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2024-06-21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推荐10篇)

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篇1

金振朝

【学科分类】公司法

【摘要】公司聘请法律顾问主要是为了防范法律风险和化解法律风险,并由此产生公司法律顾问的两大基本职能,其中关键在于前一种职能的有效发挥。为确保公司法律顾问的事先防范法律风险的作用,必须在公司决策和日常经营管理等公司治理中赋予公司法律顾必要的参与地位和制约力量。

【关键词】公司法律顾问;法人治理结构;法律风险;防范 【写作年份】2007年

【正文】

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公司的内部治理和外部交易都面临着日益增多的法律风险。这种风险从从宏观上说属社会风险,从微观上说属人为风险,具有可预见性和可控性。由于法律不仅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技术,不论是从事何种法律职业都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律知识和实践经验。因而预见和控制企业的法律风险,必然需要专门的法律人才,公司法律顾问就是为了满足这种需要而产生。相对于公司的其他职务,公司法律顾问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但在不少公司里,公司法律顾问的附属地位和辅助作用常使得公司法律顾问缺乏必要的独立性,而只能在咨询建议和事后补救方面发挥作用。因此必须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探讨公司法律顾问的地位和作用。

一、公司法律顾问及其职责

从广义上讲,凡是经常性为公司提供法律服务或帮助的法律专业人士都可以称作是公司法律顾问,包括专职的公司法律顾问也包括为公司提供兼职法律服务的社会律师、大学教授等。狭义上而言,公司法律顾问应该仅指具备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在公司里担任特定法律顾问工作职务,从事企业法律事务的专职法律工作人员 [1]。如1997年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发布的《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第2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企业法律顾问,是指具有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由企业聘任并经注册机关注册后从事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企业内部专业人员。”即是采用了狭义的法律顾问概念。并且根据《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第5条第2款的规定,未取得执业资格而在企业辅助从事企业法律事务工作的人员,只能称为助理企业法律顾问。实际上,大部分无法律顾问执业资格而在企业专门从事法律顾问工作的人员同样也被人们称作企业法律顾问,可见上述规定并未在实际生活中完全得到普及。由于广义上的两种法律顾问在从业要求及从业机构、服务对象范围、职责任务、与公司的紧密程度以及规范制度上的众多区别,实在不宜将两者混为一谈。故本文中所称的法律顾问,主要是指公司内部具有相应任职资格的专职法律顾问。

《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第9条规定了企业法律事务机构及法律顾问的职责,避免了办法出台之前法律顾问职责不明,无章可循的混乱局面,但正如该办法第三条规定的那样,企业法律顾问在企业中所真正发挥的作用,也不过是“企业领导人在法律方面的参谋和助手”。即使总法律顾问是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能参与企业重大经营决策,也不过是全面负责企业法律事务而已,仍属于“谋士”的行列。即企业法律顾问机构在企业中的地位,不过是一个咨询部门,尽管能通过提出法律意见对企业重大经营决策施加影响,但从根本上无权制约企业领导的最终决策。

2004年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并施行的《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则赋予了企业法律顾问更多的权利义务,不再将企业法律顾问界定为“参谋和助手”的角色,并强调了企业法律顾问“以事前防范法律风险和事中法律控制为主、事后法律补救为辅”的工作原则。从而将企业法律顾问在公司经营决策中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升,企业法律顾问的介入也更强调事前和事中的防范阶段。但总体说来,企业法律顾问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还是处在决策辅助人的地位,无论是法律顾问机构还是企业总法律顾问,都不拥有企业决策中的牵制力量。其弊端显而易见:一方面在决策者的指挥和领导下,企业法律顾问的独立性难以体现,在信息获取上也相对较晚甚至不全面,对于企业将来面临的法律风险不易作出理性的判断;另一方面,企业法律顾问的的核心作用发挥取决于决策阶段企业法律顾问提供的法律意见的权威性和约束力,辅助机构和人员的地位不足以使企业法律顾问的法律意见产生较大的影响力。因此,现代企业欲防范、控制和规避企业运行中的法律风险,还必须充分重视和发挥企业法律顾问在经营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二、公司法律顾问与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corporation governance)是旨在通过合理分配公司的权力资源,不断完善公司管理运营与监督控制的权力配制系统,促进其良性运转,以实现公司的经营目标并最终实现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其以分权为前提,以公司组织机构为物质基础 [2]。根据公司治理所需的四种职能,公司组织机构一般大体上可以分为权力机关(股东会、股东大会)、决策机关(董事会)、执行机关(经理)、监督机关(监事会)四类。公司法律顾问与前述各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当为如何?下面分别进行阐述。

(一)公司法律顾问与股东(大)会

很显然,公司法律顾问进入股东(大)会或者作为股东代表的结果必定是事与愿违。首先,进入股东(大)会的必然是公司的股东,要求公司法律顾问必须具备这一条件既无必要又显得荒谬。其次,即使公司法律顾问具备股东身份,如果作为部分股东的代表则必然带有主观倾向,难以独立、全面地履行职责;若作为全体股东的代表则不大可能,因为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意思机关,往往决定的是关系公司前途命运的一切重大事项,各股东之间的意见难免会产生分歧,否则形同一人公司。第三,也是最主要的,公司法律顾问的职责和股东(大)会的权力存在冲突。股东(大)会以合议制的方式表达公司投资者的意愿,行使《公司法》赋予的投资者所拥有的决定公司命运的各种权力,其工作方式是定期年会和临时会议,且一般不介入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这与法律顾问在全面介入公司的日常经营决策和管理活动,防范和化解公司面临的法律风险,普及法律知识和进行法律宣传教育的基本职责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二)公司法律顾问与监事会

公司法律顾问与监事的身份和监事会的职责也是不相容的。从产生上说,公司法律顾问由公司聘任,而监事和监事会由公司选举产生;从职责上说,公司法律顾问的主要职责是对公司经营行为进行事前、事中法律防范和事后的法律补救,而监事会的主要职责是对董事、经理的经营管理行为及公司财务进行监督,且一般为事后监督;从履行职责的的方式来说,公司法律顾问要广泛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与决策活动,甚至对外代表公司处理与公司有关的法律事务,而监事会一般不参与公司的决策及管理,对外也不代表公司执行业务。因此,尽管作为监事会成员的监事也应当具备与履行监事职责所需的法律知识,且工作的内容也可能有不少涉及法律方面,但从根本上说公司法律顾问与监事会之间只能是平行而不是交叉关系。

(三)公司法律顾问与经理

经理是由董事会聘任的、负责组织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活动的公司常设业务执行机关,经理行使职责不需要以多数原则形成意志和决议,而是以担任总经理的高级管理者的最终意志为准,这是经理的执行机关性质和经理所面临的瞬息万变的市场形势要求经理必须迅速、果断地作出应变的特点决定的。应该说,公司法律顾问的相当多的职责是辅助经理做好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的,如参与项目谈判、起草审核合同、完善规章制度、处理经济纠纷等大都与公司经理的职权密切相关。既然企业法律顾问的相当一部分职责是协助经理的工作,那么公司法律顾问工作机构是否就应当是经理下属的一个职能部门,而所有的公司法律顾问都是经理的下属工作人员呢?若是,则公司法律顾问实际上远离决策,公司法律顾问的职责则必然大为缩减,这显然与设置公司法律顾问的初衷和主要作用貌似神离。

(四)公司法律顾问与董事会

相比于其他机构,惟有公司的董事会是代表公司并行使经营决策的公司常设机关。董事会对内管理公司事务,对外则是以公司名义活动的常设管理机构。因而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体系内,董事会的地位和作用处于核心的位置,董事们受公司股东大会的委托管理公司事务,进行经营决策,表达公司意志,领导公司的一切重大经营活动。董事虽然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但董事不以拥有公司的股份为其任职资格的必要条件,只要具备公司法规定担任董事的积极条件而没有相应的消极条件,即使不是公司的股东也可以被选任为董事。因此,从任职资格上看,公司法律顾问并没有被排除在外。从职责上看,董事会为公司的最高决策者和内部监督者,是由全体董事组成的公司法定常设机关,而公司总法律顾问的重要职责之一便是“参与企业重大经营决策,保证决策的合法性,并对相关法律风险提出防范意见”,两者应为密切配合。

这么说来,是否意味着公司的一部分董事必须由公司法律顾问来担任呢?笔者认为,没有绝对的必要!其一,若公司法律顾问同时担任执行董事(内部董事),固然能使公司法律顾问在公司经营决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如前所述,执行董事往往由与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股东推荐并选出,这必然会对特别是作为法律顾问所必须具备的独立性和客观性造成不利影响;其二,若公司法律顾问同时担任非执行董事(独立董事),然则导致另外的一些问题,即独立董事的独立性要求该类董事除在公司担任董事职务之外不得在该公司担任其他职务,而独立董事的职能主要是对公众公司内部董事的经营行为实施监督和对公司的利益和小股东的利益给予保护,这与公司法律顾问的职能显著不同。公司法律顾问的职责与董事职责的确存在一些契合之处,但不宜将两者相互代替或是完全重合。

在不少国家的现代公司法上,董事会可以设立专门委员会(special committees),并在董事会的授权下从事某些属于董事会职能的活动。这种专门的委员会实际上是公司董事会的咨议机构,其可以向董事会提供建议,并在某种程度上代表董事会,但委员会的设立及其权限的授予不构成董事法定注意义务的满足和责任的免除,因为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负责,其提案交由董事会审查决定

[3]

]。公司法律顾问的角色与专门委员会委员十分类似,但相比于公司法律顾问作为董事会成员参与表决有关决议而言,专门委员会对董事会决议形成的制约作用似乎仍略显不足。

由以上分析不难得出,公司法律顾问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其实并不重要,而关键是能使公司法律顾问在决策和执行阶段的风险防范和化解作用能得以充分发挥。为了能使公司法律顾问拥有相当的制约力量而赋予公司法律顾问与公司治理结构相关的地位,须通过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定作出适当的安排以防止角色冲突。而不同性质的公司、不同的经营范围以及不同的人员构成等使得不同的公司面临着不同的法律风险,且在公司运行中法律风险主要是集中于决策阶段还是执行阶段也有差异,因此公司法律顾问究竟在公司中处在何种地位,应主要取决于各个公司对于法律风险的不同控制模式和具体安排。

三、公司法律顾问在完善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公司法律顾问在完善公司治理中有着旁人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应然状态下,主要体现为:公司法律顾问不仅要在公司的设立和运行中帮助公司设计好章程和各类规章制度,以帮助公司在设立之初即建立好法人治理的良好分权制衡基础,还以决策者和管理者的身份参与公司重大决策和日常经营管理活动,是公司董事会意志形成和贯彻执行中不可或却的制约力量。

(一)公司法律顾问在公司治理结构确立中的作用

公司的很多员工是在公司成立之后才招聘进来并正式开始工作的,但在很多时候公司法律顾问在公司成立之前便已开始加入和开展工作。这是因为公司在成立之初面临着公司章程的制定、公司设立、登记、人员雇佣等大量的法律问题,其中核心事务即包括通过制定公司的章程初步确立公司的治理结构。我国《公司法》在作最近的一次修订之前,公司法中存在过多的强制性规定,导致不少公司在成立之时章程雷同,且大多是照搬《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法律顾问以及律师在起草章程中的作用十分有限。2006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公司法》进一步扩张了公司与股东的自治空间,大幅减少了国家意志对公司章程的不必要干预,提高了任意性规范的比重,极大地扩展了公司治理上的自由空间。如新《公司法》第43条:“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49条第1款:“董事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除本法有规定的外,由公司章程规定。”第56条第2款:“监事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除本法有规定的外,由公司章程规定。”尤其重要的是,新《公司法》在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以及监事的职权时都在最后加上了“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这些表明,公司法律顾问在起草公司章程时对于公司治理结构及其规则不再像过去那样简单抄袭即可,而是应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给公司的自主权,结合法律的规定和拟设立公司的具体情况量体裁衣,科学合理地依法分配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和监事的权力,制定各类法定机构的议事规则和程序,这既有利于防范和解决内部争议,减少不必要的内耗,又可为公司治理打下良好的物质基础。

(二)公司法律顾问在公司治理结构运行中的作用

如本文前面已论述,公司的法律风险控制关键在于事先防范,而真正要想做到前期预防,公司法律顾问必须在决策阶段即开始介入。并且公司法律顾问的作用要想落到实处,就必须使得企业法律顾问成为董事会决策中必不可少的关键角色,即可通过相关立法或者制定公司章程的议事规则中强行规定对于涉及法律的事项,其决议的作出前提必须是已参考公司法律顾问的意见,并以此为衡量标准,明确决策各方的责任。对于公司有关合并、分立、破产、结算、投资其他重大交易等方面的决策,除了在技术上和经济上的论证之外,还必须进行法律风险分析和评估,并且法律意见必须和决策讨论记录、结果等一起保存于公司。除此外,公司应当从各方面为法律顾问行使职责提供必要的保障,包括制度保障、职务保障和物质保障,以确保公司法律顾问获取信息的权力、参与决策的权力以及提出法律意见的程序和规则得到遵守,同时也有助于界定公司法律顾问是否适当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公司法律顾问在协助公司经理贯彻执行董事会决议,进行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中的工作虽然也可以分为事先防范和事后补救两类,但对公司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而言,公司法律顾问的工作要尽量做在前面。这里的防范内容和重点有了变化,即主要是与公司日常经营有关的合同管理、知识产权管理、商业秘密保护、劳动保障、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进行法律知识培训和进行法律宣传等。事后补救则主要是解决公司所面临的各种法律问题、纠纷,通过代表协商、代理诉讼、仲裁等纠纷解决机制维护公司利益,减少公司损失。只是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公司法律顾问更多的是以非决策者的身份出现,并以此形成了社会公众对于公司法律顾问在公司治理结构中所应发挥作用的片面理解,如仅依此理解设立公司法律顾问机构和聘请专职公司法律顾问,对于及时防范和化解公司面临的法律风险仍无太大裨益。

【注释】

[1] 有的学者似乎将法律顾问与律师混淆了,认为狭义的法律顾问,仅指律师。参见谭世贵主编:《律师法学》(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43页。

[2] 甘培忠著:《企业与公司法学》(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4页。

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篇2

一、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历史溯源

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提出企业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并假设个人是追逐私利的经济人。这一假设已成为整个西方经济学中不可触犯的理论内核。而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企业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目标经常与除股东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发生剧烈冲突, 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环境、劳工、消费者权益等问题。企业作为存在于社会之中的一个经济组织, 其生存与发展绝不能离开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及利益相关者。单纯追求利润目标, 往往会引发市场经济的紊乱, 从而导致自由市场经济的失灵。企业界对此问题的认识早于学术界, 最早可以溯源到18世纪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欧文与美国现代公司制的鼻祖洛厄尔。两人均意识到企业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并进行了一系列实践活动, 不幸均以失败告终, 却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关注。20世纪初期, 伴随着美国工业化和现代大公司的出现, 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开始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许多学者围绕企业是否应承担社会责任展开了多次论战。卷入其中的既有著名的法学家、社会学家, 也有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 如哈佛大学的法学教授多德 (Dodd) 、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教授伯利 (Berle) 、曾先后在罗切斯特、迈阿密、爱默里和乔治·梅森大学任教的曼尼 (Manne)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 (Friedman)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 (Druker) 以及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沃利克等人。这些论战持续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 其影响深刻直接碰触了西方经济学“企业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理论内核。本文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两个假设。其一是企业追求的目标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利润最优化。其二是企业为实现利润最优化的目标, 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在此前提下进一步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作用机理。

本文称传统的公司治理制度为旧的公司治理制度, 称建立在义利观基础上、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公司治理制度为新的公司治理制度。本文认为旧的公司治理制度并不能切实保护股东的最大化经济利益, 而新的公司治理制度不仅能保护股东的最优化经济利益, 而且还可以保护利益相关者的最优化利益, 从而实现帕雷托最优, 达到最有效的社会福利效果。

二、建立在企业社会责任观基础上的公司治理制度

1. 以义利观为基础, 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新公司治理体制能够实现保护股东的最优化经济利益目标。

旧的公司治理机制并不能实现其保证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旧的公司治理机制是建立在个人是追逐私利的经济人的假设基础之上的。这样, 在此假设基础上, 现代的公司有大部分为经理人所控制。既然各为其利, 实际控制企业的经理人就要寻求很高的代理成本, 以满足自己的私利为首务。股东与经理人的矛盾根本就无法调和, 纵有何种精巧的制度设计也难以调和这种矛盾。

在旧的公司治理制度下, 处于企业控制者地位的经理人为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必然要侵占股东的利益。而再精巧的制度设计, 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原因, 也难以完全阻止经理人的这种行为。而股东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在很多情况下, 会诱使经理人不顾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追求短期利益, 甚至违犯法律法规, 严重侵占企业相关者利益, 从而导致企业的破产清算, 安然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在新的公司治理制度下, 经理人仍然处于企业实际控制人地位。但是, 我们设计框架下的经理人确是追求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并举的社会人。这也是符合企业实际情况的———完全追逐私利的人在现实中可以说根本不具备管理人的领导素质, 也难以被提升到高层管理者的岗位上来。经理人追求的社会责任, 本身也包含经济责任, 为股东追求企业价值的增长本身也是经理人社会责任的一部分。因此, 新的治理机制下, 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聘用关系, 也包含一部分信托关系。经理人作为企业的控制人, 同时也是企业相关利益者的代言人, 其追求的不再是企业利润最大化, 而是企业利润的最优化。这样就会使经理人非常关注企业的长久利益与可持续发展, 而不是打着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幌子竭泽而渔。这一点在我们东亚的文化背景下显得更为重要, 许多股东与经理人之间存在一种家庭式的信托关系, 使得新的公司治理的理论假设更为适用。在这种公司治理机制下, 经理人的代理成本可以降至较低的水平, 从而保证股东利益达到最优。

2. 以义利观为基础, 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新公司治理体制有利于解决股东之间的利益剥夺问题。

在旧的公司治理机制下, 经理人作为完全追求私利的经济人, 必定会与公司大股东合谋剥夺小股东的利益。而在新的公司治理制度中, 经理人是坚持社会责任与企业价值并举的所有大小股东的代言人, 剥夺小股东的利益不仅不利于企业价值的长期增值, 也有负于其所承担的遵守法律法规的社会责任, 且会损害经理人的市场价值。在经理人实际控制企业的情况下, 经理人会尽量阻止此类事件的发生。从而有利于解决大小股东的利益剥夺问题。近年来, 我国证券市场发生的多起上市公司经理层起诉其控股大股东要求其归还挪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案例也验证了这一结论。

3. 以义利观为基础, 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新公司治理体制有利于解决企业侵害利益相关者利益的问题, 促进企业与社会和谐发展。

在新的公司治理结构下, 作为企业实际控制者的经理人, 其不单是股东的代言人, 而且还是包括股东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利益的代言人。因此与旧的公司治理结构相比, 他们会更加重视企业利益相关人的利益。这种情况并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的利益, 反而会促进企业价值的长期增长。企业作为一种人造的组织, 其生存与发展绝对离不开其所存在的社会、环境、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等。公司虽产权明确, 但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会产生负的或正的外部性。正的外部性可以给企业带来好的声誉, 提高企业的产出与销售额从而促进企业的发展。而负的外部性必须由企业对特定主体进行相应的利益补偿, 如此才能使企业得到可持续发展。如针对“三角债问题”, 建立新治理机制的企业, 其经理人为履行其对上下游供应链企业的社会责任, 必定会重视自己的声誉, 履行本企业的债务。虽在短期而言, 可能会面对一定的资金困难, 但长期而言, 该企业在供应链的上下游企业中树立了良好的信誉, 必定会促进企业价值的长期增长。对于环境污染问题, 企业经理人意识到自己还是企业所在社区的代言人, 因此, 他会加大对环保设备的投入, 保护社区的利益。这种情况从短期来看似乎减少了企业的利润, 但实际上, 若企业放任自己污染环境最后必定导致社区的强烈抵制和法律法规的严厉制裁, 从而增大本企业的经营风险。

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篇3

关键词:企业;法律顾问;公司治理;重要性

1 法律顾问的几大类

第一类,通过对所聘请的法律顾问期限划分通常分为两种,即临时法律顾问、常年法律顾问。第二类,通过法律顾问对聘请方所定工作范围通常分为两种,即普通法律顾问和专项法律顾问。第三类,通过聘方企业不同划分为五种,即公民法律顾问、企业法律顾问、社团法律顾问、政府相关部门法律顾问、事业单位法律顾问。第四类,通过聘请合同所约定范围一般分为两种,主要包括是否代理参加诉讼、是否调解或仲裁活动。

2 企业法律顾问中律师所体现的特征

2.1 律师执业更加规范化、专业化 作为法律顾问是一个标准化实践,不仅要受到律师法律和律师道德和执业纪律的调整,以及律师事务所规定的限制,还要对工作流程和方面严格遵守法律规范,同时还要做到可信度高,透明度清晰。律师在担任企业顾问更突出专业化,因为法律顾问有更高层次的政策理论,对于现行的法规制度及规章都熟悉,律师要通过全国的律师资格考试才能取得执业证书,因此,企业法律顾问有很强的语言能力,见多识广,具有非常丰富的实际经验和调解沟通能力,这样才能解决出现的各种矛盾。如果在企业聘用法律顾问期间,律师违法执业从而给企业带来损失,企业可以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责任,如发现律师有意或出现重大过失产生严重后果,可以向律师追偿,所以,这些条例也可以促进律师更加规范化地为企业全心全意地服务。

2.2 地位平等性和独立性 企业聘请顾问律师,双方是一种相对独立的地位。企业是与律师所在的事务所签定聘用合同,律师只是受所在事务所指派为企业担任顾问,与企业不存在雇用关系,更和企业行政方面没有隶属关系,顾问只是按合同服务于该企业。所以,那是顾问不需执行企业的相关决策和行政命令。如果发现违反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企业行为,顾问律师应该正确说服公司。如果企业委托非法或所提供的服务从事非法活动,顾问有权拒绝并向律师事务所报告。

2.3 服务有偿性 顾问律师是由律师所在事务所指派到所聘用企业担任顾问,所以与企业不存在雇用关系,因此,顾问律师的薪金并不在企业工资制度中领取,而是由企业依照与律师事务所签定的合同中交纳聘金、代理费或其他费用。

3 企业法律顾问的地位及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飞快,企业之间的竞争也非常激烈。企业在发展和经营管理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中,例如,市场营销策略、新产品研发上市、资本结构调整、人力资源财务管理等,企业所承担和面临的风险就越大,这样所需要处理的相关法律事务也会骤增,这时就需要法律顾问对企来提供相关的咨询指导和筹划运行进行指导,避免和防范法律风险,使企业尽可能的化解“法律陷阱”,更好地为企业经济发展提供保障,为企业保驾护航。最近几年,很多企业兼并、上市、股权重组、资本结构调整运作,企业金融危机、企业知识产权等一系列的高风险领域处理中,企业聘用法律顾问更显得尤为重要,法律顾更是凸现出特殊的地位。在现代公司治理中,企业法律顾问制度所起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几个方面。

3.1 管理层和董事会的参谋作用 由律师事务所派任律师到企业后。顾问的主要职责是企业的董事会和高层管理人员提交该企业相关的法律意见,当企业有重要决策的时候,法律顾问启到参谋作用。在一些上市或跨国大企业中,公司里的法律顾问绝大多数是企业员工。有的甚至是董事会或高管成员,他们在企业重大决策时要参与整个过程,有的还对企业经营管理活动进行参与。我国相关企业法律顾问一些条文中规定,对于培外上市企业,法律顾问可以担任董事会秘书一职,并能够参与理事会的企业法律事务,并在公司重大决策时,提供法律服务,发挥关键作用。

3.2 执行法律和政策的监督作用 企业法律顾问还有一项重要的职责,就是无论所担任的企业是国内还是境外注册公司,所经营活动和企业任何活动都要符合企业处在的地域政策和法律要求,从而保障公司运作合理、合法。企业法律顾问在参与企业运作和决策过程中,一定要让企业遵循当地的政策和法律条款,要让企业在法律的保障之下正确地经营和运作,这样才能让企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3.3 规避公司发展中风险的防范作用 很多企业中,公司里的销售人员都是按照销售业绩来分配工薪,所有存在一些员工为了拿到更多的酬薪,从而忽视了经营中存在的相关法律风险,例如,员工为了争取到一项大的业务,从而承诺一些没有限制规定的赔偿或更高风险的责任,为了追求更高利润对于法律的限制规定视而不见,存在较大的侥幸心理,甚至有些员工和法律打“擦边球”的做法等,这些都可能使公司陷入极大的风险中。企业法律顾问还要使企业更好发展业绩的同时。也要将企业风险控制最小化,同时还要对一些对法律忽视的员工进行定期法律指导。

4 总结

如今,我国加入TWO后,市场经济日趋法治化,因而对我国企业提出了更高的法制建设要求,所以说,企业法律顾问在企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且不可取代的作用,在未来的市场经济发展中,随着法制化时代建设的不断发展,毫无疑问,谁想让企业处于不败之地,就要掌控并有效地运用法律武器。如果一个企业想在未来的竞争市场生存和快速发展,要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就需要与竞争的企业同样重视法律,甚至拥有更强的法律力量,这就要求企业要充分利用好法律顾问这个“保护伞”,为企业更好的发展提供依靠,使企业在未来发展路上走得更好、更稳。

参考文献:

[1]缴增旭.当代企业法律顾问的立足点[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9(06).

[2]张集体.加强企业法律顾问制度建设的对策思考[J].政府法制, 2008(22).

[3]杨忠锋,张军霞,袁福盛.论我国国有企业法律顾问的职责及权利运作方式[J].法制与社会,2008(08).

[4]许琳.关于我国企业法律顾问制度的思考[J].胜利油田职工大学学报,2008(02).

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篇4

[论文摘要]人民检察院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贯穿融绘于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工作主题的一项重要工作。探讨检察机关如何结合自身职能,彰显检察机关特点,充分地运用法律监督职能,对促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检察机关 检察建议 综合治理 预防 宣传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直接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具体指在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动员和依靠全社会各方面力量,充分发挥政法机关职能作用,通过思想、政治、经济、文化、行政和法律的各种手段,打击犯罪、预防犯罪、改造罪犯,积极消除可能影响社会治安稳定的各种因素,以保证社会长治久安的一系列制度措施。

人民检察院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贯穿融汇于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工作主题的一项重要工作。探讨检察机关如何结合自身职能,彰显检察机关特点,充分运用法律监督职能,促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意义

检察机关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对于打击、改造、预防犯罪,整顿社会治安,进一步加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力度,落实各项综治措施,净化社会环境,推动综合治理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开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检察机关参与综合治理是严厉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通过独立行使检察权,办理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自侦案件,并在开展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等工作中,依法有力地打击和惩治了犯罪,使犯罪分子受到应得的法律追究和制裁,维护了法律的尊严,达到对犯罪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相结合的目的,收到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2.检察机关参与综合治理是强化社会控制,起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作用。检察机关通过办案发现问题,开展检察建议、法制宣传和社会帮教活动,送法进学校、进社区、进单位,注重法制教育基地建设,并与工商税务、技术监督等行政执法部门建立预防机制,完善预防措施,达到预防犯罪目的,既有助于减少不安定因素,又能够卓有成效地提高社会整体的防控能力。

3.检察机关参与综合治理是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途径。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矛盾的冲突、观念的撞击导致了社会心理日趋复杂,一些不良的心态致使个别人不能冷静地处理生活中所遇到的矛盾和冲突,为一点小事纠纷而酿大祸的不乏其例。因此,检察机关结合办案实际,及时排解纠纷;通过纠正错案,有效化解矛盾;通过严格执法,减少不安定因素。这些工作,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防止矛盾激化,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作用。

二、检察机关应结合自身职能,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

第一,立足本职,充分行使检察职能,加大办案力度,打击刑事犯罪,严惩贪污、贿赂等犯罪活动;认真查处“侵权”、渎职犯罪案件,促进党风廉政建设

打击犯罪是检察机关的重要职能,同时,打击犯罪也是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是落实综合治理其他措施的前提条件。检察机关应始终把打击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和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作为工作重点,同时加强法纪检察和其他检察工作。在工作上与公安、法院密切配合,通过行使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等职能,加大打击犯罪的力度和执法监督力度,维护法律尊严和社会稳定。

认真查办“侵权”、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是促进党风廉政建设,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措施。查办“侵权”和渎职犯罪案件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在打击职务犯罪斗争中,检察机关一是要重点查办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案件,集中精力查办大案要案,取信于民;二是要突出重点,积极查办国家工作人员充当黑恶势力后台和“保护伞”的案件和司法、行政执法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犯罪案件;三是在办案中要敢于动真格,勇于碰硬,对职务犯罪分子必须严肃查处,决不手软,以有效促进党风廉政建设。

第二,发挥控告申诉、民行、监所、技术等检察职能,通过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和受理控告申诉,注意发现和缓解、疏导社会矛盾

主动接访下访巡访,帮助化解社会矛盾。控申、民行等部门,是检察机关对外联系的窗口,也是开展综合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要把信访举报作为工作重点。一是坚持文明接待来访群众,对群众反映和举报的问题,根据管辖的范围,及时分流办理,做到事事有交待,件件有答复。同时,给来访群众做好法律、法规及国家政策的宣传教育工作,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对告急案件及时进行调解,化解矛盾,为民解难,为党和政府解忧,维护社会稳定。二是运用民事行政检察的监督职能,重点加强对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因行政干预或地方保护造成错判的,审判人员枉法裁判和裁判显失公平案件的监督,特别是加强对贪赃枉法导致裁判不公,司法不公严重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影响社会稳定案件裁判的监督。三是运用法医等技术,积极为业务部门提供科学、客观的技术性证据,明断真伪,积极有效化解人民内部矛盾。

第三,做好对不起诉人员的考核和帮教工作,检查督促被管制、缓刑、监外执行、假释、保外就医人员和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的改造、教育工作

做好在押人犯、劳改、劳教人员和在社会上执行刑事判决、裁定的缓刑、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假释、监外执行等罪犯的教育改造工作,是贯彻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的一项重要措施,检察机关应积极与劳教等刑罚执行机关及当地政府、公安部门密切配合。1.监所部门要与有关部门联系协助建立管教组织,落实监督考察措施;2.派人定期深入罪犯所在地,依靠乡镇、派出所,对在社会上“五种人”进行考察,好的表杨、鼓励,差的进行有针对性的帮助教育;3.有计划地组织报告会、座谈会、学习参观会,促进罪犯思想转化;4.协助有关部门做好对刑满释放和解除劳教人员的帮助和安置工作,与有关乡镇、派出所、企事业单位联系,落实帮教组织和安置就业措施,进行回访考察、法制教育,防止与减少重新犯罪;5.在检查中对于脱管、漏管的,对于违法办理假释、保外就医的,检察机关要及时发出检察建议或《纠正违法通知书》。对于应当收监的,督促有关部门及时收监,同时对于在办理监外执行中有徇私舞弊的,依法查处。

第四,结合办案,提出检察建议,扩大办案效果,推动有关单位建立健全规

章制度,严格管理,堵塞漏洞,加强防范工作;突出重点,强化措施,标本兼治,做好预防犯罪工作

要克服就案办案的思想,结合办案,搞好跟踪帮教。在司法实践中,对构成犯罪,但符合不捕、不诉人员,实行跟踪帮教制度,同时认真开展“青少年维权岗”活动。在搞好法制教育的同时,对违法犯罪的青少年,实行重点帮教。通过 “跟、帮、教” 使其不出现新的犯罪行为,成为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减少不安定因素。在办案中发现发案单位管理上的问题和漏洞,及时提出检察建议,帮助发案单位建制堵漏,规范管理,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发生;选择重点乡镇、部门、厂矿、企业建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联系点,及时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共商群防和群治措施,共建文明,共保平安。

充分发挥检察建议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作用。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结合办案,向相关部门提出的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管理,预防犯罪的书面意见和整改措施。要增强检察建议的针对性和监督实效,对检察建议工作实行归口管理,坚持办案到哪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就延伸到哪里,着力监督和纠正社会治安管理工作中的违法失职行为及案发单位治安工作存在的漏洞和薄弱环节,督促其建章立制,堵塞漏洞。

第五,积极协助有关部门,共同预防青少年犯罪

检察机关要协助社会做好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一是要依法加强对书报、音像制品的销售、出租播放的管理,坚决抵制凶杀、淫秽书刊侵蚀青少年,加强对电子游戏机信息网络的管理,防止中小学生受网上暴力、色情等不健康内容的诱惑和侵蚀。二是严厉打击怂恿教唆少年犯罪的教唆犯,对怂恿教唆少年的犯罪的应从严处理。三是被聘为“法律副校长”的政法干警应负起责任,经常深入学校协助学校做好在校学生的思想工作,经常为中小学生上法制课,协助学校做好周边环境,消除外界对教育教学的影响。四是办起“家长学校”,因为当前不少家长对子女的教育缺乏正确的方法,必须经常请关工委给家长上课,帮助家长提高教育子女的水平,使家庭教育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第六,大力宣传法制,提高人民群众法制观念

始终把法制宣传教育贯穿于法律监督工作中。一是在办案过程中,以犯罪嫌疑人作为反面教材为发案单位的干部群众上法制课,以案释法,同时深入到重点部门进行法律知识辅导;二是在出庭公诉时,利用法庭辩论和发表公诉词的机会揭露犯罪,进行法制宣传教育;三是驻所检察部门要采取上法制大课和与个别谈话相结合的形式,教育罪犯认罪服法,自觉接受改造,争取重新做人;四是控申举报部门利用举报成果展览和举报宣传,走向街头,深入农村,进行法制宣传。

谈法律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篇5

且夫物众而智寡,寡不胜众,智不足以遍知物,故因物以治物。

——韩非子

相对于复杂的世事来说,个人的智慧是很渺小的,个人的渺小智慧难以处理繁杂事务,所以应该利用工具来处理事务。这是古代先哲对处理事务的科学论断。所谓的“事务”,放大看可以看作是国家的事务,放小看可以看作是企业的事务。找准了事务,关键在于,处理这个“事务”的“工具”是什么呢?

今年公司会议明确提出深化改革,理顺各种关系,提升管理水平,在集团工作上,曾总裁也在工作报告中将依法治企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确定下来,笔者认为这两者之间具有默契的指导关系,也明确地点出了处理企业事务的“工具” ——依法治企,即现阶段改革创新就是要将依法治企充分融入到管理当中,把法律打造成管理者手中的利剑,披荆斩棘,使企业更好更快的发展。

笔者在经营部工作三年有余,经常在外奔波,接触到各类建筑企业,在对这些企业的发展进行对比了解之后,更加深刻的感受到推行依法治企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有的企业没有可靠的支持保障,在发展之路上走的磕磕绊绊,光是生存下去就已经进了最大努力了。而有的企业是政策给足、后盾坚挺,却也在发展之路上走的颤颤巍巍,让人既哀且叹。分析下来,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这些企业从根本上没有认识到依法治企对于企业的重要性。因此,笔者深切的觉得应该将法律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阐明一番,也是笔者利用所学专业为企业的发展进一点绵薄之力。

首先,依法治企具有必要性。依法治企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建立的客观要求,它能够避免短期行为决策对企业发展带来的不良影响,可以满足企业依法决策的需要,可以满足企业进行依法经营管理的需要。企业只有实行全面的、完善的法治才能够保证企业又好又快的发展。

其次,依法治企具有重要性。其重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依法治企能够推动企业和谐稳定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

一、依法治企能够保护企业员工的合法权益,继而保证员工在企业发展中发挥作用的积极性,从而保证企业和谐稳定发展;其

二、依法治企能够保证企业生产发展的完善,有效的保证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合法性,便能够很好的保证企业的各个阶层按照规章制度依法办事,这样企业在生产上才能不断的完善提高。

二是依法治企能够使企业适应市场变化的需求。随着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市场经济环境越来越复杂,企业面临的各种风险越来越多。如果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能根据市场的发展,不断地完善企业中和法律相关的各种制度,在这样的环境形势下是不能有效规避自己的不合理行为的。因此必须知法懂法,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开展经营活动。

三是依法治企为企业管理保驾护航。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

一、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为企业运行提供了一个健康发展的环境;其

二、法律法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企业整体经济的发展,帮助企业解决一些单纯依靠市场力量无法解决的问题。

四是依法治企能够提高企业内部管理水平。遵守法律法规是企业实现经济利益的客观要求,也是企业依法履行社会责任的必然要求。企业经营管理的全部活动,比如:合同管理、规章制定、纠纷管理等都与法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提高企业法治程度,能够提高企业的内部管理水平,促使企业形成依法治企的经营模式,转变企业经济利润增长模式,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综上所述,依法治企对企业管理的作用不言而喻,因此亟需一个部门来保障依法治企的施行,结合公司实际,笔者认为应当尽快完善公司依法治理体系,成立公司法务部,广纳贤才,争取把建设公司打造成集团范围内依法治企试点单位,尽快为企业做贡献。

法务部之于企业,就好比小脑之于人。试将企业比作一个人,那么领导班子就是企业的大脑,业务部门是企业的四肢,服务部门是企业的血液,这些部位合作起来也能够行动,但是往往平衡性却不好。而法务部作为企业的小脑,便是起到协调整体、指引方向的作用。现阶段,我们的企业往往是各部门推诿扯皮,各自为政,不愿背负责任,任何事出来,先是撇清自己。好比人的身体,躺着的时候好好的,要想站起来的时候,不愿意共同用力,怎么都站不起来。更可气的是有时躺着的时候都是左右手打架,左右脚盘错,那么这个人恐怕会头疼的不行了,还怎么谈的上健康成长。因此,必须也必然的需要法务部发挥其小脑的作用,联动各级、调配各方。总结起来,法务部发挥“小脑”的作用主要在以下几方面:

一、排忧解难,用法治思维化解矛盾。

排忧解难是法务部在公司最基础的作用,一方面,用规章制度这些神经线将各肢体器官串联起来,对各肢体器官起到调节控制的作用,替大脑分担责任,促使大脑有更多的精力谋发展。另一方面要对各肢体器官有效的监督,把制度落实到每一个点上,不让它流于形式,荒于管理。将大脑发布的信息,切切实实的传递到各肢体器官。

用法治思维化解矛盾就是说要公平、公正、公开的运用法律武器解决各种矛盾,不回避矛盾,不积累矛盾,摒弃为了追求暂时的“稳定”而牺牲“法治”的做法。对笔者个人而言,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化解矛盾就是要牢固树立法治理念,不断学习法治思想,加强实践依法办事,总结事物法治规律,结合实际创新法治内容,监督落实法治规章。

二、接筋复骨,从实际出发建章立制。

接筋复骨就是说要完善公司法治体系,要从实际出发找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理顺各部门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开出合情合理的治病方子,逐渐愈合内部管理的漏洞,促使公司健康发展。

从实际出发建章立制需要这样去做:

1、充分研究国家政策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明确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哪些做了都相对应承担什么责任,为公司的发展找准指示牌。

2、充分调研公司现有的规章制度,改革更符合实际的内部管理制度,“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就是使制度随时代变化,使之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现实。现有的公司规章制度里那些不全面的、不客观的、以及不符合基层员工意愿,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的,都应该重新审核和制定,以保证制度管理人、服务人的作用。

3、加强制度的执行权、监督权,“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任何规章制度其价值和生命力就在于落实和监督,否则就是一纸空文,而落实和监督的关键就是严格实施奖罚制度。

三、治病救人,靠医疗团队抗外安内。

治病救人,治违法乱纪的病,治无法可依的病,治有章不循的病;救人,救心系大家之人,救误入迷途之人,救知错悔改之人。就是说在迈出改革的步伐中,要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企业的改革创新,真心实意的以企业为家,以员工为手足,为企业的安全保驾护航,为企业的发展建言献策,主动适应企业改革变化。

靠医疗团队抗外安内就是建立健全我们的法务部,形成企业内部的医疗团队,内治风寒,外抗恶疾,不能有病就去外面请医生,费用贵不说,对我们的体质不熟悉,对我们个人的隐私安全无法保障。把我们的法务工作做实、做全、做细才能对内解决依法治企的矛盾,对外处理各类公司法律纠纷,依法维权。

四、强身健体,以养生心态防微杜渐。

强身健体就是要我们不断加强法治理念的学习,不断完善法制体系的构建,不断改革我们的企业管理水平,不断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

国际软法在国际法律秩序中的作用 篇6

国软 在际律 序 的用 际 法 国法 秩 中 作

陈海 明

摘 要 国际 软 法本 身 虽 然不 具 有 直 接 法律 约 束 力 , 是 在 规 范 国 际 关 系 方 面 起 到 了积 极 作 用 , 够 产 生 一 但 能

定 法 律 效 果 。 国 际软 法 的 兴起 不 仅 与 国际 社会 面 临 的各 种 复 杂 问题 有 关 , 与传 统 国 际 立 法 模 式无 法 有 效 适 应 变 也 动 的 国际 社 会 有 直接 关 系 , 多 种 因 素共 同作 用 之 结 果 。 国 际软 法 的兴起 是 全 球 治理 时代 在 各 个 “ 威 领 域 ” 求 是 权 追

“ 则 体 系”的反 映。 规 关 键 词 国 际软 法 习惯 国际 法 国 际条 约 国 际法 律秩 序

人类 进 入 2 1世 纪 后 , 球 化 进 程 不 断 得 到 深 全

软 法 不 具 有 法 律 约 束 力 , 受 条 约 法 规 制 。 谢 尔 顿 不 ④

(hhn 认 为 国际软法 是 指条 约 之 外 的包 含 原 则 、Seo ) 规 范 、准 或 者 其 他 预 期 行 为 声 明 的 任 何 国 际 文 件 标

(nen t n l n t me t 。 itrai a s u n ) ④ o i r

化 。全 球 化 消 解 了 各 国 经 贸 领 域 的 藩 篱 , 来 了 贸 带 易 、资 的 自由和便 利 , 加 了各 国福 祉 。然而 , 投 增 全

球 化 也 带 来 了诸 多 国 际 问 题 。 当今 国 际 社 会 面 临 气

候 变 暖 、品走 私 、国犯 罪 等 全 球 性 问题 。解 决 全 毒 跨 球 问题不 仅要 主权 国家相 互 加 强合 作 , 离不 开 包 也 括 跨 国公 司 和 非 政 府 组 织 在 内 的非 国家 行 为 体 共 同 参 与 治 理 。 在 全 球 治 理 时 代 , 国 际 社 会 诸 多 行 为 对 体 的规 范 离 不 开 各 种 规 则 。习惯 国 际 法 和 国 际 条 约 这些 国际 “ 法 ” 国际 法 律 秩序 运 作 上 起 到 了顶 硬 在 梁 柱 作 用 。 晚近兴 起 的 国 际 “ 法 ” 全 球 治 理 中 软 在 发挥 了积极作 用 , 国 际法 律 秩序 起 到 了填 缺 补漏 对

波 耶 尔 ( o l) 国 际 软 法 分 为 三 类 。 从 形 式 B ye 把 上 区分 , 约 是 硬 法 , 有 法 律 约 束 力 ; 果 是 不 具 条 具 如 有 法 律 约 束 力 的 非 条 约 协 议 四, 是 软 法 , 如 《 就 例 赫

尔辛基 协议》 从 内容上 区分 , 有 明确 、体 承诺 。 具 具

的“ 则 ” 硬 法 ; 义 宽 泛 的“ 则 ” “ 范 ” 软 规 是 意 原 、规 是 法 。 因此 , 约 的 内容 可 能 是 “ 法 ”, 可 能 是 “ 条 硬 也 软 法 ”, 软 硬 ” 由 具 体 条 款 的 内 容 而 不 是 条 约 的 形 “ 是

式 所 决 定 的 。从 争 端 解 决 方 式 区 分 , 果 协 议 包 括 如

强 制 管 辖 条 款 就 是 硬 法 , 如 《 9 2年 联 合 国 海 洋 例 18

法 公 约 》; 果 协 议 纠 纷 是 由不 具 约 束 力 的调 解 方 式 如

作 用 。如果说习惯 国际法 和 国际条 约这 些 国际 “ 硬

法 ” 成 了 全 球 化 时 代 国 际 法 律 秩 序 大 厦 的 “主 构 架 ”, 么 国 际 “软 法 ” 无 疑 问 构 成 了 国 际 法 律 秩 那 毫 序 大 厦 的 “ 架 ”, 者 相 辅 相 成 , 国 际 秩 序 共 同 支 二 对

发 挥 规 范 作 用 。 本 文 拟 对 国 际 软 法 属 性 及 其 兴 起 的

解决便是软 法 , 如 《 特利 尔 议 定 书》 。实 际上 , 例 蒙 回

国 际软 法 和 条 约 在 争 端 解 决 方 面 的 “ 硬 ” 并 非 完 软 也 全 泾 渭 分 明 ; 1世 纪 议 程 ( e d 1 就 是 模 仿 硬 法 2 Ag n a2 ) 实 施 机 制 , 19 在 9 2年 里 约 环 境 与 发 展 大 会 后 建 立 了 可 持 续 发 展 委 员 会 , 其 执 行 和 承诺 进 行 监 督 。 对 上 述 几 位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国 际法 学 者 关 于 国 际 软

总值班在医院治理中的作用 篇7

随着医患关系的发展和医院治理的规范, 研究、分析行政总值班的作用已逐渐成为医院治理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将对医院治理的完善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参加医院总值班人员要求

总值班是医院管理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承担非办公时间内医院的行政后勤管理、突发性事件处理等工作, 保障医疗工作有序运行。总值班一般由行政职能处室工作人员担任, 由于学历、专业、职称等的差异, 值班人员对问题的处理方式和处置效果不尽相同, 而总值班人员的举动, 代表着医院管理能力, 参加行政总值班的人员在医院中有各种规定, 人员结构也各有各的特点, 但对参加人员必须明确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参加人员的素质要求;二是参加人员的职务要求。素质要求是相对行为人个体而言, 是一个行政总值班人员具有的思想境界和人格品行。具体是:到岗准时、严禁脱岗;讲究原则、灵活机动;善于请教、敢担责任。职务要求是相对行为人效率而言, 是一个行政总值班人员具有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 具体是:充分了解医院医疗流程;一切以医院整体利益为核心;提高主动应变处置能力。

2 医院总值班的特征和任务

行政总值班职能特征有3个方面:强制职权性;主动积极性;直接规范性。行政总值班在特定环境下代表的是院方管理机构, 所以强制职权性表现在可以从医院利益角度或医院目的高度指挥从业医护人员的职务行为、其他行政人员的管理行为、后勤人员的保障行为。主动积极性主要表现在行政总值班职权的行使可以不以他人的请求为条件, 为实现其职能可以主动地采取所需要的措施。直接规范性就是可以直接规定相对一方权利义务并付诸实践。医院的业务活动不可中断性是一大特点, 但事实上构成医疗业务活动的因素很多、很复杂, 有些可以请示, 有些无时间汇报, 有些还存在局部与整体利益矛盾。行政总值班应该有很多很多任务, 具体任务是不确定和难预知的, 是特定条件下产生的任务, 也可以说工作内容千变万化, 很难简单概括;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处置突发事件、进行人员调配、沟通信息联系、决定非凡措施。具体说, 负责非办公时间的医务、行政和临时事宜, 及时传达、处理上级指示和紧急通知, 签收机密文件承接未办事宜;负责检查夜间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值班人员无力解决, 立即向领导汇报;简要通报值班情况并做好记录;组织人员集中解决临时发生问题, 这些任务突出的核心就是保障医疗机构正常运作、医疗行为正常执行、医疗水平正常实现。

3 医院总值班的作用

(1) 医院总值班是每家医院都必不可少的管理环节。总值班负责处理非办公时间的医务、行政和临时事宜, 及时传达、处理上级指示和紧急通知。负责检查夜间和节假日各岗位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 对急诊、手术室、检验科、放射线科、电工室等部门值班情况要做记录。

要面对临床和患者及家属的诉求, 要处理多终端提出的应急问题, 是一个医院在非办公时间内协调各类关系, 化解医患矛盾的重要环节。

(2) 总值班职权的行使可以不以他人的请求为条件, 为实现其职能可以主动地采取所需要的措施。例如:值班人员脱岗应当是行政总值班主动发现, 而不需脱岗衍变至具体工作流程脱节后才被发现;还有成批伤员到院, 行政总值班可以是被请求也可以是不被请求, 主动去协调处置, 这也是体现医院治理水平是否全方位、全天候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规范性就是可以直接规定相对一方权利义务并付诸实践。医院的业务活动不可中断性是一大特点, 但事实上构成医疗业务活动的因素很多、很复杂, 有些可以请示, 有些无时间汇报, 有些还存在局部与整体利益矛盾。

(3) 遇有协调处理有关会诊、抢救问题, 有权决定处置事项。对做出的决定, 做好记录, 交班时报医疗管理部门和院办。

医院的业务活动不可中断性是一大特点, 但事实上构成医疗业务活动的因素很多、很复杂, 有些可以请示, 有些无时间汇报, 有些还存在局部与整体利益矛盾。

综上所述, 行政总值班是医院有效管理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各地区、各医院行政总值班人员构成、运作模式存在不同, 但在理论上明确其重要意义、在责能上规范其有效权限、在实践上发掘其特殊作用, 应该说对医院整体形象将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摘要:行政总值班是医院治理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一观点在医院治理实践中已形成共识。随着医患关系的发展和医院治理的规范, 研究、分析行政总值班的作用已逐渐成为医院治理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将对医院治理的完善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医院总值班,作用

参考文献

社会信任危机的法律治理对策 篇8

众所周知,社会生活由社会经济所决定的,它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随着社会的越来越快的变化,各种矛盾便会交织社会矛盾也将会日益尖锐,当社会矛盾带来各不相同的价值取向时,人们在众多取向中无从选择便会产生一种对社会限制的不信任,社会信任危机由此产生。

当前,社会信任危机开始从我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并不断蔓延。社会信任危机正不断影响着我国社会的公信力,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恐慌。面对不断激发的社会信任危机,我国采取法律治理已经成为一项越来越重要的治理手段。笔者认为法律可以提供一个符合社会公序良俗的社会规范,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而有效的预防社会信任危机的进一步恶化。解决社会信任危机,同时就需要要我们在改革中更新法律内容让其约束力适应社会的发展,让法律能够切实的提供一个大多数人所能遵循的社会规范。通过法律治理的方式去解决社会所遇到的社会危机。

中国社会信任危机的现状和成因

随着社会变革的深入,各种价值观念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正是因为各种新的想法新的思维方式的快速发展。大多数人不能适应这种新的变革在众多价值观念面前无从选择,于是人们便选择了逃避,这种表现在对事和人的不信任上。越来越多的不信任聚集在一起导致了整个社会的不信任危机。目前我国的社会信任危机正在不断的加剧,究其成因有如下几种:

一方面,我国目前的不信任危机是发生于特定的群里之间的,比如陌生人与陌生人之间。而我国的社会群众的信任大多是基于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群里,在群里当中人们是互相信任的并能够相互依赖的。这种信任从古至今一直都有,并且现阶段在不信任危机当中这种信任模式仍然存在。除此之外人们的相互信任的依据与纽带少之又少。这便是目前我国不信任危机所引发的一个现状之一,人们能够对他人或陌生的事情产生信任的纽带十分的少,而血缘和地缘在社会当中发挥的作用又相当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就造成了社会中的不信任。

男一方面,社会变革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加剧广大群众的不信任态度。目前所产生的社会信任危机,大多数是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社会风貌的快速变化,快速变化的社会情况让许多人不能够立刻接受。这种变化打破了我国原有的一些传统,人们在比如人际交往的广阔,社会的交往不再像传统一样孤立和封闭。笔者认为社会风貌的巨变是造成社會不信任危机的因素之一。

此外,法律制度不能适应快速变革的社会,不能及时的调整社会变化中新的法律规范。法律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他是对社会文化的一种反应,虽然立法者可以具有一定的远观,制定一部超前于社会现实的法律。但是大多数法律的制定仍然是无法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实际,需要立法和司法的不断完善。

法律治理的对策

法律治理是恢复社会信任,解决社会危机的一项重要对策。法律可以去调整社会规范,可以去构建一个新的为大多数人所认可的社会价值。那么在社会信任危机面前如何运用法律治理,笔者认为有如下几点:

增加法律的公信力。社会信任危机主要的表现便是不信任,即不相信社会中所存在的一切。这种危机的加剧将不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因此有必要运用法律治理的方式来解决这种危机。首先,要树立法律的权威,即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法无授权即禁止”,法律所规定的社会规范是有其强制力实施的。任何触犯法律的行为都将会受到惩罚,社会不信任的行为不能逾越法律的雷池。其次,要通过立法机关制定出为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去遵守的法律,要切实的保护大多数人利益,建立一个新的为大多数人所能遵守的社会规范。通过让大多数人相信法律才能通过法律来调节社会的不信任危机,从相信法律开始逐步恢复社会的信任。

发挥法律引导功能。立法机关通过制定和完善法律,来给社会信任危机下的群众提供一个社会规范、一方面维护已有的社会公序良俗防止社会信任危机的加重,另一方面,为人们提供某种行为模式,指引人们可以这样行为、必须这样行为或不得这样行为,从而对行为者本人的行为产生的影响,通过这样来引导社会走向相互信任。

保证法律的强制力。在法律实施过程中应当要保证法律的强制力,要对违法乃至犯罪行为作出一种威慑。法律如果不能保证其强制力,让法律规范下的个体肆意妄为,那么法律便形同废纸。在社会不信任危机加重的情况下,倘若仅仅依靠道德和习惯的规劝是无法遏制信任危机的加剧的。只有保证法律的强制力,对不信任的行为所产生法律后果应该予以追究,触犯刑法的应该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法律的强制力不仅是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威慑更是对整个社会规范的一种强有力的保证。

综上所述,社会危机随着社会快速的变化而日益加剧。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运用法律治理的方式是最有效的,它是能够去规范一个良好的法律预期,去构建一个为大多数人所期望的社会。只有通过法律的明文规定,才能让人们知道在社会不信任危机下该何去何从。

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篇9

一、问题的提出

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国际货币金融体制的深层缺陷,也使得全球金融治理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和讨论的焦点。尽管对于“全球金融治理”的确切内涵尚无普遍接受的严格定义,但总体而言都将之理解为全球治理理论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体现和运用。“全球治理”这一概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被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广泛使用,成为理解当代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根据目前国内较为权威的定义,全球治理大体是指国际社会行为主体为维持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国际社会可持续发展,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国际规制来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协调和合作机制,主要包含五个要素,即全球治理的价值、全球治理的国际规制、全球治理的主体或基本单元、全球治理的客体或对象,以及全球治理的效果。循着这一逻辑,国内有学者将全球金融治理定义为“在国际金融体系中,通过多元行为体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变革和世界经济问题挑战的一种规则机制、方法和活动”,其“核心要素包括主体、客体、价值和效果”。这一定义大体能够传达全球金融治理的基本内涵。

二、全球金融治理对软法的客观需求

迄今为止,《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1款是关于国际法渊源的公认最权威的阐述:“法院对于陈诉各项争端,应依国际法裁判之,裁判时应适用:(1)不论普通或特别国际协约,确立诉讼当事国明白承认之规条者;(2)国际习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3)一般法律原则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4)在第59条规定之下,司法判例及各国权威最高之公法学家学说,作为确定法律原则之补助资料者。”据此,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习惯国际法)是国际法的主要渊源,构成国际“硬法”的基本来源。

由于缺乏超国家的中央立法和执法机构,主要依赖国家之间的合意来制定和实施,因此国际法在“硬度”———强制性、制裁性和约束力上总体而言逊色于国内法。换言之,硬法与软法的实质区别,在国际法领域可能不像在国内法领域那么判然分明。这或许也正是“软法”概念首先诞生于国际公法领域的原因所在。尽管如此,关于条约和习惯的认定标准,国际法上已有一套成熟的理论和实践,例如条约的缔结和生效必须具备严格的程序性要件、习惯的成立必须满足“国家实践+法律确信”的主客观统一要求等。以此观之,目前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大量国际规则,均不属严格意义上的国际法或者说国际硬法。

三、软法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双重价值

大体可以从两种意义上来理解国际金融软法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价值:一是作为制定或形成硬法的前奏,或者说通往硬法途中的中转站,亦即扮演一种依附于硬法的临时性、过渡性、补充性的角色;二是凭借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在可预期的时间内长期稳定存在和发展,独立发挥作用,与国际金融硬法相辅相成乃至分庭抗礼。

(一)软法的“中转”价值

国际法学者韦斯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软法大致会向以下四个方向发展:一是被吸收进条约规定之中,二是作为国内法被通过,三是成为后续合作的框架和制定更具体规则的过程,四是成为习惯法。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过渡视角。基于此,软法的发展方向主要有两个:一是演进为条约或习惯,二是转化为国内法的一部分。软法演进为国际条约的典型例子是《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本身是不具法律约束力的软法性文件,但却为人权领域硬法条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两个国际人权法领域最重要的基础性条约,均是由《世界人权宣言》演进而来。

(二)软法的独立价值

软法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意义和作用并非仅限于作为硬法的前奏或中转,而是有其自身独立的存在价值。正如斯奈德所指出的,决定采用软法而非硬法,可能是因为实际上无法采用硬法(例如条约禁止在某个领域制定硬法),在此情况下软法就不会转变为硬法;也可能是基于软法自身的优点,在此情况下软法也许最终会被硬法取代,但却并非必然结果。[20]德国前驻爱尔兰大使哈特穆特·希尔根贝格总结了回避条约而选择软法的十点原因。尽管其使用的是自创的“非条约协议”(non-treatyagreement)一词,但所要传达的含义与软法无异。这些原因包括:(1)需要相互建立信任;(2)需要推动情形有所进展;(3)创造一个初步的弹性体制;(4)为协调各国立法提供动力;(5)担心“硬法”条约给国际关系造成过重负担,一旦缔约失败导致关系恶化;(6)软法所需程序更为简易,从而制定更为快捷(例如经由协商一致而不是条约会议);(7)避免修订条约所需的.复杂低效的国内批准程序;(8)更为机密;(9)在国际法上无权缔结条约的主体可以借此达成协议,例如关于北爱尔兰前途的多方协议;(10)当事方可以借此与其不愿正式承认的其他当事方达成协议。[21]另有论者概括了软法文件在国际治理中的六大优势:(1)更易于谈判,谈判成本更低;(2)在敏感领域给各国施加的“主权成本”(即对一国主权造成的限制和影响)更低;(3)给各国提供更大的灵活性来应对不确定性和逐渐学习;(4)使各国因不必担心强制实施问题而能更具雄心,进行更深入的合作;(5)更能适应多样性;(6)能够直接为非国家主体所用,包括国际秘书处、国家行政部门、次国家公职人员(sub-statepublicofficials)、行业协会和非政府组织等。

四、全球金融治理:软法之治

如果说二战结束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标志着国际金融体系进入全球治理时代,那么自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社会始终缺乏一套有效的硬法规则来塑造一个足以取而代之的体系。前文已述及,《基金协定》和《服务贸易总协定》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作用有限,实践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以巴塞尔委员会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标准制定机构所制定和发布的各类软法规则。这些软法规则适应了全球金融治理的现实需求,也有其毋庸置疑的存在价值和独特优势。尽管如此,相较于硬法规则如条约,国际金融软法存在两个亟待克服的固有问题,即有效性和正当性问题。

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篇10

摘要:机构投资者在我国的资本市场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其中占入市额度比重最大的是证券投资基金。文章试图对证券投资基金在所持股公司的公司治理中参与的状况进行分析,探讨证券投资基金在公司治理方面的作用及其存在的障碍,进而提出促进证券投资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的对策。

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机构投资者;公司治理;股东

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不断引进新的机构投资者,如证券投资基金、券商、社保基金、QFII、企业年金、保险基金等,这些机构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中所持有的份额越来越大。根据的数据显示,证券投资基金20投资股票的资金达1 602.52亿元,整体机构投资基金规模接近2 500亿元,证券投资基金占机构投资比重的64%,年沪深两市股票流通市值约为10 630.52亿元,证券投资基金持股市值占沪深流通市值的15.1%。由此可见,机构投资者(尤其是证券投资基金)在市场上是一股非常活跃的投资力量。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目前最大机构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对上市公司治理的参与状况进行分析,阐明证券投资基金在公司治理方面的作用及其存在的障碍,进而提出促进证券投资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的对策。

一、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途径与程度有待提高

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的主要途径是行使作为股东的投票权:(1)对上市公司的再融资方案上的投票否决,如基金联盟对抗招行发行百亿可转换债券的**、中兴发行H股计划**和深万科B股增发停发事件中证券投资基金作为公司股东参与公司治理对上市公司的再融资方案的干预;(2)对于股权之争,基金可以通过公开征集授权委托权反映小股东的意见(如胜利股份股权之争)这种方式参与公司的治理;(3)对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否决。我国未施行流通股东分类表决制之前,在股市非流通股占总股份50%①以上,流通股东是无法通过与非流通股股东“同权”表决权来维护自己的投资利益;在实施了公司重大事项社会公众股东表决制度②之后,其中对于上市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流通股股东通过的要求要达到参会流通股2/3以上,虽然基金是最大的流通股股东,但根据截止到目前的资料来看,基金对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方案投赞成票占绝大多数,基金在参与公司治理中对公司的股改方案投反对票甚少(持股基金对上市公司三爱富的股权分置方案的表决中投了反对票,这是目前第一家因遭到基金公司反对而被否决的上市公司)。③我国上市公司仍然存在着一些损害投资人利益的事件,如公司重大事项不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等等,由此可见,我国基金对上市公司治理的参与程度和制衡机制上需要进一步提高。

二、对基金在参与公司治理中障碍的分析

公司治理的目的是对上市公司的实施有效的监控。基金参与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的目的是形成对上市公司实行一种有效制衡的机制(股东与董事会、管理层、监事会之间的相互制约机制),是否能形成有效制衡则取决于基金的持股是否有规模效应,市场环境和基金的投资目标的实现是否允许长期持股,是否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有利益冲突。然而,在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确存在多方面障碍因素。

1. 我国股市的市场环境欠缺,阻碍和抑制基金及其投资者长期持股,影响了基金参与上市公司治理。(1)上市公司的总体质量不高,市场信息透明度不高,使投资者只能通过短期持股防范股市的非系统性风险。投资者持股的主要依据是上市公司的业绩以及是否具有成长性,但由中联财务顾问和国资委有关专家对1339家上市公司共同进行的一份上市公司业绩评估调查显示,中石化一家的净利润就占全部上市公司净利润的25.44%,而占上市公司总数不到7%的前90户上市公司,其净利润占全部上市公司净利润的90%④。业绩集中表明投资者只有通过精选个股来长期持有,但由于市场信息透明度不高,基金持股有限⑤,使基金参与公司治理的规模效应无法体现,投资者只能通过短期持股防范股市的非系统性风险。(2)市场没有做空机制、没有指数期货、指数期权等产品有效的防范系统性风险,整个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无法进行套期保值,持股者最优的策略可能就是选择短期持股。从起就开始提出解决全流通问题,直到5月股权分置正式启动,期间整个市场主要面临的就是非流通股的解决如何进行、何时进行的系统性风险,两个市场也从20指数振荡向下。年~20深证成指每年的变动率分别为-30.03%、-17.03%、26.11%、-11.85%和-6.65%,2001年~年上证指数每年的变动率分别为-20.62%、-17.52%、10.27%、-15.40%和-8.33%;深证成指由2001年年末的3325.66跌到2005年年末的2863.61点,上证指数由2001年年末的1 645.97跌到2005年年末的1 161.05点⑥。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投资者没有其它的选择只是一个短期持股策略,从市场的振荡中获得收益。

2.市场对基金经理业绩的考核以及基金管理费提取的方式,制约了证券投资基金对所持股票公司治理的参与。(1)基金的本质是受托形式的专家理财,市场及基金管理公司对专家理财能力的考核短期化使基金经理行为短期化。一方面,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是以开放式股票型基金为主⑦,特别是QFII、社保基金等其它机构投资者作为基金的持有人集中持有时,基金为防范高比例赎回风险,基金的资产配置要具备相当的流动性。另一方面开放式基金按照净值进行交易,基金的净值在市场上每日都是公开的,基金的净值及其基金净值动态变化情况成为市场及基金管理公司对基金经理理财业绩考核的依据,也促使基金经理更加重视资产的短期收益。(2)目前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费是根据其基金净值来提取,因此基金经理人往往是以最大化其基金净值为目标。目前基金净值的大小主要与较高的`资本利得有关,因此基金对股票最基本的偏好是股价的增长率,基金经理人根据市场热点频繁调整所持股票,缩短了持股时间,抑制了基金对公司治理的参与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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