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乡土中国读后感(精选9篇)
费孝通先生是中国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家,一生著述丰厚,不仅有在国外闻名的《江村经济》,还有在20世纪40年代成书的《乡土中国》,而后者的影响力似乎更大。
《乡土中国》这本书不是对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出一些概念,费孝通先生在其中提出了“乡土本色”和“差序格局”等著名的概念,使其成为一本既反映中国实际情况,又有理论深度的著作,在中国的学术界具有比较大的影响,更是成为许多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必读书目。
读罢此书,不仅对先生在社会学方面的深厚造诣感到由衷地钦佩,而且也为他细致敏锐的观察力和生动的文笔所震撼。一些在我们看来习以为常的平凡小事,经先生的一番分析,便成了“乡土中国”所独一无二的特性,除了中国,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再也没有。一件再普通稀松的事情,经先生的描述,也便成了活生生的一幅“乡土中国”的画像,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回头再细细琢磨,更是觉得千真万确。另外,先生在此书中表现出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熟悉和对儒家经典的恰当运用,也从另外一个方面体现出费孝通先生这位“国学大师”的博学与睿智。
本书共分十四个章节,讨论了十三个问题,这些问题从政治到生活、从国家到个人,几乎涉及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涵盖了古往今来传统社会的诸多现象。但很巧妙的是,这些问题几乎都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
第一章,“乡土本色”,就是一个“土”字。先生在开头就说要从“土头土脑”的乡下人说起,这个“土”字,虽然有些蔑视的意味,但对于乡下人来说,却有着及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本,是农耕社会的基础,作为农耕民族,离开土地就无法生存,即便是到了一处新的天地,也总是要努力种出庄稼来。这种世世代代的小农经营,使得乡土社会成了一个相对封闭、孤立的熟人社会,这也正是塑造中国人性格特点的独特环境。在这章里,作者还用很独到的角度分析、解释了美国乡下和中国乡下的不同之处。美国人在乡下往往是一户人家自成单位,原因在于美国在早期拓殖时代人少地多;而中国的乡下人却通常是聚居,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农民大多是小农经营,并且还有水利合作和安全保卫的需要,另外中国传统的土地平等继承制也是导致中国乡下人聚族而居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在传统观念中,“土”是重要的,“乡”是“叶落归根”的去处,但在这个由陌生人组成的现代社会中,乡土社会的习俗正在变得“过时”,越来越无法满足现代人的需要,而“土”也变成了
带有藐视色彩的词语,“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故里。社会是在不断发展、前进的,中国的“乡土本色”也恐怕会在现代社会中逐渐磨灭,直至消失,到那时,中国人不再“土”了,可是那将和西方欧美国家有何区别,中国的“本色”又从何体现?其实从这个角度看来,“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第二章和第三章,“论文字下乡”和“再论文字下乡”,合起来就是一个“愚”字。这两章由乡土社会中的“文盲“谈起,分别从空间的阻隔和时间的阻隔两个方面来说明乡下人没有识字的需要,指出乡下人不用文字并不是是因为他们“愚”,而是在熟人社会中有事情可以面对面接触,根本无需文字这种间接的交流方式。乡下人的“愚”是知识问题而非智力问题。并且对当前的“文字下乡”工作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和建议,认为只有在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文字才能下乡,而且必须充分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开办学校才能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在这两章中,对文字的产生及其作用有着非常精辟的论述和分析,让人读后受益匪浅。
第四章,“差序格局”,可以用一个“私”字来概括。作者用“捆柴”和“水波”来比喻说明中国的社会格局和西洋的社会格局是不同的,西洋的社会格局为“团体社会”,注重争权夺利,表现为“个人主义”;中国传统思想差序格局喜欢攀关系、讲交情,表现出来的是“自我主义”。在中国的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关系的增加,并且,社会范围也是由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此,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是在个人联系中发生意义。而差序格局的伸缩能力很强也导致了中国社会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世态炎凉”。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中,所谓的“公”和“私”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公”,也没有绝对的“私”,这正是中国社会差序格局的特点所造成的结果。
第五章,“系维着私人的道德”,主要围绕一个“德”字。根据前几章的内容,中国社会是小农经营的“乡土社会”,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在乡土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依靠土地自食其力,只是偶然、临时、非常态地需要与他人进行合作,这与西方的团体社会是非常不同的,社会格局的不同引起了道德体系的不同。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中,社会关系网络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私人联系维系着道德,所以最重要的是“克己复礼”,然后就是最基本的“亲子、同胞”关系,即“孝”和“悌”,另外一条代表朋友的线路所要求的是“忠”和“信”,依作者所言,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体系中,没有一个道德观念是超乎私人关系的,即使是最常被孔子等儒家学者提到的“仁”,也不过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切私人关系中道德要素的共相。读罢这一章,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有了更深层次地认
识与了解,也明白了中国与西方道德价值观相左的根源所在。
第六章,“家族”,主要是一个“家”字。对“家”这个中国乡土社会中最基本的社群,也是构成中国社会的最基本的单位做了细致地解剖和独到的分析。在西方,“家”是团体性质的社群,其主要功能是生儿育女。而中国的“家”却是一个沿着亲属差序向外扩大的“氏族”,是一个不仅具备生育功能,而且还包含了政治、经济、宗教等诸多功能的事业组织。因此在西方,夫妻间的感情是凝合家庭的力量,是相亲相爱的;而中国乡下的夫妻关系则要生硬的多,要讲究“相敬如宾”和妻子对丈夫的绝对服从,这正是由中国家庭的事业性所决定的。不过随着现代化的步伐加快,中国妇女地位的日益提高,我们今日所看到的大部分中国家庭也已经向西方的模式转化,夫妻间的感情生活、互动也更像西方人了,虽然在某些方面有悖传统的道德,但也不能否认这是社会的一种进步。
第七章,“男女有别”,这一章是上一章内容的延续和引申,围绕一个“情”字。如上章所述,乡土社会的家庭是事业性的,要讲求纪律和效率,就要排除私情;要维持社会关系的稳定,就要避免感情上的激动。所以乡土社会在男女之间加以隔离,使其不易发生激动性的感情,这样就将一切有可能破坏稳定的因素全部遏制,从而巩固事业性的家族。反之,因为“男女有别”和夫妻感情间的淡漠,又使“家庭”不易团结,所以同性组合与异性组合交错,于是家族成为了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单系组合,家族代替了家庭。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在中国乡土社会里,以家族为基本社群的原因。
第八章,“礼治秩序”,概括起来就是一个“治”字。西方和中国这两种不同的社会是怎么维持社会秩序的,是依靠什么对公民进行统治的。西方的“法治”和中国传统的“人治”其真正的区别并不是“法”和“人”两个字,而是在于维持秩序时所用的力量和所根据的规范的性质。西方所谓的“法治”并没有完全脱离人的因素,实际是“人依法而治”;而中国的“人治”其实也并非是有权力的人为所欲为地治理,而是依靠一种社会所公认的正确合适的行为规范和流传了世世代代的传统来对社会中的人进行约束。并且,“法”是从外限制人的,而“礼”却是一个人在潜移默化中由内心主动去服从的。但是由于乡土社会的特点和局限性,礼治社会根本无法出现在变迁很快的现代。令人担忧的是,传统道德的日益缺失和社会风气的日益低下,即使是处处讲“法”的如今,社会治安也不见得比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的“礼治”下更好。当然,随着精神文明建设进程的加快和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能够出现一个人人懂“礼”、个个守“法”的社会是再好也没有的了。
第九章,“无讼”,其实是讲一个“讼”字。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打官司是要尽量避免的事情,又因为是“礼治”,无需懂得法律,每个人只要按照传统的礼治秩序去做就好了,根本无需“讼”;而在现代社会中,个人权利是不能侵犯的,国家因此定下了许多法律,而普通人又不能掌握这所有的法律,所以“律师”这个专门帮助人“诉讼”的职业就成了现代都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了。费孝通先生在这一章了表示了对现代司法制度在中国乡土社会推行的看法和担忧。他认为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的建立起法治秩序。并且在最后还提出了自己对于推行司法方面的一些建议:”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单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乡,结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
第十章“无为政治”和第十一章“长老政治”,都是紧紧围绕一个“权”字展开。在这章中,对“权”展开了详细的讨论,但最触动我的是先生对中国历史上的“无为—有为—无为”的循环统治模式的分析。在中国古代史中,最为典型的应当是汉朝:在国家草创之时,国力衰微,高祖、惠帝、文帝、景帝都是“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到武帝时国力强盛便四处出兵征伐,变成“有为”,到后期和东汉初期又恢复到了“无为”的状态。而在最后一章中,是对中国乡土社会的统治权力做出了定义。在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中,同时存在不民主的横暴权力、民主的同意权力和既非民主又异于专制的教化权力,这种和西方完全不同的统治模式,先生给它最终定义为“长老统治”。
第十二章“血缘和地缘”,姑且归纳作一个“缘”字。指出乡土社会的社会流动并不能构成这个社会性质的根本改变,仍旧是血缘大于地缘,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地缘只是它的延伸。要想达成血缘和地缘的分离,在中国乡土社会中是相当困难的,只有商业的发展才能对此造成冲击,因为商业是在血缘之外发展的,而地缘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不仅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
第十三章“名实的分离”,实质上是一个“变”字。指出完全静止的社会是不存在的,即使是安土重迁的乡土社会也在发生着变化,只不过相对于现代社会变得比较缓慢而已,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情调“孝”,也即“无违”,实质上是承认长老权力,是维护社会安定的手段。由于长老权力的不容忍反对,所以在社会加速变动时,就免不了“注释式”的歪曲原意,使得位与权、名与实、言与行、话与事、理论与现实全趋向分离。另外,我还在这一章中找到了一个令我曾经疑惑许久的问题的答案,就是为什么英国可以凭借“光荣革命”来实现转变,而其他国家却都需要进行流血的战争或“革命”。费先生解释说,首先英国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都处于整个世界的文化领导地位,是工业革命的老家;其次英国社会中的领导
阶层最能适应环境变动,环境变动的速率和领导阶层变动的速率配得上才能发生不流血的革命。这个解释合情合理,让我茅塞顿开。
第十四章“从欲望到需要”,简单概括为一个“欲”字。乡土社会中,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欲望去行事,现代社会却发生了“需要”,因而有了“计划”,表面上看来,欲望和需要都是人们行事前的目的或者说动力,二者并无多大的区别,但事实上,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就是权力,而在乡土社会里,人们一切都是靠着经验,是不用计划的,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欲望去做事就可以了。
一、熟习的乡土
城里人用土气藐视乡下人, 但从基层上去看,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性并非贬义, 在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 直接向土里讨生活, 于是成为传统。我们的民族确实和泥土分不开, 奔赴世界各地的中国人, 只要住下了, 都会种地。古往今来中国人有这么一个传统——安土重迁, 口袋里有了点积蓄就去买房置地, 离开人世也要入土为安。以农谋生的人聚村而居, 并且保持自己的生活隔离, 结果就形成了地方性, 保持孤立的社会圈子。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的民族, 自然也会受到土地的束缚。
乡土社会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 是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细胞构成的地缘血缘紧密结合的乡土社会, 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休戚与共世代相袭的村落生活中, 形成了“彼此连心肝也都了然”的熟人社会。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 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习就是反复地做, 靠实践的磨练, 使一个人惯于一种新的做法。这样的熟人社会里甚至不需要文字, 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就能起到彼此交流的作用。如果用所谓的语法和规范的语言文字, 在乡土社会让人很不自在, 比如文明用语你好谢谢对不起等, 用到乡土社会肯定会带来异样的眼神, 并且有被疏远的危险。
离开土地成为陌生人社会的现代城市, 应该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 但人们的行为中还保留着熟习的乡土基因。因为在没有陌生人的乡土社会, 法律其实处于次要的可有可无的地位, 大家都能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 大家重视信用而不是法律。比如中国式过马路, 即“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 和红绿灯无关”这种集体闯红灯现象, 深层次的原因恐怕还是乡土性基因在作怪。类似中国式过马路行为的还有一个流行词叫“搞定”, 那就是为达目的结成关系网, 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对抗规则, 甚至可以超越法律的底线。这都从一个侧面展示了熟习的影子。中国人在跟西方人打交道时常认为他们很笨, 少灵活性认死理, 涵义也是如此。走出国门的国人不被信任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也常因不守规则, 从交通规则到日常交往的规则, 我们都会绕着规则走。
二、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先生的独创。他把西方社会比作界限清楚、单位分明的一个个稻田里的柴捆, “几根稻草束成一把, 几把束成一扎, 几扎束成一捆, 几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个挑里都属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在社会, 这些单位就是团体”。社会上的人也就生活在这种团体格局的社会关系之中。与此对照, 中国整个社会结构的格局是差序格局, 以“己”为中心, 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 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 一圈圈推出去, 愈推愈远, 也愈推愈薄。这样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就是伦 (人伦) , 这些伦是由亲情和建立在亲情基础上的互惠构成的人们相互对待的基本原则。
通过这个比喻, 费先生勾勒出中国传统社会的轮廓:中国乡土社会的基层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 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首先执行的是私人道德。私的毛病在中国乡土社会实在是一个较为严重的弊病。马路上偌大的窨井盖会莫名地丢失进而造成人身伤亡;住宅楼道里可以随意摆放暂时不用的旧家具旧电器, 哪管挡住了别人的去路或万一发生火灾性命攸关;社区的公共休闲场所乃至公园都可以圈占起来办起露天卡拉OK场……因为这些物品是公共的, 都可以成为某个人所有。因为是公家的, 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沾一点便宜的意思。
差序格局是动态的。在差序格局中, 以己为中心, 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 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 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在立体社会中, 每个人都是石头, 当这些石头一起扔进水中的时候, 就产生了许多的中心点, 这些点各自推出去的波纹在不断交汇, 而且还不断移动。这个动态性也表现在“己”的模糊、公与私界限的模糊、甚至家的含义也是含糊的。家可以是自己和太太, 可以是加上孩子, 还可以是加上其他的伯叔侄子之类的, 更广的范围可以是家族氏族。这种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随着势力的大小而变化, 你得势的时候可以亲戚多的是;假如你不得势, 也许就是门可罗雀。这种变动的格局会影响到我们对同一件事的判断, 比如全国人民都痛恨的腐败, 但如果是自己拥有公权力能有点腐败的小作为, 或者是自己的亲朋能有这样的能量, 就变成津津乐道很有面子的事情。对于不同的环境和人事, 自然就形成不同的对待方法, 哥们朋友在一起攀关系讲交情, 社会规则中就被加入了诸多的潜规则。
三、礼治与无讼
对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 靠的是“礼治”。礼不同于我们今天的文明礼貌, 不同于法律也不同于道德。礼是传统, 是从教化中养成的个人对集体规范的服从。法律是从外限制人的, 不守法所得到的惩罚是由特定的权力加之于个人。人可以逃避法网, 逃得脱还可以骄傲、得意。道德是社会舆论所维持的, 做了不道德的事就见不得人, 受人唾弃。礼则有甚于道德, 如果失礼, 不但不好, 而且不对不合也不成, 这是个人习惯所维持的。礼是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礼和法单从行为规范这一点说是一致的, 不同的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权力来推行的, 维持礼的是传统。在今天看来属于野蛮残暴的某些行为也是属于“礼治”的范畴。比如陪葬、株连等都是礼, 是人们心中形成的共同行为习惯。
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利来推行的, 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 使人服膺。在乡土社会, 人服于礼是主动的, 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价值观念。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 而是在身内的良心。所以这种秩序注重修身, 注重克己。理想的礼治是每个人都自动地守规矩, 不必外在的监督。但是理想的礼治不是常有的, 一个人可以为着自私的动机, 偷偷地越出规矩。这种人就是这种秩序里的败类。每个人知礼是责任, 所以“子不教, 父之过”, 这也是乡土社会里通行“连坐”的根据。儿子做了坏事情, 父亲得受惩罚, 甚至教师也难辞其咎。打官司就成了一种可羞之事, 表示教化不够。
礼治靠传统来维持社会运转, 其执行者便是掌握着教化权力的人, 王者、父母、师儒、长辈都是礼治秩序的维护者。教化权力控制着乡土社会的基本秩序, 所以整个乡土社会又表现为“无讼”的社会。因为它对社会秩序的治理采取积极预防性策略, 将治理的基础放在个人修养和家庭社会化过程中。如果有了冲突和违规, 社会也不鼓励超出礼治秩序的法律解决, 而主张通过礼治程序调解。这当然与现代法制是相违背的, 但在乡土社会中, 却是有效的。乡间认为败类的人物, 依着现行法去判决, 时常和地方传统不合。乡间认为坏的行为却正可以是合法的行为。
费先生同时也指出, 社会迅速变革的过程, 有效冲击着乡土社会的各种格局。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巨大的冲击, 血缘和地缘的分离, 使得人们不再圈定在一定的范围内, 而是更加迅速地流动, 礼治秩序必将被打破。这本书出版至今已七十余年, 社会变迁的过程有目共睹, 但中国的本质还是乡土的。有着五千年乡土文化浸润的中国人, 骨子里的私德不会一下子消失, 身上的泥土味也不会马上散去。
摘要:在我国走入城市化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 乡土性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的心理和行为中。70多年前, 费孝通先生已经在《乡土中国》一书中作出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熟习的乡土、差序格局、礼治与无讼等乡土社会的特点, 在我国社会仍然存在。研究乡土社会, 有助于在社会变革中寻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
关键词:乡土性,差序格局,礼治,无讼
参考文献
一、土的重要性:“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中国是农业大国,大河文明的滋养下,中国的农业很早以前便领先于世界。而农业的根基在于土,中国人离不开土,就像孩子离不开母亲的道理一样,正是这片神州大地,孕育着代代炎黄子孙。家立于土之上,国也立于土之上,土为我们所居,是一个大概念的家,由此而生“生于斯,死于斯”中国自古有“落叶归根”一说,人死后,总要把尸骨带回出生地安葬,“一生取给于这块泥土,死了,骨肉还得回入这块泥土。”此观念一直影响着我们,当代,四面八方的农民放下锄头,来到东南沿海发达地区谋生,成为农民工,赚的钱不是为了在城市买套房子安居在此,更多的是吧钱寄回老家建房子,就算在城里有什么不测,家人也要千方百计把在外打工的人送回老家。
二、聚而居:“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
我在上文所说的孤立、隔膜是以村与村之间的关系而说的。”出于农业原因,乡下有大大小小的聚居地,说也奇怪,中国习于聚居,但是孤立和隔阂是明显存在的,大家在同一个村子里,生活在彼此熟悉的环境中,把信任和深度交往局限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放眼到都市中这样的生活圈子由一村缩小到一家,在高楼大厦中,门对门的两户家庭可以说是几乎“老死不相往来的”。再者,中国虽然地大,但是人口都集中在个发达地区,形成人口的过于集中,人就不得不聚而居了,此情况多为都市所有。而美国乡下则很少出现聚居现象,美国人少地多,个人家庭自成单位,独来独往。我想美国等西方国家国民的冒险,个别负责精神也是由此而来的吧。
三、乡下人的“愚”:“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
“土”也成了骂人的名词。乡里人到了城市不会看红路灯和城里人到乡下分辨不出包谷和麦子的道理是一样的,是知识问题,而不是智力问题。国家处于各种原因,人为性的把人们划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除了户口上的区别,农民和城市人世无差别的。只是因为硬件软件上的差异导致农村人接受知识的机会比城里人弱,导致他们知识不及人。习惯性地把乡下人称为“文盲”,不能是“愚”的表现,而是乡土社会的本质。乡土社会不用文字,“用另一句话来说,他们生活上互相合作的人都是天天见面的。在社会学上我们称之作Face to face group,直译起来是面对面的社群。”于是他们不习惯用“间接地说话—文字”。就算如此理解,乡人还是被戴上愚的帽子。,乡下人和城里人总会受到不同的待遇,前者总充当弱势群体角色,如上海“11.·15”特别重大火灾责任事故发生后政府“全力调查”后找出相关“责任人员”—8名无牌烧焊的农民工!因为所谓的“愚”,没有足够的维权意识,这八名农民工被“光荣”推上负责人的位置,成为民符其实的代罪羔羊。而相关的工程负责人,那些批准无牌作业的领导班子,责任人在?他们当然是聪明的,把责任推卸地一干二净,但这聪明明显是道德败坏恶心的产物。在孩子身上,这种不公平也是明显存在的,有些城里,政府会建立农民工子女学校,此做法有利也有弊。特意建立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可以方便管理,也有利于孩子的安全问题,这是对待留守儿童问题的较好做法。由于城乡孩子受教育的起点不同,分开学校有利于安排学习进度,但是这人为地分割会使孩子从小形成“我很城里人不同”的思维。其实大家都是平等的,认为乡里孩子“愚”学习能力不如城里孩子,人为地分割在某种程度来说,是一种危害。
四、无讼“在乡土社会里,一说起‘讼师’,大家会联想到‘挑拨是非’之类的恶行。”
这本书虽然是社会学入门级读物,却有着深厚的理论素养作为支撑;通俗易懂的语言,加上乡土浓浓的气息,没有了让人忘而却步的拗口难懂的理论术语,读后确有万条万缕了然在胸的豁然开朗感。
作者是大师级人物费孝通先生,书中提出了有关中国社会——乡土社会的——的一些基本特点、基本概念,譬如所谓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中没有法律产生的条件;乡土社会的礼治、长老统治等等特点。……对于我这个刚刚对社会学发生兴趣的初学者来说,起到了很好的启蒙作用。
说实话,这本书虽然通俗易懂,但是自己真正理解书中的实质内涵的东西则并不是那么多。这本书一开始读起来感觉十分的亲切,因为自己就是从乡村中出来的人,对乡村本来就有一种热爱之情;但是不同的是,费孝通先生则通过理论层次的写作手法和研究方法将乡村社会结构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这确实是费孝通先生的独到之处,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还有就是里面通俗易懂的语言,跟霍金的《时间简史》貌似有很多的相同之处!
这本书引起了我其他几个方面的思考:
1、《乡土中国》的实质是什么?
2、费孝通先生本人及其其他学术成果有哪些,以及哪些东西怎么样?
3、自己应该怎么学习社会学这门课?
4、社会学这门课到底包括哪些方面?它和其他社会科学有什么关系?
5、如何将自己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中去,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也能够产生出若干部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
我姑且先以大白话来解释他的观点:乡下人不使用文字不是因为愚,是因为生活中不需要。从空间上看,大家成天面对面的,有什么需要交流,用语言更直接,以说话的方式就行,更熟悉的,甚至不用说,只用手势或眼神就行。不必求助于文字。从时间上看,人们用文字记录下东西,是为了后人从中得到经验。而乡土社会,语言足可以传递经验。当一个人遇到问题,总会从年长的人那里问到解释问题的经验。哪里还用着上文字?文化传承可以在亲子、邻里之间传授无缺。所以,无论在时间和空间的格局上,乡土社会中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生活的需要。或可说,因为中国基层社会乡土性的存在,文字这种居高的庙堂之物没有扎根的土壤。
以费孝通的观点,乡土社会中,“文盲”可以很好地世代顺畅地生活。提倡文字下乡要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只有中国社会的基层乡土性发生了变化,文字才能下乡。
之 一
许多乡村工作的朋友说乡下人“愚”,是凭什么?如果说乡下人到了城里不知如何应付汽车,东避西让慌里慌张是“愚”,那城里人分不清包谷和麦子,一听狗吠脸变色又作何解呢?只能说,这些是知识问题而非智力问题。
又说,乡下人愚是因为他们不识字,如果说不识字就是愚,这也难让人心服。“愚”如果是指智力的不足或缺陷,那么识字不识字并非愚不愚的标准。智力是学习的能力。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学习,那么不论他有没有学习的能力,还是学不到什么。我们不能因为乡下人不识字,而武断地下结论,乡下人识字的能力差。
费孝通举了个例子:教授的孩子在乡间小学学习,课程上样样比乡下孩子学得快,成绩好,教员总夸奖这些孩子聪明、智力高。可是,放学回来在田野里捉蚱蜢,这些“聪明”的孩子扑来扑去,屡扑屡失,而乡下的孩子却反应灵敏,一扑一得。此间诸多缘由,最根本的是环境。乡下孩子不像教授们的孩子到处看见书籍,到处接触到字,没有日常混熟的易于识字的环境。教授的孩子日常不在田野里跑,要分别草和虫,须费一番眼力,也不容易。这样一比较,自然不能说乡下人在智力上比不上城里人。
乡下人智力不差,却多文盲,为什么?
其一,乡土社会无空间上的约束。
文字发生之初是“结绳记事”,需要结绳来记事是因为在空间和时间中人和人的接触发生了阻碍,因为不能当面讲话,才需要找一些东西来代话。比如,广西瑶山,部落有急,以送铜钱的记号向其他部落求援。这也是“文字“,一种双方约好代表一种意义的记号。
而乡土社会,一个典型特点就是这种社会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是面对面的社群。在熟人社群里,甚至不必见面而知道对方是谁,门里人可以通过足声、声气、甚至气味来判断门外来人。如此熟悉,如此近距离,何用文字?
其二,文字的表达有局限,不完全。
文字所能传的情、达的意是不完全的。像老早以前的青年们谈恋爱,受着直接社交的限制,流行写情书,而很多悲剧就是因情书的误会而发生的。这不完全是“间接接触”惹的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表达情感通常是和当时的外部环境相配的,这些情意异了环境有可能“走样”。这时,运用文字就要讲究文法、讲究艺术了。
而说话却便宜得多,不需要注意文法,是因为我们有着很多辅助表情来补充传达情意。(这让我想到,网络上交流,一句话的后面配个表情,语言生动许多)面对面的语言交往如此直接,为什么舍此比较完善的交流方式而采用文字呢?这样说来,在乡土社会里不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的表现了。
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表情、动作,在面对面的情境中,有时比声音更容易表达情感。语言是个社会定下的筛子,如果我们有一种情意和这筛子的格子不同也就漏不过去。这个筛子虽则有助于人和人间的了解,但同时却也使人和人间的情意公式化。熟人中,话少,就是因为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直接的会意了。
乡土社会中多“文盲”,并非因为乡下人“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所以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
之 二
人和动物不同,动物可以依本能而活动,人的当前却是靠记忆保留下来的“过去”的累积。人不能离开社会生活,就不能不学习文化。文化得靠记忆,不能靠本能。所以人在记忆力上要力求发展。
乡土社会中生活的人所需记忆的范围和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是不同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生活很安定的社会,在一个地方出生的就在这地方生长下去,一直到死,
历世不移的结果就是,不但在熟人中长大,而且还在熟悉的地方长大。祖先们在这地方混熟了,他们的经验也必然会传下去,成为子孙们将会得到的经验。
在这种社会里,语言足够传递世代间的经验。当一个人碰着生活上的问题时,他必然能在一个比他年长的人那里问得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办法。踏着先人的脚走同一条道,他先走,你后走,踏着先人的脚印,口口相传,难有遗漏。不必依赖于文字。时间没有阻隔,全部文化可以在这个地方传授无缺。
乡土社会,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有语言而无文字,是因为生活中对文字的不需要。只要基层的乡土性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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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描绘的《乡土中国》不是一个具体社会的描写,而是从具体社会里提炼的一些概念。因此初读此书,令我觉得过于咬文嚼字,索然无味。但当某天再次翻开此书是瞬间发觉此书其实是大家深刻的观点,写给大家来深入研究的,需要我们细细品味。
《乡土中国》讲的乡土中国并不是具体的中国社会的素描,而是包含在具体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里的一种特具的体系,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并不排斥其他体系同样影响着中国的社会,那些影响同样可以在中国的基层社会里发挥作用。
该书的第一篇“乡土中国”中指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社会的基层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虽带有几分藐视意味,但“土”字却用得很好。因为乡下人离不开泥土,“土”是他们的命根。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直接取资与土地,因此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另外中国乡村人口并不是固定的,由于小农经营、合作需要、保卫安全、土地平等继承等原因使得他们大多聚村而居。最后,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这也是“土气”的一种特色。
“文字下乡”中作者先极力反对说乡下人“愚”。通过例举郊游的仕女们一听见狗吠就变色,城里孩子捉蚱蜢能力不及乡下孩子等例子加以辩证,进而讨论文字的用处最后指出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深层次的说是由于文字和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一种工具,而且它本身能传的情、达的意有限的,因此单从文字和语言的角度去批判一个社会中人和人的了解程度是不够的,其逻辑思维异常严密,令人折服。
“再论文字下乡”中作者引申了时间在人和人传情达意过程中阻隔的情境。时间阻隔包含两层含义:
一、是个人的今昔之融;
二、是社会的世代之隔。我们不但要在个人的今昔之间筑通桥梁,而且在社会的世代之间也得筑通桥梁,不然就没有了文化,也没有了我们现在所能享受的生活。但在一个乡土社会中生活的人所需记忆的范围和生活在现代都市的是不同的。他们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并非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社会中生活的需要,因此若要文字下乡必须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变化。
“差序格局”中将整个社会结构的格局提出来讨论的问题,作者指出我们的社会结构本和西洋的格局不同。在我们乡土社会里,亲属关系和地缘关系是每一个有“己”作为中心的网络,但各个网络的中心却不同,而西洋格局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最后运用杨朱和孔子作为对比指出社会范围能放能收、能伸能缩。在差序格局中,公和私是相对的而且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在“系维这私人的道德”继续分析社会道德只在社会私人联系中发生异意义。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异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差序格局中道德体系出发点是“克己复礼”“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但并没有一个超乎私人关系的道德观念,这种超己观念必须在团体格局中才能发生。在团体格局的社会中,在同一团队的人是“兼善”的而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加以程度上的伸缩。这两章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只能概括出这些。
“家庭”中作者分析了中国乡土社会中家庭团体和西洋家庭团体的性质差别。西洋家庭团体中子女是配角,夫妇是主轴,两性感情的发展是家庭获取生活上安慰的中心。但在我们乡土社会中,恰恰相反。夫妇相敬如宾,子女要“三从
四德”,亲子间要负责和服从。这种现象在显示的乡村里仍然可见。
“男女有别”申引了中国传统感情的基本问题。中国乡土讲究“男女有别”“男女授受不亲”因为男女个人生理上的差别从此形成了那那女间的鸿沟。他们更多的是同性关系。如结义、华南的姊妹组织等。但他们的婚姻一般都是父母之魂或媒婆介绍,讲究门当户对。子女只是去接收它,安于其往,因此并没有出现感情的新创造。这在我们乡下是常见的。有些甚至则嫁一年便离婚会娘家了。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感情定向的牺牲品。
中国乡土社会讲究礼治,而现代社会讲究法治。作者说乡土社会是个“无法”的社会。这在以前也许是。因为以前的社会是安土重迁,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大部分事物都是传统的,讲究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时代在进步,传统已经不能满足我们了。很多人都抛弃礼,比如子女不善待年迈的父母,诈骗、偷盗等事件经常发生。因此我觉得法治社会更为重要。
“无为政治”只能作者介绍了两派权利:
一、偏重在社会冲突可以方面;
二、偏重在社会合作方面。由此,引出了乡土社会中的权利结构:横暴权利和同意权利。如广西瑶山常见汉人侵占瑶人的土地,而并不征服瑶人来做奴隶。而乡土社会是皇权的发源地,横暴权利受到经济约束,在天高皇帝远的距离下,大部分事情都是由同意权利去活动。“长老统治”作者主要讲解了教化在乡土社会中的作用,长辈永远拥有最高权利。它是不同于横暴权利和同意权利的另一权利的结构,也正是由于一代一代的教化延续,乡土社会才会自成规矩曾方圆,趋于稳定发展。
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作者举例说明“血缘性的地缘更为显著”,即使在村子里已有几代历史的人还是被称为“新客”或“客边”。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二者相辅相城、相互制约。
“名实分离”提出了第四种权利:时事权利。它在稳定的社会地不发达的,它发达于激烈的社会变迁中,比如战争中的英雄。但是乡土社会自身趋于安定,变迁速率慢,因此这种社会不需要“革命”,依附的就是“长老权利”。长老权利的乡土社会反抗被时间冲淡,成了“注释”。社会若加速变动,则注释式歪曲原意更加免不了。最后名与实也就趋于分离了。
在乡土社会人可以靠欲望去行事,而在现代社会中欲望并不能作为人们行为的指导,从欲望到需要是社会变迁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人类咋取舍间有所根据,这根据就是欲望。欲望若能通过意志对行为有所控制,它必须是行为者有所自觉的。但在乡土社会中欲望并不是自觉的,并不是计划的,若它变成自觉此时欲望便成为“需要”。作者认为乡土社会是靠经验传承,不必计划,各人依着欲望去活动。这是社会的进步。
“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
《乡土中国》,读完这一本书,我感觉它写的乡土社会就像是我老家的农村,尽管时过境迁,物换星移,但在农村生活中,我也能够体会到“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礼制秩序、家族本位、乡土地缘”等书中的内容。
乡下人离不开土地,所以他们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不流动的。靠务农为生的乡下人世世代代附着在土地上,以定居为常态,即便因为种种原因离开土地的农民,也像“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又在新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定居下来农民附着在土地上,很少流动,乡土社会成了”落叶归根”的社会。生活在乡下中,感觉世界就那么大,无忧无虑的生活,虽然“愚、弱(病)、贫、私”,但从古至今,这个文化依旧保存着,异别于西方世界。父亲跟我说,当他老的时候,一定要会到他乡下住,落叶归根,对他们来讲,家里五兄弟从小就在乡土中长大,家乡的水和土孕育着他们的成长,那是他成长的地方,也将是他归属的地方。从小跟随父母走入这个城市,在城市里生活,我没有扎根生活在泥土里的扎实感,没有对大地的感激与归顺,我也许无法感受到乡土那浓厚感情,对我来说,城市里成长起来的人是没有根的,生活得不踏实也不虔诚。
乡土中国,中国昂首阔步下完美的缩影。
一:乡土
本书从开头就讲到:“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句话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说中国社会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大多数阶层都是从乡土社会中分离出去的,在很多行为习惯上都有相似之处,带有乡土性。另一层是说这个乡土性只局限于基层,其他的社会阶层在长时间的发展下,与乡土社会有了很大的不同。
作者说到“土气”并不是一个贬义的词汇,“土”的本意为泥土。在乡下,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方法。如果没有土地,在当时根本就没有生活来源。所以人们热衷于土地,向土地去讨生活的传统。“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终老是乡、落叶归根。人们都在乡土社会中这样生活着。“土”在这种文化里所占的地位显然也是很高的。比如说,土地神。它作为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上的神,管着乡间的一切闲事。再比如说,在人们思想时,灶上的泥土,成了人们水土不服时的“良药”。
作者在这一章里提到了一个重要名词“熟悉社会”。人们对人、对物,都是熟悉的。这个熟悉社会是怎么来的呢?我们从土地去看,就很好理解了。土地是稳定的,所以乡土社会有个很大的特性——不流动。不管人口如何繁衍、迁徙,老根是不常动的。又因为其附有地方性,也就是说人们在空间上受到了阻隔,因此就形成了熟悉社会。作者重点提到了“熟人社会”。什么叫熟人社会呢?在农村里长大的人应该明白,他们每天接触的哪些人,都是从他们一出生就已经认识,慢慢熟知的人。只要是有人向他们打听某一家姓,如姓陈,姓李的住哪儿,再说上几个长者的名,他们基本上就可以马上反应出来他们打听的是哪一户人家,住在哪儿。
而与熟悉社会相反的,现代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乡土社会中的生活方式不适应这种环境。于是本篇末尾讲就到,乡土本色逐渐消失,土气成为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人们衣锦还乡的去处了。
二:差序
差序的主要体现在于格局,也可以说是道德层面。因为我们的社会结构与西洋社会的结构不同,我们使用的社会单位名词的含义,也就与西洋社会的含义大不一样。作者用两个形象地比喻很好的区分开来。西方社会的格局是一个团体格局,像一捆扎清楚的柴,由若干人组成的一个个团体。界限清晰,关系平等,如有等级分别也是先规定好的。
乡土社会的格局好像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推出去的一圈圈波纹,每一个人都是圈子的中心,而圈子也可以因为时间地点的不同有所改变。
在乡土社会里,亲属关系与地缘关系就很明显地表现出了这一特点。由生育和婚姻结成的网络,可以推出过去、现在、未来的无穷人物;而依自家土地为中心,根据势力地位的厚薄,周围的“街坊”与自己有着或大或小的联系。由此,我们还可以看出,差序格局具有一定的伸缩能力,社会的团体关系是在讲人情,攀关系。以“己”为中心的伸缩网络与西方网络不同,不是有平等观念与宪法观念的个人主义,而是没有团体观念的自我主义。因为有以“己”为中心的社会特点,所以社会道德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由此,作者引申出只有“克己”才能维系道德的观点。
“克己复礼”“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是差序格局中道德体系的出发点。对亲属要“孝”“悌”,对朋友要“忠信”,还有一种重要的道德要素“仁”。以“己”为中心的社会特点,在道德体系的评判上体现了他的局限性:人们对某种社会行为的评价会根据对象与自己的关系而有所不同。比如说,许多反感贪污的人,遇到父亲贪污,会包庇他。
这既是中国的人情,又是中国的不足,埋藏在血脉里的道德与秩序,是中国的枷锁,也是中国的动力。三:礼制
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正因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乡土中国的“礼”靠社会传统来维系和传承。
礼制不一样于法律,亦有别于道德。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礼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是主动的,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相比之下,法律是强行限制人的行为的,而道德是整个社会所支持、默认的。做了不道德的事,即使有些还没有严重到会受法律的制裁,却必定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即我们俗话说的良心的谴责。
作者认为,乡土社会的稳定是相对的,只但是乡土社会的变化极为缓慢。缓慢的变化缓冲了变化可能带来的冲突,因此乡土中国自春秋战国之后,少见思想激荡。缓慢的变化在名实分离的教化过程中得以实现――应对教化持续面子上的遵从,具体执行之中则遵循事实上的变化。这一过程中,恐怕也构成了国人心口不
一、阳奉阴违的一些陋习。
我们能够从我们乡土社会出发,思考乡土社会进步的道路?这只是一种设想。
如果说法治代替礼治是一种必然,我们要用势不可挡的经济发展来轰炸我们的社会文化吗?在社会的中心片面强调经济的时候,其他社会矛盾必然无法缓解。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益并不能解决问题,也许带来了更多其他方面的恐惧。
这本书创作于1980年代,当时已经有人发现中国这样的社会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而其中原因又深深根结于中国这上下五千年的土地,费老就将他于之的思考写了下来。到了此刻,中国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称之为一个陌生人社会了,平等和契约必然代替道德来管理社会。那么,中国究竟何去何从?
这本书回答了中国是如何崛起与什么是中国特色。《乡土中国》是费孝通著述的一部研究中国乡村实质的作品。全书有12篇,涉及乡土社会的人文环境、传统结构、权力分配、道德体系、法礼、血缘、地缘等各方面。文章共十四章,一环扣一环,所以当我在第一章感到疑惑时,我就知道我注定读不懂这本书,但好在坚持读完一本书后还是获得了一些感悟。
在阅读过程中,费孝通的观点一点一点地渗入了我的脑海,像是有一只小虫子不停地在心口挪动。整本书以通俗的语言阐述了中国人的社会操作系统,其内涵远远流长,十分经典。所以就连外国人都在费尽心思地研究这一本书,研究这个作者。《乡土中国》是一本很成功的书,虽然页数不多,仅有100来页,但它的内涵确实是很深沉,所以这么多年来它不断更新出版,越来越多的人去阅读它,更有的人反复阅读这本书,以求可以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学素养,也好在每一遍都会有新的感悟与思考。
人们总在口头上喊着中国崛起、中国模式、中国特色和中国制度, 倘若读不懂这本书,不明白中国的本质,大多都是空想。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从基层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土人才是中国的基层,可现在的人们却是带着几分蔑视的意味去看待乡下人。书中讲,乡土社会是相对静止绝对运动的,所以它的发展就相对比较缓慢,尽管一直在变革但是社会性质还是没有改变,土气就成了乡下的一种特征。因为乡下人的生活是固定的,早起劳作晚上归家,也没有别的活动,更不会想到其他。因此乡下人的生活被局限在了泥土里,乡下人熟悉了根植于土地的所有习惯,加上辈辈相传,无需其它就足以支撑他们的一生。从乡土社会转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也出现涌入的东西无法进入乡土社会生活的情景,免不了冒出一些笑话。所以乡下人被骂做老土、愚蠢,难以成为衣锦荣归的去处。
书中作者表达的观点是,在乡土社会里不会用文字,绝不能说是愚蠢的表现。我也是十分赞同这个观点的。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抛离乡土社会。文字已成为现代化的工具,处处都离不开文字。乡土社会中出现的文盲,并非出自乡下人的愚蠢,而是乡土社会的本质。单纯以文字和语言的角度去批判一类人是错误的,因为文字和语言只是传达情意的一种工具,并非唯一工具,乡下人不是学不了文字,而是根本不需要文字,文字在乡下,没有丝毫的生存空间,所以文字下乡是很难对乡下人产生大的影响的,但这绝不是因为乡下人愚蠢,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没有用文字来帮助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
书中也提到文字下乡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是建国后的社会改造,大规模发展工商业,中国完成了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型,商品经济和城镇化的发展打破了空间和时间上的阻隔,打破了乡土社会的基础,文字才能成为大众的需求,所以才能带来真正的文字下乡高潮。
其实谈到中国社会的特点,让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中国人的关系,与其他国家相比较起来是最最特别的。对于书中的差序格局,阐述了消除社会结构的特征,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联系成了社会关系,会随着个人的实力而伸缩,代表一种自我主义,一切价值以己出发,所以会产生自私。中国人“自私”的印象也一直为外国人诟病。
我认为中国人的做事准则是挺含糊的,不像外国那么严厉执法,中国是一个尽人情的国家,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的伸缩。这是我们从小生活环境就可以感受到的,一切普通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能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所以从古至今,中国人都找关系办事,找亲朋好友捎根烟塞红包也成了屡见不鲜的现象。当然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旧时代。
中国人同情被动的人们,所以真正地执行起司法来,一旦被惩罚,违法者摆出楚楚可怜的姿态,就会得到广大人民的原谅,而在国外,一旦被抓到,违反了法律丝毫没有情面可讲,这就是中外很大的不同,这从占用应急通道的处罚便可以看出。中国在之前管得是非常的松了,因为中国人总是不忍心发狠不下心去,好在中国的规章制度一直都在不停完善,到现在21世纪中国的规章制度已经相当的完善了,即将到来的20xx年,现在也可以预见它的辉煌。
很多的乡土性都被慢慢地被新型法所代替,现在的社会已让相同社会那种融合的事情体系认证淡化,以前最重要的人情已经难以维持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平衡,现在的社会朝着更科学更秩序的方向发展。
总之,旧社会沿袭下来确实会对祖祖辈辈产生影响,但在社会不断更替制度的同时,总会贯彻那么一个精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社会学永远不简单,社会的发展问题,永远不会有一致的意见,人们会一直研究,一直争论,一直改进,一直进步。中国朝着更好更快的方向发展,在小学作文中的20xx年马上就要到来了,预定的计划已经大概完成,虽然没有幻想的飞船,但中国确实正欣欣向荣,全面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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