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代史的感想

对近代史的感想（精选7篇）

对近代史的感想 篇1

一

对中国近代史发展的思考

中国近代史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这是一段屈辱史也是一段奋斗史。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开始了中国近百年的屈辱历史，也正是这段屈辱的历史唤醒了沉睡的中国人民，探索出了中国应走道路，使中国再次走上富强的道路。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揭开了侵略与对抗、中西社会冲突的帷幕，中国自此走上世界舞台，开始有了世界的概念，萌发了“师夷”即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要求，产生了前所未有的一系列变化。由此我们可以看中国当时只落后无知，虽然当时帝国列强打开了我国大门，使我国饱受侵略和屈辱，但也正因如此中国才看到世界的发展，为以后的崛起打下了基础。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我们尚处于封建社会，外国列强的入侵打开了中国大门更开始慢慢更改了中国的社会制度。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就已经成为先进的中国人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他们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试图按图索骥，依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造中国，把中国富强的希望寄托于实行和发展资本主义。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到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以至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国民党也曾在大陆搞资本主义，最后留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历史以其血的代价告诉我们，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为中国探索出一条可行的道路，一条符合民心的道路。

同时中国近百年的屈辱史同样告诉了我们落后就要挨打，我们签订的一次又一次的不平等条约归根到底都是由于我们的不强大，因为我们政府的无能。从1840年鸦片战争结束我们签订《南京条约》开始，中国成为越来越多的资本主义国家猎取的对象，被迫签定的不平等条约越来越多。强迫中国签定不平等条约的，先后有英、俄、法、美、德、日等十多个国家。不平等条约的签定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危害。通过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各国割取了中国大片领土，强索了巨额的战争赔款，攫取和控制了在华的种种特权。不平等条约象一条条屈辱的绳索，使得中国的政治、军事被控制，大规模的财富被掠夺，人民遭巨大的苦难，严重地阻碍、破坏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这是近代中国贫穷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才彻底摆脱了不平等条约枷锁的束缚，结束了近代屈辱史。

中国近代史以血的沉痛代价告诫了我们落后就要挨打，政府的执政能力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我们到不断的富强，只有我们的强大才可以使我们免受外国列强的侵略。

二，对中国近代史的感想与关注

纵观我们近百年的中国屈辱史我们可以总结出一点，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决定其他各项实力，经济实力直接决定军事实力，只有我们经济实力的强大才可以使我们免受外国的屈辱。

在中国近代史上，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清朝后期由洪秀全带领的太平天国运动，这是一场千百万穷苦农民为了生存，为了追求平等公平，以不惜牺牲的精神发起的革命运动，然而由于客观上的局限性，其政权制度并没有能很好地体现，更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紧接着由地主阶级掀起的洋务运动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 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虽然他们主张利用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方式发展新型工业，增强国力，以维护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在抵制商品输出、促进思想解放、刺激中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等方面依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洋务运动同样没有让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还有戊戌变法等都没有是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清朝灭亡之后，中华民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也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抵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并没有让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这一切也都说明了一点资本主义道路不可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这也是因为当时中国国情不允许，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根本的原因，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压迫导致资产阶级革命的 产生，但是又不彻底，他们脱离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农民；内部涣散而无法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革命的武装力量弱小，无法成功革命！

经济实力是发展中一切问题的关键，我们也只有总经济上开始强大，带动其他方面的强大，才能让我们

对近代史的感想 篇2

一、龚自珍的生平

龚自珍, 生于1792年, 卒于1841年, 字伯定, 号定庵, 他出生于杭州一个官宦世家, 世代名门望族。其外公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 对经史子集非常精通, 他自幼接受外公非常严格的训练, 特别是“经世致用”的思想, 对龚自珍的影响非常深远。其父龚丽是嘉庆元年进士, 其叔父曾官至礼部尚书, 家族在地方上极有政生。在家庭的影响和熏陶下, 龚自珍在读书和参加科举的过程中, 有机会和朝野内外不同的人物接触。23岁那年, 他到徽州整理和搜集文献时, 和徽州的社会贤达名流及官宦多有接触。同时, 龚自珍和何绍基、魏源等有志之士, 也有着非常密切的交往。28岁那年, 是龚自珍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他拜文经学家刘逢禄为师, 从此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道光二年, 龚自珍应会试落第, 那年他正好31岁。道光三年, 他再次赴京参加会试, 但因为他叔父是当时的同考官, 所以为了避嫌, 他没有参加考试。于是与著名文士陈沆等郊游, 并参加纪念宋代大诗人欧阳修生日的诗会。在此期间, 龚自珍与一批饱学之士切磋和交流, 同时对现实密切关注, 而这些极大地影响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

岁月蹉跎, 为了实现鸿鹄之志, 连续五次参加会试, 龚自珍都名落孙山。但他并没有心灰意冷, 而是屡败屡战, 终于在道光九年, 龚自珍38岁那年, 考取了进士。之后, 龚自珍非常渴望能到翰林院供职, 但因为他的书法和楷法与要求不符, 所以错失良机。在这个时候, 有两种抉择摆在他的面前, 一是继续留在京城寻找时机;二是去外省担任知县。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 龚自珍决定继续留在京城。然而, 在后来的十年京官生涯中, 龚自珍却官场失意, 一直没有得到重任, 心灰意冷之下, 龚自珍决定辞官南下。可不幸的是, 两年之后, 龚自珍在丹阳暴卒, 时间为道光二十一年。至此, 龚自珍结束了自己丰富多彩的、而又具有传奇色彩的一生。

二、龚自珍对近代文学的开创

1. 政治主张方面。

当时, 政治统治非常黑暗, 各种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面对鸦片战争带来的危机及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 龚自珍敢当时代的先锋, 凭借自己的聪明睿智和先知先觉, 提出了解决和挽救社会危机的方案。然而, 这一方案并没有对西方的变革进行充分的研究和借鉴, 而仅仅是站在经学的角度, 寻求一个治疗中国痼疾的方案[2]110。

龚自珍是对议政新风进行开创的先驱。在晚清时期, 他就对“经世致用”之学大力提倡。在当时, 他倡言改革, 议论时改的政治风气, 已经是蔚然成风、振聋发聩, 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思想界。而龚自珍的政治思想中最为闪光和突出的部分, 是无情揭露和批判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黑暗。

首先, 龚自珍对清朝官僚政治的极端堕落和腐败, 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指出封建官僚统治集团寡廉鲜耻的丑恶嘴脸, 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漠不关心, 只知道对民脂民膏进行榨取。龚自珍发檄文《乙丙之际箸议》和《明良论》, 深刻地批判和揭露了当时黑暗腐朽的社会和现实[3]23。

其次, 龚自珍对清王朝岌岌可危的统治地位进行了揭露。他指出, 大小官吏、贵族地主对农民贪得无厌的压迫和剥削, 使农民啼饥号寒、走投无路、农业生产凋敝。加之当时泛滥的鸦片烟锅, 导致当时民贫国弱。尽管清王朝还一派燕舞莺歌, 维持着表面上的太平盛世, 但实则已经是穷途末路, 社会即将面临一场政治风暴[4]56。

龚自珍对外国资本主义铁蹄践踏下山河凋零的民族危机, 也有着清醒的认知。在民族危亡的紧迫关头, 龚自珍提出了对社会实施改革的诸多方案。在政治上, 他主张对王权进行限制, 重臣威、变科考、主张修礼仪。他认为, 导致封建政治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乃是君主的独断专权, 对大臣不尊重, 君臣之间闭塞隔绝, 没有在国家管理中, 将大臣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5]102。经济上, 龚自珍对地主和贵族兼并土地的行为坚决反对。他积极主张推行富国和利民的措施, 他认为导致社会动乱的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贫富不齐、财富不均。而解决财富集中的问题, 是安定天下的前提。为此, 他提出了“田相齐”的措施, 他的这个主张, 并非是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全盘否定, 而是对此进行维护的基础上调整局部。外交上, 龚自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坚决反抗, 以唤醒国人的爱国意识。早在鸦片战争前夕, 他大力支持林则徐去广州, 采取果断措施, 销毁鸦片、严厉禁烟。同时, 他还主张为防止沙俄入侵, 应加强西北边防的保卫工作。

总之, 在政治方面, 龚自珍的思想理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他抨击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和腐朽, 唤起了人们的爱国意识和觉悟, 对抨击君主专制、改革封建弊政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同时, 他还开创了晚清思想界研究社会热点问题、议论时政的新风气, 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通过“经世致用”理念的倡导, 打破了万马齐喑的沉寂局面, 被称为变法维新思想的先驱[6]38。

2. 文学创作方面。

龚自珍的政治思想在文学创作上, 也有很好的体现。他开创了近代文学的新篇章, 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特点。龚自珍率先提出了变革的呼声, 它既是中国启蒙主义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第一位诗人, 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最后一位诗人, 他包括了两个基本倾向的文学创作:一是曲折己意;二是直抒胸臆。他善于对不同的物象和意向进行捕捉, 以对高远的政治思想进行表达和诠释。而诗人在这一过程中, 将平常的物象赋予和寄托了象征性的意义。如龚自珍在诗歌创作中所强调的两个意向, 即不甘冷遇和寂寞的“箫心”, 及入世进取的“剑气”精神。在龚自珍的诗词中, 其主要的特点是奇绝, 他的诗歌犹如一股春风, 在当时正在推崇宋词及刻意模仿晚唐诗歌的晚清诗坛上, 带给人一种新奇之感。龚自珍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营养进行了全面的吸收, 并以此为基础, 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和独具魅力的艺术风格, 开创了近代文学的新局面[7]88。

首先, 龚自珍强调文学的作用, 他指出, 无论是诗文、政事还是儒学, 都有着共同的目的, 即有用。他说“求政事在斯, 求言语在斯, 求文学之美, 岂不在斯”。

其次, 龚自珍将时代需求和创作实践相结合, 为促进人性的解放和意识的觉醒, 他提出了“大变”文学观, 这一点具有非常重要的革新和启蒙意义。“遵情”说, 将作家的心迹不受束缚地、完全地表达出来, 对感情的人性本真诉求完好地表露, 同时对主体创作的个性和独立人格完整地彰显。龚自珍认为, 人类生活产生了感情, 而感情又生成了文学, 而“遵情”即是对传统的思想束缚予以突破的过程。

三、龚自珍文学创作的近代意义

1. 精神解放思想的启蒙价值。

龚自珍对封建专制的“约束”和“戮杀”人心进行了批判。同时, 他用文字语言, 如“大音声”、“夜之漫漫”等预言封建统治即将崩溃。

2. 文学革新精神。

龚自珍在文体变化和创作方向上开风气先河。他解放了向来的格调, 正如谢无量所说:“龚自珍之文, 恣为驰骋开阖之致, 于是新闻评议之书, 竟盛于世矣。”[8]43龚自珍倾全力对文学进行改革, 其思想奇警可喜, 不管是教导诗文词, 都自成一体, 堪称新文学的先驱者。

哀艳雄奇的风格。作为一个大转变时代, 清末民初, 正是很多文人志士的人生极致。他们飞扬跋扈、好谈天下事, 可谓是慷慨激昂。而龚自珍作为文学健将, 是近代名士风流的典范, 也是他们理性的典范。在当时改革的年代, 往往需要奔放的热情和反抗的精神, 而龚自珍所具有的典型气质, 恰恰符合浪漫运动初期的特色, 他的作品在当时流传已广, 追随者之多可想而知。

总而言之, 龚自珍“尊情”的文学思想和“经世致用”的理念, 具有时代价值和呼唤自由解放的启蒙价值, 它既是对传统风气的挑战, 同时也是对文学新观念的开创。通过以上具体分析龚自珍政治文学主张, 能够看出, 在现代文学史上, 龚自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开创了近代文学诸多文学理论新主张, 成为当之无愧的近代文学的先行者!

摘要：龚自珍的文学创作和进步思想, 开创了中国近代文学的新局面, 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 成为中国近代进步的文学家和重要的启蒙思想家, 在中国古代文学和近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 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关键词：近代文学,龚自珍,政治主张,文学成就,影响

参考文献

[1]曾贤兆.龚自珍《己亥杂诗》分类探析[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 2011 (1) .

[2]杨全顺.龚自珍学术思想探微[J].理论学刊, 2009 (3) .

[3]方立军.龚自珍忧患思想探析[J].温州大学学报, 2009 (4) .

[4]龚郭清.传统与现代之间——论龚自珍的文化理想[J].天津社会科学, 2009 (4) .

[5]金钱伟.尊情:浅析龚自珍的文学观[J].名作欣赏, 2010 (6) .

[6]黄丽娜.龚自珍诗歌内容浅论——读己亥杂诗有感[J].文史博览, 2010 (3) .

[7]王启明.龚自珍史学研究综述 (1990—2009) [J].宜春学院学报, 2010 (3) .

近代史上对中式风格现代化的探索 篇3

中式风格现代化，简言之，是中国室内古典装饰风格向简约现代化发展，是中国传统室内装饰风格受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等一系列综合变化影响形成的。中式风格是中国传统室内装饰风格，它的风格可以细分到不同朝代，汉代的庄重典雅；唐代的雍容华贵；明清时期的大气磅礴......中式风格凝聚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民族文化，是历代人民勤劳智慧和汗水的结晶。既然文化是由人民创造的，那么中式文化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着，新中式风格就是由它衍生出来的主要分支。

中式风格在现代是有“传统文化”、有“品味”的一种象征。透过节节屏风，一把太师椅，一杯淡茶，一把摇扇，窗外一片荷色，一树柳荫，一抹墨香，“深宫高楼入紫清，金作蛟龙盘绣楹。佳人当窗弄白日，弦将手语弹鸣筝”有道不尽的意韵在其中。中式风格餐厅、中式风格酒店、中式风格茶舍无不透露出浓浓的中国文化氛围，有讲究的老一辈或是小有成就的社会人士也会选择将自己的办公室或家居装饰成中式风格。

中式风格是受中国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影响，以中国古典建筑为代表的一种设计风格。在古时中式风格装修有外檐装修和内檐装修之分，装修选材多以木材为主。内檐装修即室内装修做工很精细，例如椅子扶手的弧度，有珠圆玉润的效果；桌凳的线条感，犹如美人亭亭玉立；桌椅着地四角直脚和蹄脚的不同变化，加强了视觉上的虚实对比。因为做工精细的需要，所以选材也很讲究，大多数室内装修选用楠木、樟木、楸木。差一些的用柴木，高档一些的比如公侯、王府等，则选用上好的紫檀、花梨、红木等，在朴素低调的外表中蕴藏名贵，以显示他们在封建王朝中的地位与身份。

中式装饰风格在室内布置、空间分割、家具陈设布局、线形色调等方面吸取中国传统装饰中的“形”、“神”两大特点。中国传统装饰中“形”主要指空间布局中的形式美法则：均衡与对称、序列与节奏、对比与微差、比例与尺度；中国传统装饰中“神”主要指在中国传统装饰的外形下所勾勒出的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内部精神和气质。中国传统装饰中“形”和“神”在中式装饰风格中相互渗透，形成了意蕴独特的中式风格。

中式风格区别于其他风格的室内空间构成主要体现在中式传统家具的摆放、带有中式元素的装饰品点缀以及黑、红等木色为主的装饰色彩上。室内的布局方式多采用对称式，格调高雅，造型简朴优美，色彩浓重而成熟，细节饱满而细腻。

纵观历史长河，纯粹的中式风格由最初的“由表及里”形成，历经近两千年人类智慧的传承发扬，到了明清时期，中式风格发展达到“顶峰”时期。

明清时期中国室内的装饰风格为大型的木制建筑，室内有红漆木柱，空间分隔以雕花格扇墨画屏风、落地罩等实施，其门窗花式较多，随主人的地位和富有程度而变化。地面铺有方砖或木地板，天花、梁枋以彩画装饰。工匠师开始将室内装饰的房屋空间结构、墙柱装饰和家具、字画、工艺品等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使整个空间显得和谐统一。单独明清的家具来说，值得一提的是明式椅。明式椅是一种高背椅样式的高足坐具，以太师椅和官帽椅最具代表性。

清末时期，半开放半殖民地性质的中国逐渐对外国文化打开大门，一些外国建筑逐渐伫立于我国东南东北等地区，随之而来的还有简化的室内家具。众所周知，家具是历代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质器具，简化的桌椅板凳等家具经工厂批量制造，成本低且简单耐用，渐渐地为人们所接受。从此，人们摆脱了封建体制以及严格的等级制度的束缚，抛开了传统特定的设计规则与模式，中国室内环境生活开始悄然发生着变化。

20世纪，中国吸收了一些西方文化思想，从而理解了中西方文化差距和特征。这一时期的室内设计还是从属于外部建筑结构，由建筑师一并设计实施。但是“内部美术装饰”的概念已经逐步被人们所认可和接受。 50年代以后，室内设计作为独立的专业出现。随着1957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下属的室内装饰系的成立，室内设计开始以“正式”的面貌来被人们认知与执行。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社会进入了大规模转型期，从思想解放到经济建设为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奠定坚实的基础，人们思想观念和消费需求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国人的生活进程中可以不断地看到促进和提高人们生活质量和社会进步的器物，从粗糙简陋到精细适用乃至只起到纯装饰作用，一步步见证着我国室内空间的变化。经过20世纪中国经济文化的迅猛发展，勤劳不息的中国人民渐渐满足了自己的物质需求，逐渐将目标转向精神文化需求上。进入21世纪以后，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不断撞击融合，随着信息与技术应用传播速度不断加快，各国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风格的设计在国际上不断得到认可与追随，新中式风格逐渐成为民族文化的一种象征。

（作者单位：西安工程大学）

学习中国近代史纲要感想 篇4

————以五四运动为例

当欧洲，北美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时，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日趋衰弱，逐渐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鸦片战争的一声枪响，改变了古老中国的历史命运，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冲击下，中国步入了存亡危机之秋。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血泪史，列强一次又一次的发动侵略战争，把中国推向灾难的深渊，中国近代史也是一部抗争史，志士仁人一次又一次地奋起，救国救民于苦海，发动改革，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挥动民主、科学的大旗，吹响了启蒙的号角。

我们时常会谈到“爱国精神”，但我们是否深思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什么是爱国精神的真正内涵。1919年5月4日，一群学生用他们的行动表达他们的愤慨，表达他们对于这个国家的爱。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列强无暇东顾，日本趁机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提交了“二十一条”，妄图使中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称帝心切的袁世凯接受了日本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这已然让每一个中国人难以接受，紧接着，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会，商讨处理战败国以及维护世界和平等问题，实际上，巴黎和会成为英、法、美、日、意五个强国操纵的重新瓜分世界的会议，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希望改变中国在国际上屈辱的地位，不料，欧美列强却做出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的决定，巴黎和会打破了中国人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公理战胜强权”，这或许是中国人对巴黎和会的期许，也是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人的梦想，然而，弱国无外交，欧美列强在会议上出卖中国的权益，机器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慨，于是乎，五四运动像火山一样爆发了，1919年5月4月，北京各高校学生3000余名汇集在天安门广场上，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勿作五分钟爱国心”等口号，学生的爱国运动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响应，工人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运动的中心也由北京转到了上海，上海的“三罢”斗争也将五四运动推向高潮。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是中国第一次拒绝了有世界上几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指定的合约。可以说，这是中国人民难得的胜利。

这次的运动，有着其特殊的历史意义。首先，五四运动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这样的口号体现出了这场运动的性质与人民群众的诉求，北洋军阀政府对外卖国，对内欲恢复帝制施行专政，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是这次运动的导火索，以此为界，中国人民开始走上了与欧美列强，与日本帝国的抗争之路。其次，五四运动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如果说，辛亥革命的根本弱点是没有动员群众广泛参与，那么五四运动就是一场群众性的运动，这场运动，让工人阶级从此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五四运动的前期是在北京进行的学生运动，或许学生们的运动初衷是爱国，那么，到了五四运动的后期，工人阶级在上海开始了一系列的罢工运动，这样的罢工运动更具广泛性，其运动的领导者也有学生过渡到了具有初步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共产主义思想者，这次的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与传播，这也为日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五四运动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旧民主主义的结束。这场运动由学生发起，后期为无产阶级所领导。最后，就精神层面而言，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是广泛宣传了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这样的一场运动，体现了鲜明的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体现了追求真理、勇于解放的精神。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一场爱国主义的运动，爱国主义精神贯穿运动的始终，爱国主义是五四精神的主旋律。

五四青年节是为了纪念五四运动中的青年学生而设立的，我想，设立这样的一个节日必然有它的原因，不是简单的为纪念而纪念，而是将一种爱国的精神延续下去。空口凭说“爱国”二字显得过于抽象，想想当时和自己年纪差不多的学生，为了国家的安危，不顾危险，走上街头，他们可能从来有考虑过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事，可能像刘和珍君一样暴毙街头，是爱国的信念支持着他们，让他们愿意为国家的安危尽自己的一份力。很多时候，历史给予我们的是一个已发生的过去既定事实的概念，时常很难去身临其境的感觉，比如这样的一场运动，在如今这个和平年代里，我们很难去想象，去感受当时的此情此景。历史常留给我们的更多是一种精神上的财富，人们经历过五四运动，爱国的信念便带带流传，不可否认的是爱国主义精神早已深深扎根在我们每个人的血脉之中，国家有难，人人便渴望尽一己之力以求力挽狂澜，国家昌达，人人便希冀凭个人之能再造锦上添花。先有国再有家，古有诗人见“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之景，慨叹“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文天祥也疾呼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爱国主义流传至今，金晶虽为残疾人火炬手但誓死保护奥运火炬，高原边防战士日经风吹日晒只为了祖国的领土不受侵犯。或许，你觉得我们还小，这个世界早已过了那样战火连天的时代，居安思危，爱国主义时刻警醒着我们对国家未来的关心。看时政，聊军理，从自己的本身出发，尽可能多的去关注国家大事，去关心百姓民生。

对近代史的感想 篇5

11月23号下午，天气晴朗，我们小组一行人来到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由于是双休日，今天来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人比平时多了很多，有很多南京市民带着小孩一起来参观，也有很多外地组团来参观的朋友。我一边排队一边观察着人们的神情，有严肃的有感伤的，更多的则是轻松甚至欢笑着的。旁边的雕塑和文字说明，嬉闹的人群，这一切都刺激着我的感官，我不知道说什么。

进入馆内，我们走在小路上，旁边是石子铺就的地面，有人说这下面埋藏着遇难者的遗体，我和朋友们小心翼翼地唯恐踩到石子。进入住馆区，扑面而来的黑暗让我感到窒息，进入保存完好的城门，顺着台阶我们看到了很多图片和展物，这些东西将我们带入了七十多年前那场惨绝人寰的杀戮中去，我的心情是沉重的。

出了管区，我们来到了一个空阔的场地，有很多人坐在石阶上休息，我们乘机开始发传单，一开始很多人都不愿意填写，特别是阿姨们。大叔们倒是都很热情，有的还很认真地在横线处写下了自己的感想。最让我感动的是我请求一位老爷爷帮我们填一下表格时，他身旁的一个大叔说：“我要填我要填，我爱国！”我在忍俊不禁的同时也在悄悄感动者。

浅论报纸副刊对近代诗歌的影响 篇6

在古代, 诗歌作为主流文学, 一直被人们所推崇。到了近代, 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 资本主义的发展, 近代社会发生剧烈变迁, 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别是面对西学的渗透, 诗歌要反映日益纷繁的社会现象, 表达矛盾复杂的思想感情, 势必要突破旧体的束缚。因此近代诗歌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有着典雅的语言和严格的格律规范的传统诗歌开始向不重格律、形式自由的现代新诗转变。而在诗歌的近代化进程中, 报纸副刊无疑起到了有力的助推作用。1895年前后, 国人掀起了第一次办报高潮, 报纸的数量激增。而伴随着报纸的大量普及, 副刊上的诗歌等文学作品也得以大范围传播, 文学作品仅限于同仁之间的欣赏成了历史。这一方面使得诗歌本身不再那么高高在上, 具有了平民性。另一方面文学受众的迅速扩大也要求报纸副刊登载的诗歌作品必须符合大众的口味, 这就加快了诗歌的现代性转变。

一、诗歌成为近代报纸副刊主要选择的原因

1. 副刊版面有限。

这是由报纸的新闻性所决定的, 副刊只是报纸的附属品而已。因此, 副刊文章总以短小精悍为好。相对于小说和散文, 诗歌属于篇幅较小的文学体裁, 刚好契合副刊的这一要求。特别是早期的副刊性文字, 多是在新闻或文章缺文的空白处, 起着“新闻不足小诗补”的补白或点缀的作用。另外, 和杂志书籍不同, 报纸大多是人们在忙里偷闲的情况下随手翻阅的, 很少有人会把报纸完整地读一遍, 他们只是想简单地了解一下内容的大概, 因此长篇大论的文章在副刊上是很少有人问津的。而朗朗上口的一首诗歌在给人解闷的同时, 往往会被人偶尔记住一两句, 这就比较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

2. 副刊的大众特征要求做到雅俗共赏。

副刊的读者其实就是报纸的读者, 因此它的读者圈就比较庞杂, 面比较广, 读者的年龄、职业、文化层次都相差悬殊。副刊为了照顾读者, 在刊登小说等通俗文学的同时, 还要刊登一些古体诗词来满足传统文人的需要。当然, 在上海等地, 为了扩大报纸销路, 报纸副刊也刊登了不少“描写艳情, 流连风景”的诗歌。所以一直以来, 诗歌都是副刊的座上宾。

3. 副刊的把关人大多是知识水平比较高的传统文人。

在近代, 副刊由于刚刚起步, 还属于一种综合性的文艺副刊,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传统的文学作品被视为副刊的正宗。同时, 副刊的主编大多是从科举考试中出来的正统文人, 他们的一些喜好在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副刊的内容, 能诗善文, 喜欢唱和的文人常在副刊上发表诗歌, 因此, 早期的副刊多是诗歌类的文学作品。比如1882年, 《字林沪报》开辟文艺专栏, 取名《花团锦簇楼诗集》, 专门刊登诗词歌赋。

二、报纸副刊对于近代诗歌内容和形式的影响。

1. 主要表现为批判性诗歌的大量出现。

在这样一个列强侵略的时期, 作为文人的副刊编辑更加倾向于选择那些对中国社会进行反思批判的诗歌, 从而找出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报纸的实时性很强, 总是关注最新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 因此副刊的内容也总是试着去反映时下的情形。一方面, 副刊适应报纸的实时性, 开始刊登大量的反映社会现实的批判性诗歌。另一方面, 越来越多的文人利用副刊这个平台, 抒发自己的现实感慨, 探索救国救民之路。有目共睹的是, “五四”时期的一批文学巨匠和著名学者, 大多起步于报纸的文化副刊。戊戌变法失败后, 林旭被清廷杀害, 林旭的妻子闻讯后痛不欲生, 自杀殉夫。在这段时期内, 副刊上就出现了大量的批判性诗歌, 对清政府的顽固派进行强烈的谴责。

2. 革命派诗歌成为主流。

报纸副刊的正式形成恰逢戊戌变法失败之后, 革命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这些革命者大都是有着中西文化背景的新式文人, 更懂得利用舆论来为革命造势。此时的报纸副刊就成为他们宣传革命主张的主要舞台, 以后很长一段时间, 革命派诗歌成为副刊的主流。如《同文消闲录》就刊登过革命和尚乌目山僧王崇仰的诗文和秋瑾的朋友们凭吊鉴湖女侠的诗词, 副刊诗歌从此完成了由封建文人舞文弄墨抒发个人情绪向政治色彩鲜明的革命诗歌的转变。1904年, 慈禧七十大寿。《警钟日报》副刊刊登了林白水的诗词:“今日幸西苑, 明日幸颐和, 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 只剩一人何有庆?五十失琉球, 六十失台湾, 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 每逢万寿必无疆!”讽刺辛辣, 被许多报刊纷纷转载。

3. 白话新诗的出现。

据统计, 1898至1905年间将近二十种最主要的白话报刊上, 大都开辟诗歌专栏, 而其语言已经不再是古奥难懂的文言文字。谭嗣同有诗“三言不识乃鸡鸣, 莫共龙蛙争寸土”, 梁启超评价只是“颇喜寻扯新名词以自表异。”黄遵宪的《今离别》四首更是歌咏轮船、火车、电报等, 以“旧风格含新意境”。

三、副刊有力地推动了西学对于诗歌创作的渗透。

近代, 西学影响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报纸副刊上, 既有新体诗, 又有旧体诗。既有保守派的诗歌, 也有革命派的诗歌。正是在副刊舆论的新旧对立争论中, 促进了中西诗歌的融合。维新派的谭嗣同就曾做过这样的诗:“纲伦惨似喀斯特, 法力盛于巴力门。”可见当时西学已经渗透到了文人的创作中。

报纸副刊对于中西诗歌融合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文人供职于西人创办的副刊, 却由衷地宣传中国传统文学体裁的诗歌。如《申报》于1872年11月创办的《瀛寰琐记》, 史料记载曰:“其中宏论闳议, 层出不穷, 骈体诸作, 亦可与古作者并驾齐驱。各体诗词, 则浓淡清奇, 不拘一格, 间附杂著, 亦簇簇生新。” (1877年刊行之《申报馆书目》) 《申报》早期的主笔, 李芋仙、王紫铨等人, 虽然供职于西人美查主办的《申报》, 却把《申报》及其副刊作为了施展其“国学”才华的“传媒”。2.以报纸副刊为载体的近代两次论战。1896年, 改良派与顽固派进行了一场论争。其结果就是西学在中国获得迅速传播, 加快了诗歌内容和形式的转变。梁启超《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就中北辰星拱地中海, 葱葱郁郁腾光芒, 岸环大小都会数百计, 积气淼淼盘中央。自馀各土亦尔尔, 海若凯奏河伯降, 波罗的与阿拉伯, 西域两极遥相望;亚东黄渤壮以阔, 亚西尾闾身毒洋 (印度洋) 。”气势恢弘, 视野开阔。全诗长短句相间, 写出了新意境和新事物。1902年, 革命派以《民报》为主要阵地, 保皇派以《新民丛报》为喉舌, 展开了激烈的关于是否革命的论战。这一次西学对近代诗歌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 中国诗人不再仅仅接受西诗的意象和形式, 而是主动吸收西方诗歌的自由主义和浪漫主义, 融合在诗歌的思想和意境之中, 如高旭就用充满神奇瑰丽的想象, 以及长短不齐, 参差错落的语句入诗, 表达了一种自由奔放的情感:“堂堂大汉干净土, 不许异类污腥臊, 还我河山日再中, 犁庭扫穴顾其巢, 作人牛马不如死, 淋漓血灌自由苗。”

四、翻译诗歌的盛行

在近代, 受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影响, 翻译外诗大行其事。1909年, 诗僧苏曼殊编选的《拜伦诗选》出版, 这是第一本译诗集, 进而开启了译诗在中国新的发展。苏曼殊的翻译之路可以说是开始于报纸副刊, 苏曼殊回国后不久, 受陈独秀之邀赴上海任《国民日报》翻译, 此后一段时间翻译了拜伦的大量诗作:《去国行》、《留别雅典女郎》、《赞大海》、《答美人赠束发带诗》、《哀希腊篇》。可见当时翻译外国诗歌之风的盛行, 由此成就了他在诗歌翻译领域的特殊地位。

其实, 早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的几年间, 梁启超就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 广泛地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知识, 为诗歌以及翻译文学的输入提供了发表的平台, 成为副刊译诗的雏形。特别是1899年, 梁启超提出了轰动近代文坛的“诗界革命”, 从此诗歌翻译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以后, 翻译诗歌的题材与数量不断丰富与增多, 英、德、法等国脍炙人口的诗歌皆有译介。其中最有代表的一首译诗就是《哀希腊》。这首悲壮慷慨的《哀希腊》先后有梁启超 (1902) 、马君武 (1905) 、苏曼殊 (1907) 、胡适 (1914) 等四人的译文, 四篇译作风格各异, 以马君武的七言古诗和苏曼殊的五古最为读者所喜爱。张定潢更是这样赞誉苏曼殊:“唯曼殊可以创造拜伦诗。”可见此时的译诗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境界, 而在这个过程中, 报纸副刊对于译诗的传播和接受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近代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 文学已不再是单纯的文学, 它在许多领域都有了交叉和渗透, 而就近代诗歌来讲, 受报纸副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无论是对西方诗歌风格的借鉴, 还是诗歌内容的西化, 随着中西传播的不断深入, 都隐含着报纸副刊这一传媒的痕迹。

摘要：在近代, 报刊成为文学传播的主导媒介。随着报纸副刊的出现, 长期以来作为主要文学体裁之一的诗歌, 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本文尝试着从诗歌的内容、形式、西学渗透, 译诗等方面分析报纸副刊对于近代诗歌的影响, 探讨二者在相互影响中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关系。

关键词：报纸副刊,近代诗歌,西学,译诗

参考文献

[1]刘斯奋.苏曼殊诗笺注[M].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1.

[2]姚福申, 管志华.中国报纸副刊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

[3]朱文华.中国近代文学潮流[M].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4.

对近代史的感想 篇7

1757年，清朝再下锁国令，仅保留广州一地与外商交易。1782年，美国商船经理在广州设立了第一家洋行柯克斯•理德行，专业從事代客买卖。此后，各国洋行陆续进入广州营业，白银、茶叶、丝绸、瓷器、工艺品与农产品成为主要商品，当然也有鸦片贸易。

洋行初期的主要交易对象是集中在广州的所谓“十三行”，即得到政府特许经营外贸业务的中国商行。尽管中国长期与世隔绝，但以十三行为代表的官办民曹贸易垄断集团在從事国际贸易中也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与清朝中国最有财势的山西晋商和两淮盐商成为民商的鼎力三足。其中，伍秉鉴的怡和行富可敌国，以拥资2600万银元成为当时世界十大首富之一。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朝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等五口通商，十三行的专曹权也被废止，洋行纷纷入华。到1860年，洋行已经有200多家，控制了国际市场的对华贸易。这些洋行已开始從商品贸易转向经营轮船、船舶修造、码头仓栈、保险、银行以及为贸易服务的加工制造等各种行业。与此同时，提供结算和汇兑服务的外资银行也陆续进入中国经营。这种完全不同于票号和钱庄的现代融资业务开启了中国官方和民间对金融业的理解。

第一家进入中国的是英国的丽如银行(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它在1845年进入香港和广州，1847年进入上海营业。此后，以英国系为主体的银行主导了第一波。到19世纪60年代，已经有11家银行进入上海，10家属于英国。这与当时英国在全球的经济、产业和贸易的地位相关。不过，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后，英国纺织业严重过剩引发了首次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参与金融投机的在华银行纷纷倒闭，包括汇隆、呵加刺、利华、汇川和利生等银行机构。只有丽如、有利、渣打、法兰西和汇丰犹存。

在清廷启动洋务运动的三十年间，洋行商人多以天津为跳板，与北京的大清政府打交道，通过安排政府借款来获取铁路、邮政、水电、海防、市政等建设项目的投资权。辛亥革命前，进入中国经营的外商洋行已经接近三千家，英商和日商占主导地位，投资领域包括棉纺、采掘、冶炼、食品、造船等实业领域。许多洋行甚至获得一些地区或行业中的垄断地位。洋行已经從贸易服务过渡到项目投资，与大清政府建立合资企业、进行长期经营的新阶段。

同样，外资银行也开始规模进入中国。基于早期开放和江浙民间资本活跃等因素，上海一直是外资银行的首选之地。到1911辛亥革命时，上海有外资银行27家，同期武汉有19家，天津8家，广州7家。不过，到1936年时，外资银行的重心已经有所调整，上海外资银行27家不变，而天津也有了总分行21家。外资银行北上天津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参与大清政府的融资和银团贷款项目。袁世凯和历届北洋军政府也是依赖外资银行融资来安排财政运转和军事作战。同时，现代产业投资的银团贷款也多在与政府部门往来方便的天津进行。

早期的外资银行基本业务是汇兑、头寸融通、商户担保、货物抵押等贸易融资，基本是依赖外商客户提供与中国洋行贸易的金融服务。面对外资银行的渗入，中国传统金融业承受了巨大的冲击，大清政府和北洋军政府也大梦初醒，积极筹划对应。长期操控中国海关系统的英国人赫德提出建议，希望能借助海关贸易融资的市场筹备一家海关银行，引起朝野的强烈反弹，推动了时任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太常寺少卿的盛宣怀倡议在上海建立了中国通商银行(1897年)。

考虑到大清财政的控制和力图主导中国金融格局，大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户部银行(1905年，后改名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1908年)，在全国各个行政辖区建立了分支机构，除了公款存储汇解等财政性金融业务方面，还承担发币、对外国债对内公债和长期产业项目的融资等大宗金融业务。從这个历史进程中可以看到，近代中国的银行体系也是在洋行和外资银行的步步进逼中诞生的，而且中国早期银行的几乎所有业务都是与外资银行接口，两者在相当长时期都是合作多于竞争。

我们再看一个案例。英资汇丰银行(HSBC)1864年在香港发起，1865年同时在香港、上海、广州和伦敦开始营业，2010年总资产超过五万亿港元，居全球金融500强之首。汇丰银行创始人汤马士•修打兰是长期活跃在中外贸易的洋行商人，他敏锐地感受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洋务派要求改革和开放的大趋势，特别体验到金融当地化服务在提升效率和把握需求方面的优势，执意在中国建立一个专门從事汇兑结算和贸易融资的现代银行，從为与中国打交道的外商服务逐步调整到为中国商人和政府服务。

汇丰银行决策委员会中的十四名发起人，都是当时香港主要洋行的老板，是对华贸易的主要操手。很快，汇丰成为香港地区政府往来账户的官方代理银行，同时得到了在香港的发钞权，并成为第一家大规模给清政府直接放贷的国际银行。清末朝廷建淞沪铁路、开平煤矿等项目都向汇丰贷款。汇丰银行也一度取得中国关税、盐税的收存权。至于甲午战争赔款、大清西征，袁世凯政府和北洋政府等各项重大项目都少不了汇丰的身影。到20世纪初，汇丰已经成为远东地区第一大银行。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即便在共产党建立新政权之后，汇丰银行也是少数几家维持大陆与全球联系的国际银行，在香港20世纪六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两次空前的金融危机局面下，运筹帷幄稳定了局面，得到历届中国政府的高度评价。

洋行和外资银行在过去百年里都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民众心理的大患，价格剥削和市场压榨自不必言，互相勾结掠夺中国核心产业的利益，长期压制并扼杀民族产业则是延续到今天的罪状，特别是從事鸦片贸易的历史更是让沉迷于阴谋论和民粹主义的人士理直气壮地泛泛谴责国际势力的万恶不赦。尽管最近三十年来，洋行和外资银行已经成为创造中国财富和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历史篇章却始终掩盖着，很少有初会得到正视。

洋行和外资银行是第一批进入中国的现代企业，他们借助军事霸权和产业技术优势进来，残酷地打碎了大清政府和闭关自守的自然经济的全部屏障，用西方殖民霸权和市场经济的规则来双重洗牌我们孱弱的经济体系和民生格局。我们曾承受了血与火的掠夺和压迫。

我们应该看到，近代的铁路、桥梁、公路、电力、纺织、水泥、矿山、钢铁、制造、城市建设等硬件，邮政、教育、法律、金融、财务等软件，甚至科学、民主、自由、革命、共产主义等意识形态，这些近代文明的种种要素的形成与引进，都与那些早期的几千家洋行和几百家外资银行在中国的经营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洋行和外资银行对中国现代化的启蒙和推动，是不能仅仅用掠夺和剥削而矢口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