市社区居民参与的关键[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6(2):47-49.

[3] 李黎明.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意识与行为双重视角下的实证研究[A].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道路创新发展——陕西省社会科学界第三届(2009)学术年会暨陕西省社会学会2009年学术年会社会保障与就业论坛论文集[C].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09:12.

[4] 王红梅.居民社区参与问题及对策研究[J].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4):70-75.

[5] 杨莉.以需求把居民带回来——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探析[J].社会科学战线,2018(9):195-201.

[6] 姚华,王亚南.社区自治:自主性空间的缺失与居民参与的困境——以上海市J居委会“议行分设”的实践过程为个案[J].社会科学战线,2010(8):187-193.

[7] 孙柏瑛.城市社区居委会“去行政化”何以可能?[J].南京社会科学,2016(7):51-58.

[8] 彭跃.城市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问题、原因及对策研究——以沈阳市第一城社区为例[J].焦作大学学报,2018,32(3):14-18.

[9] 袁方成.增能居民:社区参与的主体性逻辑与行动路径[J].行政论坛,2019,26(1):80-85.

[10] 张志华.重构渔民社区37℃温情[J].中国社会工作,2019(6):16-17.

[11] 宋晖.社区赋权:当代社区的传播和文化实践[J].人文杂志,2014(3):108-112.

[12] 周晨虹.英国城市复兴中社区赋权的“政策悖论”及其借鉴[J].城市发展研究,2014,21(10):92-97+106.

[13] 孙奎立.“赋权”理论及其本土化社会工作实践制约因素分析[J].东岳论丛,2015,36(8):91-95.

[14] 芮洋.“赋权”理论在农村社会工作中的运用[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7,19(5):147-150.

[15] 尹利民,刘威.赋权、动员与参与:参与式预算改革的“西湖经验”[J].学习论坛,2019(3):65-72.

上一篇:国企高管在职消费对薪酬管制的替代效应:研究述评下一篇:深水钻井隔水管连接作业窗口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