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哲学的真理再评和价值重估
[摘 要]《哲学动态》2017年9月发表文章，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始时间定在改革开放以后，抹煞了毛泽东在上世纪20年代末即已启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工程，并由此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基础的全部功绩。在“真理再评”的问题上，重新回顾毛泽东哲学的文本史，再论了毛泽东哲学的逻辑架构，指明了毛泽东哲学学术创造和完全学术化的进程，确认了它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建构奠定了基础;在“价值重估”的问题上，叙述了毛泽东哲学价值的体现和接受实践考验的过程，回溯了1981年《历史决议》对毛泽东哲学价值的全面重估，论定了毛泽东哲学持久的价值发扬的两种方式：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哲学基础的价值，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学术基础的久远传承意义。把毛泽东哲学的“真理再评”和“价值重估”结合起来，显示出毛泽东哲学的研究方向：推进其“全息学术化”和“全面历史化”，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以此来保存和传承这一份光辉的哲学遗产。
[关键词]毛泽东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价值重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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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哲学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已经不是显学，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毛泽东哲学的地位也在不断下降。因为中国的学者们正热烈地追求和马克思的直接对话，越来越忽略把马克思跟中国实践联结起来的那段哲学道路，由此也就不能完整准确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真实过程。看看近几年来的《哲学研究》、《哲学动态》即可断定这种状况的存在。2017年9月，《哲学动态》发表文章讨论处在“改革开放以后”时代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學”的“建构”问题，这自然是必要的，但文章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却作了不妥的分析。文章说：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作，建国以前，只是“起步阶段”，因为“主要侧重于学术上的译介”，“没有拥有庞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业梯队”来做;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是“跟跑阶段”，“总的说来是跟苏联教科书跑”;改革开放以来至今，才是“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阶段”，是与西方哲学“并跑”的阶段。[1](以下简称“韩文”)按这些论点，改革开放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尚未开启。这样一来，不但毛泽东的哲学功绩被一笔抹去，连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为什么能够建立，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够胜利都解释不了了!“韩文”作此不妥结论的原因之一是忽视了哲学史的一个基本事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者主体，是“兼有学者和革命家品质”的马克思恩格斯们，[2]而不是如今那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专业梯队”。在当代中国学术界，撇开“兼有学者和革命家品质”的毛泽东们谈现代哲学、现代文化已是主流学术作为。有学者梳理中国近现代哲学史，回避作为中国近现代哲学主潮的创造者主体的中国学者兼革命家群体来梳理，织成了一张破网;在党的报刊上，讲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不提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现代中国古典诗词创作，不提毛泽东的旧体诗作，或非要给毛泽东带上一顶帽子——“政治诗人”，都属于同一潮流。他们这样做，是居于一种偏见——似乎革命家、政治家绝对不可能同时又是学术家，又是大诗人。但历史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者和发展者门恰是一批兼为革命家、政治家的大学者。撇开毛泽东的学术地位来评价毛泽东，是导致毛泽东历史功绩不断贬低的重要原因。为此，拙文提出，要在当代背景上对毛泽东哲学进行真理再评和价值重估。
一、毛泽东哲学的真理再评
究竟什么是毛泽东哲学?它的文本有哪些?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怎样?它有没有创新学理乃至创新学术体系?从“韩文”所代表的观点的出现来看，这些问题至今还没有主流性的正确回答。可见，对毛泽东哲学确有真理再评的必要。
(一)毛泽东哲学的文本史重述
笔者不赞成对毛泽东哲学的文本史加以狭窄化和碎片化的看法和做法，这种看法和做法正是毛泽东哲学被贬低的首要原因。无知才无理，在毛泽东哲学的评价问题上，情况正是如此。“韩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开启”于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后;而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却“开启”于1928年毛泽东所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毛泽东哲学的兴起和发展及其文本史的展开应分成以下几个阶段：
1. 探索道路、初论哲学的阶段(1928—1935年)
在这七年中，毛泽东探索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从井冈山根据地的勇敢开辟到赣南闵西苏维埃区域的艰难创建，从反对教条主义的激烈斗争到召开遵义会议的掌握大局，他的创造性实践总是伴随着篇篇佳作的哲学论证和新理论阐述的。这时，毛泽东的学者兼革命家的人格已经初步造就。在这七年中，毛泽东的主要哲学文本有：指明中国有着特殊国情从而应该走自己的革命道路，酝酿着“具体实践”范畴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用系统的矛盾分析方法论证革命前途，酝酿着“特殊矛盾”范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把唯物主义解读为把握实践的客观环境的方法，酝酿着实践唯物主义原理的“调查研究唯物主义”的《反对本本主义》;提出并论述“人民”范畴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等。
2. 集中研究、创见喷涌的阶段(1936—1941年)
毛泽东在1936年12月三大红军会师陕北后，体验到总结十年内战教训的紧迫需要，有了只有从哲学上思考才能真正确立党的思想路线的强烈自觉，也有了可以这样做的相对安定环境。这就有了两项哲学工作的开展：第一项是带头学习并组织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写出了收集在1988年出版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一书中的哲学笔记，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在学习他人与自我思考的结合中，形成了诸多重要的创新学理。例如：在阅读李达《社会学大纲》一书中，同李达商榷，合作把“选择”范畴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研究艾思奇编《哲学选辑》篇章中，与艾思奇相互承续，形成了“矛盾的同一性也有绝对性、矛盾的斗争性也有相对性”的学理。另一项是撰写出四部经典的哲学著作：1936年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的《实践论》、同一年的《矛盾论》、1938年的《论持久战》。这就是当时毛泽东集中研究并创造新哲学的果实：一部笔记，四论雄文。笔者认为：讲毛泽东哲学要讲“两论”，因为“两论”建构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骨架;也要讲“四论”，因为另两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骨架中填入了学理血肉。1981年中共中央所作的历史决议说得完全正确：毛泽东“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特别是他论述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重要著作，提供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笔者还把毛泽东哲学创新的爆棚期，划到1941年。因为1939—1941年的三年，《<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相继问世，毛泽东基于复杂实践的启示，将一系列哲学奥秘予以揭示。例如：把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自卫原则、胜利原则、休战原则”简称为“有理、有利、有节”，[3]生动说明矛盾斗争性也具相对性;在“盖然性”突出的战争中，指明把握多种可能性并存格局的意义，启示后人懂得，对于创造历史的实践而言，可能性范畴和相对必然性范畴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3. 整风总结、理成系统的阶段(1942—1945年)
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集中精力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以后，十年内战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实事求是派”(邓小平语)和王明领导的教条主义派的思想分歧并未得到深刻总结，党的思想路线如不统一，争取抗日战争和整个人民大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942年开展整风运动和1945年召开党的七大，就是为此而实施的，其中深含着哲学的意义。对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发表的文章的哲学贡献已有许多论述，本文要强调的是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哲学诠释，是“具体实践”范畴的破土而出，由此形成一般实践和具体实践相统一的新实践论核心，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成果系统化奠定了基础。七大文献在哲学上提出和解决了三大问题：第一，既确立了作为实践之真理性检验标准的“生产力标准”，又明示了作为实践之价值标准的“人民利益标准”，承继和强化了马克思哲学的以实践为基础的两个维度——科学真理维度和人文关怀维度相统一的格局;第二，既充分肯定增强“党性”的必要性，又要求尊重党员的“个性”借以发挥他们的创造性，在此基础上，深入论述社会革命中“解放个性”的历史意义，体现了马克思的崇高追求，建立“每个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社会;第三，既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全党脚踏实地、一口一口吃地奋斗，又要求坚持党的理想和信念，作“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这三点，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架构。
4. 胜利进军、哲理频仍的阶段(1946—1953年)
从1945年6月七大闭幕到1956年9月八大召开的11年，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及其军队英勇进军的11年，连续获得三个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巩固人民政权并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伴随着极其辉煌的实践成就，毛泽东的哲学思索也不断绽放出新的学术花朵。1946年8月，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中间地带”的概念，认为在美国和苏联之间，隔着广阔的中间地带，在控制和掌握中间地带以前，美国是不可能进攻苏联的。这个谈话，突出了毛泽东哲学的中介辩证法。无独有偶，1947年8月，在致刘邓陈粟的作战电报中提出：“给敌以歼灭和半歼灭性打击必须同时并重”，“采取于运动中半歼灭半击溃的作战方针”。[4]歼灭和击溃是矛盾的两极，居间联系的是“半歼灭半击溃”。这份电报把“中介辩证法”转变成种“中介实践论”，应是毛泽东哲学的杰作。1948年2月和3月，毛泽东对决策活动在认识论中的位置作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没有做过的论述：“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政策必须在人民的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5]因此，“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6]这就揭示：认识形式及其成果有三：反映性认识形式从而形成的理论、评价性认识形式从而形成的价值、规范性认识形式从而形成的决策;实际的认识过程是“理论指导决策，政策规范实践”。不建立正确的、行之有效的规范性认识，实践一定失败。所谓实践检验，不但要检验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还要检验决策是否满足价值性和可行性相统一的要求。从1949年到1953年，继七大提出“两个中国之命运”之后，毛泽东多次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范畴，这是又一个重要的哲学创新。
5. 迎接建设、推动转型的阶段(1954—1965年)
在1954年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以中国革命为基础和主题，1953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这就要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转型，转变到以社会主义建设为基础的新形态上来。毛泽东为此开展了创新的哲学以至经济学的研究。1954年撰写的《论十大关系》就是新时代、新主题的新作品，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的第二个形态——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1956发表的《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论述了“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吸收外国的东西”，让二者“交配起来，有机结合”的文化中介建构思想;[7]1957年按照八大精神开始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新时期的新特点就是把党的工作主题转变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上来，1957年撰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新的时期的代表性哲学著作，它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治国理论和政治哲学。实践转型非常艰苦，哲学转型则且思且进。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轰轰烈烈推开，遇到经济过热的折腾，犯了错误艰难降温。期间，毛泽东做了许多的哲学思考和总结，写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关于人的认识问题》等哲学著述，涌现出诸如“我们的脑子是个加工厂”的认知结构论，[8]人要在构造理论、制定政策时“设置对立面”的选择论和建构论，辩证法三大规律中“有个主观能动性的问题”的实践规律论等等，都是哲学原理的生动创新。
“文革”十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毛泽东哲学思想基本中断了原来方向的发展，但他本人也在所做的有益工作中发表过正确的哲学意见，可看新编《毛泽东文集》第八集所载的有哲学内涵的论述。
笔者强调指出：近年来关于毛泽东哲学的争论不息，如何解读毛泽东哲学的文本史是焦点所在。正确评价毛泽东哲学，梳理它的文本史是前提。如果不作全面梳理，只讲1937年的“两论”，那就丢弃了毛泽东哲学的大部分珍宝，使毛泽东哲学越来越贫困化。笔者愿意向读者们提示：不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不读《论持久战》，不读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以后的一系列重要文章，甚至不读收录在6卷本《毛泽东军事文集》中的文章和1200多封作战电报，就根本上没有评价毛泽东哲学的发言权。
(二)毛泽东哲学逻辑构造的再论
如何解读毛泽东哲学的逻辑结构?学术上保守的人们，往往不顾毛泽东哲学自身逻辑，将其肢解成部件和碎片，然后塞进普列汉诺夫式的“一分为四”的机械框架中：第一块塞进“物质本体论的唯物主义”，第二块塞进“物质运动论的辩证法”，第三块塞进“反映论的认识论”，第四块塞进由物质本体论推广来的“历史唯物论”。把它们加起来，就是普列汉诺夫式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特点，就是抽去实践论的核心地位和贯穿地位的非实践论哲学，这恰同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新唯物主义”的原初文本对立，也就抹杀了毛澤东哲学的真正本质。
1. 毛泽东哲学逻辑构造的启动：从《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向“两论”简约
1939年4月—8月，毛泽东在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撰写了这部“讲授提纲”。全书分三章十六节，第一章“唯心论与唯物论”，第二章“辩证法唯物论”，第三章“唯物辩证法”。这章原计划分三节，讲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实际上只写了“矛盾统一法则”。这份讲稿，很难说是毛泽东的哲学体系建构。能说明毛泽东真实哲学思想的，是毛泽东把这份“讲授提纲”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单独整理出版，而如同日本学者早已看出的，“两论”应该看作是“为了实现同一目的的缺一不可的不可分割的统一的一篇著作”，由此，“两论”的哲学，毛泽东哲学，应概括为“实践一元论”或“活的实践论哲学”。[9]日本学者的概括未必准确，但他们看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真正核心是他的实践论，也就是看到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原初文本的直接继承是很有见地的。
2. 毛泽东哲学逻辑构造的关键：紧紧围绕着实践论硬核来铺陈
笔者在上述的文本史简述中已经分阶段论证此点。我们党的著名理论家龚育之在1995年于南京召开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与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讨论会上说出了這个见解：“从马克思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践，实践论，实践精神，始终是处在其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的、核心的、关键的位置上。”[10]毛泽东哲学以实践论为硬核，这是他在文本史中一以贯之的表达。他的 唯物主义是尊重实践环境的客观性，因而要对实践环境进行调查研究的唯物主义;他的辩证法是在实践中形成和显现其规律的辩证法;他的认识论是以实践论为基础的能动反映论的认识论;他的历史观是历史为人民的实践所创造的历史观。由于实践论硬核贯彻其中，这几个部分早已融成一体。
3. 毛泽东哲学逻辑构造的体系：“元实践论”及其在世界观、认识论、历史学中的展开
毛泽东不是书斋里的哲学家，也不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他们，有着长期书斋著述的经历。他的哲学研究和学术阐发是在对思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实践方面进行研究、提出见解的过程中加以思考、论证、运用、阐述的。最大量的哲学创新就写在这些与时俱进的著作中。表面看来，这些哲学思想是随机的、分散的、不成体系的。但是，我们从文本史的梳理中，看到它们在实质上构成的逻辑体系。一是，毛泽东哲学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是中国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问题。1945年4月党的七大、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1953年后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反复提出要掌握这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命运”范畴描述着特定国家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诸发展可能性并存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中主体客体关系”这一基本问题在近现代中国的集中表现。中国人民必须认识发展前路上诸可能性的质的差别和实现几率的量的对比，从而通过实践将最好可能性变成现实性。二是，毛泽东哲学的“元实践论”——对实践本身研究的结论。这就是提出了“具体实践”范畴，将其和一般的“实践”范畴辩证统一，这一“范畴对”的建立，把作为马克思哲学理论硬核的实践论加以变形后移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成“新实践论”;这就是论述新实践论的两个维度——科学维度和人文维度，构成真理和价值相统一的“实践二维论”;这就是揭示唯物论和辩证法在实践中的密切结合，构成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统一的“实践辩证论”。三是，把“元实践论”由抽象到具体地展开为实践论的世界观、实践论的认识论、实践论的历史学。这个被“观”的世界是中国人在其中实践的世界，是中国的现实世界和全球的现实世界相统一的世界，是中国人的主观世界和作为其环境的客观世界共同被改造的世界。中国世界中开展的实践，撇开历史条件而言，就是实践论的认识论所面对的世界。 这个实践论的认识论，超越马克思的同样的认识论的地方在于它从极端复杂的中国政治和极端艰巨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汲取智慧，凝聚出一系列新原理，它是“反映性理论认识”、“评价性价值认识”、“规范性决策认识”相统一的“务实认识论”，又是“逻辑建构”、“道德熏陶”、“审美融合”相统一的“广义认识论”。把实践论的认识论同历史实践结合起来，就具体化为“实践论的历史观”。它不但有“人创造历史”和“人民创造历史”的两大递进命题，而且发展成为掌握命运的“历史创造论”。
(三)学术内涵日益丰富、学术创新日益凸显的哲学
改革开放以后，毛泽东哲学虽然逐渐成为非显学，但有少数执着研究毛泽东哲学的学者，却通过广度拓展和深度开掘，揭示了毛泽东哲学极其丰厚的学术内涵和极其宝贵的学术创新，进而将其演绎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奠基学说。这些学者之所以能够做成毛泽东哲学宝库的开发者，却既有其条件的借助，又有研究方法的创造。
1. 借助于毛泽东著作的大量编辑出版
毛泽东身后，文献研究界和出版界对其遗著作了大量的编辑出版工作。其中包括《毛泽东早期文稿》的出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的出版，《毛泽东诗词集》的出版，《毛泽东书信选集》的出版，8卷本《毛泽东文集》的出版，6卷本《毛泽东军事文集》的出版，13卷本《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出版，8卷本《毛泽东年谱》的出版，2部《毛泽东传》的出版(《年谱》和《传》透露了未在其著作中发布的大量哲学见解)，连同在他生前已经出版的5卷本《毛泽东选集》，共有46部出版。虚心的学者们，由此阅读到了毛泽东生前的几乎全部哲学言论，从这个雄厚的哲学资源库探寻毛泽东哲学的堂奥和真谛。
2. 借助于中国哲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的重读
在真理标准的讨论中，中国学术界为了拨乱反正，开展了重新解读马克思哲学原本的活动。在这样的重读中人们发现：马克思哲学的原本是以唯物主义为前提、实践论为核心、历史创造论为其最高形态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人们发现：1871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学术研究领域上作了分工，恩格斯对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写了“实践发生论”、“实践环境论”、“实践过程论”，而未对实践本体论给予更多论述，被普列汉诺夫等人误释为非实践论的哲学;人们发现：列宁在1907年所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基本继承普列汉诺夫解读，只有在1914年之后的《哲学笔记》，特别是准备与实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著述，和革命胜利后对革命正义性的辩护中，才回归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这样地延续下来，人们发现：毛泽东哲学本质上就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进而发现它的具有伟大性的学术创造。
3. 借助于中国哲学界对中、西、马哲学的比较研究
真的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当我们研究莱布尼茨的“可能世界”哲理时，就知道毛泽东在实践需要推动下在中国深入揭示了这个变幻难测的可能世界是多么睿智;研究海德格尔在实践哲学的意义上提出的可能性范畴是哲学的最重要范畴时，就知道毛泽东研究可能性范畴并提升它的逻辑位置，用于解决中国的命运问题是怎样聪慧;研究康德和皮亚杰的“认知结构”理论时，就知道毛泽东关于“脑子是个加工厂”的通俗表达吹散了弥漫于中国哲学中的直观唯物主义迷雾是如何锐利;研究量子力学家们揭示微观世界粒子运动奥秘时，就知道毛泽东居然在社会领域中与量子力学呼应阐明中国革命实践的规律正是可能性及其几率分布的规律是如此机敏!所有这些哲学原理的创造，弥补了马恩列哲学著作所未及，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生面。至于毛泽东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研究，人们都肯定，前者对于后者有着批判地继承的关系。
4. 创造了科学的解读方法
卡尔·波普尔早就说过，一切科学论述都含有潜在内涵。他举的例子是：自然数列中潜在着偶数和奇数，在奇数中潜在着素数和非素数，在素数中潜在着歌德巴赫猜想。数学的研究就是将潜在的数学关系显性化。[11]对于具有显著特点的毛泽东哲学的解读，也可借助于这种潜在内涵显性化的研究方法。具体地说，有三种“潜在内容显性化”：一是潜在哲学范畴的显性化。如毛泽东哲学中有着非常繁茂的可能性范畴的论述，他既论述了发展方向的多种可能性、实现几率的可能性，也论述了不同价值的可能性。现在的哲学工作者，就将毛泽东的可能性结构论述，显性化为“客观可能性”范畴。这个意义上的显性化也包括对毛泽东已提范畴给出界定，如把毛泽东从七大到八大多次提出的“命运”范畴，界定为“实践主体所面对的客观条件制约下的一组可能性”。二是潜在哲学原理的显性化。如毛泽东在马克思哲学发展史上首次提出“战争指导规律”、“战争行动规律”的概念，[12]当代的学者认为：战争是一种实践方式，它有“指导规律”和“行动规律”，那么，全部实践活动作为过程，同样是有这两个规律的，于是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项规律(实践指导规律、实践活动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的原理。三是潜在哲学体系的显性化。毛泽东对于自己的哲学只有一个表述：“你们搞的是洋哲学，我搞的是土哲学”，意思是“从中国的实践中产生、与中国的文化融合、为中国人民的自由幸福服务”的哲学。[13]作为后人，我们可以把毛泽东哲学看作是掌握中国人民的命运、创造中国人民的历史的哲学体系。
二、毛泽东哲学的价值重估
在毛泽东逝世已经43年的今天，毛泽东哲学对当代以至后世还有没有价值?如果有，是怎样的价值?回答这个问题的基础是它的真理性，前段已做分析;回答这个问题的意义，将如本段所述。
(一)毛泽东哲学价值重估的由来
对毛泽东哲学的价值重估是从1958年“大跃进”实践开始的，经过1978年实践标准的讨论，1981年《历史决议》的制定，到1992年1月—2月邓小平哲学思想的确立，才获得了价值重估的初步结论。本文把这段历史分为三个阶段来回顾：
1. 对毛泽东哲学价值的肯定
在1937年“两论”问世后，特别是1945年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以后，毛泽东哲学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基础，取得了在全党的主导地位。正如1981年历史决议所概括的那样，体现毛泽东哲学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大原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党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政治原则，引导着党和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这就是毛泽东哲学的本有价值。
2. 对毛泽东哲学价值的批判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遭遇沉重的失败。那时流行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主观主义口号遭到人民的唾弃。在一些学者看来，这是由毛泽东哲学中的唯心主义成分所引发的。毛泽东在1939年致张闻天的一封信中说：“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14]而在大跃进运动的前奏——1956年的“反保守”思想批判中，毛泽东是这样阐述自己的哲学观点的：“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15]这样的哲学论断，其实在坚持马克思哲学的“严格尊重实践环境的客观性和高度发扬实践主体的能动性相结合”的原则上并无背离，只是在现实倾向的判断上有违当时的实际状况。但是，人们还是要求毛泽东的论断对大跃进的失败负责任。
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后来被历史所推翻。毛泽东在这时强调他自己的“斗争哲学”。读过七大报告的人们都知道，毛泽东的“斗争哲学”的本意是什么。他这样说：“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16]这是在对敌斗争的环境中讲的。遇到新中国执政党内的矛盾，也讲斗争哲学，是片面的。这种斗争哲学的进一步强化，就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本来，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时代治国理政纲领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不是片面的“斗争哲学”，此书要求，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落脚点放在建立矛盾的统一性上。所以，面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人们指出毛泽东违背了自己所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这两个历史事实说明：毛泽东哲学在理论上正确地说明了客观实在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与矛盾的同一性和矛盾的斗争性的关系，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从未讲过唯心主义科学、形而上学灵光的话，而总是批判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但是，在对实际情况的判断和哲学观点的运用上，毛泽东也有出错。实践证明：毛泽东哲学的价值实现要通过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规律和整个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研究，亦即要在创立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和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后才能做到。毛泽东出错的时候，正是不懂或不大懂这两门学问的时候。这说明：马克思学说，确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光懂哲学不行，还要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毛泽东在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经验教训中，对此深有体会并为此付出了努力。
3. 对毛泽东哲学价值的重新肯定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在批判这个极左政治集团的过程中，人们开始追究毛泽东的政治责任，出现了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哲学的批判浪潮。一些人认为：毛泽东哲学就是发动大跃进的唯心主义哲学，就是搞“斗争哲学”的形而上学哲学，就是反人道的专制主义哲学。在这样的社会舆论环境中，从中共中央传出了清醒的态度和公正的声音。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17]1978年11月27日，邓小平在同华国锋、叶剑英等一起听取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时插话说：“毛主席的伟大贡勋是不可磨灭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的伟大，怎么说也不过分，不是拿语言可以形容出来的。”毛泽东哲学是他的全部历史功勋的基础部分。肯定毛泽东的伟大，也就是肯定毛泽东哲学的价值。
(二)历史决议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价值重估
1981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这个《历史决议》以实践检验作为论据，对毛泽东哲学做了全面的价值重估，就其基本结论而言，是对毛泽东生平的“盖棺论定”。在对毛泽东哲学评价上，《历史决议》作出了一系列判断：第一，肯定毛泽东思想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指出：“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就哲学而言，由于哲学思考的个性化特征，更多地或主要地写在毛泽东的著作中。第二，肯定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同时指出：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就是说，我们党是以毛泽东的正确思想来批评他违离自己正确思想的晚年错误的。越是揭开晚年错误，越是证明他的正确思想的伟大。第三，阐发了毛泽东思想的哲学内涵。特别强调他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指出：“他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这是对毛泽东哲学价值的全面肯定。第四，《历史决议》提炼了毛泽东思想的三个精髓，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精髓，是中国共产党经久不渝的灵魂，是党的事业赖以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精神力量，它是毛泽东哲学所塑造的。这点是《历史决议》对毛泽东哲学价值的突出论述。
(三)毛泽东哲学价值的渐趋衰微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标志着相对独立的邓小平理论的诞生，自此以后，直接指导改革开放实践的是邓小平理论及其后不断发展而出现的新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邓小平理论的前提和基础在实践指导上变成间接的东西，它的哲学价值也就逐渐衰微。
1. 毛泽东哲学价值衰微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除了少数毛泽东哲学的研究者在孜孜以求地研究、介绍、传播毛泽东哲学外，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对毛泽东哲学日趋淡忘。其原因：一是批判毛泽东晚年错误连带倒了清洁水。中国的批判家，往往不是批判家，而是毁灭家。批判是以分清是非为内涵的，中国近代以来的极端主义思潮，把批判歪曲成为骂煞。二是歌颂党的新理论创造变成喜新厌旧。笔者以为，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已经开始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以革命实践为基础的阶段向以社会主义建设为基础的阶段转化，但他本人没有完成，接着就产生了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和其后中央的哲学。对于新哲学的歌颂，慢慢就忘记它的由来，产生于革命时代的哲学，有着许多的珍贵品。时间长了，也就渐渐忘记了。三是对毛泽东哲学的研究工作中存在着简化它和肢解它的现象。所谓“简化”，一种情况是没有钻研毛泽东关涉哲学的全部文本，例如，不钻研《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把类似选择范畴讨论、矛盾斗争性也有相对性论述丢弃了;一种情况是无能力将散在玉盘里的玑珠联接成串，例如，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里讲的可能性、《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讲的可能性、《关于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里讲的可能性串联起来，得出“客观可能性空间”的范畴;还有一种情况是能看到论述的表面，却没有揭示其潜有的能力。笔者认为：“具体实践”范畴的建立和它同一般“实践”范畴的成对构成毛泽东哲学的理论硬核，这是把毛泽东论述中的潜有显性化的结果。所谓“肢解”，没有把上世纪30年代的“一本笔记、四篇雄文”整体地看，更突出的，是把《实践论》、《矛盾论》肢解開来，甚至指责毛泽东把“矛盾普遍性和矛盾特殊性的绝对相对关系”规定为“矛盾问题的精髓”是错误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毛泽东哲学的以实践论为硬核的体系性。由于“简化”和“肢解”，毛泽东哲学变成几条僵化无味的教条，哪个大学生还有听讲的兴趣?
2. 毛泽东哲学价值衰微中仍被保留的领域
从1981年《历史决议》作出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价值重估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6年，中经邓小平理论的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构成、科学发展观的发展，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哲学的价值也在不断变化。
(1)历史遗存的批判价值
对于笔者似的建国前后参加革命的老人，毛泽东哲学仍然热乎乎地装在心里，可是，对于挑着宣传重担的中青年干部，毛泽东哲学就已经是相当遥远的历史遗存了。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站在一旁对历史遗存评头论足，有时甚至陷入一知半解。例如“斗争哲学”，他们只记得1959年庐山会议的误用，不记得毛泽东在七大对共产党人在“斗争”问题上所处的被动性和所具的正义性。又如，“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他们以为毛泽东就是个疯狂的唯心主义者，迷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忘记了他1958年11月在郑州会议上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和做出“价值规律是个大学校”的论断，忘记了他1959年底和1960年初组织学习小组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发表的纠“左”见解，也记不得1962年他不赞成解散合作化的合理性。
(2)供人学习并传承的文化价值
1981年中共中央作出“历史决议”，把毛泽东思想概括为“6+3”的宏伟结构以后，毛泽东思想成为高等学校哲学教学、思想教育的重要教材。中国哲学界有一支队伍在研究毛泽东哲学，他们在大学里承担着传承党的宝贵财产的重任。我们注意到，当世界和国家周边环境发生急剧变化，国际关系出现风云汹涌情态的时候，毛泽东的“又联合又斗争”，矛盾斗争性也有相对性、矛盾同一性也有绝对性，在必要的斗争中宜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在矛盾的两极端中间有着中介环节等一系列哲学思想，都会在长期沉默后突现其价值。被现在的人重新提起的历史就是文化传承。
(3)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被运用的价值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这样的价值是潜存的。它通过邓小平理论和其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运用而发挥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作用。
首先，在七大上确立的哲学“两个维度”：生产力标准的科学维度、人民利益标准的价值维度的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得到坚持和发扬。如果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只谈生产力标准的科学维度，那就是把这个标准庸俗化，歪曲到类似“腐败是经济发展的润滑剂”等荒谬判断上去;相反，如果我们在经济发展中只谈人民利益标准的价值维度，那就是把这个标准绝对化，走进脱离效率求公平的胡同。我们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实践中，逐渐把握住效率和公平的并举关系。
其次，在开辟中国革命和建设独特道路的成功实践中积聚的事物发展“两种形态”：可能性形态和必然性形态的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得到运用和发展。如果说马克思哲学重在探讨人类未来的必然性，那么，毛泽东哲学则把可能性范畴放在优先考察的地位，寻找中国社会发展的“可能性空间”结构，把握住未来发展的命运，致力于把正向的高几率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实现为相对必然性的前途。毛泽东哲学的这个思想，在邓小平那里演化为实践论的思维方式——从客观实际中，比较各种选择的可信度，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在围绕实践论核心探讨哲学的长途中积淀的“三者统一”：实践论的世界观、实践论的认识论、实践论的历史学的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得到贯彻和彰显。在毛泽东与邓小平的视野里，世界是人在其中实践、并通过实践不断被改造、不断在变化的世界;在他们的视野里，认识论和历史学也不是两种哲学学说，人的认识过程和人的创造历史的过程是同一的过程，当邓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论述人的实践首先要勇敢、冲刺，同时，要接受客观环境的制约、接受实践的检验，在这样的结合和循环中走出新路，他说的是认识论还是历史观，分得出来吗?
(四)毛泽东哲学价值振兴的两种方式
毛泽东哲学在中国的价值衰微是不应该的。因为毛泽东哲学不同于程朱陆王的哲学，它不像后者那样只是文人在那个时期的呼喊，而是亿万中国人民近现代实践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哲学也不同于严复胡适的哲学，它不像后者那样在西学东渐的时期，以西学批判中学，而是在单纯的中学和西学都不能解决当代中国的命运问题的情况下，联通中、西、马哲的宏大叙事的学说;它也不像孙中山章太炎的哲学，带着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局限性，而是以“中国社会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宽广视野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着力揭示中国革命和民族复兴规律的学说。毛泽东哲学的学术创造性是极为出色的。
毛泽东哲学在今后的价值实现，将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党的最新指导思想中运用毛泽东哲学元素和通过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毛泽东哲学基本原理的教育，发挥毛泽东哲学的实践指导价值;另一种是通过发掘和整理毛泽东哲学的学术珍宝，形成完整的学术体系，将其融入中国哲学、民族文化，布施当代、传承后代，发挥毛泽东哲学的学术传承价值。就前一种方式而言，我们党应当把毛泽东主要哲学著作确定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著作，纳入“干部必读”的范围，在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开设课程，研究其现实意义。就后一种方式而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和教育部应当联合起来，研究以毛泽东哲学为基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建构，将其作为学术工程抓紧推进。
笔者想指出：对于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毛泽东哲学的长久传承来说，后一种方式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为什么?
首先，学术传承最具生命力，这是个史实。在历史遗存上，诗词遗存力强于学术遗存力，学术遗存力强于实践功绩遗存力，实践功绩遗存力强于政治作为遗存力。诗人、学者、革命家、善治者、权谋政治家，名人们的历史地位的高低就是这样排序和递减的。在中国历史上，作为诗人的屈原、陶潜、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以他们的灿烂诗章久远地影响后人，亿万斯年，颂声不绝;作为学者的孔孟老庄、荀韩董王、程朱陆王以他们的言简意赅的睿智篇章，各领风骚，浩唱今朝;其他的实践家、政治家、军事家的影响力均等而下之，而权谋政治家往往为后人所不齿。有些政治家兼为学者诗人，他们的历史地位，远远高于单纯的政治家。如曹操，他以建安文学领袖和辉煌诗作而获得“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的历史名誉，至于其政治作为，毁誉兼具。毛泽东作为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已有极高的历史地位。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成功地领导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大革命，并且巩固了它的胜利成果的领袖，他开辟了中国历史由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以及人民中的其他部分久远当家作主的崭新时代。但毛泽东更具历史影响力、文化遗存力的是它的学术成就和他作为可与李杜苏辛比肩的大诗人的诗词篇章。对毛泽东的学术成就，习近平总书记评价说：“毛泽东同志就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社会科学家”。[18]对毛泽东的诗词，柳亚子赞为“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19]毛泽东的学术成就中首推哲学成就，而他的哲学又恰恰在他的诗词中光芒灿烂。
其次，学术最具生命力是有其理由的。其一，学术有着揭示自然、历史、人性奥秘的深刻性。深刻的学术永远发射出诱人的智慧之光。就说关于“命运”的学术，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断定：命运由上帝决定，但“人的意志也是人的行为的原因”，“上帝决不会忽略我们的意志”，他已有了人可以部分地掌握自己命运的思想;[20]马基亚弗里把奥古斯丁的命运说改变为上帝和个人作用的“对半说”：“正确的(论点)应是：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它留下了其余的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21]克尔凯郭尔比马基亚弗里高明，他扬弃“对半说”，把命运学说推进到主客体关系的研究高度，写道：命运是“为了说明自由和上帝的关系的”，当人们能够掌握主体自由和客体必然的关系时，人们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22]毛泽东把命运范畴引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着重研究历史客观必然性的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出命运范畴，而依毛泽东的可能性理论、选择范畴、实践检验思想，我们可以把命运范畴界定为“历史创造者主体所面对的实践环境中所包含的一组可能性”。其二，学术有着消除现实时空局限性而展现普遍价值的超越性。这就如同冯友兰先生所说，对传统文化，当代人应该“抽象继承”。例如“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孔子当时学的东西，诗、书、礼、乐、春秋，这是“学”的具体意义，我们可以不继承，但凡人，不论在古代当代都要学习，这是“学”的抽象意义，我们要继承的正是这个抽象意义。[23]對毛泽东哲学也是这样。毛泽东是在讨论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时提出矛盾双方的斗争性也有相对性的见解的，这是具体意义，而做出学术升华，指明一切矛盾的排斥性就一时说都有相对性，这就成为学术了。其三，学术有着吸引阅读者和研究者来从事研究工作的凝聚性。学术的深刻性和超越性，吸引着学者们去解读、去钻研，将其整合成为一个学科，在大学中开设课程，招收弟子，由此教育青年，在研究院内安置研究室，世代传承。
三、走向毛泽东哲学的“全息学术化”和“全程历史化”
按前面的分析，真理再评要求克服把毛泽东哲学狭窄化和碎片化的倾向，需要通过文本史的再梳理，彰显它的潜在的学术意涵，还原它的学术品格;价值重估显示毛泽东哲学可能被遗忘的命运，需要把他的全部哲学思索成果学术化，彰显它的永恒意义。在做法上，笔者提出三点建议：
(一)将毛泽东哲学“全息学术化”
毛泽东哲学本来就是以学术形式产生和发展的，他有专门的哲学笔记，专题的哲学著作，写在军事、政治、文化、党建论文中的相对独立的哲学论述，在这些形式中展开的创新的哲学原理。但是，他的哲学思考和实践问题的回答是融合地进行的，他的哲学表述有不少蕴含在非哲学的语言中，有的是日常语言，有的是政治语言。前者如，他論述中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中介建构用了“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这样的日常语言;后者如，他提出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前者用“打倒”、“吃掉”的方法解决，后者以“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这些，都是政治语言。这就要求诠释者将其潜含的学术观点挖掘出来，或者说，使其学术化——矛盾的解决或事物矛盾运动的落点在于使矛盾着的对立面统一起来，或者是扬弃，或者是平衡，因此对立统一规律在实践论的意义上，应该命名为“对立面之同一”的规律。尤其是，毛泽东的哲学体系潜在于分散的哲学论文和哲学论述中。本文所表达的“两个维度”、“命运问题”、“实践核心”等体系建构要素，都是潜在于他的各篇文章中的。笔者把毛泽东直接论述的哲学原理称为“显性原理”，而把融入日常语言和政治语言的哲学原理称为“非显性原理”，将后者显性化，使毛泽东哲学呈现为完整的学术形态。毛泽东哲学本来就是学术，是就他的直接哲学论述来说的;毛泽东哲学需要学术化，是就他的非显性部分需要显性化来说的。二者合起来，就是毛泽东哲学的“全息学术化”。
(二)把毛泽东哲学“全程历史化”
毛泽东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决定性成果。恩格斯说：当历史需要一个伟大人物出现的时候，这个人物就会出现，“不论好一些或差一些，但是最终总是会出现的。”[24]中国革命，需要正确的思想路线，正确的思想路线的创立需要哲学的引导和支撑，而这就需要一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革命实践密切地结合起来的哲学家，而且必须是同时成为革命的政治领袖和军事统帅的哲学家。毛泽东的出现并在艰难革命实践考验后被选择，最好地满足了历史的要求。这是中国革命的幸运。但毛泽东哲学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环节，这就需要在历史全程中考察它和扩展它。毛泽东哲学之前，有李大钊哲学、瞿秋白哲学、恽代英哲学，他们是毛泽东哲学的先驱，着力点在用中国语言读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介绍到中国，并且率先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在毛泽东哲学自己，有开辟中国革命道路中的哲学论证，有总结30年代经验教训而形成以“具体实践”范畴问世为标志的新哲学创造，有从革命到建设转变之后社会主义建设辩证法的哲学新论;在毛泽东哲学之后，有邓小平及其后来的哲学对毛泽东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如此历史地联系起来，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轨迹，展现了作为这一中国化事业之成果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这个学科建构是结构性的。即是说，它是由一个又一个“科学研究共同体”集体创造和发展的。如果我们用“X+”的方式来表示的话，1919年到1926年，有“李大钊+”的“科学研究共同体”，瞿秋白、恽代英等都是重要成员;1927年到1966年，有“毛泽东+”的“科学研究共同体”，李达、艾思奇等是重要成员;1978年到1992年，有“邓小平+”的“科学研究共同体”，张岱年、冯契等是重要成员。全程化的毛泽东哲学，应是上述各个“科学研究共同体”的成果的综合。
(三)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
毛泽东哲学的“全息学术化”和“全程历史化”，将毛泽东哲学扩展为李大钊、毛泽东、邓小平及其后的哲学;加厚为“学者兼革命家”和李达、艾思奇、冯契、张岱年等专业哲学家合作共创的哲学;显现这个哲学的对象广度、历史进度、学术丰度的深远辽阔。这就能够让当代中国人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有了学科，才能占领一块哲学阵地，才能组织一支哲学队伍，才能成立一个研究机构群，才能在高等学校开设课程，才能培养一代又一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博士大军。这是传承毛泽东哲学宝贵财富的唯一途径。笔者不能赞同“韩文”的主张，即贬低李大钊、毛泽东、李达、艾思奇们的哲学学术思想，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从井冈山斗争开启的事实，抛弃在毛泽东文本史中存在的宝贵的学术创造，单单来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这是要在废墟上构造一座大厦，也重复了《百喻经》中《三重楼喻》所说的那个只要三层楼不要地基和一二层楼的笑话。
中国哲学界对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似乎缺乏热心人。在笔者看来，在全世界范围内，马克思哲学的后裔一分为三：其一是列宁等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二是卢卡奇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三是毛泽东等人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兴趣浓厚，投以大力，唯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颇为冷淡，甚至都懒得承认有这门学科的存在。对于这种情况，应当加以改变。笔者不揣冒昧，撰写出版了《掌握命运创造历史的哲学——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研究》一书，其第三章“严肃的价值担当——掌握中国的命运和创造崭新的历史”，第四章“不渝的理论硬核——实践范畴和具体实践范畴相统一的新实践论”，第五章“严整的理论体系——实践论的理论硬核的二度展开”，第六章“传世的学术创新——具有不竭创新能力的学术宝库”，[25]已经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内涵和结构端出了主张，希望有助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部启动这一项千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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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青 山)
[收稿日期]2019-02-25
[作者简介]陆剑杰(1935-)，男，江苏海门人，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教授，南京首届十大文化名人。主要研究方向：中外哲学原理比较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者：陆剑杰
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元理论”意识的缺乏，导致了当下中国文学理论的本质残缺、知识分裂和自我丧失。作为理论的“二次平方”与“过度陈述”，元理论思维是理论本身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知，自我论证和自我坚持。对于文学理论和文艺学学科的反思，只有保持在一种元理论的层次上才是正当的和有意义的，因为否则就是在拿一些外在的东西和不相干的要求，来苛责文学理论，而对于真正的问题却视而不见。从元理论思维出发，揭示文学理论建立的更为本质的前提和文学理论展开的更加真实的基础，才是文学理论和文艺学学科反思的正途。
一、什么是文学理论的“元理论”
文学理论作为理论学科，为文学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和方法论指导。作为文学思想和文学观念的集聚之处，文学理论的学科进展，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某一历史阶段文学研究的整体面貌。而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就是对于文学理论本身的理论思考，就是理论的理论、思维的思维。元理论代表了一种理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知，元理论意识的有无和发达程度，标志着理论成型、成熟的进展与境地。
当下中国文学理论领域非常缺乏的正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元理论意识。真正意义上的元理论问题的研究，还很少出现，已有的一些或者文不对题，或者偏差较大，并不能给现实的文学理论研究以真正有益的启示。而西方的很多相关著作，可以给我们以各方面的启示，但并不能代替我们对于中国的问题、中国当下文学理论问题的元理论思考与元理论建构。这样的情形，一方面可能与文学理论处于文学和哲学（包括美学）之间的这种结构性原因有关，但更主要的是理论传统、思维惯习与历史现实的原因。从前者来说，中国一直比较缺乏西方那样的纯理论思维的传统，元理论传统当然就更谈不上，而对于以“诗话”、“评点”之学为主的文学理论传统来说就尤其是这样。就后者来说，可能是多方面因素的结果，人们似乎一直把关于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文学的基本原理”当作“元理论”。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潜在的顽固意识：那就是拿对于文学“基本问题”的研究、拿研究对象与文学作品，来作为规范文学理论学科的最高要求和最后根据。
然而，这样的“元理论”意识不知道：缺少了与世界的整体性的真理联系，文学理论自身只会解体为观念的碎片，同时迟早也会失去对于文学作品的解释能力；缺少了对历史经验的价值关注与价值肯定能力，文学理论思维本身也漂荡无根。在这样的“元理论”意识的规范下，真理性被局限于对于客体对象的认知的范畴，价值论被局限于古典美学的“审美价值”范畴。这种“元理论”意识的顺理成章的结果，就是真理观上的客观主义、“符合论”，就是由客体来规定主体、由对象来规定思维，就是理性观上的工具主义、实用主义，就是价值论上的虚无主义。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被当成自在的客体和客观对象，文学理论就被当成“符合”于对象的“本质特征”的“客观真理”构造，如果不能意识形态地、大而全式地符合，就工具主义地、实用主义地符合：在前一种情况下，文学理论以意识形态的自信或者以现实的意识形态的权威，面面俱到地笼罩了文学的“客观性”与“客体”地位，这种文学理论抹去了理论自身的思维痕迹与思维品质，以及被反思的可能性，它以对于文学的“客体性”的或正向或反向的论证和自身的“去思维”的特征，来作为其“真理”性的标志；在后一种情况下，古今中外的、尤其是各种西方的新潮理论，被从其原初的总体性的真理视野与价值关联中剥离出来，实用主义地凝缩与简化为一个理论“范式”、理论“工具”，用来进行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的解读和解释，它们的意义也就在于它们是否适合于被解读、阐释的当下的文学客体——如果不适合，就随手抛掉，另换一个理论“范式”、理论“工具”，这种“得心应手”的实用主义，经常被看成聪慧和机敏的行为。
中国当下的文学理论的这种所谓的“元理论”意识，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思维和思维主体性的自我贬抑、自我封闭、自我放逐中形成的。这种意义上的“元理论”意识越强烈，文学理论与文学乃至历史经验的现实相距越远；这种“元理论”思维越发达，现实的文学理论越在错误的路径上旁逸斜出、迷途不返。出于这样的“元理论”意识，乃至于我们创造了“文艺美学”这样的奇妙学科——这样说并不是说“文艺美学”本身有这样的元理论的规范能力，但是这个令人窒息的概念和学科确实是一段历史时期中的这种“元理论”意识的集中反映：“文艺美学”实质上无论在理论框架、问题论域还是在知识构成上，都没有超出原先的“美学原理”、“文学概论”、“艺术概论”的范畴，而只是在它们合围成的概念和知识框架内部，进行了一次破碎的综合和同义反复式的自我论证。在此，“文艺”对“美学”构成一种限定，将美学的哲学视野限定在“文艺”的狭小格局当中，与此同时，就必须将美学的哲学思维离析、贬抑为观念碎片和工具思维，因为就“文艺美学”的设定的实际意向而言，潜在地指涉了其作为更多的“某某美学”之一的存在和作为总体“美学”、“美学原理”的次级学科的存在，因此，美学的合法性和意义要由其作为文艺知识和文艺解析工具的地位来保证。然而，后者正是类似于阿多诺称之为“虚弱”和“病态”的东西：“这些精神形态（指艺术‘评论’或‘批判’——引者）依然是虚弱和病态的，除非它们能够发现艺术作品的真理性内容。要想取得这一成就，这类脑力劳动务必从评论进而转化为美学。唯有哲学才能发现那种真理性内容，艺术和美学为了共同的利益在此会聚一起。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哲学并非从事那种以外在方式来应用或实施哲学信条的活动，而是以内在的方式对艺术作品进行反思”①。在阿多诺这里，现代美学毫无疑义地保持了它的哲学性质，但它之所以如此，恰恰因为古典美学的真理预设与价值框架同现代艺术经验及现代生活经验脱节甚至矛盾，因此现代美学必须深入“前（古典）美学”地带，对于现代艺术经验、更对于现代生活经验重新进行真理反思与价值体认。包括了艺术经验在内的现代生存和历史经验，是现代艺术发生、也是古典美学危机的源泉，对于它的“真理性内容”的重新发现、重新体认和重新拥有，是哲学的总体视野和反思层次才能完成的。因此，现代美学自身也在这样的哲学视野和反思中，重新形成自己的概念：“在一个当代艺术与传统美学发生冲突的时代，迫切需要一种恰当的艺术哲学理论将毁灭了的范畴概念化为处于明确否定过程中的转变范畴……现代美学只能采用一种形式，那就是要对传统美学范畴实行合理的和具体的消解。如此一来，它会从这些范畴中释放出一种新的真理性内容”②。这反映了阿多诺对于现代美学和现代艺术哲学的理论形态和确立方式的思考，正像阿多诺的美学著作题为“美学理论”一样，在阿多诺那里，“理论”大于“美学”，“美学”问题或审美问题是理论思维、尤其是保持整体性视野的哲学反思的结果：这就不但保证了美学理论本身的开放性，尤其是向着真理反思的开放性，而且提示了美学理论本身作为对于艺术经验的价值体认、价值肯定的价值思维的性质——阿多诺所谓的“真理性内容”至少包括这两个方面的思考主题。后者和“文艺美学”概念中同义反复的自我论证所隐含的预设、固守和保卫一种艺术的“审美价值”，并把价值思维和价值问题局限于实际上是古典美学范畴中的做法正好相反。而阿多诺的思考对于今天的文学理论在建构、展开自身方面的元理论问题具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在当下的哲学-思想语境中，今天的元理论思维不可能是实体性的理论建构，而只能是反思性的。一方面，今天对于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反思和元理论思维，所谓对于理论的理论思考，对于思维的思维，并不是像黑格尔那样导向一个更加抽象的思辨层次和对于思维的神秘化理解，并不一定要导向令人眩晕的思维辩证法；同时，文学理论的元理论向度当然是对于思维的主体性的一次突出强调，不过却也并非是简单地回到一种主观主义；而是在对于理论思维进行历史化的基础上，形成的真理思维与价值思维的相互释义、相互生产的审视空间与观照层面：在理论思维与历史经验的关联性视野中，在价值视野中来重新审核思维的真理性，在尼采那里，真理不是历史的超验本质与终极答案，“真理是一个价值事件”，将真理问题作为文化和生活世界的问题，这样把真理问题历史化、具体化了；但与此同时，因为仅仅服务于生活世界和历史经验的价值建构，并不能保证“真理”的理论品质和思维起源，其他的文化艺术形式可能会更加便利于这种职能的实现，因此元理论思维也同样关注思维机制与思维品质的真理性向度，在此基础上也强调思维形式对于价值和历史经验的生产能力。元理论思维就是在这样的交互作用的过程中，达到对于理论思维本身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知，形成理论本身的理论。这样，元理论意识和元理论思维本身，就是对于真理思维与价值思维、对于理论的真理向度与价值向度的自我意识与突出强调，因此，今天的元理论思维强调了真理思维向度，或者说，强调对于思维的真理性品质的恢复和坚持，但同时更突出思维的价值性向度，今天的元理论思维的突出特征是它使价值思维的向度凸现出来，对思维的主体性的强调在此落实为对于生活世界的完整性和价值的内在正当性的维护。“分析哲学”（可以认为也是元理论思维的一种范式，但有很多有待辨析的误区和盲点）斤斤以求的“意义的意义”的问题因此可以作出回答：意义的意义是价值。
二、当下中国文论:“真理”向度与“价值”向度的双重迷失
缺少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元理论意识和元理论反思的层次，使得中国文学理论对于理论的自身的基质中带有一些根本性的残缺视而不见。从由上文所界定的“元理论”思维出发的元理论反思层面上来看，中国当下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在于如下两种相互作用的思潮，是它们决定了当下中国文论的基本面貌和基本困境：
1. 由对于西方理论观念简单、片面的误读而导致的理论和理性观上的工具主义、实用主义。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论领域，成为各种西方的新潮理论观念竞相展览的场所。西方的理论观念都是与西方具体的历史经验与价值框架连接在一起的，但当我们将它们引入的时候，往往抽空了它们所自来的历史价值语境，进行望文生义的理解。而理论与历史价值语境发生什么样的关联、怎样发生这种关联则无从考索，也没有想过要进行考索，但实际上，正是这一方面才是理论作为理论确立的关键机制，对于作为“引进者”的我们来说尤其是这样。这里重要的因此并不是西方理论的语义学内容，它的“本义”如何，而是在什么样的层面上，如何与怎样同我们的历史经验及价值世界发生反思、认同与叙述关系。因为只有在这样一种“转义”机制当中，才是历史情境的真实感与价值摩荡的发生地带。
比如对于当代文学理论的理论观念产生很大影响的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它们除了本身的“范式”和理论“工具”的意义之外，也对于当下文论的基本形态和确立、表述方式发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就后一方面来说，主要就是出于对于它们的直义的理解和浅层次的误读。这二者所召唤的实际是以一种新的意义方式来理解这个世界，与这个世界建立一种新的意义关系，而不是将这个世界撕成碎片。出于对它们的误读，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丧失了探求真知的起码信念，丧失了起码的真理信念，总是一上来就宣布不准备做结论、不准备下定义，认为如果不这样的话，就是形而上学和本质主义。这时的理论满足于现象的描述，满足于解说中西各种理论观念的相对性，满足于以零碎的“观念”和相对主义的“范式”自居，满足于对于西方理论的述而不作。实际上，“观念”、“范式”是真理求索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真理性向度维系起思维的主体性维度、整体性视野和思维的完整、完成形态。不承认有绝对真理、终极真理，不等于就可以放弃真理性的诉求。缺乏了真理性向度，思维只能瓦解为“观念”和“范式”的碎片。这只能是对于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直义的、简单理解的后果，而它的“正面”理解就是理论工具主义、实用主义：古今中外五花八门的理论“范式”、理论“观念”被认为就像是工具箱里的工具一样可以简单地拿来使用，而文学理论就是这个杂乱的工具箱。理论思维的主体放弃了理论的真理向度，实际上就沦为了“范式”和“观念”的思想奴隶。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工具主义、实用主义的最高目标，大概充其量是期望将这些“有用”的“观念”和“范式”组织成一个自然科学式的“客观”和普遍适用的学科体系。
要求理论“有用”，本来并不算错。但问题就在于，这种“有用”是何种意义、何种层面上的“有用”。如果仅只从解析工具和文学知识的层次上理解理论的实用主义“用处”，无疑是对于理论的巨大误解。面对一个空前物化的世界，事物的本质似乎都漂浮在那个美其名曰“审美化”的生活表面上，人们的经验被离析得支离破碎又飘忽迷离，在这种情况下，理论意味着如下的思想态度：拒绝以经验的、直观的态度来理解这个世界，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认知对象的那个光滑的世界只能从我们的面前滑脱，顽固地保持着它的“客体性”和“客观性”的异化本质。因此在这时，理论主体不是忘我地扑向客体和客观性，相反，理论主体以一种巨大的思维勇气，通过把自身的思维程序、思想经验、包括空洞的“经验”本身变成思维的客体，而实现自身为真正的思维主体。随着这种思维主体的自我离间化，在经验主体的混沌逼视下破碎和后退的客体世界，涌入思维的整体性视野中，成为为思维主体所肯定性地统摄和拥有的财富……出于对于这种理论化态度的误解，对于工具化和实用化的理论的拒绝也往往变成对于所有的理论和理论化态度本身的拒绝。很多人愿意将自己保持在才华横溢的诗性感悟和忧愤深广的愤世嫉俗的层次上，然而这样的思想态度是危险的，因为那种诗性的轻浅和“鲁迅式”的深沉，作为一种直接性的思想方式，在今天都不能保证自己不被以正向或反向、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联系于那个异化的“客观”世界，而缺少一种对于当下历史经验和历史情境的真实感：这种看似“诗性”、“自由”、“尖锐”和“深沉”的思想方式，它的出发点是经验的、常识的，它的学理根据是偏颇的、陈旧的和未加反思的，它的视野是片面的、受拘牵的。只要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在今天，这种思想方式所能够介入和展开的思想空间实际上是非常狭窄、非常有限的。
2. 由对于既往历史经验的一味拒斥和无休止的自我否定，而导致的价值论上的虚无主义。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学科的历史进程，是在不断地否定过往历史经验的现代性诉求中来获取其合法性和动力性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李泽厚将庄子哲学说成是“美学”③，这其中的意味就是，作为对于世界的总体性反思的哲学思维，实际上在中国哲学史上可能是“哲学”意味最强烈的庄子式的哲学思考，被认为只不过是对于一些“美学”问题的思考。这等于不仅否认了中国式的哲学思考、哲学思维的文化合法性，更否定了中国式生存的世界经验的整体性与价值的内在正当性，此中所体现的，就是典型的现代性诉求的片面视野和“自否”机制。从更大的范围上讲，这当然更与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的现代性历程及其相关文化机制与价值诉求有关：在此，当下的历史经验总是被设定为通往远方的乌托邦的跳板，价值的实现总是被设定在时间的前方，当下的价值正当性总是被剥夺。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被时间拖着走，主体被世界拖着走，在不断地自我否定与自我超越中，只为挤进处于前方的时间窄门，而从来不自省一下在这样的过程中丢失了什么，放弃了什么。这当然也有历史的原因在其中，这样的过程也打破了文学理论作为政治话语传声筒的格局，为文学理论争得了合法性的地位，开拓了理论视野，中国的、西方的迭出的“新见”、迭起的“新潮”也发挥了理论“工具”的作用。但没有一种内在的价值根据和价值框架，缺少一种依据于历史经验的价值的自我肯定机制，这些令人应接不暇的西方的新潮“范式”和“观念”的涌入和对于它们中国式的浅层次的工具式“应用”，总体上是不成型的。它们构不成理论积累也训练不了我们的理论功底，甚至于反过来加剧了这种理论话语的价值根源与价值根据上的虚无主义，至少是麻木了对于这种虚无主义的感受力和克服它的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文学理论总体上成为与历史经验缺乏内在关联的空转的观念符号与话语游戏。
文学的世界是一个语言的世界，无论是从古老的反映、再现的意义上讲，还是从维特根斯坦的意义上讲，语言总是与一个完整的生活世界、价值世界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理论即便与其他的艺术理论和人文学科相比，可能也是最无法保持自然科学式的客观知识和客观的理论“工具”地位的学科之一，同时最难于做到与价值世界无涉。文学理论其实是价值思维与价值表达的最便利的领域之一。阿多诺在上面引文中所讲的现代艺术作品的“真理性内容”，绝不仅仅是指认知思维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它包括了本文所指的真理向度的内容，同时也包括价值思维与价值向度的内容。艺术和美学诉求的“共同的利益”，除了认知意义上的真理内容之外，更主要的是现代艺术经验所包含的价值辨析、价值批判、价值认同的价值思维意义。如果将文学理论客观化为一种客观知识和理论“工具”，或者是通过其本身虚无化、游戏化来表达某种价值立场，无疑是太过奢侈了。实事求是地讲，当下中国文艺理论中的价值虚无，根本上只是一种思维、理论主体的思想主体性的萎靡和放逐，谈不上无论是正向的还是反向的价值立场的表达。以上世纪八十年代文艺学领域的显学“文艺心理学”为例，只是以知识题材从“社会学”向“心理学”的位移，也许从客观上构成一种对于“文学的主体性”的比较委婉含蓄的诉求与呼应，但从思维和理论主体的思想主体性和问题意识上着眼，与“文学社会学”的观念构成与理论预设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一种与“文学的主体性”呼应的“文学理论的主体性”仍然遥遥无期，“文学主体性”的价值关注与价值诉求在“文艺心理学”那里，再次被客观化为自然科学式的学科范型的客观性和作为历史（历史主体、历史主体性）横截面的“心理学”（心理主体）的静态观照。④ 这其中也当然有多重因素在起作用，但那种冷静的“客观”和超脱的“高明”，只能是我们经常能够领略到的理论思维主体的思想无能与价值失忆的体现。
这种理性观上的工具主义、实用主义与价值论上的虚无主义，是在相互作用中决定着中国当下文学理论的基本状况：认知上的工具主义、实用主义泛滥，使得理论思维进一步地枯萎与僵化，再不能唤起起码的价值冲动、真理激情和总体性视野；而价值上的虚无主义也使工具主义、实用主义再次蔓延，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虚无的克服，只是更多的理论“工具”和“实用”范式的引入与兴高采烈的使用。然而，要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却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理论本身无法完成的，这就需要一种理论的理论、思维的思维，这也就是元理论的思考或反思。其重点在于对于文学理论学科本身的理论前提、理论根据、理论本质的思考与反思。它的难点在于，既要有元理论的、哲学的思考高度，又要深入文学理论的学科实际，发挥现实意义。
三、走向“真理”、“价值”的交叉释义与相互生产
对于文学理论进行元理论思维或元理论反思的结果，就是要不断地展开、恢复、保持文学理论的真理性向度和价值性向度的开放性，或者说，就是要将文学理论展开、恢复、保持在真理思维和价值思维的开放性当中。文学的“文学性”，文学理论的“文学性”，是在真理思维和价值思维的交叉以及“真理”与“价值”的相互释义、相互生产中在场，是理论思维的结果，而不是预设的前提。理论思维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才是“文学理论”。文学理论本身同样是思维的结果，而不是来自于知识客体的规定和以“文学性”预设自限的结果。因此，与上文所述情形相反，今天的文学理论，应该在真理思维与价值思维的广阔视野及这二者的交叉释义与相互生产的关联性中来研究文学艺术与“审美”的问题，而不是将真理性与价值论局限于艺术与审美的范畴。而文学理论本身也需要在这样的基地上，获得重新确立自身的根据、重构自身的动力和重新介入现实的雄心。因此，今天的中国文学理论学科作为对于文学进行的理论研究和理论思维，它应该在两个层面上存在：
1. 它作为价值思维的存在。在文学理论思维的最核心的层次上，应该成为对于中国文学价值以及与文学相关的生活世界、生活形式的价值思维与价值叙事。一个国别的文学，一种民族文化-语言系统中的文学写作，区别于其他文学系统的本质规定性，正是在文学的艺术构成之下的价值认同与价值肯定。文学的传统、文学经典、文学的继承和发展等方面的问题，也都应该在这样的视野内来进行审视。作为对于文学进行理论研究和理论思考的文学理论学科，如果缺少对于文学和文学表达、反映和关联着生活世界的价值辨析、价值肯定、价值思维的能力，那它将是肤浅的，没有根基的，只能是空洞的话语游戏与空转的观念符号。今天所应该做的与1980年代正好相反，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我们应该超出“狭义的真理”范畴，而看到“道德实践观和审美判断的理论理性的统一性”⑤，这也就是说，应该毫不犹豫地把美学（文学理论传统上被认为属于美学范畴）当成哲学：庄子哲学无论怎样地富有诗意，它的哲学思考无论对于具体美学问题有怎样大的启发性和相关性，庄子哲学首先是哲学。在这背后，是一种整体性的真理视野，而尤其是一种价值自我肯定的价值思维机制。正像黑格尔所坚持的“真理是全体”，与他转述的斯宾诺莎的见解“限定即否定”中所提示的，黑格尔要解决的不仅是康德式的思维与逻辑层次上的二律背反，而且也要解决真理与价值的二律背反——在康德那里体现的真理脱离生活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客观主义倾向，与康德哲学的人类学基底及主观、主体性维度的二律背反。对于总体性视野的限定，就是对于生活世界的整体性与连续性的限定，同时就是对于主体性的限定，这将导致主体思维在具体化与客观化中走向自我否定。尽管这样的过程在黑格尔那里具有正面意义，尽管在黑格尔那里，最终仍然是将价值统摄于真理，将历史统摄于思维，将生活世界统摄于理念世界，他仍然提示我们，至少是从反向提示我们，真理的总体性视野，不仅标明了思维的自律与自足的性质，而且也是对于生活世界和历史经验的完整性和正当性的维护。因此，总体性的真理思维或真理思维的总体性视野，同时就是价值主体的价值肯定与价值自我认同的价值思维。文学理论思维在最深层次上，就是这样一种在对于艺术规律的真理寻索中的价值肯定、价值认同的价值思维。文学理论的“中国”根性与“中国”特色，需要从其对于东方式生存与生活世界的价值思考与价值护持当中去寻求。
因此，所谓的价值思维并不是将“价值”作为研究对象、对于“价值”问题进行理论思考——这样的思考将又变成一种“文学价值论”或“价值论文论”，我们实际也并不缺少这样的思考“成果”，而是说，思维形式应该与我们的生存经验和生活世界建立起一种内在的价值相关性。胡塞尔在20世纪早期提出“生活世界”这个概念，将在科学主义视野中当作自明性的意义基底的“自然”的、“客观”的世界或世界的“客观性”，还原为一个生活世界内部局部性的意义构造的结果。“生活世界”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在强调一个不可被客观化、对象化的主体间的世界经验的整体性，就是在强调这个整体的意义-价值内在性，或者说一种内在性（内在于主体间的世界经验）意义与价值。文学理论思维作为价值思维在这种意义-价值的透明性和有机性中展开，这时理论思维的思维形式本身构成一种价值辨析、价值肯定、价值认同与价值叙事。文学理论思维从根本上讲，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忘我地扑向客体知识的“精确性”和“客观性”，而是一种自我思维、自我肯定和自我认同，后者又实际上只能是生活世界的价值思维、价值肯定和价值认同——在后形而上学、后宗教的世界中，这是理论思维最后的意义基底。中国在一个多世纪的现代性诉求当中，总是在不断地自我“否定”，自我“超越”，“否定主义”太多，“肯定主义”太少，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当代文化思维，如果不能在价值肯定的基础上维护东方生活世界的整体性与东方文化价值的正当性，如果仍然不断地主张“否定主义”，就只能把自己“否定”进实质上是由西方占据强势与主导地位的“全球化”的“普遍”而又空洞的修辞圈套当中，使得中国问题与中国文化局部化与装饰化为“全球化”版图上的暗淡角落。这是值得引起当下中国文学理论思维注意的问题。
2. 价值思维的向度不能吞没真理思维的向度。而这是以对于思维机制和思维品质的真理性向度的尊重和重视为前提的：必须强调贯彻思维的主体性维度、总体性视野和普遍性目标，达到思维的能动性、具体性和现实性的要求。文学理论思维缺少了真理性向度，就会退化为琐碎的工具思维，文学理论也就成为一些五花八门的零碎“观念”、“范式”和外在性方法的汇聚之地。“观念”、“范式”只是思维真理追问的终点和结果，而不是起点和原因。思维的真理性要求现实的理论思维不能以“观念”碎片与抽象“范式”的形式存在，而需要在理论的总体性视野中，成为停留在表象和意识事实层次上的“观念”、“范式”的主体，达到理论思维和理论概念的普遍性。另外，也需要避免这样一种倾向：有一些理论流派，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派别，习惯于对于理论话语也进行一种历史经验的还原，将理论话语也仅只当作经济关系与政治意识、无意识的症候进行分析。这有其深刻的一面，但反过来同时也需要强调理论思维的自在本质，乃至于理论思维对于历史经验与价值的生产能力。否则理论思维将与其他的分析对象比如文学文化、社会生活现象等无以区别了。这种对于思维的不可还原性与思维本身的经验-价值生产能力的强调，也是对于思维的真理性向度的尊重的一种形式。
在当下的文学理论领域，不断有一种来自于“文学性”的对于文学理论的要求。这种情形当然不能简化为一种对于文学理论的文体上的要求，但这其中仍然隐含着这样一种意味： 文学理论的概念思维和“形象的”、“情感的”的文学“本质”是格格不入的。在此种倾向下，理论的真理性和合法性总是不那么理直气壮的，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受质疑的。因此，在文学理论领域，理论总是被置于不断地去适应和符合对象的“属性”与“本质”的各种各样的、以不同面貌出现的奇怪要求的笼罩之下。与此同时，理论被当成是一种知识，文学被当成是自然科学式的研究对象，于是客体与对象成为文学理论“知识”与自然科学式的“表象思维”（或许还包含一些文学性的“形象思维”）的唯一标准和合法性根据。这样的看法诚然是没有理解文学理论的思维实际上只能是哲学性的纯粹概念思维，因此西方自古至今的最有影响力的文学理论著作几乎都是哲学家写的，甚至本身就是被作为文学理论来阅读的不折不扣的哲学著作；同时它也没有真正理解文学的性质：今天仍从“形象”、“情感”的角度来理解文学“本质”是偏狭的，语言所维系着的文学世界几乎就是一个生活世界的整体，任何想将文学当作一个自然科学式的客体对象和实体加以把握的企图，或者是歪曲和简化了文学的品性本身，或者自身面临捉襟见肘、辞不达意的尴尬。在今天的哲学和思想条件下，那种“文学性”的理论“思维”同样也没有什么真理性可言，文学的“形象性”、“情感性”在今天的文学观念空间中，用某种类似黑格尔式的语言来表达，只能是种偶然的、表面的属性，文学的真理性本质只能在它们的严格的对立面——概念思维中来加以理解和把握。
真理思维或思维的真理性向度从根本上讲，就是要为当下的历史经验与生存价值找到理论表达形式、思维形式，这并非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对于中国的文学理论领域来说就尤其是如此：“中国学术要‘走向世界’，没有捷径，没有窍门，只能踏踏实实地从自己的问题出发，在具体的学术思想领域，把研究、教学和讨论一步步提高到目前仍然由西方人决定的问题意识和学术水准上。实现这个质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只能从基础理论和基础训练做起。在打好基础之前，我们的‘立场’和‘主体性’大概只能被称作感想和意见，严格讲来还算不上是能同当代西方思想正面交手并压倒之的学术和理论。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或许还不具备充分表述自己的根本问题、自己的价值观和自己‘存在的意义’的理论能力……对当代学人来说，为中国问题和中国立场找到有力的理论表述，仍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使命”⑥。这样的判断可能令很多人感到沮丧，也可能为很多人所不爱听，然而它却恰恰是我们当下文学理论的不折不扣的实际情况。从对这样的严峻现实的认知出发，老老实实地、一点一点地升华出真正的问题与真正的理论思维，而不是自以为是地在低层次上自说自话，应该正是文学理论的真理思维向度的一种前提性的含义。
对于文学理论的真理思维向度与价值思维向度的同时强调，不仅是因为今天的哲学-思想状况所给出的可能性，而且也扎根在文学与文学理论的深层文化本质及内在需求当中。在此，一方面，文学理论的真理性要从价值的向度得到解释，尼采的公式不仅是后形而上学思维的必要出口，而且在这里好像特别适合于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自在品格——文学所表达的，文学理论所探求的，根本上讲确实不是形而上学的概念确定性和超验本质，更不是自然科学式的精确知识，更多的无疑是属于价值世界的内容；与此同时，另一方面，说文学理论根本上倾向于价值思维，不等于其真理思维向度就可以忽略不计，缺少了文学理论思维的真理性向度，价值思维也会变成肤浅的情绪表达和偏狭的感官印象，价值思维的思想空间也会大大萎缩，文学理论自身的品质无从保证，也变得没有必要，因此文学理论的价值思维向度也要通过其真理思维向度来表达，并以此来建立起基于真理思维与思维的真理性的价值回溯与价值生产的价值回路。说到底并没有两种思维，只有同一个文学理论思维的两个层面或向度。今天的文学理论应该在这种真理思维向度与价值思维向度的交叉释义与相互生产中，在此种过程中所形成的元理论的自我认知与自我理解中，重建其理论思维的主体意识、理论展开的问题框架与思想空间，以及介入与思考现实问题的能力和信心。
注释
①②阿多诺著，王柯平译：《美学理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73页、第574页。
③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上），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页。
④关于这一点比较详细的论述，可参见拙文《历史断层中的文化修辞——文化视野中的“崛起”派批评》，《文艺争鸣》2006年第2期。
⑤李安东、段怀清译：《现代性的地平线——哈贝马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8－49页。
⑥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作者：张大为
摘 要：工匠精神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制造提质增效的精神动力之一;工匠精神是劳动者德、能、知的三态合一;工匠精神是国家全方位、高品质发展的精神动力;工匠精神的培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国家、政府、企业、社会、学校和学生共同努力。
关键词：工匠精神;主体性;中国制造;制度
工匠精神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质增效，制造业由质低价廉向品质和品牌过渡的精神动力，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制造业的鲜明体现和落实。工匠精神是劳动者主体性的表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制造业的具体体现。工匠精神还是劳动者实现个人发展、提高个人技能、提升职业道德、实现劳动者自我实现的重要方式。
一、真理维度：工匠精神是劳动者德能知的三态合一
工匠精神是一个客观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2016年3月李克强总理指出“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这是首次将“工匠精神”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
工匠精神是工匠与精神的有机组合。在古代，工匠也叫手艺人，是指熟练掌握一门手工技艺并以此谋生的人，如铁匠、木匠等;在现代，泛指手工业或制造业领域的从业者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能工巧匠的记载，庖丁解牛、大马捶钩、鬼斧神工、游刃有余、炉火纯青等成语都是用来描述古代工匠精湛的技艺，“精益求精”“技进乎艺，艺近乎道”很好地诠释了工匠精神的意蕴。
从历史和现实生活中具有工匠精神的案例看，工匠精神是一种几十年如一日的沉着、执着、专注和沉浸，把生命投入其中，把灵魂注入其中的细细打磨和精心制造。在沉浸中，让产品、作品和服务带着创作者精益求精、卓尔不凡的精神气质和生命诉求。工匠精神不仅指向一门具体的手艺、技术，即它不仅仅是有形之物，更重要的是有形之物背后的态度、情感和意志，对产品品质的坚定信仰和执着追求，这才是真正打动人的地方。
工匠精神是工作者知、情、意、信、行的统一，是工作、态度、信念的统一，是德、能、知三态合一，是生命的投入和倾注。德、能、知是人类知识和能力的三个领域。“知”的本质是人类思维对客观事物或事业发展规律的理解和掌握，具体而言，是对本部门工作和工作对象发展规律的客观知识，“知”的水平取决于理论思维能力。“能”的本质是理论知识指导实践和改造实践的过程，具体而言，是本部门工作在国家行业体系、产业体系和事业体系中的职能、目标和作用的实现状况，“能”取决于实践能力、执行能力、操作能力。“德”的本质是对于自己工作和事业的使命感和人文追求，对服务对象的责任、对单位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国家、对世界、对人类、对自我的责任和意义的认知和体会，“德”的水平取决于感知能力、共情能力和精神格局。德、能、知三态合一是劳动者最美好的生命状态，是劳动者主体性的充分展现。工匠精神的普及需要劳动者主体性的全面苏醒。
工匠精神中蕴含着浓郁的人文气息，涵盖了消费者和生产者双方，不仅蕴含着为消费者服务、为产品和服务品质负责的经济理念，更包括为生产者人生价值和自我价值服务的人的发展的理念，它是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个人价值和人的发展的有机组合，是辩证法的完美体现。工匠精神作为形而下与形而上的有机统一，其范围不仅指制造业和手工业，而且涵盖了所有行业的从业者，不仅包括具体的专业技能，还包括了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精神品质，对一项事业的专注、沉静、认真和投入。这种生命气质不仅属于工人，也属于企业家、政府以及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适性。
二、价值维度：工匠精神是国家、产业与劳动者发展的内在动力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各个领域的建设者发挥工匠精神。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1.工匠精神是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提档升级的精神动力
经济结构和产品品质既是一个国家生产能力、创造能力和财富制造能力的体现，更是一个国家消费结构、生活方式、精神生活的确证。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总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空前广泛，但和这种总体实力相对比的是，一方面中国享有世界工厂的美誉，中国制造遍布世界各地;另一方面出境游的中产阶层和高消费阶层却大量购买国外产品。消费者用脚投票的结果，已经说明了中国制造业的品质和档次没能满足国内高消费阶层的需求，部分产品品质低于外国产品。产品质量问题固然和一国发展阶段、技术水平、消费水平有关系，但更重要的可能是和制造业本身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以及工人的技能和敬业精神有关。只有8000万人口的德国诞生了2300多个世界名牌，德国产品成为人们放心购买的产品，就是工匠精神孕育的结果。
国家高度重视以品牌建设为核心的工匠精神培育。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强调“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2015年5月，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强调“加强质量品牌建设”，2015年9月，李克强总理在辽宁考察时强调“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仅要有别具一格的创新思维，抓住市场的新需求，还要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追求细节和质量，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开发出适应多样化需求的优质产品”。2016年3月首次将“工匠精神”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中。2016年5月，第二届职业教育活动周以“弘扬工匠精神打造技能强国”为主题拉开帷幕，在全社会营造了尊重劳动、崇尚技能、弘扬工匠精神的社会氛围。
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是一国经济腾飞的两翼。科学精神引领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工匠精神打造完美、高品质产品。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要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经济支撑，早期的粗放式經济发展已经不足以承担这一历史使命。正因如此，《中国制造2025》应运而生，为中国经济强筋健骨、搭配骨骼框架。产品细节也要由工匠精神浸润下的工匠们继续打磨和锻造。工匠精神是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是制造业提升品质的需要，更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据统计，世界上延续200年以上的5586家企业中，日本3146家，德国837家，荷兰222家，法国196家[1]。
制造业发达的国家往往也是工匠精神盛行的国家。日式管理的精髓是工匠精神，这就是制造业强国的秘密。产品即人品，产品的质量即是生产者的生产知识、生产技能、职业态度和职业精神的综合体现。海尔产品之所以赢得世界消费者的认可，也是这个道理。产品的品质往往是企业家品位的体现。海尔董事长张瑞敏在海尔冰箱出现质量瑕疵时，曾经毫不犹豫地把冰箱砸烂。作为一个优秀企业家，张瑞敏对产品品质的追求远远超出了顾客的要求，正因如此，海尔作为一家世界级的家电企业，才能领先世界潮流并赢得市场的尊重。企业家的品位只有高出普通人的品位，才能创造出令市场振奋、令消费者眼前一亮、惊喜暖心的作品，才能够制造经典的传世之作，从而打造百年企业。
2.工匠精神是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重心的转移
从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看，大部分大学生毕业甚至研究生毕业以后要走上具体的工作岗位。从事具体工作的是多数，真正从事科学研究还是少数。因此，80%的毕业生以就业为目标，比如德国，2014年德国青少年接受初级职业教育的比例为66%，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为23%[2]。因此，从发达国家经验看，高等教育的绝大比重应该是职业教育。
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的迈进，需要高等教育从提供大规模定向不明确的人才，转向培育具有工匠精神的职业人才。教育体制本身要跟上时代发展、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的需要，就要根据产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行适应性调整。教育体制改革特别是职业院校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把德育工作放在首位，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当代工匠精神作为德能知的统一体，是专业技能、职业态度和职业道德的有机集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行业化、职业化表达，为专业教育和德育的融合提供了有效载体和形式，工匠精神是职业教育的灵魂。
3.工匠精神的内核是劳动者的主体性
工匠精神作为德能知的统一，是一种很高的生命状态和工作状态，其内核是劳动者对于自己专业的学习、钻研和掌握，对自己工作的忠诚、专注和认真，对自己工作意义和价值的整体认知。德能知的统一是一个长期的磨炼和沉淀过程，需要意志和坚持，因此，需要劳动者主体性、自觉性和能动性的发挥，需要劳动者对于自己的职业始终如一、持之以恒，百折不挠地坚持到底。
工匠精神的内核是人的主体性，工匠精神的终极表达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主体性是人性之精华，体现了人超越自然、超越物质化生存的能力和意志。“人的主体性是人作为活动主体的质的规定性，是在与客体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的人的自觉、自主、能动和创造的特性。”[3]马克思认为“主体是人”[4]，有主体性的人，是能够运用理性，按照目标、规划和蓝图来指导自身实践，以改造客观世界，实现自身目的。“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5]以理论的方式认识客体，以实践的方式改造客体，是人的主体性表达，“在主体的对象化活动中自觉实现人的目的，在客体改变了的形态中确证主体的本质力量，同时也使主体本身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才算真正证明了自己的主体性”[3]因此，人的主体性的程度，具体到某一社会实践领域中，体现为人的知识、能力和道德素养发展的综合水平，以及运用理性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
人的主体性的获得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人的主体性的实现，是一个由觉醒到奋进、由自在到自为的过程。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所具有的拓展人的力量的能力，他才能完成如下任务：成为自在自为的人，并通过充分实现人的潜在的诸能力——理性、爱、生产性劳作——而达到幸福”[6]。主体性的发挥程度就是人的发展程度。工匠精神的普及需要劳动者主体性的自觉和苏醒。“工匠精神”本质上是人类运用理性的结果，主体性越强的人，越善于利用理性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和手段，以实现自己的目标。
三、工匠精神的实践维度：工匠精神的培育是一个系统工程
工匠精神是劳动者对于工作的认真与执着。一个国家的劳动者普遍具有工匠精神，这个国家的产业和经济不可能不发展，不可能不强大。
1.加强顶层设计，创造有利制度环境
优秀的精神之所以持续，是因为有制度化的土壤和条件作为支撑，具有工匠精神的人能够生存发展下去。国家制度层面要切实落实对劳动者的尊重，全面梳理和劳动者相关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条例等。从根本上，国家要建立劳动者的奖励制度和正常工作的上升渠道、劳动者的职业技术等级进阶体制、国家荣誉制度、劳动光荣的观念、先进模范人物的榜样示范作用。
在文化环境方面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氛围。劳动文化能真正让工人在自己的领域内获得尊严和尊重。需要切实的制度保障、工人技术等级和晋升体系，对工人技术水平的认可和鼓励，最高工人技术级别和教授同级，工资同级。劳动光荣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土壤，倡导对劳动的尊重、对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同等尊重，借鉴改革开放前的八级工体制，赋予劳动者技术进阶体制和社会荣誉制度，享受和干部、知识分子同等的社会荣誉、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
为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的长远计，为工人阶级的现实利益，为了国家的稳定和社会和谐计，工人技术等级制度是劳动者主体性的制度设计，是尊重劳动、劳动光荣的体现和载体。只有全体社会成员都自认为是一名朴素的劳动者，工匠精神才能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业化的普遍表达，工匠精神才能深入人心。
2.职业教育体系加强校企结合
工匠精神是实践性的。工匠精神最终是用产品和作品的品质来说话的。一是积极发挥企业在职业教育培训中的作用。政府可以出台相关政策，以刺激企业的积极性。二是探索职业院校创办机制上的主体创新。创新办学模式，加强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作，可以借鉴引进德国职业教育模式。“现代学徒制”是以校企合作为基础，以学生培养为核心，以课程为载体，以学校、企业、教师和企业技师的合作为支撑的人才培养模式。
学校的实训和企业实践有一定差别。就像军事演习和军事战争的差别，再逼真的演习也无法达到真实战场上瞬息万变的生死考验和极限挑战。因此，职业院校需要加强和企业的联系，培养学生在真刀真枪的社会产品和服务中，感受最严格的自律和独立的习惯。实训由于没有企业工作的逼真情景，学生的实习实践、对人的锻炼总是有限的。
3.职业院校教育重点聚焦工匠精神
工匠精神的养成是一个历经千锤百炼的过程。有的人只有精神，没有技能，只有空疏的理想和远大志向，却不愿意脚踏实地地去干活、埋头苦干地去钻研，导致德与能的分离。教师要探索教学艺术，学者自身的理论探索和把理论探索的结果传递、传播给学生是两个不同的过程。学者自身的理论探索是基于学者自身的学习模式，而理论教育则基于学习者的学习模式。一个优秀的教师既要熟知自己的学习模式，又要熟知学生的学习模式，要能在两者之间自由切换，才能既做好科研又上好课。
工匠精神的培育需要专业教师、德育教师、企业技师的相互配合。工匠精神是德能知的统一，不是学校、企业、社会任何一家可以独立操办的，必须齐心合力。对高校职业教育而言，其优势和局限都是明显的。专业老师理论知识储备丰富，但学生实习场所不足或实习机会不够，德育老师思想道德知识丰富，但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是空白，基于专业的职业道德培养和建设从何处着手是模糊的。因此，需要加强专业老师、企业和德育老师的配合与协作。专业老师、企业和德育老师分别从知、能、德三个方面联合着力，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
要探索专业教育与德育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工匠精神中的德既有一般的职业道德，又有和职业相关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二者要区分开。思想政治理论课既要服务和结合专业教育，又要超越和高于专业教育，因为德育承载的是生命意义和专业价值的结合。
参考文献：
[1]付守永.工匠精神：向价值型员工的进化[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会出版社，2013.
[2]韩凤芹，于雯杰.德国“工匠精神”培养及对我國启示——基于职业教育管理模式的视角[J].地方财政研究，2016(9).
[3]郭湛.主体性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3.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
[6][美]马斯洛.人的潜能和价值[M].林方，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08.
(责任编辑：宋 佳)
作者：李红梅
《论真理与价值、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统一》
价值和真理的关系在实践基础上是辨证统一的。在实践中，真理既是制约实践的客观尺度，又是实践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即通过实践获取关于外部世界的科学认识;而价值则是实践追求的根本目标，同时又是制约实践的主体尺度，真理和价值是在实践基础上辨证统一的。真理和价值的关系，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把握：
第一、成功的实践是以真理和价值的辨证统一为前提的。
第二、价值的实现是以把握相关真理为前提的。
第三、正确的价值认识的形成是以相关的真理为依据的。
第四、真理必然具有价值。
第五、真理和价值在实践和认识活动中的相互制约、相互引导、相互促进作用。
真理与价值的关系问题，本质上是主客体之间的整体关系内部的基本矛盾问题，是人类实践与认识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是人类实践和认识活动中所包含和体现出来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带根本性的原则，它们贯穿在社会生活进步发展的各个方面。
真理具有客观性，所以凡真理都是客观真理。真理是具体的发展的，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是辩证统一的。真理具有一定的原则，它是在人们的意识和行为中追求真理、服从真理、坚持和执行真理的原则。这一原则的基本内容，就是人类必须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和规律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包括认识和改造人类自身。真理原则，是由主体和客体相互关系的客体内容和检验尺度所决定的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根本规则、准则。人类活动必须遵循这一原则和尺度，因为这一客观尺度的遵从，也是对自然规律的适应，但同时却带有自己明显的自觉性和积极能动的特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作为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衡量尺度。但我们客观尺度的遵循和运用不是片面的，而是全面的。我们要能够通过实践认识和把握各种事物的内在结构、属性及其发展规律，即不仅以每一种特殊事物的发展规律作为自己活动的特殊尺度，而且同时指人能够通过对各种事物之间的复杂联系的认识，把握作为系统整体的物质世界，从而以整个客观世界作为自己活动的一般尺度。也要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全面地把握各种事物和整个世界的客观尺度，最终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
我们对物的客观尺度的把握和运用方式决定了人认识真理的重要性，人为了自觉地、全面地把握物的客观尺度，必须通过自己的观念去追求客观真理。但是，人类对真理的追求，不能归结为“理性的热情”，而是出于改造自然界实现人类美好愿望的需要，所以我们的活动不仅受着真理尺度的约束，也受到价值尺度的制约。
价值是指解释外部客观世界对于满足人的需要的意义关系的范畴，是指具有特定属性的客观对于主体需要的意义。价值具有客观性、主体性、社会历史性和多维性，所以我们对价值有一定评价，而价值原则则是人类活动所必须遵循的一个尺度，它是由人的需要和“本质力量
的性质”所规定的尺度，这种尺度对人来说是内在地起作用的属于人自身的尺度。
在实践中，真理既是制约实践的客观尺度，又是实践追求的价值目标之一;而价值则是实践追求的根本目标，同时又是制约实践的主体尺度，真理和价值在实践基础上是辩证统一的。实践既是按照对象的本性改造对象的客观物质活动，又是满足人的需要、体现人的目的性的自觉能动的活动。因此，实践既包含了真理的要求，又包含了价值的要求。只有实现了真理和价值的有机统一，实践活动才能有效地进行。
真理中包含价值的因素，真理本身就具有价值。承认客观真理中包含有价值的因素，并没有贬低真理，更不是把客观真理主观化。相反，只有承认真理中包含着价值因素，才能真正理解真理为什么能够向实践转化，真理何以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一个内在环节。没有价值，哪里来的真理?因为至少真理本身是有价值的，不然我们就真用不着那么麻烦，干脆一劳永逸地怎么都行就可以了。所以说，不是不存在价值问题，而是哲学过于软弱无力，回避了价值问题——确实，价值问题是最难说的，但是并非不可说。生活和实践教育了人们，使人们懂得了真理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人类世代不惜代价地去追求真理，这是真理具有价值的鲜明表现。
但价值中也包含有真理的因素，价值的实现过程离不开对真理的认识和运用。价值所体现的是人类活动的功利性原则，作为客体属性对主体需要的满足，价值的特点在于它不能仅仅停留在某种主观的要求上，而必须通过实践活动的成功体现出来。而凡是取得成功的活动，必然是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遵循和利用了事物的某种客观本性，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中总包含着某种真理的成分，价值的实现过程离不开对真理的认识和运用。但是，必须注意，所谓价值中包含真理的因素，仅仅指的是那些客观实现了的价值，而不是说任何个别主体的价值观念或价值要求中都包含有真理的因素。
一切把价值与真理的关系作主观化、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理解的结论都是错误的，实用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论，把真理与价值统一起来是它的一大特色。但真理与价值的统一不是凝固的，而是以实践为基础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这个统一之所以是具体的，是因为真理与价值的统一总是在一定的实践条件下所达到的相对的统一。实践是具体的，在实践基础上人们所认识的真理是具体的，所提出的价值要求以及价值所能实现的程度、范围也是具体的，由此决定，真理和价值的每一个统一也必然是具体的。真理和价值的统一之所以是历史的，是因为二者的统一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
真理与价值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表明，人类实践的发展史实际上就是真理与价值矛盾运动的历史。人们一方面以真理性认识为基础去追求价值，追求物对人的有用性;另一方面又以价值为动力去探求更加完善的真理，促进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了解。正是在真理与价值的相互作用中，实践才得以向前发展，人类不断从必然中获得自由。
我们要坚持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辩证统一，在实践中必须坚持和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我们只有对价值的追求更自觉、合理和深入，才会对真理的把握更全面和深刻，才会激起更多探索真理的热情。我们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和人格的形成和发展的时期，应当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全面提高自身素质，加大对真理的探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
总之，真理和价值在实践的基础上辨证联结、相互作用，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共同发展。
人类的实践活动只有做到既遵循真理原则，又遵循价值原则，才能保证实践的成功。正是基于实践的这一要求，人们逐渐形成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并形成了以两者统一作为实践的指导思想和行为规范的原则。科学精神是在实践中服从真理，坚持真理，追求真理的求真、求实的自觉意识，人文精神是以尊重人，爱护人，关注和促进人民、人类利益和社会进步为核心的求善、求美的自觉意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实践中是辨证统一的。二者是融通互动、互动共生的。科学和人文的关系是真与善的关系,也是当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关心的核心问题。首先，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都是人类精神不可或缺的内在组成部分、是人类实践必不可少的精神动力，也是适应未来时代要求的大学生必须具备的基本精神品格。其次，我们倡导的学习和普及科学文化，既是科学化的人才，也是人文花的科学。再次，从某种意义上看，科学精神本身就是一种人文精神，这是因为，科学作为一种认识活动，为追求知识和真理而奋斗、为人类的福祉和自由面努力，所体现的正是最根本的文化精神。实践必须坚持真理原则，必须严格按客观规律办事才能获得成功，这一实践的根本要求促使人们形成了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本质上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对坚持真理原则的客观要求这种意识的精神升华。科学精神是在实践中服从真理、坚持真理、追求真理的求真、求实的自觉意识。成功的实践还必须坚持价值原则，在实践中必须做到以满足主体的需要为目标，实践的手段必须服务于促使这一目标在实践结果中得以全面的实现。实践的这一要求升华为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以尊重人、爱护人、关注和促进人民、人类利益和社会进步为核心的求善、求美的自觉意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类文化的灵魂，是科学文化的生命，是推动科学文化生生不息向前发展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动力。二者有机统一结合将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不竭源泉!
在现实生活中，坚持做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实践中的辨证统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发扬科学精神、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可以推动社会和人类的发展，可以促进人文精神的进步。其次，发扬人文精神，具有制约科学发展方向、促使科学技术在应用中不会被用于危害人类的重要作用。第三，是适应时代发展要求、顺应世界潮流的需要。总之坚持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实践中的辨证统一，是时代进步对人类实践提出的日益迫切的要求。
《论真理与价值、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统一》
科学精神是在实践中服从真理，坚持真理，追求真理的求真、求实的自觉意识，人文精神是以尊重人，爱护人，关注和促进人民、人类利益和社会进步为核心的求善、求美的自觉意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实践中是辨证统一的。二者是融通互动、互动共生的。科学和人文的关系是真与善的关系,也是当代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关心的核心问题。
首先，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都是人类精神不可或缺的内在组成部分、是人类实践必不可少的精神动力，也是适应未来时代要求的大学生必须具备的基本精神品格。其次，我们倡导的学习和普及科学文化，既是科学化的人才，也是人文化的科学。再次，从某种意义上看，科学精神本身就是一种人文精神，这是因为，科学作为一种认识活动，为追求知识和真理而奋斗、为人类的福祉和自由面努力，所体现的正是最根本的文化精神。实践必须坚持真理原则，必须严格按客观规律办事才能获得成功，这一实践的根本要求促使人们形成了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本质上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对坚持真理原则的客观要求这种意识的精神升华。科学精神是在实践中服从真理、坚持真理、追求真理的求真、求实的自觉意识。成功的实践还必须坚持价值原则，在实践中必须做到以满足主体的需要为目标，实践的手段必须服务于促使这一目标在实践结果中得以全面的实现。实践的这一要求升华为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以尊重人、爱护人、关注和促进人民、人类利益和社会进步为核心的求善、求美的自觉意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人类文化的灵魂，是科学文化的生命，是推动科学文化生生不息向前发展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动力。二者有机统一结合将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不竭源泉!
在现实生活中，坚持做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实践中的辨证统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发扬科学精神、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可以推动社会和人类的发展，可以促进人文精神的进步。其次，发扬人文精神，具有制约科学发展方向、促使科学技术在应用中不会被用于危害人类的重要作用。第三，是适应时代发展要求、顺应世界潮流的需要。总之坚持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实践中的辨证统一，是时代进步对人类实践提出的日益迫切的要求。
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真理是指人的意识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相符合，或者说，是人的意识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也可以说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一致;
价值，人的需要及需要的满足复杂多样，因而人们的价值观和价值取向也就各不相同，必须有一个标准去衡量人的价值取向是否正确和合理。
首先，成功的实践必然是以真理和价值的辩证统一为前提的。
其次，价值的形成和实现以坚持真理为前提，而真理又必然是真有价值的。
最后，真理和价值在实践和认识活动中是相互制约、相互引导、相互促进的。
科学精神，“科学给人以力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关于“事实的知识”;是人类认识自然的活动及其成果的精神积淀，包括尊重科学、重视技术的理性精神，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的严谨态度，奋发向上、开拓创新的进取意识等。即“求真”。
人文精神，“人文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是关于“价值的知识”;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即“求善”和“求美”。
首先，科学精神反应的是追求真理，实事求是。而人文精神追求的是人们要形成正确的价值观，追求真善美，摒弃一切虚伪的价值取向。而真理和价值在现实意义中是辩证统一的。
其次，要是我们把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割裂开来的话，那么结果将是造成了只懂技术而灵魂苍白的“空心人”，或不懂技术却奢谈人文的“边缘人”。
最后，科学知识其实也是一种人类文化，科学精神也是一种人类精神。 如果没有人文情怀关照，科学主义只能是盲目的和莽撞的;如果没有科学精神融入，人文主义只能是蹩脚的和虚妄的。
坚持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辩证统一，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必须坚持和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科学精神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精神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人文精神要求把人民的利益和人的发展看作是一切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出发点，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发展要求出发，把美好的追求作为认识和实践活动的重要目标。
联系个人和社会实际谈谈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做到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统一。
姓名: 章盛群 学号: 201230520130 年级专业：12级工业设计<1>班
有人说，实用主义者把“有用”和“真理”完全等同起来，从根本上否认了客观真理的存在。在当今的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社会，成败的剧本越来越曲折，作为大学生，我们难免迷失或是陷入这样误区，即时你不愿意，我们也在被迫接受“有用”就是“真理”这就话。因为我们需要“有用的知识”来为成功铺垫台阶，初生牛犊急需一场成功，来证明自己的实力深度，来挽救自己背负多年的幼稚头衔，来满足自己压抑己久的对成功虚荣的渴求。这也是一种成长的方式，毕竟学习那些“有用的知识”的确使你获得了成功的筹码。这样的漩涡并不会停止，而是让我们越陷越深。因为这种“有用”同时又体现着那种价值感，于是我们为把膨胀的成功欲壑填满，只会不断地陷入这样的误区不可自拔。
但实际上，“真理”与“价值”并不是这样定义的，它具有更广泛的定义和诠释。我们不能单单靠自己的感知和臆想来认识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只有无思维的动物才用这样的方式认识世界和生活。所谓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一方面指这个世界有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本质和发展规律，我们必须按照这些客观本质和发展规律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这就是真理原则;另一方面指人们为了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去认识未知，改造世界，创造价值并运用价值建立一个“人的社会”，有着明确的目的性，这就是价值原则。追求真理和创造价值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根本目，人们实践活动的两大原则是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真理的本性在于客观性，任何真理都具有客观性的同时又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价值的特点是主
体性，此外价值还具有社会历史性和多维性，价值原则要求人们在实践中必须以满足主体的利益和需要为行动的目的。
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是对立统一的。凡真理都有价值，凡对人类发展有价值的，也不应违背真理。二者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当二者发生对立时，我们要自觉主动地调节，使价值服从真理，使暂时服从长远，使局部服从全局。作为一个社会的人，高素质的人，必须具有科学的人生观和求真务实的科学的世界观。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统一的基础是实践。离开了实践人们就不可能得到任何真理性的认识，同样，离开了实践也谈不上创造任何价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由真理的本性和事件的特点决定的。实践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客观的物质性活动，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特点，就是说人类遵循真理去实践，就可以引出现实的成果。这成果就是所谓的价值，实践是真理与价值相互转化的条件。有了实践这一标准，真理与价值就可以做到统一，并在人类活动中获得共同检验。
从个人来看，作为一个学生，在平时的生活中，为了获得好的学习成绩，我们把自己封闭在宿舍，自习室，图书馆，在那种刻苦中我们是收获刻板的知识，却给剥削了那些美好的时光并失去培养真正能适应社会的实力。也许你考了高分，获得了很多证书，得到很多奖项，但是最后却只是顶着光环的拥有脆弱翅膀的雏鸟，没有坚实的羽翼来撑起社会的风雨飘摇。这就是我们疏忽了真理的固有属性，所以我们就需要实践这一个标准来检验。从价值原则角度说，我们的所谓的个人进步并没有创造太多的价值，而是自以为是的把能凸显自己能力的凭证靠着执着追求到手。所以我们应当把自己的时间有机的分配在不同的区域，做到真理认识和实践参与同步前进，全面提高综合素质。
从社会角度来看，近几年中国经常发生食品安全事故，其重要原因在于食品
生产者在贪婪的驱使下用违背真理原则的手段追求暴利，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为自己的犯罪做凶器。在食品生产方面，科学技术的运用一旦走向错误的价值选择，就使得人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生存危机，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我们每天都要吃，原本是给人们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食品却成了危害人们健康的毒品。科学技术在食品生产中的广泛应用，应该也必须以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为最高目标，从哲学的角度思考，就是要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统
一。所以我倡议所有的从事食品生产，或者其他任何行业的工作者和商家，一定要坚持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统一，不可以为了私利而玷污自己高贵的灵魂，做一个保护社会的有原则的人。
中国选择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做到了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统一。始终不渝的坚持马克思主义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偏离正确的方向并使广大人民群众享有更多的社会主义发展物质和文化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场伟大的实践，我们要获得这场实践的成果就必须坚持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的对立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年均增长8%以上，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实现无法温饱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在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始终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的统一，不仅使中国人民过上了富裕安康的生活，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一伟大成就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的统一，也证明了两个原则的统一能引领中国在正确的道路上走向繁荣富强。
为了真正做到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统一，要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相关知识，要勇于追求、探索、检验真理，要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并创造自己的社会价值。
参考书目：《马克思主义原理概论》
查询网站：维基百科，百度文库 指导老师：黄浩
从电影中体现的真理与价值
从影片《难以忽视的真相》中我们可以看出，戈尔的观点和举动是遵循真理与价值的辩证统一的，人类的很多行为活动影响着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导致了全球性气候变暖，最终导致海平面上升，甚至物种的灭绝，生态平衡的破坏，任凭人的主观意愿去改造世界是违背客观真理的。人类在违背真理而追求短暂价值的行为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在影片中，戈尔在最后用一个形象的例子做了说明：一个天平的两端，一端是黄灿灿的金条，另一端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表面上两者是可以等价的，然而，金条没了我们还可以去发觉其他珍贵的宝藏，而地球没了我们人类的历史也将结束，而者的价值也是不等价的。 真理和价值在实践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成功的实践必然是以真理和价值的辩证统一为前提的。任何成功的实践都必然是既遵循真理尺度，又符合价值尺度，并将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的结果。
其次，价值的形成和实现以坚持真理为前提，而真理又必然是具有价值的。最后，真理和价值在实践和认识活动中是相互制约、相互引导、相互促进的。
坚持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辩证统一，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必须坚持和弘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科学精神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精神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人文精神要求把人民的利益和人的发展看作是一切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出发点，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立足当代人类实践，贯通古今，融汇中西，回到原典，致力创新，加速分化，促进综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共建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促进人类精神的健康发展，这正是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历史责任。
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认识中,追求真理和创造价值都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两个基本内容。真理和价值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它们既有不同的规定和特性,又有统一的基础和根据,并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实现二者之间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真理和价值是对立的、有区别的,它们的对立与区别体现为人们活动中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的对立。所谓真理原则,就是人类必须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追求和服从真理。真理原则就是要求遵循“物的尺度”进行活动。所谓价值原则,就是人类必须按照自己的尺度和需要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使世界适合于人的生存和发展。价值原则就要求遵循“人的尺度”进行活动。 真理原则与价值原则的区别主要表现在,真理原则是一种侧重于客体性的原则,价值原则是一种侧重于主体性的原则,是一种目的性原则。真理原则要求人们的思想和行动高度地符合客观对象的内容和规律,即按照客体的尺度来规定主体的活动。无条件地承认和尽可能全面地把握对象的客观实在性。只能去寻求世界本身所具有和能够具有的东西,而不能凭主体的需要和意愿去构造世界,这是真理原则的实质。
价值投资
———— 真理，还是忽悠?
作 者：曹 试 生注册国际投资分析师
200
6、2007年的牛市点燃了大众的投资热情，因投资而登上世界首富的巴菲特在中国广为传颂，其价值投资理念被电视台等多种媒体竞相传播，有关巴菲特的书籍一度畅销。国内各大公募基金都自封价值投资，频频搬出老巴式价值投资魔剑以吸引投资者!当2011年12月13日上证大盘再度回落至2001年高点2450区域时，人们不禁感慨“十年一梦”、“上幅零”!，那个风靡一时让时间给你打工、享受复利制造财富神话的价值投资理念不禁破碎!
于是乎人们不禁要问：十年涨幅为零，价值投资还靠谱不?
一、十年涨幅不为零，价值投资仍伤人
上证综合指数2011年12月下跌至2200一线，与2001年6月14日的最高点2245点相近，看似“十年零涨幅”，其实不然!
说十年涨幅为零是形而上学的，因为当今的A股市场今非昔比。十年间上证综合指数的成分股已经出现巨大变化，2001年6月14日，指数成分股有664只;2011年12月19日，指数成分股有967只。在十年时间内，上海市场新增上市公司300多家，市值占比66%。统计样本变了，自然就缺乏可比性。如果以2001年6月14日上证综合指数664只成分股为样本股，构建固定样本股的上证综合指数，可以发现，在2001年6月14日至2011年12月16日的十年间，由664只固定样本股构建的上证综合指数实际累计涨幅29%，年均复合回报2.6%。
但是十年年均复合回报为2.6%，远远低于国债收益率，同时还低于五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同样让人感觉此等价值投资很受伤。因为这十年，中国的M2年均增幅在15%之上;一线城市房价十年来基本上都翻十倍。这意味着，十年前如果你将资产根据2011年12月19日指数成分股配臵资产的话被无形之中缩水。
二、A股伤人非价值投资之错：
价值投资是20世纪3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的本杰明〃格雷厄姆创立，经过伯克希尔〃哈撒威公司的CEO沃伦〃巴菲特传承发扬光大，价值投资战略在20世纪70到80年代的美国受到推崇。该理论认为股票价格围绕“内在价值”的稳固基点上下波动，而内在价值可以用一定方法测定;股票价格长期来看有向“内在价值”回归的趋势;当股票价格低于(高于)内在价值即股票被低估(高估)时，就出现了投资机会。
2011年2月18日笔者利用现代金融市场价格理论为某机构投资者指定的10杉杉债(债券代码：122050)和 09昆创控(债券代码：122973)两种债券进行定价分析作出投资建议。
在《关于“10杉杉债”与“09昆创控”债券的对比分析报告》中笔者借助固定收益定价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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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
Y到期收益率
P0当前支付的债券价格(包括应计利息)
CFi在ti时刻收到的现金(息票利息)
CFN 在偿还日tN时刻收到的现金(息票利息和本金)
N现金分配的次数
以05国债1税后年化收益3.628%为无风险利率计算得出10杉杉债理论价格为106.5967元;09昆创控的理论价格为97.55996。(当时市场交易价格09昆创控为94.6;10杉杉债为98.8元)
同时根据项目现金流内部收益率模型，如果按目前的市场价格买入并且持有到期，计算得出税后到期收益率：09昆创控3.525%;10杉杉债4.54116%，给出选择投资10杉杉债的建议。
2011年12月30日市场交易收盘价格09昆创控为90.1;10杉杉债为96.05元，同2011年2月18日的价格相比，分别下跌4.757%、2.783%。10杉杉债跌幅相对要小，这证明年初的投资建议是正确的。
有上面的真实案例可以得知价值投资理论还是靠谱的。
三、选股不如选时，价值投资概莫如此
中国的老股民都知道一个A股中不变的真理：那就是选股不如选时。因为在下跌的世道之中，再好的水平也难免会挨刀子;但是在一轮上涨的大势之中，随便买什么都能分到一羹，只是涨多涨少、早涨晚涨而已。那么在价值投资理论的发源地美国又如何呢?
在百年美国证券走势资料中，笔者统计后结果发现：真正可以买入并持有不动的牛市只有37年，而长达63年的时间里，牛市熊市不断交错更替。美国在1900～1950年证券发展初期同中国A股这20年来的走势基本上类似——上蹿下跳,如果在这个阶段巴菲特投资，恐怕也难免头破血流。而事实证明巴菲特09年来在中国的基金投资收益不尽人意，目前依然处于亏损状态;当今中国诸多股神概不例外，“林园”就是最好例子，曾经风靡一时的林园，在08年的大熊市中也难逃厄运，2011年里曾经风靡一时的赵笑云也面临清盘尴尬。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巴菲特的师父、价值投资祖师爷格雷厄姆为什么没有他那么成功的原因，因为在这头50年里，大牛市只有7年，猴市持续有13年，而熊市则贯通高达30年之久。据资料显示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摧毁了格雷厄姆的投资组合，虽然格雷厄姆有高超的选股技术，但是他的客户还是和其他人一样在大崩盘中损失惨重。格雷厄姆与他的合伙人杰洛姆〃纽曼不收分文地工作了五年才使得客户的资产回到崩盘前的水平。而巴菲特所处的年代恰好是美国最近这50年高速成熟的经济发展时代，在1950～2000年，美国有29年是走稳定向上的大牛市。
四、制度是价值投资的基础
所谓“时势造英雄”，价值投资其实也一样。在一个社会价值体系尚未建成的时代谈“价值投资”何其之难。
价值投资理论源于对企业未来持续经营盈利分红带来的现金流贴现而成。但是中国的股市是名符其实的“圈钱市”，据老一辈介绍A股成立的初衷是为国企脱贫解困的，分红压根就没有当成一回事。据悉中国上市公司21年来在A股共圈走了4.3万亿真金白银，而给投资者分红的红利仅5000多亿;截止2010年末，上市公司超过五年且5年内从未分红的个股高达414家，连续十年以上从来没有分红的“铁公鸡”有30多家。分红的不匹配，导致上市公司加剧恶意圈钱，截至2011年10月末，已经上市的269家创业板公司超募资金总数达1116.9亿元，超募资金超过10亿元的创业板公司有21家，不足1亿元的有26家，其中4家创业板公司实际募集资金低于预计募集资金数额。
也许有人要问笔者前文的案例是债券，不可以拿来同股票相同并论，但是股票其实是可以看成一个没有期限的浮息永久债券，道理是一回事的。根源还是在于A股没有分红的制度，没有分红的意识。而这种状况的产生归根结底在于当今中国整体的社会价值体系尚未构成。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山东淄博市为世界最大城市，如今淄博市在中国城市排名中退出了前30强;唐宋年代中国经济、国力全球第一，但是从鸦片战争后100年来，中国经济、实力不断下滑，沦为被西方列强瓜分掠夺之地，何哉?制度变迁使然。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革命不止。尽管拥有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但是社会制度的变更跌宕起伏，“价值”难以传承延续。据史学家研究认为清朝红顶商人胡雪岩富可敌国，但是由于晚清的政治变革，胡家商业帝国在几天内崩解，胡雪岩最终以负债穷困潦倒而死。
回顾当今，整个社会忽悠称道，坑蒙拐骗防不慎防。三氯氰胺、苏丹红、地沟油等极端恶劣事件频出;放眼各大城市街道，挖了再补，补了再挖等劳民伤财工程层出不穷。还记得大学时老师曾讲过一个记忆犹新的故事：某县城张县长上任，号召全县种桃树，三年后换届李县长上任，春天里慢三遍野桃花盛开，农民正期待桃树结果实，然而李书记说未来葡萄畅销，号召百姓大力发展葡萄事业，于是乎农民含泪把桃树砍掉栽上葡萄。
桃树定植后2～3年开始结果，5～6年进入盛果期，但偏偏在第三年却选择砍掉——谈何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唯GDP是图的政绩评估体系，导致了地方政府作出不少重复浪费的劳民伤财、不可理喻的事情，上面的例子只是中国过去十年来政绩评估体系下的一个影子，相信比这更加悲催的事件还有更多。
领导层“价值”观的扭曲直接传导到整个社会体系之中，“股市是社会的缩影，是人世间千姿百态的写照，更是钱权交相生辉之地”(曹氏股海警句)中国知名学者吴敬琏先生曾痛骂A股目前在经历权贵强盗年代，不少学者痛斥A股连赌场不如。据有关学者调研表明，论拜金主义，非当今中国第一莫属!但斌等人07年去美国时发现巴菲特在美国群众的心目中并不出名，相反杰克逊却耳熟能详，同中国形成鲜明对比。
因此，价值投资并没有错，不是忽悠，只是中国时机尚未到。也许当有一天中国的百姓敢于发问：“你除了有钱(有权)外，你还有什么?”，中国的价值投资年代或许就真的到了。
2012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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