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因素研究述评

影响因素研究述评（共8篇）

影响因素研究述评 篇1

[ 08-09-04 09:13:00 ]

作者：刘耀中

编辑：studa0714 内容摘要：风险决策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过程，不确定情境中的决策问题广泛受到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关注。因为心理因素作用的存在，所以在研究不确定情境中的决策问题时，有不同于经济学与数学原理的规则。本文简要的介绍了国外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包括影响最大的展望理论，同时也介绍了其他研究者的研究成果。

关键词：风险决策 心理因素 展望理论

瑞典皇家科学院2002年10月9日宣布，将本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普林斯顿大学教授Kahneman和美国的乔治•梅森大学的Smith，以表彰他们在经济心理学与实验经济学方面的贡献。颁奖词中提到Kahneman的贡献是：“把心理研究成果与经济学融合在一起，特别是在有关不确定状态下人们如何做出判断和决策方面的研究”。

“经济人” 是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之一，是一切研究的前提，每个人都会在确定的范围内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从而在有限的环境资源中努力做出最佳决策。决策者以无偏好的方式对决策后果的概率进行主观的估计，这就建立了著名的期望价值模型。期望值等于损益概率与损益值的乘积，即EV(A)>EV(B),A>B。但Kahneman等人经过研究发现：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往往并不是遵循期望价值理论而是经过一系列的启发式策略进行直观判断。

心理因素与决策判断

直觉偏差

代表性启发法表现在人们根据事物的一些突出特征对其分类时，如果发现它和某类事物的代表性很相似，就直观地把该事物归到这一类。人们根据原有的经验和认识为各类事物塑造了各自的模型，它包含了这个群体的典型特征和最大的代表性。人们经常把事物和每个模型进行对照，一旦匹配就将其归入这个模型。由代表性启发法带来的认知偏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先验概率估计过低，人们往往是通过语言的描述来判断而忽视了先验概率的影响；结合效应和小数法则。由概率论中的结合率可知，一个事物既属于A又属于B的概率不大于它属于A或者属于B的概率，也就是P(AB)<=P(A)P(B)。但在实际情况中，人们常常是偏好于结合效应从而做出与概率论相悖的结论。

小数法则使得人们易于从一个小样本中过分的推断潜在大样本的概率分布。代表性知觉让人们确信赌徒谬论的存在,即在一系列的坏运气之后必然会有好结果的出现。这是因为人们错误的认为一个随机序列必然具备局部代表性(即序列的每一部分都必须看起来像是随机的)，事实上偶然事件并不具有自我修复的功能。如果一个随机过程(就像投掷一枚没有偏差的硬币)存在一定的可能性产生一定的结果，那么过去的事件并不会对将来发生的结果产生影响。一些特定的事件相对于其他事件而言更容易想到，并不是因为经常发生或者具有更高的发生概率，而只是因为更容易提取从而高估其发生的概率。而如果某件事不容易联想到，我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低估它发生的概率。

研究表明决策者更加容易被生动的信息所影响，而不是平淡的、抽象的或者枯燥的统计数据。比如我们打算购买一辆新车，同时关于车辆瑕疵的一个生动的故事足可以让我们丧失从以往专业汽车杂志统计数据中建立起来的信心。罪犯或者目击者对犯罪事实的生动描述也可以让我们忽视犯罪的统计数据和报告。因为这样生动的信息是可得的，与平淡的信息相比更容易被回忆起来，因此会使决策产生偏差。锚定效应表现在人们对于不确定数值的估计往往是基于初始值或者是起始点而做出调整,起始点都会对估计值产生决定性影响。如果将全世界人的血液都集中在一个立方体中，这个立方体的宽度将是多大？全世界人口数据提供了一个很高的锚定值，因此当人们估计立方体的宽度时并不能充分地从高锚定值上调整下来。人们很难抵御锚定效应的影响，原因在于锚定值通常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这很可能使决策产生偏差。

展望理论

在不确定条件下，人们的偏好是由财富的增量而不是由总量决定的，所以人们对于损失的敏感程度要高于收益，这种现象被称为损失规避。人们在收益的情况下表现出风险规避，而在损失的情况下表现出寻求风险；且有过高估计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倾向，同时在面对小概率的风险收益时甘愿冒险，这也就解释了每天大多数人在做同样的买彩票选择。彩票正是利用了人们高估了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实际彩票的中奖概率大约是几千分之一，甚至更低)。而在小概率损失的情况下多数人偏好确定的损失，Kahneman认为，存在这种偏好是由于人们往往过于看重大金额的损失，而这种倾向对保险公司非常有利。

影响因素研究述评 篇2

顾客是企业发展的起始点和落脚点,顾客保留研究极具必要性。国外关于顾客保留影响因素的研究起步较早,国内外关于顾客保留的影响因素研究出发点以营销管理、关系管理,包括对单一的要素分析到全面顾客保留模型的仿建,既有例证分析又进行实证探究,整体可归结为三方向的研究:转移障碍、驱动因素及综合性创建顾客保留模型。如下表所示:

二、小结与展望

(一)小结与不足

通过对顾客保留影响因素的研究的梳理、总结,总结如下:目前顾客保留因素研究逐步成型,基于Henning-Thurau顾客保留研究模型,随着研究背景的与时俱进,研究对象的扩展,顾客保留模型日益成熟,为现代企业顾客保留实用提供了有力支撑。研究的理论基础囊括了关系营销、营销管理等,更有交叉学科的理论知识引入,日渐普适性。从研究对象上,国内外研究主要集中于通讯、银行、保险等服务业,例证上逐步扩大研究对象范围,并注重例证、实证相结合,为更多行业提供实用价值。

但相关研究仍有巨大的进步空间,主要体现在研究理论的创新结合不足以及面向研究对象的针对性不强,基于人的研究的复杂性,跨学科、多视角的理论结合和探究不足,基于网络经济的发展,以互联网为依托的企业顾客保留模型的研究仍是空白。

(二)展望:旅游业顾客保留研究

旅游业作为服务行业的典型,基于其综合型和复杂性,但目前针对旅游业的顾客保留研究较少,杨敏(2008)通过对个性化体验质量、定制服务质量、定制价格水平、转移障碍等要素构建了旅游业顾客保留模型,并以国旅(武汉)做实证,具有学术实用双价值。面对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旅游企业与顾客关系的日益紧密和紧张,提高顾客保留率是稳定旅游市场占有的制胜法宝。基于目前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以及顾客保留的研究价值,针对旅游业的顾客保留的研究具备可行性和必要性。

影响因素研究述评 篇3

【关键词】生育观；妇女；影响因素

一、关于生育观概念界定的研究

生育观，慈勤英从社会意识层面指出生育观是人们对生育问题的看法，是世界观、人生观在生育问题上的表现。而颜其松将其定义为简单的对生育行为的观念，生育观是指人们对待生育问题上的根本看法和态度，将其从微观的视角来概括。指出其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生育的价值目标；二是对生育子女性别的取向；三是生育决定中的期望子女数；四是对所生子女未来的期望。外国学者研究生育观主要将其定义为思维模式的总和，即个体和群体，在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对生育现象的看法与见解，是人们关于生育行为的价值取向、行为准则、风俗习惯等思维模式的总和。生育观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泛指对生育问题的各种思想、看法和一般认识。后者是指生育主体在一定环境的作用下自觉或自发形成的，内含着一定的生育认知和价值观，渗透着一定的生育需求和情感的关于对某种生育方式的评价、构想和行为倾向。也有学者把生育观看作对生育现象的认知，如周长洪对生育观的定义，人们在一定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对生育现象的认知，于晓丽从意识观念来定义，对于生育观念的研究也与以上学者较为相同，包括潘贵玉对生育观念的描述主要认为是对生育的基本看法和态度。

学者们对传统生育观的研究，主要认为一种生育观是成长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有着其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传统生育观起源于父系社会，父系世袭制强调的是“父权、父居、父系”，父权决定了男性家长拥有家庭财产的垄断权、对妻子儿女的占有和支配权，家庭的一切围着男子转，而女子在家庭则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地位，这就必然导致生育上重男轻女。丁晓丽则从生育数量、质量及性别偏好上总结了传统与现代生育观的不同。她认为，传统的生育观念追求的是生育多个子女，有利于共同承担父母的养老义务；由于数量多，对质量就无法顾及。关于子女的性别问题上，“重男轻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只有男儿才能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等观念。现代生育观念在生育子女数量、质量和性别上是与传统的生育观念有明显区别的：生育子女数量上追求的是少生、质量上是优生、性别上是生男生女一个样，女儿也是传后人。在传统生育观念中，结婚生儿育女是天经地义，妇女只是生育的工具。何时生育，生育多少，完全不由妇女意愿所决定。生育观转变的根本，在于妇女由被动生育转为主动生育，是在妇女地位提高基础上的对男女平等的认识。

二、影响农村妇女生育观的因素研究

1．经济因素。卡迪威尔提出“代际财富流动理论”。他认为决定生育率高低的根本条件是家庭内部代际财富流的变化：当家庭经济的财富流主要从年轻一代流向年老一代时，往往出现高生育率，反之则出现低生育率。弗里德曼在“相对收入假说”中指出，决定孩子数量的不是家庭绝对收入水平，而是与其他人员相比较的相对收入。收入高于所属集团的平均水平的家庭可能想要更多孩子。“社会毛细管理论”是由阿森·杜蒙特最早提出的关于社会地位与生育意愿相关的理论，它采用了一种类比的说法，事实上是指家庭地位要像“毛细管”现象那样上升，就只能降低生育意愿，减少生育数量。该理论通过研究西欧一些国家不同阶层、地区的家庭生育意愿及模式得到确证：家庭大小（生育率降低的程度）是与“社会毛细血管现象”（个人提升社会地位）的作用程度成反比的。也有学者提出了关于贫困与生育观关系的研究，如邓邦林“生育观与贫困”，刘长茂“中国贫困地区生育观转变研究”。这些文章注意到贫困与多生常常共存的现象，提出贫困地区生育观念转变的根本在于提高人口的素质，同时提出了投资、流动、非农化、信息输人等人口发展的策略。

2．文化因素。学者对文化在生育观形成和生育行为中的作用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有学者从中国传统生育文化出发，指出在儒家伦理文化指导下，中国人形成了以“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宗接代”等为重要内容的生育伦理和生育价值体系，造成了中国人在生育中偏好多生和偏好男性的生育观和实际生育行为。李静等学者对广西农村人口性别比调查的文章中发现，传统文化习俗对其影响较深。他认为影响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因素很多，最主要的还是根源于传统农村社会里内化的文化习俗。李银河在对农民生育行为的阐述中，将村落文化对农民生育的影响分三个方面：一是因“人多”可以“势众”从而鼓励了大家庭、多子女；二是因“竞争”的规则使村落中的人投入到生育的竞赛；三是因“趋同”的规则以及村落中人对公平的强烈要求，导致男孩偏好。而宗族文化也包含在村落文化中，对生育观产生一定的影响。

3．家庭因素。郑卫东通过考察二十世纪以来山东东村家庭结构和家长权威的变迁，提出：随着家庭结构的核心化，家庭权力的分散化，生育将会越来越表现为农民的个体行为，抛弃家庭趋向，从而实现生育行为的现代化，即“少生，男女都一样”。叶文振指出，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传统家庭模式，对生育的微观影响体现为家庭内部的生育偏好与选择，宏观影响体现为家庭外部的生育文化约束与引导。靳小怡等人强调了父系家庭体系及其重要内容和象征的“嫁娶婚”的婚姻形式对男孩偏好的显著影响，证明了“招赘婚”能显著弱化这种偏好。史宝琴等人认为伴随着家庭内部结构和权力的变迁，妇女地位逐渐提高，在生育上有同等发言权，这种主动性增强必将大大改变农村的生育行为模式。也有学者提出婚居方式。婚居方式决定着父母对子女预期价值的大小。具体而言，子女作为劳动力、养老保障、家庭（家族）安全的价值取决于成年子女是留在还是离开父母家庭。

4．生育妇女个人因素。李忆春、高新才主要是通过对生育妇女的文化水平方面来考察，指出生育妇女的文化素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妇女的生育观。利用对甘肃中部地区10个贫困县的调查资料，采用spss统计方法，就贫困妇女文化程度与生育水平和生育观念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妇女文化素质对初婚年龄、初育年龄和活产子女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且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较高文化素质的妇女在生育目的方面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观念已经淡薄，生育子女性别仍具有较强的男孩偏好特征，理想子女数少生观念明显，尤其对于子女教育期望有较强的性别平等意识。而日本学者则从更高的角度谈到了日本女性的生育观念。青木纪久代和神宫英夫用西方的“自爱观”来解释现代日本妇女的婚姻观和生育观。这两位作者认为，现在的日本妇女已不再单纯以“贤妻良母”为其实现自我价值的目标，而是以“为我主义”为生活宗旨。

5．政策因素。李连秀在浅谈生育观念存在问题及对策的文章中指出影响妇女生育观的措施，指出通过大力宣传和政府的相关深入实际的活动来促进人们树立正确的婚育观念，他提出了要深入开展“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并把生育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通过这种方式解决生育观念存在的问题，改变不良的生育观。杨垣国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人口政策的变化影响人口数量的增减的研究，指出了自建国以来，中国由于实行的各项人口政策的不同，对于人口数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指出了人口政策的实行对生育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建国初政府的鼓励、放任到限制，都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带来了人口数量的变动。他指出2007年政府提出的“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指明了方向。也间接地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邱晨曦使用博弈论的分析框架来解释中国传统生育观的形成及转变。在文中他提出“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少生了几亿人，基本实现了生育观的诱导式转变。但同时他提出要从根本上转变生育观，必须实现自发式转变，加快城市化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改变中国人在生育观问题上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最终改变生育观。

学者们从各个方面对生育观的概述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及借鉴意义。将生育观概括：生育目的、生育数量、生育偏好、生育时间、生育偏好等五个方面进行考察。笔者并不赞同从单个或几个方面进行考察，而是从这五个因素方面进行综合考察，从不同角度阐述当代农村妇女生育观的现状。

参 考 文 献

[1][美]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2]孙晔．中国青年择业观20年回顾［J］．北京观察．2003（2）

[3]周长洪．生育观念的概念结构模型．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J]．2007（2）

非效率投资影响因素研究 篇4

摘要：回顾了非效率投资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详细梳理了融资方式、自由现金流、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等因素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的相关资料，并在现有研究基础之上对非效率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提出了未来展望。

关键词：非效率投资;自由现金流;公司治理;内部控制;融资方式

投资决策、融资决策、股利决策是企业财务管理重要的三大决策，而投资决策作为财务决策的起点相较于其他两个决策，更加成为了相关研究领域的重点和难点。非效率投资包括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投资不足会使投资者错失良机，而投资过度会产生资源浪费。近年来，大量文献研究上市公司非效率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总结其立论依据不至为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以及金融行为学，并在理论基础之上，建立数学模型对非效率投资影响因素度量并进行大量实证研究。但本文并未以其立论依据为出发点，而是将非效率投资影响因素分为外部融资方式、自由现金流、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四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回顾、分析及评述。

一、融资方式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

(1)债务性融资。大多数研究认为负债比例越高，债权人会通过契约条款加强对企业的投资的约束，企业投资过度的行为也就会越少(童盼，;Mohun & Hemant，;黄乾富等，2009)。但也有其他学者得出不同结论，吴婧(2008)认为负债融资并没有起到抑制过度投资的作用，在我国由于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已经过高，再通过提高负债率来抑制过度投资并不现实。朱磊和潘爱玲(2009)也发现负债、负债类型结构及负债期限结构均不能起到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的作用，并进一步提出是负债对企业投资之间存在着“状态依存”的关系，即不同类型企业，债务融资的作用机理有所不同。负债按其来源划分主要可分为银行贷款和商业信用，王治和周宏琦认为不同的负债来源对非效率投资有着不同的影响，并实证证明银行贷款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对投资行为的约束，而商业信用却有效抑制了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但同时，商业信用也导致公司投资不足行为更为严重。

(2)股权性融资。研究股权性融资对非效率投资的文献并不多，Baker，stein和wurgler()证明了市场的非有效性对公司的投资的影响比较大，实证显示越是资金的来源主要通过股权融资获得，其投资受股票价格的影响越显著。大部分国内研究结论较为一致：股权性融资会加重企业的投资过度(袁国良等，;文宏等，1999;潘敏和金岩，2003)，可以预期股权再融资加剧投资过度问题，投资不足问题也会得到部分缓解。钟宜彬()不仅支持这个结论而且进一步提出公司再融资前后地方国有企业存在严重投资过度，缺少股权制衡的公司以及实际控制权和直接控制权不一致的公司也存在严重投资过度。

二、自由现金流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

由于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企业外部融资的成本会受到影响，受流动性约束的企业就容易产生投资不足和高度依赖自身经营现金流(Fazzari等，1988;Hoshi等，1991;Alti，2003;Almeida，)。Jensen&Meckling(1986)认为当股东和经理人之间产生委托代理问题时，经理人可能为了控制更多资产中获得私人利益，而将剩余自由现金流运用于NPV为负值的投资项目。冯巍(1999)采用新古典综合派企业投资模型对135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三年的数据进行研究，验证少数受到政府支持的上市公司除外，大部分上市公司的投资决策会受其自由现金流较大影响，并指出这是主要是因为融资约束的存在。Richardson()首次在会计框架下度量了单个公司单个年度的投资效率，并构建残差模型对企业自由现金流和非效率投资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过度投资主要存在于有较高自由现金流的企业。徐晓东和张天西(2009)检验了865家中国A股―非金额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代理问题越大、自由现金流越多的企业过度投资的情况越严重;信息不对称程度越严重、外部融资的缺口越大的企业呈现出更为严重的投资不足。综上所述，自由现金流对非效率投资产生影响主要是由于代理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而Malmendier和Alan Tate(2002)用实证分析了由《福布斯》杂志选出的上市公司的投资决策数据，他们认为当公司出现多余的自由现金时，若是高度自信的经理人会高估所投资项目的价值，则会导致投资过度，这里引入了经理过度自信假说。李云鹤和李湛(2011)的经验研究结果显示，过度自信问题较为严重的高成长、高现金流企业，将发生企业过度投资;自由现金流代理问题较为严重的低成长、高现金流企业，也将会发生企业过度投资，这种结论即支持了自由现金额流代理成本假说，同时也扶持了经理人的过度自信假说。而近几年很多文献开始着眼于新的视角来研究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性，曾爱民和魏志华()从财务柔性视角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融资约束和财务柔性对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融资约束较大时，与财务柔性正相关，而融资约束较小时，则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与财务柔性负相关。张晓玫、马文睿()经对非上市中小微企业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处于不同不生命周期、不同所有权性质，均会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产生不同影响。

三、公司治理对非效率性投资的影响

影响因素研究述评 篇5

党杨

【摘要】：目前,国内学术界关于土地价格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还侧重于宏观性、政策性的描述和分析,本文研究的重点是微观因素,特别是就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区域范围内城市土地价格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以及由此造成的区域内城市土地价格差异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从一线、二线、三线和四线城市比较的角度进行对比分析,以确定相同因素在不同类别的城市中影响作用的异同,有望在方法论和研究结论上有新的突破。本文在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的基础上,通过对包括古典政治经济学派、庸俗政治经济学派、现代西方经济学派在内的西方地租地价理论,以及马克思地租地价理论、区位与土地价格理论、其它相关的土地价格理论的分析借鉴;对影响我国城市土地价格形成的宏观因素,即对城市土地使用制度、城市规划、城市增长与城乡一体化、税收结构、城市经营,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并重点讨论了我国城市土地价格形成的微观因素,即宗地个别因素、区位因素、邻里因素、土地投机因素和心理预期与“羊群效应”对我国城市土地价格的影响。最后,论文在对统计数据及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通过表格数据分析和SPSS、EVIEWS统计软件的分析,对各个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关度计量分析。文章结论认为: 第一,影响城市土地价格的6类要素,即宗地个别因素、区位因素、邻里因素、土地投机因素、心理预期因素、宏观政策和政府决策因素,都与城市土地价格呈明显的相关性。其中,区位因素、邻里因素、土地投机因素和心理预期因素与土地价格形成的相关系数都在0.6以上,呈显著的相关性,宏观政策和政府决策以及宗地个别因素的相关系数相对较低。第二,在城市土地价格影响因素中的宗地个别因素内部,相同因素对城市土地价格的影响不尽相同。宗地形状对土地价格的影响较为一致。土地自然条件对土地价格的影响,在四类城市中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宗地面积、宗地规划限制对土地价格的影响却表现出较大的不同。第三,在影响城市土地价格的区位因素内部,城市中心(CBD)影响力因素和城市交通因素,对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土地价格的影响,要远大于三线城市和四线城市,其重要性呈显著的递减趋势。集聚因素在一线、二线和三线城市土地价格形成中的作用较为明显,而对四线城市土地价格形成的影响作用较弱。区位购买力因素对一线和二线城市对土地价格的影响作用,要比三线和四线城市明显。第四,在影响城市土地价格的邻里因素中,周边环境因素、市政设施因素和周围居住群体因素对一线、二线、三线和四线城市土地价格的影响比例,有较大的一致性,但这三类因素对土地价格的影响作用并不相同。其中,周边环境因素和市政设施因素对土地价格的影响作用最强,周围居住群体因素对土地价格的影响最弱。三类因素内部细分的环境污染、交通噪音、学校、医院、公园、绿地、社会阶层分布状况、区位居民的职业状况、区位居民的收入状况9类因素中,环境污染对土地价格影响最大,其次是学校。第五,土地投机因素和城市土地价格间呈明显相关性,但对于不同类型的城市来说,土地投机对城市土地价格的影响有着很大差别。在一线城市,土地投机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城市土地价格。在二线城市,土地投机对土地价格有明显的影响,但远不如一线城市严重。近年来,三线城市的土地投机开始加强,对城市土地价格的影响不断增加。四线城市土地投机不严重,目前还不是土地投机资本的重点投机所在。但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在一线和二线城市实施的加强,预计土地投机资本很可能迅速向三线城市转移,并很有可能在不长的时间内波及

四线城市。第六,心理预期因素对城市土地价格形成具有显著性影响,但三线和四线城市对土地价格上升的心理预期,总体上比二线和一线城市要高。不过,另一方面,对土地价格的心理预期上涨幅度,却呈现出正反两种趋势。在低幅度上涨层面上,四线和三线城市对土地价格的心理预期远比一线和二线城市大的多。但在高幅度的上涨层面上,一线和二线城市对土地价格的心理预期却远比四线和三线城市大得多。第七,在影响城市土地价格的宏观因素中,城市土地使用制度和城市规划对一线城市土地价格的影响不大,对二线城市土地价格的影响作用有所加强,对三线和四线城市土地价格的作用明显加强。本文的创新点在于: 第一,统计和分析样本选择上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本文没有像学术界既有的研究那样,选择一个城市进行研究,而是分别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一线、二线、三线和四线城市中的一个,在样本选择上既有代表性,又有普遍性。第二,将区域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相结合。在京津冀都市圈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选取其中的四类城市,通过相关统计资料及实地调研数据相结合的方法,对调研数据整理成表格进行直观分析的基础上,利用SPSS、EVIEWS统计分析软件,对我国四类城市土地价格主要影响因素的相关度进行分析,在两者的动态比较中,形成对我国城市土地价格影响因素的整体认知。第三,综合分析影响我国土地价格形成的宏观和微观因素,特别是加强对微观影响因素的研究,在动态分析中形成对新时期我国城市土地价格影响因素的整体认知。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研究的学术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将区域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相结合。就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经济背景下,区域范围内城市土地价格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以及由此造成的区域内城市土地价格差异进行理论与实证研究,为建立区域性统一的土地市场提供理论上的准备已经成为当前理论界的重要课题。第二,构建并验证了土地价格影响因素的特征价格模型。构建了中国城市的土地价格影响因素特征价格模型,并赋予了符合中国实际的计量标准,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城市土地价格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第三,探讨了相同的影响因素在不同的四类城市的影响效果的大小。

【关键词】：土地价格 宏观影响因素 微观影响因素 区域经济一体化 土地特征价格模型

【学位授予单位】：吉林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1

【分类号】：F293.2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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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4-6 Abstract6-13 第1章 绪论13-31 1.1 选题背景13-16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16-27 1.2.1 国外研究现状16-19 1.2.2 国内研究现状19-27 1.2.3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析27 1.3 研究意义27-28 1.4 主要研究内容2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 研究方法28-29 1.6 技术路线29-31 第2章 土地价格理论31-52 2.1 西方地租地价理论31-37 2.1.1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地租地价理论31-33 2.1.2 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地租地价理论33 2.1.3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地租地价理论33-37 2.2 马克思地租地价理论37-40 2.2.1 马克思地租地价理论的实质37-38 2.2.2 马克思地租地价理论的主要内容38-40 2.2.3 马克思地租地价理论述评40 2.3 区位与土地价格理论40-49 2.3.1 区位理论40-44 2.3.2 区位与城市土地价格理论44-49 2.4 其它土地价格理论49-52 第3章 中国城市土地价格宏观影响因素的研究52-74 3.1 城市土地使用制度52-55 3.2 城市规划55-58 3.3 城市增长与城乡一体化58-62 3.4 税收结构62-65 3.5 城市经营65-69 3.6 人口数量及增长率69-70 3.7 政府宏观调控能力70-74 第4章 中国城市土地价格微观影响因素的研究74-92 4.1 宗地个别因素74-77 4.2 区位因素77-82 4.3 邻里因素82-85 4.4 土地投机因素85-88 4.5 心理预期与“羊群效应”88-92 第5章 基于京津冀都市圈城市土地价格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92-121 5.1 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京津冀都市圈的发展92-99 5.1.1 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其特征92-93 5.1.2 京津冀都市圈的发展93-95 5.1.3 样本选择95-99 5.2 城市土地价格模型的构建99-105 5.2.1 特征价格模型的核心思想99 5.2.2 城市土地价格影响因素、因子及自变量的选择与确定99-105 5.3 调查报告与数据整理105-111

安装工程造价影响因素研究论文 篇6

1.施工人员的因素

目前，我国建筑业作业人员技能水平还不是很高。一部分劳务分包公司所聘请的农民工缺乏相关的技能培训。这些农民工在施工过程中由于施工技能的不熟练导致施工效率低下。因此，安装工程施工质量常常存在一定的潜在风险，也就无可避免地造成部分已完工的工程进行返修，增加了工程费用的支出。因此需要加强管理和培训指导。安装工程中人工费的主要计算依据是来自工程项目所需用工量以及工程所在当地的人工单价而确定。根据笔者经验，近几年施工人员的人工费占工程造价的比例显著上升。鉴于工程性质、工程规模及施工范围的不同，一般来说，安装工程中人工费大约占整体工程造价总额的10%～25%。因此在选取劳务分包作业队伍的时候，需要根据工程实际情况，结合专业特点，选择信誉好、有实力的分包队伍。这样能从现场施工作业第一道环节控制施工质量，减少浪费，缩短工期、降低成本和工程造价。

2.施工材料的因素

（1）材料质量

材料质量是安装工程中确保施工质量的核心点，是控制安装工程造价的基本保证。一旦在施工过程中使用了不合格的材料进行施工，不但安装工程的质量得不到保障，还会对使用安全存在巨大的隐患。同时，在工程验收过程中发现问题，增加多次返工，必然增加安装工程的造价。

（2）材料价格波动

目前，由于国内物价迅速增长及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影响、区域性价格垄断等因素，造成材料价格异常波动且一路上涨。通常在安装工程的造价控制过程中，主要是利用造价行政管理部门发布的市场“信息价”，事实上由于“信息价”的收集、发布及采用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导致这种“信息价”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对本工程造价控制具有相当不利影响。同时，安装工程中造价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设备费和材料费。在工程费用中约占总费用的60%～70%左右。因此在安装工程施工过程中必须要严格控制好设备、材料的价格。

3.施工机具的因素

施工机械是进行安装工程施工的工具。在安装过程中所使用的施工机械的效率、能耗和故障概率对工程造价的控制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对安装过程中所涉及到的施工机具必须在工程开工前就进行预先安排和考虑，一定要契合工程的特点与要求，做到适时适度适量。

二、加强合同管理是严格控制安装工程造价的关键手段

1.订立适合的合同

好的合同应具备内容完整、清楚，用词严谨、准确，条款细致、严密等特点，尽可能做到面面俱到，才能保证合同履行、合同管理的顺利进行。这点可从招标前的设计、招标文件的内容抓起。可制定不同类别的招标文件范本如土建、机电安装、设备采购、监理、第三方检测、监测、设计、咨询等。在招标文件中设定与各类合同对应的报价清单格式也很重要，正确完整的清单开项对控制工程造价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因此参与制定招标文件范本的合同管理人员、设计人员、项目管理人员等必须具备较全面的专业知识及具备较强的工程经验。签订合理可靠的有效合同，确定好各方承担的合同风险。根据规模不同，选择不同的合同类别，防止劳动纠纷发生。

2.提高合同变更的管理

工程建设在执行阶段，常常会出现设计变更、工期变更、施工方法变更等工程变更。在招标文件的合同商务条款中应设立完善的变更、支付、索赔条款，以使变更有充分的依据。在出现变更时，甲乙双方应根据施工实际情况和合同的有关条款，分清各自的责任。对因业主、设计或其他合同约定的原因发生的变更，经业主确认后，可以进行合同价款变更并计量；如果因承包商的原因（如因质量问题造成的返工、施工缓慢造成的工期延误等）导致的损失，则应由承包商自行承担，不予增加费用，业主甚至还可依据合同进行索赔。

三、加强变更设计管理是控制安装工程造价的重要组成工程变更包括设计变更、进度计划变更和施工条件变更等。由于安装工程建设的内容都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同时在施工过程中业主也会提出一些动态的要求，因此工程变是难以避免的。研究并加强工程变更管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具体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1）有利于建设单位控制安装工程的总体造价与建设规模、降低资金投入的风险、提高资金利用率，为业主创造更多的效益。

（2）加强工程变更管理有利于提高合同执行的灵活性，有效应对各种不可预见的变化和风险，激发各方建设热情、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各方共同利益和工程质量、保持合同各方友好和谐的合作关系。

四、工程变更的有控制方法和策略

1.制定严密的合同条款

发布招标文件时就制定与变更的条件、方法有关的条款作为合同执行过程中变更的依据。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工程项目的管理也将逐步与国际接轨。在国际上，发包方经常咨询专门的公司编制严密的合同文件，对承包商的制约条款几乎达到无所不包的地步，防止施工单位找各种借口，进行索赔。

2.合理索赔

进行索赔时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合同及相关会议纪要等文件计算工程量与费用，对不合要求的分项不予计量。建设单位对因承包方原因造成的工期延误进行索赔，对工程质量不达标的要求承包方返工修补或者赔偿损失。

3.制定严格的变更审批流程，依据合同条款认真处理工程变更

施工中严格控制设计变更，对必须变更的一定要经过相应的审批流程才能进行变更。由于施工条件变化所引起的合同价格变化，在合同中如果有适用于变更工程的价格，则按照变更合同价格；如果合同中有相同或类似的价格则参照执行合同价格；如果合同中没有相同或类似的价格则要由承包商与发包方协商达成一致。

4.重视图纸会审

图纸会审是在施工准备阶段由建设主体共同参与的较大范围的设计交底及图纸审查。可以发现设计中存在的问题，最大程度上减少工程变更带来的工期拖延和施工单位费用索赔等问题。

5.严格做好工程结算，把好最后一道关口

会计透明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述评 篇7

一、会计透明度的涵义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1996年首先提出“会计透明度”的概念, 但关于会计透明度的具体涵义, 至今尚没有统一的认识。综观各类文献, 关于“会计透明度”的概念, 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理解:一是“会计透明度”是一项综合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 比如, 巴塞尔银行监督委员会 (Basle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1998年发布的“增强银行透明度”研究报告中将透明度定义为“公开披露可靠与及时的信息, 有助于信息使用者准确评价银行的财务状况和业绩、经营活动、风险分布及风险管理状况”, 并认为透明信息的特征包括全面、相关、及时、可靠、可比和重大。国内文献如葛家澍和陈少华 (2002) 、魏明海、刘峰和施鲲翔 (2001) 等也持同样观点。二是会计透明度应从信息使用者的角度来理解, “透明”的会计信息应该能够帮助信息使用者透过现象看到公司本质 (如Ball, Robin and Wu, 2003;张程睿和王华, 2006等) , 这是决定透明信息特征的基础。三是会计透明度的实现取决于会计信息的生成、披露和使用者接收信息的整个过程, 既包括信息传递的数量, 还包括信息传递的质量 (如Bushman and Smith, 2003) 。从以上对会计透明度涵义的剖析可以看出, 会计透明度是一个比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更综合的概念, 它描绘了会计信息披露的目标, 包含了会计信息从公司内部传递到最终信息需求者的全过程。

二、会计透明度的度量

如何度量会计透明度是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而困难的问题。会计透明度的计量方法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类别:

(一) 用披露数量作为透明度的替代变量

部分研究以自愿性披露的数量作为会计透明度的替代变量, 也有研究者根据会计准则强制披露项目是否有披露、披露的详细程度等标准构建评价指数, 以对公司会计透明度进行打分。如Botosan (1997) 、Meek (1995) 、Alford et al. (1993) 。国内学者借鉴Botosan (1997) 以自愿信息披露数量作为公司透明度, 如崔学刚 (2004) 。也有研究机构发布基于信息披露数量的指数, 如国际财务分析和研究中心 (CIFR) 开发的CIFR指数和标准普尔S&P开发的T&D指数 (Transparecy&Disclosure Score) 已被广泛应用于比较各国信息透明度 (如Levine et al., 2000;Hope, 2003;Patel and Dallas, 2002) 。

披露数量是可直接观测的, 具有良好的可计量性。但信息数量也不是越多越好, 冗长的信息反而可能给信息使用者带来使用障碍。而中外资本市场相继爆发的一系列财务丑闻更使信息的真实可靠性受到质疑。故信息披露数量不足以单独成为透明度的代理变量。

(二) 用披露质量作为透明度的替代变量

众多研究者意识到单纯以数量度量公司透明度的局限, 把视角伸向质量层面。但质量是不易观测的, 尤其是涉及综合评价信息披露的整体质量时。最受研究者 (如Lang andLundholm, 1993;Lang and Lundholm, 1996;Welker, 1995;Sengupta, 1998;Botosan and Plumlee, 2002等) 青睐的是美国投资者与管理者关系协会公司信息委员会每年发布的评分报告, 该委员会聘请买卖双方分析师按行业组成分委员会, 对公司在特定年度内的年度披露、季报和其他自愿披露信息、投资者关系这三类披露进行评分。

南开大学公司治理研究中心推出的南开治理指数中, 信息披露指数是一个子项, 从完整性、真实性与及时性三个方面对公司信息披露进行评价, 但目前尚未对外公开相应的数据库。深交所从2001年起对深市上市公司历次信息披露进行年度评级并公布考核结果于官网。张程睿和王华 (2005) 、张程睿 (2008) 、谭劲松和吴立扬 (2006) 、韩慧博 (2007) 、李丹蒙 (2008) 、曾颖和陆正飞 (2006) 、陆颖丰 (2007) 等均采用了该等级数据。

(三) 用盈余质量作为透明度的替代变量

盈余信息是信息披露的关键项目, 因此, 一些研究者采用盈余质量特征来代表公司整体信息披露质量水平, 进而衡量透明度。比如, Bhattacharya et al. (2003) 以盈余激进度、损失规避度和盈余平滑度三个指标以及三个指标的联合——总盈余不透明度来对34个国家的盈余不透明度进行衡量。Francis et al. (2004) 、Ball Kothari and Robin (2000) 、Bal Robin and Wu (2003) 均认为将盈余确认及时性和会计稳健性等质量特征相结合可以表示为会计盈余的透明度。国内王艳艳和陈汉文 (2006) 、沈艺峰和黄娟娟 (2006) 、曾颖和陆正飞 (2006) 等也借鉴Bhattcharya et al. (2003) 利用盈余数据构建透明度。

从上述文献来看, 目前并无普遍认可的、可计量的全局特征变量来衡量管理当局信息披露至使用者接收信息的整个过程, 因而研究者大都选用其中某些相对容易度量的环节作为公司透明度整体的度量。这些衡量指标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数量指标来看, 其致命缺陷就是披露的多并不一定意味着透明度高, 即披露本身不必然导致透明。正如Bushman and Smith (2003) 指责CIFR指数, 其只关注公司公开披露的数量而不考虑信息传递的速度和准确性以及未考虑公司私有信息的获取和传递过程。而且, 无论是自建指数还是研究机构发布基于信息披露数量的指数, 均需依赖评分者的主观判断, 容易受到个人偏见的影响。从质量指标来看, 如果要对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进行整体评价, 由于缺乏客观的“质量参数”, 因而需要一个庞大系统以搜集和分析使用者的主观感知, 通常只有专门研究机构才能胜任。因此, 整体质量指标不是每一个研究者都有条件采用的。这也就是某些研究者采用盈余质量来代表公司整体信息披露质量水平的原因。但盈余管理与公司透明度之间的关系并非不证自明的 (俞春江, 2008) , 盈余特征与公司透明度的关系也应进一步检验。由于公司透明度现有的度量方式各有优劣, 如何构建既能涵盖信息传递整个过程, 又能将数量维度与质量维度结合起来的评分系统, 或者采用主成分分析等统计程序构建公司透明度指标 (游家兴, 2007) 是透明度度量研究的未来方向。

三、会计透明度的影响因素

根据现有文献, 影响会计透明度的因素可以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外部影响因素包括宏观制度层面因素和外部治理机制, 内部影响因素则主要从董事会有效性和股权结构两个方面来探讨。

(一) 制度环境、外部治理对会计透明度的影响

在制度方面, Ball et al. (2000) 发现普通法系国家的会计透明度 (包括会计盈余的及时性和稳健性) 高于成文法系国家, 证明了以法律体系为代表的制度环境对于会计透明度具有重要影响。Bushman et al. (2004) 探讨了政治干预对公司透明度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 各国的财务透明度与其政治经济 (political economy) 环境相关, 而治理透明度更多地取决于该国的法律制度 (legal/judicial regimes) 。外部治理机制对会计透明度的影响比制度因素更为直接。比如, Meek et al (1995) 以化学行业公司为例进行说明, 由于该行业的产品和研发具有高度竞争性和高科技含量, 处于该行业的公司对于向竞争对手和公众披露信息比其他行业的公司更为敏感。在国内, 杨之曙和彭倩也验证了我国证券市场上传统行业和高成长行业之间收益透明度存在差别。他们还对A股公司和B股公司的收益透明度进行比较, 发现B股收益透明度整体上比A股收益透明度高, 作者对其解释是不同会计准则对上市公司的收益透明度造成的不同影响。王艳艳和陈汉文 (2006) 研究了审计质量与会计透明度的关系, 结果表明审计质量与会计透明度正相关。

(二) 内部治理对会计透明度的影响

在股权结构方面, Claessens、Djankov和Lang (2000) 指出, 在东亚, 在金字塔控股模式下, 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往往超过其相应的现金流权, 使得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和透明度呈现出不同的特征。Fan and Wong (2002) 则进一步证明, 在东亚国家中, 当控制权与所有权越是分离, 少数拥有控制权的股东就越容易操纵盈余, 公司报告的信息含量就越少;同时, 该类公司也倾向于采取低透明度的披露方式以隐藏其私人利益, 避免将重要信息泄漏给竞争对手。谭劲松和吴立扬 (2006) 发现控股股东的资金占用行为、最终控制人与上市公司之间的控制层级与透明度显著负相关。韩慧博 (2007) 发现最终控制人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程度越高, 公司的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将越低;反之, 所有权与控制权偏离程度越低, 则更倾向于采用透明度较高的信息披露方式。

在董事会方面, 多数研究证实董事会有效性对于会计透明度具有正向作用。比如, Chen和Jaggi (2000) 研究了香港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特征与财务报告整体披露水平之间的关系, 发现非执行董事比例与财务报告整体披露质量正相关, 但这种正向联系在家族企业中较弱。Klein (2002) 则发现董事会及其下属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 (用外部董事比例来衡量) 能够降低公司的可操控应计 (盈余管理) 水平, 从而提高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在国内, 崔学刚研究发现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对公司透明度具有负面影响, 独立董事、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A股流通股比例、前十大股东中具有机构投资者、B股比例等公司治理变量能够提高公司透明度, 两职合一时, 独立董事对提高公司透明度的作用会受到限制。也有学者对公司治理对会计透明度的影响持质疑态度。比如张程睿 (2008) 发现违规法律成本并不是抑制我国上市公司低质量信息披露的有效因素, 而公司治理结构的作用也很有限。管理者动机、财务状况、公司的环境和特质等是我国目前上市公司透明度的主要决定因素。

影响因素研究述评 篇8

[关键词] 负债融资 投资行为 过度投资

根据目前国外学者的研究，关于负债融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两方面:其一是负债融资引起股东—债权人利益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其二是負债融资对股东—经理人利益冲突的相机治理作用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一、负债融资引起股东—债权人利益冲突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

1972年，Fama和Miller最早把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冲突引入到了公司资本结构的研究中，他们指出，当公司存在风险负债的时候，能够使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经营决策并不一定能够同时使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达到最大。Myers(1977)分析了负债对成长型企业的影响，提出了负债“悬挂”作用假说，如果企业未来的投资收益大部分流向己有的债权人手里，以至于股东不能获得足够的利益，他认为股东可能不会投资。

在Fama和Miller（1972）、Myers(1977)的一些开创性研究之后，Leiand（1998）、Parrino和Weisbach（1999）等许多学者的进一步研究发现现金股利政策、企业所得税与破产成本、负债水平、项目大小与风险及债务期限等因素都会影响股东—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引起企业投资行为的扭曲。

二、负债融资对股东—经理人利益冲突的相机治理作用

Jensen(1986)最早研究了负债融资对股东—经理人冲突的影响，指出负债能够抑制经理人为了谋取自身私有利益而导致的过度投资行为。负债的这种作用被称为负债的相机治理作用，负债之所以具有这种作用，主要是因为一方面负债本金与利息的偿还减少了公司持有的现金;另一方面也使公司的控制权受到更多的监督。后来学者主要从价值最大化和经理人效用最大化两个角度来讨论负债对经理人非效率投资行为的相机治理作用:Oliver Hart和John Moore(1995)等从价值最大化角度，探讨了长期负债、债务优先权、债务比例等对新投资项目回报率的影响，从而指出了负债融资在抑制经理人非效率投资行为中的作用；而Ross(2004)等则从经理人效用最大化角度，分析了负债融资的税盾、债务期限等对自利和风险规避经理人投资行为的影响。

三、未来研究展望

目前负债融资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理论研究大多是以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为背景发展起来的。建立在发达国家经验之上的负债融资和投资学说是否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与发展。因此，我们认为负债融资对企业投资行为影响的理论研究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发展与丰富。

1.目前研究大多建立在股权分散与经理人控制的基础上，而对股权集中与大股东控制下负债融资对企业投资行为的研究还较少。许多学者的研究已经发现，无论是在欧美成熟资本市场上，还是像中国等这样处于经济发展与转型国家的资本上，股权集中与大股东控制还普遍存在。

2.对于银行负债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也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有别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像中国等这样处于经济发展与转型的国家，商业银行还基本上是属于国有控股型。银行负债引起股东与债权人利益冲突与相机治理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3.在经济发展与转型经济国家中，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紧密，政府通过采购、税收优惠、财政支持、资源划拨、资产重组等给予企业支持的情况还比较普遍，政府上述支持行为对企业负债融资的两种作用的影响也有待作出讨论。

参考文献：

[1]Myers S.C. Determinants of corporate borrowing[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77,5:147～175

[2]Parrino R., and M S. Weisbach. Measuring investment distortions arising from stockholder-bondholder conflict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99,53:3～42

[3]Leland, H.E. Agency Costs, Risk Management, and Capital Structur[J]e. Journal of Finance ,1998,53:1213～1244

[4]Oliver Hart and John Moor. Debt and seniority: an analysis of the role of hard claims in constraining management[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5,6:567～585

[5]Ross. S.. Compensation, Incentives and the Duality of Risk Aversion and Riskiness[J].Journal of Finance, 2004,59:207～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