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理论视角下自我控制对诚信的影响：自我调节疲劳的调节作用
摘 要 为考察自我调节疲劳在自我控制与诚信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采用自我控制量表、自我调节疲劳量表和诚信量表对贵州、湖南、安徽1013名在校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数据采用AMOS 24.0和SPSS 24.0以及PROCESS宏插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结果显示：(1)自我控制、自我调节疲劳与诚信均呈显著性相关;(2)自我控制对诚信具有正向预测作用;(3)自我调节疲劳在自我控制对诚信的影响过程中具有调节作用，自我调节疲劳越严重，自我控制对诚信的影响越小。这表明自我控制力能直接影响个体诚信水平，但这种影响会受到自我调节疲劳的作用而产生波动。
关键词 自我控制;自我调节疲劳;诚信;调节作用
分类号 B848
DOI： 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18.07.004
1 引言
从古至今，诚信作为人与人之间交流合作的纽带，无论是出于道德规范还是社会准则，始终是人们对客体的一种重要评价标准，其作为一种积极的心理品质，在人际信任关系的构建与团队协作之间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是人与社会和谐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但目前，心理学领域对于诚信的研究尚不广泛，实证研究相对匮乏，该状况在国内尤为明显，亟待对其进行拓展与补充。
关于诚信的定义，早期研究中人们习惯于将诚信视为诚实，对于二者的概念并未加以严格的识别与区分;至上世纪中叶，则在诚实的基础上，将诚信的涵义延伸至人格层面，更注重诚信所代表的可信任性;而至上世纪末，则将诚信的概念进一步延伸到“责任意识”，认为个体的诚信特质包括：责任心、工作承诺、可靠性、动力水平等(陈丽君， 王重鸣， 2002)。且随着西方对于诚信相关研究的深入，人们对于诚信概念的理解出现了多种分化，如Camara等人(1994)将诚信理解为一种人格特质，Becker(1998)将诚信理解为一种道德行为，Fukuyama(1995)将诚信视为一种社会资本等。而本研究结合中西方对于诚信概念的界定，为方便实证研究的开展，更倾向于将诚信视为一种代表个体诚实和具有可信赖性的心理品质。
就以往研究而言，早期学者认为人们对于诚信的抉择，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意识分析的结果，这种分析是人们对不诚信行为可能带来的潜在利润与被发现的可能性之比，乘以后续处罚的力度(Becker， 1968);而后续研究则显示，诚信的抉择可能源于潜意识下欲望与道德的共同作用，就像生活中的很多个体在通过谎言获利或满足欲望之后，常会将谎言合理化，或者使用更多的谎言自圆其说，以摆脱内心道德的谴责(Mazar， Amir， & Ariely， 2008; Schweitzer & Hsee， 2002; Shalvi， Dana， Handgraaf， & Dreu， 2011)。但是，潜意识下欲望与道德是怎样作用于诚信的呢?
以往研究认为不诚信行为的发生大多与自动化倾向有关，这种潜意识下的自动化倾向始终服务于个体自身利益，并由“自私主义”所驱动，但这种倾向却能够通过自我控制(self-control)来克服(Depaulo， Kashy， Kirkendol， Wyer， & Epstein， 1996; Shalvi， Eldar， & BerebyMeyer， 2012)。近年来，这一观点陆续被国内外实证研究所佐证，如范伟等人(2016)的研究显示，低自我控制力的个体较高自我控制力的个体，具有更高的欺骗倾向;Chiou等人(2017)的研究显示，将男性被试暴露于性感的女性照片情景中会降低其自控能力，进而导致更多不诚实行为的发生。由此可见，自我控制与诚信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自我控制作为一种心理概念，指个体心理上为保持所需状态或抑制不必要的自动行为倾向的能力(Hofmann， Friese， & Strack， 2009)。而自我控制怎样作用于诚信行为?高自我控制力的个体就一定诚实吗?在自我控制资源理论中，自我控制资源被视为一种有限可再生的认知资源，个体在自我控制过程中需要消耗这种资源来维持自己的控制行为，一旦资源出现暂时性耗竭就会导致后续自控任务表现的下降，甚至失败(Baumeister， 2002; Baumeister， Vohs， & Tice， 2007)。因此就资源理论而言，高自我控制能力的个体并不一定诚实，有自我控制力只能作为诚信的必要条件，自我控制资源的多少才是个体保持诚信行為的关键。
值得注意的是Baumeister等人(1998)在提出自我控制资源理论时，还一并提出了自我损耗(ego-depletion)及其同位概念自我调节疲劳(self-regulatory fatigue)，其中两者在含义上十分接近(Cameron， 2013)。但近年来，Nes(2011， 2013)将自我调节疲劳的概念进一步拓展，认为自我损耗是指个体由于当下自律活动所造成的自我控制资源的消耗状态，强调消耗量的多少;而自我调节疲劳则是指个体由于长期自我控制资源损耗所产生的持续性疲劳状态，强调疲劳状态的程度。因此从某种角度上，我们可以将自我损耗理解为急性自我控制资源损耗所产生的临时状态，而自我调节疲劳则是由于慢性自我控制资源消耗导致的持续性疲劳状态。这也许正是为什么当下大多研究使用实验范式操作自我损耗(窦凯， 聂衍刚， 王玉洁， 黎建斌， 沈汪兵， 2014; Chiou， Wu， & Cheng， 2017)，而使用调查问卷考察自我调节疲劳的原因(张云刚， 王利刚， 高文斌， 2016)。但无论自我损耗还是自我调节疲劳，均与自我控制资源的消耗有关。相关研究显示，自我控制资源的高消耗会导致个体欺骗行为的增加(Kouchaki & Smith， 2014)，信任行为的减少(Ainsworth，
Baumeister， Dan， & Vohs， 2014)，但这种控制资源的消耗与自我控制如何作用于诚信，是一种独立作用，还是交互影响?介于前文“高自我控制力的个体并不一定诚实”的推论，自我控制对诚信的作用似乎并不稳定，而这种作用的不稳定性是否源于个体自我调节疲态状态的调节?具体而言，由于自我控制属于一种能力，较为稳定;而慢性自我控制资源的损耗属于一种状态，状态对于能力的影响大多属于一种调节作用，并不能直接改变其水平，因此作用关系并不是指向性的;而诚信作为一种心理特质，状态对于特质的影响多是通过对能力的调节而达到。这就好比，一个运动员的实力直接决定了他大概的竞技水平，但其具体的比赛成绩却受到竞技状态的调节，时有波动。所以，对诚信产生直接作用的变量应是自我控制，自我调节疲劳仅是调节这一过程的辅助因素。基于此，研究拟以自我控制为自变量，诚信为因变量，自我调节疲劳为调节变量，综合性探讨自我控制对诚信的影响以及自我调节疲劳在其间的调节作用。
2 方法
2.1 被试
以贵州省、湖南省、安徽省在校學生为研究对象，发放问卷1200份，共得有效问卷1013份，有效回收率84.42%。在1013个有效样本中，男性426人，女性566人，未填21人;高中或中专141人，大专371人，本科357人，研究生119人，未填25人;24岁以下44人，25～34岁277人，35～44岁163人，45～54岁75人，55岁以上10人，未填写2人。
2.2 研究工具
本研究调查问卷包括自我控制量表、自我调节疲劳量表和诚信量表，为避免测量误差相关对各量表信度的影响，研究均采用合成信度对量表信度进行估计(杨强， 叶宝娟， 温忠麟， 2014)。
2.2.1 自我控制量表
自我控制量表(Self-Control Scale，SCS)由Tangney(2004)编制，中文版经谭树华和郭永玉(2008)修订。SCS包含冲动控制(6个条目)，健康习惯(3个条目)，抵御诱惑(4个条目)，专注工作(4个条目)，节制娱乐(3个条目)五个维度，共19个条目，采用1(极不符合)到5(非常符合)的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自我控制力越强。本研究中SCS各维度的合成信度依次为0.80、0.76、0.70、0.73、0.71;依据量表原有结构，在AMOS 24.0中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各项拟合指标分别为χ2/df=2.43，GFI=0.97，TLI=0.91，CFI=0.93，RMSEA=0.04。
2.2.2 自我调节疲劳量表
自我调节疲劳量表(Self-Regulatory Fatigue Scale，SRFS)由Nes等(2013)编制，中文版经王利刚等(2015)修订。SRFS包含认知(6个条目)、行为(5个条目)和情绪(5个条目)3个维度，共有16个条目，采用1(极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的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自我调节的疲劳度越高。本研究中SRFS各维度的合成信度依次为0.71、0.77、0.74;依据量表原有结构，在AMOS 24.0中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各项拟合指标分别为χ2/df=2.61，GFI=0.96，TLI=0.90，CFI=0.92，RMSEA=0.04。
2.2.3 诚信量表
诚信量表采用由Marsh等人(1984)编制的自我描述问卷(Self-Description Questionnaire，SDQ)的诚信分量表，该问卷中文版经陈国鹏等(1997)修订。该量表共包含10个条目，采用1(极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的5点计分，得分越高表示个体诚信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合成信度为0.81;依据量表原有结构，在AMOS 24.0中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各项拟合指标分别为χ2/df=3.91，GFI=0.98，TLI=0.89，CFI=0.93，RMSEA=0.05。
2.2.4 数据分析
数据采用AMOS 24.0和SPSS 24.0及其PROCESS宏插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PROCESS宏程序于2013年由Hayes编写，该程序能够方便有效地对多种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分析处理，且默认使用BC-Bootstrap区间估计进行运算，属于当下较为稳健的运算方式(Hayes， 2009)。
本研究中所探讨的路径模型为调节模型，需采用PROCESS插件1号模型进行检测，该模型以分层回归分析为基础，依次对自变量、调节变量以及交互项的主效应进行检测，而对于回归显著性的检测，研究均结合BC-Bootstrap的95%区间估计进行计算，重复抽样5000次，置信区间不包含零即表示效应显著。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根据Podsakoff等人(2003)以及周浩和龙立荣的建议(2004)，所有调查问卷均在同一个施测环境中完成，为了避免共同方法偏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在施测时采用了匿名问卷、平衡条目顺序、设置正反向问题等方法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控制。并采用Harman单因子法将研究变量纳入探索性因素分析中进行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90，球形检验显著性p<0.001，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13个，第一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5.24%，远低于40%临界标准，这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3.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研究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见表1。结果显示：自我控制与诚信呈现显著性相关，可进行调节效应检验;其中，自我调节疲劳与自我控制和诚信均呈显著负相关(p<0.001)，自我控制与诚信呈显著正相关(p<0.001);而人口学变量上，性别与自我控制和自我调节疲劳呈显著性相关(p<0.05)，学历与诚信呈边缘性相关，需在后续分析中加以统计控制。
3.3 自我调节疲劳对自我控制与诚信关系的调节效应检验
根据相关分析结果，研究以性别、学历为协变量，自我控制为自变量，自我调节疲劳为调节变量，诚信为因变量一并带入PROCESS 1号模型进行调节效应的检验。结果显示：在控制了性别与学历的影响后，自我控制对诚信(X→Y)的预测作用显著(β=0.35，p<0.001)，自我调节疲劳对诚信(W→Y)的预测作用显著(β=-0.09，p<0.05)，交互项对诚信(X×W→Y)的预测作用显著(β=-0.16，p<0.001)，即自我调节疲劳对自我控制与诚信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具体结果如下(表2)。
而研究为进一步观测各变量在调节作用下的变化趋势，另进行了简单斜率检验。结果显示：不论高低自我调节疲劳状态下，自我控制均能显著地正向预测个体诚信水平，但相对而言，低疲劳状态下这种预测作用的效应量更高(0.42>0.35>0.27)，诚信随自我控制的增加而上升的速度更快。斜率图与效应量变化表如下(图1与表3)
4 讨论
个体对于诚信行为的抉择并非随机产生，而是由情景、认知、能力等多方因素共同作用所指向的结果。以往关于诚信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短时情景内对欺骗、背叛等负面诚信行为的预测与控制，相对忽视了长期自然环境下对影响个体诚信态度形成与发展因素的探索;且这样的不足同样存在于自我控制资源损耗的研究领域，以往对于自我控制资源损耗的考察由于理论与工具上的限制，研究多采用实验形式来操作急性损耗状态(自我损耗)以进行相关研究，忽略了慢性损耗状态与成熟对个体生理与心理的作用。因此，为填补过去研究的不足，本研究选用问卷调查的形式，以自我控制资源理论为基础，探讨了自我控制力对个体诚信的影响，以及慢性自我控制资源损耗(自我调节疲劳)对这种影响的调节作用。
4.1 自我控制对诚信的预测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自我控制对诚信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自我控制力越高的个体其诚实和可信赖水平也越高。这与以往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如Righetti等人(2011)、Kouchaki等人(2014)和Ainsworth等人(2014)的研究结果显示，高自我控制力的个体较低自我控制力的个体，更容易被他人信赖，也拥有更少的欺骗行为。对于这一结果产生的原因，以Depaulo等人(1996)和Shalvi等人(2012)的观点而言，在日常生活中，高自我控制力的个体能够较好地抑制自动化行为倾向中的利己倾向，使个体在诚信行为的抉择上能更好地贯彻道德标准，约束自身。而从“个人-环境”匹配模型的视角出发，认知行为的产生往往源于个体能力与环境要求之间的匹配结果(王雁飞， 孙楠， 2013)。因此，就诚信问题而言，当环境要求个体诚实行事的同时，个体自身必须先拥有相应的抵制不良诱惑的能力，而这种能力就是自我控制能力，在个体自我控制能力不满足应对环境要求的情况下，不诚信行为就必然会发生。因此，为抵御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不良诱惑，约束自身行为规范，自我控制力的高低是判断个体诚信与否的先决条件之一。
4.2 自我调节疲劳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除考察自我控制对诚信的预测作用之外，还检验了自我控制资源慢性损耗状态(自我调节疲劳)在自我控制对诚信影响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发现，自我调节疲勞状态能够显著调节自我控制对诚信的影响，这种调节作用主要表现为：低疲劳状态较高疲劳状态下，自我控制对诚信的预测作用更为明显，个体诚信水平随自我控制力的增加而上升的速度更快。对于此结果产生的原因，就自我控制资源理论而言，自我控制资源的急性消耗会导致个体进行意志活动的能力与意愿的暂时下降(谭树华， 许燕， 王芳， 宋婧， 2012;Baumeister， Bratslavsky， Muraven， & Tice， 1998)，结合这一观点，本研究认为自我调节疲劳作为自我控制资源的慢性损耗状态同样会引起意志活动能力与控制意愿的下降，且这种影响更为恒定。具体而言，在能力上，自我调节疲劳对自我控制力的维持将产生一种抑制作用，限制个体原有自我控制力的发挥，加大控制任务的难度，提升自控失败的概率;在意愿上，自我调节疲劳状态会降低个体的控制意愿，诱导个体放弃控制行为，直接导致控制任务的失败。因此，如何成功控制内心的利己倾向，约束自身行为，坚守诚信的标准，光有强大的自我控制力是不够的，还需要避免生活中过多过频的自控活动，注意对自身自我调节疲劳状态的调控。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次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样本群体不够丰富，且属于横断面研究，未来研究可通过多职业、多群体的大样本研究及追踪研究、干预研究或复合式研究来进行探索。此外，研究对调节效应的推断有待未来更多研究证据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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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self-control; self-regulatory fatigue; integrity; moderating effect
作者：何明远 陈显红 常红英 曾练平
摘要：以往的研究表明，在慈善行为中加入对自我利益的考量会降低个体的慈善水平，使个体向着更加自私的方向去行事。但是很多现实的例子又表明自我利益的参与可以影响个体的慈善决策，进而让个体更有可能进行慈善等亲社会行为。本文介绍了自我利益与慈善行为的关系，回顾了前人在自我利益方面的相关研究，并分析出自我利益通过物质、社会和情绪三个因素对慈善行为产生影响，指出自我利益影响慈善行为不仅仅是负面的、消极的，还可以对慈善行为起到积极的、正向的作用。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索自我利益促进慈善行为的心理机制、边界条件与干预手段，尋找更为直接有效的操纵方法，并拓展自我利益影响慈善行为的生理机制。
关键词：自我利益;慈善行为;影响因素;心理机制;边界条件
收稿日期：2020-08-25;录用日期：2020-09-09;发表日期：2020-09-14
Copyright?2020byauthor(s)andSciScanPublishing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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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关于慈善的概念，古已有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典籍中，“慈”是“爱”的意思。孔颖达疏《左传》有云：“慈者爱，出于心，恩被于业。”又曰：“慈为爱之深也。”许慎的《说文解字》中也有解释道：“慈，爱也。”它尤指长辈对晚辈的爱抚，即所谓“上爱下曰慈”。“善”的本义是“吉祥，美好”，即《说文解字》中所解释的“善，吉”，后引申为和善、亲善、友好。中华慈善总会创始人崔乃夫将慈善概括为父母对子女的爱为慈，讲的是纵向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为善，讲的是横向的关系;慈善是有同情心的个体之间的互助行为。因此，在慈善行为中掺杂对自我利益的考量往往被认为是对慈善的亵渎，进而会获得更低的道德评价，但是现实生活中却经常会观察到很多人进行慈善行为的背后都或多或少地为自己谋福利，带来很多的自我利益(Self-interest)。
几个世纪以来，哲学家[1][2][3]和心理学家[4][5][6]认为，所有行为，无论表面上是多么的无私，实际上都是由自我利益驱动的。与利他主义相反，自我利益的定义十分狭隘，指短期的物质或有形利益，通常不包括长期的物质利益、社会地位和群体利益[7][8][9][10]。但后来的研究将自我利益扩大，其中不仅包括追求物质利益，还包括其他形式，即追求增加积极情绪(如“温暖的光芒”)[11][12]，或减少消极情绪(如自我概念不清晰)[13][14]。即使自我利益在根源上与亲社会行为的理念相悖，但它的存在也是必要的，因为在西方文化中存在一种自我利益的社会规范，表明个体应该并且确实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15]。这种规范的存在意味着个体常常倾向于将自我利益动机隐藏在亲社会行为背后[16]。
个体普遍希望自己的形象是正面的和有道德的[17][18]，从而促使他们将自私自利的行为归咎于外部环境[19]，并将特别道德的行为归功于自己，因此，个体往往以保持自我道德形象的一致性为目的，作出最大限度的自我尊重归因，即用外部原因拒绝慈善行为。然而，个体避免不道德自我形象的能力并不是无限的，他们的拒绝和自夸都必须是令人信服的，因此，个体必须做到“言行一致”，即使这样做付出的代价很大。当没有自私自利行为的外部理由时，个体为了防止自我形象受损就会更加自愿地进行慈善行为。综上而言，不仅获得自我利益会促进个体的慈善意愿，避免自身利益的受损也是个体进行慈善行为的动机之一。
然而，自我利益的作用也不是无限的，JasonWeeden和Robert Kurzban(2017)的研究发现，个体的人力资本水平改变了个体认知自我利益的出发点[20]。他们的研究证明，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个体(例如穷人，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会更加支持基于群体特征、亲社会的国家政策，而高人力资本水平的个体会选择基于个体特征、非亲社会的国家政策。所以，人力资本水平通过影响个体对自我利益的认知出发点来改变个体对国家政策的选择，进而产生了宏观角度的亲社会和非亲社会倾向的政策选择。
总之，自我利益通过影响改变对慈善行为事件的整体认知和进行慈善行为的动机发挥作用，以启动对自我利益的获取和减轻损失的欲望来进行实证研究。相对于慈善行为其他方面的研究，关注自我利益与慈善行为关系的研究仍然较少，这点在国内尤其突出。本文拟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结果进行梳理，归纳自我利益对慈善行为的影响，寻找提高个体慈善水平的方法，以期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参考。
2 慈善行为中的自我利益类型
自我利益对慈善行为的影响较为抽象，在行为上一般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自我利益的获取，即以获取金钱、社会名声和赞赏等自我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的慈善行为;二是避免自我利益的损失，即以保持自我社会形象的一致性和较高的道德水平而进行的慈善行为。从捐赠者的角度来看，个体在进行慈善行为时往往会使自己受益，获得的自我利益是慈善行为的结果，而自我利益的获取意愿是进行慈善行为的动机。自我利益影响慈善行为的因素有三种：物质因素、社会因素和情感因素。其中，物质因素指慈善行为完成后获得的物质收益，例如礼品奖励和金钱奖励等;以愉悦的享乐体验、通过成功履行道德义务而体验到的幸福状态为目的就是自我利益中的情感因素;社会因素主要是指社会地位、道德形象和名声等社会关系的利益。本文从物质因素、社会因素和情感因素梳理有关自我利益对慈善行为影响的文献并讨论其心理机制。
2.1 物质因素
多年来，研究者普遍认为物质奖励是慈善捐赠的重要激励措施[20][21][22][23][24][25][26][27]。已有研究发现在发出慈善捐助请求之前向潜在捐赠者提供一份物质奖励会提高捐赠率[22]，这可以用互惠理论来解释，即个体在获得物质奖励后认为自己有回报的义务。其他关于小规模物质奖励方案的研究也取得了积极成果[25][27][28][29]，例如，当个体收到感谢礼物时，即使礼物不是很理想，也会增加捐款金额和提高捐赠率[24]。
Julian等人(2016)发现不同的参照点引發不同的框架进而影响个体慈善捐赠意愿。在他们的实验中通过让被试阅读不同的材料控制参照点进而引发不同的框架效应。结果表明与捐赠框架相比，在购买框架下的被试更愿意进行慈善捐赠。在之后的现场实验中也有相同的发现。与之前的实验室研究一致，在购买框架下个体会捐赠更多的金钱，表现出更高的慈善水平。并在最后的研究中证明无论是购买框架还是捐赠框架，与无明显参照点相比都会有更高的慈善水平，个体更加愿意慈善捐赠。作者认为是社会规范理论导致了这种结果的产生，该理论假定个体在评价活动时会与他们所提出的规范进行比较[29]。他们进一步假设客观上类似的情况可以引起不同的范畴规范，从而引起不同的反应，也就是说，一种情境唤起的规范将与情境(不可变属性)共享一些属性，而不与其他(可变因素)共享。在这个研究中，不同的框架引起了不同的规范，影响个体的慈善意愿。
Chang和Chen(2019)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了框架效应[30]。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实验证明框架效应的许可效应，即使用功利主义产品时，捐赠框架的平均捐赠金额比购买框架高;使用享乐产品时，两种捐赠类型之间没有统计差异。因为在捐赠框架的情境中，由同情心引起的捐赠动机会被享乐商品带来的快乐所抑制，降低捐赠意愿[31][32];在购买框架的场景中，许可效应给人们提供了在购买框架的场景中购买享乐商品的借口，而不会感受到自我放纵的罪恶感，这可能导致更高的捐赠意愿[33][34][35]。
但是框架效应的作用也不是无限的，Savary和Newman(2020)的研究发现有很多的因素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框架效应的作用[36]。基于自我信号传递理论[37]，通过实验发现情境归因、自我概念清晰度、许可效应和未来捐赠预测会影响框架效应。具体来说，自我信号传递认为人们做出的选择会向自身传达有关自己的价值观和特质的信息[38]，所以当捐赠者相信捐赠将有助于他们了解和强化自己的利他水平时，才能获得框架效应，例如个体将自己的选择归因于情境或者自我清晰度较低时，会受到框架效应的影响。此研究进一步证明，框架效应会影响后续的捐赠决策，即捐赠者之前进行过“纯粹的捐赠”或者进行购买框架形式的捐赠，后续捐赠的框架效应会消除，因为之前的行为让捐赠者感觉自身已经足够无私。
综上所述，物质收益会提高个体的慈善水平，但是物质收益的表达形式，即框架效应会影响个体的慈善意愿。有效的方式会更有效地让个体接受慈善行为中自我利益的获取，提高个体的慈善水平。
2.2 社会因素
提高社会地位是社会利益的主要内容。Lane(2015)研究发现，在货币任务中个体会更加偏向于为自己所在群体的成员分配更多的资金，从而产生群体偏差[39]。Tajfel，Bundy和Flament(1971)提出的社会认同理论解释，这种群体偏差产生的原因是个体想提升自己的群体地位，增强自我形象，因此，社会认同理论的视角下的群体偏差来源于对社会利益的渴望[40]。同时，当个体的决定被他人直接观察时，由于相关的社会利益信号，那些有促进自身福利动机(如获得社会地位)的个人往往更有可能进行慈善行为(如在造福他人的商品上花钱)[41]。当然，社会利益的影响在公共决策环境中更为明显。Roux，Goldsmith和Bonezzi(2015)将公共与私人决策环境的分类引入到慈善决策中，通过不同的决策环境体现自我利益，私人环境条件下的被试被告知“捐赠是完全匿名的，没人知道是否进行捐款和捐款金额”;公共环境条件下的被试被告知“如果你真的捐款，你的姓名、照片和捐款金额将在下个月被公布在你公司简报的‘捐款页面’上”[42]。结果发现，公共环境中的被试更愿意慈善捐助，捐助的金额也更多。这说明当一个人的决策环境为公共环境时，对社会利益的考虑会影响个体的慈善水平，即使个体处于资源稀缺的状态还是会选择慈善行为。这主要是因为在资源稀缺状态下个体倾向于提高自己的福利，而公共决策环境会给予慈善行为社会利益。
除了获取社会地位以外，避免自身道德形象的损失也是社会因素的一部分。Lin和Miller(2017)的研究通过设置道德陷阱操纵防止自我道德形象受损的动机，发现个体会将拒绝慈善行为的自利理由归因于外部，而当这种外部理由被取消时，个体为了保持自己的道德身份和“言行一致”会更加愿意进行慈善行为。在该研究中，“道德陷阱”的设置是将慈善行为的外部拒绝理由和激励理由取消：一是取消拒绝慈善行为的外部理由，二是将慈善行为出于自利的外部激励取消[43]。当外部理由被取消时被试报告出对慈善行为的意愿，并且表示如果不做志愿者会有更大的内疚感，拥有更差的情绪体验;而有报酬的个体会更加愿意去参与亲社会行为，他们在报酬取消后也表达出对亲社会行为的意愿。也就是说，自利理由可以提高个体的慈善水平，当外部激励被取消时，个体为了防止自我道德形象的损坏只能更加自愿的参加慈善行为，所以为防止自我利益损失而进行的考量确实提高了慈善水平。
2.3 情感因素
关于进行慈善行为是否增加幸福感的问题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认为生活的目标是达到“幸福”，幸福感不仅仅是一种愉快的享乐体验，也是个体通过成功履行道德义务而体验幸福的状态，这与现代幸福观密切相关。虽然这些说法有时超越证据基础，但越来越多的研究为慈善行为的情感利益提供了方法多样的支持。
从社会学习理论的角度来看，个体在整个社会化过程中逐渐感受到帮助他人的好处[44]。这种体验可能是源于个体对社会规范的遵守[45]。由于遵守了社会规范，儿童可能会受到成年人的赞扬，或者由于互惠准则，可能会有因其善行而得到回报的积极经验。根据Cialdini等人(1981)的研究，大多数成年人认为亲社会行为是一种有益的体验，因为在社会化过程中，亲社会行为与积极体验的重复配对会产生积极的后果[44]。Cialdini和Kenrick(1976)的研究表明，年龄较大的孩子可能比年龄较小的孩子在经历消极情绪时更容易得到帮助，这可能是因为年龄较大的孩子更容易明白助人为乐的道理[46]。
在生理水平上，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证据显示，给慈善机构捐款会激活与快乐和奖励体验相关的大脑区域活动。Harbaugh，Mayr和Burghart(2007)的一项研究记录了被试的神经活动，被试需要决定如何在自己和当地一家食品银行之间分配一百美元，结果发现，最初的100美元捐赠给慈善组织，激活了腹侧纹状体，而腹侧纹状体是与一系列奖励性刺激相关的大脑区域。这些结果进一步说明，捐赠(以慈善捐赠的形式)本身就能带来愉悦的情感体验[47]。Dunn，Aknin和Norton(2008)的研究探讨了消费方式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48]。具体而言，将被试随机分配到个人和亲社会消费条件中，个人消费条件中的被试被要求将他们得到的金钱用于自己的账单、费用或礼物，而亲社会消费条件中的被试被要求将钱花在给其他人的礼物或捐赠给慈善机构上。正如所预测的，被要求以慈善方式花掉金钱的被试在一天结束时比在个人消费条件下的被试感到更快乐。值得注意的是，个体得到的钱并不影响他们的快乐，这表明个体如何花钱比他们收到多少钱更重要。因此，这个实验研究为因果论断提供了支持，即花钱在别人身上比花在自己身上更能带来幸福。
有趣的是，感受他人的积极情绪，例如专注于他人的幸福或快乐体验，往往会抑制个体的慈善意愿[45]。例如，Rosenhan，Salovey 和 Hargis(1981)让被试参加一个“想象实验”，实验操纵了三种条件，即自我导向的积极影响条件(他们将被派往夏威夷度假)、其他导向的积极影响条件(他们的朋友将被派往夏威夷度假)、情感中立的控制条件。之后，参与者有机会通过完成一组无关的多项选择题来帮助实验者的朋友。结果发现，与对照组相比，自我导向积极影响条件下的参与者更有帮助行为，而其他导向积极影响条件下的参与者则不如对照组那么有帮助行为[49]。综上所述，对自我的积极影响有助于帮助他人，而对他人的积极影响似乎抑制了帮助行为。
与社会利益类似，获取积极情绪可以有效地提高个体进行慈善捐助的意愿，同时调节自身消极情绪也可以促进慈善行为的产生。由于慈善行为在情绪调节方面的有益结果，心理学家们关注了消极情绪状态对促进亲社会行为的潜在影响，特别是移情唤醒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如果移情唤醒可以引起个人的痛苦、悲伤或内疚情绪，那么慈善行为的产生可能是由减少这种消极状态的自利愿望所激励的，这种影响在以唤醒帮助关系理论为导向的研究中得到了反复证明[50]。例如，成本回报模型表明，目睹另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会引起一种令人厌恶的个人痛苦状态，被试试图通过提供帮助来减少这种痛苦，并且这种方式会导致尽可能地减少净成本[51]，即使被试的消极状态不是由于受难者的困境造成的，也仍然可以激励帮助行为。Cialdini，Darby和Vincent(1973)发现，通过让被试意外破坏研究人员的数据或目击他人这样做，会引发内疚或悲伤的体验，那么在不相关的情况下(与中性情绪控制组相比)也能增加被试的帮助行为[52]。
总之，物质、情绪和社会利益都可以在获取或者避免损失方面提高慈善水平。虽然自我利益被普遍认为会破坏慈善和亲社会行为，但是自我利益会通过个体对慈善行为的认知达到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
3 自我利益影响慈善行为的心理机制
不同类型的自我利益如何对慈善行为产生影响?互惠理论、双决策过程模型和社会功能理论对此进行了解释，从而能够更细致地展现自我利益与慈善行为的关系。
3.1 互惠理论
互惠涉及对一个人过去得到的好处的偿还义务。具体来说，它规定个体应该帮助那些帮助过他们的人，避免伤害那些帮助过他们的人。此外，这一规范規定，一个被帮助过的人有义务回报他人的恩惠，因此帮助他人成为一种用以增加未来获得帮助的可能性的方法。Gouldner(1960)认为，互惠是一个在所有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规则，它有助于调节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并在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作用[53]。
但究竟多少互惠才足以维持公平的社会关系呢?Zhang和Epley(2009)的研究表明，这取决于是关注亲社会行为的给予者还是接受者，因为不同的心理过程是每个人决定如何回报的基础。他们认为个体以自我为中心来评估亲社会行为的价值，给予者会更多地关注他们所承担的成本，受惠者则会更多地关注他们所获得的利益[54]。因此，给予者的期望是根据他们所采取行动的成本来获得回报，而接受者的期望是根据他们所获得的利益来获得回报。
Zhang等人(2009)通过系列实验验证了这种假设的不对称性。例如，在他们的一个实验中，被试被随机分配去回忆最近接受或给予的一个恩惠，这些恩惠要么是他们给朋友、同事或邻居的，要么是他们从朋友、同事或邻居那里得到的。然后，要求说明他们希望接受者在感谢礼物上花多少钱，或者如果他们是接受者，他们会花多少钱在感谢礼物上。结果显示，给予者成本预测了给予者所期望的感谢礼物的大小，而不是接受者所报告的他们实际会提供的礼物大小。这表明对成本与利益信息的差异关注可能是造成预期与实际互惠之间差距的心理机制，因此，利用慈善行为中给予者和接受者的成本收益差异感知是促进和谐和高效提高慈善水平的一个有效方法[54]。
3.2 双决策过程模型
个体如何处理慈善决策?先前的研究表明存在两种不同但平行的信息处理模式：基于理性的、规则的系统和基于情感、影响的系统[55][56]。所使用的模式取决于个体如何评估慈善行为的接受者[57]。研究发现，当评价依赖于感觉和情感时，个体选择了基于情感的评价模式。当个体处于这种模式时，对该问题的评估将更加定性和高度敏感，仅限于刺激是否达到某一点，但对规模或范围的进一步变化不敏感。因此，这种类型的评估是二元的(例如，是或否，喜欢或不喜欢等)。另一方面，当评估依赖于逻辑和理性计算时，个体选择使用基于规则的模式。当个体处于这样一种模式时，对该主题的评估将更加定量，并对刺激的变化不断敏感。因此，这类评估的决定受刺激因素的大小和范围的影响。
慈善行为通常是由情感驱动的[58]，这意味着捐赠决策大多是在基于情感的模式下做出的。这得到了相关捐赠研究的支持，他们发现捐赠决定对规模或范围不敏感。例如，个体对于帮助拯救2000、20000或200000只鸟类的捐赠意愿几乎没有区别[59]。同时，Hasford等人(2015)在一项操纵捐赠决策评估的研究中，证明如果评估是基于情感而不是计算，那么被试在做出捐赠决策时对范围的敏感度较低[60]。当然，针对个体认为奇点效应(表明个体更愿意捐赠给单个受害者而不是一群受害者)是个体在捐赠时对范围敏感的证据，研究者指出不是受害者的数量，而是受害者的可识别性造成了个体捐赠意愿的差异。更具体地说，与一组可辨认的、无法辨认的或统计的受害者相比，个体对一个可辨认的受害者有更强的“情感联系”。如此强烈的“情感联系”导致更慷慨的捐赠决策，这也进一步证明了个体做出的许多慈善决策是基于情感驱动的模式[61][62]。
3.3 社会功能理论
社会功能理论基于三个基本的命题：(1)人类进化为高度相互依赖的社会生物;(2)有效运作的群体往往具有特定的社会结构和进程;(3)个人拥有生物和文化进化“设计”的心理机制，以利用群体生活所提供的机会并保护自己不受群体生活的威胁。人的本性是群居动物。根据许多人类学家的观点，我们过去进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环境挑战促使祖先们在高度相互依赖和合作的群体中生活[63]。这种“超社会性”[64]或“强制性相互依赖”[65]很可能演变为个体成功最大化的一种手段：与独自生活和工作相比，个体在群体中与其他个体一起生活和工作，可能能够获得更重要的资源(如食物、水、住所、伴侣)，并实现更重要的目标(如抚养孩子、自我保护)。而个体成功最大化就是自我利益的一种体现，无论是获取重要资源还是实现重要目标，都是以自我利益为驱动的。因此，社会功能理论的命题(1)揭示了自我利益对个体亲社会倾向影响的进化角度的心理机制。
命题(3)也间接解释了个体避免自我利益受损动机的路径。群体生活也有其代价[66]。例如，群体生活中有一些人会对群体成员造成身体伤害，传播传染病。因此，对群居生活是有风险的：如果这些威胁得不到控制，社交的成本将很快超过它的收益。进而，为了最大化群体生活给个体自身带来的收益，个体群体成员应该适应其他人的特征或行为，并对自身行为进行适当的修改，加强自己与所在群体的联系。这样就需要表现出更多的对自己内群体成员的亲社会倾向。综上而言，社会功能理论中人类的高度相互依赖和保护自己不受群体生活威胁的两个基本命题解释了自我利益在进化和发展角度如何使个体产生亲社会倾向的心理机制与作用路径，证明了个体亲社会倾向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对自我利益的考量。
4 自我利益影响慈善行为的边界条件
前文从自我利益的因素和理论两个层面探讨了自我利益对慈善行为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并非适用于所用的情境，他会受到个体自身客观生活水平和主观自我意识的影响。下面将探讨自我利益对慈善行为影响的边界条件，从而更全面地理解自我利益与慈善行为的关系。
4.1 客观生活水平
客观生活水平包括人力资本水平和客观社会阶层，下面从人力资本水平和客观社会阶层两个方面讨论自我利益对慈善行为的边界条件。在人力资本水平方面，已有研究发现自我利益对慈善行为的促进作用只存在于低人力资本水平的被试中[20]。人力资本代表着个体譬如教育和应试的能力，对具有不同人力资本水平的个体来说，政策是加强还是削弱人力資本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正如引言部分提到，低水平的个体会选择提高全体社会福利的政策，因为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而且低水平个体人数居多，只有通过普遍的社会福利才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高水平的个体因为自身有更多的人力资本、更强的个体能力，就倾向于选择基于个体特征、更为精英化的政策。以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低水平个体的政策选择与高水平的个体相比更加亲社会，虽然无论选择哪种政策都是以自我利益驱动的，但是不同的人力资本水平使个体自我利益的出发点发生了变化。
在客观社会阶层方面，Piff，Kraus，C?té，Cheng和Keltner(2010)的研究表明社会阶层较低的个体会有更高的亲社会水平[67]。相对于高社会阶层，具有低社会阶层背景的人的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受教育机会较少，生活水平与受教育水平较低，生活环境较差[68][69]，在亲密关系中经常面临更大的压力[70]。面对这些条件，低阶层的个体可能会更关注自己的福利，优先考虑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别人的需要。然而，经过主观社会阶层的操纵和对其慈善意愿的测量却发现，低阶层人士更亲社会、更加愿意去进行慈善行为，更加看重人际关系。这种亲社会倾向的出现源于低阶层个体期望阶层人士会给予他们相同的待遇和机会，从而提高自己的社会阶层。与人力资本水平一直，低水平个体与低阶层个体的亲社会倾向和行为是获取自我利益的一种手段。总之，人力资本水平是自我利益影响慈善行为的边界条件。
4.2 主观自我意识
主觀自我意识也会影响自我利益对慈善行为的作用。在这里强调，自我意识是指个体作为一个独立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实体所具有的属性[71]。减少自我利益，不仅仅可以通过增加对他人的关注，也可以运用减轻自我关注和提高整体认知能力的方法。
在减轻自我关注方面，Piff等人(2015)在一系列实验中发现，诱导敬畏感，例如通过暴露在宏伟的自然风光下，会产生自我意识的减弱，随后会增加亲社会行为[72]。因此，自我关注的减弱导致自我利益的减少，从而导致与之互补的他人关注增加。也有研究表明，正念冥想的练习也可以使自我关注下降，进而导致关注他人的行为增加。H?lzel，Lazar，Gard，Schuman-Olivier，Vago和Ott(2011)在回顾有关正念的现有证据时指出，一个人对自我看法的改变是解释这种练习效果的机制之一。更具体地说，正念冥想可以让练习者减少自我的感觉，并导致转向一个更自我超脱和客观的分析和感觉事件[73]。总之，自我意识的降低可能会让人们超越自身利益，按照更加亲社会的方向行事。
一个人在增加自己或他人的福利上所能付出的努力是有限的，如果能够增加这一有限的资源，只要已经存在某种程度的亲社会性，随着整体认知资源的增加，亲社会程度也会随之增加。Harris(2011)认为，愚蠢至少和恶意一样危险，因此认知能力的增强将在整体平衡上降低最终伤害的风险[74]。此外，Carter和Gordon等人(2015)认为亲社会水平的提升可能必须包括某种形式的认知能力的提升，因为亲社会决策本身就是决策的一种形式。综上所述，自我意识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自我利益对慈善行为产生的作用[75]。
5 评价与展望
基于自我利益探讨如何促进慈善行为是慈善领域研究的新视角，拓宽了现有的慈善行为的视野，有助于完善慈善行为的相关理论。关于自我利益与慈善行为的研究提出了提高个体慈善水平的可能手段并探讨了边界条件，这是早期慈善行为研究中比较缺乏的。相较于利他主义，自我利益似乎更容易有效地提高慈善水平，例如通过改变慈善行为的参照点来促进慈善行为。当然，当前该领域的研究并不成熟，需要更多的研究进行探索和验证。
5.1 拓展内部机制研究
首先，心理机制和生理机制的研究还需补充。在心理机制方面，现在关于自我利益影响慈善行为的中介机制研究很少。还需要更多的研究对其可能的心理机制进行研究，从而更加明确自我利益是如何影响慈善行为的。例如通过内隐动机观察慈善行为的内因和外显动机的差异，探索慈善行为的内部中介机制。在生理机制方面，还没有直接针对自我利益影响慈善行为的神经机制研究，依据前人的推测，慈善行为可以给个体带来愉快的情感体验激活快乐和奖励体验相关区域的大脑活动[47]。总之，未来还需要更细致深入的探讨自我利益影响慈善行为的心理机制和生理基础。
5.2 多样化的操纵自我利益
在操纵自我利益方面，很少有慈善行为的研究直接操纵自我利益。现有的研究大多数都是通过情境设计间接的对自我利益起到控制作用。例如设计情境让被试陷入道德陷阱受到自我利益的反作用更加自愿的进行慈善行为[43];或者通过不同实验范式的差异体现自我利益[76]。无法对自我利益起到精确标准的操纵，更加细致深入的研究自我利益对慈善行为的影响机制。在之后的研究中可以探寻更多的操纵自我利益的方法，从更加基础的层面研究自我利益。
5.3 找寻提高慈善水平的方法
现有关于自我利益和慈善行为的研究大多在实验室展开，这使得研究的生态效度受到了限制。相比于实验室的纯净环境，现实生活中的环境更为复杂，这就意味着个体考量自我利益时的影响因素会有很多，在这种条件下操纵什么变量才能更好地使自我利益促进慈善行为还有待探讨。
此外，未来的研究也需要关注如何改善个体在进行自利慈善时的认知失调，自我利益的参与会使慈善行为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进而影响个体参与慈善行为的意愿，降低慈善水平。对认知失调的解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个体的慈善水平，更好地服务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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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家琦 王晓明 任颖垠 庞晓文
【摘要】【目的】探索自我护理教育是否可以提高冠心病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以及生活质量。【方法】采用实验性研究设计，将60例冠心病患者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患者采用按医生处方一般性药物指导，干预组冠心病患者采用自我护理教育。干预时间为一个半月，干预前后采用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Barthel Index)和简明健康状况调查表(SF-36)进行调查。数据采用SPSS1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对照组与干预组在干预前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得分和生活质量各个维度得分无统计学差异(p>0.01)。干预后对照组与干预组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得分有统计学意义(p<0.01)，对照组与干预组生活质量除躯体疼痛、总体健康和社会活动功能三个维度无统计学意义(p>0.01)，在躯体功能、日常活动功能、活力、日常精神活动功能、心理健康五个维度有统计学意义(p<0.01)。【结论】自我护理教育能有效地提高冠心病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和生活质量。
【关键词】冠心病 自我护理 生活质量 健康教育
1 对象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采用实验研究设计方法，将本院收治的60例冠心病患者以随机抽样方法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30例，对照组30例;男34例，女26例;年龄38—89岁，平均年龄66.35岁
1.2 健康教育方法：干预组病人实施自我护理教育方法，对照组实施按医生处方一般性药物指导。干预时间为一个半月。
1.2.1 干预内容：自我疾病的掌握(包括冠心病心绞痛的诱因、前驱症状、临床表现、治疗、用药等)，自我病情的监测，自我坚持治疗，自我饮食的管理，自我疾病正确认识，自我情绪调节和控制，自我护理技能(包括心绞痛发作时自救方法)。
1.2.2 自我护理教育法：①教育需求评估：对病人进行教育需求评估，确定病人存在的问题并制订自我护理计划。②集体教育：每周组织被干预者讲座1次，时间为l-2小时，讲座内容为冠心病心绞痛的病因、病理、诱因、前驱症状、临床表现、治疗、用药，同时示范心绞痛发病时自救方法。③个体教育：针对每个病人的评估结果进行针对性个体教育，解答病人疾病知识问题及心理疏导。④赠送健康教育小册子，指引病人自我护理，干预时间为1个半月，干预前后调查两组病人自我护理能力和生活质量。
1.3 测量工具：入选患者在干预前后完成2份调查问卷：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Barthel Index)和简明健康状况调查表(SF-36)。Barthel指数评定(the Barthel index of ADL)由美国Florence Mahoney和Dorothy Barthel设计并应用于临床，是国际康复医学界常用的方法[1]。SF-36是1988年Stewartse研究的医疗结局研究量表的基础上，由美国波士顿健康研究所研制开发的，包括8个领域，36个项目：躯体功能(PF)10、心理健康(MH)5、日常活动功能(RP)4、日常精神活动功能(RE)3、躯体疼痛(BP)2、总体健康(GH)6、活力(VT)4、社会活动功能(SF)2，评定分为五个等级[2]。
1.4 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 10.0处理所有数据资料，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干预组、对照组干预前后的自我护理能力及生活质量的显著性。以P<0.01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自我护理教育对冠心病患者的自我护理能力的影响：
对照组与干预组在干预前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得分无统计学差异(p>0.01)。干预后对照组与干预组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得分有统计学意义(p<0.01)。
3 讨论
3.1 自我护理教育可提高冠心病患者自我护理能力。
根据orem理论，自我护理是人类个体为保证生存、维持和增进健康与安定而采取的行动，是满足自身需要，维持正常生命过程，保持个体结构和功能完整，促进个体完满状态的能力，是一种后天学习而得的，并受外界环境因素和个体身心状况影响的能力[3]。由于护理人力的缺乏，临床护士工作过于繁忙，没有时间和精力对患者进行自我护理技术指导，不利于患者掌握与提高自我护理技能[4]。通过健康教育调动患者的主观能动作用，使患者從被动接受治疗、护理转为主动参与治疗、护理，积极配合治疗和护理工作;也能使患者掌握自我维护技能，主动参与及配合治疗、遵守饮食指导、适当进行康复锻炼，促进患者的康复[5]。这对临床护理有一定参考作用。
3.2干预组患者干预后的生活质量SF-36评分与对照组结果比较有统计学意义。
干预后对照组与干预组生活质量在躯体功能、日常活动功能、活力、日常精神活动功能、心理健康五个维度有统计学意义(p<0.01)。即经过自我护理健康教育后冠心病患者的生活质量从总体上优于对照组。据报道：冠心病心绞痛病人生活质量处于中低水平，冠心病属于慢性疾病，心绞痛容易复发，难以预料，给病人造成极大的生理痛苦和生命威胁。自我护理教育可提高冠心病心绞痛病人自我健康知识水平及提高自我护理能力和护理技能。科学合理的自我护理教育不仅可以帮助冠心病患者正确认识和对待疾病，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而且可以帮助患者掌握自我疾病管理的知识和技能，并采取积极和正确的行为来控制疾病，达到预防疾病的目的，提高自我护理能力水平，从而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6]。
4 小结
4.1 自我护理教育可提高冠心病患者自我护理能力。临床上可以适当参考推广。
4.2 自我护理教育可以总体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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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晶晶
1. 社会背景调查
2. 分析可能影响因素，设计问卷问题
a. 个人角度自身教育水平，家庭环境 b. 社会角度社会风气
c. 经济角度收入水平，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 d. 政治角度政府引导，政党制度 e. 法律角度法律
3. 分发问卷并统计数据
4. 总结并写出调查报告
大学生网络失范行为影响因素
1. 社会背景调查
2. 查找相关问题的文献报告
3. 总结所有文献报告得出自己的观点
4. 撰写调查报告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对自己有足够的了解，但许多错误生涯的抉择即发生在对自己认识不清。自我评估的目的即是要通过对以往成长经验的反省，检视自己的价值。在求职之前，大学毕业生一定要从自己的专业、性格、兴趣、特长等诸方面进行通盘思考，进行深层次的自我剖析。要了解自己的能力大小，明确自己的优势和劣势，根据过去的经验选择、推断未来可能的工作方向，给自己一个科学、正确的社会定位，从而为自己设计出合理且可行的生涯发展方向，解决“我能干什么”的问题。
自我评价应当客观而全面。首先，评价应是客观的，是在正视自己、面对现实的基础上做出的，过高或过低的评价都会给自己的求职心态带来不利影响;其次，评价应是全面的，既包括自己的特殊素质，又包括综合素质;既包括自己的优点和长处，也包括缺点和不足。
(1)优势分析
个人优势是我们求职就业制胜的法宝。我们要找出自己与众不同的地方，形成鲜明的自我定位，在招聘者面前亮出一个独特的招牌，让自己的价值更好地为招聘单位所认识。对于自己的优势，可以从以下角度进行分析：
知识经验成绩
(2)劣势分析
很多人都不喜欢直面自己的缺点和短处。讳疾忌医，是许多人的通病。其实，劣势并不总是一无是处。知道自己的劣势，不至于使自己盲目自信，趾高气扬;分析自己的劣势，不至于使自己因为劣势而无端自卑，垂头丧气。与优势分析相似，劣势可从以下角度进行分析：
知识不足 性格弱点经验缺乏
了解自己的劣势，在求职的时候可以避免产生的突发事件由于自身缺点处理不当，导致用人单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所以对于自己的缺点在平时就要对症下药，努力改正。第一，要加强学习。针对自身劣势，制定出自我学习的具体内容、方式、时间安排，尽量落于实处便于操作。第二，投身社会实践。主动参与学生活动，接触各色人群，“不耻下问”，对应的锻炼自己能力欠缺的方面。尽可能在社会实践中锻炼才干，不断总结、不断提高。如果可能的话，不妨多看、多听、多写，把自己的收获体会用文字表达出来，这对帮助提高更为直接。第三，要虚心请教。家庭、同学、朋友、师长和专业咨询机构都可以成为个人提高的有力支援，要学会求得他人帮助。对自己了解最深的莫过于你周围最亲密的人，多听听他们的经验与教训以及对自己的评价，尤其是注意他们对你的职业选择和人生发展方向的建议与评价。各类专业咨询机构在指导个人认识和选择职业方面都有一套比较完整的测评手段，也可以借助他们加深自我认识，全面了解。
给自己一个成功的心态
心态关乎成败，许多人都会赞同这一点。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是有一份好心态的前提条件，求职时揣一颗平常心，找一份好工作对优秀的人来说并不会是一件太困难的事。面对求职择业，大学生的心理复杂而多变。一方面，经过十几年的寒窗苦读，“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如今即将走向社会一展身手，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很多毕业生都迫不及待跃跃欲试。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十几年的埋头苦读，已经习惯了封闭的学校环境，社会经验相对缺乏，如今需要自己主动走向社会，许多人都会存在一些紧张甚至胆怯的心理。因此，调整好求职择业
的心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积极参与竞争，勇敢迎接挑战，在求职就业的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心态面对求职?要做到以下几点。
(1)乐观、自信(2)认真、审慎
(3)积极、主动(4)诚实、坦率
不要先被自己打败
哲人说，一个人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又有人说，坚固的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这说的大概都是一个意思：成败与否，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自身的努力。我们说不健康的求职心态是成功求职的大敌绝不是危言耸听。大学生在求职时，要注意克服以下几种心态：
(1)盲目自信心理(2)自卑心理
(3)急功近利心理(4)羞怯心理
(5)造假心理(6)依赖心理
(7)患得患失心理(8)害怕失败心理
(9)树立应有的自信
面对求职，我们一定要走出心理的误区，克服不健康的求职心态，甩掉心理包袱轻松上路，乐观、勇敢地走好每一步。只要我们下定决心、争取胜利，我们相信，明天的阳光一定是灿烂的!
感谢那一巴掌
教师心理健康自我调适对学生的影响
那是1996年5月的一天，在我踏上讲台第二年的一节思想政治课上。当时我在检查前一天布置的作业，检查到一位叫陈俊的同学时，他的作业一片空白，但仍很不在乎的样子。对于这种情景，我很生气，问：“为什么不做作业?”他回答道：“不想做，不会做!”我说：“你不会做，不想做，还做什么学生，干脆就不要来了!”，随即我把他桌上全部的书本洒落在地，把他的政治书也愤怒地抛向了窗外，还狠狠地煽了他一个嘴巴。其实当那个嘴巴打下去后，我就开始后悔我刚才的举动，可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倒反过来掀了我一个嘴巴，动作是如此之快、如此之重!我似一头愤怒的狮子，又打了他。我们就这样撕来扯去了几个回合。他人高马大，力气我又敌不过，我在全班同学面前的这番“表演”，终因敌不过他而受了奇耻大辱。我扔下了课本，扔下了课堂，扔下了全班几十名同学，跑到校长那里去告状，表示再也不去那个班上课了。两位校长了解了情况后，认真做了我一番思想工作，我激动的情绪平静了很多。几天后，事情由于我的不再计较.终于平息。一切又恢复到事情没有发生之前的样子，只是我不再去管那位学生，在我的眼里，当时他就是一个真空人，是不存在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件事经常在我的眼前浮动，我总在想，假如是现在在我的课堂中，是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我后来分析了其中的原因.不外乎下面几点：
1、认为教师的职业是天职。神圣不可侵犯
社会对教师的评价较高，为人师表，无私奉献，红烛精神，无一不是流露对教师的赞美。这往往给教师心理产生一种自豪感、优越感。认为所有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对教师尊重，即使是在自己侵犯他人的人格尊严时.也觉得自己是高尚的，是崇高的社会典范，不容侵犯。
2、忽视学生的人格尊严
由于长期以来，“严师出高徒.不打不骂不成才”的错误观念在作怪，我们老师在教育学生时.忽视了学生的人格尊严，忽视了学生的内心需要，往往单从教师需要学生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角度出发，造就了一大批“乖孩子”，一大批没有个性特长的、没有生气的机械式的学生。
3、自身心理状况还存在着偏差
教师的情绪在某种程度上将会影响学生的发展和成长，我想那次的事件，主要是因为我的情绪过于激动，急于求成，没有对自己的情绪很好的加以调控。 教师常常以为别人尊重自己是应该的，没有意识到别人也有被尊重的内心需要。其实这种心理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没有把自己和学生放在同等的位置。
现在想来，当时的我是那么的幼稚，那么的不成熟。我现在竞然有些后悔打他的那一巴掌，却又非常感谢那位同学给我的一个巴掌，让我在震惊之余学会了反省，学会了思考。倘若我能注意调节自己的情绪，做情绪的主人;如果我能在当时对他的内心需要进行了解，认真揣摩他的想法，尽量帮助他走出困境;如果我能把他和自己放在同等的位置，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也许这一切是不应该发生的，也许他会和我成为知心的朋友⋯⋯我知道那次事件其实对陈俊的心理也造成很大的伤害。后来在几年的教学生涯中，我也或多或少地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我都给予了很好的解决。不可否认地说，我已经逐步从幼稚走向成熟。
这次事件，我深深地体会到：学生是有人格尊严的，有被他人尊重的内心需要，教师应把学生和自己放在同等的地位上进行教学。作为教师，不但会教学，更要会教育，更要去了解学生的内心世界;作为教师，要对自己的心理不断调适，以适应学生的发展需要;作为教师，也要深知“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道理。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教育的最大成功就是尊重学生的需要! 新课程改革的两年中，我也积极参与了.而且现在也成为课程改革的主要负责人，记得在“我的教师观和我的学生观”的论坛中，结合这个案例，我谈了许多想法，并且还受到了教师的一致好评。
耐下心来，放下“神圣”的架子，其实你会发现，每一个学生都是那么可爱，都是那么真诚! 感谢那一巴掌!
资料来源：期刊名：中国教育现代化
作者：樊和英
个人自我整改报告
在全局开展集中整治影响发展环境的干部作风突出问题的活动中，联系个人工作实际，把解决突出问题与履行岗位职责结合起来，特制定自我整改报告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县第十二次党代会和局整治方案精神，结合本职工作岗位，明确个人奋斗目标，针对个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采取相应的整改措施，努力提高觉悟，解放思想，干事创业，以个人实际行动实现“岗位创优，工作当先”的承诺。
二、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1、创新意识不够强。工作缺乏积极性、主动性，等靠思想严重，主人翁意识不强，存在上面有人管，只要干好自己的就行了的这种思想，不善于与实际工作相结合，敢试敢闯、求新求变的意识不够强。
2、作风不够严谨。纪律较松驰，工作期间比较散漫，上班时有迟到早退现象，正课时间有时还玩游戏、聊天等。自我要求不够严。
3、服务意识不够强。由于知识欠缺，面对咨询不够热情。待人接物不注重细节、小节。
4、落实工作不及时。工作没有提前量，临时抱佛脚的现象存在。
5、不比工作比待遇。干工作没有劲头，总认为条件艰苦，工资待遇低，得不到提拔。
6、工作方法不够活。不善于吸取他人意见，个人随机应变的能力比较差，在处理问题上不够灵活，方法不够多。
三、整改的措施
一是深入学习理论知识。系统地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知识，提高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时刻树立主人翁意识。牢记我是局里的一员，局的荣辱事关个人的荣辱。
二是加强作风养成。正规上下班秩序，按时上下班。认真学习各项规章制度，来格按制度办事，不断增强纪律观念和责任意识，严格做到遵章守纪。
三是认真学习党的理论，坚定理想信念，强化宗旨意识，端正工作态度，激发工作动力。扎实地学习自己的业务知识，做到学用结合，不断增强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本领。
四是按时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事情想在前头，做在前头，克服等靠思想。
五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业绩。不比条件艰苦，不比工资待遇，只比工作干劲、比实绩。
六是创新工作方法。平时多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想，多向汲取别人的优点，学习别人的工作方法，对照先进找差距，虚心向他们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 总之，我将抓住这次整改活动的机遇，严格按照上级要求，认真整改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从而使自己在思想观念、工作作风和纪律表现上都有明显进步，努力发挥好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司法所建设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
北山司法所 石圣斌
2012.04.18
摘要：【目的】了解吸烟男大学生拒绝吸烟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对194名吸烟男大学生进行拒绝吸烟自我效能感、一般基本情况及吸烟情况调查。【结果】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吸烟男大学生拒绝吸烟自我效能感的危险因素是授课老师吸烟(OR=25.034),保护因素是年级(OR=0.029)、愿意接受戒烟帮助(OR=0.015)。【结论】高校应明令禁止授课老师在校园吸烟，从低年级开始开展吸烟危害的健康教育课程，为有意愿戒烟的学生提供戒烟帮助，均能有效提高吸烟男大学生拒绝吸烟的能力。
关键词：拒绝吸烟 自我效能感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R395.6 文献标识码：A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smoking refusal self-efficacy for male college smoking students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smoking refusal self-efficacy for male college smoking students. 【Methods】 A systematic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collect the information of smoking self-efficacy, general situation and smoking on 194 smoking male college students.【Results】 the results of 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risk factor of smoking refusal self-efficacy was teacher smoking (OR=25.034), while the protective factors were grade (OR=0.029), willing to accept the help to quit (OR=0.015).【Conclus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prohibit teachers smoking in the campus; from low grade to begin the health education curriculum of smoking is hazardous; offering the help of quit smoking for the will students, all of those can improve the refusal ability for male college smoking students. Key words: Smoking refusal; self-efficacy; Influencing factors 1
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是美国心理学家A.班杜拉最早于 1977年提出的一个概念。自我效能感[1]是指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为完成某一行为所进行的推测与判断。拒绝自我效能感指的是个体对自己拒绝能力的信心程度[2]。自我效能的建构成为复发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3-4]。国外的许多研究表明，自我效能感越高，复发的可能性也越低，在控烟领域也有相同 1基金项目(南昌市科技计划项目，项目立项文号：洪科发计字【158】号，项目编号：第37项)。
的结论[5]。并且在具体方面的自我效能比一般自我效能发挥着更加有效的作用[6]。Ma HY[7]在2008年对中国七省城市和农村青少年的吸烟危险因素研究中指出“中国吸烟青少年呈上升趋势，并造成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其中低拒绝自我效能的青少年的吸烟危险性比一般青少年高出5-17倍。”同时明确指出“在中国，预防吸烟的干预可能需要把重点放在提高青少年的拒绝自我效能上。”为了解吸烟青少年拒绝吸烟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对南昌市194名吸烟男大学生进行了吸烟情况及拒绝吸烟自我效能感的调查，为有效帮助男大学生戒烟提供参考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按照年级分层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某高校男大学生650名进行吸烟调查，其中194名男大学生吸烟，吸烟率为29.85%，吸烟男大学生中大一学生87名，大二学生34名，大三学生28名，大四学生44名。吸烟的筛选标准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吸烟者的判断标准：到纳入研究时为止吸足了100支烟且最近一个月内仍然吸烟者。
1.2 方法 以自填式结构问卷进行资料收集，由学生本人采用无记名方式填写问卷，填写结束后，由调查员复核调查内容，发现遗漏及时补充。
1.3 调查内容 调查问卷由一般基本情况、吸烟情况及拒绝吸烟自我效能感问卷[8]三部分组成。
拒绝吸烟自我效能感问卷结构包括四个维度：香烟刺激、正面情绪、负面情绪和环境因素，可用于评价男大学生抵抗烟草诱惑能力，预测其复吸可能。该问卷有较高的信度，总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Alpha系数为0.941，四个子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Alpha分别为0.8
53、0.9
45、0.9
48、0.897。
结果变量的测量包括拒绝吸烟和可能吸烟，拒绝吸烟指完全拒绝吸烟，量表总分在20分及以下;可能吸烟量表总分在20分以上。
影响因素：(1)一般基本情况，包括年级、是否独生子女、生源地、父母文化程度及学历，家庭经济状况等等。(2)吸烟情况，包括每天吸烟支数，是否意识到吸烟的危害，是否愿意戒烟等等。
1.4统计分析 Logistic 回归分析筛选拒绝吸烟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因素，因素筛选采用逐步法，检验水准为0.05，所有分析使用SPSS12.0完成。
2 结果
2.1一般基本情况
共调查194名吸烟男大学生，其中大一学生87名(44.8%)，大二学生34名(17.5%)，大三学生28名(14.4%)，大四学生44名(22.7%);独生子女107名(55.2%)，非独生子女87名(44.8%);户籍为农村105人(54.1%)，城市89人(45.9%);家庭月收入2000元以下46名(23.7%)，2000-3000元44名(22.7%)，3000-4000元22名(11.3%)，4000-5000元46名(23.7%)，5000元以上36名(18.6%);父亲职业为无业、失业人员22名(11.3%)，服务者、工人与农民65名(33.5%)，普通专业技术人员75名(38.7%)，管理人员32名(16.5%);母亲职业为无业、失业人员46名(23.7%)，服务者、工人与农民79名(40.7%)，普通专业技术人员55名(28.4%)，管理人员14名(7.2%);父亲学历为初中毕业及以下67人(34.5%)，高中毕业(包括中专)68人(35.1%)，大专毕业(职业学校等)26人(13.4%)，大学本科及以上33人(17.0%);母亲学历为初中毕业及以下103人(53.1%)，高中毕业(包括中专)60人(30.9%)，大专毕业(职业学校等)20人(10.3%)，大学本科及以上11人(5.7%);父母吸烟的101人(52.1%)，兄弟姐妹吸烟的57人(29.4%)，朋友吸烟的159人(82.0%)，舍友吸烟的67人(34.5%)，授课老师吸烟的114人(58.8%)。
2.2吸烟情况
194名吸烟男大学生中每天吸烟1支以下的98人(50.5%)，1至10支的82人(42.3%)，10支以上的14人(4.2%);15岁之前开始规律吸烟的16人(8.2%)，15至18岁的81人(41.8%)，18岁以上的97人(50.0%);购买香烟的价格为5元以下的28人(14.4%)，5至10元的101人(52.1%)，10至15元的37人(19.1%)，15元及以上的28人(14.5%);打算1个月内戒烟的90人(46.4%)，打算6个月内戒烟的28人(14.4%)，不打算戒烟的76人(39.2%);自认为不受烟价影响吸烟的65人(33.5%)，有一点影响的107人(55.2%)，有较多影响的22人(11.3%);自认为有烟瘾的81人(41.8%)，无烟瘾的113人(58.2%);自愿接受戒烟帮助的70人(36.1%)，不愿接受帮助的124人(63.9%)。
2.3拒绝吸烟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因素分析 2.3.1单因素分析
对拒绝吸烟和不拒绝吸烟男大学生的一般基本情况和吸烟情况的比较发现，年级、是否独生子女、父母职业、父母学历、家庭收入、父母吸烟、兄弟姐妹吸烟、舍友吸烟、授课老师吸烟、每日吸烟支数、香烟价格、烟瘾、烟价、是否打算戒烟、是否愿意接受戒烟帮助对男大学生的拒绝吸烟自我效能感影响较大。见表一。
表一 吸烟男大学生拒绝吸烟自我效能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n=194)
因素 年级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独生子女
是
否 家庭月收入
2000元以下
2000-3000元
3000-4000元
4000-5000元
未拒绝吸烟
37.5%(63/168) 19%(32/168) 16.7%(28/168) 26.8%(45/168)
51.8%(87/168) 48.2%(81/168)
26.2%(44/168) 22%(37/168) 13.1%(22/168) 19.6%(33/168)
拒绝吸烟
92.3%(24/26) 7.7%(2/26) 0%(0/26) 0%(0/26)
76.9%(20/26) 23.1%(6/26)
7.7%(2/26) 26.9%(7/26) 0%(0/26) 50%(13/26)
χ2值
28.036
5.752
15.806
P值
<0.001
0.016
0.003
5000元以上 父亲职业
无业、失业人员
服务者、工人与农民
普通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 母亲职业
无业、失业人员
服务者、工人与农民
普通专业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 父亲学历
初中毕业及以下
高中毕业(包括中专)
大专毕业(职业学校等)
大学本科及以上 母亲学历
初中毕业及以下
高中毕业(包括中专)
大专毕业(职业学校等)
大学本科及以上 父母吸烟
是
否 兄弟姐妹吸烟
是
否 舍友吸烟
是
否 授课老师吸烟
是
否 每天的吸烟支数
<1支
1-10支
10支以上 购买香烟的价格
5元以下
5一10元
10一15元
15元及以上 自认为有烟瘾
没有
19%(32/168)
11.9%(20/168) 36.3%(61/168) 38.1%(64/168) 13.7%(23/168)
26.2%(44/168) 44.6%(75/168) 23.2%(39/168) 6%(10/168)
36.3%(61/168) 37.5%(63/168) 15.5%(26/168) 10.7%(18/168)
54.8%(92/168) 34.5%(58/168) 8.3%(14/168) 2.4%(4/168)
56.5%(95/168) 43.5%(73/168)
32.7%(55/168) 67.3%(113/168)
39.9%(67/168) 60.1%(101/168)
54.8%(92/168) 45.2%(76/168)
44.0%(74/168) 47.6%(80/168) 8.3%(14/168)
7.7%(13/168) 60.1%(101/168) 22.0%(37/168) 10.1%(17/168)
51.8%(87/168)
15.4%(4/26)
7.7%(2/26) 15.4%(4/26) 42.3%(11/26) 34.6%(9/26)
7.7%(2/26) 15.4%(4/26) 61.5%(16/26) 15.4%(4/26)
23.1%(6/26) 19.2%(5/26) 0%(0/26) 57.7%(15/26)
42.3%(11/26) 7.7%(2/26) 23.1%(6/26) 26.9%(7/26)
23.1%(6/26) 76.9%(20/26)
7.7%(2/26) 92.3%(24/26) 0%(0/26) 100%(26/26)
15.4%(4/26) 84.6%(22/26)
92.3%(24/26) 7.7%(2/26) 0%(0/26)
57.7%(15/168) 0%(0/26) 0%(0/26) 42.3%(11/26)
100%(26/26)
9.375 0.025
22.423 <0.001
36.521 <0.001
34.564 <0.001
10.107 0.001
6.807 0.005
15.839 <0.001
8.281 0.004
21.039 <0.001
76.449 <0.001
21.521
<0.001
有
是否因烟价而减少吸烟
没有
是的，有一点
是的，较多 是否打算戒烟
是的，在1个月以内
是的，在6个月以内
不打算戒烟 是否愿意接受戒烟帮助
是
否
48.2%(81/168)
30.4%(51/168) 63.7%(107/168) 6.0%(10/168)
39.3%(66/168) 16.7%(28/168) 44.0%(74/168)
28.6%(48/168) 71.4%(120/168)
0%(0/26)
53.8%(14/26) 0%(0/26) 46.2%(12/26)
92.3%(24/26) 0%(0/26) 7.7%(2/26)
84.6%(22/26) 15.4%(4/26)
52.355
25.574
30.664
<0.001
<0.001
<0.001
2.3.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吸烟男大学生一般基本情况和吸烟情况对其拒绝吸烟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对单因素分析出有显著差异的因素，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了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对数据进行多次拟合试验后，最终有3个变量进入模型。其中授课老师吸烟是危险因素，年级及是否愿意接受戒烟帮助是保护因素。见表二。
表二 吸烟男大学生拒绝吸烟自我效能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n=194)
变量 年级 授课老师吸烟 愿意接受戒烟帮助 β值 -3.542 3.220 -4.215
SE 0.969 0.922 0.890
Wald值 13.363 12.206 22.441
P值 0.000 0.000 0.000
OR值(95%CL) 0.029(0.004-0.193) 25.034(4.111-152.433) 0.015(0.003-0.086)
3 讨论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拒绝吸烟自我效能感与年级、是否独生子女、家庭月收入、父亲职业、母亲职业、父亲学历、母亲学历、父母吸烟、兄弟姐妹吸烟、舍友吸烟、授课老师吸烟、每日吸烟支数、香烟价格、烟瘾、打算戒烟以及愿意接受戒烟帮助等均有关，经对这些相关因素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剔除影响因素后得出如下结论：影响拒绝吸烟自我效能感的因素有年级、授课老师吸烟及是否愿意接受戒烟帮助，其中授课老师吸烟是危险因素，年级、及是否愿意接受戒烟帮助是保护因素。
3.1授课老师吸烟
为人师表，以身作则，老师的一言一行在学生的眼里都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与中学不同，高校对授课老师在校园内吸烟并无明令禁止，对于大学生来说，授课老师吸烟，传达了对大学生吸烟行为的认可，也让大学生认同了吸烟行为，在本研究能够拒绝吸烟的男大学生中，授课老师吸烟的仅占15.4%，不吸烟的占84.6%，可见授课老师不吸烟，对男大学生的拒绝吸烟有多大的影响意义。因此，高校应明令禁止授课老师在校园吸烟，授课老师也应主动戒烟，为吸烟男大学生拒绝吸烟营造一个良好的校园氛围。
3.2年级 其中随着年级的上升，拒绝吸烟自我效能感越来越低，刚进入大学校园的学生，思想状态还停留在中学阶段，而整个社会对中学生吸烟的容忍度是很低的，因而大一吸烟的男学生拒绝吸烟自我效能感最强，能尽量控制自己抽烟，随着年级的增加，大学生部分踏入社会，吸烟作为社交手段的一种为吸烟找到了借口，在本研究中，从大三开始，吸烟男大学生均不能拒绝吸烟。因此，在高校，从低年级开始，开展健康教育课，宣传吸烟危害的知识，对于提高吸烟男大学生的拒绝吸烟自我效能感具有重要作用。
3.3是否愿意接受戒烟帮助
愿意接受戒烟本就是主观上拒绝吸烟，虽然主观拒绝吸烟并不能保证实际就能做到，然而二者还是有极大的相关性。在本研究能够拒绝吸烟的男大学生中，84.6%的男大学生愿意接受戒烟帮助。因此在社会、高校及家庭中，应创立条件为有意愿戒烟的学生提供戒烟帮助，协助其从主观拒绝吸烟到真正拒绝吸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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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作为中国管理培训的先行者，始终引领中国管理培训业的发展，以“教育产业报国，让中国企业更受世界尊敬”为使命，秉承“真、正、诚、责、爱”的核心价值观，开拓创新、追求卓越，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成为了中国管理培训业的领军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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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教育训练集团是中国培训咨询行业的先行者，见证了中国培训咨询行业发展的全过程，并以自己的卓越努力，成为了中国培训咨询行业的领军品牌。
影响力教育训练集团以上海影响力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为核心，目前是中国最大的公开课、内训课供应商，也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培训咨询公司。
影响力教育训练集团由易发久老师创始于1996年，正式成立于1999年。目前，集团下设六大事业部：培训事业部、拓展事业部、咨询事业部、科技事业部、文化事业部、综合事业部。2005年已经在上海、北京、天津、青岛、济南、苏州、南京、无锡、宁波、杭州、义乌、温州、成都、厦门、香港等中国经济发达省市开设了十九家分公司，至2006年达20余家分公司。
影响力教育训练集团以“培训产业报国”为使命，以“为中国企业普及必修课程”核心经营目标，已为超过130家世界五百强在华企业提供培训、咨询服务，会员企业超过5000余家，累计受训企业超过10000余家，累计学员人数近80万人次。其中集团2006年在全国开设公开课超过600堂，内训课程超过2000天，受训人次将超过30万。
影响力教育训练集团从2001年开始连续每年均被国内多家专业媒体评为 “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培训机构”和“中国十大杰出企管培训机构”。2005年被《人民日报》社市场信息中心评为 “中国企业管理市场客户满意第一品牌”。2006年，被《人民日报》社市场报评为“中国管理咨询行业影响力第一品牌”、“中国培训咨询行业最受欢迎第一品牌”。
目前，集团拥有公开教学著名品牌“影响力商学院”，拥有企业员工内部训练的著名品牌"影响力训练"及团队户外训练的著名品牌“影响力拓展”，拥有专业培训网站“亚洲培训网”，并在国内首创“影响力标准授权课程”自助式标准授权培训服务模式以及在全国极具影响力的“影响力学习卡”会员大菜单式公开课服务模式。
影响力教育训练集团优势专业领域主要包括：团队建设、员工激励、巅峰销售、培训培训师、生涯潜力、人力资源等领域，以及战略规划、企业文化塑造、营销策划、工厂运营、销售管理、企业资源效能管理等作业体系。
影响力教育训练集团拥有庞大的国内一流的名师专家团，并以其独特的培训方式完全区别于传统教学模式，训练及服务方式独树一帜，效果十分显著。其核心品牌课程连续六年全年学员平均满意率均超过97%，创下训练界奇迹。
影响力宗旨：做积极的人，走成功的路，创灿烂人生
影响力信念：有梦就会实现
影响力使命：培训产业报国
影响力任务：为中国企业普及必修课程
影响力价值观：承担社会责任，维护客户利益，追求团队价值，体现个人成就
影响力服务理念：850承诺 学员满意率85%以下，课程讲师费按原价80%收费;
学员满意率75%以下，课程讲师费按原价50%收费;
学员满意率65%以下，课程讲师费按原价0收费。
影响力愿景：影响力教育训练集团为中国企业打造十万CEO，百万经理人。
师资结构：
核心讲师25%、签约讲师40%、加盟讲师20%、本公司培养的专职讲师15%、8名硕士、博士;14名教授、博导及专家;42名职业经理人、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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