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留学教育的历史变迁
[摘 要]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历史上，留学教育在思想启蒙、文化传播、人才培养、社会变革等方面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本文根据我国留学教育的性质和特征，结合近现代史的分期，将近代以来的留学教育分为四个时期，分阶段进行历史回顾，评述各时期的历史贡献或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总结。
[关键词]留学教育；高等教育；中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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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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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Evolution of Overseas Education since Modern China
JIANG Kai， XU Tie-ying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Beij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Key words:overseas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Chinese education
中国留学教育历史悠久，但政府有目的、有计划地制定留学教育政策，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始于19世纪中后期。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发展变革过程中，留学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积累了丰富的历史遗产，为今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一、晚清时期的留学教育（1872～1911年）
1872年，清政府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从上海乘船赴美，拉开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史的序幕。此前，容闳、黄宽、黄胜三位青年于1847年在传教士的带领下赴美留学，有人以此作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肇始。但是，容闳等人留学美国，主要是一种小规模的个人行为，并不是有组织的政府行为。
中国近代留学生派遣和留学教育的兴起，是在中国与西方的巨大差距下起步的。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中失败，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割地赔款。在民族和社会的双重危机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魏源在《海国图志》这部介绍西方社会和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教训的书中呼吁“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命题的提出，是中国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前奏。
1．晚清时期的主要留学教育运动
在晚清时期，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留学运动包括派遣留美幼童、派遣留欧学生、留学日本浪潮，以及派遣庚款留美学生。
1854年，容闳作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耶鲁大学）的中国人，从纽约启程回国。他回国后始终坚持“当使后予之人以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的教育理想，推动幼童赴美留学计划的形成。1870年，容闳通过丁日昌向洋务运动领袖曾国藩提出了派遣学生赴美留学的计划。曾国藩当即表示同意，次年与李鸿章等联名上奏清廷并获准。1872年8月，第一批留美幼童30人在留学生监督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的带领下赴美留学。此后三年，每年均按计划派出幼童留美，这四批幼童共120人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代公派留学生。然而，由于封建守旧势力的阻挠，绝大多数幼童没能按计划完成学业（仅2人大学毕业）而被提前撤回。1881年，剩余94名原留美幼童分三批遣送回国，由容闳提出、洋务派促成的中美教育交流史上的这一项开拓性举措就此功败垂成[2]。
继幼童赴美之后，洋务派主持设立的福建船政局开始向欧洲派遣留学生。洋务派创办水师、船政学堂等新式学堂，以培养海军专门人才，增强海防力量。与此同时，他们提出“造材异域”，通过向造船、驾驶等方面技术先进的法英等欧洲国家派遣留学生，求得其知识技术，进而达到“自强”的目的。1877年初，由李鸿章领衔、三任船政大臣酝酿数年反复议定的《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上奏清廷，并获准颁布实施。这份章程详细说明了选派学生出国留学的必要性，明确提出了赴法国学习制造者与赴英国学习驾驶者的留学目标。是年，28名学生和艺徒从福州出发，开始留欧之行。福建船政局的首届留欧学生在1878～1880年间陆续回国，很快成为该局和北洋水师的骨干力量。后来，又陆续派出三届共49名留欧学生。派遣这批留欧学生目的明确，有利于针对需要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采用合适的教学形式。派遣章程还明确规定了华洋监督的职权和责任，对留学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3]。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惨败，被强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激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甲午战争促使晚清留学教育结束了20多年的徘徊局面，以异常迅猛的态势展开。留学日本成为甲午战争后留学教育的开端，留日学生从1896年的13名迅速增加到1904年的2 400余人、1906年的12 000多名，形成了规模空前的留日热潮[4]。留日热潮的产生及其发展的原因十分复杂。归结起来，一方面与清政府“以敌为师”、“师日制日”的留学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与日本政府推行的“吸引”政策有关。洋务派的张之洞在1898年《劝学篇》中专设《游学》一章，论述游学日本的必要性。他指出，日本迅速强盛的原因在于有一批出洋留学的人才，他还列出了留学日本的五大优点。是年，清政府将该书颁行全国。维新运动领袖康有为向光绪皇帝进言，力陈留学日本之必要。光绪昭谕军机大臣，确定了派遣留学生并且优先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国策[5]。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以“倍敦友谊”、“代培人才”为幌子，采取“吸引”中国留学生的政策，以达到逐步控制中国的目的。留日学生以读速成科和普通科为主，多学政法专业，习军事者也不少，学习理工科者较少。由于不少留日学生在新思想的影响下，成立了一些以“排满反清”为目标的革命组织，清政府开始调整留日政策，对留日人数和资格水平作出限制，1906年后，留日热潮逐渐消退。
1908年以后，中国近代留学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以美国退还部分庚子赔款吸引中国留学生为肇端，进而推动留学教育形成了多元化的新局面。1907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国会演说中，建议将所得庚子赔款退还一半，使清政府用于派遣学生赴美留学。这一政策建议产生的背景是，美国向亚太地区扩张，力图扩大其势力范围。加强精神侵略特别是利用教育的作用，对美国扩张其在中国的影响具有战略意义。翌年，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合批准《豁免中国部分赔款法案》。美国与清政府议定，自赔款开始退还之年起清政府每年遣送学生赴美留学，直至该项退款用完为止。1909年，第一批庚款生程义法、梅贻琦等47人赴美留学。这是继1872年派出首批留美幼童之后，又一次有组织、较大规模的留美学生派遣，预示着新一轮留学欧美高潮的兴起。1909～1911年间，清政府共派出庚款留美学生196人。
2．晚清时期留学教育的历史贡献
幼童留美、福建船政学堂留欧学生派遣、留日浪潮及早期的庚款留美运动，拉开了中国近现代留学教育的帷幕，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幼童留美计划虽然中途夭折，但是那些在美国学习了数年不等的留学生对近代科学技术的掌握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他们中不少人回国后成为中国近代在铁路、轮船、采矿、邮政、电报、海防乃至政治、外交、教育等方面第一批专门人才。留美幼童中最著名的是詹天佑。作为京张铁路和其他一些重要工程的总工程师，他在中国铁路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开启了近代中国公派留学之先河，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对当时沉闷的中国社会在教育理念、社会心理、风俗时尚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总的来说，派遣留美幼童的举措是较为成功的。由于容闳的历史贡献，他被称为“中国留学教育之父”。
派遣留欧学生的成效，整体上大于派遣留美幼童。留欧学生回国后，在中国近代造船业、海军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中许多人在甲午海战中顽强抗敌乃至为国捐躯，成为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辉榜样。留英学生严复在学习军事技术之余，还关心西方的哲学和社会学说。回国后任职之余，他致力于介绍西方先进思想，开启民智，所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成为爱国志士救亡图存的理论根据，书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观点影响深远。
晚清大规模的留学日本热潮进一步打破了文化教育上的封闭状况，通过日本输入西学，介绍了先进文化和思想，促进了中国教育变革。更重要的是，一批有理想、有抱负的留日学生组织了政治群体，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他们为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作出了卓越贡献。可以说，1911年之前留学教育的最大成果来自留日浪潮，它直接为辛亥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留日学生邹容、陈天华的著作《革命军》、《猛回头》等为反清革命提供了精神武器，黄兴、宋教仁等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物。此外，陈独秀、李大钊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鲁迅成为著名思想家，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贡献卓著。辛亥革命前夕的庚款留美为新一轮留学欧美浪潮奠定了基础。早期的庚款留美学生中涌现了中国现代一批杰出的学者、科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包括胡适、梅贻琦、竺可桢、赵元任、胡刚复，等等。
二、民国时期的留学教育（1912～1949年）
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留学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民国时期。这一时期的留学教育深受政治局势的影响，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12～1927年，即民国初期和北洋政府时期。这一阶段政局动荡、战事不断，但留学教育在困境中不断发展。第二阶段为1928～1945年。北伐胜利初期，留学教育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由于抗日战争爆发，留学教育发展趋于缓慢，陷入低潮。第三阶段为1946～1949年。抗战胜利后，由于内战爆发，南京政府对留学教育实行紧缩政策，共产党则开始向苏联派遣留学生。
1．1912～1927年的留学教育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统治，在革命洪流的影响和庚款留美的推动下，留学教育一度掀起了新的高潮。但是，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窃取，很快进入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这一阶段，政府曾加强对留学教育的管理，如1916年颁布《选派留学外国学生规程》这一部较为全面的留学教育管理法规。但是，由于政局动荡，这一阶段留学教育发展很不稳定。此阶段留学教育的代表性成就体现在庚款留美、留法勤工俭学、赴苏留学三个方面。
为了解决庚款留美学生选派和培养中的一些问题，清政府于1909年设立了游美学务处，并于1911年建立清华学堂作为留美预备学校。辛亥革命后，清华学堂得到了较好的承续和发展。据统计，1912～1927年，清华学堂共派遣留美学生1 013人，其中90％以上为高等科毕业生[6]。利用庚子退款派遣留美学生，具有不同于先前的留日教育以及同一时期其他留学教育形式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学习理工科者居大多数。庚款留美学生程度较高，大多接受严格系统的专业训练，有较多人取得了学位。他们热爱祖国，归国学生于1913年成立了欧美同学会，自觉担负起中西文化交流的重任。1915年，留美学生在美国建立了中国科学社（1918年移回国内），并在上海出版《科学》月刊，致力于普及科学知识，培养科技人才，推动科学研究。在留美学生中，涌现了一大批现代中国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先驱。
赴法勤工俭学是中国现代一场特殊的留学教育运动。在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的倡导下，大批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仅1919年3月至1920年12月，留法勤工俭学人数就达1 700多人。这些学生在既无官费或庚款支持又无家庭亲友资助的条件下，克服重重困难，远涉重洋。他们以劳工神圣、工读主义为指导思想，分赴法国各地的大工厂和学校，在艰苦的环境中边工作边学习。留法学生中的一批人在留学期间积极了解法国工人状况，学习马克思主义，吸收十月革命经验，完成了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优秀共产党员。
1924年，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民主主义的革命统一战线形成。在这种革命形势下，早期的赴苏留学浪潮应运而生。“以俄为师，赴苏留学”在20世纪20年代成为新的留学热潮，十月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工农运动的发展、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促使留学苏联的活动蓬勃发展。1921年，苏联政府在莫斯科创办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设有中国班等，专门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等百余名中共人员被选派前往该校中国班学习。1925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建立了莫斯科中山大学，以支援中国革命并推动世界革命的发展。截至1930年，中国共派出留苏学生2 000余人，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选派的张闻天、邓小平和国民党选派的蒋经国、谷正纲。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留学苏联开辟了一条新的留学道路，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大批领袖人才。
2．1928～1945年的留学教育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于1929年宣布实施训政，制定了训政时期的教育宗旨和实施方针。政府加强了对留学教育的管理，制定了有关规程，留学教育趋于规范，留学生选派趋于严格，学生质量较前有较大提高。1930年代初至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教育、科学、学术进入了一个比较好的发展时期，留学教育也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留学教育培养造就了大批高级专门人才。
但是，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直接阻碍了中国留学教育的发展。1932年公派出国留学人数为1 002人，1937年抗战爆发，为适应战时需要，政府对出国留学从严控制，当年公派留学人数锐减至366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政府才调整留学教育政策。1943年，抗战胜利在望，出于为战后重建准备人才的考虑，教育部重新制定留学教育方案，规定此后五年内每年选派公费生1 000名赴美英留学，并大力提倡自费留学。
这一时期，在庚款留美的影响下，欧洲一些国家开始退还庚子赔款，用于资助一些中国学生赴欧留学。
3．1946～1949年的留学教育
抗战胜利为中国留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契机。1945年，许多人在抗战胜利的鼓舞下选择出国留学，留学人数大幅增加。但是，次年由于内战爆发，留学教育再次出现低潮。1948年1月，南京政府以外汇不敷所用为由，宣布停止公费和自费留学考试，等于宣告了留学教育的终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前夕，中国共产党开始有意识地派遣学生赴苏联留学，为新中国准备建设人才。这些留苏学生大部分是革命烈士子女，他们中一些人成为新中国年轻一代领导人。
4．这一时期留学教育的历史贡献
辛亥革命胜利至新中国成立这一段时期，是中国留学教育的现代时期。这一时期的留学教育虽然备受时局特别是战争的影响，但是在动荡的局势中，留学教育仍然保持了顽强生命力，并获得了发展。
这一时期的出国留学人员主要学习科学技术，他们中的很多人通过留学特别是留学欧美，成长为杰出的科技人才和学者。其中一些人成为中国现代科技事业的奠基人，回国后迅速培养出规模更大的新一代科学群体。1998年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科学家多数为这一时期的出国留学者，如钱三强、钱学森、王淦昌等。他们与众多其他科学家一起，成为这一时期各个阶段留学生的杰出代表。在这一时期的留学生中，还出现了一些为世界科学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学者，如陈省身、杨振宁、李政道等。冯友兰、费孝通等学者则是这一时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留学生中的优秀代表。
与此同时，另一些有志向的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和前往苏联学习，学习法国革命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他们中许多人锻炼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坚力量，一批优秀人物如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张闻天、邓小平等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二代领导人，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伟大贡献。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留学教育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为新中国建设提供了知识贡献和人才支持。正因为此，中国现代留学教育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三、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留学教育（1949～1977年）
新中国成立后，留学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但是，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这一期间，留学教育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这一时期的留学教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1966年，即“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7年。这一阶段留学教育取得了相当成效，主要向苏联和东欧等国家派遣留学生，其中以苏联为主要留学对象国。第二阶段为1966～1976年。“文革”期间留学教育出现低潮，一度陷入停滞。第三阶段为“文革”结束至改革开放之前，这是留学教育发展的一个过渡期。
1．这一时期留学教育的发展脉络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百业待兴、各类人才严重匮乏的局面。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努力争取尚在国外的5 000余名留学人员回国服务，一些学者毅然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一些留学生不惜中断学业，回到祖国参加建设。他们中许多人在回国途中冲破重重阻挠，历经千辛万苦。华罗庚、钱学森、邓稼先等就是在这一期间回国的，他们为新中国科技、文教、国防事业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解决科技人才和其他各类人才匮乏问题，一个更重要的渠道就是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当时的留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国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留学教育与政治外交一样采取了“一边倒”政策。1949年6月即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明确指出，必须要向苏联学习，向他们“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向苏联、东欧国家派遣留学生的抉择也是由当时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美国联合一些西方国家对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采取敌视、孤立、封锁政策。面对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封锁，在留学教育方面，中国需要重点发展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交流与合作。
1950年，在周恩来的亲自主持下，我国与波兰、捷克等五个东欧国家共交换25名留学生，派出留学生主要学习语言、历史等科目。另外，重工业部和燃料工业部从干部中遴选10名留学生赴波兰、捷克学习技术。派出这批人员赴东欧留学，开启了新中国公派留学教育之先声。为了适应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以及高等教育、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1951年8月新中国正式向苏联派出375名留学生（含研究生136名）。起初，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的专业主要集中在重工业和燃料工业系统。1953年起全面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活动在国内全面展开，留苏教育进入繁荣阶段。到1959年，新中国共派出留学生6 900多名，其中91％的留学生派往苏联，8％派往东欧国家。在留苏学生中，2/3的人学习理工科特别是工程技术专业。60年代初期，由于中苏关系的日益恶化，派遣留苏的学生逐年减少，同时开始大量召回已经完成学业的留苏学生。这一阶段，我国向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派出了少量留学生。这些留学生绝大部分学习外语，学习理工科的学生较少。同期，我国还接受了周边社会主义国家和非洲国家一定数量的来华留学生。
2．文革期间的留学教育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留学教育陷入停顿状态，停止选派留学生达六年之久。随着1967年最后一批留苏学生全部撤回，中国对外教育交流由局部交流走向了全面关闭。
“文革”后期，留学教育开始逐渐恢复，1972年之后几年间，我国派出留学生和接受外国留学生的规模都达到了“文革”前1965年的水平。1972年底，我国正式恢复向国外派遣留学人员。1972年至1978年间，我国共向32个国家派出留学人员1 548名，其中学习、研究外国语言者1 451人，占93.7%，学习、研究自然科学者97人，占6.3％[7]。这在客观上为我国培养了一定数量的外语和翻译人才，为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外交关系，也为改革开放以后加强与其教育交流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文革”结束初期，我国留学工作开始拨乱反正，留学教育获得了恢复性发展，摸索出了一些有效的办法，为后一时期留学教育的迅速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2．这一时期留学教育的经验教训
回顾“文革”前的出国留学工作，一方面政府根据当时国内建设的需要，有计划地派遣留学人员到苏联、东欧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1950年至1965年，经过教育部选派，我国共向苏联、东欧、朝鲜等29个国家派出留学生10 698人，其中向苏联派遣8 320人，约占派出留学生总数的78%。建国初期留苏学生的派遣是新中国对外教育交流史上浓重的一笔，它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着重培养造就了一批高校教师和科技工作者，同时也为工业、农业、国防和其他业务部门培养了高水平的管理者。江泽民、钱其琛、周光召、宋健等都是这一阶段留苏学生中的优秀代表。另一方面，我国也向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派遣了少量以学习语言为主的留学生。
新中国成立后，短短几年内构建起留学教育的基本制度框架，开始了留学教育的逐步规范化、系统化、条理化工作，留学教育成为我国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这一阶段的留学教育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留学对象国较为单一，留学专业面较为狭窄。
文革时期，与我国各项社会事业一样，留学教育事业遭到了空前浩劫。教训沉痛，足以为鉴。
四、改革开放以来的留学教育（1978年至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留学教育迈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留学教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1991年。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以邓小平关于扩大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讲话为指导方针，我国留学教育发展进入了全新的时期，开始了全新的探索。第二阶段为1992年至今。1992年国家制定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方针，适应了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使留学工作迈入加快发展的轨道，全方位留学教育发展战略进一步拓展。这一时期留学人员的派遣规模和力度，不仅在我国历史上，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前所未有的。同期，来华留学工作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来华留学生规模逐年扩大，留学生层次和质量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选择中国作为留学目的地国。
1．1978～1991年的留学教育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政府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在这种背景下，留学教育迈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1978年6月，邓小平在听取清华大学工作汇报时指示，出国留学是我国提高科学技术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关于加大派出留学人员数量、拓宽出国留学渠道的指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翻开了新时期中国留学教育崭新的一页。
中美建交前夕，具体说是1978年12月27日，新中国成立以来派出的第一批赴美留学人员52人抵达美国，他们以访问学者身份分赴美国各高校和研究机构进修。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卡特正式签订了中美互派留学生协定。派遣这批留美人员以及中美两国签订互派留学生协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预示着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新一轮出国留学洪流的到来。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出国留学人员以进修人员为主，主要学习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兼顾其他方面需要。在此期间，由华裔学者李政道倡导的“中美联合招考物理学研究生项目”（CUSPEA）等计划开始招生，形成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学等学科领域研究生的留学教育渠道。随着留学人员规模的扩大，留学生的学科领域不断拓展，留学教育的形式不断丰富，自费留学成为出国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留学生的层次不断提高，研究生的比例大幅度提高。
1986年，国务院批转国家教育委员会的《关于出国留学人员工作的若干暂行规定》。文件明确了派遣留学生的政策是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一部分，必须长期坚持。政府确定了新的留学方针，即“按需派遣，保证质量，学用一致”，并建立公派出国留学人员与派出单位签订协议书的制度，以尽可能保证公派留学人员如期回国服务。这一文件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留学教育政策开始走向成熟。1989年政治风波后，在少数西方国家的消极渲染下，我国出国留学工作与留学生归国工作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政府因此对留学教育政策作出了适当调整。这些消极影响消退后，我国留学教育又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在这一阶段，为了适应我国留学教育迅速发展的需要，政府制定并调整出国留学政策，提高留学人员派遣层次，扩大派出国别，开放自费留学并积极管理，吸引出国留学人员归国，改革公派出国留学选派工作，等等。这些政策调动了个人出国留学、地方和部门支持出国留学的积极性，保障了留学教育的健康发展。总的说来，我国全方位留学教育的发展战略在这一阶段初步形成。
2．1992年以来的留学教育
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这种背景下，留学教育获得了迅速发展。
1992年8月，政府制定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工作方针，适应了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为留学工作健康、迅速发展提供了切实有力的指导。
自1995年开始，国家对留学选派体制进行了改革。原国家教委1996年开始在全国试行国家公费出国留学选派的新办法，从而迈出了公派留学选派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一步。1996年，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负责中国公民出国留学和外国公民来华留学的组织、资助和管理工作，成立以来不断推进国家出国留学工作与来华留学工作的改革，初步实现了出国留学工作与来华留学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8]。该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政府职能转变和推动留学管理工作更趋国际化的思路的形成。为了贯彻落实人才强国战略，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增强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服务的能力，2007年起教育部实施“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在重点建设的高水平大学中选拔一流的学生，到国外一流的院校、专业，并师从一流的导师学习。该项目计划每年资助5 000名留学生，选派规模和资助力度空前。
鉴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派出了数十万名留学人员，鼓励留学人员回国或者为国服务成为这一阶段留学工作的一个重点。为了鼓励和吸引留学人员特别是优秀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或为国服务，政府先后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具有指导意义的相关政策、规定和措施，并启动了若干资助项目。例如，1996年原国家教委正式设立“春晖计划”，支持在外优秀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或为国服务，以多种方式参加祖国建设。还成立了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为公民出国留学、留学人员归国提供服务。1997年全国留学回国工作会议举行，会议肯定了留学工作的成绩，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新的发展战略。
总之，1992年以来我国适时调整了出国留学政策，确立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留学政策基本原则，建立了新的留学人员选派机制，进一步放宽自费出国留学，加大了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工作的力度，积极吸引国际学生来华留学，形成了全方位留学教育发展战略。
3．这一时期留学教育的主要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始终把留学工作作为落实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建立创新型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在政府的正确指导和有效管理下，我国留学教育蓬勃发展。截至2005年底，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到93.3万人，留学回国总人数达到23.3万人，回国率为24.9%。截至2006年9月底，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共派出各类留学人员26 658人，回国率达到97.16%。留学归国人员和在外留学人员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在各个行业和工作岗位为我国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以培养、造就高层次学术人员为例，2003年11月教育部一项调查统计表明，84.29％的中国科学院院士，75.14％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教育部直属72所高校77.61％的正职校长、62.31％的博士生导师、47.77％的院系所负责人为留学归国人员[9]。以创办科技园和企业为例，留学人员创办科学园区110个，入园企业6 000多家。韦钰、白春礼、林毅夫等一大批有突出贡献者是这一时期留学归国人员的优秀代表。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的出国留学工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增强了我国自主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能力；大大缩短了我国高等教育、科学技术、管理等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扩大了我国与其他国家在科技、文教、经贸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对于出国留学工作在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中的价值和贡献，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高。[10]
五、结 语
我国近代以来的留学教育波澜壮阔，蔚为丰富。但是，这一个多世纪的留学教育历程，正如我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一样，走得格外沉重。对我国来说，19世纪中后期以来的留学生派遣决不限于简单意义上的文化教育交流，而是一个沉睡了几个世纪的古老民族的发愤图强。
一百多年来，我国一代又一代的优秀知识分子，“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域外。从救亡图存到投身革命，从思想启蒙到献身科教，他们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新知识，通过各种途径努力参与祖国的变革和建设。
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军事等方面的发展，无不与留学教育有关，无不与留学生的贡献有关。近代中国留学教育的发展历程，是中国人寻求救国强国真理的过程。“求新知于异域”，努力学习世界先进知识而不再闭关自守，从单纯介绍西方国家的制度法令、政教措施、科学文化，到分析批判和正确认识西方的社会政治、伦理学说、教育制度，中国人逐渐走过了一条由感性到理性的学习借鉴道路。近代留学教育的巨大贡献，正如舒新城1927年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一书开篇所言，“无留学生，中国的新教育与新文化绝不至有今日”[11]。
如果说近代留学教育为社会变革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现当代留学教育也作出了同样重要的贡献。留学教育发展至今，已经成为我国与其他国家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学术思想交流的重要渠道。改革开放以来，留学教育更是适应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在科学技术迅速变革、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今时代，加强对外教育交流、大力发展留学教育，有利于我国的现代化事业更好地立足于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之上。
回顾我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留学教育史，还可以发现，政治局势、经济发展与政府的政策、管理、指导在留学工作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21世纪，我国面临着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宏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这一任务的实现，需要加快科技创新和知识创新，培养造就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年轻人才，这就要求留学教育担负起培养更多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重要使命。在国家和平崛起的过程中，我们还要向世界大力推广中华文化，吸引更多的国际学生来我国留学，促进文化交流。为了有效地实现这些重要使命，需要进一步加强政府对留学工作的管理和指导，并制定合理可行的留学教育政策。
[参考文献]
[1]容闳. 西学东渐记[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22-23.
[2]田正平，等. 中外教育交流史[M].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4.187.
[3]田正平. 留学生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6.61.
[4]李喜所. 清末留日学生人数小考[J]. 文史哲, 1982, (3): 28-29.
[5]陈学恂, 田正平.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Z].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1.3.
[6]王树槐. 庚子赔款[M]. 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4.313.
[7]张健. 中国教育年鉴 1949～1981[Z].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4.667.
[8]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 神州学人编辑部. 培育英才的十年历程：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十周年（1996～2006）纪念画册[Z]. 北京: 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秘书处, 2006.
[9]Zhou, Ji.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M]. Singapore: Thomson Learning, 2006.258-259.
[10]陈学飞，等. 留学教育的成本与效益: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公派留学效益研究[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3.97-103.
[11]舒新城. 近代中国留学史 (影印本)[M].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9.1.
(责任编辑 徐 丹)
作者：蒋 凯 徐铁英
摘要：教育救国是中国近代重要的社会思潮之一。该思潮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文化根源及历史背景。重视教育、教化作用的儒家文化传统，近代国内外民族矛盾和社会危机刺激下的民族觉醒，近代西方国家重视教育实现强国的发展经验，以及国人对救国方案的探索和反省等，共同促成了教育救国思潮的形成和发展。教育救国思潮形成于洋务运动晚期，经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直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进入勃兴和高涨阶段，回落和转型于抗战爆发后，经历了萌发与形成、勃兴与高涨、回落与转型的历史演变过程，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尽管教育救国有其认识的局限性，但其对国民的启蒙和促进社会近代化发展的进步性是毋庸置疑的。“教育救国”，与今天我们倡导的“科教兴国”“教育强国”等发展战略，有着内在一致的逻辑关系。全面考察教育救国思潮在近代中国产生与演变的历史轨迹，不仅有学术价值，也不无现实意义。
关键词：教育救国;科教兴国;教育强国;民族复兴
教育救国思潮作为近代中国民族复兴思潮的重要内容之一，有着深刻文化根源及历史背景。近代中国教育救国思潮历经萌发与形成、勃兴与高涨、回落与转型的历史演变过程，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尽管教育救国思潮有其时代和认识的局限性，但其对国民的启蒙、对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的促进等进步性是毋庸置疑的，与当今“科教兴国”“教育强国”发展理念有着内在一致的逻辑关系。今天，我们重新审视教育救国思潮，对增强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凝聚力，坚定国人科教兴国、教育强国的信念和实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
一、教育救国思潮的文化歷史根源
学界一般认为，教育救国思潮是近代民族危机的产物，也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结果。对教育救国思潮的追溯，学者们多从社会危机、民族矛盾、时代挑战等社会背景加以分析和阐释。①然而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笔者认为，教育救国思潮的萌发、形成和发展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社会文化历史根源——儒家传统教育观的影响。儒家传统重视教育作用的社会文化心理、近代国内外民族矛盾和社会危机刺激下的民族觉醒、近代西方国家重视教育实现强国的发展经验，以及知识阶层对国内军事、政治、实业各种救国方案的深刻反省等，共同构成了教育救国思潮产生和发展的文化历史根源。正如近代学者舒新城在其著作《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中所言：“教育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活动，故教育思想也不能独立。支配着他的势力首推政治思想，次为社会思想，第三为世界思潮，第四为学术思想。近数十年的教育思想大概都可在此四方面寻得出渊源。”②
首先，数千年儒家重视教育作用的传统社会文化心理，是教育救国思潮产生的首要文化历史根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对教育的社会功能，以及教育在国家和个体发展中独特作用的认识和观念，在整个社会尤其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士阶层有着普遍而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统治者历来重视教育作为其统治工具的作用。儒家经典文献《礼记·学记》中“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等思想为历代统治者和读书人所熟知。“人不学，不知道”③“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④，以及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官师合一、政教合一的体制，把学习与个人的发展前途，以及教育与国家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故而，历代统治阶级无论保守派亦或改革派，无不重视对教育的控制和利用。从孔孟到程朱、陆王，再到近代康梁等无不讲学与著述不辍，把教育作为思想和文化传承、为国家培养人才，进而实现个人对国家政治、社会抱负的重要活动领域。在儒家教育作用观影响下，传统中国社会形成了普遍而深刻的重视教育、教化在国家和社会以及个体发展中独特作用的社会文化心理。近代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时代挑战与民族危机之时，这种重视教育、教化作用的社会文化心理，使中国的有识之士们不约而同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教育。
其次，19世纪中后期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入侵和清末封建腐朽统治造成的国内外矛盾、民族危机，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华民族的觉醒，是教育救国思潮在近代产生的又一文化历史根源。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一直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晚清帝国在外国列强坚船利炮的威吓中，逐渐从迷梦中惊醒。西方资本和商品经济的入侵，使中国自然经济日益破产，广大农民生活难以为继，清朝统治者为偿付巨额赔款和维持其专制统治，对国民的剥削变本加厉;西方列强的宰割和清末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使国内外矛盾异常尖锐。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使中华民族开始觉醒，国内相继发生了1851年席卷大半中国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地主阶级改革派发起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掀起的维新变法，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等一系列推动近代中国社会进程的救亡运动，救亡图强成为近代中华民族的最强音。伴随着国门的洞开，列强的枪炮夹杂着“西学”“西艺”不请自来，在东西文化激烈的碰撞和冲击下，为了抗击外来侵略，挽救国运，国人不得不学习和了解西方的科学文化教育和思想政治制度。“救亡”和“启蒙”成为近代中国两大主题，如何在文化和思想的启蒙中实现救亡的时代课题，教育无疑是最基本和主要的途径。革新传统教育，培育新式人才，日趋迫切地提上社会日程。
·教育史研究·近代中国教育救国思潮的历史演变
第三，近代西方主要国家重视教育实现强国的发展经验，是教育救国思潮产生的第三个重要的文化历史根源。17世纪以来，为了适应工业革命的需要，德、英、日等国家长期重视科技和教育发展，相继实施和普及了对民众的义务教育，大力举办实科学校和公立学校，发展各种职业和技术教育，迅速成为了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战后，德国、日本等战败国依靠长期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迅速实现了战后国力的振兴与国家的富强，使有眼界的中国人从西方国家发展的成果和经验中看到了教育救国的希望。如郑观应在考察了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后十分急切地指出：“古今中外各国，立教养之规，奏富强之效，原本首在学校。今日本师泰西教养之善，培育人才，居然国势振兴，我国胡可不亟力行之？”⑤他希望我国也能效法日本和西方各国，通过大兴教育和学校，培育人才，振兴国势。
第四，知识阶层对国内军事、政治、实业等各种救国方案失败的深刻反省，是近代教育救国思潮产生并蓬勃发展的第四个重要的文化历史根源。人们在选择和尝试了洋务派以发展军工技术为主的洋务运动、维新派以推行君主立宪制度为核心内容的维新变法、革命派以暴力革命为主要形式的辛亥革命，以及工商实业派以实业救国等救国图强方案，但均遭受挫折的结果和教训，让许多先进的中国人更深刻地思考中国的出路问题，他们笃信只有革新教育，大兴学校，造就新民，才是唯一的、能从根本上实现救亡图强的途径。
在上述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教育救国在近代中国最终形成了一股令人瞩目的、席卷社会各个阶层和领域、影响至今的民族复兴思潮。
二、教育救国思潮的历史演变
教育救国思潮是旨在藉教育以开民智、育人才、求富强，以求从根本上挽救国运的爱国理念和实践。教育救国思潮在近代中国由来已久，它诞生于民族危难之际，是民族意识觉醒的产物，大致经历了萌发与形成、勃兴与高涨、回落与转型的发展演变过程。教育救国思潮的发展演变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主题相一致，又因其改良性质与革命潮流相扞格而回落和转型，最终以“科教兴国”发展战略和“教育强国”基本国策等新的内涵和形式展现在世人面前，发挥其推动现代教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作用。
（一）教育救国思潮的萌发与形成
教育救国思潮的萌发和形成，最早体现在晚清地主阶级改革派和洋务派以及早期维新派思想家们救国图强的探索和实践中。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列强蹂躏宰割对象，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以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形成了地主阶级改革派。他们认识到抵御外辱，抗击侵略，挽救民族危机，必须要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改革空疏落后的传统教育和科举，导以经世致用之学。其中，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⑥的思想影响最大，体现了中国教育向近代新型教育转化的端倪，开启了教育与国家存亡相联系的认识起点。但此时大多数国人依旧妄自尊大，并没有意识到“外夷”的强大和中华民族危机的严峻性，有关教育救国的言论只有隐约数语。这可以视为近代教育救国思潮的早期萌芽。
19世纪60年代，经历了太平天国的沉重打击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的强烈刺激，清政府中以奕、曾国藩、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发起了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主张利用西方先进技术维护清朝统治，“师夷长技以自强”。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较广泛的社会变革，也是中国开始迈向近代化的开端。在洋务派看来，“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⑦。因此，在这次洋务派推行的新政中，洋务派以“中体西用”思想为指导，大办洋务事业，着力培养掌握西学、西艺的新式人才。洋务教育成为洋务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同治元年（1862年），奕等上《奏设同文馆折》，指出“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⑧。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上《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认为“伏惟中国与洋人交接，必先通其志，达其欲，周知其虚实诚伪，而后有称物评施之效……京师同文馆之设，实为良法，行之既久，必有正人君子奇尤异敏之士出乎其中，然后尽得西人之要领，而思所以驾驭之”⑨。同治五年（1866年），奕又奏请京师同文馆增设算学馆，提出“延请西人在馆教习，务期天文、算学，均能洞彻根源……倘能专精务实，自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⑩。近代中国首任驻外公使、洋务派理论家郭嵩焘也提出，“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要莫急于学…… 此实今时之要务，而未可一日视为缓图者也”，力言挽救国运以育才为急务。在洋务派的积极倡导下，1862年，近代中国第一所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馆在北京创办，开启了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起点。随后，洋务派又创办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方言馆等外语学堂，以及福州船政学堂、天津北洋电报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西医学堂、南京矿务铁路学堂、上海机械学堂、江苏武备学堂等一批早期的西学新式学堂，组织翻译西方科技著作和教材，并向外國派遣了詹天佑、唐绍仪等第一批留学生。洋务教育，以学习推广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培养了解和掌握西学的专业技术人才为己任，促进了西方文明在中国的传播，造就了一批掌握西学西艺的洋务人才，在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洋务派为了维持和延续风雨飘摇的清朝封建专制统治，提出了“自强”“求富”的口号，并以学习西学西艺、开办新式学堂、培育新式人才等作为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此时，洋务教育已被洋务派寄托了“自强”“求富”的重任，教育救国思潮已经萌发。
洋务派在“变器不变道”原则下的洋务教育，已经表现出“教育救国”的主旨，只是他们所强调的“洋务教育”，侧重西方科学技术等器物层面，以“技术教育”救国为特征，未及思想、文化、制度等层面。与此同时，以薛福成、王韬、郑观应等为代表的早期维新派思想家对教育救国则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他们大声疾呼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主张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文化教育制度，从而将教育救国的内容推及到制度层面。他们“变法自强”和“教育救国”的言论，通过书籍和报刊宣传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影响。王韬的《韬园文录外编》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等著述中都有“教育救国”的强烈呼声。《循环日报》是王韬等人1874年2月在香港创办的我国历史上第一份传播资产阶级政治改良思想的报纸，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批报纸中影响较大的一份报纸。谈及《循环日报》的宗旨，王韬概括为“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变法以自强”，即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来达到富强御辱的目的，明确表达了早期维新派希图以科学文化教育来救国强国的改良思想。郑观应则从道器、本末、体用的哲学高度阐述了人才、教育与国家兴衰的关系，较早地认识到国家富强与科学技术、人才培养，以及教育与救国、强国之间的内在联系。他说：“教育为立国之本，国运之兴衰系之，国步之消长视之。”“从来讲备边者，必先利器，而既有利器，则必有用此利器之人。器者，末也;人者，本也。”“今我苟欲发愤自强，必自留意人才始”，“是故人才众则百事兴”。他笃信“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倡言人才对国家之重要。他认为：“横览环球各邦，其国运之隆替，莫不系乎人才，而人才之盛衰，莫不关乎教养。其教养有道者，勃然以兴，教养失道者，忽然以亡。”可见，早期维新思想家已是站在国运兴衰的高度看教育，其思想已经具有了明显的教育救国倾向。
经过洋务运动和早期维新思想家们的宣传和推动，到洋务派后期领袖张之洞时，教育救国思潮基本形成。1895年张之洞在《吁请修备储才折》中指出：“人皆知外洋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他又说，“非育才不能图存，非兴学不能育才”，明确提出了育才以图存、兴学以育才的教育救国的根本见解。《劝学篇》系统地体现了张之洞的教育救国思想。在《劝学篇》的《序》中张之洞强调：“窃惟古来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指出救亡关键在学，这里“学”即指教育，以为“务本”“务通”，使表政里学均以“中体西用”为宗旨，既可兴人才，而且籍人才以“保国、保教、保种”。在《序》中，张之洞对这本4万字的《劝学篇》各篇大意作了说明，如“同心”篇，在于“明保国、保教、保种为一义”。“手足利则耳目康，血气盛则心志刚。贤才众多，国势自昌也。”在《外篇·设学第三》中，张之洞主张“非天下广设学堂不可”，以为“夫学堂未设，养之无素，而求之于仓卒，犹不树林木而望隆栋，不作陂池而望巨鱼也”。学校是养才重地，而人才是国家之本，因此要刷新政治，富国强兵，“必学有初基”。他倡议各省各道各府各州县皆宜有学，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中小学以备升入大学堂之选，形成大、中、小学相互衔接的教育系统。所有这些都贯穿着张之洞教育救国的思想，并指导了清末新式学堂的发展。《劝学篇》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也是当时教育救国思想的系统表述。此书广泛流传，目的虽在于强化封建君主专制，但客观上却促进了近代教育的发展，使“教育救国”、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和实践更加广泛而深入，也给戊戌变法作了舆论准备。尽管张之洞并未直接提出“教育救国”，但他“对教育目的与作用的认识却比早期洋务派更深入、更理论化、更系统化，其基本精神就是教育救国论”。
经晚清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思想家的推动和发展，到洋务运动后期已基本形成了教育救国的思潮，其表现为形成了系统的教育救国思想的著述，开展了教育救国实践的初步尝试，诸如对传统教育进行改革，创办了以同文馆为代表的近代第一批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翻译大量西书，派遣留学生出国等。此时，教育救国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已初具系统性和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教育救国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已基本形成。尽管这时的“教育救国”，无论内容、形式还是目的都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即借教育培养掌握西方科技尤其军事技术的新式人才来挽救和强化清朝的封建统治，其认识和阶级的局限性，在今天看来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它“代表着向上的、前进的”趋势，故“能不胫而走，迅速发展，广泛传播”。
（二）教育救国思潮的勃兴与高涨
伴随维新运动，以及随后的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直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教育救国思潮进入勃兴与高涨阶段。
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历经30多年，其自强努力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未能避免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中日战争中国的惨败，使举国上下均感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机。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近代中国历史舞台，掀起了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运动。在这场学习西方的变法中，维新派认识到西方列强的强大本原不仅在其先进的技术，更在于其现代化的制度与发达的教育，主张变法图强的根本在于开办学校，培育人才。维新派把改革文化教育作为维新变法的重要部分，提出变科举、兴学校、派游学、开民智、育新人，广泛介绍西学，开启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教育救国思潮由此勃兴。
为了维新与变法的成功，维新派大力宣传培养维新人才、发展教育的教育救国思想。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中指出，“尝考泰西之所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欲任天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表现出康有为籍教育以救国的急切心情。与其师康有为一样，梁启超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教之未善”“民智未开”和“缺乏人才”，他提出“变化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作为教育救国的积极倡导者，梁启超在综合考察西方国家教育和转型期中国教育现实的基础上强调，教育首先当定宗旨，培养“新民”最终实现“兴国”。为此，梁启超自号“中国之新民”“新民子”，并创办《新民丛报》，发表《新民说》等一系列文章，认定“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其教育救国主张在当时社会尤其青年学生中产生很大影响。严复则认为中国要图强，不仅要“治标”，即“收大权，练军实”，“以救目前之溃败”，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治本”，即引进西学以教育民众，“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他从进化论出发深刻指出“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认为中国图强的根本在于引进西学教育民众，国民素质的优劣决定民族的盛衰和国家的兴亡。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一边致力于翻译《天演论》《原富》《群己权界论》等西学名著以开民智，一边通过撰文和演讲阐述教育救国道理，希望通过倡导西学和教育改革，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提高国民的体力、智力和道德素质，以挽救国家的危亡。维新派这种不仅移植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并且注意开启民智的思想，反映了爱国志士对解决中国的问题认识得更深刻了。维新派积极的变法宣传和教育活动，在当时中国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朝野有识人士，深知国势日绌，国难严重，欲谋振兴中国非从兴学与储才两方面着手不可”，“青年志士稍识时务者，莫不持兴学救亡之策，奔走呼号”。张伯苓也在亲身经历了甲午中国所受的深刻耻辱后，“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自此成为坚定的教育救国论者。维新变法中大部分诏令均涉及教育改革问题，维新派教育救国的理论宣传和实践活动，超越了洋务派所倡导的“技术教育救国”的范畴，而转向关注制度层面和国民现代素质的培养，以从根本上救亡图存。这为20世纪上半葉教育救国思潮的全面高涨发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八国联军入侵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蒙受更大的耻辱，国人救亡图存的呼声更加高涨。“（国人）始知教育为中国存亡之绝大问题，于是众口一声曰：教育！教育！”“是时东南学子，咸知振兴学务为救国保种之惟一途径，此倡彼和，盛极一时。”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或遭受打击，或思想蜕化而影响日减，资产阶级革命派则主要致力于暴力革命，清廷的封建统治已临近末日，他们以“预备立宪”的新政改革进行了最后的挣扎。袁世凯上书主张：“百年大计，莫如树人。古今立国，得人则昌。作养人才，实为图治根本。查五洲各国，其富强最著，学校必广，人才必多。中国情见势绌，急思变计，兴学储才，洵刻不容缓矣。”清廷也把教育改革、举办新式教育作为“新政”和“预备立宪”的重要内容和手段，并大张旗鼓地在全国兴办各级学校，制定和颁行新式学制，废除延续千余年的科举制度。1902年，清政府制定了《钦定学堂章程》，即“壬寅学制”。1904年，又制定并正式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颁布并施行的新式学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自此新式学堂在中国开始大量出现。1905年9月，清政府下令废除在中国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这一举措表明国人在重视教育作用的基础上，对教育内容和形式的近代化也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更高的要求。1905年12月，清政府中央设立“学部”，作为最高教育行政机构。随后各省设“提学使司”，各府厅州县设“劝学所”，以加强对全国教育事业的督导。清廷灭亡前夕，1911年5月，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奏请设立中央教育会，指出，“教育之兴废，为国家强弱所由系，教育之良否，为人民智昧所由分;东西各国莫不注重教育，合力通筹，以立强国智民之本”，将教育提高到治国与强国之本的高度。清政府随即于6月批准设立中央教育会，任命张謇为会长。此外，清政府在派留学、兴女学、兴办师范学堂、实施强制教育、统编教材等方面也做出了积极努力。尽管清末新政所实施的一系列措施都旨在维持即将倾倒的清帝国统治，但这些措施大大推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将教育救国思潮在全国范围大大推进了一步。
辛亥革命的枪声终止了清王朝“最后的变革”，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寿终正寝。然而，就在人们高呼民主共和万岁，庆祝辛亥革命胜利和中华民国建立仅数月后，以袁世凯为首的旧官僚谋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并一步步建立起专制的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民族危机并没有因为辛亥革命的胜利而得到解决，残酷的现实促使人们更深刻地思考国家发展的道路。当时知识界普遍的看法认为，民智低下是辛亥革命后无法实现真共和的主要原因，要救国，要改造中国社会必先“改造人”。兴学校、开民智、育新民、图救亡的教育救国主张成为更多忧国忧民知识分子的共识。然而，什么样的教育才能真正担负起救国的使命？这是教育救国论者们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列强侵略变本加厉，国内政局动荡不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中国社会变革屡遭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文化教育的彻底变革和思想启蒙，文化教育革命是政治革命的前提，要建立新政权，就必须有适合新政权的新文化新教育作为基础，依靠新式教育，改造国民性，培育一代新人。1919年以后，以陈独秀、李大钊等激进民主主义者发起的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的新文化运动迅速席卷中国思想界，空前的思想启蒙和文化开放促使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新思想新理论在中国传播。众多杰出人物和社会名流如蔡元培、胡适、李大钊、陈独秀、张伯苓、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鲁迅等纷纷投入到反对专制和反对封建的新文化教育救国的洪流中，从不同角度指向改造国民性的教育救国思想层出不穷，并以“教育先行”“读书救国”“科学救国”等不同形式出现，他们的教育救国理论和实践以及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教育救国思潮进入全面高涨时期。
1915年，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发起留欧勤工俭学运动，吸引了一批抱着“教育救国”理想的青年，其中成长出不少对中国近代历史起了重要影响的人物，如徐特立、吴玉章、周恩来、邓小平等。黄炎培通过对国外教育的多次考察，积极倡导职业教育救国，认为“吾辈宜十分信仰教育为救国唯一之方法，而以全力注重之”。1917年5月，黄炎培联合蔡元培、梁启超、张謇、宋汉章等48位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在上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职业教育社创立的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体系，以及由此开展的职业教育实践，开创了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的先河。以黄炎培为首的职业教育家们，希望以职业教育为突破口，沟通教育与职业，通过职业教育解决人们的生计，实现对国民性的改造。从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杜威受邀在中国进行了为时两年又两个月的讲学活动。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得到热烈响应，教育是“人类社会进化最有效的一种工具”，“社会的改良，全赖学校”等口号广为流传。实用主义对教育实用性、工具性的弘扬，为教育救国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受杜威实用主义思想影响，蔡元培、胡适等形成了“实用主义教育救国论”。蔡元培强调教育应该独立，否则必为党派利用，成为党化教育和奴化教育的工具和牺牲品。胡适强调教育救国应从自身做起，明确个体的权利，然后再屡行自己的责任——救国，认为教育是人类文明积累和传递的重要环节，是立国之本，也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基础。由于蔡元培、胡适、蔣梦麟、陶行知等的推崇和影响，实用主义教育思潮很快成为当时中国教育思潮的主流。晏阳初1920年8月回国后即投身平民教育运动，号召“除文盲、做新民”。1923年3月26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晏阳初带领和组织一批知识分子创建了影响全国的河北定县平民教育实验;梁漱溟等人在山东等地兴起“乡村建设运动”，大力普及乡村教育，以解决中国社会“文化失调”的问题。陶行知于1920年建立了中华教育改进社，倡导平民教育、乡村教育，企图通过教育的力量去“沟通”阶级关系，改良社会;提出生活教育理论，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终生致力于“生活教育运动”。在他们的努力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普及教育运动以不同形式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延伸至中国广大农村，教育层次包括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教育类别涵盖识字扫盲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技能教育、专业教育、留学教育以及女子教育等，各种教育机构、教育团体，从大学校长、社会名流、地方富商乡绅到一般教师、知识分子纷纷出资出力投入到教育救国的洪流中，在全国造成了极大的教育救国的声势。教育救国深入人心。
这一时期，一方面由于社会的深刻变革与急剧动荡，国人对国内形势普遍失望和不满;另一方面，由于思想启蒙和解放，西方各种现代理论、思潮的涌入，尤其杜威、罗素等著名学者来华讲学，宣传西方的改良主义和教育理论，促成了各种“教育救国”思潮的空前高涨。教育救国思潮的发展呈现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实用性，以及多元化和普及性的特点，众多持教育救国思想的爱国人士，虽然对教育与政治、教育与经济的关系理解仍然不甚准确，对教育救国的具体认识不同，所走的道路不同，但他们的愿望是一致的，那就是通过教育达到救国的目的。
（三）教育救国思潮的回落与转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随着国内革命的持续高涨和抗战的爆发，教育救国论者出现分化，一部分转向了革命，投身政治，有的则教育救国初衷不改。尽管仍有不少像张伯苓、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这样笃信教育救国并积极践行教育救国的教育家、爱国者，但这一时期，由于政治与经济对教育的根本制约作用，教育救国思潮在革命浪潮和抗日战争的冲击下，渐趋回落和衰退，教育救国思潮进入回落与转型时期。教育救国思潮的余续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最终转型为現代的教育强国思想和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受其影响，“五四”时期平民教育救国论的倡导者们逐渐认识到，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问题是中国社会最根本的问题，民族复兴的根本途径在于复兴日趋衰弱的农村经济，倡导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公共卫生和移风易俗等措施展开乡村建设，“创造新文化”，实现所谓“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同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日益结合，促进了教育救国思潮的演化。李大钊、恽代英、杨贤江、毛泽东等对革命教育理论的发展，逐渐形成确立了民主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以民主精神推进女子教育，倡导工读教育，平民教育演化为工人教育，勤工俭学教育演化为为广大工农服务的教育。教育救国思潮各流派从百家争鸣到相互融合，他们的目光开始从城市转向农村，职业教育救国思想和平民教育救国思想逐渐与乡村教育救国思想合流并进，一起融入乡村建设的洪流中。1925年8月，黄炎培赴山西太原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届年会时，草拟了《山西职业教育计划书》，指出“鉴于近今教育事业大都偏向城市，又其设施限于学校，不获使社会成为教育化，爰拟从农村入手，划区域从事实验，期以教育之力，改进农村一般生活，以立全社会革新之基”。关于救国的方法晏阳初反复强调说：“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强固基础，坚固根本，‘本固’然后‘邦宁’。农村建设就是固本工作。中国今日唯一出路是要把广大人力开发起来，把这衰老的民族振兴起来，把这散漫的民众组织起来，把这无知无识的人民教育起来，方可成为一个现代有力的新国家，所以复新民族，首当建设农村，首当建设农村的人。”当时不少参加乡村建设的教育救国论者怀抱理想，过分夸大了教育的功能，认为只要教育机关和人员深入农村，对农民实施包括识字教育在内的各种教育，就能解决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官方的参与与否无关大局，只是“很想用教育的力量提倡一种风气，从事实上去组织乡村，眼前不与政府的法令抵触，末后翼得政府的承认”。然而实践证明，不与国民党官方合作，仅凭教育和学术界团体以及大中专院校的力量推进乡村建设，举步维艰，困难重重。后来1932年在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召开前后，他们放弃以纯教育和学术身份推行乡村建设的立场，提出了“政教合一”的口号，接受了国民党当局的支持和合作，乡村建设运动却因越来越受到官方的控制而渐失其自由独立精神。笃信教育救国的乡村建设的领导者们陷入了痛苦的矛盾之中。教育救国思潮转入低潮。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以乡村建设运动为集中体现的教育救国思潮在战火中逐渐被消解，然而教育救国的理念已深深影响广大民众，尤其成为知识分子恪守的信念。此后在民族危机再次凸显的时候，广大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依然抱着坚定的教育救国的信念，以饱满的爱国情怀，不畏困难和险阻，纷纷辗转投身于战时的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工作，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高校的内迁，在后方创建学校等，为战时革命和战后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建设培养了大批各个领域的人才。比如大家熟知的西南联合大学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校长，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数学专家华罗庚、陈省身、苏步青，文史专家陈寅恪、冯友兰、闻一多、钱钟书、沈从文、叶公超、吴晗、钱穆、张奚若、费孝通、罗隆基、王力等，以及一些基础学科和技术领域的开创者吴有训、吴大猷、周培源、梁思成、金岳霖、钱思亮等著名学者和专家，他们在战时异常艰苦的环境下，始终坚持发扬民族正气，坚持教学，坚持科研，培养了钱伟长、杨振宁、李振道、黄昆、朱光亚、邓稼先、任继愈、陶大镛、郝治纯、阴法鲁等一大批日后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和杰出人物。随着抗战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教育救国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淹没于历史长河之中，但其余续和精神仍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并最终以“科教兴国”的基本国策和“教育强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三、教育救国思潮的现实意义
回顾历史，教育救国思潮虽然内容庞杂、流派很多，前后也不尽一致，但无论怎样的分歧和变化，一个基本观点是始终确定的，即教育是立国之本，教育是改造中国、挽救中国的必需的、根本的途径。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使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教育救国思潮因其渐进性、改良性特点，在解放后相当长时间被作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受到批判。近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学人一改之前对教育救国的基本否定态度，研究者对教育救国思潮有了比较中肯的认识和评价，既指出了教育救国作为一种社会改良方案“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难以克服的矛盾性和局限性”，辩证地分析了革命与改良的关系，同时，也对教育救国思潮的历史功绩及其进步性和合理性作了较为全面和深刻的分析和肯定。教育救国思潮作为一种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是近代中国民族复兴思潮的重要内容，对启蒙民智、提高大众觉悟、推动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发展和增强国家凝聚力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虽然因其自身的局限性，教育救国思潮最终沉寂于历史的洪流中，但其余续和精神并没有消逝，而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其合理内核转换为“科教兴国”和“教育强国”的基本战略和国策，继续发挥着影响和作用。笔者认为，教育救国思潮至少在以下方面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一，教育救国思潮作为一种民族复兴的具体方略，始终提醒着我们，人才和教育在国家富强和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基础性作用，对我们今天坚定地推行和落实“科教兴国”“教育强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教育救国论者无一例外地注意到人的素质与社会进步的关系。教育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杠杆，主要通过培养人才来发挥作用，其效应是潜移默化而非立竿见影的。“百年树人”，尽管由于教育的长效性，教育不能救国于危急之时，但教育于“兴国”“强国”的作用却是重大而深远的。“教育救国”本来就包含了“教育兴国”和“教育强国”的内涵，“教育救国”与“教育兴国”“教育强国”本身就有着天然的内在逻辑，其本质是一致的，即强调教育是立国之本，人才是社会发展之基。如果忽视了这一点，仅仅盯着眼前的经济收入和利益，过于看重GDP等指标，势必会出现所谓的“读书无用论”，以及各种为了追求眼前利益而不顾后果的短视行为和举措，比如土地、矿藏等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破坏，河流、空气等的严重污染，食品安全、欺骗宣传和虚假广告等严重扰乱人们生活的社会问题以及信用危机。面对当前的社会问题，深化改革，完善体制，加强法治，提高国家的治理水平和党的执政能力，从根本上仍要从教育着手，一方面加强对各个领域以及各级各层领导干部的教育和培养，保持其在业务、思想和管理等方面的先进性和领导力;另一方面注重对全体国民的道德文化教育，提高民众的道德觉悟和自律水平，减少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成本。只有这样，各项改革和治理才能够真正达到其理想效果，而不至于走样、变形。毕竟只有人才能够做到扬长而避短，真正发挥出制度和体制的优越性。同时，从教育救国思潮的发展演变历程中，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教育救国思潮从产生到高涨再到低落，都是伴随在一次次社会变革运动之中，通过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乡村建设运动等，得以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发展，教育救国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思潮，它总是与具体的社会变革相交织，渗透并作用于社会的变革。在国家和社会的改革发展中，我们既要认识到教育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重视教育改革和发展，为国家和社会发展提供有效的人力资源和人力支持，也不能一味夸大教育在国家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教育不能也不是救国或强国的唯一途径，只有把教育与各项社会变革活动紧密结合起来，教育才能真正实现其兴国或强国的使命。
其二，教育救国思潮作为一种民族责任感和爱国精神的具体体现，教育救国论者的伟大人格和爱国精神永垂后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由于教育救国的倡导者们笃信教育具有救国、兴国、强国的独特功能，因而他们或奔走于政府和社会名流之间努力争取发展教育的政策和资源，或孜孜以求潜心教育科学研究，或风尘仆仆、不畏艰难积极投身于各种各样的教育实践中。如郑观应、张之洞、盛宣怀、张骞等早期教育救国论者不顾顽固派的反对，不仅多次上书清廷，要求“广译西书”“广兴学会”“倡游学”，而且亲自主持兴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批新式学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蔡元培等，一边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奔走在救国的前沿阵地，一边大声疾呼，兴办学校，创办报刊，进行国人的思想启蒙和解放运动，掀起了一浪又一浪救国浪潮;张伯苓、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吴玉章、陈鹤琴等无数近代教育家，把教育当成一项用毕生精力去完成的伟大事业，心无旁骛、几十年如一日，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兢兢业业耕耘于祖国的教育事业，在战时奇迹般地不仅保持了我国的教育实力，而且为新中国建设培养出大批享誉国内外的杰出人才。二十世纪前半叶，我国在战乱频仍、经济停滞、民生凋敝的情况下，教育事业却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在数量方面，1904年起，从无到有，小学在校生，1912、1936和1947年分别为189万、1829万和2300万;中學在校生，1912、1936和1946年分别为45万、21万和150万。抗日战争期间，竟增长了7倍。高等学校，解放前夕达到205所，在校生近12万。发展速度堪比西方同一时期。在质量方面，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斯坦伯格（Jack Steinberg）根据解放前中国留学生（如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等）的表现曾说，“中国的教育是世界水准的”。就总体而言，显然过誉。但教育救国论者在发展近代教育，培育各种新式人才的丰功业绩，以及他们的教育情怀和爱国精神，不仅已深深定格在历史的画卷中，而且也为后世的教育者和知识分子树立了崇高的榜样，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高远志向和爱国热情，仍时时激起国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团结一心的民族凝聚力。教育救国论者留下的这一笔可贵的精神财富，需要我们后人珍视、继承并发扬光大。
其三，教育救国思潮的理论和实践，为我们当前有效落实“科教兴国”和“教育强国”战略、扎实推进教育改革以至社会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理论资源。近代教育救国思潮的历史演变，告诉我们：（1）教育救国是有前提和条件的。它必须要有一定的政治环境、经济条件的保障才能够健康持续发展。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缺乏政策和资金的支持，教育将举步维艰，甚至难以生存，还何谈造就人才、培育新民？它必须是引领社会和时代发展方向的教育，必须要有相对的独立性。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必须符合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和人性的本质，否则沦为政治附庸的教育，只能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而无法真正引领社会和时代的发展。它必须是指向未来理想社会的、协调的、连贯的大教育体系，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理念和价值观的和谐与一致，也包括幼儿教育、初/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师范教育以及各种职业技术教育目标和内容的连贯和协调，以及教育内部德、智、体、美、劳育的协调健康发展。否则碎片化、功利性的教育只能是令人失望的教育。同样，当前的“科教兴国”和“教育强国”也需要满足同样的前提和条件：一定的政治环境、经济条件，适时的教育内容、培养规格与目标，一定的教育体系及持续性等。只有满足这些前提和条件，才能真正实现“科教兴国”和“教育强国”的发展战略。（2）近代教育救国思潮中，女子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以及生活教育、乡村建设等的理论和实践，既开拓了我国近现代教育的发展，为今天的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又为当今的教育改革以及社会改革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历史借鉴和理论资源。教育救国思潮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仅有其自身的理论发展，而且伴有不同程度的教育救国实践探索，比如洋务运动时期的军事教育、科技教育、师范教育，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时期的国民教育、女子教育、民权法制教育，新文化运动后的平民教育、职业教育、乡村教育以及生活教育、普及教育、乡村建设等的理论思想和各种教育实验。教育救国论者在这些教育领域中的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为今天我们全面深化现代教育改革，提高教师素质，正确认识教育与政治、教育与经济、教育与就业的关系，协调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关系，以及如何做好现代新农村建设等教育和社会工作，提供了非常丰富和有价值的理论资源和历史参考，仍值得我们挖掘和借鉴。
注释：
①目前学术界关于教育救国思潮的主要研究有以下专著：吴雁南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第四编第六章、第七编第三章，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熊贤君著，《近代中国科教兴国启思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等等。论文包括学位论文数十篇。
②参见：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③参见：《礼记·学记》，《十三经注疏》（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521页。
④参见：《论语·子张》，《十三经注疏》（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532页。
⑤参见：郑观应，《盛世危言·学校上》，转引自：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1页。
⑥参见：魏源，《海国图志原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2页。
⑦参见：李鸿章，《李鸿章函·答制火器》，转引自：李书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期），卷25，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088页。
⑧参见：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页。
⑨参见：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26页。
⑩参见：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7页。
参见：郭嵩焘，《致沈幼丹制军》，《郭嵩焘诗文集》，岳麓出版社，1984年版，第196页。
参见：王韬，《韬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6页。
参见：郑观应，《致伍秩庸先生书》，转引自：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 270页。
参见：郑观应，《盛世危言》，转引自：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63页。
参见：郑观应，《盛世危言》，转引自：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26-727页。
参见：郑观应，《盛世危言》，转引自：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0 页。
参见：郑观应，《盛世危言》，转引自：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76页。
参见：郑观应，《盛世危言》，转引自：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0 页。
参见：张之洞，《张文襄公奏稿》卷二十四，1920年刻本。
参见：张之洞、刘坤一，《筹议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转引自：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58页。
参见：张之洞，《劝学篇》，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页。
参见：郭齐家，《中国教育思想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58-359页。
参见：戴逸，《〈中国近代社会思潮 （1840—1949）〉·序言》，吴雁南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
参见：康有为，《上清帝第二書》，《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1页。
参见：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1页。
参见：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6），中华书局，1936年版，1989年影印本，第62页。
参见： 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1989年影印本，第10页。
参见：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总论》，《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1989年影印本，第19页。
参见：梁启超，《新民说·绪论》，《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1989年影印本，第104页。
参见：严复，《原强》，《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页。
参见：严复：《原强》，《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页。
参见：朱有谳，《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1983年版，第259页。
参见：《修武富绅之热心兴学》，《豫报》第2号。
参见：胡适，《教育家张伯苓》，姜义华编，《胡适学术文集·教育》，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88页。
参见：脱羁，《教育箴言》，《教育世界》，1901（5）。
参见：冯自由，《中国教育会与爱国学社》，《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9页。
参见：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389页。
参见：故宫博物馆，《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12页。
参见：黄炎培，《对于菲律宾华侨教育意见书》，中华职业教育社编，《黄炎培教育文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71页。
参见：孙培青，《中国教育思想史》，华东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238页。
参见：中华职业教育社编，《农村教育丛辑》（第一辑），1926年版，第4页。
参见：宋恩荣，《晏阳初全集》（第2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5页。
参见：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3页。
详见：黄升任的《对“教育救国论”的再认识》，《探索与争鸣》，1999（7），熊贤君的《“教育救国论”论衡》，《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2（11）等观点。
参见：周贝隆，《百年回首：试论“教育救国”》，《教育发展研究》，1999（4），第38页。
作者：吴春苗
摘 要：研究从“天下”、“国家”、“社会”的角度，对近代中国体育的生成发展复杂历史进行解读，借助于对丰富史料的梳理与研究可以发现，“天下”蕴涵着我们对生存体验世界的伦理想象，这在很大程度上塑造并影响清朝末年新国民体育的孕育与发生，包含着近代中国体育所蕴涵的特有的强国富民的政治想象。“国家”代表了我国国民在危机与困境中民族意识的觉醒，这赋予体育崛起与发展的“国家化”色彩，并通过军国民体育的思想与实践得到充分体现。“社会”意味着民众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体育向民间的转移，政治色彩的淡化与日常生活的关注成为这一时期体育发展的主题，昭示着体育之为体育应有的价值回归。
关 键 词：体育史;新国民体育;军国民体育;体育国家化;体育社会化
Key words： sports history;new national sports;militarized national sports;sports nationalization;sports socialization
审视一百多年近代中国体育的生成和发展，无论是“天下”观念的近代转变与新国民体育的塑造，还是现代“国家”意识的出现与体育国家化的生成，抑或是“社会”思想的形成与社会化体育的起步，体育作为个体和国家共同发展的重要方式，从来都具有重要的社会政治意象：“天下”代表的是一种朴素的传统政治观念，是近代体育得以产生的历史文化渊源;“国家”蕴含基于个人权利的近代政治观念，是近代体育政治诉求的集中体现;“社会”则表明一种自我得以更加积极实现的人本诉求，这是近代体育发展之于政治的重要意义所在——这种历史变迁真实地契合了中国社会的近现代化进程，也是我们恢复近代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真实历史面貌的思想主线，由此近代中国体育所承载的政治价值和历史意义才能实现自身逻辑与现实的真正统一。
1 “天下”观念与新国民体育的塑造
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古已有之，“天下”承载了中国人最为基本的世界观，其中包含固有的知识体系、价值规范和实践场域，诸如权力神圣、道德绝对、秩序天然等，渗透在高高在上的政治和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之中的政治文化大都由此而衍生。然而，按照西方科学认识论的观点，天下并不具有事实经验性的科学支持，而仅仅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活的先民对自身生存体验的想象，展现的是中国人对自身特有生存境遇的感受和理解。由此可见，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里，“天下”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不同的，并不具有现代民族国家清晰的主权边界，也不能用来指称整个世界，而是一个具有极强伦理意味的整体性观念。在此秩序中，特别关注人的主观世界的塑造，即个人的德行，希图通过个人精神品质的塑造，达成整个社会安定，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图式[1]。
这种建立在天人合一基础上的天下国家观，在清末随着鸦片战争以及一系列运动的失败而逐渐发生转变，取而代之的是新国民的观点不断被人们认知。以近代中国体育的生成和国民观念的初现而言，真正关键的转折期并不是出现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一般都认为是近代中国体育史开端的历史事件，其实体育对人们的影响只是隔鞋搔痒。从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派遣的120名留学美国的幼童所受的指责，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体育进入中国遭遇到的非难，这个新鲜而充满活力的事物，遭遇儒家礼治传统，必然会步履维艰[2]。因此，近代中国体育关键的转折期，实际出现在为期不长的中日甲午战争，使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彻底颠?。此时出现这样一种论调，即坚持体育必须与国体同步改革，这种为民族的兴亡与国体打造而进行的近代中国体育运动，在戊戌维新运动后开始走上历史前台。
近代中国的许多仁人志士将提升国民身体素质与国家的兴衰强弱联系在一起，自然就把拯救民族危亡和实现国家富强的希望寄托在发展体育教育、振兴体育事业上。这种对体育教育的重视，首先体现在将学校体育教学课程的设置放到民族和国家的政治高度考量。1895年1月，严复发表《原强》一文中首倡力、智、德三育，称力、智、德三育为国家民族富强的基础，而民之手足体力尤为重要[3]。进而大声疾呼：“论一国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他认为学校体育是“鼓民力”的重要方法之一，“故庠序校塾，不忘武事，壶勺之仪，射御之教，凡所以练民筋骸，鼓民血气者也。”[4]1896年，谭嗣同[5]提出“主动”的教育思想：“西人以喜动而霸五大洲，驯至文士亦尚体操，妇女亦侈游历，此其崛兴为何如矣。西人之喜动，其坚忍不挠，以救世为心之耶教使然也。”1898年康有为在《请停弓刀石武试改设学校折》也认为，中国连遭西人入侵，关键在于武备不修，“试问列国之武备何如乎?自普国以小胜法，自是各国效之，举国民皆为兵，其兵皆入校，炮兵、马兵、步兵、工医、辎重各习其科，皆有文学、算数、地图、兵法之学，不止步伐营阵之法，跳涧逾垒之粗也。”[6]然而，要实现国家富强与民族振兴，仅仅具有强健的体魄还是不够的，更需要有积极向上的振奋精神。因此，这对当时的体育提出更高的要求，体育不仅仅关乎身体，更在于精神的振奋和意志的提升。1903年梁启超主笔《新民说·论尚武》：“体魄者，与精神有密切之关系者也。有健康强固之体魄，然后有坚忍不屈之精神。”当然这种对身体训练精神主旨的提升，也是来源于对当时西方国家体育发展的认知，比如德国威廉二世视学于柏林小学，其敕训曰：“凡我德国臣民，皆当留意体育，苟体育不讲，则男子不能担负兵役，女子不能孕产魁梧雄伟之婴儿，人种不强，国将何赖?故欧洲诸国，靡不汲汲从事于体育。体操而外，凡击剑、驰马、习射、击枪、游泳、竞渡诸戏，无不加意奖励，务使举国之人，皆具国民之资格。呜呼，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吾望吾国同胞练其筋骨，习于勇力，无奄然颓备以坐废也。”[7]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在内力推动和外力挤压的双重作用下，中国近代体育事业脱离朦胧的天下观念，开始获得民族国家的政治青睐，自此开始体育具有更高政治韵味和精神追求，成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寄托和重要推动力之一。
近代以降，当西方列强以武力一再击溃泱泱大国的虚骄时，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被逐渐打破，改造国民身体似乎成为挽救危机的先决性前提，由此体育这个将新国民身体的打造作为无限上纲的开发形式，显然是深受时局影响的结果。同治时期自强运动讲求武事数十年，依旧败于昔日学生日本的沉痛教训，迫使他们的思维方式从宏观上层建筑改良方面转向理想国民的塑造。“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以及“一国一种之盛衰强弱，民为之也”，正是这一逻辑的必然产物。这种试图在“健身、养心”的传统体育场域中生硬开辟出民族生存的基础领域，是近代中国体育所面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清帝国传统国家体系日趋衰败无力时，赋加在近代中国体育的民族考量正以有增无减的形势塑造着国民的身体。这种现实的需要却也隐含了一个内在危险，那就是体育的发展以及对身体塑造的无限可能性，必须置于民族存亡的前提下来权衡，这就使得体育之于身体的价值只能以强调政治的形式呈现在历史的脉动中。
2 现代“国家”意识与体育国家化的生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遭遇前所未有的强大敌人，中国人再也无法保持那种由历史与文化带来的优越感与傲慢，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古以来对世界的认识，“国家”取代“天下”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在这种情势下，国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成为近代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参照系。1903年清朝政府颁布实施“癸卯学制”，仿照日本建立新教育制度的同时，也全盘吸收日本体育教育，在学校中开设体操课，实施普通体操与兵式体操。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将“体操”正式纳入学校教育体系，从高等小学堂的“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体”，一直到高等学堂的体育教学内容“宜以兵式体操为主”，“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体操一科，幼稚者以游泳体操，发育其身体。稍长者以兵式体操，严整其纪律，而尤时时以守秩序、养威重，以造成完全之人格”[8]。1906年3月，荣庆在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又明确提出“尚武”一项，所谓尚武，即全国皆兵，“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律儿童熟见而习闻之”[9]。一时间，尚武之风盛行于学校，一度成为尚武救国的教化场所[10]。
尚武之风在体育教育中的兴盛，将身体改造与国家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由蔡锷在《新民丛报》署名发动的国民改造运动，不但开启一场为时将近20年的身体改造运动，同时也将“国家”这个概念塑造成体育忠诚的惟一对象。这个以国魂为召唤，以体育的军事化开发作为诉求的主张，毫不遮掩地呼吁近代中国体育应该将身体视为国富种存的根本基础。之后，这个经由蒋百里、张骞、蔡元培等重要知识分子呼吁的体育国家化思潮，不但使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主张获得一个更加具体的方向，同时也使得“尚武”成为那个时代最具号召力的符号[11]。1912年首任教育总长的蔡元培[12]对于民国教育曾开宗明义地直陈：“军国民教育者，诚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也。”虽然在蔡元培的理想教育中，一个完善的学校教育至少还应包括实利、德育、世界观和美育等教育形式，但在国家层面上，军国民教育还是最受各界重视的教育形式。因为不论就主从、缓急、先后和轻重的区分来说，它都最符合中国当时的需求。无须讳言，道德问题需要长时间的无形教养，无法一蹴而就，实业问题也可以通过集股临时筹建，惟有武力不可以假借。而在内讧外侮，国忧于眉睫的情况下，将学校体育设计成磨炼身体与训练心智的场域，甚至养成服从于纪律的身体，便成为那个时代的主要体育教育目标。
辛亥革命胜利后，将国家前途与富强建立在德日等国军国民思想的成功经验上，虽然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却也造成体育自此成为国家权力的从属物。如1915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的决议要求教育部以军事动作、知识和军用规则管理和教育中小学生，贾丰臻[13]呼吁学校寄宿生活当采军营制，以严格的时间和空间管制纪律化学生的生活于身体，以淘汰的方式来殆除体格孱弱、不堪造就的学生的做法等，都说明军国民思潮在此时的强势。在这种情况下，战斗力与爱国心的培养便成为中小学的主要工作。由此可见，在亡国压力的环境下，以及中国传统意识形态被迫实现现代转化时，这种直接施加于体育试图改造国家前途的军国民体育思想，使20世纪初的近代中国体育呈现出一种明显的单向度发展趋向。
除这些客观危机的触发外，军国民体育思想的发展根源在于体育适应当时中华民族政治发展的需要，并在一定程度上迎合民族主义政治思潮。军国民体育思想在古斯巴达、德意志、俄罗斯、日本等国家和民族均有体现，并成特定历史时期民族振兴、国家崛起的精神动力。对于近代中国而言，睁眼看世界以后欣然接受这种军国民体育思想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军国民体育思想强调以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为动力，这切合近代中国各个阶层尽快摆脱落后局面实现民族振兴的心理需求，成为当时中国应对困难时局的一种救世方略。在这种情况下，体育作为规训民众身体的重要方式自然也就具有了浓重的工具化色彩，承载着民族拯救与国家自强的寄托和希望。由此，军国民体育思想就成为20世纪初主导中国体育发展的最强音。由知识分子推动、引介并被国家最终采纳的军国民体育，通过各种规训力量的纵横交错，最终使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基础条件——体育的国家化，并在亡国的氛围中开展起来。
3 “社会”思想与体育社会化的起步
“社会”代表不同于国家的自主市民生活，是现代公民生活去政治化的重要表现。作为西方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社会”思想伴随着中国国门的打开而对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由之引起了中国体育的社会化发展进程。在新文化运动——国家崇拜话语倒塌以前，“社会”没有被作为独立空间加以认知，而在此之后，对“社会”而不是对“国家”的理解成为历史研究主题，或者说，对“国家”理解也必须在认识“社会”的前提下才能重新获得意义[14]。这种思想观念重要的转向，体现在体育上就是随着军事强人权威主义走向帝制运动，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凡尔赛会议的凌辱，军国民体育开始丧失它在中国的优势地位。许多国内人士逐渐认识到军国民教育是德、日等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必须加以抵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一改过往对于军国民体育的追求，以“养成健全人格”作为体育新的发展趋向。这个体育思想骤然的变化虽然欠缺深思熟虑，却也造成近代中国体育自此脱离“国家化”的单向度，开始步入多元发展的阶段。
对于中国而言，体育的社会意义更多源自对西方自然主义体育的引进和重视。自然主义体育提倡人性的解放，主张教育要遵循儿童的自然发展规律，强调人的自然本性和价值。自然主义体育在近代中国学校体育中的出现，丰富体育教育的内容和教学形式，愉快活泼的课堂气氛也有利于激发学生主动参与体育运动、学习和掌握体育知识的自觉性与积极性，充分燃起学生的学习热情，同时也为我国现代体育的确立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在这种思潮影响下的中国，军国民体育思想渐渐失去主导地位，僵化且束缚身心的兵式体操渐渐废止，学校体育内容开始多样化，全民体育也被提倡。即使之前曾令国人引以为豪的“国粹”武术，也开始改变单一武术救国之理念，更多从强健体魄的角度阐释武术的特殊作用。这种自然主义体育思想首先影响我国国民对中国传统拳术的重新认知。在中国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拳术，使自然主义体育思想慢慢深入社会民众心中，整个社会对于体育的关注和重视程度获得提升，由此体育运动不再仅仅是一种强国振兴的工具，而是与普通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1920年1月份版印的中文报纸《申报》中涉及体育的消息有60则，而占比重最大的是关于各类单项比赛以及综合性运动会的介绍，共39则，占全部信息的65%。另外，体育的社会化问题获得政府的支持和制度化认可。在1927年蒋介石建立国民党南京政府之后，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体育法令，同时也对学校的各项体育措施做严密的规定，试图把北洋军阀时代松散的体育教学制度化[15]。除加强学校体育之外，还重视全民体育的发展，一方面颁布《国民体育法》，另一方面通令各县市至少设置一座公共体育场，力图使体育深入民间[16]。更重要的是，国民政府把原由私人团体筹办的全国运动会，转为政府单位承办，还兴建大型体育场，1931年就在南京中山陵附近修建当时全国最大最完善的“中央运动场”[17]，以配合全运会的召开和满足部分人体育锻炼的需求。因此，在此阶段，体育相比以往获得了短暂的辉煌。
然而，随着南京政府“训政纲领”和“训政时期约法”的接连颁布，初现本真体育的努力，还是无法对抗有国家作为背景的训政时期体育。众所周知，1934年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他在《新生活运动发凡》的讲话中说到：“新生活运动最后之目的，在求全国国民之彻底军事化，而军事化之精义，即在共同一致四字。故新生活者，不过为生活之外表的形式，而军事化者，乃为其实质的内容与最后之目的。”[18]新生活运动注重人们“纪律”、“习惯”的养成，目的是为要培养具有军事化思想、任何时候都能行动一致的国民。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新生活运动正好契合体育在培养国民“重组织，尚团结，严纪律，守秩序”方面特有的功效。
除源自国家统一而来的训政时期的体育外，苏区根据地兴起的新民主主义体育，也是必须加以留意的体育形式。新民主主义体育的重要特点就是突破军事训练局限而重视体育的群众基础，将群众体育的发展与群众的精神改造结合，作为推进革命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1933年成立根据地最早的群众体育组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赤色体育会”提出“锻炼工农阶级铁的筋骨，战胜一切敌人”、“发展赤色体育运动，养成工农群众的集团精神与强健体格，适合阶级斗争的需要”[19]具体工作方针，在苏区根据地体育工作具体方针的指导下，体育活动从部队到地方都开展得很活跃。为“培养共产主义建设的新后代”，苏维埃政府也非常重视学校体育，如在1934年《小学管理大纲》和1936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小学校制度暂行条例》中，为保证学校体育的正常开展，对学校运动场地和设施提出专门要求——“学校的运动场，至少有一平坦的草坪，尽可能设置一些体育用具和建筑，例如秋千架、杠子、跳远的沙地等。”还有为加快培养地方和军队干部，苏区根据地还创办一批大专学校如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和师范学校等。这些院校有的安排了体操课，有的把体育列入常识科目，有的结合军事训练进行体育锻炼。更为重要的是当时采取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体育竞赛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当时群众体育事业的发展，也适应了当时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成为发动和组织群众力量的重要载体。当时，尽管战事频繁，各种物质条件十分艰苦，苏区和各根据地依然十分重视通过竞赛普及体育的做法，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地积极开展各种体育竞赛运动。如1931年5月1～4日，鄂豫皖根据地召开大型运动会;1933年5月30日～6月3日，在瑞金叶坪大练兵场举行“五卅”全苏区运动大会。这些运动会的项目除现代田径、球类项目外，还有投手榴弹、越障碍、刺枪、劈刀等军事项目和武术。由此可见，这个按照马克思主义与苏联体制而施行的体育方式，同样也凸显体育在近代中国一直是以多种多元、普遍和恒常的形式生成发展。在追求国强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大前提下，近代中国体育的发展在其间确实存在着某种破碎与不连续性，而这正是国家社会借体育完成某些功用所经历的开发过程。
这些事件向我们传递这样的信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体育渐渐褪去军事和尚武的神圣光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已开始向社会融入。然而，自然体育与军国民体育一样都具有明确的国家目标和民族目的。围绕着这样的指向，这两种形式的体育都对国家的发展具有高度的关切和深入的思考。在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们对于儒家文化压制人性的方面进行激烈的批判，并由此联想到国民性的改造与国家抵抗力衰退的问题，提出将强健身体与理智精神加以有机关联的思考与期许。就自然体育思想而言，尽管在形式上对军国民思想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与批判，但在内在价值诉求方面，除了具有追求个性和身体解放的精神旨趣外，其实对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渴求并不比军国民体育有任何松缓之处。在这一点上，军国民体育和自然主义体育有着一些不可见的交集存在。尽管在个人还是国家哪个在前这个问题上，二者有明显的区别，但是在面对国家危亡与民族兴衰的大局上，双方又表现出惊人的一致。因此，可以说，自然主义体育同样也具有一个浓厚的国家规训与工具化的趋向。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强国家、弱社会”的结构，西方意义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在中国可谓先天发育不足、后天成长迟缓，民间社会力量的相对匮乏使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过多地受制于国家政治力量，负载了太多的政治期待，这对于体育的独立发展相当不利。因此，无论是新文化运动后的自然主义体育，还是南京政府训政时期的体育，抑或是苏维埃政权的体育，在这些力量的纵横交错下，社会体育较之以前尽管有所发展，但赋加在近代中国体育之上的规训性力量一直未停止过对身体的征服。换言之，在此阶段以个体健康为本位的社会体育表面上开始起步发展，但体育的国家化和工具化趋向一直是近代中国体育难以回避的历史情势。当然，我们也不能由此完全否定民间社会力量在强大国家诉求下的艰难发展，毕竟这为中国社会的真正健康成熟和完善发展带来希望，也为中国体育在强大政治诉求面前以符合体育本身发展规律的方式追求和实现自我本真发展提供契机和可能。
参考文献：
[1] 吴杰. 传统“天下”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对接——对《清帝逊位诏书》宪法意义的反思[J].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4(1)：126.
[2] 郎净. 近代体育在上海(1840—1937)[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84.
[3] 张贤松. 西方文化对中国近代体育的影响[J]. 体育学刊，2002，9(6)：18-20.
[4] 严复. 原强[G]//成都体育学院体育史研究所. 中国近代体育史资料.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358.
[5] 谭嗣同. 谭嗣同全集(仁学·十九)[M]. 上海：中华书局，1981：321.
[6] 韩小林. 戊戌变法与近代科学技术的传播[J]. 齐鲁学刊，2004(1)：101-103.
[7] 梁启超. 新民说——论尚武[N]. 新民丛报，1902：29-30.
[8] 学部奏请宣誓教育宗旨折[J]. 东方杂志，1906(5)：85-86.
[9] 舒健. 晚清军事变革的历史思考[N]. 中国青年报，2011-04-08(09).
[10] 胡科，黄玉珍，虞重干. 近代以来我国学校体育思想演变中的身体线索[J]. 体育学刊，2010，17(9)：8-12.
[11] 黄金麟. 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M]. 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46.
[12] 蔡元培. 新教育意见[M].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4083.
[13] 贾丰臻. 实行军国民教育之方法[J]. 教育杂志，1915，7(7)：138-145.
[14] 杨念群. “感觉主义”的谱系——新史学十年的反思之旅[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02-203.
[15] 苏竞存. 中国近代学校体育史[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158-164.
[16] 吴文忠. 中国近百年体育史[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209.
[17] 唐永干，王正伦. 国民政府时期体育的社会化及其启示[J]. 体育学刊，2004，11(3)：32-35.
[18] 秦孝仪.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A]. 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72.
[19] 党挺. 中国红色体育的演进与发展[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3，39(9)：29.
作者：程卫波 张志勇
1.曾国藩：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2. 张之洞：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 3. 左宗棠：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著名湘军将领，洋务派首领。左宗棠少时屡试不第，转而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后竟因此成为清朝后期著名大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历史事件。 4. 林则徐：是清朝后期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是中华民族抵御外辱过程中伟大的民族英雄，其主要功绩是虎门销烟。 5. 曾国荃：早年随兄曾国藩筹建湘军，清·咸丰六年起独领一军，因攻打太平军“有功”赏“伟勇巴图鲁”名号和一品顶戴。同治三年(1864年)以破城“功”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同治间与郭嵩焘等修篡《湖南通志》。
6. 袁世凯：曾是北洋军阀的领导人，在辛亥革命时期，成为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在位期间积极发展实业，统一币制，创立近代化司法和教育制度。开始主张建强国、创建强大的中央政府等。 7. 洪秀全：太平天国创建者及思想指导者，称“天王”，原名仁坤。广东花县人。道光年间屡应科举不中，遂吸取早期基督教义中的平等思想，创立拜上帝会，撰《原道救世歌》以布教，主张建立远古“天下为公”盛世。
8. 李秀成：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和父母一起“寻食度日”，生活十分艰难。1849年，二十六岁的李秀成加入了拜上帝教。1851年9月参加太平军。
9. 慈禧太后：孝钦显皇后，满族，1835年11月29日(道光十五年十月十日)~1908年11月15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又称“西太后”、“那拉太后”、“老佛爷”，徽号“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死后清朝上谥号为“孝钦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配天兴圣显皇后”。咸丰帝的妃子，同治帝生母，光绪帝养母。慈禧博学多才，能书善画，书法长于行书、楷书，绘画有花卉等传世。
10. 魏源：著名学者，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为晚清思想家，新思想的倡导者，林则徐的好友，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
11. 盛宣怀：清末官员，官办商人，借督办实业之便，聚敛大量财富;盛宣怀一生贪腐逐利，而无视道德原则，1911年盛宣怀任邮传部大臣期间，不顾全国人民反对而贸然下令铁路收归国有，引发四川保路运动，导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被推翻。 12. 毛泽东：，中国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和诗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袖，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 13. 周恩来：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
14. 罗荣桓：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奠基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党、国家和军队卓越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中国十大元帅之一。
15. 刘少奇：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16. 林彪：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在井冈山时期先后任营长、团长、军长、军团长等职。参加了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等职，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重大战役。解放后历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
17 . 陈毅：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诗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十大元帅之一)，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18.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 李先念：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20. 李大钊：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不仅是我党早期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 21. 江泽民：中国人民通常称江泽民为“第三代领导核心”。 22. 胡耀邦：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延安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大队政委，中央军委总政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代主任，晋察冀军区纵队政委，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
23. 邓颖超：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24. 陈云：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
25. 陈独秀：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一大至五大党的最高领袖。 26. 蔡和森：阶级杰出的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领导人之一，著名政治活动家、理论家、宣传家，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法国勤工俭学组织者、实践者之一。
27. 王稼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工作的开拓者之一。
28. 任弼时：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组织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29.朱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
30. 徐向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31. 刘伯承：国人民的伟大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
32. 彭德怀：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彭德怀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之一。
33. 贺龙：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者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34. 叶剑英：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
35. 聂荣臻：中华人民共和国著名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为我国人民解放和日后国防军事现代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36.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新中国国防科技、教育事业的奠基者之一。历经北伐、南昌起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汗马功劳。
37. 罗瑞卿：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将之一。
38. 粟裕：中国现代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革命家。淮海战役、上海解放战役等一系列重大战役的指挥者，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副总理级)、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第5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39. 秦基伟：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上将军衔。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历任云南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等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委员长。
40. 许世友：他出身贫苦农家，曾在少林寺当和尚。在土地革命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立下了赫赫战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朽贡献。许世友将军建国后，被授予上将军衔，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南京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等。 41. 陈明仁：中国著名将领、军事家，无论是北伐东征、抗日战争寇、解放战争中，皆为国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
42. 许光达：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第一任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大将之一。、
43. 陈为人：五四运动时期同张太雷等人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32年同妻子一起克服重重苦难，把中央文库大量党的机密档案和珍贵历史文献全部完整、安全地交给了党。
44. 肖劲光：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十大将之一。湖南省长沙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国家和军队的优秀领导人，人民海军的主要创建者。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及以后均担任要职。 45. 闻一多：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诗人，学者,民主战士。新月派代表诗人。
46. 杨尚昆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卓越领导人。 47. 吴克华：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
48. 刘亚楼：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战略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上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任空军司令员。抗战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屡立奇功，有“智将”的美誉。
49. 宋庆龄：伟大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举世闻名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
50. 王树声：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多个地方军区司令员。英勇善战，战功显赫。
51. 陈伯达：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先后在北平中国大学、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任教，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中央秘书处、中央政治研究室等机构工作。
52. 贺炳炎：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高级将领。
53. 彭真：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主要奠基人，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54. 蒋介石：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1908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1924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校长，后兼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导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西安事变后接受抗日主张。1948年召开国民大会当选“总统”，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同年败退台湾后，历任“总统”及国民党总裁。
55.汪精卫：曾谋刺清摄政王载沣，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孙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次年任总参议。于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沦为汉奸。 57. 冯玉祥：民国时期著名军阀、军事家、爱国将领、著名民主人士;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蒋介石之结拜兄弟。 58. 白崇禧：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军事家，有「小诸葛」之称。属国民党「桂系」，地位仅次于李宗仁、黄绍竑。 59. 李宗仁：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中国国民党内“桂系”首领，曾任中华民国首任副总统、代总统。抗日战争爆发。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取得台儿庄大捷，这是对日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首次于正面战场取得的重大胜利。1948年国民党行宪，当选副总统。蒋介石下野后，一度任代总统，欲以和谈挽救国民政府未果。之后出走美国，但最终偕夫人郭德洁于1965年7月经瑞士、中东回到北京，受到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热烈欢迎。
60. 何应钦：国民党政治家、军事家、国民党一级上将，黄埔系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从辛亥革命起历经北伐、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解放后撤往台湾，历任国防部长和任行政院长。 61. 李济深：中国著名民主主义革命家。早年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曾留学日本。1924年任黄埔军校教练部主任、副校长，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第
一、
二、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
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62. 黄绍竑,：新桂系创建人，桂系三巨头之一。中将加上将军衔。曾任军长、战区副司令长官、广西省政府主席、浙江省政府主席、湖北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内政部长、交通部长、国民党中央监察院副院长。1949年后，他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政协第
一、
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法案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和平解放台湾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63. 胡宗南：陆军一级上将，黄埔系一期生，是蒋介石最宠爱、最重要的军事将领，其一生历经黄埔建军、东征、北伐、内战、“剿共”、抗日战争，直到1947年指挥进攻占领中国共产党的首府延安，转战西北，官至第一站区司令长官、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成为手握几十万重兵、指挥几个兵团的二级上将与名震一时的“西北王”。
64. 张学良：陆军一级上将，曾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周恩来对其评价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65. 杨虎城：著名抗日爱国将领，民族英雄，陆军上将。号虎臣。1910年在家乡组织以打富济贫为宗旨的中秋会。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率会众参加陕西民军与清军作战。
66. 阎锡山：清朝陆军步兵科举人、协军校，同盟会员，组织与领导了太原辛亥起义。民国时期，历任山西省都督、督军、省长、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山西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国防部部长。一级上将。
67. 毛人凤：早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因病休学。早年从事军中幕僚工作，曾任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局长。
68. 陈立夫：陈立夫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人物之一，中国国民党政治家，大半生纵横政海，曾历任蒋介石机要秘书、国民党秘书长、教育部长、立法院副院长等各项要职。尤其作为有留美背景的教育部长，在战乱期间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69. 孔祥熙：祖父孔庆鲜。其父亲孔繁慈是清末贡生，早年做过票号生意，曾在票号担任过文案，因染上吸鸦片恶习，家境逐渐衰落。
70. 蒋经国：蒋经国是蒋介石之子，又名建丰，俄语名字叫尼古拉，浙江奉化人，出生在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1920年，蒋经国就学于上海有名的万竹小学。当时，蒋介石正追随孙中山在粤工作，就委托在上海经商的陈果夫对蒋经国予以照料。 71. 戴笠：早年曾在浙军周凤岐部当兵。后脱离部队到上海，在交易所结识蒋介石、戴季陶等人。以残酷无情著称的戴笠，号称“蒋介石的佩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人物”。 72. 顾祝同：保定军校第六期毕业。曾任黄埔军校教官、教导团营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师长，素有“驭将之才”声誉。先后参与东征、北伐、军阀混战，“围剿”红军。抗战期间，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兼江苏省主席，奉蒋介石密令，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黄埔嫡系将领中，顾祝同初为“八大金刚”之一，后又列名“五虎上将”，国民党军政高层“军中圣人”。
73. 钱学森：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和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曾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加州理工学院教授，曾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六、
七、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
74. 陈景润：。中国著名数学家，厦门大学数学系毕业。1966年发表《表达偶数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两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简称“1+2”)，成为哥德巴赫猜想研究上的里程碑。而他所发表的成果也被称之为陈氏定理。这项工作还使他与王元、潘承洞在1978年共同获得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99年，中国发表纪念陈景润的邮票。紫金山天文台将一颗行星命名为“陈景润星”，以此纪念。另有相关影视作品以陈景润为名。 75. 竺可桢：中国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当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他先后创建了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地学系和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担任13年浙江大学校长，被尊为中国高校四大校长之一。
76. 华罗庚：世界著名数学家，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安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1910年11月12日出生于中国江苏金坛县，1985年6月12日病逝于日本东京。国际上以华氏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就有“华氏定理”、“怀依—华不等式”、“华氏不等式”、“普劳威尔—加当华定理”、“华氏算子”、“华—王方法”等。
77. 邓稼先：中国杰出的科学家、中国“两弹”元勋，先后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和美国普渡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950年回到祖国;他参加组织和领导我国核武器的研究、设计工作，是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之一;从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突破和试验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试验，均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主要参加者，其成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邓稼先被被称为“中国原子弹之父”。
78. 钱三强：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是第二代居里夫妇的学生，又与妻子何泽慧一同被西方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他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组织协调者和总设计师，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人称他领导的研究所“满门忠烈”。
79. 钱伟长：中国近代力学之父，世界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七届、八届、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第五届、六届、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届、八届、九届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上海大学校长、南京大学，暨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南大学名誉校长、耀华中学名誉校长;钱伟长院士兼长应用数学、物理学、中文信息学，著述甚丰——特别在弹性力学、变分原理、摄动方法等领域有重要成就。
80. 童第周：我国卓越的生物学家、教育家、中共党员。生前曾担任过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动物研究所所长。他是卓越的实验胚胎学家，我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创始人，生物科学研究的杰出领导者。
81. 侯德榜：中国化学家，“侯氏制碱法”的创始人。侯德榜一生在化工技术上有三大贡献。第一，揭开了苏尔维法的秘密。第二，创立了中国人自己的制碱工艺——侯氏制碱法。第三，他为发展小化肥工业所做的贡献。1921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后，怀着工业救国的远大抱负，毅然放弃自己热爱的制革专业，回到祖国。
82. 袁隆平：。中国杂交水稻育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作技术中心主任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主任、湖南农业大学教授、中国农业大学客座教授、怀化职业技术学院名誉院长、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顾问、世界华人健康饮食协会荣誉主席、湖南省科协副主席和湖南省政协副主席。2006年4月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83. 巴金：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同时也被誉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巴金晚年提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化大革命博物馆。
84. 孙家栋：中共党员，运载火箭与卫星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空天研究院院长。2009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获得2010CCTV中国经济人物奖终身成就奖。
85. 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改名为豫才。他时常穿一件朴素的中式长衫，头发像刷子一样直竖着，浓密的胡须形成了一个隶书的“一”字。毛主席评价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也被人民称为“民族魂”。
86.叶圣陶：著名作家、教育家、编辑家、文学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叶圣陶曾担任多项职务。解放后，叶圣陶曾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副部长。他也是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民进中央主席。 87. 老舍：中国现代小说家、文学家、戏剧家。老舍的一生，总是在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发表了大量影响后人的文学作品，获得“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88. 冰心：原名为谢婉莹，笔名为冰心 。取“一片冰心在玉壶”为意。被称为“世纪老人”。现代著名诗人、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家。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顾问，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等职。
89. 朱自清：原名自华，号秋实，改名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现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学者、民主战士;其散文以朴素缜密，清隽沉郁、语言洗炼，文笔清丽，极富有真情实感，朱自清以他独特的美文艺术风格，为中国现代散文增添了瑰丽的色彩，为建立中国现代散文全新的审美特征，创造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散文体制和风格。
90. 王凤梧：清代医学家。字鸣冈，号林山。江苏吴县人。精于医理，曾撰有学术论文《辨脾胃升降》，刊于《吴医汇讲》，于当时有一定影响。
91. 田汉：原名寿昌，曾用笔名伯鸿、陈瑜、漱人、汉仙等。汉族，湖南省长沙县人。话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剧本作家，小说家，诗人，歌词作家，文艺批评家，社会活动家，文艺工作领导者。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多才多艺，著作等身。原籍湖南长沙。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代开始戏剧活动，写过多部著名话剧，成功地改编过一些传统戏曲。他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
93. 聂耳：中国音乐家。他从小家境贫寒，对劳苦大众有深厚的感情，他在有限的生命中创作了数十首革命歌曲，他的一系列作品，正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的产物。聂耳开辟了中国新音乐的道路，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先驱。聂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
94. 郭沫若：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学者和著名的革命家、社会活动家，蜚声海内外;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是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
95. 冼星海：中国近代作曲家、钢琴家，于1939年所作的《黄河大合唱》是最广为人知的作品。
96. 沈从文：。沈从文是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31年—1933年在山东大学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
97. 梅兰芳：京剧大师。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世称“梅派”。代表戏京剧有《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昆曲有《思凡》、《游园惊梦》等。所著论文编为《梅兰芳文集》，演出剧目编为《梅兰芳演出剧本选集》。
98. 茅盾：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和文化活动家以及社会活动家，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我国革命文艺奠基人之一。1896年7月4日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这是个太湖南部的鱼米之乡，是近代以来中国农业最为发达之区，它毗邻着现代化的上海，又是人文荟萃的地方，这里成就了茅盾勇于面向世界的开放的文化心态，以及精致入微的笔风。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稍稍平稳便秘密写作《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稿”和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
99. 张爱玲：中国现代作家，本名张瑛，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西区的麦根路313号的一幢建于清末的仿西式豪宅中。张爱玲的家世显赫，祖父张佩纶是清末名臣，祖母李菊耦是朝廷重臣李鸿章的长女。张爱玲一生创作大量文学作品。类型包括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以及文学论著，她的书信也被人们作为著作的一部分加以研究。1944年张爱玲结识作家胡兰成与之交往。
100. 胡雪岩：红顶商人，幼名顺官，字雪岩，著名徽商。开办胡庆馀堂中药店。后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为左大借外债，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又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人称“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中法战争爆发后，由于资金周转困难，加上官僚压榨，胡雪岩最终破产，客死杭州。
分析:近代中国历史的前期(晚清时期,即1840—1912),其基本特征是“沉沦”，从一
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变为半殖民地的国家;近代中国历史的后期(即1912--1949),其基本特征是“上升”，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国家;在“沉沦”和“上升”中间有一个过度期(1901—1920)，既是“沉沦”的谷低时期，又是“上升”的起始时期，是“沉沦”到“上升”的转折时期。
回答下列问题：
1、列举1840—19
19、1901—1920、1920—1949体现中国“沉沦”和“上升”的历史事件
2、为中国近代史分期，并定性。
①1840—1919属于中国历史的“沉沦”期，在两半社会的深渊中不断的 “沉沦”。②1901—1920属于过度期，既是“沉沦”的谷低时期，又是“上升”的开始。③1920—1949属于“上升”期，民族资本主义不断发展，中共最终领导取得国家独立。
3、分析各阶段产生的原因、过程：
① “沉沦”： 资本主义通过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两半社会;甲午中日战争，两半社
会进一步加深;《辛丑条约》使中国两半社会完全确立，“沉沦”到谷低。②“转折”：A、经济上：民族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队伍壮大，为中国社会的转折提供了物资基础和阶级基础。
B、政治上：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为中国社会的转折提供了政治基础;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
C、思想：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社会的转折提供了思想基础。
③ “上升” ：中共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中国近代历史人物学生讲坛
活动简报
2016年3月27日星期日
金陵科技学院动漫分院
近日，我们开展了中国近代历史人物学生讲台的活动，全班同学积极参与。
我们组介绍的人物是李鸿章，下面是介绍: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
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
作为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曾经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
约》等。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与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并称为"中兴四大名臣"，与俾斯麦、格兰特并称为"十九世纪世界三大伟人"。
演讲稿如下
中国的现代化是痛苦而漫长的过程，近代史诸多英雄人物各领风骚，一次次失败后的重新探索，一次次侮辱下的奋起反抗，才争取到中国的日渐富强。今天我向大家介绍的也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不可不提的一个人，他也是一位颇具争议的历史人物，有人称它为历史的钉子户，作为一位历史钉子户，他还身兼大清装修工。但他坚守一辈子，装修了一辈子，却没有获得美誉。他也自嘲自己为“裱糊匠”——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是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终究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休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在他去世后， 梁启超曾这样评价他的一生：吾敬先生之才，吾惜先生之识， 吾悲先生之遇。以一人之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此所谓敬其才。 只看到外国船坚炮利的表象，而不知制度才是其富强的根本原因，洋务运动东施效颦，邯郸学步耳。梁启超言其“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源”，此所谓惜其识。 生于那个时代的中国，妇人当政，满朝宵小，外忧内困，鞠躬尽瘁却得卖国贼之骂名，此所谓悲其之遇。他就是李鸿章。 我们在高中课本中一定见过这样一幅图，西方十一国威胁清政府签下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最右边这个人就是李鸿章，作为大清重臣兼外交官，他代表大清帝国签下许多不平等条约，这使他背负重重骂名，成了清政府最大的替罪羊。在1901年签订完辛丑条约后不久，李鸿章变去世了。
1901年，清政府把这个78岁高龄的老人推到了北京去处理烂摊子，去直面八国联军的威逼。这个人当时已经接近油尽灯枯了。他一边忍着胃出血导致的濒临死亡的大吐血，一边指挥着下级官员，与联军谈判。经过努力，将联军方面一开始提出的赔款10亿两白银降到4亿5000万两。这已经是走到生命尽头的他能够为国家尽的最后一份力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到来时，他还在病榻上与俄国公使签字。 与此同时，国内的舆论还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他，说他：“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为了国事耗尽了生命的他，成了清政府最大的替罪羊。李鸿章的一生可以用六句话来概括：少年科第，中老栋梁 镇压起义，死忠朝廷 洋务运动，运筹帷幄 甲午风云，老臣残梦 师夷长技，诟病颇多 身后蒙冤，千古骂名。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官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鸿章入北京，准备来年顺天府的乡试。鸿章谨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诗10首，以抒发胸怀。其中：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 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笑指泸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
表达了他立志要水击三千里，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决心。当时20岁的李鸿章就立志“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而这些有道人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他一生中的贵人，也是他的恩师——曾国藩。1845年李鸿章正式投帖拜在曾国藩门下，在此后京师备考的日子里，李鸿章深受曾国藩的影响，一在于诗文词章、治学方法;二在于学习曾的经世义理之学。之后，曾国藩奉命组建湘军抗击太平天国。不久，李鸿章再次投奔了老师，当了他的幕僚，而曾国藩也对其倾囊相授，教诲有加。很多年后，当李鸿章再次回忆这段历史时，非常庆幸在自己人生道路的开始，就遇到了曾国藩这样一位亦师亦友的关键人物，愿意教他带他，使他在这段时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1860年闰三月，清政府赖以抵御太平军、屏障苏沪的江南大营被攻破，绿营军主力瓦解。于是湘军便成了清政府镇压太平军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清政府继续整顿军备，重建江南大营，任务落在曾国藩头上，在组建新军的人选上，他斟酌再三决定给李鸿章一次机会，让他回家乡招募新勇。李鸿章回到家乡合肥后，尽心竭力，快速就组建了一支由团练为主的武装。因为这支队伍主要是从淮河流域招募的，所以叫“淮勇”(“勇”以区别于清朝国家的正规军)，史称淮军。
1862年4月至6月间，他又用英国商船将淮军分批全部运抵上海，淮军开始了对太平天国革命的镇压。他和淮军就此崛起，逐渐成为晚清政治舞台上最重要的一支势力。同治年间，适逢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媾和，及太平天国被消灭(1864年)，政治上出现了一个和谐时期，史称“同治中兴”。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发展就是“洋务运动”。这段时间正值李鸿章四十岁年龄段，一直在苦心经营他的根基，消灭天平天国之后，他不仅煞费苦心的保存了淮军使其成为当时最具实力的一支军队，还成为了“洋务运动”的先锋和领袖。期间有一大批有志之士依仗李鸿章的影响力，团结在他周围，为其尽心尽力共创这亘古未有的改良事业。洋务运动的最终结果虽然是失败，但是其对中国近代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至此，李鸿章进入政治中心的同时，开始勤勉的全心致力于自己圈层体系的构架。据不完全统计，从1870年到1911年，李鸿章统帅的淮军中先后出任总督、巡抚、尚书、侍郎等要员共有38人，而在淮军和北洋海军量大军事系统中担任过提督、总兵以上的将领多达1300余人，尊其为老师者举不胜举。正因为他的提携和支持，这些人中很多都成为了晚清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稍加考查就会知道，中国的现代化军事、机械制造、近代的采矿、铁路、电报、轮船运输、纺织等工业和交通运输及信息企业，无一不同李鸿章和其门生弟子的推动有关。而在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们不可磨灭的贡献。50多岁的李鸿章正是因为桃李满天下，门生遍朝野，形成强大的势力，才成就了他“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梁启超 语)之功。
当他到了位极人臣地步时，他遇到了瓶颈。他面对着一个从软件到硬件都落后于世界，而且落后到无法和周遭对话的中华。顶头上司是个不无才华、御下有方，但同时悍辣固执，拒绝与世界交流的老泼皮。所以他很难用正常的方式来促进一切。只好用尽各类方式，委婉、迂回、偶尔不免卑鄙、甚至为虎作伥地，推进着宏图大业。一点点试图让中华纳入与世界其他国家对话的轨道上。他当时中华仅有的几位，可以和世界其他国家做现代外交的人——在他掌权之前，中国掌权的大多是些会乱杀使臣、关税白送、把他国都当藩属的土鳖。他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几位，可以算得上外交家的现代政治家。做了及倡导无数的实业。经过他、曾、左、胡这一群人的努力，使汉人大臣们逐渐有了话语权，考虑到袁世凯是他的人，简直是他完成了反清复明啊„„最后他还是在夹缝之间，保留了一些火种，在大乱之间，为中华争取了尽量多的利益。某种程度上，在实际的领袖已经昏聩了的情况下，他是中华最后一缕现代文明的火焰。而且他想法子，在举国被**分子(嗯，我说的是义和团)祸乱的情况下，还保留着一丝清明。在本该灭国的时刻，最后争取了点东西(辛丑之乱，虽然赔款数额巨大，但没有割地)。
纵观李鸿章一生，进行了一场半推半就的改革，签署了几张不得不签的条约，前者以失败告终，后者以凄凉收场。与陆秀夫相比，李鸿章面对的不是一个“已死之国”，而是“将死之国”，他还需要把国家治理好，所以他不能像陆秀夫一样杀身成仁的殉国，去做一个纯粹的忠臣。与张居正相比，他没有凌驾于孤儿寡母之上，反而受制于孤儿寡母之下，而且他还面临着严峻的外交压力，所以他不能像张居正一样大刀阔斧的改革，去做一个纯粹的能臣。 1901年11月7日，深秋的北京贤良寺，晚清肱骨之臣，洋务运动领袖，一代名相李鸿章在萧条、惨淡和悲凉中走完了他的跌宕起伏的一生。去世前，他还挣扎着全部的力气，口述诗道：“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此刻的他一定想起了58年前，20岁入京赶考提笔抒怀而作的“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诗句，从傲娇的“觅封侯”，到无奈的“吊民残”，耗尽了李鸿章几近一生的宦海时光。
最后我想用李鸿章人生中的最后一首诗结尾：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谢谢大家
最后，活动圆满成功。
参与者：钱晨 王静怡
数字媒体2班
东方学院崔阳09国贸09844106
清朝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叶燮曾提出，“才、胆、识、力”是人才成长的重要因素。这里的“才”，其一就是“口才”;这里的“胆”，更是在强调人在社会交往中敢于说话、在大庭广众前敢于演讲的“胆”。
演讲作为一门口语艺术，曾经绵延了数千年，在这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有无数的仁人志士、名人名家与其结下了不解之缘。虽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地域、不同年代，有种族信仰之分，才性禀赋之别，但是作为叱咤风云、各领风骚的历史代表、时代精英，他们都以演讲的真谛拨动过无数听众的心弦，激励人们刻意进取，壮观前行，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的语言杰作，导引人们审视历史，品味人生。同时，这些名人的演讲技法高绝，风格独具。要么高屋建瓴，气势逼人;要么引经据典，高谈阔论;要么慷慨激昂，热烈奔放;要么低回舒缓，委婉急怨;要么奇序多变，机智敏睿;要么推理严密，华章显志;要么简洁明快，直截了当……他们留下的一篇篇演讲，是历史音符，时代的证录，艺术的绝唱，文化的结晶
中国近代社会时局动荡，思想文化相当繁荣。这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无数仁人志士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民主政治的发展进行了相当精彩的演讲。
三民主义
清朝末年，政府腐败，列强割据，人民生活在水生火热中，有志青年、爱国志士都在寻求救国良方。前有洋务运动，后有戊戌变法，但都相继失败，在这时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庆会上进行的一场演讲提出的“三民主义”，无疑为混沌中的中国送来一缕阳光。
三民主义是中华民国国父孙文所提出的政治纲领，包含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此纲领历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他多次对三民主义所作的表述，是有所改变和发展的。目前可以看到的印行材料，最早的是1905年的〈同盟会宣言〉(即《民报》发刊词)，最晚近的是他在1924年以“三民主义”为题所作的十六次讲演的纪录。〈同盟会宣言〉的中心内容是四条纲领性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可以说是辛亥革命以前三民主义的早期形态，前两条即当时的民族主义，第三条即当时的民权主义，最后一条即当时的民生主义。在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指出：“重新
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他从1月到同年8月，作了十六次讲演以阐发三民主义，由黄昌谷全程速记,翻译.这是他一生宣讲三民主义的最后、也是最有系统、最详尽的篇章。
三民主义的要点如下：
民族主义：反对列强的侵略，打倒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之军阀，求得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承认民族自决权。
民权主义：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而防止欧美现行制度之流弊，人民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以管理政府，政府则有立法、司法、行政、考试、监察五权以治理国家。
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有两个，一为平均地权(实行耕者有其田)，二为节制资本(私人不能操纵国民生计)。
孙中山在多次讲演和宣言中指出：他所领导的政党和运动须达到三个目的：进行民族革命以实现民族主义，进行政治革命以实现民权主义，进行社会革命以实现民生主义，他又认为最后一个目的，最好用改良的方法逐步实现，而避免一次革命。
孙中山在1924年6月16日于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开学典礼中，以三民主义为纲，对该校师生之训词，后来成为中华民国国歌。
1906年12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在这次演讲上提出的三民主义成为我国民主革命的旗帜，对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人物产生了深刻影响 。纵然三民主义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它批判地承袭了农民战争和维新运动的积极内容，从西方借取了民主主义思想素材，成为中国近代社会中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表达了人民群众争取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愿望，标志着旧民主主义革命在更完整意义上的开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产生过重大的积极作用。
绝命演讲
孙中山先生去世后，民主革命主要分为两大派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两党也进行过非常有意义的合作，但无奈两党之间的差异，技师是在《双十协议》之后，国民党反动派人在暗杀一些爱国分子，在此过
程中李公朴先生牺牲了，众人愤慨，在此情况下闻一多先生进行了震惊中外的《最后一次演讲》。
”7月15日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闻一多忍受着连日饥饿带来的折磨，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当天下午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众所周知，在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殉难的追悼会上，面对反动派的无理取闹，肆意捣乱，闻一多先生拍案而起，作了一次震憾全国的即席演讲。演讲结束后，闻一多先生也不幸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毒害，那一次演讲也就成了闻一多先生的最后一次演讲。虽然闻先生已经不在人世，但其浩然正气激励着无数爱国志士与后来者，使他们在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奋力拼搏，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像李公朴、闻一多先生一样的敢为正义而不惜牺牲生命的革命先烈前赴后继的奋斗，才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才有了今天和平的新中国。演讲中，闻一多先生在严厉声讨反动派的无耻罪行和卑劣行径的同时，也高度颂扬了李先生为民主与和平而献身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而且还号召广大民人民站起来，一起与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其无论是在演讲的思想内容还是在演讲的语言技 巧上，都可以说是一次杰出的演讲，是值得探讨的。语言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正是闻一多先生富有激情的演讲激起了大家的爱国热情，国民党反动派才没有继续嚣张下去。国民党虽然暗杀了闻一多先生但是也无法减少先生演讲的影响。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大概是中国最著名的口号了。在中国无论你问谁，他们都会表示听说过这句话。这句口号诠释了“中国梦”，它的目标就是重振这个国家曾经拥有的实力与繁荣。60年来，国家提出了许多口号，这句话是最深入人心的一个。
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充满自豪地宣告：“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说，“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是对孙中山在1894发出的“振兴中华”呼喊的回应，是一个民族积聚已久的
内心的声音。“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到„中国人从此站起来‟，这句震撼世界的名言事实上具有宣言性质。”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副主任卢洁说。
“民族独立是新中国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当1949年毛泽东宣布占人类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才会是那样的激动人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金冲及说，“它是新中国此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根本前提。有了这一条，才谈得上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自主地建立一个新国家和新社会，才有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可言。”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预示着新中国的成立，成为中国60年来最具号召力的口号，正是这次演讲很好的激起人民投入新中国的建设热情。演讲的魅力由此显现。
巩固世界和平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迅速发展，对外交往也逐渐增多，外交成为关键。但在此时许多亚非国家认面临着殖民的威胁，为促进亚非国家的独立，万隆会议在此时召开。这对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和推进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的积极发展意义重大。
万隆会议是在困难和复杂的条件下召开的。在29个与会国中，有社会主义国家，有参加美国拼凑的《马尼拉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国家，有中立的民族主义国家;有与我建交、对我友好的国家，有未与我建交、对我不友好甚至敌视的国家。这些对会议的顺利进行带来难度。尤其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势力为维护旧的强权秩序，千万百计进行干扰和破坏活动。虽然多数国家坚持反帝反殖的正义立场，但也有相当部分国家宣扬西方观点。就在会议可能偏离正轨、步入歧途和争执不下、陷入僵局的关头，周总理先后发表了三次极具针对性和说服力的重要演讲，并在会下广泛而深入地做工作，以鞭辟入里的真知灼见、合情合理的切实主张、亲切友好的坦诚态度和妥善解决问题的客观公正立场，感动了与会者，赢得了人心，连有些对我不友好的国家的代表也为之心悦诚服。周总理在会议上重申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倡导的团结合作、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精神，提出的反帝反殖、尊重各国的独立和主权、维护新兴国家的和平等国际地位、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的主张，成为与会者的普遍共识和会议的基调。这为会议取得历史性重要成果，为万隆精神和“十项原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黎巴嫩代表团团长当面称赞周总理“在会上的每次辩论中都获得胜利”，“取得比任可其他与会者都要大的成功”。外电评论说“周恩来是万隆会议的灵魂人物和真正主角”。
演讲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富有激情、适时的演讲的效果更是难以想象的。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演讲的作用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历史是不可改变的，但正是演讲在这样的历史长河中起到了推动者的作用。
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类似的话，只能靠记忆拼凑起来，大跃进运动的发生与其说与赶超思想有关，还不如说与反“反冒进”思想有关。这句话引起了我的不解。 1957年4月，毛泽东在听取叶飞的工作汇报时说反冒进的人强调稳妥。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对反冒进的人，办法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提出新的口号，使他们无法稳。“冒进”是他们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这就很可以说明，大跃进名词的由来也直接与反“反冒进”有关。 其实，早在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就有了大跃进思想的萌芽。在这一年7月和10月举行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和中共七届六中会议上，毛泽东对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厉批判，人为地掀起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的情况下，毛泽东又进一步认为，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也应当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在有关八大的准备工作中，毛泽东提出，八大的“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因此农业和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都必须迅速发展，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从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建设，出现了一股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激励下，国务院各部纷纷修改长期计划指标，把15年远景设想和《农业四十条》中规定12年或8年的任务，提前在5年甚至3年内完成。基本建设项目也随之纷纷上马，“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出现了急躁冒进错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次冒进是“大跃进”运动的前奏。
这样急躁的心态不就是需要时间降降温?需要时间平淡一下?
此外，除了对中国近代史重大事件的感想外，也让我初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必然性。
以下我将就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谈谈我的认识。 首先，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中国要独立和自强就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人民的选择和历史的必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选择的符合国情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唯一正确道路。
鸦片战争，打破了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使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一代民族精英觉醒：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龚自珍“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林则徐、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洪秀全领导的反清农民起义;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图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正是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为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同仇敌忾，英勇奋斗，前赴后继，拼搏不息，谱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悲壮篇章。这让我们看到了民族的内部团结和力量凝聚是抵抗外辱和实现复兴的基本前提。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共产党最初登上历史舞台时就是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鸦片战争，打破了长期封闭的中国社会，但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中国没有走上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而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要完成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反动统治的任务，就不能不经过一个长期的艰苦奋斗过程。
从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人民进行了近80年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其中包括太平天国革命、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戊戌维新等，这些斗争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但最终都失败了。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辛亥革命没有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进行到底，最终以同旧势力妥协而告终。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给人们以重要的启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革命取得最终胜利，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必须有新的阶级领导和新的思想指导。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迅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来考察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两者走向结合的初步实践，表明建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已经具备，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他与以往任何政党不同，一开始便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是中国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也是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他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外国列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
选择共产党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因辛亥革命失败而迷茫的人民群众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为他们的斗争开拓了通向胜利的新航道。从此，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为之一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选择共产党的正确性：中国共产党一开始便旗帜鲜明地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并且深入到工人中做群众工作，它作为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是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根本对立的;它掌握着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中国人民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指出了一条基本线索，指明了走向胜利的道路。中国共产党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指示了明确的斗争目标。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的全部活动都是为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是为他们的解放事业服务的，它就敢于相信、发动和依靠群众。中国共产党采取群众路线的革命方法，这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和政治派别没有也不可能采取的。这个情况表明，它能够胜利地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
毛泽东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由此可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道路是中国的必然出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都是与其历史发展走向密切相关的，都有其历史决定性。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巩固和发展，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运动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 此外，社会主义制度有着无比的优越性。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而产生的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第一，社会主义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民群众受压迫受剥削的社会地位，无产阶 和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从根本上保证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人士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力和他们的民主权利。 第二，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第三，社会主义提倡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方式，不断扩大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避免两极分化。
第四，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对内剥削、对外掠夺的基础上，并用低价商品摧毁弱小国家的民族企业，用坚船利炮把它们变为自己的附属，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国家实行不等价交换。而我们的社会主义，主要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通过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
如今拥有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7000多万名党员的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在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把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落实到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上来，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努力解决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问题上来。
总的来说，党的性质、宗旨，坚定了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以党为领导核心。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但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长期执政是所有政党追求的目标,共产党也不例外.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已经在适应执政环境,加强执政能力方面,做出了相当的努力,而且取得了一定的经验。
面对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和战略高度，把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鲜明地提出来，自觉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与时俱进的先进的政党。
由此可见，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 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通过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我更加深刻了认识了中国近代的这段血写的屈辱和抗争史。这是一段有关民主生死存亡的整容抗争岁月，无数的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中华民族的自强和复兴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我们应该牢记历史，牢记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通过对中
国近代史的学习，我也明白了今天幸福生活得来之不易，所以我们要倍加珍惜，珍惜历史的人民的选择。
尊敬的平委员，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晚上好!
我是农水071班的学生亚森江。能够站在这里为大家演讲，我感到很荣幸。我演讲的题目是“团结稳定是福”
展开历史的画卷。我们总会很自然的想到祖国曾经走过的那些坎坷与辉煌
昨日的华夏 ，曾忍辱百年，我们为之哀歌。然而，今日之中国已焕然一新,我们为了欢呼，为了雀跃
中国一个令人骄傲的名字。中华民族一个伫立于世界东方集勤劳，勇敢，智慧，仁爱，团结，宽容于一身的民族，它是中华56个民族的统称，它在祖国的母亲那样甜美乳计的哺育中茁壮而又健康的成长。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团结一致，不怕流血牺牲，终于把侵略者赶出了中华天地!
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各族人们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不畏艰难险阻，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和平建设时期，中华各族儿女积极工作，出谋划策，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仅仅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以前的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了一个美丽的新中国。
团结的力量是巨大的。团结的力量是排出倒海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排除一切障碍阻力，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着。WTO加入了。百年奥运举办了，而且还战胜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自然灾难“汶川”特大地震，这些成就的取得都表明。它定团结的社会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提高各民族人民生活水平的保证。
2009年7月5日下午，热比娅木为首的“三脱势力”在精心准备和策划下。国内外成员相互策应。在乌市各大繁华路段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致使发生了“7.5”严重打砸，抢烧，暴力恐怖犯罪事件。在这件事之后，人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生命安全也受到严重危胁，第三产业的损失更是无法预计，历史的经验再一次提醒我们：提高警惕，团结稳定是福，分裂动私是祸。
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人民的安居乐业，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愿，因为我们都知道只有社会安定了，经济发展了，我们才能享受到更加美好的生活，才能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 ，实现自我价值。
我们大学生，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我们对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有着义不容私的责任，我们理该以身做则，以热爱祖国报效人民为最大光荣，以损害国家利益，在日常生活中，多一些包容，多一些交流，多一个微笑，多一句问候， 自觉成为增强民族团结的桥梁，为各民族团结，社会的稳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我自豪!我是中华民族的儿女。我要用最美的语言歌颂伟大的祖国母亲!
我骄傲!我是新疆的孩子，我要用满腔热血拥抱这个富有三千年丝调之路文化底蕴的历史区域，拥抱这个正在催化无尽现代神话中国边缘自治区，拥抱这个正在不断创造人间奇迹的沙漠绿洲。
我们的新疆正在以发展中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让我们用坚定的信念，迎接新疆美好的明天。迎接 cui
yun
song
zhuo
zhuru
中华民族的辉煌与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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