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治理工作汇报

农村社会治理工作汇报（精选8篇）

农村社会治理工作汇报 篇1

工 作 汇 报

勉县周家山镇留旗营村地处堰河以东，距县城2公里，村域面积26000亩，其中耕地面积2300亩，有林面积14000亩，全村共有10个村民小组，530户，1889人，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633元。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在镇党委，镇政府，县综治办领导下，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稳定压倒一切”的工作方针，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列入重要工作日程，维护了辖区稳定，确保了一方平安，近年来，全村无民事，刑事案件发生，社会治安秩序良好，综合治理工作取得了进一步成效，我们的具体做法是：

一、以党总支部为核心，村综治维工作站主抓，上下联动，齐抓共管，成立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分别由党总支部书记和副书记担任，下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办公室，调解委员会，治保委员会，帮教小组，季节性巡逻队，护村队和中心户长。

二、加大宣传力度，注重教育引导，村综治维工作站始终坚持例会制度，并把每月初，末定为综治专题会议，每月中旬与村两委会研究解决综治工作，经常性的利用不同形式的会议对村 1

民进行法制宣传，邀请当地公安机关上法制课，定期举办法治专栏，组织中心户长进行法制宣传活动，本着建设大稳定，先抓小环境以点带面，从而形成了良好的村风民风，提高了村民法制意识，增强了村民法制观念。

三、健全网络，充分发挥机构作用，群防群治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根本，网络建设在综合工作中尤为重要，健全网络，充分发挥机构的作用是村综治领导小组的重要课题，我们始终坚持“分工不分家”的工作责任制，对各机构组织成员设岗定责，使每位成员有事可干，每位成员都能认真履行职责，形成了良好的工作作风，为村风，民风的好转奠定了基础。

四、抓规范管理，加大载体建设，社会综合治理是一项常抓不懈的工作，在抓好组织建设的同时，制作了综治工作栏，成立了治保，调解室，配备了办公用具，2010年成功调解民事纠纷6起，其中，赡养老人3起，邻里纠纷3起。落实了护村队，治安中心户长，事务实评补助，完善了村老年活动中心娱乐器具和中青年活动室，这些载体建设为广大村民提供了学习场所，使广大村民在寓教寓乐中得到锻炼和提高，推进了规范化管理进程，促进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深入进行。

总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我们以切实加强领导，完善规章制度，健全机构网络，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为宗旨，为全村人民安居乐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创造

了良好的治安环境，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以创建“平安村”建设为动力，进一步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抓好“三个文明”建设，大力倡导“健康，文明，和谐”的社会新风，使全村各项工作在“三个文明”建设中协调发展。

勉县周家山镇留旗营村

农村社会治理工作汇报 篇2

关键词：农村社会治理,基层社会基础工作,创新,庙坝镇

1 前言

我国是农业大国, 农业是第一产业, 农民是最大群体, 农村是最基层社区, 农村的稳定与发展始终是一个影响全局的重要工作, 因此, 加强农村社会治理工作是整个社会治理工作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何谓社会治理?一般认为, 社会治理是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由政府、社会组织、社区能人和普通居民多方参与和紧密互动以共同管理和解决社会事务、满足公众需要的过程。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 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治理强调合作, 认为政府不是合法权力的唯一源泉, 公民也是合法权力的来源, 因此应该建立政府与公民的合作网络。治理不同于统治与控制, 治理强调参与主体多元性、合作性、和谐性, 治理方式具有服务性而非管理性。有的研究者把社会治理比作一棵“社会树”, 认为社会管理是“树干”, 社会自治是“枝叶”, 社会基础工作是“根基”, 公共利益最大化和人民幸福安康则是盛开的“花朵”。这种比喻较恰当地描述了社会治理的几个要素, 即以政党和政府为主导和主体的社会管理系统;政府、社会组织、社区能人、普通居民等积极参与和紧密互动的社会自治系统;以教育、医疗、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环境卫生等民生相关事业为主体的社会基础工作。社会治理的理想状态是“善治”, 即国家的繁荣进步, 社会的和谐稳定, 人民的幸福安康。农村社会治理涉及方方面面的问题, 很多工作内容相互交叉, 而我国对农村治理问题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还处于起步阶段, 导致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工作极为薄弱, 严重影响了整个社会治理工作的进程, 进而影响了新农村的顺利建设以及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因此, 探索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已成为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基层实践者的重要任务。笔者将以社会治理的三大块即社会管理、社会自治和社会基础工作为依据将农村社会治理分为基层社会管理、基层社会自治、基层社会基础工作, 进而探索基层社会管理、基层社会自治、基层社会基础工作的创新路径。基层社会管理部分侧重分析基层执政党的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及基层政府的管理体制及运行机制, 基层社会自治部分侧重分析各基层治理主体相互协同以实现民主法治、安定有序、公平正义等目标的运行机制, 基层社会基础工作部分侧重分析基层治理主体在提供公共服务、增加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发展文化教育、改进医疗卫生、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具体举措。

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庙坝镇位于大竹县南端, 因地处平坝且庙多而得名, 是达州市大竹县“南大门”和融入重庆的“桥头堡”。全镇幅员面积71.05平方公里, 辖13个村 (居) 委会, 93个村 (居) 民小组, 总人口42535人, 有耕地1442.9hm2, 2013年GDP82723万元, 人均GDP25224元, 人均纯收入11338元。2014年GDP92607万元, 人均GDP28248元, 人均纯收入13246元。选择庙坝镇为例, 是因为它在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治理方面获得了诸多荣誉。该镇连续五年在全县综合目标考核中荣获一等奖。先后获得人民调解工作标兵镇、群众体育先进单位、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镇、第三批发展改革试点城镇、农村基层团建和妇建示范乡镇等六项全国荣誉, 获得了四川先进基层党组织、文化先进镇、综合治理模范镇、首批试点小集镇、秦王桃标准化生产基地镇等荣誉称号, 是达州市工业重镇、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先进镇、环境优美示范镇。庙坝镇在各方面能够取得较大成就, 与该镇建立的勤为民和高效能的党政领导班子和严谨求实的工作作风密不可分, 与该镇在社会管理、社会自治、社会基础工作等方面的创新密不可分。因此, 分析庙坝镇在社会管理、社会自治、社会基础工作等方面创新的具体做法无疑会对其它类似地区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基层社会基础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涉及经济发展、公共服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 基层社会基础工作状况既是衡量农村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依据, 也是社会文明进步水平的重要标志。庙坝镇在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 不断创新社会基础工作的路径, 使社会基础工作不断得到夯实。

2 加快经济发展, 夯实社会经济基础

群众生产生活稳定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作为川东丘陵乡镇, 庙坝镇重点从做大做强特色农业产业、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积极培育乡村生态旅游业着手,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夯实社会经济基础。目前, 庙坝镇已发展有秦王桃7770余hm2、核桃130余hm2、“黑五类”产品130余hm2, 糯稻63.5hm2。特色农业产业促进农民年增收2000元以上;建设小微企业创业园, 已有多家企业签订了入园投资协议;依托秦王桃产业已连续举办了六届桃花节, 累计吸引游客300万人次, 秦王桃花节已成为川东地区、川渝结合部最具影响力的节会之一。

庙坝镇在创新农村经济发展模式上实现了新突破, 主要是由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向新型合作社经营转变, 由单一农业经济向农工商一体化发展转变, 从传统生产方法向科技带动生产转变。大竹县庙坝镇鹏程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就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典型。它是一家集水果优质苗木繁育, 种植、销售、加工为一体的专业合作化组织, 合作社先后被达州市委、市政府授予“达州市先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先进集体”称号;获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命名为“四川省秦王桃标准化示范乡、四川省精品农业标准化示范区”;被四川省农业厅评为“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被四川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评为“省级示范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被四川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四川省科协评为“农技协发展30年突出贡献奖”。该合作社提出“五统一, 四结合, 三受益”的运行机制, 即是统一提供苗木, 统一生产资料, 统一标准化栽培技术, 统一使用“竹鲜”牌绿色食品品牌, 统一销售渠道, 合作社、村级组织、农户、科研院所四个方面紧密结合, 形成优势互补、农户合作社科研院所三方全面受益的局面。

桃产业是大竹县的一项优势特色产业, 对促进当地农户增收和乡村旅游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已成为当地广大农民群众增收致富的主要经济来源。通过举办庙坝桃花节, 不仅促进了庙坝经济社会发展, 而且为市民踏青赏花、赏果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条件, 为城乡融合协调发展开创了现实的道路, 并成为整个大竹对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

庙坝桃花节从2009年开始, 每年3月21日在大竹县庙坝镇秦王桃基地举行, 到目前已成功举办了六届桃花节, 充分彰显了乡村旅游的活力与潜力, 已成为大竹县一张亮丽的名片。首届桃花节游客即超过15万人次, 旅游收入超过1000万。特别是“2011四川·大竹桃花节”系列活动, 共接待游客40余万人次。此次桃花节吸引了重庆、成都、广安等地和县内大量游客, 城区周边及桃花园景区附近的群众不断转变观念和意识, 纷纷兴办农家乐, 将一些具有农村特色的产品摆上餐桌、摆上摊面, 满足了游客乡村旅游的需求。活动期间, 桃园业主鹏程果业与周边城市大商家签订200万kg秦王桃购销合同, 游客认养果树1500株。2010年, 鹏程果业发展秦王桃200hm2, 产量1500万kg, 收入3100万元, 带动周边农户8500户, 人均增收480元。此次桃花节实现旅游综合收入5000余万元, 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通过连续举办桃花节活动, 向外界展示了大竹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新业绩, 尤其是城市建设、新农村建设、农业产业化发展、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取得的突出成就。应邀前来参加桃花节的省内外记者, 纷纷撰写稿件和制作专题节目宣传大竹、推介大竹, 四川电视台、四川日报、四川农村日报、重庆商报、重庆晨报、重庆时报、重庆晚报、重庆日报、重庆新女报、重庆青年报、重庆吃喝玩乐网、达州日报、达州晚报、达州传媒网、达州网等多个媒体播发, 有效地提高了大竹知名度, 为大竹实施充分开放合作, 推动全县加快发展、追赶跨越夯实了基础。

3 转变政府职能, 完善服务体系

近年来, 庙坝镇投入资金近100万元对机关办公楼进行了重新布局打造, 硬件建设日趋标准化。提升改造400m2便民服务中心, 建成了标准化的便民服务中心大厅, 设置9个便民服务窗口, 为民服务窗口部门均入驻大厅办公, 让办事群众、企业少跑空路、冤枉路, 为民办事达到高质高效;全体机关干部均实行挂牌上岗, 便民服务大厅随时公布工作人员去向, 工作制度及办事流程均上墙上栏, 保证群众办事“到机关便能找到办公室、到办公室便能找到工作人员、找到工作人员便知道怎么办”。规范镇便民服务大厅、村民事代办点“两点”, 实现“一站式”办公;实行民事代办、民情代诉“两代”, 实现“全程式”服务;落实台账备查、走访调查“两查”, 实现党员群众“双满意”。仅2012年, 镇村两级为群众提供便民服务10000次以上, 服务质量上档升级, 群众对干部满意率大幅提高, 大大减少了矛盾纠纷的产生, 有力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庙坝镇始终以“群众得实惠”为归宿, 经济社会及便民服务体系全面发展。一是为突破经济社会发展瓶颈服务。工业用地指标得到保障, 项目审批程序进一步简化或者减少, 促进了小微企业创业园的发展。工业经济成为庙坝镇经济腾飞的支柱。二是为加强和改善社会管理服务。考虑试点镇社会管理网格化的需要, 从机构编制上向一线倾斜, 助推了试点镇创新社会管理“三三四五”工作法的形成。通过深入开展干部大下访、大接访、大调研、大调解活动, 充分了解农村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的问题, 分类梳理并建立信访台账, 有效调处, 并依靠全面发展减少社会矛盾。三是为高效快捷、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进一步规范“两点”, 高标准建成镇便民服务大厅和各村 (社区) 民事代办点, 完善了便民服务的网络, 实现了便民服务“一站式”办公。进一步转变作风, 实行“两代”, 强化民情代诉、民事代办服务模式, 实现了便民惠民“全程式”服务。试点镇全覆盖的便民、高效、贴心的服务体系全面建成, 实现了群众办事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

4 完善社会保障, 夯实社会稳定基础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不论城市还是农村, 总会有一些弱势群体, 他们很难依靠自身的条件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他们是需要社会救助的对象。而农村由于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 弱势群体面广量多。弱势群体基本生活解决不好, 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及公平正义, 关心帮助弱势群体历来是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因此, 我国应该建立起以政府为主体、个人积极参与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社会保障起步晚、范围窄、水平低, 导致了民众对政府公正性及权威性认可度低、民众生活安全感和幸福感低及民众对社会矛盾的心理承受力和对各种突发灾害性事件的经济承受力低的“三低”现象。为改变这种状况, 我国关于农村建设的一系列发展规划和目标都包括了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庙坝镇在社会治理过程中, 根据国家政策和地方条件, 把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作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公平正义的基础性工作、经常性工作来抓, 在社会保障工作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绩。2012年全镇优抚、低保、救助总数达2029次, 落实灾害救济资金10.9万元, 医疗救助19.2万元, 五保对象集中供养率达52%。2013年1~7月, 庙坝镇发放各类救助资金共计63.7万元, 累计帮扶救助1952人次;各类保险参保人数达39285人次。庙坝镇关注优抚对象, 重视弱势群体, 基本实现了符合政策规定的应保尽保、应抚尽抚、应救助尽救助, 乡镇低保程序规范透明, 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 社会保障覆盖面稳步扩大。当然, 受制于地域经济发展水平, 庙坝社会保障水平与先进地区和城市地区还有较大差距, 还有待于进一步增加投入、增大力度, 以便为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筑起更加严密的安全保障网。

5 发展文化教育, 提高居民素质

乡镇治理既靠政府也靠群众, 广大群众文化素质直接关系到治理水平的高低, 因此, 满足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也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为此, 庙坝镇在群众中开展了“十星级”评比活动, 评选爱国爱镇星、遵纪守法星、创业致富星、科技进步星、环境卫生星、孝老教子星、团结和谐星、人口计生星、倡导新风星、公益奉献星。这些活动倡导了优良道德风尚, 净化了社会风气, 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庙坝群众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农民特色舞龙队、唢呐队、腰鼓队、军乐队等多次参加省市县比赛、演出, 并获得表彰奖励, 被评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全省文化先进镇。

教育是个人能力发展的起点, 是促进创业就业的第一推动力。发展教育是帮助落后地区和贫困群体摆脱贫困的最有效手段。庙坝镇成立了教育基金会, 加大对教育事业的奖励和救助力度。为了整合教育资源, 适应农村学生向城市流转造成农村生源减少的新形势, 2010年原庙坝镇中学和新桥初中合并组建了庙坝中学, 为改善教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提供了新的动力。目前, 庙坝镇已实现免费义务教育, 中小学校办学条件逐年改善, 教师工资收入基本上与当地公务员水平相当。通过实施教师素质提升工程, 鼓励并创造条件让教师参加各种形式的学历教育、进修培训, 教师学历水平和教育教学能力明显提高。为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 庙坝在各村设置了农村书屋, 被省新闻出版局表彰为“农民读书活动先进镇”。

6 改进医疗卫生, 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庙坝镇共有农村人口数27126人, 2013年实际参加合作医疗人数26996人, 参合率99.52%。截至10月底, 2013年全镇住院报账4093人次, 报销新农合基金631.98万元。门诊一般诊疗费报账12058人次, 报销新农合基金12.058万元, 农民和场镇居民医疗保障权利得到了初步实现。为了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庙坝镇从多个方面采取了积极措施。

6.1 确保群众看得起病

认真执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2005年全镇实施新农合政策以来, 农民群众的受益面、报账比率逐年提高, 2013年住院报账比例达到了85%, 有效缓解了群众有病不敢医、因病致贫的问题, 实现了“政府得民心, 医院得发展, 群众得实惠”的新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宗旨。扎实开展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2013年10月底前共补偿173人次, 补偿金额8.65万元。住院分娩率达到100%。严格落实基本药物制度, 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2013年10月底共让利51.10万元, 有效解决了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

6.2 保障群众少得病

一是加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切实做好居民健康建档工作。对高血压、糖尿病、重性精神病、0~6岁儿童、孕产妇、65岁以上老年人进行了一年一度的免费健康体检, 总免费金额为23183.60元, 对辖区群众的健康状况有了全面的了解。2012年10月底前:农民健康档案共建档25368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健康管理2950人、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1550人、Ⅱ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436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网络管理35人。通过健康档案的建立, 特别是重点人群的管理, 发现了一些亚健康病人, 提前给他们提出了诊疗方案, 深受广大群众的好评。二是加强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切实抓好甲流感、艾滋病、霍乱及结核病等重点传染病的防治工作, 严格网络直报制度, 疫情报告率、及时率、准确率达到100%, 对疑似传染病及时与上级有关部门取得联系、进行三级联诊, 有效遏制传染病的蔓延。在庙坝镇12个村、一个街道社区和庙坝中学、镇中心校分别举行各类健康知识讲座18期, 参加听讲人数1728人, 进一步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健康意识。三是加强妇幼卫生保健工作。为抓好孕产妇保健, 对辖区内孕产妇进行系统管理, 做好卫生保健宣教指导和定期产前检查, 并对目标人群按照要求进行了叶酸发放。2013年1~10月共管理孕产妇385人。关爱农村妇女, 今年对庙坝镇辖区35~64岁妇女进行了两癌 (宫颈癌、乳腺癌) 筛查, 共筛查986人次。抓好儿童保健, 对辖区内0~6岁儿童进行保健管理, 共管理3850人次, 并免费提供14种一类疫苗的接种服务, 建立预防接种证人数308人。

三是让群众有地方看病。一是进一步加强了村卫生室建设。加大对村卫生室的建设投入, 建成的达标村卫生室具备两房、三室房屋硬件设施, 另对每个村卫生室配备了高压消毒锅、留观床、检查床、清创包、血压计、体重秤、中西药柜等, 极大地改善了村卫生室诊疗条件, 方便了农民群众就医。2013年前庙坝辖区已达甲级村卫生室3个, 2013年待验收5个。二是进一步加强了乡镇卫生院建设。庙坝中心卫生院在2005~2010年期间, 先后完成了行政住院综合楼和污水处理项目建设。住院综合楼加层建设工程完工后将新增业务用房500m2,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医院业务用房紧张的局面。目前, 医院开放住院病房21间, 病床78张, 基本上满足了辖区内群众医疗需求。

7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确保发展持续性

尽管庙坝镇地处内陆农村, 远离大型工厂矿山等传统污染源, 但在城镇化过程中, 为了发展经济增加居民收入, 势必要发展工业和建筑业, 在此过程中必然会产生本来没有的环境污染, 如果处理不当, 仍然会造成生态环境灾难。庙坝镇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主要做了两方面工作。

7.1 加强场镇规划, 完善基础设施, 健全管理制度

经过科学规划, 系统施治, 庙坝镇城乡环境优美宜居。庙坝镇注重人居环境打造, 按照“建设有规划、建筑有文化、环境生态化、镇域清洁化”标准, 邀请专家制定场镇建设科学规划, 完善基础设施, 着力建设环境优美、生态宜居的特色乡镇。场镇实现“净化、绿化、美化、亮化、硬化和居民行为规范化”, 村庄凸显“依山就势、错落有致、保护生态、自然和谐”, 庙坝镇也因此获得市“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先进镇”和“环境优美示范镇”称号。

7.2 调整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生态农业, 扶植和培育低碳环保产业

在农业结构上, 注重多元化经营, 着力壮大绿色生态产业。以鹏程果业协会为龙头, 发展秦王桃7770余hm2, 真正建成了“万亩秦王桃、川东桃花源”。“大竹秦王桃”2012年荣获绿色食品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 庙坝镇也成为绿色食品、标准化生产基地。庙坝还引进了2个特色农业产品———“黑五类”系列产品和糯稻, 引进业主6家, 新发展黑花生41.8hm2, 紫薯54.8hm2, 莲藕40.2hm2, 糯稻63.5hm2。乡镇区域脱贫致富离不开发展工业, 而工业是一些地方主要的污染源, 工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两者难于兼顾常常困扰着许多地方。庙坝镇在工业发展中着意发展循环低碳产业, 强化环境保护, 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庙坝镇为强力突破工业短板, 实施了“工业强镇”的战略, 以小微企业创业园建设为切入点, 完成园区规划内的40hm2范围平整场地、排水暗涵、总长1km、宽36m的工业大道建设。在工业项目的选择上, 突出了川东丘陵乡镇土特物产优势, 加快包括四川鼎巢万吨香椿蔬菜深加工项目、四川巴山绿源核桃深加工项目、四川星河木业秸秆燃料及竹木制品精深加工项目以及“黑五类”系列农产品加工等在谈项目的落户进程。这些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项目的发展, 既能获取显著的经济效益, 也能取得环境效益。为在保护环境前提下增强经济发展活力, 庙坝镇积极利用本土资源条件开发新兴朝阳产业。以四川·大竹桃花节为载体, 加快乡村旅游业发展, 实现了“政府搭台、经济唱戏、农民增收”的目标, 年综合产值突破亿元大关。庙坝镇秦王桃花节已经成为川东地区、川渝结合部最具影响力的节会之一, 庙坝镇也成为现代休闲观光农业示范村。

在产业结构由单一农业向农工商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的升级转型过程中, 社会生产力得到发展壮大, 人民收入快速增长, 同时资源得到合理开发利用, 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基本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为庙坝镇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

参考文献

[1]王习明.城乡统筹进程中的乡村治理变革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4-6.

[2]彭澎.追求善治的社会治理机制[EB/OL].http://www.oeeee.com/a/20110822/1011621.html.

农村社会治理工作汇报 篇3

关键词：社会工作；介入农村治理；必要性；可行性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3-0038-01

一、社会工作介入农村治理的必要性

（一）提升基层政府的执政能力需要

为提高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基层政府有必要社会工作的介入。《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中共中央还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并且要在服务中实施管理，要在管理中体现服务。在公共服务这个层面，社会工作可以作出自身应有的贡献，社会工作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制度，其职能是帮助弱者和有困难的人群，缓解他们的困难，帮助他们解决因社会变迁和其他不可抗拒的原因给他们带来的伤害。更为具体地说，社会工作是指在专业价值观的指导下，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的理论、方法和技巧，帮助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个人、群体和社区，克服困难、解决问题，恢复、改善和发展其功能，以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的一种服务活动。这种服务的目的是协助弱势群体解决问题，恢复和发展社会功能，即助人自助。

（二）化解农村治理中难题的需要

一般而言，良好的社会治理不仅是有效的社会控制，还应该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基本方面：其一，能够动员政治支持，获得民众的广泛信任；其二，能够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满足社会的服务需要；其三，能够有效地管理冲突，有良好的冲突解决机制。然而近年来，中国基层乡村社会的治理和建设虽然取得了很明显的效果，但同时也逐渐暴露出很多问题。众多研究表明，这些问题集中体现为：农民支出居高不下，乡村集体经济薄弱，普遍负债，村民自治、民主建设与制度设计尚有距离。乡村治理陷入困境或危机，直接关系到亿万农民的生存与发展，也影响到中国社会整体的稳定和发展。因此，改革或创新农村社会的治理机制，进而构建一个和谐的农村社会十分重要。

（三）社会工作本土化发展的需要

社会工作从西方引入，社会工作理论在中国农村能否得到运用？回答这一问题就有必要在中国乡村开展社会工作实践。社会工作的理论与方法是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解决社会问题，而如何将其中国化、本土化既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社会工作介入农村治理的探索性研究既要检验什么样的乡村治理模式是有效的，更希望在实践中形成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工作模式并进行理论上的提升，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应该在农村社区治理和发展中得到经验。从社会工作者的立场和视野来看，无论采取上述何种模式，都要充分地认识作为对象的社区，这主要包括界定社区人口和社区范围，描绘社区问题与需求、了解主流价值、认识社区潜在或现存的压迫机制与歧视、认定权力机构、决定可用的资源等步骤。

二、社会工作介入农村治理的可行性

（一）中国本土化社会工作为社会工作介入农村治理奠定基础

民政工作与社会工作关系紧密，中国本土化社会工作，主要即民政工作为社会工作介入农村治理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形成了一整套的工作机制。基层民政部门所承担的工作，总体上都属于社会工作范畴，民政部门已经初步建立了覆盖所有民政对象的社会服务组织体系，构成了我国社会工作的主要载体。在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慈善、社区建设、优抚安置、民间组织等各领域，民政部门也制定并出台了大量的社会政策法规和从业标准，建立了一整套的工作机制，为社会工作介入乡村治理打下了良好的制度基础。其二，开拓了广阔的工作空间。民间组织和服务机构不管增加，为社会工作人才应用专业知识、实践专业理念，积极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空间。其三，造就了一定规模的人才队伍。多年来，民政部门在长期的教育培训过程中，培养了一大批社会工作人才，为农村社会工作发展提供了较好的人才保证。所以，民政的工作机制和人才队伍还要向专业化转变，其基层机构和队伍力量还比较薄弱，与其所承担的工作任务不相适应。

（二）社会工作专业介入农村治理有科学的方法

就方法而言，社会工作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个案社会工作、团体社会工作和社区社会工作三大基本方法，并且可以针对个体、家庭、团体、组织和社区等不同的对象同时实施。在此基础上，诸多社会工作者又趋向于实施三大方法的综合。因而，在乡村社会治理和发展过程中，社会工作者有着独特的优势。社会工作者依托政府支持，通过宣传倡导、组织动员、资源协调，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社会管理。如果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来说，改革开放还为社会工作下乡创造了广阔的活动空间，社会工作介入农村治理可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如农村发展、妇女发展、助残助学、社会扶贫与社会救助、社区服务与社区管理、社会犯罪与社会矫治、家庭暴力防范以及老年人社会工作、青少年社会工作、医疗社会工作、精神康复社会工作等。

三、结语

社会工作介入农村治理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如果将社会工作纳人整个农村社会管理、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的体系中，将能够建立一种能有效整合各种资源、实现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共同治理乡村社会的机制。农村社会工作评估、激发和利用来自社区的正向动力，帮助社区不良群体改善功能、恢复社会适应性，并创新农村基层社区治理机制，从而构建一个和谐的农村社会。因此，社会工作在农村治理过程中的介入和运用将创新农村治理机制，又能提升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的水平。

参考文献：

[1]芮洋.乡村治理与农民福利的内在逻辑 [J]. 社会 2010（12）

[2]陈成文，赵杏梓，张丽芬.论社会治理与社会工作的发展空间 [J].山东社会科学 2015（1）

[3]王思斌.社会工作在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一种基础-服务型社会治理 [J].社会工作 2014

[4]史铁尔.“三区”计划为农村社会工作发展提供制度性保障 [J].中国社会工作 2015（25）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汇报 篇4

市委第七次党代会即将召开，“国庆节”即将到来，为了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根据贵办（德综治办[2011]21号）文件精神和相关综治工作会议的要求，2011年，我局采取有力措施，狠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具体做了以下一些工作。

一、进一步提高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认识。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有利于维护我市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为我市经济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市委、市政府和各级综治部门非常重视这项工作，民政局也非常重视这项工作，这既是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确保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保障本单位干部职工正常工作、学习、生活的需要。所以，我们从不把这项工作看作是额外负担，而是一项非抓不可的工作。年初，召开了民政系统干部职工大会，安排部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通过宣传、教育，进一步提高了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认识。

二、切实加强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领导，制定了科学、合理的工作方案。我们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作为一项中心工作常抓不懈，成立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由局长杨光任组长，纪检组长唐华任副组长的综合治理领导小组，负责全局的综治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喻文仲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具体负责日常事务性工作。其次，把综治工作纳入目标管理，局机关与各科（室）、各直属事业单位签订了目标责任书，落实层层目标管理责任制，使综治工作层层有人抓，事事有人管。

三、广泛开展综治宣传活动。根据市综治办的统一部署,我局认真地开展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宣传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一是加强领导，提高认识。我们召开了局机关全体人员和直属事业单位负责人参加的动员会议，局长杨光同志作了动员报告，要求各科（室）、各直属事业单位要大力宣传综治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广泛宣传民政法律法规，让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都来了解民政法律、法规，都来支持、参与民政工作，都来监督民政工作。二是结合实际，制定宣传方案。按照市综治办的要求，结合民政部门实际，我们制定了《民政系统2011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宣传月活动方案》，明确了宣传内容，使综治宣传活动有的放矢，重点突出。三是适应形势，突出重点。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耕地日益减少，保护耕地迫在眉捷，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耕地保护工作。改革土葬，推行火化，是保护耕地的一项重要举措。广泛宣传有关殡葬管理的法律、法规，使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对于促进殡葬改革，有着重要的作用。在综治宣传活动中，我们始终把宣传殡葬法律、法规放在重要位置，今年清明节时期，我们利用有利时机加强宣传力度，向群众广泛宣传殡葬改革工作的重要意义。德阳电视台新闻频道、什邡电视台等多家新闻媒体对清明节相关工作进行了报道，旌阳区组织6辆宣传车，深入各乡镇、村组开展殡葬法规、政策巡回宣传，散发传单2万余份。

四、健全和落实综治和平安创建的规章制度

为预防各种治安刑事案件的发生，并结合我局的实际情况，建立了一整套行政管理办法和安全管理制度，坚持了节假日值班责任制度，防汛抢险值班制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管理制度，用电、用水、用气等安全制度，责任到人，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确保职工群众生命和公共财产的安全，促进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任务的全面落实。经过一年的努力工作，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创建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一年来，我局没有发生大小责任事故和事故隐患，无邪教组织和吸毒贩毒的违法行为发生。

五、切实履行民政职能，积极维护社会稳定。

1、做好城乡低保工作，保障城镇贫困群众的基本生活权益。为切实做到应保尽保、应退尽退，防止群众因低保不公而上访举报，要求低保等科室人员坚持实行严格的低保准入制，严把低保审批程序和享受条件，搞好动态管理。截止8月底，全市已有1791066人次领取了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累计发放城乡低保资金1221318.3万元。

2、强化救灾救济，维护灾区的社会的稳定。防汛期间，我们认真检查防汛救灾措施落实情况，坚持查灾、报灾、救灾及时准确，并组织精干力量深入基层，及时排查险情，坚决提前转移处于危险地段的受灾群众，努力把灾害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高度关注中小学校以及敬老院、福利院、光荣院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安全问题，指定专人负责，密切监测险情，提前转移受威胁的群众，保证了困难群众的情绪安定和受灾地区的稳定。

3、认真做好双拥优抚工作，确保政策落实到位。全面准确贯彻落实各项优抚政策，再次提高优抚对象补助标准。今年以来，我局会同群工、社保、住建等部门为下岗失业军队退役人员帮扶解困，做了大量深入细致地工作，各县（市、区）按照市委、市政府相关文件精神，积极协调各单位开发公益性岗位，稳妥推进相关问题的解决，保持德阳市社会的稳定做出了努力。

经过一年的努力工作，我局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今后，我们要再接再厉，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争取把这项工作搞得更好。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汇报 篇5

为进一步加快推进我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7月16日，黄明忠副市长组织召开全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调度电视电话会议，对全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再加快。市生态环境局有关领导及科室负责人，市农业农村局、市住建局、市水务局分管领导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县（市、区）及镇（街）分管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的领导，生态环境、农业农村、住建、水务部门及有关PPP项目负责人在分会场收看收听电视电话会议。

会上，市污染防治攻坚办通报全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和配套管网建设情况。今年以来各县（市、区）认真履行主体责任，结合实际制定月度计划、调整推进模式、加快建设进度，市生态环境局等市直部门积极督促指导协调，全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有了明显的提升，但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随后，各县（市、区）分别就辖区内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情况进行汇报，各地进展极不平衡。

会议要求，各县（市、区）党委、政府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履行主体责任，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强化工作机制，倒排工期，加快工作进度。要结合实际、多方发力，确保逐月完成月度计划，按期完成年度任务。要成立机构、优化模式、先易后难、梯度推进，简化落地程序，优先安排资金，加强技术支撑，打造示范工程，健全运维体系，发挥减排效益。廉江市更要认真健全运维体系，做好污水处理设施运维的表率。同时市生态环境局要继续加强对各地的指导帮扶，加强调度通报，强化督查问责。

公司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汇报 篇6

首先对各位领导莅临**港检查指导工作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

一年来，在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我公司根据平安建设工作的要求，不断加强港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通过健全体系，完善制度，落实安全责任制等安全防范措施，较好的保证了港口治安保卫、消防等形势平稳。2004年完成货物吞吐量达11070万吨，危险化学品达300多万吨，没有发生消防安全事故和大的治安事故，确保一方平安，保障了港口生产建设的顺利进行。现就我公司综治、消防、交通等工作简要汇报如下：

一、完善安全管理体系，落实安全管理责任。

根据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要求，结合实际，2004年我们进一步完善了我公司的社会治安管理体系，建立了以总公司党委书记为首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各基层单位、处室成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总公司和各基层单位都设置专门治安保卫主管部门，配备专（兼）职治安保卫队伍。并于2003年成立**港区公安分局具体负责整个港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形成了职责分工明确、责任逐级分解、层层负责、人人有责的社会治安管理网络。每年年初，层层签订《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书》和《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包括消防安全和生产安全两部分），具体规定了各基层单位、各个工作岗位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目标，明确了全体职工的安全责任。根据港口特点，明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点、难点，并且将消防安全作为重中之重，进一步强化消防安全管理，加大监督考核的力度，根据基层单位承担的安全职责和安全风险的不同，把各基层单位划分为三个责任等级，把月度工资总额的25%--50%作为安全考核工资，每月将安全责任落实情况与工资直接兑现。

二、落实法律法规，建立完善各项规章制度。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各级主管部门的要求，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安全管理的制度建设。在治安保卫方面，制定完善了《**港务有限公司社会治安管理处罚办法》、《值班巡查制度》等几十项制度规定。消防专项管理方面，制定了《**港消防管理规定》、《**港动火管理规定》、《消防器材设备管理规定》以及《**港火灾事故应急预案》、《**港化学事故应急预案》等各类事故应急预案；在现场作业过程控制方面，完善了《液化品装卸作业控制程序》、《化工码头进出管理规定》等一系列程序规定；这些制度的制订，规范了安全管理，明确了各单位安全责任人和管理人，明确了各级的安全职责，在制度上保证了安全责任的落实。

三、治安保卫方面

（一）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各类案件的发生。

一是对整个港区实行全天24小时巡逻。分局值班干警每天不定期到辖区进行巡查，检查指导各执勤点做好值班执勤工作；护卫队、门卫队抽调人员对辖区重点部位进行夜间守候和巡逻，确保港口治安稳定。二是通过治安检查、走访调研，指导各单位做好防范工作。同时加强宣传与教育，使广大来港人员与职工学会如何保护国家和私有财产的安全。三是发挥电视监控设备作用，24小时对港口动态监控，对重要部位同步数字录像，及时发现各类违章与违法犯罪行为，及时反馈解决，并为侦查破案提供有力证据。四是加强了对要害部位的管理。分别对要害部位工作人员进行了登记政审，认真开展了经常性的安全检查，确保要害部位安全。五是进一步严格了进出车辆管理控制，实施入港证制度，明确了进港车辆申请程序，对来港非运输车辆必须办理入港证方可进入。六是不断加大法制宣传教育和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宣传的力度，营造更加良好的舆论氛围。强化职工群众安全防范能力。对有关案件的发案情况，及时反馈到有关单位、人员，并通过有关媒体进行宣传教育，做好职工群众预防工作。同时充分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密切配合，协同作战，真正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

（二）加大对各类案件的侦破、查处工作力度，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确保港口治安形势持续稳定。

根据港口各类案件的发生情况，按照“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打击什么，什么问题严重就重点整治什么”的指导原则，着重加强了对盗窃港口运输物资、建设物资、入室盗窃、盗窃机动车、抢劫、抢夺等多发性犯罪的打击力度，给广大职工群众创造一个安定、祥和的工作、生活环境，增强职工群众的安全感。一年来，分局共接处警80余起。立刑事案件16起，破12起。其中移交刑警支队5起。立治安案件42起，查处38起，处理60人，行政拘留11人，罚没款16375元，赔偿损失782元；通过及时侦破、查处各类案件，有效地打击、震慑了违法犯罪分子，遏制了盗窃港口物资的违法行为。

（三）加强了对港区爆炸物品的管理，严格港区爆炸施工的审批与监督工作。严格按照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条例的规定进行审批，同时加强对爆炸物品运输、储存、施工的监督和爆炸施工现场的检查，对完工单位进行彻底详细的检查核对，确保爆炸物品不流失到社会。在施工过程中，严格依照规定审批购买炸药申请，加强对爆炸物品运输、储存的监督和施工过程的现场监督工作，建立并落实当日审批有效、由施工单位和民爆器材专卖处共同监督、剩余爆炸物品由民爆器材专卖处回收库存的管理制度，定期对爆炸物品使用情况进行检查、核对。做到了既严格执法，又保证了港口建设的顺利进行。截至目前，共审批爆炸物品167次，审批各类炸药211326公斤，其中乳化炸药193026公斤，铵松蜡炸药18300公斤；雷管68721枚，其中导爆雷管68370枚，电雷管351枚，导爆管35750米，导火线8500米，未发生任何问题。

（四）强化基础防范工作，全力维护港口政治稳定。一是认真做好各类人口登记建档和暂住人口的办证工作，详细了解各单位常住人口、暂住人口、重点人口情况和单位治安状况，对出租房屋、暂住人口、公共场所、特种行业等进行专项整治，充分做好各项治安防范工作。同时制定完善了公共场所、特种行业管理措施，有效净化了港区治安环境。二是积极做好辖区内原“FLG”人员的帮教工作，深入了解原“FLG”人员和上访人员的活动情况，并安排有关单位做好监控、汇报工作。对治安危险分子、重点人员和不放心人员逐一落实包保责任，确保不发生问题。三是认真做好节日期间安全保卫工作，组织开展了“五·一”、“十·一”节前治安、消防联合大检查，对查出的各类隐患按期进行了整改，保证了节日期间未发生任何问题。

四、消防管理方面

（一）强化消防安全教育培训，提高职工消防安全意识。

结合实际有效开展了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工作。经常性的组织液化品专项培训、消防培训，充分利用119消防宣传日，安全生产月，安全日、现场集中整治、观看火灾事故警示片等活动，加强了培训教育工作，不断提高职工的安全意识和事故应急处理能力。

（二）强化消防重点防范，保证消防安全责任制的有效落实。

一是加强液化品装卸作业管理。液化品装卸安全管理是我公司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了强化液化品作业过程的安全控制，我公司成立了负责液化品装卸储运业务的专业化公司和企业专职消防队伍，从机构设置、人员配置、资金投入等各方面予以保证，不断强化管理，努力提高安全工作水平。对现有两个液化品装卸专用泊位全部实行封闭管理，对液化品作业泊位实施了液化品作业的检查备妥制度，严格按照检查监督程序逐项予以落实。并配备了相应的消防车、拖消两用船等陆上海上消防应急设施、个人防护用品和应急器材。

二是加强动火管理。为了强化动火过程的安全控制，我公司从动火审批入手，通过层层签订消防责任书、完善制度、加强监督管理等措施，及时发现和消除火险隐患。加大外来单位动火施工管理力度，制定外来单位动火作业协议书，明确动火作业过程中职责。在巡检中，根据动火现场的填写内容，严格落实动火安全各项措施，严格控制好动火过程的每一个环节，杜绝了私自动火的发生。2004年，完成动火审批共计1700余次，未发生一起因动火措施不当而引发的火灾事故。

三是加强对重点件散货、重点区域的消防监督检查。按照“四防”工作的要求，根据季节特点和货物特性，通过月度例检、季度检查、专项检查、综合检查及日常巡检等形式有针对性地对易燃货物作业现场存放库场进行消防安全检查，对于木薯干等粉尘类货物要求在密闭场所作业车辆必须配载防火帽，硫磺装卸现场必须配备消防水箱，同时对使用熏蒸剂的大豆等货物进行现场查验控制。为了加大易燃货物消防安全控制，绘制了货物平面图，制定了货物动态一览表，将易燃货物动态在表上体现，较好的掌握货物流向，加强了消防控制。

五、道路交通管理方面

一是结合实际、突出重点、着力加强道路执勤，全面提高道路管理质量，确保了道路畅通。坚持每天在职工上下班期间站好高峰岗，指挥疏导车辆，确保了职工上下班途中安全。利用警车和警用摩托车上路巡查或定点检查，对港区内乱停乱放、超速行驶、无证驾驶、无第三者责任险、酒后驾驶等违章进行重点治理。进一步加强了对港区铁路交叉路口火车来往时的道路交通疏导与指挥。随着码头建设规模的扩大.港区生产车辆的不断增加,港口大门交通拥塞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在火车来临时,拥塞非常严重,容易引发交通事故。针对这一实际情况，集中人力加大重点时段的道路疏导工作,有力维护了港区运输车辆的正常运行。全年未发生大的交通事故。

二是大力加强交通安全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全面开展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宣传落实工作。自6月下旬至11月份，先后组织港口职工、中层管理人员集中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法》培训11次，培训的人员1100多人，培训中以条文讲解为主，通过观看录像、图表、与职工就个别案例进行分析、讨论等形式，向广大职工阐明了制定《道路交通安全法》的重要性，培训结束后对部分人员进行了抽考。通过培训增强了港口广大员工学法、守法意识，辖区交通违法现象较以前明显减少，道路交通事故明显下降。

总之，社会治安综治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只要常抓不懈，勇于进取，不断使用新途径，才能做好社会性稳定工作，才能不负上级领导对我们期望。今后我们将进一步按照省、市、区平安建设活动要求，扎扎实实做好工作，群策群力、群防群治，争取港口综合治理工作更上一个台阶，为跨越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特此汇报

二OO五年元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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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治理工作汇报 篇7

关键词：社会资本,传统权威,社区精英,依法治村

社会资本 (social capital) 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 但在近些年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学和政治学内涵。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社会组织中人们之间的彼此信任和相互合作所蕴涵的价值比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更为重要, 因此, 社会资本的概念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公共管理研究领域, 成为学术界一个具有较强解释力的跨学科分析框架。根据世界银行的解释, 社会资本是指社会制度、人际关系和社会风尚, 并籍此关系和体制而形成社会互动能力。社会资本的命题是:互助、信任、社会准则、共享、参与以及关系网络。在表现形式上, 社会资本体现在以社会关系网络为载体的公共精神、公民意识和民间组织等维度上。[1]有个村的“村规民约”第35条规定, “ (触犯村规民约) 第二次以上的, 由其家长或监护人拿出肉100斤、米100斤、酒100斤 (苗族习惯上称“罚3个100”) , 请村干部和全村寨老共同进行教育, 并由寨老带其巡回全村喊寨一次。”有的村寨各增加20斤。还有“罚4个120”的处罚, 即罚120斤酒、120元现金、120斤糯米和12000响的鞭炮, 这与“扫寨”的处罚相当, 对“罚4个120”的规约所有人必须执行。

习惯和风俗是一种主要的农村社会资本。正如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讲到:“个体生活的历史中, 首要的就是对他所属的那个社群传统上手把手传下来的那些模式和准则的适应。落地伊始, 社群的习俗便开始塑造他的经验和行为。到咿呀学语时, 他已是所属文化的造物, 而到他长大成人并能参加该文化的活动时, 社群的习惯便已是他的习惯, 社群的信仰便已是他的信仰, 社群的戒律亦已是他的戒律。每个出生于他身边的儿童都将与他共享这个群体的那些习俗, 而出生在地球另一面的那些儿童则不会受到这些习俗的丝毫影响。”[2]

3.传统节日:赶年场、祭鼓节

苗族节日很多, 各地名称不一。大致有赶年场 (苗语) 、三月三、六月六、赶秋节、祭鼓节、苗族祭鼓等。其中, 湘西苗族最隆重的节庆是赶年场, 即农历正月, 其日期各地不一。赶场那天, 男女老幼, 身着节日盛装, 成群结队去赶场。年场上, 熙熙攘攘, 热闹非凡。不仅有各种农副产品、工业品, 还有各种文艺演出活动, 如打秋千、舞龙狮、上刀梯, 还有青年男女的对唱、约会谈情说爱, 成为苗族群众进行各种公共活动的场所。另外, 苗族至今留存着丰富、独特的民族最高习俗礼仪祭鼓, 即祭祀祖宗。因而最能表现苗族宗教文化特性的活动, 也就当数祭鼓节了。祭鼓节又称“吃牯藏”, 一般隔十三年举办一次, 是苗民以“姜略” (社或盟) 血缘氏族为单位, 共同祭祀祖宗的大典, 旨在不忘祖宗当年创业之艰辛, 希冀祖宗显灵, 赋予在世后代人畜兴旺、生活美满幸福。祭鼓节, 每届要连续举办四年的仪式活动, 才算完结, 其规模之宏大, 形式之奇特, 寓意之丰繁, 堪称华夏民族文化之一绝。

我国有学者认为, 社会资本是处于一个共同体之内的个人、组织通过与内部、外部对象的长期交往、合作互利形成的一系列认同关系, 以及在这些关系背后积淀下来的历史传统、价值理念、信仰和行为范式。[3]传统节日是历史传统的一种, 是苗族村民扩大社会资本的重要场所, 是苗族村民们参与、共享、互助的重要平台。因此, 也是传统社会资本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4.传统交往基础:血缘与信任

苗族村民之间都是独立生活, 在遇到日常节日和婚丧嫁娶的大事时, 只有在父系的宗族血缘关系和母系的姻缘关系中才能得到帮助, 很少动用血缘外组成的网络社会资本。福山在他的《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认为, 中国是建立在血缘和亲族关系基础上的低信任度国家, 是一种特殊性的信任, 对家族以外的人信任度极低。通过调查发现, 苗族农村居民对与自身有血缘关系的人有较高的信任度, 而对与自身关系并不密切的人信任度较低, 血缘成为是否信任的第一条件。同时, 苗族农村居民的社会关系网是趋于内向型的, 人们之间的交往仍以儒家倡导的“礼”、“情”为核心, 重脸面, 形成一种特殊的人格氛围, 进而使社会关系网呈现出内向性, 与他人的交往更多地是出于情感与信任。这种仅仅由家庭、血缘组成的基于信任的内向型社会网络关系减少了苗族村民与社会交往的机会, 社区和谐程度不高, 阻碍了个人与社区社会资本总量的扩大。

二、转型期西部少数民族农村传统社会资本的变化

在社会转型期, 市场经济、科技水平、信息技术、政策法规等打破了社会原有的平静, 也给西部少数民族农村社会资本带来了一些冲击与变化。

1.利益成了村民获取新的社会资本的主要动力

以前, 社会在村民眼里就是他们周围熟悉的人、事以及贫瘠的土地, 知识的贫乏、文化的传统、固有的观念, 让他们一辈子在封闭的大山里休生养息。由于资源的稀少与能力的不足, 个体几乎没有积极性、主动性去获取其他社会资本, 他们本能地处理一切, 更没有目的去构建新的社会资本。然而, 市场经济改变了这一切, 人们的贫富差距在拉大, 社会资本丰富的家庭与族人利用手中的资源, 快速地获取其他社会资本。村民们淳朴的信任中加入了利益的元素, 村寨里分化出不同的层次, 社会资本在资源分配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扶贫项目的启动和打工、经商的发展, 让村民们认识到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就等于拥有了财富, 拥有了地位与归宿感, 因此, 村民们都愿意去获取新的资本以扩大自己财富的总量, 利益成了村民们的主要动力。

2.为传统社会资本注入了新的元素

第一, 信任, 特别是普遍信任。信任是联系社会成员的一种基本纽带, 是人们之间交往的基本前提, 是个人安全感和幸福的重要来源, 也是社会秩序得以正常运转的条件。少数民族村民传统的信任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 因此, 对与自己非血缘的领导干部抵触心理较强, 干群关系较紧张, 人们之间的交往范围极窄。社会转型期为人们互相信任提供了更多的途径与手段, 包括频繁的交往与共同的生活, 双方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行政职务、职业等。因此, 少数民族村民之间、村民与政府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等的普遍信任成为了转型期社会资本的新型元素。第二, 参与。由于生存条件、生活方式限制, 西部少数民族村民天生带有狭隘性, 自主参与意识薄弱, 社会参与率低。然而, 随着社会的发展, 参与已逐渐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成为了衡量社会资本是否丰富的重要尺度。在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 社会资本越多的人, 参与意识越强, 参与的频度和强度越高。而少数民族村民的参与意识也主要体现在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活动的参与强度和频度上, 如村里修路、修桥时让出钱出力, 村里选举时让参与投票, 村里有文化活动时让参与演出, 等等, 这些参与行为对个人和团体社会资本, 尤其是外部社会资本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

除此之外, 转型期还给少数民族农村带来了合作、共享、法律、道德等新的社会资本元素, 他们都是西部少数民族农村有待挖掘的潜在社会资本, 一旦其力量发挥出来, 必定会给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带来翻天覆地的新变化。

三、西部少数民族农村社会资本的构建与社区治理模式创新

面临社会转型, 农村的发展方向是经济市场化、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 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和时代潮流, 民族地区农村同样无法逃逸时代的变迁。因此, 构建新型社会资本, 促进社会全面发展, 进行综合的政府和社会共同治理已迫在眉睫。

1.政府应在转变村民观念中有所作为, 为村民提供交往平台

观念的改变是困难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观念就是不可改变的, 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应该采取一定方式改变农民封闭、落后的观念。具体而言, 政府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法和行动来促进农民观念的更新, 以活跃农民的交流手段和信息获得的途径, 建立新型的社会网络和社会结构关系, 构建新的积极的社会资本。另外, 政府还要为村民提供交往平台, 促进参与和合作。村民的参与度是建设和谐农村社区的根本, 农村社区自治的生命力在于社区村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对社区事务的积极参与, 应提供社区内人际交往的场所, 积极推动各项结合农村社区实际的具体活动计划, 增加村民互动的机会, 调动参与社区事务的热情, 增强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2.发挥农村社区精英的作用

农村社区精英包括商业精英、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商业精英指在村民中经济收入较高、乐于助人又符合社区规范的人。商业精英在一定程度上能带动村民发家致富, 提高西部少数民族农村社区经济资本的总量。政治精英指法定的在政治上拥有一定支配权的领导干部, 这里主要指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 他们不仅拥有操纵社区政治运作的权力, 还拥有配置农村公共资源的权力, 以及管理村民的能力。他们对农村社区的稳定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社会精英指在社会中因人格、知识、能力、经验、地位等一方面或几方面较突出而享有一定的威望, 拥有情境性权力的村民。由于农村社区是一种弱组织状态, 难以有效地动员和组织社区成员, 村民主要采取非正式的低度联合或合作方式来完成具有公共事务性质的某些集体事务, 社会精英就分别充当了国家代理人、社区守望人、村民代理人和家庭代表人等多重角色, 他们的行为模式、价值观念以及与村民的关系等都对农村社区的发展有重要的作用。发挥农村精英的作用应做到:第一, 切实贯彻村民自治法, 转变乡镇政府的职能与角色, 使其与村委会的关系由行政领导变为行政指导, 减少直接干预, 真正发挥精英在自主管理中的作用。第二, 健全选举程序, 提高村民的参政意识, 以便商业精英和社会精英向政治精英转化。第三, 政治精英要成为村民而不是国家的代理人, 真正为村民服务。

3.加强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的建设

传统的农村社区资本没有村委会。实际上, 真正构建新型社会资本的网络是村寨, 而社会资本是要依靠组织才能建立的, 村委会是已有的组织, 有着很好的基础和合理性, 应该担负起建设村寨、促进社会治理的任务。而且, 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 不仅拥有操纵社区政治运作的权力, 而且拥有配置村庄公共经济资源的权力与管理多种人际关系及其冲突的能力, 他们的权力是建立在他们所处的赋有合法的正式权威基础上的。因此, 加强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的建设, 对构建社会资本、加强社区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 村委会要把村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用真诚的心赢得村民的信赖, 在工作中与村民建立起高度的互信关系。同时, 村委会工作人员还要提高自身素质, 转变工作方式与工作态度, 在村民中树立良好的自身形象。除此之外, 完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减少乡政府的行政干预、加强村务公开, 也是构建参与度高、透明度强的农村社会资本, 完善农村社区治理的重要手段。

4.依法治村, 构建新型少数民族村寨社会规范

由于生产、生活的需要, 长期的积累沉淀总会形成一系列习惯和公约, 并在实际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 习惯与惯例不是万能的, 一旦脱离当时的社会背景, 他们对社会的规范与约束就失去了意义。因此, 依法治村, 用法律代替传统习惯, 用法定的权威代替传统的权威, 构建新型少数民族村寨社会规范, 已迫在眉睫。具体来说,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第一, 进一步提高对农村民主法治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努力为农村法治建设营造出良好的环境。法治国家的建立, 必须以法理社会为前提, 而法理社会呼唤着法律文化的建设。第二, 关注法律从制定到实施再到运用的整个过程, 为西部农村法治建设提供立法、普法支持和执法保障。第三, 加强农村基层组织法制建设, 加快对农村干部的法制宣传和教育力度, 努力在农村打造出廉洁、法治的基层政权, 培养出大批学法、懂法、守法的新型农村干部。第四, 进行普法宣传, 提高村民的法制意识。

5.大力发展西部少数民族农村教育, 提高个体对社会资本的营造和汲取能力

第一, 大力推进西部农村教育体制改革。逐步建立政府宏观调控、学校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体制;引入市场调节, 建立多元、灵活的运行方式;同时, 还要打破国家办学统一化和单一化的模式, 建立起国家办学为主体和社会办学多样化的新体制。第二,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要大力发展师范专科学校和师范大学。为西部地区教育的发展培养合格的教师。积极鼓励东部地区的高校毕业生投身于西部的教育事业中, 进一步推广“高校研究生西部支教”活动。大力推行“民族贫困地区中小学教师综合素质培训计划”和“百万中小学校长培训计划”, 提高西部地区教师的整体素质, 为西部培养大批优秀的教育管理人才。第三, 继续完善扫盲和义务教育的普及工作, 建立有关经费使用的保障机制, 并在用工制度、人事制度、企业管理等方面制定相应的法规予以支持和保证。第四,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为西部大开发培养应用型人才。民族地区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以及市场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面向市场、面向农牧区开设旅游专业、原材料加工专业等地方特色专业, 发展多种形式的职业技术教育, 培养一批科技骨干、致富能手和高素质的新型农 (牧) 民, 为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徐晓光.从苗族“罚3个100”等看习惯法在村寨社会的功能[J].贵州民族研究, 2005, (01) .

[2] (美) 露丝.本尼迪克特著, 王炜等译.文化模式[M].北京:三联书店, 1988.

农村社会治理工作汇报 篇8

关键词：乡贤理事会；云浮；农村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14）04-0074-05

中国新农村建设推动并加速了中国乡村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农业社会的转型，使农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个领域发生重大的变革。随着农业税的减免，农民负担显著降低，生活水平也明显提高，乡村社会利益格局也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现代精神文明开始在农民思想中萌生、发展。但是，新农村建设实践过程中同样有着诸多的问题和矛盾，因利益格局多元化，农村问题也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乡村治理依旧困境重重。因此，如何让全社会反哺农村，让多元力量都积极投身于新农村建设？如何充分挖掘农村原有的社会资源，解决农村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如何凝聚社会力量、协同共治，破解当前农村人才、资金外流，出现“空心化”等难题？以及如何提升农村自治能力等，已经成为政府和学界绕不开的话题。因此，笔者以云浮市自然村乡贤理事会建设为例，研究和探索农村治理模式，寻找一个适合中国农村建设的缘人情、顺人性之农村社会治理模式。

一、古代乡绅宗族模式与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的异同

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发展中，乡村治理主要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的变迁，即乡官制时期、转折时期和职役制时期。各个历史朝代虽有着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但其一直以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作为主线。宋代后，中国古代乡村治理进入到第三个阶段，即从王安石变法一直延续至清代。乡村治理中，乡里制度转变为职役制，治权所代表的官治体制从乡镇退缩到县一级，县作为了基层行政组织，县以下实行以代表皇权的保甲制度为载体，主要以体现族权的宗族组织为基础，以拥有绅权的士为纽带而建立起来的乡村自治政治[1]。这种治理体制，笔者将其称为“古代乡绅宗族治理模式”。该模式有很多成功经验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传承与创新。例如，它以血缘为纽带，有利于团结族人和同村人；以祭祖、扫墓等仪式来收族、敬宗，有利于家族团结和稳定；以顺人性、缘人情来管理族人，人们敬长者、尊者，爱幼者、弱者，能赈贫、收族，甚至管摄族人生老病死，有利于提升族人生活幸福感；以祠堂文化作为血缘、族缘以及祖根文化的标志，使族人能返始报本，懂得感恩；以扬祖先之崇拜信仰，进行传统伦理教化，培养族人和村民的伦理意识，有利于全族一家、全村致和。北宋，《吕氏乡约》中规定“凡同约者，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有善则书于籍，有过若违约者亦书之，三犯而行罚，不悛者绝之”[2]。这里，它不仅规定了乡约成员间关系的准则，也建立了奖善、惩恶的运作机制，设有“约正一人或二人，众推正直不阿者为之，专主平决赏罚当否”[3]，且负有调解纠纷之责。

2011年6月，广东省云浮市政府进行了农村自然村治理的试点改革，并推广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笔者先后多次对其云城区双上村、云安县大坪村、罗定市樠黄村和郁南县兰寨村等乡贤理事会进行了走访和深入的调研，发现该模式是以流淌着几千年传统儒家文化的中国农民、自然村和熟人社会为土壤，借鉴古代乡绅宗族治理模式的成功经验，结合现代农村社会实际，并吸纳现代社会管理的智慧，缘人情而顺人性地创新农村治理的一朵奇葩。这种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其性质是以农村开展互帮互助服务为宗旨的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的农村基层社会组织，是基层自治组织的有益补充。其主要职责是调解邻里纠纷、协助兴办公益事业、协助村民自治等。其成员主要由自然村中具有独立民事责任能力的社会经济文化管理能人、有威望有能力的乡贤和热心本村事业的村民组成，通过村民投票选举或推举的方式产生理事长、副理事长和秘书长等。

这两种模式有着近乎相同的治理对象，即农村与农民，属于“熟人社会”；有着相同的文化基础，即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有着相同的治理目的，即开展互帮互助服务、调解邻里纠纷等。但是，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与古代乡绅宗族治理模式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首先，古代乡绅宗族治理模式，是建立在宗法、宗族、家族的结构基础之上，其乡规民约、家礼族礼不能脱离宗法等级制；而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民主社会的基础上，是对县、镇（乡）、行政村治理结构的有益补充，完全摆脱了等级制的宗法社会，人们之间彼此平等、自由。其次，古代乡绅宗族治理方式主张遵天序，即在天人合一的理念指导下，遵守三纲、五常等传统伦理秩序；而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则是遵循新时代的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律，致力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最后，两种治理模式的主体截然不同。在现代社会主义国家中，传统社会的乡绅阶层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大家都是公民，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成员都是能人或人才，没有高人一等的身份，农村有的只是平等自由的农民。可见，古代乡绅宗族治理模式已经失去其原有的主体。另外，赋予古代乡绅权力的文化或国家机器已经不复存在，如乡绅“开祠堂”审理乡邻纠纷时，私开法庭，甚至采取“沉塘”等灭绝人性的违法方式，现在已经不可能再被采用和延续了。

二、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广东省云浮市结合农村自然村治理的改革实际，在古代乡绅宗族治理模式基础上创新了一种可复制、可推广的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该模式的产生有其必要性，其实施具有可行性，且结果具有有效性。

（一）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产生的必要性

新时期，农村治理面临多重困境，其实践过程也遇上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基层政治民主建设看，村委会行政化倾向严重，村民自治能力不断减弱。《宪法》赋予自治性质的中国广大村民委员会，却承担了大量的本不属于其职能的行政事务，村民自治失去了可靠的着力点。“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治理设想，因村民小组力量的分散、自治能力的逐渐薄弱，村民委员会与村小组之间的联结几乎中断或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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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层社会管理看，薄弱且无比广阔的中国农村已成为政府面临的最大实际，无论从资金、技术、农业服务以及社区安全上，政府都无法充分满足农民和农村的需求。由于有些乡镇政府依然沿袭着“官”本位的行政理念，农民难以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来，更难以发挥出主体性作用，乡村社会的内生力量得不到充分发挥，甚至是被抑制。农民虽然在理论上被一致认为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但是在轰轰烈烈的新农村建设讨论与行动中，很多农民被沦为新农村建设集体失语的“观众”。农村已有的乡贤等社会资源也得不到充分的挖掘和利用，甚至也成了“看客”。这样，一方面许多事“政府想办而无力办”，而另一方面“乡贤欲出力而无实现之平台”。

从基层基础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看，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总体相对滞后，公益事业更加落后。取消农业税后，农民负担减轻了，但乡镇政府的财政问题仍然是一道未解的难题，并出现进一步恶化的发展迹象。因此，乡村公共服务短缺与失衡，已成为历史的痼疾，制约着乡村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从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看，正是由于缺少来自于农民的参与和监督，新农村建设很多停留在易出政绩的村容、村貌层面，导致大量背离农民意愿的政绩工程，而对于“乡风文明”、“精神生活”等层面却鲜有涉及。

由上可知，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手段和方式，就成为了地方政府的当务之急。原有的农村治理模式迫切需要进行改进和创新，正所谓“礼，时为大”[4]。从计划经济模式下的现代社会至市场经济下的当代社会，中国农村社会已经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型。旧有的社会规范很多已经“失灵”，而新有的社会管理规范又出现了诸多的问题和障碍。因此，原有的农村治理模式创新，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的推广，便成为了现代农村社会当下的迫切需求。

（二）乡贤理事会模式具有现实可行性

这种乡贤理事会模式具有社会可行性，即社会对该模式和方案的认同和支持的可能性，其中最主要表现在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上。首先，其主体是农民，对象是自然村，具有可行性。流淌着几千年传统儒家文化的中国农民、中国自然村，为乡贤理事会模式的运用和推广，提供了最适合的主体和最适宜的社区。传统文化深入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特别是农村居民，他们认同宗族、认同祖先、认同血缘关系。自然村与城市社区截然不同，城市社区主要是“陌生人社会”，而农村基本上保留了几千年的“熟人社会”样态。其次，缘人情而顺人性，为乡贤理事会模式提供了文化的逻辑纽带。无论古代还是当下，社会治理的主体都是人，其人性和人情具有同质性。农村治理和村民自治，要像“饥食而渴饮”，合人性则不难。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不争，争则乱。因而古人制“礼”来约束人“情”，从而调节与满足人们的欲望。但是，礼义应该与情欲是相顺、相合的。正所谓“刍豢稻梁，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疏房檖貌，越席床笫几筵，所以养体也[5]。”当下，我们在进行社会治理时，只要能够顺乎人性的引导，便可规范社会的秩序，顺乎人情的疏导，便能构建和谐社会。朱熹曾云：“放古人之大意，莫非礼之做得合时、合天理之自然也[6]。”也就是说，我们在进行乡村社会治理时，如果能够让我们的治理手段和方法“合时”、“合天理之自然”便是最好的。古语云：“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7]”它是乡贤理事会模式的行为基础，乡贤自发、自觉反哺家乡，自觉清明祭祀等行为，皆由此而发。古代的家庙制度，就具有开会沟通、和睦宗族功能。因此，笔者认为，乡贤理事会模式能够“以顺人心为本”（《荀子·大略》），既满足乡贤“衣锦还乡”、“造福乡里”之情，又能顺乎乡贤“落叶归根”、“寻根问祖”之性。

乡贤理事会模式具有政治可行性，即该模式或方案获取政治资源支持的程度和对政治价值观的影响。该乡贤理事会模式符合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有关原则和条款，它的成立是在政府引导下，按照规定程序发起、登记和备案。其性质是在农村开展互帮互助服务为宗旨的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的农村基层社会组织，是基层自治组织的有益补充。该模式不会对原有的基层组织建设构成冲突，只会进一步完善基层民主建设，创造更和谐的农村社会。

乡贤理事会模式具有经济可行性，即该模式执行中获取各种经济资源的可能性，其中包括人力、财力、物力和信息资源等。地方政府“以奖代补”培育和激励该模式的发展，而且乡贤数量庞大，仅云浮地区籍就有百万外出的乡贤，或从政、或从教、或从商等，拥有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中国农村还拥有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和人文资源，“衣锦还乡”、“德泽乡里”的思想扎根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骨头里。他们既关心家乡的发展，又愿意为家乡做一些公益事业，他们拥有技术、资本、信息、市场和人脉资源，能够以项目回迁、资金回流、信息回馈、智力回乡、技术回援、扶贫济困、助教助学等形式反哺家乡。

（三）乡贤理事会模式的实际有效性

乡贤理事会模式能很好地破解农村“空心化”难题。由于当前农村人才、资金外流，出现了“空心化”倾向。这种模式可以吸引乡贤们携资金、人才与技术反哺农村，回乡建设新农村。大多数乡贤都有广泛的社会资源、有强烈的反哺意识，能够成为家乡落后地区的积极建设力量。而且，他们既有开阔的眼界，又有先进的市场经济头脑。他们大多见过世面，接受过现代化信息的影响，这些都有利于提高农村的建设水平、管理水平与农民的思想意识水平。

乡贤理事会模式可凝聚社会力量，协同共治，解决“政府想办而无力办”的事，解决“乡贤欲出力而无实现平台”的问题。仅就云浮市来看，政府通过培育和发展自然村乡贤理事会，在激发村民主体积极性的过程中，将游离于体制之外的乡贤们整合到村庄建设与管理之中，使其成为了农村社会多元共治的重要力量。他们思想开放、认识独到，很容易得到乡邻们的认同与尊敬。这种具有强烈人情味、亲和力、亲缘性的关系，使他们在农村这个“熟人社会”中有着强大的话语权，能够解决“政府想办而无力办”的事。例如，云城区河口街双上村乡贤理事会协助村委会，解决了久拖3年的村游泳池建设用地问题，助推了该村“一河两岸”环境的全面整治。云安县清水至中围1.8公里公路扩建，政府相关部门多次与村民协商都无济于事，最后由本村乡贤吕赤色等人出面，顺利化解了矛盾，使公路工程得以顺利进行。罗定市汽车客运中心在罗定市素龙街道大甲村的征地工作，因多种原因长期受堵。大甲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成立后，积极进村入户向自己的亲人或乡邻摆道理、讲大局、讲感情，使得征地工作很快得以顺利推进。这种“村落自治”的传统熟人社会模式，能以熟人办熟事、熟人管熟人，效率高、管理成本低，可以解决党委和政府不能面面俱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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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贤理事会模式，使村民自治有了着力点，解决了村委会行政化倾向严重，村民自治能力有所弱化的问题，全面深入地提升了村民自治的能力。例如，新兴县水台镇石龙岗旧村乡贤理事会，通过协助自然村深入发动村民、带头带动家人捐款，全村78户349人不分老少，人人集资。全村自筹50万元，建成了村文化楼、村内道路等公共服务设施。

乡贤理事会模式，能很好地解决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总体相对滞后以及公益事业相对落后的问题。例如，云安县富林镇大坪村乡贤理事会，利用每年大年初三开展公益捐款活动，设立公益基金，建立60岁以上守纪老人每月60-110元津贴、贫困户春节慰问1000元和村民考上大学奖励3800元的制度，还购置了为老人和儿童出村就医服务的专用车。在农村环境治理方面，云城区安塘街下白村订立了《垃圾管理制度》，将垃圾清运处理项目公开招标发包，并明确村民门前“三包”制度，推行“户清、村集、镇运、区处理”的模式，有效地改变了村内垃圾污染的问题。罗定市素龙街道大甲村，针对农村科学文化薄弱的情况，建立了“农家书屋”，彻底改变了该村村民以往农闲时“喝杯小酒，打桌麻将”的旧习惯。罗定市罗镜镇椽安村的“农家书屋”，藏书也高达5000多册。

另外，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不仅使村民委员会与村小组之间有了真正的联结，真正地实现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梦想；而且还使各个自然村的管理出现个性化倾向，特色鲜明。如云城区安塘街下白村的村规民约，就来源于“陈氏家训”，并融入现代文明的各种新元素，形成极具特色的自然村管理制度。

三、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的特点与适用范围

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是对古代乡绅宗族治理模式的继承与创新。古代模式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和总结的成功经验，如缘人情而顺人性的治理思路，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治理介入的适度性，乡村治理不被过多限制，使其保持一定程度的自治性和活力等。但是，这种模式因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关系，其也有适用的范围和界限。例如，农村的“熟人社会”治理模式，就不适合城市“陌生人社区”的治理。即使是都在农村，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也并一定是每个自然村都适合。从笔者调研的几个试点自然村看，成功实行该模式的村，似乎都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同自然村的主体是同姓同族的人

例如，云城区河口街双上自然村，全村103户，几乎都姓陈。类似的村，还有云安县富林镇大坪村和罗定市素龙街道大甲村等。

（二）有一定的人口基数，至少超过百人

如云城区河口街双上自然村，全村103户，总人口500多人，常住人口390人。类似情况和数据的村，还有云安县富林镇大坪村和罗定市素龙街道大甲村等。

（三）自然村有一定的乡贤资源

如云城区河口街双上自然村乡贤100多人，其中乡贤理事会理事长陈金龙是该村居民，他有固定收入、有富余时间，还有造福乡里的热情和爱心。他工作不计报酬，为乡邻服务，完全是义务的。

综上所述，新农村建设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离不开广大农民作为农村主体性角色的政治参与，离不开各方力量的广泛参与、合作互动，离不开对基层乡镇政府资源配置的规范机制，也离不开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良性互动的保障机制的构建。而所有这一切都可以通过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得到有益的启示和支持。作为地方政府应该充分利用本土优秀传统文化，培育与现代农村社会管理相适应的“自立自强、互信互助、共建共管” 自然村乡贤理事会模式，使其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笔者认为，让人们群众大胆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使每个村民在努力创造个人幸福生活的同时，也为增进全村、全社会的幸福奉献心力，从而建设幸福和谐的农村社会。我们相信，只要人人都为我们共同的家园添砖加瓦、贡献力量，幸福农村、和谐村庄的梦想就一定能够实现。

参考文献：

[1]唐鸣，赵鲲鹏，刘志鹏.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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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史卷三四·吕大防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吕大钧.陈俊民辑校.吕氏乡约乡仪[C]//蓝田吕氏遗著辑

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

（责任编辑：吴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