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对近代教育的影响

康德对近代教育的影响（推荐8篇）

康德对近代教育的影响 篇1

康德对近代教育的影响

一、康德重视教育目的及价值

康德受卢梭自然教育观的影响较大，认为“人只有通过接受教育才能成其为人DD人完全是教育的结果”，人性的崇高和人类的伟大也成于“教育”DD培养成人的一种社会活动。故而《论教育学》开篇就指出“人是唯一必须受教育的被造物;规训或训戒把动物性转变为人性等”，指出教育的目在于使用自然教育法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将人育之为“人”。从这点出发，康德特别注重对儿童早期教育，即从襁褓中就应开始对一个孩子进行教育，这将直接影响孩子随后的发展。在教育目的上，康德主张：首先，对心灵各种能力的一般培养。它与对个别能力相区别，它与技能和完善有关。其次，对心灵各种能力的个别培养。这是指对认知、感官、想象力、注意力、记忆力及机智等能力的培养。康德认为最高的教育目的不是向学生传授多少知识，而是使学生具有完善的道德品质。

二、康德对不同阶段孩子的教育内容进行了论述

康德首先指出教育指的是保育、规训及塑造在内的一切教导。人要依次经历婴儿、儿童和学生这几个成长阶段。还指出“天意希望人自己从自身中把善产生出来，因此对人说‘到世界中去吧，我已经给你配备了达至“善”的所有禀赋，现在要由你自己把它实现出来，因此你能否幸福就取决你自己了’。”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康德教育观的核心就是围绕自然教育而展开的。他论述了孩子的哭声及摇篮的利弊，指出哭喊是孩子本能发出来的，对孩子是有益的，大人如果一听到孩子哭声就立刻过来看护对孩子是非常有害的，这也通常是孩子学坏的开始，因为孩子会发现他只要哭喊就可以得到一切时，他就会一再地以哭喊为手段得到他想要的东西。而如果人们对其置若罔闻，他们最终就会停止哭喊，因为没有哪种被造物会做无用功，否则人们总会让孩子养成习惯，总是渴望别人来满足自己的一切任性要求。而在这以后再要对其意志驯服就太难了，而要满足孩子小时候所有的任性要求就会败坏其心志和道德。故而当孩子想靠哭喊来迫使大人做什么时，可以对其不予理睬。然而，人们不能总是回绝儿童的所有请求，他友好的要求的东西，只要对他有益，就应该给他，这样孩子就能习惯于坦率表达想法，而不会以哭喊扰人，而每个人反过来也都会友好的对他。人们通过另一种方式教育孩子，使他们知道通过哭喊达不到目的，他就能变得坦率而不鲁莽，谨慎但不畏缩。

他还指出让孩子学步最好不是使用牵引带，而是使其自己在地上来回爬行。工具只会毁掉天然的能力。他指出孩子从不会摔得很重，只会学会更好地掌握平衡，以免再次摔倒受伤。孩子最容易上瘾，因此要让他们远离刺激性东西，如烧酒、饮料等。然而，让孩子接触不同的生活环境对他们是很有好处的，孩子会较早学会适应或进行适当的改变来使自己更好的适应。处于现今独生子女占多数的现状下，我们不得不反思一下我们身边家长对孩子的教育。从孩子出生到三岁左右进幼儿园，孩子就是家中的小皇帝，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六个人围绕着一个孩子转，孩子一哭所有人都围上去哄，孩子想要的东西只要不给马上就躺在地上哭，目前这种家庭教育方式培养出的孩子具有什么品性质确实是个大问号，令人堪忧。同时，有的孩子从小就挑食，家长更是哄着、骗着让心肝宝贝吃饭，熟不知“食欲应该是活动或劳动的结果”。我们的父母应该让孩子知道什么行为不可以、什么东西不可以要，从小教育子女，即保育、规训以及连同塑造在内的教导，父母去除不好的东西，提供一个很好前提，然后，在这一前提下接受他人的指导，有效地行动，肩负起培养子女的责任。

三、康德重视道德教育

康德非常重视对孩子进行的道德教育，他指出如果要确立道德，就一定不能靠惩罚。道德是及其神圣的东西，人们不能把他降格到规训的层次上。道德性的培养就是为了塑造品格，人们要学会在被拒绝后得不到满足的匮乏。如果自己是恶的，就要让自己变得有道德DD这就是人应该做的。规训决不能是奴役性的，要让孩子发自内心的认识事物、明白道理。他指出儿童说谎时一定不要惩罚他，而要让他面对轻蔑，并且告诉他人们将来回不信任他。如儿童做了坏事大人就要惩罚，做了好事就应表扬，就会使他为了得到好处而做好事。往后，在他进入一个并无这种奖惩的环境就会变得只关心自己的行为是善还是恶。除了说谎这样的事情外，父母绝不要对孩子谈羞耻，这样他们就会终生牢记羞耻是与撒谎联系在一起的，而如果是不停地感到羞愧，就会产生一种此后无法改变的畏缩心态。同时，对青少年进行必要的性知识讲解及培养他们仁爱之心，向他们指出，他们有必要给自己每天做一个总结。这样有助于青少年养成诚信、尊严、对他人的义务等，完善人格，为以后生活奠定基础。

上述内容即康德教育学的主要内容。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康德教育思想中的核心部分是关于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和教育价值的论述，即使是论道德教育，也是服从于他对教育目的的认识，即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在这部分内容中，他所表达的教育理念，后来成为支配欧洲教育的基本思想。然而他的文章中也不乏存有争议的观点，例如“人们总是肯定回答孩子们的这种问题：‘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那样?’就只会纵容他们的好奇心。让儿童读小说是最不好的，因为读小说会减弱儿童的记忆力。同时，向他人进行陈述小说内容也是很可笑的。看小说只会使他们浮想联翩，幻想不同的环境，坐在那里神游千里却毫无所得。因此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待康德的教育思想，吸取精华为我国现今教育事业所用。

康德对近代教育的影响 篇2

关键词：思想,制度,实践

从古至今,我国的幼儿教育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变化。幼儿教育在我国古代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近代以来,随着学前教育的发展,人们开始注重幼儿教育,学前教育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受西方各方面元素的影响,近代中国的学前教育在思想、制度以及实践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中国近代的幼儿教育与西方学前教育的区别

由于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中国近代的学前教育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大。中国的传统文化重视对家庭责任、尊老爱幼等的教育,而西方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提倡教育要符合幼儿的天性,儿童教育进程相对我国来说是比较缓慢的,并且提倡对儿童的教育要符合法律的相关规定。此外,西方学前教育较中国近代的幼儿教育来说更加强调模仿与教育,对教师的标准也有明确的要求,这样的教育并不只是单边教育,更加有利于幼儿的发展。当然,西方学前教育与中国近代的幼儿教育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主要体现在对家庭教育的重视。但是,中国近代的幼儿教育是以家庭教育为主, 且家庭教育的方法单一,而西方的学前教育对家庭教育以外的因素也较为重视。

二、我国学前教育的发展以及其受西方元素的影响

1.思想上的变化

学前教育产生的一个原因就是西方元素对我国的影响,我国近代许多人的思想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在之后我国学前教育发展中,也对家庭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传统的家庭教育受封建观念的影响较大,在实际的家庭教育中,父母大都会将自己的思想强行灌输给幼儿,而没有注意幼儿的天性。但是,受西方元素的影响,我国的学前教育也开始注重对幼儿的天性进行培养, 而不是单单由父母主导幼儿的教育。其次,我国的学前教育也开始效仿西方,通过模仿教育的方法来进行幼儿教育。最后,我国的传统教育仅仅是对受教育者有要求,而对于教育者几乎没有要求,整个教育为单边教育。但是,受到西方双边教育的影响,我国近代的学前教育也开始注重对教育者的要求,逐渐向双边教育发展。

2.制度方面的变化

虽然我国近代的学前教育有非常丰富的传统教育资源作为其发展基础,但是,西方元素的传入对我国近代的学前教育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国各类学前教育机构在短期内被动地创办起来,但是这却为我国近代学前教育体制的确立奠定了非常有利的基础。我国逐渐开始模仿西方的制度进行学前教育制度的建设,湖北幼稚园的建立就是我国近代模仿西方学前教育制度建设我国学前教育制度的表现之一。作为近代中国建立的第一所公立幼稚园, 在当时园长特地拟定了《湖北幼稚园开办章程》,对入学幼儿的年龄、受教育科目等都做出了明确规定。之后,在1904年9月,其又改名为武昌初等小学堂附设幼稚园,各方面制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这是我国近代学前教育工作起步的重要标志。

此外,我国于1904年颁布了《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初步创立了以蒙养院为主体的学前教育体制,之后的发展中也注重对其体制的完善工作,到1922年,我国颁布了新学制,确立了《壬子癸丑学制》。总之,我国近代的学前教育受西方元素的影响,在制度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革,学前教育体制在不断完善。

3.实践方面的变化

我国近代的学前教育受我国传统教育的影响较大,较为注重理论知识的教育,有的甚至只注重道德伦理的教育,而没有意识到培养幼儿的实际动手能力。但是,西方的学前教育就注意到了幼儿的实践能力,并且在具体的学前教育中付诸实践。在西方教育制度的影响下,我国近代的学前教育在幼儿各方面知识、语言的培养上付诸行动,并且也注重通过模仿教育来加强幼儿的动手能力。

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篇3

福建师范大学网络教育学院0903届 韦建新

指导老师

福建师范大学 吕雪峰

【摘要】：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及随后《马关条约》的签定，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了极为严中的影响。帝国主义在甲午战争之后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同时，各国帝国主义大量向中国输出资本，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化程度。但是，此时的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在夹缝中得到一定的发展。甲午战争也刺激和促使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思想解放。

【关键词】：甲午战争，中国近代社会，影响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惨败而告终，是持续30余年之久的洋务运动最后失败的标志，又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甲午战争犹如中国近代史之网的纲，抓住了它就必然会带动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宽和深入。”①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乃至远东近代历史上划时代的重要事件，不仅对中日两国产生了巨大的直接影响，而且使远东国际形势的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作为处在风雨飘摇中的近代中国，甲午的战败对中国的影响深入到政治、经济乃至思想文化等多方面，历时之久，百年延续。自甲午战后相关研究工作业已展开，70年代后，研究工作进一步拓宽和深化，相关研究成果极其丰富。本文就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方面，作简要论述。学识浅薄，敬请前辈专家指正。

1894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在英美等国列强的默认下，寻找借口，悍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甲午战争，由于中国清朝政府腐朽无能和封建统治阶级内部 “主和派”“投降派”的干扰，历时八个月的甲午之战终于以中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强弩之末的庞大封建帝国在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面前显得不堪一击。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及随后《马关条约》的签定，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影响，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封建官僚虚骄自大，盲目乐观，虽然对西洋列强比较忌惮，但是根本不把日本放在眼里，其它列强也较高地估计中国实力。甲午战争的结局，暴露了清朝政府的腐败和国防力量的虚弱，从此也改变了远东国际关系原有格局。自此以后，帝国主义列强都以中国为宰割对象，争先恐后地在中国掠夺利权，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短短几年里，就使中国陷入了被瓜分的格局。

1、“三国干涉还辽”是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的开端。

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清政府于1895年4月与日本政府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近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关于割让辽东半岛的规定，引起了

早就企图吞并中国东北地区的俄国政府强烈反对，认为这是对他们独霸中国东北的直接威胁。因此在《马关条约》签定的同一天，俄国就正式向德、法两国政府建议：三国联合劝告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如日不应允，即“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②

德法两国出于各自目的，接受了沙俄建议，于1895年4月23日向日本政府递交了照会。英美各国也别有用心地劝告日本，于是，日本退还了辽东半岛，但向中国索取了三千万两“赎还费”。“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是俄、德、法、日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的集中表现，标志着由帝国主义列强宰割中国土地的开始。

2.从《中俄密约》开始，帝国主义列强迅速搬起了瓜分中国的高潮。“三国干涉还辽”以后，清政府对俄国产生了很大幻想，俄国便寻找机会向清政府索取“酬劳”，充当了瓜分中国的急先锋。1895年冬，俄国以“还辽”有功为借口，迫使清政府给予俄国军舰在胶州湾过冬的权利。1896军6月，俄国又利用清朝钦差大臣李鸿章赴俄庆贺沙皇加冕的机全，订立了《中俄密约》，在“共同防日”的名义下，俄国取得了建筑中东铁路的权利，并且取得了在铁路沿线开矿、兴办工矿企业以及派驻警察的权利，把中国东北地区变成了它的势力范围，《中俄密约》的签定，空前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争夺中国的矛盾，德、法、英、美、日等国纷纷向中国勒索，在中国划界租地、争夺势力范围达到高潮，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③

从1895年到1898年短短三年内，各国列强利用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强租或强占等手段，将中国大部分土地变成了他们的势力范围：俄国的势力范围在长城以北，德国在山东半岛，法国在滇、粤、桂三省(包括海南岛)，英国在威海卫和港九地带，日本在台湾和福建。此时的中国处于被瓜分的境地，中华民族面临着严重的存亡危机。

二、各国帝国主义大量向中国输出资本，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化程度

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甲午战争后，列强对中国经济侵略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变商品输出为主为资本输出为主.其主要形式有：

1.向清政府进行政治货款。

《马关条约》规定了巨额战争赔款，加上后来所谓的“赎还”辽东半岛的款项，共计二亿三千万两白银，相当于当时清政府三年的财政总收入，清政府除了进一步搜刮民财以外，只得大举借外债。而列强为了加强对中国的控制和掠夺，争着向中国投放贷款，并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战后三年内，清政府以海关税、盐税、厘金作抵押，分别向俄、法、英、德等国借巨款共计三亿多两白银。这些贷款利息重、折扣大，使帝国主义列强轻而易举地捞取了高额利润，更为严重的是，列强通过贷款合同中附加的政治条件，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内地，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2.列强资本在中国投资办厂。

甲午战争之前，外国资本在中国开设工厂虽已出现，但一般投资较少，规模不大，并且没有法律依据.《马关条约》是第一个允许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开设工厂、利用中国廉价原料、榨取中国人民剩余价

值的不平等条约。自此，列强在中国开办工厂合法化规模化。“1895年至1900年间，外国资本投资总额达到五亿二千万元，比1894年以前五十年的总和还多三十倍。1895年至1900年，外资新办工厂达933家，为甲午之前几十年总和的九倍。”④

对中国的地下矿产，列强早就有所企图。甲午战争后，外国资本家与中国买办官僚互相勾结，千方百计掠夺中国矿产。他们以“合办”形式插足，诱迫清政府签定矿务合同，取得了在中国开采矿山的特权：德国在直隶、山东；俄国在奉天、东山省铁路沿线以及蒙古、新班，英国在四川、河南、云南、山西等省；美国在直隶、山西；法国在四川、云南的一些地区都取得了采矿权。

3.修筑铁路，攫取路权。

在当地修筑铁路，是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也是他们用来压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有力工具。甲午战争后，外国在华投资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攫取路权。1896年至1900年，列强多次争的铁路借款权，贷款总额巨大，并且攫取大量路权。同时它们还控制了沿线的大片土地和资源，有些还享有沿线的行政权和普察权，使这些中国领土的主权名存实亡。另外，帝国主义各国还通过开设银行和扩大银行活动范围，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

总之，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从各方面争相向中国输出资本，进而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化程度。

三、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在夹缝中得到一定的发展

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清政府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失败破产，“洋务派”已无法垄断近代民族工业。清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再也无力投资设厂开矿了。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向人民勒索“捐输”，不得不给民族工商业让出一点道路；同时，甲午之后由于允许外国资本在中国自由办厂，清政府也不得不放松了对商办企业的限制；国资本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也为民族工商业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如市场的开拓、劳动力来源增加、交通条件有所改善等等)；加之民族危机加剧，促使一些商界人士对振兴本国经济的热情大为增长，纷纷投资于工矿企业。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甲午之后一段时间内，商办工业得到一定的发展，其速度远远超过了所谓的“官办”工业。如1895年至1898年里，有资本额(一万元以上)可查的八十家国内企业中，商办资本占资本总额的70%，官办与官督商办资本仅占3D%，而在1894年之前这二者比例正好相反。另据有人统计，从1895年到1913年，新投资一万元以上的国内工厂已有463家，资本总额达到9100多万元，为1894年的数倍。⑤

但是，甲午之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遭到重重阻碍，表现在：第一，清政府虽然给民族工商业让出了一点出路，但仍然没有给予真正的法律保障：国货从口岸到内地的税金负担往往比洋货重；第三，列强一方面在中国经营厂矿，一方面还向中国输入大量的过剩商品，使中华民族工业处于受排挤的状况；第四，帝国主义控制着路权及主要矿产资源，为民族工业发展带来极大困难。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帝国主义列强还在中国经营了许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企业，以便直接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并以此对中国的民族工业进行直接的经济压迫，直接地阻碍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⑥

四、甲午战争刺激、促使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思想解放。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中国人民是一次大刺激、大震动，是中国近代史进程中的一次大转折、大变化.战争的惨败不仅扫除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盲目骄妄之气，而且也促使中国有志之士重新认识自己民族。甲午战后的五年中，25岁左右的梁启超面对严酷的现实，充分发挥青年人特有的朝气和敢于抨击时弊的胆识，结合其善于思辨和勇于捕捉时代潮流的思维定式，在一系列论著中评论日本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变迁，初步形成了较系统的日本观，集中反映了当时一代人在甲午战争失败后的新的思索。“透过梁启超的言论，大体可以看出中国人在承受巨大的战争创伤后，怎样去观察、思考、评论日本这个威胁中华民族生存的‘仇人’。”⑦从此之后，变法救亡运动和新的思潮广泛掀起，民族资产阶级(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自此登上了政治舞台，从而开始了中华民族觉醒的新时代。表现在以下几点：

1.康有为等人发动和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是民族资产阶级觉醒的衣现，在中国近代民族觉酸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甲午战争给中国造成的民族灾难，惊醒了以康有为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维新派。他们在得知《马关条约》签字的消息后，即发动当时在京参加会试的17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痛呈割地赔款将引起的严重后果，提出“拒和”、“变法”之主张，这就是厉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虽然没有阻止《马关条约》的签定，但它标志着酝酿多年的维新变法思潮已经发展成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维新派很快接受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努力唤醒人们“与天争亡”的形势下，“图保存之举，舍变法外别无它图”。⑧举起了变法救亡之大旗。这是民族资产阶级觉醒的第一个标志。民族资产阶级觉醒的第二个标志是以“天赋人权”为武器，宣传自由平等，批判君主专制，主张君主立宪.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是中国社会发展缓慢的根源。自鸦片战争后，主张改革的也不乏其人，但直到甲午战争，封建士大夫和洋务派的改革只不过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甲午惨败，使中体西用的洋务理论黯然失色，有识之士通过探讨战争失败的原因，对封建专制改体发生了怀疑，进而提出了批评，“考中国败弱之由，百蔽丛生，皆由体制尊隔之故。”⑨

因此他们主张通过变法实行君主立宪政体，从而点嫩了争取民主自由的火种。维新派在甲午战后觉醒的第三个标志是他们能猛烈冲击代表封建文化的旧学，大力提倡学习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新学。

甲午战前还没有人敢向以濡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文化公开宣战。甲午战后，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等人认识到了封建文化的腐朽没落，主张废科举、办学校，学习外国先进文化，他们的主张和努力，开阔了人们的眼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社会风气有所转变。因为维新派的推动和客观形势的通迫，终于导致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维新派在政治变革上只求渐进，反对飞跃，不敢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在思想文化上，不能彻底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变法运动中又幻想依靠少数封建官僚，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结果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这就证明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走改良道路是行不通的。

2.中华民族觉醒的另一个表现，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自发地树起了反帝灭洋的大旗。甲午战争后，中国农民群众自发地反洋教斗争在许多省份普遍展开，并且日益同反帝斗争联系起来。1895年夏，福建古田县爆发了“斋教起义”，号召群众征服外国人的上帝，初步表露了灭洋思想。1898年广西天地会起义，立誓驱尽洋人。十九世纪末，农民群众自发的反帝斗争汇合成了全国规模的义和团运动，给予帝国主义以重大打击，使列强认识到中国地土广阔，民气坚劲，不得不采取“以华制华”政策，从而打乱了列强瓜分中国的侵略计划。

由于农民群众的阶级局限性和散漫性，不能认清封建统治阶级的真实面貌，也不能形成统一行动，结果以“挟清灭洋”为目的的义和团运动终于在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联合扼杀下归于失败。义和团血的教训告诉有志之士，“洋”要灭，“清”也要扫，要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封建统治。

3.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中华民族觉醒的重大飞获，为近代中国彻底地反帝反封建革命莫定了基袖。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曾经历了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的转变。甲午战争前夕，孙中山还曾上书李鸿章，希望通过封建统治阶层的改良，达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⑩的局面。甲午战争后，孙中山等抛弃了对统治阶级改良的幻想，走上了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在1894年11月，孙中山等人就成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疾呼要振兴中华。1895年春，又成立兴中会总部，在其章程上明确提出了“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以后，兴中会又联合其它革命团体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提出了较为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者长期反复地斗争，唤醒了越来越多的民众，民主革命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终于经过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因为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以及革命的不彻底性，中国人民并未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就落在了新兴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肩上。

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也在国人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这其中，有挥之不去的痛苦，但更多的，是通过这次灾难吸取教训。“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⑾结果，以甲午战争为历史转折点，中国人民经过反复探索和长期斗争实践，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所以，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华民族解放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也可以说是近代中华民族觉醒、奋斗的真正发端。

参考文献

①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②李侃，《中国近代史》(第三次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2页。③《列宁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21页。

④柳长毅，《论甲午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江汉论坛》，1994年，第7期。⑤全慰天，《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3页。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592页。

浅谈孙中山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 篇4

学习中国近代史的心得体会

关键字：孙中山

近代史

辛亥革命

封建帝制

内容摘要：孙中山对近代史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孙中山是被世人所认可的中国第一个大总统，孙中山的成就主要有他是国民党的创始人，他领导了有名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他提倡民主、共和的思想，孙中山另外的一个重要的成就就是建立黄埔军校和中山大学，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具有高素质的军事指挥管理人才，也中国教育事业同国际接轨。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之一，他同毛泽东邓小平并列为中国近代三大改革家。

孙中山，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

孙中山先生是近现代中国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爱国若命，忧国若身，为国家民族的民主、独立、统一、富强鞠躬尽瘁，终其一生都在为实现中国的统一和民主共和而奋斗。生活在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痛苦深渊的特殊历史时期，面对列强的“蚕食鲸吞”，孙中山先生对于实现国家统一有着更为深切的体会。他认为国家统一是全民族的共同心愿，“统一是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

在辛亥革命前，由于清王朝的全面溃败，国家已面临着分崩离析的隐忧。辛亥革命期间，一度出现了南北两大政治力量的对峙与较量，这时如果不能及时化解，则有可能使中国走向南北分治的局面。为了避免大规模的内战，为了迅速实现南北议和的良好意愿，进而不使国家走向分裂，孙中山先生毅然选择了主动退让和妥协的立场。在袁世凯完成使清帝退位，赞成共和民主的条件兑现之后，便辞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务。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也一再强调，中国的统一是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的，并指出“: 中国的各省在历史上向来都是统一的，不是分裂的，不是不能统属的，而且统一之时就是治，不统一之时就是乱的”。他坚决反对分裂行为，指出“提倡分裂的人一定是野心家，想把各省的地方自己去割据”。此外，孙中山先生还认识到国家统一是实现民主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因而他认为“统一成而后一切兴革乃有可言”，这种至诚爱国的举动和言行，足以证明孙中山先生是真诚的华夏赤子。

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历史进步的开拓者，是一个激情澎湃的革命家，他的激情鼓荡了中国近代的历史风云。他有他的个性，尽管有某些历史局限性，但掩盖不了他伟大人格的光辉。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早接触了大量西方文化，包括西方民主宪政思想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最初的职业是西医，然而，他更是一位立志以西方民主政治及其文明，来改变中国命运的华夏赤子。他和旧中国的文化和政权体制有着彻底决裂的基础，并且具有彻底决裂的勇气。从社会变革的角度来看，他的经历使他的革命性更强，他用激情四溢的革命理想鼓动并影响着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尤其是辛亥革命前后，没有任何人能替代他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先驱者的地位。

综上所述，孙中山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有以下几点。

1、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光辉旗帜。他系统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纲领——三民主义，并为之奋斗了终生。先生刚强不屈，连遗言都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2、推翻封建帝制，捍卫共和制度。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推翻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创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先生最大的历史功绩。为了维护之后的共和，从护法到北伐，孙中山先生时刻都没有停歇。

康德对近代教育的影响 篇5

中世纪自然哲学的思想来源及其对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尤其是自然哲学所进行的分析,揭示其产生的两方面的思想来源,阐明了古代思想和基督教<圣经>对中世纪自然哲学的共同塑造作用;同时,通过对中世纪自然哲学给后世的自然科学带来的影响所做的分析,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由于以往对中世纪历史的轻视而造成的对后来的历史进程的理解上的.困难,同时也说明重新认识和理解欧洲中世纪自然哲学的重要性.

作 者：陈蓓洁 孙大鹏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系,上海,33刊 名：兰州学刊英文刊名：LANZHOU JOURNAL年，卷(期)：“”(5)分类号：B503.92关键词：基督教哲学 自然 技艺 劳动

康德对近代教育的影响 篇6

一、将培养真正的艺术家作为教学宗旨

钢琴是一门高雅的艺术, 可以说朱工一先生从事的钢琴教学就是一门培养艺术家的行业, 但是, 如何才能培养真正的艺术家而不是一个钢琴演奏者, 是朱工一先生不断探索的目标, 也是朱工一钢琴教育的出发点。为此, 朱工一先生非常注重学生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培养。他认为一个艺术家首先要有独立自主的创造能力[1]20。在朱工一先生晚年生病期间, 他还对来看望他的学生说道:“你们如果想做一个艺术家, 就必须掌握丰富的知识, 要重视各门功课的学习, 要努力获得全面的知识素养, 知识是重要的, 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艺术创造的想象力。”朱工一先生的这番话是基于我国的钢琴发展现状提出的, 十分准确地切到要害, 钢琴属于西方乐器, 对中国来说钢琴教育是外来文化, 中国对其是陌生的。钢琴文化在中国的历史时间并不长, 总体来说, 我们对于钢琴的研究还只是处于一个探索阶段, 那么对于那些浩如烟海的钢琴乐谱以及钢琴文献, 我们就要去了解这些乐谱和文献背后涵盖的文化和历史, 不注重创造力和想象力, 只将乐谱弹熟练很难成为真正的艺术家。

朱工一先生认为, 要想学好钢琴, 不仅要从小打好技术训练的基础, 教师对学生艺术想象力的培养更加关键, 学生学习钢琴在刚刚开始阶段, 教师的教学思想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这种思想会在学生的脑海里根深蒂固, 很难获得改变。朱工一先生指出:如果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反复强调技术、拍子, 学生就会对技术、拍子高度关注, 这种思想无形中影响了学生的想象力, 转移了学生的注意力, 时间久了, 就会冲淡和削弱学生对音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2]35。所以, 培养学生创造力和想象力并不是十分容易的事, 这个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但是, 朱工一先生却是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自己的观点。朱工一先生在上课的时候, 总是会花时间去专门地为学生讲解乐曲的内容、乐曲背后蕴含的民族文化等。例如, 有一次朱工一先生讲解小步舞曲, 他竟然起身走几下典雅的舞步, 并且详细地讲解这种舞蹈的历史起源。

朱工一先生认为, 一个好的教师, 一定要注重培养学生对音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不能够让学生仅会简单的模仿。在这方面, 他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次, 京剧大师梅兰芳受邀观看一位年轻演员演的《洛神》, 看完演出之后, 在场的观众都认为这位年轻演员演得好, 唯独梅兰芳一言不发, 谢幕后梅兰芳来到后台, 见到这位年轻演员他语重心长地说, 你学得很像, 不过你像的不是《洛神》, 是《洛神》中的梅兰芳[3]22。培养优秀的艺术家是一项十分艰难的过程, 朱工一先生却坚持了自己的原则, 他用自己独特的教学艺术, 引导学生在艺术创造的殿堂里不断探索, 不断追求, 使学生在求学的过程中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创新, 这一点, 为未来的钢琴教育事业起了模范作用。

二、将独特的教学方法和理念运用在教学实践中

在钢琴教育的过程中, 教师的教学思想是非常关键的。他直接影响着学生抽象思维以及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形成。有些教师认为, “技术好一切都好”, 技术训练、技术教育是钢琴教育的一切。对于这个问题, 朱工一有着自己不同的观点, 他赞同技术训练要从小开始, 钢琴学习要打好技术基础[4]20。但是, 他还认为技术好不同于钢琴弹得好, 他不赞同“技术好一切都好”的教学观点。在他看来, 拥有这种错误观念的人, 是对于钢琴艺术没有充分的认识, 没有领会钢琴曲能够给人带来的无尽的遐想。比如说, 钢琴曲表现的意境是夜色迷蒙的夜晚, 那么这种朦胧的表现形式, 只靠技术好是不能够清楚表达的。

朱工一先生经常对老师们说:作为一个老师首要任务不是传授知识, 而是要帮助和引发学生对于艺术的兴趣和独立自主的学习和创新精神, 并且在教学中老师并不是高高在上, 在教学过程中, 要以学生为主体, 教师的作用是有效地指导学生, 帮助学生找出学习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看到学生的缺点要加以指导, 帮其改正, 看到学生的优点要积极地鼓励学生, 哪怕是一点点进步也要鼓励, 这样才会增强学生学好钢琴的信心, 促进学生不断进步。在教学过程中, 学生和老师的地位是平等的, 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 就可以减少教师对于学生艺术创造力的束缚, 避免了老师以偏见束缚学生。再者, 艺术是没有固定的表现手法的, 艺术的表现手法是多样的, 当师生处于一种平等的状态, 就会有利于师生之间关于艺术的探讨, 这样不仅保护了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对教师积累教学经验也有极大的帮助。

朱工一先生还经常提到, 作为一名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必须非常熟悉自己所要讲解的内容。在钢琴教学中, 老师一定要明确目标, 即什么样的演奏是正确的, 是优美的, 什么样的演奏容易误导学生的思维, 影响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钢琴教学过程中, 教师要熟练地掌握所讲解音乐的风格和特点。不能局限于一种风格的理解要熟练地掌握不同的音乐风格以及表现手法。要让学生知道, 环境不同, 音乐的表现风格也会有差异, 不能够一种音乐千篇一律。要用心去理解和感悟音乐的内涵[5]12。只有教师深刻地了解和熟练地掌握了教学内容, 才能对学生进行正确的学习指导, 能够让学生在掌握演奏技巧的时候, 保留自己的演奏风格和演奏个性。在这方面, 朱工一先生曾经提到过这样一个故事, 当年他在咖啡馆为人弹奏乐曲时, 曾经弹奏过许多国家的民歌曲调, 有一次, 一位客人批评他弹奏风格不对, 他主动要求客人给予指点, 并且主动按照客人的要求改变弹奏风格, 直到听者满意为止。他说:“只有不耻下问, 虚心钻研才能够掌握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音乐的不同风格, 掌握风格的问题, 是钢琴教学以及钢琴学习首要解决的问题。”后来, 他在为话剧《魂归离恨天》配乐时, 就耐心地总结了经验教学, 使用了瓦格纳式创作手法, 同一首乐曲, 在不同场景中, 所表现出来的艺术风格截然不同。朱先生说:“同一首乐曲, 如果表现场景发生了变化, 那么所刻画的艺术形象的心情也会发生变化, 我最反对不分场所千篇一律地弹奏。同一个旋律的乐曲, 也要注意旋律的发展与变化, 这个教学原则很重要, 我们一定要牢记。”

三、主张自然、淳朴的演奏风格, 摒弃音乐表现的矫揉造作

朱工一先生经常提到“音乐表现不允许矫揉造作”, 他很厌恶、很反感那种装腔作势的演奏, 他认为最完美的演奏就是自然。在钢琴教学过程中, 朱先生讲究一丝不苟, 在上课的时候, 他表现得很严格、很严厉, 但是, 他对学生丰富的想象力不限制, 他只是强调最完美的演奏就是自然, 装腔作势、摇头晃脑的演奏他很厌恶、很反感, 看到这种情况他就要说, “演奏时有自己的想法我不干涉, 但是如果装腔作势、做一些与乐曲无关的不自然的表现我就要干涉”。

朱工一先生还经常提到, 有些旋律本身就很自然、很朴素, 来自于民间的自然传承, 具有一种朴素的美。例如舒伯特、肖邦以及贝多芬的一些乐曲, 它本身就已经很美, 没必要处理成许多的起伏。在日常演奏过程中, 一说有表情, 许多人就会想起无数的起伏, 觉得每一个音都要有所表现那才是起伏, 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朱先生明确指出:“音乐的起伏变化、轻重缓急, 主要受音乐本身的情绪和语气影响, 是音乐本身的需要, 这样的起伏变化才合乎情理, 也是非常自然的。我们所要研究和学习的是如何去体会‘音乐本身的情绪和语气’, 去体会音乐本身的需要, 怎样才能够正确地把握乐句的情绪和语气, 在作品风格表现上要有分寸感, 否则, 盲目地追求作品中的起伏变化, 就会使作品既不自然, 又非常难听。”

朱先生喜欢在教学中引用不同风格的作品, 他要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头脑中有鲜明的风格概念, 只有这样, 学生才能够正确理解和表达乐曲, 在乐曲表达过程中, 不做作、不装腔作势, 按照音乐本身的情绪和语气去进行表现, 顺乎自然, 追求一种朴素的美感, 因为他们领会和懂得了最完美的演奏就是自然。

朱工一先生的教学思想, 在不断的研究和辛勤的工作中逐步完善, 这些教学思想对中国近代的钢琴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在总结朱先生教学经验的时候, 总是觉得他的见解精辟独到, 既合乎于理, 又顺其自然。他用个人的魅力和娴熟的钢琴技术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钢琴事业, 大师虽去, 钢琴的余韵却永不消散。

参考文献

[1]潘一飞.献给塑造艺术家的人[J].人民音乐, 1985 (12) .

[2]熊小明.高等师范音乐专业钢琴教学论略[J].西安音乐学院学报, 1992 (3) .

[3]潘一飞.谈朱工一先生的钢琴教学思想[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1986 (1) .

[4]杨峻.芳迹永不磨灭——记朱工一教授生前二三事[J].钢琴艺术, 1996 (3) .

康德对近代教育的影响 篇7

中国的科举制度早在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就开始实行，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但到了清代时期，由于科举制度的大量腐败现象和问题的出现；近代出现了一大批对科举制度提出自己的观点的名人，他们大多数提倡新的教学形式和内容。

一、黄宗羲、颜元、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对科举的观点

（一）黄宗羲

黄宗羲是中国17世纪一位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和杰出的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首先，当时由于科举的兴盛，导致许多学者严重地脱离现实，热衷于空谈心性，专注于八股时文；所以他提出“学贵适用”，即只有适于使用的知识才是真正的学问。其次，士人为自己的仕宦之途，不选择独立思考，而唯“一先生之言”是从；所以他反对“墨守一先生之言”，认为求学贵在创新，提出独立见解。他对于科举制度的批判，不仅切中时弊，而且站在经世致用，要求独立思考和自由思想的高度，这就使他的批判具有时代精神。

（二）颜元

颜元对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认为士人在利禄的引诱下自幼从事破题、捭八股，读书求学完全成了他们的“名利引子”。他主张教育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培养“实才实德之士”，即品德高尚、有真才实学的经世致用人才。为此，他提出了“真学”、“实学”的教育内容，提倡尧舜周时代的“六府”、“三事”、“三物”；同时大力提 倡“习行”的教学法，强调在教学过程中要联系实际，要坚持练习和躬行实践。

（三）康有为

康有为认为中国的八股考试严重桎梏人才，教育改革迫在眉睫。他提出，废八股考试，改试策论，等学校普遍开设后，再废科举。他认为，八股取士导致学者不研究现实和世界各国情形，这样选拔出来的官员不会做实事。所以。他同时提出应大力创办学校，改变传统教学内容，传授科学技术，培养新型人才；这样才能适应世界形势，为中国发展做贡献。

（四）梁启超

梁启超认为八股取士是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同时，他批判由八股和楷法取士会使士人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他指出：“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惟变科举为第一义。大变则大效，小变则小效。”进而，他提出最好的策略是将科举合并于学校；具体做法是“入小学者比诸生，入大学者比举人，大学学生成比进士；选期优异者出洋学习，比庶吉士。”这实际上是一套废科举、兴学校的方案，除保留科举的各级科名外，科举实体已不复存在。

（五）严复

严复从德、智、体三要素出发构建了教育目标模式，在其体系中，智育处于基础地位；他认为，在八股考试主导下的封建教育，不仅不能启迪人的智慧，反而“适足以破坏人才”；同时，他详细地分析了八股式教育的三大弊端：其一是“锢智慧”，八股式教育违反了由浅 入深、由简到繁、循序渐进的学习规律，还会导致士人拒绝接受其他知识，固步自封，孤弱寡闻；其二是“坏心术”，科举考场作弊之风盛行；其三是“滋游手”，八股教育目标单一，与生产严重脱离，培养出了衣食仰赖与社会的游民。所以，他提出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取士和训诂词章之学，讲求西学。

二、自己的理解和看法

每一种事物和制度都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科举制度也不例外。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古代一种社会官员的选拔机制，它推动了我国古代教育的普及和发展，延续和弘扬了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国古代文学，体现了公平、公正、秩序等法律价值。但为什么到了近代，中国出现一大批批判科举制度的文人呢？大概是因为科举制度的弊端越发明显，他们认为单纯的科举取士已不适合中国，中国想要进一步的发展，就应改科举，寻求新的教学方法和形式。让我们来浅谈一下科举制度的弊端：

（一）科举的教学内容实为统治者禁锢思想的工具

清朝将圣人扩大到孔门弟子及朱熹等理学家在内的圣贤，并要求以朱熹行文的语气为样式。乾隆以后，试帖诗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项目。试帖诗不仅与八股文一样，有固定的程式；而且必须发扬孔孟和朱熹思想，不可任意抒发自己的感想。定八股的原来用意笔者认为可能是，用固定的格式写，便于考官评分，以示“公平”。由于考八股文，压抑了那些本来不擅长科举科目的人的思想，也使一些知识分子，无法在学术上思想上进行创新。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 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禁锢；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

（二）科举致使士人急功近利，不关心时事

大部分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因此，他们一心学习四书五经与八股文这些考试会涉及的书目；而对正在发生剧烈变动的社会漠不关心，对国际各国的情形漠不关心，对国家的发展漠不关心。进而，他们变成了一群只会空谈心性，纸上谈兵；而做不出什么实事，不能真正为百姓解决烦恼。

（三）科举导致官场腐败

科举制度随着年代的推进，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同时，天地君亲师的教育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这样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并且官官相护。这就不利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良好制度。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

因此，近代如此多的名人认为我们要改科举；同时，科举是中国处于封建社会时出现的产物，到了近代，中国虽然还是以封建社会为主体，但没有改良的科举不适合中国社会了。我认为名人们的主张都是有道理的。比如：

（一）改良科举的教学内容

以往的教学内容过于死板和简单，实质上只需要人死记硬背便可，并不能学到什么真正的学识。因此，应好好改良教学内容，内容应该包括道德知识教育，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专业知识的教育，正确审 美观的教育等；而且，应该让学生参加社会生活劳动，培养实干能力。

（二）广设学校

应改变以前只有男子，并且少数男子能接受教育的情况；而是广设学校，无论男女，扩大受教育的范围；只有社会的大部分民众都接受了教育，全民的素质提高了，社会才会越发文明和和谐，中国的发展才会更上一个层面。

近代剑术大师李景林对武术的影响 篇8

一、军旅生涯

1. 军校学习、初露锋芒。

1903年, 武艺大成的李景林来到河北保定, 报名参加“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的学习。他的校友包括孙传芳、吴佩孚等人。学堂的严格管理和李景林的认真求学, 使他在人才济济的北洋军校中始终成绩不落下风, 经三年后顺利结业, 被分配到东北奉军许兰州手下。李景林的军旅生涯就此开始, 在不长的时间内, 他的才华和能力在此展露无遗, 深得许兰州青睐。其履历也由班长晋升为团长、旅长等要职。

2. 李景林在部队中对武术的开拓。

李景林的武功剑术经过他的不断感悟和训练, 已经达到当时无人可及的地步。看他舞剑你能感到剑已经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 在霍霍剑光中, 宝剑如灵蛇般游动, 已经达到随心所欲的地步。李景林不但自己练习剑法, 他还将剑术用于军事训练当中。他对部下将士要求严谨, 在骑兵训练中, 士兵要骑马对活动靶和活靶的反击进行对练, 掌握马上使用刀剑的能力。除了训练马刀外, 他还将士兵集中进行武术培训, 对士兵的身体素质和格斗本领亲传身授, 他的部队, 成为当时战斗综合能力最强的队伍。

3. 一战成名、悄然隐退。

辛亥革命让李景林有了展示自我的舞台, 李景林随着奉军南下参加与革命军的交战。在战斗中, 李景林作战勇猛, 于枪林弹雨中带队冲杀, 勇猛无敌。成为当时闻名的战斗英雄。在攻打三眼桥的战斗中, 李景林亲率500人的敢死队, 冒着密集的炮火成功击退革命军的进攻, 并一鼓作气急行军抢在对方前头占领汉阳重地龟山。李景林的战斗胜利, 给即将倾覆的清王朝政权带来了一线生机, 他的表现得到晚清政府的通报嘉奖, 并把体现最高荣誉的黄马褂颁发给他, 此时李景林成为军队中人人羡慕和尊崇的明星。

李景林从南方回到东北, 他的作战指挥能力在战斗中大放光彩。成为许兰州部队的招牌。但荣耀并不能保持战斗常胜, 在东北, 许兰州部与张作霖就是势不两立的对手, 在此后双方为争夺东北控制权所引发的战争中, 许兰州的部队接连失利, 最后被张作霖部队打散, 李景林无奈之下投靠张作霖。张作霖爱其才华, 不但不处罚他, 而且对他进行提拔, 委任他为东北三省陆军第一师师长。1922年李景林得知自己恩师宋唯一就在所辖地居住, 立即带领手下前来拜见, 并将恩师安顿在一座高大宅院内居住。此后只要李景林一有空闲就来到恩师家中继续学习武当剑术。宋唯一见李景林成名之后还如此尊师, 深感欣慰, 不但把武当剑精髓倾囊相授, 还将自己撰写的武当剑谱、《剑形八卦掌谱》、《道家修道录》一并送给了爱徒李景林。李景林得此习武秘籍, 学习更加勤奋刻苦, 在自身条件和恩师的亲授下, 他的剑法已经达到当时无人可及的地步, 神剑李景林的名号逐渐传开。

在1925年中国各路军阀进行了一场争夺地盘的大混战, 李景林身为军人深陷其中, 前期的不断胜利难挡后期的失利, 在你死我活的乱斗下, 李景林的战斗热情在一点点冷却。自己的地盘被对方不断夺取, 看到时局是如此之乱, 使他萌生退意。在一场顽强阻击敌人进攻后, 他将统领大权交给副手, 随即在电台声名退出政局, 从此不再染指, 一心研究武学。

二、弃军从武, 再创辉煌

1. 创建民国国术馆。

李景林的到来, 使上海武林界着实兴奋, 每天不断有当地武林人士前来拜会。李景林还应邀出席了上海柔拳社举办的交流大会并发表演说, 介绍武当拳术和剑术的特点及习武目的, 受到各界武林人士的赞扬。此时当年战场上的对手张之江不计前嫌, 派人三次前来邀请李景林到南京共同创办中央国术馆。李景林被张之江的诚意所打动, 欣然前往南京。1928年3月南京中央国术馆正式成立, 从此开创了中华武术新的时代。国术馆集各家武术特点于一身, 将中华武术系统完善的进行培训, 有利于传统体育的延续。在成立大会上, 张之江、李景林被推举为国术馆正副馆长, 当天下午, 在南京大舞台举行庆祝国术馆开馆酒会上, 各路高手争先上场表演绝技庆祝中央国术馆成立。李景林也在众人掌声中跃台表演武当剑, 只见他拔剑击刺一气呵成, 舞动时如行云流水, 剑招繁密, 退守剑光护身风雨不透, 进攻如万剑离身, 招招致命, 只看得众人目眩神迷, 喝彩不断, 李景林的剑术, 成为当天最精彩的表演, 受到来宾的一致认可, 成为第二天报纸上的焦点新闻。

2. 创办全国擂台赛, 强化民族精神。

国术馆的成功开馆, 不但吸引了媒体注意, 也增加了国人的关注度。李景林借此机会, 再接再厉决定举办全国性质的武术擂台赛, 借以激发国人体育健身, 爱国保家的热情。1929年李景林经多方努力, 第一届全国武术擂台赛在浙江杭州隆重开幕。这是民国时期第一次举行全国武术比赛, 影响极大, 全国各地武林门派和武术高手纷纷前来观摩和参加比赛, 一时间, 杭州城的人气已经超越北京和上海, 成为当年最受瞩目的地方和事件。

此次全国比武大会, 李景林为大会主席, 本次武林大会采取先表演后比武形式, 头三天为表演, 后三天为比武。在一连三天的表演现场, 众多武林高手纷纷借此登台机会展示帮派功夫和个人能力, 随着一个个高手的登台亮相展现绝技, 观众被他们精湛的武艺所折服, 喝彩声不断。在随后的比武阶段, 观众的热情达到空前程度, 整个杭州都陷入狂热状态, 这种发自内心的激情正是李景林所期盼的。武林大会的影响此时已经超越了比武的范畴, 国人的体育热情和爱国激情被彻底激发, 民国第一次比武大会在观众的喝彩声中胜利闭幕。此次武林大会的召开, 在社会上刮起一阵强劲的学武旋风, 参加比武大会的武林高手虽然离开杭州, 但此次盛会的热度不减。李景林众人回到上海后, 不少武林中人也追随他们到达上海, 一时之间上海也喧闹起来, 武林人士的到来, 让上海市民的习武热情高涨起来, 经多人提议并得到大家的一致表决, 在上海随即召开了第二次武林盛会, 地点在大舞台。这一次是以表演为主的盛会, 同样在上海刮起观看热潮, 大批市民涌进演武现场观看精彩的武术表演。武林大会的召开, 不但带动了上海市民的习武热潮, 同时也促进了全国练武风气。最后一天的贵宾表演将整个活动推向高潮, 李景林、孙禄堂、胡风三、杨澄浦等有影响力的武林高手纷纷表演看家绝技。李景林的武当剑, 同样引来观众的惊呼和喝彩。武林大比武在上海也圆满闭幕, 这两次的武林盛会, 对社会习武风气的激发和影响, 历久不衰。随后李景林来到山东, 创办了山东国术馆, 为山东武术的整理和推动作出了贡献。

三、李景林对武术的影响与推动

1. 国术馆的创立。

李景林响应政府号召, 与张之江一道共同创立了中央国术馆, 使中国武术得以在政府的扶持下发展壮大, 广大武术爱好者可以在国术馆内自由选择喜爱的武学进行训练, 避免了一些小的武种因训练人才少出现传承危机的发生, 保护了中华传统国粹的延续, 有利于发扬中华传统文化。在此之后, 李景林又应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要求, 在山东济南开办了山东国术馆。同时李景林的武林好友孙禄堂在镇江开办了江苏国术馆, 这些国术馆的创办, 使中华武术真正做到了普及阶段。

2. 举办了最早的全国性的武术擂台赛, 扩大了武术在体育界的影响。

民国期间在浙江杭州举办的全国武术擂台赛, 在当时引起的轰动效应可以说是始料不及的。精彩的武术表演和激烈的擂台比赛, 让观众大呼过瘾的同时, 其影响力通过新闻媒体传遍神州大地, 成为当时人们最为关注的焦点事件。通过打擂比赛, 武术的影响日益扩大, 练武已经成为全社会广受普及的运动, 这样的结果也是李景林前辈所期望的。

3. 打破常规、受益后人。

李景林最为称道的是他的武当剑法, 对于武当剑法, 李景林没有将此绝技独自珍藏, 而是向社会公开了武当剑法的秘密, 使武当剑法由历代单传秘授变成公开的秘密。这件事曾经轰动一时。人们对李景林的高风亮节赞叹不已, 神剑李、剑侠李的名声不断向他送来。

4. 广收门徒、传承国粹。

李景林对授徒没有什么严格限制, 只要对武术感兴趣、身体素质好、品质优良的人, 只要对方有心学习武术, 他都收为自己的徒弟, 以至于他从部队退出到上海后的三年多的时间里, 竟收了五百多弟子, 成为当时传播武艺收徒最多的人。

李景林从军旅生涯到推广武术, 每一个领域都能成为名动一方的人物。在武术推广上, 他的坦荡和技艺的高超, 为中华武术继承和发扬,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徐哲东.国技论略[M].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

[2]易剑东.中国武术百年历程回顾[J].体育文史, 1998 (3) .

[3]孙禄堂.孙禄堂武学录[M].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