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社会研究管理论文提纲

论文题目：多元主体参与下贫困识别的制度及其实践 ——基于大别山区薯县的调查

摘要：自1986年我国开启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的扶贫开发工作以来,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持续减少、贫困发生率不断降低。进入新时期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给贫困人口带来的“涓滴效应”递减,而以区域开发为主的扶贫模式则遗漏了部分贫困人口。为了确保到2020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如期达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习总书记提出了“精准扶贫”的理念。精准扶贫,包括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与精准考核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中,精准识别是精准扶贫的基础与首要步骤。本文正是基于当前政府、学界以及社会广泛关注的精准识别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开展相关讨论。而精准识别的着力点,主要在于识别贫困户。在现有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认为农村贫困识别存在“瞄准偏离”的问题,他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解释:首先,政策本身的缺失,即认为瞄准偏离是由于政策自身的不完备造成的;其次,将瞄准偏离归因于瞄准机制的偏差;复次,认为瞄准目标偏离是贫困识别中瞄准偏离的深层次原因;最后,从道德的角度来解释瞄准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失范现象。综观上述研究,学者们侧重于对行动主体的考察,先验地将行动主体假定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但是,人不仅是一种追求目的的动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遵循规则的动物。换言之,人不仅受到利益的驱使,也被他生存其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制度所刺激、鼓励、指引和限定。基于此,本文尝试从制度的视角对以下问题做出回答:影响贫困识别的制度因素有哪些?文本的制度是如何转变为实践中的制度的?行动者与制度之间是如何互动的?具言之,识别贫困户的过程中有不同的行动主体,他们的目标都与国家的精准目标一致吗?如果不是,这些行动主体分别受到什么样的利益取向和制度约束的指引,并形成了什么样的行动逻辑?最终,多元主体的不同行动将贫困识别的制度指引向何处?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回顾了制度研究的古典遗产,并对比了新制度主义中制度分析的两歧路径:算计的路径与文化的路径。在此基础上,本文将算计的路径、文化的路径,制度嵌入性视角以及多层次的行动者框架糅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同时,本文选取了湖北省东北部的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薯县作为田野调查的地点,并综合运用了参与观察法、深入访谈法以及文献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在薯县贫困识别的过程中,制度、行动、利益、道义等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首先,国家贫困线是贫困识别中不可逾越的硬指标。但是,国家贫困线的标准在识别贫困户的过程中过于理想化,在现实的具体情境中难以执行。为了提高精准度,薯县在贫困识别的实践中不断发展出替代性的鉴别贫困的标准。最早的正式制度是“四看”标准,即一看房,二看粮,三看有没有读书郎,四看劳动力强不强,将“四看”标准作为识别贫困户的依据。随后,薯县又以“几不准”（即不准有楼房、不准有汽车、不准有财政供给等）作为剔除伪贫困户的标准。最后,借助大数据排查的技术支持,薯县将“几不准”的标准升级为“负面清单”,作为全面排查伪贫困户的标准。无论是国家贫困线,还是薯县在实践中运用的辅助性标准,都是刚性的、强制性的正式制度。由于现实操作的原因,制度制定者主动推动了正式制度的变迁。其次,在乡土社会,正式制度有时并不能发挥作用,失去原本应该产生的效力。这是因为在乡土社会内部,还存在着与正式制度并不完全一致甚至产生碰撞的非正式制度。在贫困识别中的非正式制度主要是指农民的公平观念。农民的公平观念具有“情境性”特征,也就是在有关谁应该被选为贫困户、谁不应该被选为贫困户的公平判断中,农民表现出了“内外有别”的差异。除此之外,农民也追求平均主义。而当农民置身事外,以一种超然的心态看待贫困户识别这一事情时,农民则有一套自己的公正观念。具体说来,农民判断是否可以被选为贫困户的公正观念包括三个原则:其一,是否可以“过日子”,也就是生存伦理是否受到了侵犯;其二,是否“可怜”,在乡土观念看来,女儿户、独户等家庭虽然不一定经济困难,但应该得到适当照顾;其三,是否“可恨”,这依据的是农民的做人标准。在农民看来,好吃懒做、为人不善、嫖赌逍遥等是不会“做人”的表现。因而,这类人哪怕家庭条件困难,村民也认为他们不应该被选为贫困户,因为他们不值得被照顾。农民的公平观念作为非正式制度,是一种弹性的标准。公平观念中生存伦理的理念与正式制度中消除贫困的目的相一致,因而实现了制度融合。但是,公平观念是依据内隐信息做出判断,而正式制度是以外显策略作为识别贫困户的方式,因而它们存在一定的认知差异。在制度冲突中,非正式制度促使正式制度做出回应,并推动正式制度的变迁。最后,除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之外,多元主体的行动也同时受到利益的驱动和道义的指引。具体来说,政策制定者处于目标管理责任制之下,面对的是可能的奖励性的政治利益和惩罚性的政治损益。这要求他们一定要认真完成好包括识别贫困户在内的精准扶贫工作,也符合识别出真正的贫困户的道义要求。因此,对于县级政策制定者来说,他们的利益和道义是相契合的,因而他们的行动导向是认真地执行贫困识别的工作。此外,县级政策制定者主要受正式制度约束,因而他们在生产制度的时候除了争先恐后地生产贫困识别的制度实施机制之外,还仪式性地维持国家贫困线的标准以及选择性地吸收非正式制度。政策目标群体面对的是扶贫政策中的巨大经济利益,但由于不是所有人都能当上贫困户,因而他们的利益与道义是分化的。而政策目标群体主要受非正式制度约束,因而他们通过诉苦、说闲话、上访等方式表达他们对贫困识别的观念时,主要是以非正式制度作为依据。对于政策执行者来说,他们的利益则更加错综复杂,从“政治生涯”和社会性收益的角度看,他们的利益和道义是相一致的。但是,他们面对的是乡土社会,还需要考虑乡土社会中的小组利益、宗族利益以及人情关系等,而政策执行者也同时受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约束。基于多重利益和二元制度的束缚,政策执行者的道义和利益是失衡的,因而他们的行动导向是“不出事”。为了做到“不出事”,政策执行者一方面在向上级政府寻求贫困户指标的时候主要借用非正式制度,另一方面在向政策目标群体解释为何没有被选为贫困户时,主要依据的是正式制度。总而言之,贫困识别的制度经历了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它不再是最开始国家制定的贫困线,也不仅仅是薯县最开始采纳的“四看”标准。它包括国家贫困线、“四看”标准、“几不准”标准、“负面清单”标准以及农民的公平观念等等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制度。推动贫困识别制度变迁的因素除了学者们、政策研究者们最常讨论的利益驱动之外,还包括制度本身的原因:国家贫困线的难以执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以及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冲突。政策制定者、政策目标群体以及政策执行者不仅仅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而且还是嵌入于不同制度的主体,因而他们的行动也受到制度的指引。

关键词：精准扶贫;贫困识别;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多元主体

学科专业：社会学

摘要

Abstract

第一章 导论

引子 “精准”之惑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问题提出

一、选题背景

二、研究问题与意义

第二节 研究回顾

一、贫困识别的研究综述

二、制度约束与行动能动的研究综述

三、现有研究的不足与努力的方向

第三节 概念界定

一、贫困识别

二、制度

第四节 研究设计

一、县域——研究单位的选择

二、个案介绍

三、研究方法

四、表述框架及行文思路

第二章 理论资源及研究框架

第一节 重访制度:制度研究的古典遗产

第二节 新制度主义的两歧路径:“算计路径”与“文化路径”

一、算计的路径

二、文化的路径

第三节 制度、利益与行动者: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

一、算计路径与文化路径的结合

二、制度嵌入性视角的引入

三、制度、利益与行动者:一个综合性的分析框架

第三章 正式制度的演进:精准目标作为刚性制约

第一节 变动中的神圣:不可逾越的国家贫困线

一、迈向精准:不断下沉的扶贫瞄准单元

二、以线为限:持续调整的扶贫刚性标准

第二节 操作中的困境:存在漏洞的贫困标准

一、数字困境:相对偏低的贫困标准

二、技术困境:难以获知的农民收入

三、信息困境:不易制衡的基层代理人

四、程序困境:自上而下的规模控制

第三节 实践中的智慧:不断进阶的鉴贫标准

一、望闻问切:建档立卡阶段的“四看”标准

二、各个击破:精准识别回头看阶段的“几不准”

三、全面排查:审计阶段的“负面清单”

第四章 非正式制度的重构:公平观念作为弹性标准

第一节 情境中的公平:贫困识别的地方性知识

一、原则公平:公平观念的分析维度

二、内外有别:公平观念的情境差异

三、平均主义:公平观念的内在追求

第二节 超然中的公正:公平观念的附属原则

一、是否“可过”:生存伦理下的“需要照顾”原则

二、是否“可怜”:乡土观念下的“应该照顾”原则

三、是否“可恨”:做人标准下的“值得照顾”原则

第三节 碰撞中的抉择:两种制度的融合与冲突

一、制度融合:消除贫困与生存伦理的理念统一

二、制度冲突:外显策略与内隐信息的认知差异

第五章 利益与道义的指引:多元主体的行动导向

第一节 利益与道义的契合:政策制定者的“干大事”导向

一、目标管理责任制下的政治利益

二、政策制定者的“干大事”导向

第二节 利益与道义的分化:政策目标群体的“不怕事”导向

一、“一主十二附”政策下的经济利益

二、政策目标群体的“不怕事”导向

第三节 利益与道义的失衡:政策执行者的“不出事”导向

一、乡土社会中的多元利益

二、政策执行者的“不出事”导向

第六章 多元主体在贫困识别中的具体行动

第一节 生产与维系:政策制定者的制度作用

一、争先恐后:对制度实施机制的趋同性生产

二、说而不用:对国家贫困线的仪式性维持

三、因地制宜:对非正式制度的选择性吸收

四、奉若圭臬:对正式文本制度的无条件服从

第二节 表达与反抗:政策目标群体的制度策略

一、“拉关系”和“找关系”:村民对双重制度的破坏

二、“守规矩”和“不生事”:村民对双重制度的维持

三、“诉苦”和“说闲话”:村民对非正式制度的表达

(一) 构建苦难:诉苦的抗争作用

(二) 生产话语:闲话的道德功能

四、村外的上访:村民对双重制度的调动

第三节 重构与嬗变:政策执行者的制度运作

一、向上“要”指标:对非正式制度的借用

二、向下“压”指标:对正式制度的运用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