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政策全面放开影响（推荐8篇）
全面放开二孩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人口结构和老龄化问题，据测算到2030年我国的65+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7%，比2014年增加7%，仍需为未来的老龄化社会做好准备
【研究结论】
1.生育率的整体性下滑和人口老龄化是全球性的大趋势。如果说生育率的整体性下滑从增量角度导致人口增速下降；那么全球性的老龄化趋势则从存量的角度导致了人口结构的失衡。
2.我国总和生育率从1996年起开始低于1.6，至今已10年，根据日韩经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对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的提升作用有限。
3.此次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影响到的目标育龄妇女人群在8000万人左右，政策实施第1年带来的新增人口大致为500万。此后逐年递减，短期人口增量可能会在未来5年逐渐释放，共计1500-2500万。
4.此次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短期来看，加剧了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压力；长期来看，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低年龄段人口比重，但不会逆转我国的老龄化趋势。到2030年我国的65+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7%，比2014年增加7%。我们仍需为未来的老龄化社会做好准备。
一.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是全球大趋势
二战后，全球进入长时间的整体和平与经济繁荣，人口总数随之从30亿左右缓慢增长至超过70亿，但增速趋于下滑，从前半程（1970年前）的2%左右逐步下降至后半程（1970年后）的1%左右。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成为全球大趋势。
1．经济发展会带来生育率下降（与人均GDP、教育负相关）
联合国的数据表明，整体上而言，各国人均GDP、女性受教育水平都与总和生育率负相关（见图
1、图2）。即随着人均GDP以及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总和生育率会不断下降。从1950－2015年中取四个不同时间段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全球及主要国家的总和生育率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中国、印度、越南、韩国下滑最为明显，2010-2015年的总和生育率不及最高峰时期的40%（见图3）。
2.世界人口结构趋向老龄化
如果说生育率的整体性下滑从增量角度导致人口增速下降；那么全球性的老龄化趋势则从存量的角度导致了人口结构的失衡。
战后，随着医疗科技水平的进步，人均寿命也逐步提高。随着1946-1964年婴儿潮中出生的一代人逐步进入高龄，全球性的人口老龄化趋势日趋严重。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15-2050年，全球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从8%增长一倍，至16%，人口年龄中位数也将随之从29.6岁上升至36.1岁。全球及主要代表性的10个国家中，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20%的国家数量也将从目前的2个国家（日本、德国）增至9个国家，只有印度例外（见图
4、图5）。
二.全面二胎政策对提高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作用有限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开始快速下降。究其根源，生育水平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国家的生育政策，二是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行为。
1.计划生育政策的基本情况
从国家生育政策角度看，整体上是一个计划生育制度逐渐趋严到近期逐步放松的演变过程。计划生育政策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酝酿，70年代基本形成并逐步推行，80-90年代走向严格执行且无重大调整，进入21世纪之后，才逐渐在局部有所松动。
由于多民族大国的特殊国情，中国的生育政策是多元化的，城镇汉族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农村和少数民族相对宽松，近年来，随着人口结构是失衡日益严峻，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下，各地区对现行生育政策进行了一些微调，比如“双独二胎”、“单独二胎”政策（表1）。
表1 主要生育政策及其微调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期间，我们人口出生率从1987年的2.33%最低下降至2010年的1.19%，降幅接近一半。新出生人口从1990年的2621万骤减至1999年最低的1150万（见图6）。近年来，在计划生育政策微调及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的建国后第三次婴儿潮逐步进入育龄期的影响，人口出生率及新出生人口都有小幅回升，但依旧低于2%，在死亡率基本保持稳定的情况下，作为两者差值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相应呈现长期下滑的趋势，从1987年的1.66%骤减至2010年的0.48%，不及原来的1/3。
持续下降的人口出生率，已经使得作为生育基数的育龄妇女数量，在保持长期增长趋势后，自2010年开始出现下降，2015年育龄妇女比2010年骤减1461万，育龄妇女占总人口的比重也下降1.78个百分点（见图7）。
2．总和生育率下滑
与世界各国的经济、人口发展规律相似，在中国，作为生育乘数的总和生育率水平也随着经济的发展呈现自然下降趋势，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严重加剧了其下降幅度。
尽管近年来国家逐步放松了生育政策，但并未扭转总和生育率的下降趋势（见图8）。根据学者周长洪的测算，基于我国2010年生育政策规定下的预期终身生育率估计值为1.452人，但实际上除了广西、海南、贵州、新疆四省，其余省份的生育率均低于该估计值（见图9）。并且，尽管各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松紧程度有差别，但是各省的生育率差异到2010年显著变小。这说明居民的实际生育意愿随着经济的发展在规律性走低，政策的刺激并未使其出现大幅变动。
类似情形也发生在上个世纪末的韩国。1995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63，为了刺激人口增长，1996年，韩国政府取消了计划生育政策，然而之后韩国总和生育率仍然持续下降，2000年为1.47，2002年为1.17，2005年甚至下降到1.08（见图10），直到2006年以后，韩国政府采取财政补贴生育，人口出生率才逐步企稳。日本从1952年开始实施计划生育，并在1974年开始进一步变严，经过近4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总和生育率从3下降到1.66左右。日本政府从1991年开始鼓励生育，2004年进一步实施财政补贴生育政策，但总和生育率长期低迷（见图11）。
韩国和日本的经历告诉我们，等到总和生育率已经进入1.6以下的低生育水平时再调整生育政策，其政策效果是不明显的。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996年开始跌破1.6，至今已经有10年时间，此次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对提高总和生育率的作用有限。
三.中国全面放开二胎后的人口变化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育龄妇女数量和生育意愿这两个人口生育基数和乘数关键指标，进而影响新增人口数量；二生育率及新增人口数量的变化最终会对人口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1．预计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带来300-500万年新增人口
中国现行生育政策，根据育龄妇女的不同情况，可以划分为：城镇非农业人口独生子女政策，北京、天津、上海等6个省份的农村农业人口独生子女政策，其余农村农业人口采用一孩半或两孩政策，部分少数民族采用两孩及以上政策，双独两孩政策，以及单独二孩政策等6种主要现行生育政策（具体见表1）。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主要影响的是夫妻双方都为非独生子女的一孩儿家庭。以上海市为例，从1979年开始执行严格的“一孩政策”，“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90%以上的家庭都已经符合生育二胎条件，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影响面只有10%的家庭。
因此，我们在测算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目标人群时，必须先剔除现有符合“单独二胎”的人群。即将现阶段已经有一孩的育龄妇女数量减去可以生育二孩的育龄妇女数量，得出本次政策放松所能覆盖的育龄妇女人数。据此测算，此次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影响到的目标人群在8018万人。
2013年的单独二胎政策放开后，从申请二胎的比例来看，不同地区的比率从6－11.5％不等，全国平均水平为8.25％（申请数量除以对应符合条件的育龄妇女数量）。从申请数量的变化来看，呈现逐渐衰减的特征。统计数据显示，申请后实际生育比例，约5 ％。
根据以上实证数据，我们估算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实行的第1年带来的新增人口大致为500万。此后逐年递减，短期人口增量可能会在未来5年释放，共计1500-2500万。2．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不能逆转人口老龄化趋势
2010-2015年之前的中国，一直在享受人口红利带来的诸多实惠。整体而言，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从1950年开始就始终处于持续上升的趋势之中，从1950年最低的3.33亿人增长至最高2014年的10.8亿人，增长224%，而同一时期的少年人口（0-14岁）与老年人口（65岁及以上）之和虽然也有所增加，从2.11亿人上升至3.61亿人，但71%的增幅远不及劳动力人口。
然而，随着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一方面，人口生育率持续下滑，少年人口持续下降，从1976年最高的3.65亿人下降至最低2011年的2.32亿，下降36.44%；另一方面，老年人口数量持续增加，从最低1960年的2352万一路上升至2014年的1.26亿人，剧增435%。因而少年人口抚养比持续下滑，从1965年的74.6%下降至最低2010年的23.4%；与此同时，老年人口抚养比持续上升，从1965年的6.1%增长至2015年的13%。
全面放开二胎意味着未来 5 年间，我们假设我国可能增加出生 1500-2500万人左右。这部分人群作为净消费者，会提高未来5-20年的儿童抚养比，从而进一步提高总抚养比。
从长期看，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增加了我国低年龄段的人口占比，2030年时，与初始政策相比，0-14岁的人口占比提升2%，但总体上对我国人口结构影响不大（见图16）。因此并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人口结构和老龄化问题，据测算到2030年我国的65+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7%，比2014年增加7%。我们仍需为未来的老龄化社会做好准备。
诚然,雇主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无可厚非,一味责备用人单位的责任感是不公平的,女工“三期”确实为企业带来了损失,而二孩政策的放开更使得企业面临需要承担两个“三期”的风险,恐怕很多企业难以接受,但以伤害女性职工权利的方式为企业减负,一方面不合乎法律法规,另一方面也使得企业文化“降温”。
女性就业歧视常常表现在就业机会不均、薪酬待遇较低、职业发展受限等多个方面,即初入职场阶段、参与工作阶段,而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将可能使女性的就业与发展陷新困境。
1初入职场阶段的歧视
随着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的落实,对于女性招录的歧视表现得愈加明显,许多企业甚至在招录条件中直接注明“限招男性”“男性优先”等字样,也不乏部分企业采用隐蔽手段限制女性的招录。有些用人单位在招聘女性员工时会提高录用条件,要求25岁以下或已婚已生育女性,此种情况在未婚的女性研究生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由于年龄和婚育的原因,女研究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大大减小,即使具有优秀的工作能力也难以甚至无法获得工作岗位。我们看到部分女性选择先生育,再进入劳动力市场,但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即便是已育有一胎的女性员工对于企业来说也面临着风险,何况已婚未育的女性使得企业面临需要多养一位“尸位素餐”的员工三年左右的风险,更是一度被企业HR列入“高危人群”名单。
2参与工作过程中的不平等
在参与工作阶段,男女性从事相同或类似工作,女性在待遇上依然与男性有差距。联合国调查表明,从全球看,妇女收入相比于男性平均低24%,且全球的家务工作者中,83%是妇女,这其中50%左右的人甚至没有获得最低工资。此外,退休年龄方面,女性的普遍早于男性退休现象也意味着相当多的本科学历以上的女性将无法获得较高的退休待遇。而二孩政策放开后,部分企业更为细致地调整了人才计划等,比如招聘时,要求应聘者更详细地填写自己的和爱人的情况等信息,以推算生育二胎的可能性;此外,用人单位在选拔女性任管理岗位时也会有更多考虑,从以前看重已婚已育三十多岁的女性,延后到了四十岁左右为黄金年龄,这其中的原因不难看出,一方面是退休年龄的延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处于此年龄段的女性的身体条件以及精力使得她们再生育二胎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并且,从衡量职位性别隔离程度的目的出发,基于Duncan相异指数(Dissimilarity Index)的计算结果表明,若要让男女性职位层级分布一致,则必须调整10.52%(相异系数)的女性职位,分行业的职位指数表明,“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社会服务业”等行业的职位隔离程度较大。此外,我们发现女性生育后常会边缘化,部分单位采用降低待遇减少工作等较为隐蔽的手段让女性职工自动辞职。甚至我们曾有职场女性生了孩子后办公室被换到厕所对面,并且由于所在单位不给其派工作,只能拿基本工资。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不禁让人担心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与发展将进一步受到限制并陷入新困境。
众所周知,女性就业歧视问题取证难,用人单位可能会采用较为隐蔽的手段迫使女性主动辞职,并且女性针对就业歧视问题维权成本高,这也就使得许多女性遭遇性别歧视时选择忍气吞声。安徽大学经济法制研究中心于2014年发布的《我国女性就业歧视问题调研报告》显示,在认为存在女性就业歧视问题的96%的应届毕业女大学生和75.5%的女性求职者中,有61%的应届毕业女大学生和29.14%的一般女性求职者曾亲历就业歧视,并且性别歧视在进入企业后依然存在,有19%的女性在职者认为,同种岗位男性职工获得的劳动报酬高于女性职工,有33%的职业女性提及,同等条件下男性职工在单位内部晋升时往往会得到优先考虑。全面二孩政策放开以后,女性就业晋升等发展势必难度加大,基于此,需进一步完善相关保障制度以保障女性权利。
首先,需要认识到,延长产假此类政策看似是保护女性生理上的天然弱势,但对于以谋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企业来说,这往往会使得它们在招录女性职工时产生更多顾虑,并使得女性就业歧视加深。应当在用人单位依照法律法规保障女性员工合法权利的情况下,根据女性职工的休假等情况给予用人单位一定补贴。减少企业需要承担的风险与负担将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女性就业歧视问题、保障女性平等就业的权利。
其次,就我国现行保障就业相关法律来看,适用范围窄并且落实程度低。为此,应制定专门的针对性法律以切实保障女性平等就业的权利。
最后,由于缺乏有针对性的部门的有力监管,虽然包括民政、劳动保障、城管等多个有关部门负有促进平等就业的责任,但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配合,监管不到位。基于此,为避免责任的互相推诿与维权难度大、成本高等问题,国家应当加强监管,从改革体制机制着手,成立专门的管理部门,从“有关部门”变为“责任部门”,保障女性的平等就业权以及平等发展权。
当新规政策与就业歧视狭路相逢,用人单位对于女性员工的招录顾虑加深,使得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形势更为严峻。应当认识到,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歧视是对人力资源的一种巨大的浪费,同时也是对女性自我价值的实现和人生理想的追求的限制,让女性陷入家庭与事业两难的境地,甚至根本没有机会和平台实现事业上的追求。女性往往在自律、工作勤奋度方面不逊色于男性,对女性就业的关注不应当再仅仅是空谈追求男女平等,更是切实的行动。保障女性平等就业权与平等发展权不仅仅是对女性的关注与保护,也是对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国家也应当切实考虑到在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女性可能面临的求职晋升窘境以及用人单位的顾虑,健全和完善相应法律法规以及责任部门建设才能真正放开全面二孩政策,从而有效缓解人口老龄化以及促进人口年龄结构长期均衡发展,并减少国家财政负担以及社会风险,助力经济可持续发展。
摘要：女性职工的用工成本一直为企业所顾虑,尤其是已婚未育女性,更易受到就业歧视。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我国由来已久的性别歧视问题再度引起关注。符合全面二孩政策的女性在求职就业、晋升等过程中更易受到企业的“冷遇”。性别歧视这一女性就业的“拦路虎”将可能因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而陷入新困境。
关键词：全面二孩,女性就业,就业歧视
参考文献
[1]李军峰.女性就业与发展困境的原因探析[J].人口学刊,2002(5):56-59.
[2]徐怡然.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女性就业分析——以C公司为例[D].南昌:南昌大学,2012.
很多人觉得，“全面放开二孩”的消息来得有些突然。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看来，这一决定体现了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30年前，《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号召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是基于当时人口增长过快、过猛的一时之策。而当前我国生育率已出现下降趋势，生育率是1.6。有研究表明，生育率在1.8才有利于经济长期健康发展。除此之外，老龄化社会、劳动力供应、家庭结构趋于小型化等方面的问题，都呼唤人口政策的调整，所以国家在取消生育间隔、“双独二孩”“单独二孩”政策之后，宣布全面放开二孩，这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早在七八年前就已经开始政策的调查研究。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彭希哲认为，在“单独二孩”放开两年后，就决定全面放开二孩，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改善人口结构，缓解未来人口老龄化过快问题，80后是生育主体，90后人群比较少，既然目的已经明确，早放开比晚放开好。二是政府让老百姓在私人领域有更多选择自由，把越来越多的与个人有关的选择权利，交由老百姓自己来决定。根据他们调研的生育意愿来看，全面放开二孩与当前个人生育意愿基本吻合，一般家庭最多只生两个孩子。
专家预计“十三五”将新增人口9 000万到1亿
2013年底，我国提出“单独二孩”政策，从现在总体的情况看，截至2015年6月底，目标人群中有153万人申请了“单独二孩”。据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新介绍，整个目标人群测算有1 100万。当时，在全国范围内针对6万对符合政策的夫妇，他们做过一个意愿调查，只有60%的人愿意生。也就是说，大概有600多万的人愿意生，申请人约占15%。
全面放开二孩后，未来会新增多少人口，即将来会新增多少学龄人口？
翟振武向记者提供了两个数字，用以估算新增人口。据统计，2014年只有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有1.45亿，抛开现行的已经可以生二孩的所有情况，比如说，“双独二孩”“单独二孩”、第一个是女孩的农村家庭等，整个全面放开二孩新政策的目标人群在9 000万上下。这其中，40岁以上的育龄妇女占一半。他不太同意之前“单独二孩”遇冷的提法，人口估算是个渐进过程，需要四五年的释放过程。
张许颍说，中国人口发展与研究中心做了大量研究与测算，总的判断是出生人口会增多，不太可能像有些专家所说的出现人口减少。但是增加多少呢？受制于人口数据、经济数据和参数设置等，估算只能是个区间值。据研究，综合2013年“单独二孩”以及这次新政的影响，预计在“十三五”期间新增人口在9 000万到1亿之间。
也就是说，如果新政使得“十三五”新增人口为中间值9 500万的话，预计比“十二五”期间多1 200万新增人口。
教育结构调整非常必要
是否拥有一批高素质年轻人，是未来大国竞争或文明较量的重要筹码。人口政策变化后，教育等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否跟得上？
彭希哲认为，生育政策调整对教育可能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是因学龄儿童数量变化而带来的变化，二是因对教育需求的提高而带来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人口出生高峰，每年平均大概出生2 000万人。生育政策调整后，根据符合条件的育龄人数，再考虑到生育意愿，每年出生总量最多也就是恢复到2 000多万人的规模。大家对政策稳定有预期，一般不会出现抢生或扎堆生。但是，现在家庭对教育质量的要求提高了，在20世纪80年代，可能是大班额，而现在都追求小班教育，这会带来新的挑战。政府应提前做好规划和配套工作，目前在教育资源配置上，还有一些不均衡的地方，如中西部地区对教育的投入远不及东部沿海地区，而全面放开二孩后，受惠人群也主要在中西部地区，基本来自小城镇、农村或少数民族地区，中西部在教育投入上会面临困难，要适当考虑中西部新增人口对教育投入的需求。
2015年10月，十八届五中全会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全面二孩”政策对学校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特别在师资配备，学校管理，基础教育设施配备上影响较大。接到市教育局转发福州市教育局《关于开展“全面二孩”政策对我市基础教育师资影响调研的通知》（榕教人[2017]17号），我校向每位教师发放问卷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并组合我校实际情况进行汇总调研，现在我校调研结果作如下汇报：
一、“全面二孩”政策对我校的影响。
1、“全面二孩”对师资配备供求关系的影响。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在学校中对教师队伍的影响极为重大，这与我校的师资配备情况关系密切。我校共有***名教师，其中女老师***名，而这里面具备生育条件并有意愿要准备二孩的女教师计***名，占学校教师比例的***%。宏路地处城区主要街道的中心点，学生数达***人。在教师配备上，我校还处于缺编状况，而且女教师有占绝大部分，可以说是我校师资力量的主力军，一旦大面积教师响应“全面二孩”政策而请产假，对学校的师资安排影响很大。而现在我校共有怀孕教师***名，在请产假***名，待请产假***名。
2、“全面二孩”对课程安排的影响。
教师因怀孕而请假，必然影响我校课程的合理安排。原本较为平衡的课程安排已被打乱，甚至出现整个年段超过半数教师因怀孕而请假的情况。而且教师产假的时间段不同，在课程安排上状况也变复杂，特别在学年度的中段请假，学校不得不更换教师，就会在课程的衔接上产生问题。也会在社会上和学生家长中产生不良的情绪反应，给学校的管理提出新的挑战。
3、“全面二孩”对教师管理的影响。
因为教师怀孕的周期较长，而且大部分女教师怀孕时年龄偏大，个人的身体条件不同引起的状况也不一样，学校在排课和工作安排上需要给予考虑。但学校工作繁杂，人员配备有限，就势必引起照顾怀孕女教师和学校正常教育教学工作开展的矛盾。同时在教师队伍成长方面也会产生影响，教师的培养是一个阶梯式的过程，而这其中生育而带来的培养断层的问题也影响着教师专业成长的持续性。
4、“全面二孩”对学校在“十三五”期间学生数的影响。因为宏路的地理特点，学生数历年来居高不下，每年的招生压力很大，但由于学校的教室数和场地限制，无法全部满足适龄儿童入学就读。现今计划生育形式放宽，“全面二孩”政策正式落地，每年的出生人口必然会较往年有所增加，而届时我校适龄入学儿童就呈上升状态，加上城填化的大趋势，随迁子女也将增多，预计本校需从原来的七个班扩增至十个班才能稍微缓解招生压力。
二、“全面二孩”政策带来影响的对策和建议。
1、增加校聘教师数量，补充因为教师怀孕而引起的岗位空缺。学校的节数和课程数是一个定量，然而女教师因生育而造成的岗位空缺必需要及时补上。我校根据教师的生育意愿进行了先期的调查，提前聘请了相关学科的代课教师。在教师怀孕后，让校聘教师与该教师进行对接，用传、帮、带的方式让校聘教师提前适应班级的教学和学生的情况，更有效地进行岗位上的衔接。可以说这方式在当前状况下，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学校在教师怀孕后也不至于措手不及。
2、科学合理的安排年段和班级的教师年龄层次，新老结合，还有部分因为“单独二胎”政策已完成生育的老师与怀孕教师搭班等的方式，最大层面上达到年段教师配备的合理性及班级教师搭配的科学性和延续性，避免出现同年段或同班级大面积教师请产假的情况，保证学校运行的稳定性。
3、人性化管理，因为学校部分教师处于生育的高龄期，状况较多。学校在课程和工作量上进行适当的照顾，保证教师们能安心安全地度过孕期，迎来宝宝的健康降临，这对教师日后安心安定地工作打下基础。其他教师因“全面二孩”政策后教师短缺而引起工作量的增加情况，学校在绩效和评优评先上给予考量加分，调动教师们的积极性，共同度过眼前师资因“全面二孩”政策造成的不稳定情况。
4、增加教育投入，扩大学校规模，尽快落实和完成我校的重建工作，以应对因“全面二孩”政策影响即将到来的适龄儿童的增加情况。同时加大资金和师资投入，提高我辖区的完小校的办学质量和规模，缓解中心小学的招生压力。
福清市宏路中心小学
10月29日闭幕的五中全会公报确定，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
对于昨天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宣布，本报记者第一时间连线了国内多名人口学、社会学、社会改革发展及经济专家，详解全面开放二孩政策背后的意义。
单独两孩实践遇冷
全面二孩不会出现爆发性增长
中国人口学会副秘书长陆杰华认为，这应该是意料之内的一项政策，“也标志着独生子女政策退出了历史舞台。把生育决策权回归社会，回归家庭，回归到夫妻之间。”
至于为何选择这个时间节点的问题，陆杰华分析说，生育政策调整，是基于我们国家的实际国情，毕竟我国人口比较多，之所以到现在放开，也是需要一步步来。从单独二孩政策到现在全面放开，我们也是经历了两年多时间。
单独二孩政策从2013年落地至今至少，从申请数据来看，并不是那么美好。
对于单独二孩的实际情况与预期之间问题，陆杰华说，之前他们也在浙江进行过调研，发现实际情况明显低于预期目标。并且申请单独二孩的人比较少，“单独二孩达不到一定要求，这就需要进行全面放开的这一步。”
事实上，中国“单独二孩”政策实行近一年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数据就称，当局原本预计新政策推行后，每年将增加超过200万个新生儿，但截至今年8月，符合条件的1100万对夫妇当中，只有70万对提出申请，而目前获批的仅62万对，远远低于官方预期。
“我觉得这和单独二孩的人群不一样，毕竟是全部放开，我估计数量大概在一亿人左右的家庭。”在谈到全面放开会不会导致人口爆炸性增长时，陆杰华的态度是，政策实施后，2017年和2018年的生育规模可能会有明显增长，至于增长的有多高，还需要看未来的数据。“肯定比不放开要高一些，有堆积也是正常的，没堆积才是有问题。现在百姓在生育上也更加理性，毕竟受到的主客观影响也比较多。”
中国劳动力人口3年连降
新政应对人口红利的消失
另一方面，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当下中国的人口结构已出现严重扭曲。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人口已经进入老龄化与少子化并存的新常态。
众所周知，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快、程度高，新增劳动力人口逐年降低，由此带来目前的养老难、招工难问题已日益严峻。
本报智库专家、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说，国家统计局今年年初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16-59周岁的劳动适龄人口去年减少了371万，降幅超过2013年的244万。该年龄段人口首次出现下降是在2012年，当年15-59周岁年龄段人口减少了345万。
我国已逐步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这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一些不利影响，最直接的当然是劳动力供给的问题，劳动力成本上升，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压力骤增。这也造成很多“中国制造”产品的成本上升，出口竞争力下降。卓勇良说，正如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末经历过的一样，伴随劳动力人口下降而来的同样是经济增长的减速。劳动人口减少虽说可以防止失业率上升，但同时也将推高劳动力成本，进而削弱制造业和出口竞争力。
陆杰华说，这也有利于对未来提供更多的养老资源，毕竟我们国家主要还是家庭养老，这样也是为解决未来养老问题的一个方式，提供有利的人口环境。
面对“失独”之殇
有助家庭结构合理化
浙江省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杨建华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称，在这个节点全面放开二胎，从宏观角度来说，对于促进整个中国人口结构的合理化有重大积极意义；从微观角度来说，也有助于每个家庭人口结构的合理化，尤其是一定程度上缓解失独家庭之痛。
近些年，独生子女家庭结构不合理的负面效应集中凸显，养老、子女教育甚至于独生子女本人的个性发展都已成为问题。从社会保障角度来讲，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风险性就在于唯一性。现在愈加引发社会关注的失独家庭就是该风险下的牺牲品。据相关统计，目前全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失独父母，老无所依，这种痛本是可以通过调整生育政策避免的。因此，全面放开二胎，对于优化家庭结构有正面、有效的作用。
二孩生下来
对经济有拉动作用
钱报智库专家、浙江省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徐剑锋昨晚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经济层面来看，这个时候全面放开两孩，也确实是时候了。
按照目前中国的人口出生率来看，在未来达到一个峰值之后，会进入一个加速递减的过程。这对于整个经济消费是不利的。即使在现在，很多二三线城市已经变成了人口净流出城市，当地的房地产等行业都不景气。如果再这样下去，这个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徐剑锋表示，全面放开两孩之后，对于经济肯定会有一个拉动作用，短期来看，一波新生儿的出生肯定会促进婴幼儿市场的发展，而从长远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作用会越来越明显，对于拉动内需的作用是巨大的。
三孩生育政策最新解读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就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调整生育政策等问题，会议作出重磅部署。
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胎，再到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生育政策的每次优化，都因应时势，呼应民意。
与前几次调整生育政策相比，这次的关键词是“优化”。今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中就提出，“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时隔不到三个月，优化政策便已浮出水面。
优化生育政策，具有多重意义。这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需要，也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既可以缓解老龄化过快态势，更能为中国发展注入澎湃的人力支撑。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这次优化生育政策，不是单纯的一“放”了之，还提出了实施配套支持措施。这些措施，令政策更具可行性，因为它意味着生育三个子女将获得国家支持和制度层面的保障。此前，《纲要》已提出“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彰显国家善意，也让生育政策带有温度。
优化生育政策，一头连着家庭幸福，一头连着国家发展。在落地的过程中，夯实每一个环节，让每一个制度安排都熨贴人心，才能最大程度释放出优化生育政策的积极意义。为此，就要落实“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的中央部署。无论降低家庭教育开支，还是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无论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还是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措施越有力，政策就越见效。
人力人才资源是中国发展的最大优势。优化生育政策，尊重公民权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资源高效配置，则民族复兴更可期，中国未来更明亮，一个更具活力的中国正在走来。
为何实施三孩生育政策
国家卫健委负责人表示，当前，我国正处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的重大战略机遇期，立足国情，遵循规律，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能够最大限度发挥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牢牢把握战略主动权，积极应对生育水平持续走低的风险，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放开三孩生育政策有何意义
会议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统筹规划、政策协调和工作落实，依法组织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健全重大经济社会政策人口影响评估机制。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引导，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
关键词：放开二胎,经济影响,措施
1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下的人口问题变化
1.1 劳动力资源的未来供给
到2015年为止从业人员逐年增加, 基于全面放开二胎, 我国妇女累积的二胎生育能量得以释放, 由于出生人口的增多, 给我国未来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供给。当新生的婴儿长大成人以后, 进入劳动力市场, 给我国劳动力市场带来一股新的力量, 可以明显缓解我国劳动力资源短缺的局面。虽然出生人口增多但在短期内不能变成劳动人群, 使得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减少。当然, 这种现象并不会一直持续, 在新出生人口进入劳动年龄后将逐渐改善。
1.2 未来人口老龄化形势
快速老龄化是我国即将面临的人口问题之一, 由上述负担比分析可得, 全面二胎政策虽然长期反弹的效果不是很明显, 但是可以直接影响人口老龄化指标的分母——总人口规模。在全国范围内放开二胎生育政策, 对我国人口总量的影响非常显著, 明显增大了人口老龄化指标的分母值, 延缓了老年人口比重的增长趋势。但老年人仍然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我们要做好老龄化政策的配套措施。
1.3 未来总人口的变化趋势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至今, 我们看到有生育意愿的人并不如我们想象的多。因为相比没有放开政策以前, 一些有生育意愿的女性可能已经无法再生育, 这导致被释放出的生育意愿已经没有未放开政策之前释放的生育意愿多。我们比起以前的生育意愿, 面临的是一个正在萎缩的生育意愿时代。
尽管人们的生育意愿在萎缩, 但是, 在“全面两孩”实施后, 短期内会释放至少2000万人以上的生育意愿, 这会在两年内带来一个约1000万人左右的人口增量。但随着存量意愿释放完毕, 新增非独生子女夫妇比例的降低和年轻人生育意愿的萎靡不振, “全面两孩”在未来3~4年后的政策效果会快速减少。
2 全面开放二胎对经济的影响
2.1 增加经济潜在增长率
由于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 我国经济与产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由于老年人接受新的思想与知识比较慢, 而且受到以前传统思想的影响, 对很多新兴产业不能接受, 尤其是很多需要技术的新兴产业, 劳动生产效率极低, 而且也不利于其他产业的发展。以前我国大量廉价劳动力吸引了很多外商来华投资建厂, 但是, 近年来许多国外厂商陆续从我国撤离转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主要基于我国人口红利消失, 成年劳动力减少。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利用廉价劳动力吸引外资的这个层面在消失, 也使得我国的国外资金入注大大减少。
同时, 由于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较低, 而年轻人消费水平较高, 为迎合老年人的需要, 市场上老年产品逐渐增多, 医疗、保健等服务需求增多, 但由于价格过高与老年人的落后思想, 需求量极低。需求量较高的年轻化产品却在市场上减少, 这种趋势容易拉低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 并且降低国内需要与GDP的水平。在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以来, 带动了婴儿产品行业以及儿童相关行业的发展。包括教育、医疗、住房等产业。每个新生儿的降生, 都会增加市场的活力。但短时间之内对GDP的正面影响还不是特别明显。
2.2 缓解就业压力
虽然二胎政策放开以来, 我们还不能实际计算具体的出生人口, 以及未来增加的劳动力人口, 但是, 通过已有的数据和人们的生育意愿可以预测出未来劳动力将增加, 使得我国的就业压力减小。自1992年以来, 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但是, 受到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 使得我国的就业率下降。再就是我国的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变化也给就业率造成了一定影响。由于目前我国老龄化现象严重, 劳动力市场缺乏活力, 市场流动性较弱, 与当前的产业结构发生冲突或者影响其升级, 一些现有的劳动力也由于缺乏专业培训和自身文化水平的限制, 无法与现代的新兴产业与技术相融合。
从目前来看,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以来, 已经带动了婴幼儿行业与产前教育行业的发展, 给中国的经济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由于产业的发展, 企业的盈利, 给社会带来了更多的劳动力需求, 减轻了就业压力, 老百姓有了工作便可以保障其基本的衣食住行, 并不断地提升其生活质量, 拉动内需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能良好地利用大量劳动力, 还能缓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学习新的技术与知识, 带动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 这也给新型产业带来了新的力量。
3 应对人口与经济问题变化的措施
3.1 加速城镇化发展
加速城镇化是把经济落后地方的农民从农业中解放出来, 发展工业、服务业等产业。城镇化的建设改变了偏远地区只发展农业的方式, 这是从传统的自然农业向工业旅游业等转变的过程, 也是从农村生活向社会生活转变的过程, 是劳动方式与就业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将我国西部的部分地区作为试点, 加强其土地流通的改革。提高相关自然产品和农业产品的再次加工水平, 减少发展具有较低价值增长和经济效益的产业, 提升农产品的价值增长与经济效益, 很多经济落后的地区拥有丰富的农业与畜牧业的资源, 但是缺少相关的技术人员与先进的设备, 而且还缺少相关的其他支持, 所以经济的发展一直比较缓慢, 没有突破。
3.2 完善人口政策
从目前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情况看, 我们可以发现, 短时间内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对人口与经济的影响并不是很明显。在出台计划生育政策的初期, 也有很多居民不配合, 抵触该政策, 但是, 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在慢慢降低, 因此,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全世界执行得最好的人口政策之一。如果不考虑广大党员干部的带头表率作用, 估计效果会更加缓慢, 那时候人们的生育意愿强烈, 还有很多因为受“传宗接代”等各种思想影响, 冒着各种风险也要生第二胎的人们。
现如今, 我们看到, 在全面二胎政策开放以来, 人口出生率与人们的生育意愿并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想效果。而且, 很多关于生育二胎的扶持政策都还没有出台, 很多人民群众从心底里都还没有接受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不仅如此, 丁克家庭越来越多。考虑到我国总出生率已经低至1.55 (国家统计局数据1.04《国家统计局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不管是1.04还是1.55, 在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同时要继续完善我国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 目前, 是我们开始考虑提高我国新生儿质量与快速增加出生人口的时候了。
3.3 老龄化社会的政策配套
3.3.1 加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在老龄化日益严重的今天, 顺应趋势, 大力发展老年人的相关产业是必然结果。现在大量80后已经结婚, 然而, 这些刚刚组建的新家庭多数是独生子女, 也就说每个家庭需要有四个老人照顾, 但是, 现在的年轻人由于忙于个人工作, 没有时间照顾家人。由此可见, 如此庞大的老年人群体需要照顾与护理, 我们要大力加强老年人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 这也是扩大消费和促进就业的有效途径。据推算, 2016年我国老年人护理服务和生活照料的潜在市场规模有可能超过4500亿元, 养老服务就业岗位潜在需求将超过500万个。
3.3.2 积极推进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的合作
在加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同时要积极推进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的合作。加大对老年人健康理念的宣传, 政府也要加强对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的资金支持, 与此同时, 要加强养老服务、康复服务、医疗服务等之间的协调合作。建立健全其服务政策, 使得老年人看病就医、医疗服务、康复等方方面面形成一站式服务。尤其是在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疾病的治疗和养护上。各地区之间也要合理布局、统筹资源, 形成规模适宜、功能互补的养老机构、老年专科医院以及康复护理机构的养老服务网络。
3.3.3 加快养老保障制度改革
虽然我国养老保障在制度上已经实现了基本保障, 但在资金的平衡、基金的增值保值等方面还有着巨大的压力, 而且还存在着差距, 在经济落后的地区其居民的保障水平较低。未来, 在城镇职工养老保障方面, 应该逐步落实平衡好资金、基金的增值保值, 并不断完善养老保障制度筹集资金, 政府、企业和个人也应各尽其责, 以及“实现职工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 建立基本养老金应合理调整机制”的要求, 尽快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筹以平衡地区间的养老压力, 并通过完善精算平衡机制以解决赡养率过高带来的资金平衡压力。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障方面, 应该通过稳步提高保障水平、改革完善宅基地和承包地等土地流转机制、确保农村老人的土地收益、完善社会救助等多种方式, 为城乡老年居民提供基本的经济保障条件。
4 结语
全面二胎政策放开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有很多人口与经济问题能否被解决还不能得到十分确定的答案。人口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问题, 经济更是社会发展的主体, 所以全面放开二胎政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实行“开放生育”的政策, 目前, 生育意愿及出生人口还没有达到原定的目标, 所以, 短期内对人口与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 其效果要在很长时期以后才能逐渐显现, 然而, 这一政策的启动, 说明了我国政府对现在存在的人口与经济问题的重视, 也使得其他机构跟产业更加关注人口与经济的问题。我们相信在此项政策的带动下我国相关产业也将会被带动, 老龄化问题也会稍有改善, 失独老人养老问题也会慢慢被解决, 在相关的措施下也可以使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 而我国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也将趋于合理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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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对银行业务的影响分析
7月19日，央行公布取消贷款利率下限等一系列决定，这标志着推动近10年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正式进入关键阶段。从短期效应看，该政策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如贷款利率不会实质性下降、中小企业难享低利率优惠、银行受影响不大等。不过从长期来看，实体经济将明显受益，商业银行则会受到利率市场化带来的巨大冲击，表现为存贷利差空间进一步压缩；竞争压力下可能会出现高息揽储、过度放贷、倾向于高风险高收益项目等非理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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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央行宣布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
7月19日央行宣布，自2013年7月20日起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具体规定有四条：（1）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7倍下限，由金融机构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2）取消票据贴现利率管制，改变贴现利率在再贴现利率基础上加点确定的方式，由金融机构自主确定；（3）对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不再设立上限；（4）为继续严格执行差别化的住房信贷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暂不作调整。该政策的出台意味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二、放开贷款利率下限的短期效应分析
1、贷款利率短期难降。央行取消贷款利率下限，被很多业内人士解读为是为了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支持经济增长，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判断依据是：目前银行信贷大多数仍在基准利率以下，而按照过去央行所设定的以7折基准利率下限发放的贷款在市场中更是难觅踪影。例如，从2012年放开贷款利率下限至7折以来，各银行的贷款利率下浮占比基本稳定在11%左右，鲜有变化。因此，预计此次贷款利率下限放开后，贷款平均利率短期内依然不会下降。此外，金融机构的实际存贷利差情况也制约了贷款利率的整体下行空间。目前在存款利率未彻底放开的情况下，商业银行通过大幅提高理财产品收益吸纳资金。据统计，2013年上半年商业银行理财产品的平均收益为4.4%。按照现行基准利率的0.7倍计算，贷款利率为4.417%，已无存贷利差可言。
2、大企业受益而中小企业难享低利率。目前，能以基准利率0.7倍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多是优质企业，如大型国企、央企等。因为这些企业能够带给银行更多的存款和合作项目，而这类合作基本在大银行之间，小银行很难获得这种机会。而此次贷款利率下限取消，将使议价能力原本就很高的大企业更加容易获得基准利率下浮的优惠，从而进一步降低其融资成本。然而，贷款利率管制取消对于中小企业却影响不大，这是因为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一般都是上浮，幅度在30%以上的现象非常普遍。即便如此，很多中小企业仍然贷不到款，只能转向民间市场，因此利率下限放开对这些企业短期内影响十分有限。以下数据也能佐证这一观点：某银行2012年年报显示，该行2012年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122.18亿元，全年新增437.63亿元，增幅为25.98%；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基准利率上浮15.83%，显著高于公司类贷款平均水平。
3、银行短期受影响不大。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取消贷款利率下限对银行的短期影响十分有限，但银行定价水平的波动对外部环境的敏感性提高，对银行转型会产生正向倒逼作用。
三、放开贷款利率下限的长期效应分析
1、实体经济长期利好。从长期来看，金融机构放款贷款利率下限有利于实体经济的金融环境改善。第一，企业信贷资源更加多元化。从长期来看，放开贷款利率将促使企业根据自身条件选择不同的融资渠道，随着企业越来越多地通过债券、股票等进行直接融资，不仅有利于发展直接融资市场，促进社会融资的多元化；也为金融机构增加小微企业贷款留出更大的空间，提高小微企业的信贷可获得性。大企业可以发债，成本甚至是低于7%贷款利率，小微企业有可得到更多的信贷资源。第二，中小企业将获得更多信贷资源。由于贷款利率限制取消后，大企业的议价能力更强，这使得中小银行在大企业客户上的盈利难有保障。为保证盈利不变，中小银行可能被迫将钱投入风险更高的中小型企业，从而使中小型企业的融资环境有一定改善。第三，企业融资成本下降。长期来看，利率市场化将使贷款利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的成本也会相应降低。
2、金融机构长期利空。从长期来看，利率市场化最先受到直接冲击的当属银行业，过去由非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所催生的令银行业利润丰厚的存贷利差，将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而一去不复返。在获得定价权的同时，银行业将发现自己臵身于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自身的经营业务水平、风险管理，将被迫要上一个新的台阶。此外，利率市场化可能导致银行业在竞争压力下，采取高息揽储、过度放贷、倾向于高风险高收益项目等非理性行为。此次央行仅放开贷款端利率，而没有放开存款端利率，也恰恰反映了央行对上述风险的担忧。
四、其他三条政策的简要分析
一是取消票据贴现利率管制。实际上，票据贴现利率已经实现市场化，取消贴现利率管制实质影响有限。
二是对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不再设立上限。取消农信社贷款利率上限，意味着农信社贷款利率最高上浮为贷款利率2.3倍的限制可以突破，逻辑上有利于调动农信社支持三农贷款、提供农村服务的积极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诱导民间资金回流农信社，但实际情况：一是目前涉农贷款执行优惠利率比例较高；二是高于4倍的贷款利率并不受法律保护；三是需防范民间资本、银行、非银金融机构将农信社作为新的套利通道。
三是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暂不做调整。个人房贷利率浮动区间暂不做调整的主要原因在于忌惮房贷大量增长，但实际上也可放开，这是因为：目前房贷利率普遍上调；由于资金成本的抑制，银行给房贷利率打折的动机不足。
五、放开贷款利率下限给银行带来的风险
综上所述，建议银行审慎关注以下风险点：第一，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可能被推高。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有利于通过市场化手段调节信贷资金流向。但应当警惕的是，银行信贷资金在流入实体经济之时可能出现“马太效应”，即议价能力强的大企业信贷成本越来越低，银行为了弥补利润反向推高中小企业融资成本。中小企业融资环境长期得不到有效改善，最终将对银行业务的开展造成负面影响。第二，大企业套利空间扩大。原来大客户和银行谈判时，会受到下浮不超过30%的红线限制，但现在政策拆解这一底线后，大客户的谈判能力会大大提高。市场利率是由供求决定的，在供求不变的情况下大客户获得的融资成本更低，套利的空间也就更大。第三，资金可能将更多地流向其他市场，如进入股市或房地产。针对上述风险，建议银行加快中间业务创新力度，逐步缩小存贷息差在利润中的占比，防范资金过度流向其他金融机构、股市、房地产等风险；尽早争夺优质中小企业客户，扩大市场份额；加强银行内控，防范高息揽储、过度放贷、倾向于高风险高收益项目等非理性行为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