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高管在职消费对薪酬管制的替代效应:研究述评

社会分配的公平性和效率性问题一直是备受关注问题。国企高管的薪酬对分配问题具有很大的影响。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常年居高不下的薪酬数字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探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 国家开始着手对国有企业进行新一轮的改革, 而改革首先就是对国有企业高管的薪酬进行了限制。薪酬管制使国企高管很难再自由的制定薪酬。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薪酬管制会逐渐表现出刚性特征。因此, 在受到限制的国有企业高管会替代性的需求其他增加自身利益的方式, 比如职务薪酬。对于我国现阶段市场化改革条件下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 想要找到一个委托——代理的平衡点, 能够更好地管理国企高管薪酬, 就应该对各方学者的研究进行归纳整理, 从中需找答案和改革方向。

1.在职消费的成因

国有企业高管在职薪酬的成因可以从高管本身和外部机遇两个方面考虑。对于高管自身来说, 作为一个理性的经纪人, 有追求自身利益、身份地位的需求, 在职消费正好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目前国内外对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成因的研究主要从委托代理、效率两个角度阐述。

1.1委托代理角度。代理管是最早出现的观点, 代理观点认为, 在职消费是自利的国企高管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下背离企业利益最大化的一种表现。1932 年的Berle和Means是最早开始对高管的在职消费问题进行研究的学者, 他们认为当公司股东过于分散而管理层只掌握了公司一小部分股权的时候, 管理层会不顾及公司的利益而偏离股东的预期, 包括获取额外津贴以及追求自身价值最大化。Alchian从信息成本的角度阐述了在职消费。他认为在职消费内生于信息成本中具有内生性, 而这种信息成本又是非常巨大的。因此由于付出的成本可能会远远大于其所能带来的收益, 股东通常不会对其采取措施。Jensen和Meckling从委托代理关系的角度对在职消费进行了解释, 他们认为高管人员的收益会与其他所有人共享, 而损失则会被所有者承担, 这与Alchian和Demsetz在职消费的内生性是一致的。

国内对在职消费的则更多地侧重于实证研究, 分析对象主要集中于国有企业的高管。赵文红等认为由于国有企业经营者和非国有企业 (尤其是私营企业) 收入差距过大, 导致国有企业经营者心理上的不公平感, 从而利用在职消费弥补偏低的薪酬。颜剑英认为国有企业经理人激励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了经理人自我激励泛滥。这种自我激励的泛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利用非法手段侵占企业利润、侵吞国国家资产;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追求过度的在职消费。张仁德和韩晶从国有经济的腐败角度阐述了在职消费的问题。

1.2效率角度。与代理管不同, 一些持有“成本效率观”的学者把在职消费看做是提高经理人经营效率的动力, 它等同于货币激励的另外一种激励方式, 其不光是负面的影响, 也有积极的作用。Rajan&Wulf率先系统地对在职消费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整理, 并首次从提高管理者生产效率角度考虑其存在的“必要性”, 即“成本效率论”, 这与以往的很多学者做的研究有很大不同。

国内对在职消费效率观的研究甚少。陈克江、王博基于马斯洛需求理论研究发现多样化的在职消费可以同时满足不同层次员工的要求, 激发员工的积极性, 提高企业经营管理的效率, 从而提高企业业绩。

2.在职消费与高管薪酬的关系

关于高管薪酬和在职消费的研究, 国外起步较早, 研究成果比较成熟, 但是国外学者关于高管薪酬与在职消费关系的研究观点并不统一。

2.1 负相关。第一类观点认为高管薪酬与在职消费是负相关的, 即提高企业高管货币薪酬可以使企业高管主动抑制过高的在职消费, 只要给予了高管足够多的薪酬, 就可以将高管的在职消费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Berlre&Means是两权分离理论的代表人物, 也是最早对高管薪酬和在职消费进行研究的学者。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理论是Jensen&Meckling的代理理论。他们认为由于委托代理关系以及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存在, 委托人不一定会完全按照代理人的意思行事, 但如果让代理人跟股东一样持有一定的公司股份时, 二者就有了共同的利益和目标, 代理人会为了维护企业和自身的利益而减少在职消费, 从而降低公司成本。

由于我国的特殊背景, 因此在我国控股公司高管货币薪酬和股权性薪酬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其激励效果也受到一定的影响。夏冬林提出, 国有企业中的高管在职消费能够替代货币性薪酬, 而在民营企业中两者的关系是互补的。陈冬华等首次用实证验证法检验了国企高管薪酬与在职消费的关系。研究表明国企高管薪酬在政府滞后刚性的管制下, 相比于自由市场下的非国有企业薪酬,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相对较低, 诱发了高管的在职消费行为, 高管的货币性薪酬越低, 其在职的消费越高。

2.2互补关系或不确定关系。Yermack针对首席执行官配备私人飞机及专用公车的情况研究表明, 在职消费与高管货币薪酬和高管持股不是很相关。罗宏等以我国A股2003-2006 年的数据为基础检验得出, 无论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 货币薪酬与在职消费的回归系数都是显著正相关的。杨蓉等以我国垄断行业的企业为研究对象, 引入了管理者权利。他们认为高管可控制的权利越大, 高管薪酬与在职消费都会增加, 但后者的增加程度大于前者, 二者是正相关的。

文献评述

综上所述, 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对高管薪酬和在职消费的研究可以总结出以下经验:

(1) 虽然关于在职消费的研究, 国外起步较早, 成果很多也很成熟, 主要是基于Jensen和Meckling的代理理论, 但国外就“薪酬管制“及其经济后果研究不多。第一, 国外市场化程度较高, 在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多为私营企业, 国有控股的企业数量很少, 较多的企业都是非盈利的, 并不是学术研究的重点;第二, 西方主流的管制经济学是以产业来划分的, 而我国薪酬管制都是以企业性质来划分的。而国内关高管薪酬和在职消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二者对于业绩的影响上, 较少研究高管薪酬在国有控股企业内是否能影响在职消费, 从而影响代理成本, 且一般的研究在衡量高管薪酬是用货币薪酬没有加入对股权薪酬的研究。大多数研究都是对高管薪酬和公司业绩的关系研究, 总体来说, 对高管薪酬的研究较多, 但却较少研究在职消费, 不过随着对高管激励的重视, 近几年对在职消费的研究也在增加, 内容也更广泛。

(2) 在对在职消费的研究中, 对高管人员没有一个清晰统一的概念, 又得定义为总经理, 又得定义为总经理和董事长, 还有以薪酬水平排名前三名的来定义高管, 甚至有更为广义的定义为董事长、管理层以及监事会成员。这一世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之一。

(3) 在职消费的衡量标准也有所不同。有的以财务报表披露的数据加总的来, 有的学者用“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流量”项目的总金额减披露的与在职消费无关的指出, 用管理费用率, 即管理费用除以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和销售管理费用率, 即销售费用管理费用之和除以主营业务的比值, 来衡量在职消费。还有学者建立了在职消费的经验估计模型, 将管理费用剔除固定费用后的变动费用再剔除正常的商业费用后得到的异常消费就是在职消费的经验估计值。

摘要：国家开始改革国企制度以来, 高管薪酬再次受到限制。但薪酬是刚性的货币激励, 因此开始替代性的形成多元化的、不直接体现为货币的报酬体系, 其中的一种就是在职消费。对在职消费的产生国内外有两种观点:代理管和效率观。而对于在职消费与高管薪酬的关系, 国内外学者们的观点并不一致。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对两者关系的总结和分析为今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国企高管,薪酬管理,在职消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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