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文学
一、原始社会（约170万年前到约公元前21世纪）
约170万年前 元谋人生活在云南元谋一带
约70-20万年前 北京人生活在北京周口店一带
约1.8万年前 山顶洞人开始氏族公社的生活
约0.5-0.7万年前 河姆渡、半坡母系氏族公社
约0.4-0.5万年前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父系氏族公社
约4000多年前 传说中的炎帝、黄帝、尧、舜、禹时期
二、奴隶社会（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476年）
夏 公元前2070年到公元前1600年
公元前2070年 禹传予启，夏朝建立
商 公元前1600 年到公元前1046年
公元前1600年 商汤灭夏，商朝建立
公元前1300年 商王盘庚迁都殷
西周 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771年
公元前1046年 周武王灭商，西周开始
公元前841年 国人暴动
公元前771年 犬戎攻入镐京，西周结束
春秋 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6年
公元前770年 周平王迁都洛邑，东周开始
三、封建社会（公元前475年到公元1840年）
战国（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221年）
公元前356年 商鞅开始变法
秦（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206年）
公元前221年 秦统一，秦始皇确立郡县制，统一货币、度量衡和文字
公元前209年 陈胜、吴广起义爆发
公元前207年 巨鹿之战
公元前206年 刘邦攻入咸阳，秦亡
公元前206年—公元前202年 楚汉之争
西汉（公元前202年到公元8年）
公元前202年 西汉建立
公元前138年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
公元8年 王莽夺取西汉政权，改国号新
东汉（25年到220年）
25年 东汉建立
73年 班超出使西域
105年 蔡伦改进造纸术
132年 张衡发明地动仪
166年 大秦王安敦派使臣到中国
184年 张角领导黄巾起义
200年 官渡之战
208年 赤避之战
三国（220年到280年）
220年 魏国建立
221年 蜀国建立
222年 吴国建立
230年 吴派卫温等率军队到台湾
263年 魏灭蜀
265年 西晋建立，魏亡
西晋（265年到316年）
280年 东晋灭吴
316年 匈奴攻占长安，西晋结束
东晋（317年到420年）
317年 东晋建立
383年 淝水之战
南北朝（420年到589年）
420年 南朝宋建立
494年年到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
隋（581年到618）
581年 隋朝建立
589年 隋统一南北方
605年 开始开通大运河
611年 隋末农民起义开始，山东长白山农民起义爆发
唐（618年到907年）
618年 唐朝建立，隋朝灭亡
627年-649年 贞观之治
713年-741年 开元盛世
755年-763年 安史之乱
875年-884年 唐末农民战争
五代（907年到960年）
907年 后梁建立，唐亡，五代开始
916年 阿保机建立契丹国
北宋（960年到1127年）
960年 北宋建立
1005年 宋、辽澶渊之盟 1038年 元昊建立西夏
11世纪中期 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
1069年 王安石开始变法
1115年 阿骨打建立金
1125年 金灭辽
南宋（1127年到1276年）
1127年 金灭北宋，南宋开始
1140年 宋、金郾城大战
1206年 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政权
元（1271年到1368年）
1271年 忽必烈定国号元
1276年 元灭南宋
明（1368年到1644年）
1368年 明朝建立，元朝结束
1405年-1433年 郑和七次下西洋
16世纪中期 戚继光抗日倭
1553年 葡萄牙攫取澳门居住权
1616年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
1628年 明末农民战争爆发
清（1636年到1911年）
1636年 后金改国号为清
1644年 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农民军攻占北京，明亡
1662年 郑成功收复台湾
1673年 三藩叛乱开始
1684年 清朝设置台湾府
1689年 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
1771年 土尔扈特部重返祖国
1839年 林则徐虎门销烟
1840年-1842年 鸦片战争
1842年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
19世纪四五十年代 中国无产阶级产生
1851年 金田起义、太平天国建立
1856年-1860年 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8年 《爱珲条约》《天津条约》的签订
19世纪六七十年代 中华民族资产阶级产生
1860年 《北京条约》的签订
19世纪60到90年代 洋务运动
1864年 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1883年-1885年 中法战争
1894年-1895年 甲午中日战争
1895年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
19世纪90年代 帝国主义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
1898年 戊戌变法
1900年 义和团运动高潮,八国联军侵略中国
1901年 《辛丑条约》签订
1905年 中国同盟会成立
1911年 黄花岗起义、保路运动、武昌起义
四、近代史
民国（1912年到1949年）
1912年 中华民国建立
1913年 二次革命
1915年 新文化运动、护国运动开始
1916年 袁世凯恢复帝制失败
1919年 五四运动爆发
1921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3年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5年 五卅惨案、五卅反帝运动爆发
1926年 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
1927年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南昌起义
1928年 井冈山会师
1931年 九·一八事变
1934年 红军长征开始
1936年 西安事变
1937年 卢沟桥事变，日军南京大屠杀
1940年 百团大战
1941年 皖南事变
1947年 发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运动
五、现代史
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50年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1951年 西藏和平解放
1952年 彻底废除封建剥削制度
1953年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
1954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诞生
1966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
1976年 四五运动，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8年 改革开放
1992年 邓小平讲话，加快改革开放
1997年 香港回归
(一) 内容定位
中国文学思想史, 概可认为其立足于历代之主要“文艺思潮”亦同于“文学”。与诸多编订中国文学史之著者类同, 欲于中国文学思潮历程中求索而得其要略;并集中于文学与艺术两点, 成其为可能贯通的文艺思潮之历程。另外, 虽此书开篇有明说分内、外二篇, 实就中国自古之文学思想、文艺思想理论而论也;或为各主张流派之争与此消彼长之态。反而, 愈至后期 (元明清) , 自成一家之流得以凸显。
青木《中国文学思想史》其特点及主要论点有六。其一, 采用总分式结构, 例:首章绪论之四大点总起而论二至七章;又如第二章之周汉之文学思想, 其目下设“原始审美意识及古代文学观、诗经所见诗之观念、孔门之教诗”等子篇;其二, 此书亦依时代而分论其说, 细分为“上古, 中古及近古”, 且其汲取每时代之下具代表性之文学流派、文学思潮抑或文学特色加以罗列与分析;其三, 重朝代之特色, 亦即重区别相异之处。尤以文学与政治之干系为重点论述。政治力量规定其相应的统治性文化 (功利主义性的德育教条化之目的) 、文学创作之阶层。概因最初之文学起于上层, 故政治之影响亦不可忽视。然傅斯年言:“我们总不便把政治的时代作为文学的时代。”即文学之断代, 理应依据文学本身的发展演变而来, 顺政治时间贸然分之则不利于理清文学的发展史。其四, 文学、审美与修辞达义之演进为主要潮流。此体现青木采用对比之法。首先其立足“儒家、道家”两大体系之下文学所异之要点, 后有分论辅助之有文学文辞 (内容) 与达义 (思想) 之对立、诗歌真情与道义情愫之相争以及文气 (个性) 与文德 (文论) 之抗衡;当中亦有词论, 概词与诗之不同, 在词于文辞达义之本质, 则欧阳修之复古主张亦仅在于诗, 其词于文辞上难免稍有工匠丽色。其五, 文学发展前进内、外在因素:统治集团、民族的习俗追求、创作阶层等皆对文学质体选取有所影响, 而文学亦有其自身发展不可变之因素。此需引入“文学发展融合观”之说。从第四点之诸多相对立之争中, 盖终能归于折中之道, 盖其皆出于融合之故也。其六为文学观发展的层级过程。既有非纯文学至纯文学过渡之变;亦有文——文句——文章——文论——文学体系的深刻化, 前三部分亦可归为“文作”。而文学与审美之关系得益于文论的问世, 然其中杰出之文人之贡献为其关键。
而郭绍虞之《中国文学批评史》, 亦取历史分期之法。然其目次细化, 则有分专门人物、流派、主张进行专门的论述。其框架可归结为两部分:一是“文学”历朝之演进;二为“文学”次目下各潮流之兴衰变化。就此两部分, 概围绕两说进行总体统摄即文学观念与文学思想思想、文学演进与文学复古。郭先生之批评史观乃执述而不多论之态, 更倾向于理清中国文学发展的主线脉络, 相较之下, 更为客观性。
(二) 基本观不同
青木与郭之论, 其价值立场在于文学发展融合观。探究其论说逻辑:始论古之文简, 意质精;后之文学流派概围绕辞与义而争论, 此中折中之说便成, 文学之具义理文辞之貌成型。实为对古之文深究熟思所得矣。笔者认为, 中国文学发展之流, 外有其可变可塑之处, 内亦有不变之脊。此之不变因素, 青木于《中国文学思想史》前部已论及, 即为儒道之折中之道。儒道折中之道, 首先深入民众尤为文人之心, 而其创作之追求亦有所定也。儒道中脊之论, 也可于另一方面得以佐证:即唐诗宋词之交时, 欧阳修之主张诗作理应简洁, 避免文辞之艳。可见“欧阳修等人提倡韩柳之古文以来, 宋人对于文章之主要思想其显著者有二项:一为将作文之模范本诸周代之经传;二为上古之文概简质, 尚简为要”。然欧公之主张为诗论, 在宋代之词为代表之下, 欧公之词亦难避免辞藻之弊。其原因为何?此因一个之力与一代文学主潮之较量!欧之复古诗歌主张, 乃一人之说, 他人应和而终成一文学流派;然宋词之兴, 非欧一人之主打。故于宋词下, 欧就一人之力敌一文学流派。欧时之作词主张, 并非复古。故欧公之词亦难避免辞藻之弊。另, 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书, 则其上卷多为分说各朝代之文学观念理论, 下卷则是文学融合观。其论“中国文学之批评, 大体上说:北宋以前以文学观念为中心, 南宋以后以文学批评本身的理论为中心……假使说文学观念的演进期为正, 则复古期为反, 而本书下卷为合。”可见, 文学发展融合之历程, 是顺应时代之演进而为。虽有反复期, 但究其实质, 乃为一种拟古之手段, 实非全盘归古。
再者, 青木之《中国文学思想史》定位于文学思想;而郭之《中国文学批评史》则在于文学批评。虽两者皆为“史”, 则书之框架有其历史之分期毋庸置疑。然其框架构建则有所差异。青木之书重于思想流派之说, 虽其为文学主张, 然书中论述概围绕主张流派之下的思想内容着手。郭绍虞先生之《中国文学批评史》则重于文学理论之演进反映文学之发展。可谓“史实”与“论说”之相合。故, 青木之书读之颇有流畅之感, 而郭书则给人宏大之貌。
二、《中国文学思想史》与《中国文学批评史》之辨析
青木之《中国文学思想史》多截取各朝代下主要文学创作主张流派, 围绕各文学主张争论进行分论。这无疑能够抓住朝代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思潮主张, 也能够通过争论的此起彼消贯穿文学史的发展过程, 但是忽略了其间一些边缘化的声音。如其在论及清代之文学思潮中, 在论及诗坛之自成一家的思潮上时, 主要就拟古之与否列说了清代文坛上颇负影响力的人物以及流派进行历时性的推进式阐述。如:沈德潜之格调说、袁枚之性灵说、乃至后面翁方纲之自成一家之例。但清代文坛就诗歌方面有:清道光、咸丰年间以效仿苏轼、黄庭坚为主的宋诗派;又有汉魏六朝派即为“湖湘派”, 主张复古, 墨守《离骚》《文选》、还有张之洞为代表的中晚唐派, 加以西昆体等, 甚至还有部分落单的诗人, 如清代江湜。因而青木之着眼, 乃文坛上影响力大的文学流派, 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发展的主流, 是中国文学史发展清晰的轨迹和历程。另, 之所以认定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思想史概述了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历程, 主要原因在于:第一, 就刚列举的诗歌一例, 每个朝代均有主流末流之分, 然青木就主流派在文学演变上的影响力和主导发展趋向性, 着眼于主流文学流派。第二, 文学主流之主张一概是承继前朝各代的文学流派, 因而主流之文学主张已然有一个时间历史上的继承性, 是文学演变之主脉。然末流之声, 亦是一个朝代的文学发展历程的轨迹, 是一个朝代下边缘性文人群体的文学观念及其文学追求, 若要统观全貌, 末流之声音当不能少。
而郭绍虞先生之《中国文学批评史》亦秉承了分期之说, 然与青木不一的是其论说了文学之觉醒。此亦从文学发展之必然规律与趋势而定论之。然文学之觉醒最直接的参与者实当为文人群体与文学之实用性特征。在上古之时, 文学之功用见于“上以讽谏, 下以自慰。”愈到清代, 自成一家之势成一潮流。概后世之“诗无定法”, 如青木之论:“若徒以模拟为事, 以此为法, 则不谨诗将亡, 而法亦将亡矣。”因而, 所谓的拟古之风并非反古, 仅为反对拟古之行, 又因诗无定法, 则需自我创立新说, 自称一流, 且欲他人附和。纵观文学之潮流, 类似清王鱼洋之神韵说、沈德潜之格调说、袁枚之性灵说, 实为类同之主张, 其人虽于文之见解亦有所别, 然难逃于自成一家为宗旨。此亦道明文学发展之承前启后之规律, 欲彻底创新实难为之。
历来“文学”一词皆难定论, 然最直观之法, 列尽文学历程之成说、主张、潮流。又因其终归于庞杂而宏大, 文学发展之历史事实呈现当为最理想阐释“文学”的方式。郭《中国文学批评史》言:“在此书中, 固然在于材料的论述, 然亦时多加以论断的地方……均不敢自以为是……总想极力避免主观的成分, 减少武断的论调, 所以对古人的文学理论, 重在说明而不在于批评。”序这是一种态度, 即尽可能如实还原文学之实予读者, 文学发展本身之间就存在其内在逻辑性, 其发展的各个阶段综合起来, 文学之演进内在逻辑亦自予其间。正如伽达默尔所言:“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 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因而, 文学本身和文学的解释就是同样的道理。
三、结语
欲顺中国文学史, 其脉络当居显要之位, 另著者之于文学史价值判断亦颇影响成书材料选取, 故此二者, 当为重点论述。然中国文学之丰富亦难一时论说完备, 文学发展过程中大小流派差异抑或不同影响力文学人物都会左右文学史的编订, 因此, 文学史的编订工作必然是繁重的。
摘要：中国文学史为东方文学史之重要一笔, 亦为世界文学史之不可忽视之重要一环。再者, 东方各国受中国文学之风影响亦颇大, 欲顺东方文学之脉络, 中国文学史实为其关键。然不同著者对中国文学史的观点各有差异, 虽文学史的内容上大致相同, 而梳理脉络与文学价值观实有不一, 现取青木正儿与郭绍虞二者进行对比。
关键词：中国文学史,青木正儿,郭绍虞
参考文献
[1]傅斯年.傅斯年全集[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
[2][日]青木正儿., 郑梁生, 张仁青译.中国文学思想史[M].台北:台湾开明书店, 1978.
[3]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 (下册) [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作为一个空间表述者，沈从文把一个异质文化(楚文化)的空间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用空间取代了时间。可以看出，沈从文的世界是一个取消了时间性的世界。在日。升月落、四季更替、生命的轮回这些自然现象的启示下，这里的时间表现为循环时间，时间的指向不是前方。它是圆形时间——如同周而复始的钟表，而不是线性时间。所以，沈从文的故乡，完全是一个巴赫金意义上的典型的无时间性的空间世界：“这个不大的空间世界，受到局限而能自足，同其余地方、其余世界没有什么重要的联系。然而在这有限的空间世界里，世代相传的局限性的生活却会是无限的绵长。……世代生活地点的统一，冲淡了不同个人生活之间以及个人生活的不同阶段之间一切的时间界线。地点的一致使摇篮和坟墓接近并结合起来(在同一角落、同一块土地上)，使童年和老年接近并结合起来(同一处树丛、同一条小河、同一些椴树、同一幢房子)，使几代人的生活接近并结合起来，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所见景物相同。地点的统一导致了一切时间界线的淡化，这又大大有助于形成田园诗所特有的时间的回环节奏。”
时间是主宰万物的君王，但是在湘西，它交出了自己权力。湘西的山川、百兽，已经摆脱了时间的统辖，并突出了空间主题。我相信一道布景、一个道具，可能一千年没有变化过。翠翠／傩送、萧萧／花狗之间的故事，几个世纪以前同样会发生。所以，沈从文的小说的特点之一，就是时间模糊，甚至完全没有时间。作为一个无关轻重的角色，时间退席了，故事则在被抽空的时间中进行。比如著名的《月下小景》，通过标题我们知道，故事发生在夜晚，但我们无从知道它究竟是哪个世纪的夜晚；再如《柏子》，开篇便是空间的出场：“把船停顿到岸边，岸是辰州的河岸。”但全篇找不到关于时间的提示，诸如：晨曦、夕阳等，构成沈从文小说的时间要素通常只有两个：白天，或者夜晚，仅此而已。相反，沈从文对空间的刻画却是异常细致，每个细节都纤毫毕现，并充满隐喻性，每个人物在空间中的位置，都经过了一丝不苟的规划。第二个特点，是沈从文笔下的人物，许多没有名字。沈从文有意隐去了他们的名字，因为无论他们是谁，都必须承担这块土地强加给他们的规定性成长。他们的称谓，通常是“丈夫”、“女人”，等等。“这种丈夫，到什么时候，想及那在船上做生意的年青的妻，或逢年过节，照规矩要见见妻的面了，自己便换上了一身浆洗干净的衣服，腰带上挂了那个工作时常不离口的烟袋，背了整箩整篓的红薯糍粑之类，赶到市止来，像访远亲一样，从码头第一号船上问起，一直到认出自己女人所在的船上为止”。他讲述的是“这种丈夫”，具体是哪一个，不得而知，也并不重要，反正这样的丈夫，在江边到处都是。这是一种假定性叙述，这种故事即使没有发生，也可能发生——只有对恒定的生活状态，才能作如此处理。(翻译成英文，将遇到时态上的困难：用过去式，还是将来时?)《柏子》中的水保差点透露姓名，但还是被沈从文制止了：
“大爷，您贵姓?留一个片子到这里。我好回话。”
“你告诉她有这么一个大个儿到过船上，穿这样子大靴子，告她晚上不要接客，我要来。”
我一笑，对沈从文的用心心领神会。
沈从文说：“有一些为人类所疏忽历史所遗忘的残余种族聚集的山砦。他们用另一种言语，用另一种习惯，用另一种梦，生活到这个世界一隅”。如果把这一切命名为“现实”，那么，这样的“现实”无疑会令我们感到新鲜、惊奇、迷惑、愤怒——这并非言过其实，汪曾祺回顾：“《边城》激怒了一些理论批评家，文学史家，因为沈从文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他们规定的模式写作。”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集中表达了这样的愤怒。这篇著名的檄文最初发表在1948年3月由香港生活书店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中，在这篇文章中，沈从文名列“反动文艺”排行榜的首位，并被郭沫若称为“桃红小生”。1949年，它又以大标语和壁报的方式在北大校园重现，并继而被改编为恐吓信。这使沈从文陷入巨大的精神危机。此时的他，已被定性为“反动黄色作家”，也就是说，他不仅“反动”，而且“黄色”。
这缘于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存在着巨大的偏差，我们已经习惯了将“现实”视为主观现实的客观载体，“现实”中的所有空间都必须接受政治意图的涂抹，传统的、原始的、自发的乡村被取缔了其合法身份。无论多么遥远、荒蛮、边缘的乡土，都必须纳入主流意识形态的管辖。
在西方，历史时间产生于十八世纪。据巴赫金介绍，“十八世纪前三分之二时间里占据绝对优势的是循环时间”，但十八世纪是时间感获得巨大觉醒的时代。鲁迅是最早将线性时间，即历史时间带入乡土的作家之一。他为乡土大地标定了明确的历史时间，即清末民初，中国乡村由封建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复杂年代。
他率先对传统意义上的乡土进行否定，并纳入“改造”的议事日程。在他(们)眼中，乡土及其代表的农业文明，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藏污纳垢的大本营，诸如人身买卖、一夫多妻、缠足拖辫、生殖器崇拜、灵学、吸食鸦片、劫掠残杀等等，“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乡下人——无论是闰土、祥林嫂、华老栓、七斤，还是阿Q——身上的“奴隶意识”像传家宝一样代代相传，从不舍得丢弃，他们“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麻木又愚蠢，可怜又可憎。在西方文化的强大冲击下，鲁迅是根据进化论的原则，把乡土视为野蛮和落后的收容所，“无教育的农民……依然是旧日的迷信，旧日的讹传，在拼命的救死和逃死中自速其死”。进化论是生物学上“一种乐观而空泛的学说”，现代生物学已经提出有力的反证，但对于民族危困之际寻求解药的知识分子来说，将它引用到社会学领域，并奉为真理，恰好吻合了他们的心理需求，具有极强的心理按摩作用。而他们对于以乡土为主体的传统生态和传统价值的否定，是从整体上进行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秩序，从国家秩序到宗族秩序再到家庭秩序。都始终是一体的，因而，他们不再承担在传统文化中寻找“合理成分”的义务。汪晖认为：“当鲁迅把民族的自我否定作为价值的逻辑一致性的前提，他在
思考中国问题时也就必然形成否定性的思维方式。他不再费力地去寻找民族内部蕴含着的肯定性素质，不再在民族的远古传统与现代价值之间寻找契合点，更不会以今人的所谓‘创造性转化’去重新阐释民族传统，‘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平和之论不复出现——民族的过去与现在，旧的和新的，都由于与‘新思潮’(价值理想)相背离而遭到否定。”
鲁迅以麻木、愚昧、顽固、残忍为乡土作出的定义，参照的背景是一系列现代性的观念，诸如科学、启蒙、进步等知识分子话语。也就是说，原始的乡村已被他强行纳入自己的知识话语体系中，他的脸上洋溢着启蒙者的自信。这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乡土进行的第一次重新阐释，它修改了乡村的含义，使它丧失了独立的身份，成为知识话语的一部分。自此，乡村自身的系统消失了，自先秦至晚清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心中的田园瓦解了，它成为知识分子精神版图的一个局部。知识分子把各自孤立的乡村拉入一个全球化的视野中，并把摆脱落后、追。求进步，视为乡村的惟一使命。于是，乡村不得不与城市、甚至与西方文明直接对视，并根据世界的口令调整自己的步伐。在资本主义强制推行的全球化运动中，民族主义者显示出无法掩饰的惊慌：“现在许多人有大恐惧；我也有大恐惧。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灭绝’这句话，只能吓人，却不能吓倒自然。他是毫无情面：他看见有自向灭绝这条路走的民族，便请他们灭绝，毫不客气。”
鲁迅去世后，随着阶级斗争理论的普适化，乡土大地开始浩浩荡荡地进入革命的时间序列。这是一个崭新的历史时间。这一过程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新时期”以后，乡土大地才陆续经过贾平凹、莫言、李锐、张炜、毕飞宇等作家的经营而恢复原有的色泽。)乡土经历了新一轮的意识形态升级过程。我小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像《闪闪的红星》、《万山红遍》这类文艺作品，早已宣布了革命主题对自然空间的绝对占有。从《白毛女》、《红旗谱》、《创业史》、《艳阳天》到《金光大道》，中国作家赋予乡土全新的附加值。乡土成为无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进行拼搏的战场，一直被两条道路斗争的大历史叙事所笼罩，自然界的万物，包括青山翠竹、虎啸龙吟、林海雪原，蓝天红日，都承担着意识形态赋予的重任。原生态的乡土经历了一个遮蔽过程。尽管梁斌。柳青、浩然这些作家对他们作品的历史价值怀有很高期望值(柳青曾一再强调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但是，我们现在重读他们的作品，发现那些图解政治的部分干瘪无力，恰恰是描绘乡土精神的部分，则格外驾轻就熟，生动传神，作品中对自然的直感性描写俯拾皆是。在描述阶级斗争的间歇，《红旗谱》对乡村生活有大量铺陈，比如农民们在冀中平原的雪夜和春天的原野上看瓜、打梨狗、赶年集、逛庙会、过除夕等民俗，运涛和春兰并肩坐在瓜园的窝棚上谈恋爱，运涛、大贵、春兰在棉花地里扑鸟等等，循环时间叠现在历史时间之上，流露出人类生活中某种稳定的部分，即“世代生活过程与有限的局部地区保持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联系”。与沈从文一样，梁斌是一个具有明确的空间意识的作家，即使在革命话语的笼罩下，他的空间意识也没有丝毫犹疑。他认为：“想要完成一部有民族气魄的小说，我首先想到的是要做深入地反映一个地区的人民的生活。地方色彩浓厚，就会透露出民族气魄。为了加强地方色彩，我曾特别注意一个地区的民俗。我认为民俗是最能透露广大人民的历史生活的。”“我要把故乡的人物、性格、风貌、民族及地方风光，活跃于纸上。”天才评论家李健吾先生对小说《创业史》也抱有同感：“觉得作家不是在写文章，写的不是故事，只是真的生活的细心的雕琢和挖掘，有时候显得在做文章，忽然来了，如写烟锅上忽明忽暗像天上的繁星；有时候一口气下来很凶，像巴尔扎克的小说，厉害极了。”
沈从文在写作时，脑子里并没有一套现代性的观念(诸如启蒙、革命等等)，用它们来解释他眼中的乡村生活。“这些‘类动物’的水手的生存境况，尤其是他们身止所谓的生命力，他们在艰辛的生活中无所不在的快乐震撼了作者，使作者反观到自身‘进步’生活观念的空洞。”他是一个回避参照系的人，永远听从于内心的指令。他拒绝把他的田园演绎成阶级斗争的战场，否则，他笔下的顺顺便会成为“水上把头”、“龙头大哥”、“团总”甚至“恶霸地主”。实际上，《边城》中的顺顺，不过是码头管事，有一点“资产”(顺顺的“资产”只是“八只船，一个妻子，两个儿子”)，又时常为人们排难解纷。《丈夫》中的水保，“在职务上帮助了官府，在感情上又亲近了船家，在这些情形上面他建设了一个道德的模式。他受人尊敬不下于官，他做了许多妓女的干爹。”很难把他们划入阶级敌人阵营。他们的性格是多层次的、复杂的和生动的。对于理论家们的批评，沈从文的答复是：“你们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到故事发展上，人物言语上，甚至一本书的封面上，目录上。你们要的事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我存心放弃你们……”显然，某些先验性结论无法囊括广袤的乡土，田野以它自身的完整秩序抵挡着意识形态的入侵。张锐锋说得深刻：“(尽管)红色席卷了乡村的外表……(但是)农民们并不会被这样的生活所迷惑，他们深知自己的使命和生活的本来面目，不会因此忘掉村庄的土地、庄稼和度过漫长日子所必需的粮食。”自然之中蕴藏着比任何先验性的思想更加强大的法则，它是一个古老的迷宫，容纳了人世间所有深刻的命题。
鲁迅为中国乡土宣判了“极刑”，这是因为他是站在西方现代性的基点上回望乡村社会的。有趣的是，当鲁迅站在西方现代性的立场上驳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时候，他既不隶属于西方文化，也不隶属于传统文化，汤因比把这种“十三不靠”的身份命名为“联络官阶级”：“这一个联络官阶级具有杂交品种的天生不幸，因为他们天生就是不属于他们父母的任何一方面，他们不但是‘在’而不‘属于’一个社会，而且还‘在’而‘不属于’两个社会。”针对乡土，鲁迅提供的核心意象是“出走”。与他相反，作为中国边缘部落的纯种后裔，沈从文提供的核心意象是“归来”，这直观地体现在他1934年所写的《湘行书简》、《湘行散记》和《湘西》中。三部书稿记录了他的归乡过程，字里行间表达了当时已成为城市人的沈从文对于故乡的认同。故乡如同胎记，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成为他的表情、伤痕、梦境和歌声，吸纳他的激情、青春和血，把他投入河流和与河流一起奔流的时光里。他已经变成一条船，河流是它终生的籍贯，只有在河流中，它才不朽，一旦离开，它将变成一只风干的标本。他最后四十年文学事业终止，除了外在压力外，他内心河流的枯竭也应承担一部分责任。作为一个城里人，他已经被与故乡分割开，成为一个孤零零的存在，无法接受来自河流的恩典。归乡，于是成为他长久的冲动，使他不
得安宁。
当然，归来的前提必然是出走，离开家乡的确曾经是沈从文苦心孤诣的目标，但他走得不远，因为他的精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湘西。对于鲁迅而言，除了百草园，故乡没有给他留下任何温情的回忆，对于故乡，他表现出坚决的背叛的姿态；但城市所代表的所谓“进步文明”，却反证了故乡在沈从文心目中的价值，并且坚定了他对于故乡的信念。
沈从文与鲁迅的故乡都面临着相同的境遇，那就是传统的乡土社会正濒临瓦解，地区版图被纳入国家、乃至世界的版图中。无论沈从文是否承认，历史时间终将像一把利剑，刺人他心中那个封闭自足的空间。他们共同面对着若干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从未面对过的历史主题，并且不约而同地背井离乡，投入到新的文明中去。但此后，他们便分道扬镳。他们回望故园的眼光也大相径庭。对于乡土，鲁迅以憎的方式表达他的爱，沈从文则以爱来包容他的憎；鲁迅重于描述“时间中的历史”，而沈从文着重描述“空间中的历史”。沈从文笔下的空间并不绝对是静态的，历史时间经常闪烁其间，比如在《长河》中，可以隐约窥见民国时代陈渠珍在湘西的独立王国被蒋介石挤垮、苗民叛乱等不平静的历史背景，以及大城市来的一批新主人使湘西变得衰落腐朽的历史过程。他甚至对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进行恶搞：“妇人正因为不知道‘新生活’是什么，记忆中只记起五年前‘共产党’来了又走了，‘中央军’来了又走了，现在又听人说‘新生活’也快要上来，不明白‘新生活’是什么样子，会不会拉人杀人。”在《贵生》中，五爷催促贵生打桐子，并告诉他，“城里的油行涨了价，挂牌二十二两三钱，上海汉口洋行都大进，报上说欧洲整顿海军，预备世界大战，买桐油漆战舰，要的油多。洋毛子欢喜充面子，不管国家穷富，军备总不愿落人后。仗让他们打，我们中国可以大发洋财!”乡俚村夫已经有了全球化眼光。但与鲁迅相反，在历史时间的流程中，沈从文采取的是反向的价值观，对“现代文明”进行毫不含糊地否定。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耳朵眼睛接触声音光色过分疲劳，加之多睡眠不足，营养不足，虽俨然事事神经异常尖锐敏感，其实除了色欲意识以外，别的感觉官能都有点麻木不仁。这并非你们的过失，只是你们的不幸，造成你们不幸的是这一个现代社会。”他以城市为背景的小说，如《八骏图》，处处充溢着对现代文明的讥讽，那些活动在城市中的人物无不荒诞、堕落、情感枯竭、性压抑。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介入只能给湘西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那点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这里的人从医学观点看来，皆好像有一点病”只有在湘西，沈从文能够为我们贡献像翠翠这样健康的青春中国的形象。
必须承认，沈从文的湘西已经被纳入历史的时间表中，情愿，或者不情愿地，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而从空间角度看，湘西的空间正在被一个更广大的空间所蚕食和覆盖，无论那个更广大的空间的名字叫“新生活”、革命，还是叫全球化。这种空间覆盖是附着在历史时间的进程之上，由局部而整体逐步进行的。它们不请自来，显示出不可违抗的意志。即使如此，沈从文仍然顽固地捍卫着他内心的领土。他认为，在变化无常的时空中，必须以一些恒定的价值与其对抗，以避免自身的泯灭，而那个恒定的价值，便是美的人性，是民族的美德，是治事做人的正直素朴的老一套优美风度。公允地说，鲁迅对于传统价值并非一概否定，比如他抄古碑，在创作中大量借用旧戏的意境；而沈从文，对传统价值也并不一味奉迎，他时常以人性的眼光对乡土习俗中的不良成分进行挑剔，比如残酷的“沉潭”，就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呈现，我们能够从女人的落水声中感觉到他内心的疼痛。然而，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的强大攻势下，鲁迅更倾向于“求变”，表明了他全面接受西方主导的现代生存原则的决心，开始以“人类”的眼光代替“民族”的眼光；而沈从文则强调“不变”，与鲁迅的“国民性改造”理论相映成趣，他主张“民族品德重造论”：“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做朴素的叙述”，目的是使他所期望的“正直和热情……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并“重新燃起年轻人的自尊心与自信心”，以“坚韧和勇敢”，战胜“民族忧患”。
自十五世纪以来，“全球化”便在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授权下踏上征程，并愈来愈显示出不可一世、所向披靡的架势。即使这一进程借助了“西方现代化”的巨大威力，但它仍然不能与“西方化”同日而语。“全球化”不是“西方化”的别名，而应当是多元文化相互渗透、影响、融合的结果。如果把西方现代文明视为天下大同的最终模式，则势必导致文化的“偏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血气方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大声宣布：“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根据我的理解，他们的核心意念是“共享”，而不是“取代”；它的终极状态不是“全球一致”，而是“全球一体”，即“各自存在，相互补充”，这一点就像一种汽车的发动机在一个国家生产，而外壳在另一个国家生产一样简单和明确。它们之间并非取代与被取代的线性关系(像简单进化论表述的那样)，而是相邻关系，即，最终不表现为时间关系，而是表现为空间关系。这使覆盖与抵抗之间有可能达成和解，或者说，抵抗可以更名为一种反向覆盖——覆盖是以双向，或者多向的方式进行的，它们具有平等的身份。凤凰的历史被世界所改写的同时，凤凰自身也参与了对世界的塑造——作家李锐把它称为“边缘对于中心的拯救”、“弱势对于强势的胜利”。
一种文化的价值，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它的“空间转换价值”。所谓“空间转换价值”，就是指一个空间形象中的自我和另一个空间形象中的自我之间的价值差异。正是“空间转换价值”，马可·波罗、哥伦布、利玛窦之流前赴后继地踏上“发现东方”之途，而一个悖论又尾随其后——他们的行动，又启动了全球化的进程，逐渐削弱了东西方差异；他们企图寻找“空间转换价值”，导致的结果却是“空间转换价值”在此后的历史中大为削减。到了二十世纪，现代性话语(比如革命)的介入，更使不同空间的转换价值趋近于零，也就是说，革命的空间意识形态已经抵消了空间的差异，大地上的一切事物，都化合成革命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相互可以“通约”，一个人从这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从旷野走向山岗，从江南走到北方，其实都只能算是在同一种性质的空间中的物理位移，不存在质的差异。这表征着寄身于这一空间中的人的自我内涵的趋同、归一——无论是现实中的人，还是文学叙事中的人。全球化使这种状况进一步升级，从一座城市抵达另一座城市，意味着从机场抵达机场、从高速公路抵达高速公路，从摩天大楼抵达摩天大楼。一个跨越国家的巨大城市正在诞生，它使现代人失去方位感，自己不知道身在何方。
沈从文的价值在于他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空间转换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仅是空间上的，也是心理上的，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凤凰不是作为旅游的终点站存在的，它也是我们发现世界和认知世界的起点，包括它的道德、宗教和审美方式——“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他永远不会放下他的妄想，让人们“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中，发现一种燃烧的热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于是，翠翠的渡船，有了某种隐喻的意义。它成为此岸与彼岸的连接物。沈从文的回归实际上是在两个方向上进行的：一是对过去的投靠，二是对未来的期许。沈从文的湘西无须对历史时间存有敌意，相反，恰是历史时间(比如革命时代，或者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的介入，彰显了湘西的不可取代性。那里的山野溪涧孕育了充足的氧气，随时准备为我们虚弱的内心提供动力。
作 家 课 文 说 明
施耐庵(元末明初)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章回体小说：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主要形式。分回标目，故事连接，段落整齐。 《水浒传》又名《忠义水浒传》，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章回体小说。
罗贯中(名本，号湖海散人。) 《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章回体的历史小说。
演义：旧时长篇小说的一种，由讲史话本发展而来。
话本：话，故事。话本是宋元时说话人演讲故事用的底本。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 《西游记》
归有光 《项脊轩志》 “项脊轩”是归有光的书斋名。
汤显祖 《牡丹亭》即《还魂记》，写杜丽娘与柳梦生的生死离合的爱情故事。它与《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并称为“临川四梦”。
冯梦龙(字犹龙，号墨憨斋主人。) “三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喻世明言》，均为冯梦龙著。“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作者是明人凌蒙初。
张 溥(字天如。) 《五人墓碑记》 复社：明人张溥和张采等人合并江南的若干文社，组成的一个组织。1652年被清政府取缔。
㈧清代
作 家 课 文 说 明
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明清之际思想家、史学家。) 《柳敬亭传》
李渔(字笠翁、谪凡，号笠翁。) 《芙蕖》(又名荷花、莲花、芙蓉。) 其写作态度：上不取法于古。中不求肖于今，下不觊传于后，不过自成一言，云所欲云而止。
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 《促织》 《聊斋志异》是我的历史上第一部文人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
方 庖(字灵皋，号望溪，清安徽桐城人。) 《左忠毅公逸事》 桐城派：由方庖开创、刘大櫆、姚鼐(三人号称“桐城三祖”等又进一步加以发展。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名。文章讲究“义法”，要求语言“雅洁”。)
吴敬梓(字敏轩，号粒民。) 《范进中举》 《儒林外史》是古典长篇讽刺小说。
洪 昇 《长生殿》(戏剧：以安史之乱为背景，写唐明皇、杨贵妃的故事。)
孔尚任 《桃花扇》(戏剧：借写侯方城与秦淮名*李香君的爱情故事，写南明王朝兴亡的故事。)
曹雪芹(名霑，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圃、芹溪。) 《林黛玉进贾府》 《红楼梦》：又名《石头记》(曹雪芹著、高鹗续)。它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爱情悲剧为主要线索，并通过贾家荣宁二府由盛到衰 的过程，揭示了封建制度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
《红楼梦》代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
袁枚(字子才，号简斋，随园主人。) 《黄生借书说》
《祭妹文》 性灵说：清袁枚论诗的主张。他认为诗应抒写胸臆，辞贵自然，强调独创。
洪亮吉(字君直，号北江。) 《治平篇》
龚自珍(字瑟人。) 《病梅馆记》 龚自珍是近代文学的开山作家。
刘 鹗(字铁云。笔名洪都百炼生。) 《明湖居听书》 清末四大谴责小说：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朴《孽海花》和刘鹗《老残游记》。
谴责小说：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辛亥革命前十年左右出现的一批揭露社会弊病小说的总称。
㈨现代
作 者 说 明
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 《孔乙己》、《一件小事》、《故乡》、《阿Q正传》、《药》、《社戏》选自小说集《呐喊》;《祝福》选自小说集《彷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选自《朝花夕拾》。
《狂人日记》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反封建白话小说。《阿Q正传》中的阿Q是世界文学史上不朽的典型。
郭沫若(原名郭开贞) 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是我国新诗运动的奠基石。代表作有《屈原》、《卓文君》、《虎符》、《孔雀胆》、《南冠草》、《高渐离》。
张良进履
据传说，有一天，张良在圯上(即桥上)漫步，适遇一年迈老人。只见老人故意把鞋摔下桥底，慢慢地对张良说：“小伙子，下去给我拾鞋!”张良感到太突然，想上前教训老人，但碍于老人的年纪，不忍下手，只好下桥取鞋。取鞋后，老人又令张良给他穿上，张良膝跪于前，小心帮老人穿鞋。事毕，老人非但不谢，反而大笑而去。片刻老人又返回，对张良说：“孺子可教也，5日后的黎明，与我会此。”二次会面，皆因张良迟到而散，第三次张良夜半赴约，先老人一步，老人才授给张良一本书，对他说：“读此书则为王者师。后天下会大乱。后你会见我于济北谷城(今山东平阴西南)山下的黄石就是我。”说完就很快走了。张良很奇怪，次日天明一看书，方知书名为《太公兵法》(太公，即姜太公，周武王的军师)。张良就日夜诵读此书，终于成为一个深明韬略、足智多谋、文武兼备的“智囊”。10年后果然陈胜起义爆发，13年后张良去谷城，山下确有黄石一尊，老人的预言神奇般地得到应验。这个故事虽属后人虚构，但他赞扬了张良的聪慧过人。苏轼在《留侯论》中曾对张良的涵养评论道“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四 唐代文学
(一)唐代诗歌
1、初唐(618—712)唐建立至唐玄宗即位，近1。诗歌成就以“初唐四杰”和陈子昂为代表。
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律县)人，初唐文学家。陈子昂
【陈子昂】唐代文学家。字伯玉，因曾任右拾遗，后世称为陈拾遗。传诵千古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2、盛唐(712——762)从玄宗即位到代宗登基，这半个世纪通常称为盛唐。盛唐时期，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涌现出大批禀受山川英灵之气而天赋极高的诗人。
⑴.以王维和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派诗人
【王维】字摩诘(jié)，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唐代山水田园派的代表。官至尚书右丞，世称“王右丞”苏轼赞他“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尤以山水诗成就为最，与孟浩然合称“王孟”，晚年无心仕途，专诚奉佛，故后世人称其为“诗佛”。他著有《王右丞集》。
【孟浩然】字浩然，世称孟襄阳，唐代诗人。与另一位山水田园诗人王维合称为“王孟”。
⑵.以岑参、高适、王昌龄、王之涣为代表的边塞诗派
【高适】字达夫，曾任散骑常侍，世称高常侍。与岑参齐名，并称“高岑“，同为盛唐边塞诗派的代表。主要作品为《燕歌行》、《别董大》等，后人辑有《高常侍集》。
【岑参】盛唐著名的边塞诗人，与高适齐名,世称“高岑”。其诗雄健奔放，想象奇特，色彩瑰丽，尤长于七言古诗。主要作品为《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逢入京使》。
⑶.大李杜：李白、杜甫
【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字太白 ，号青莲居士 ，又号“谪仙人”(贺知章评李白，李白亦自诩)，盛唐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尊称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 。唐代三大诗人之一。名作有《将进酒》、《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著有《李太白集》。韩愈称赞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世称杜工部、杜拾遗，盛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齐名，人称”诗圣“。唐代三大诗人之一，还有“史诗”之称。名作有“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安吏》)“三别”(《无家别》《垂老别》《新婚别》)《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3、中唐(762—827)
⑴.奇险诗派——韩孟诗派
韩愈、孟郊、李贺等诗人以“奇崛险怪”的诗风影响诗坛。
【韩愈】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祖籍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在文学成就上，同柳宗元齐名，称为”韩柳”，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他与孟郊友好，同为奇险诗派的代表人物，合称“韩孟”。著有《昌黎先生集》。
【孟郊】唐代诗人。字东野。代表作《游子吟》。他和贾岛齐名，皆以苦吟著称，苏轼称“郊寒岛瘦”。后来把孟、贾二人并称为苦吟诗人的代表。
⑵.新乐府诗派——元白诗派
【元稹】唐代文学家。字微之，别字威明，行九，世称元九。与白居易齐名，情同骨肉，唱和甚多，并称“元白”。 元稹与白居易一道开一代新诗之风气，形成流传至今的诗歌流派“元和体”(“长庆体”)。他和白居易同为新乐府运动倡导者。著有《元氏长庆集》
【白居易】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白居易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的叙事诗中《琵琶行》《长恨歌》《卖炭翁》等极为有名。他与元稹共同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晚年与“诗豪”刘禹锡友善，称“刘白”。著有《白氏长庆集》等。
⑶.诗豪——刘禹锡
【刘禹锡】唐朝文学家，哲学家。字梦得，晚年任太子宾客，世称“刘宾客”。 与柳宗元合称”刘柳“，与白居易合称”刘白“。主要作品为《陋室铭》、《乌衣巷》、《竹枝词》等，被誉为“诗豪”。有《刘宾客集》、《刘梦得文集》。
⑷.柳柳州——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因系河东人，人称柳河东，曾任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唐代古文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与韩愈并称”韩柳“。”唐宋八大家“之一。主要作品为《捕蛇者说》、《三戒》(包括《黔之驴》)、”永州八记“(包括《小石潭记》《童区寄传》)等散文，《渔翁》、《江雪》等诗。结为《柳河东集》。他是中国第一个把寓言正式写成独立的文学作品的作家，开拓了我国古代寓言文学发展的新阶段。
⑸.诗鬼——李贺
【李贺】唐代诗人。字长吉，祖籍陇西，自称“陇西长吉”。家居福昌昌谷，后世因称他为李昌谷。人称“诗鬼”、李鬼才，与李白、李商隐三人并称唐代“三李”“诗中三李”。
4、晚唐(827—859)
⑴.小李杜：李商隐、杜牧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樊南子，晚唐著名诗人。他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无题》诗多以爱情为题材，缠绵秀丽，对后代有很大的影响。
【杜牧】字牧之，号樊川居士，别称小杜，与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晚年居长安城南樊川别墅，后世因称之”杜樊川“，著有《樊川文集》。主要作品为《阿房宫赋》、《江南春绝句》、《泊秦淮》等。
五代诗人李煜
【李煜】字重光，五代时南唐国主，世称李后主。主要作品为《虞美人》、《相见欢》、《浪淘沙令》等。
(二)唐代散文：
【古文运动】是指唐代中叶及北宋时期以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因同时涉及文学的思想内容，所以兼有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 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先秦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称“古文”。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要以文明道。除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外，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人也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一、古代城市文学的内涵性意义
首先, 中国古代城市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 其文学史意义不能被忽视。其文学的内涵深度和广度因其独特性而被深入挖掘, 但是由于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因素限制, 直至今天, 我国古代城市文学的发展仍然显得稚嫩。古代城市文学构建的客观丰富内涵需要建立在对其认知的、成熟的因素上, 才能得以实现其完整性。
文学史研究工作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征,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种复杂、多样的文学性格要求其在对待古代城市的研究中, 应当将它作为文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整体上看待其文学史意义。
古代城市文学研究离不开客观历史存在对于它的影响。分阶段、分时期的对古代城市文学进行研究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理念, 其在具体研究工作中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 我国的文学史研究着眼于对文学的历史时间意义的关注, 缺乏从更为具体、更为客观的空间意义上去参照其文学意义的体现。在这种历史的研究结构下, 古代城市文学一直存在着, 却没有登上历史的舞台。但因为其客观存在的性质, 又决定了古代城市文学终将被抹去历史的尘埃, 而重获新生。以其客观构建内涵来填补中国古代文学史发展中的诸多方面的历史空白。也因为其内涵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它的发展将极大地促进文学史的发展。
在对于城市文学的价值以及发展规律的研究中, 主要是从文学空间分布形态位移的角度分析中国古代文学形式的城市文学发展。这种作家与地理位移上的对应关系作为一种十分重要的探究方向, 有其重要的文学史意义与价值。当然, 在作家文学创作上对审美体验影响因素的探讨和文学取材方向上的选择性问题等, 都是在文学空间角度形态位移方面的价值型表现。
同时, 值得注意的是城市文学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以独立个体的方式存在的, 在其发展进程中, 城市文学受到乡土文学的影响与渗透。客观地说, 从历史空间的因素角度讲, 文学史的发展是在乡土文学与城市文学的二元空间文学因素下不断发展丰富的。想要脱离乡土文学谈城市文学, 或者脱离城市文学整体研究文学史, 都是片面的。只有从二元结构的空间因素角度去着手, 才能全面的、完整地实现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准确认知。
二、城市文化的文学性外延
城市文学是建立在城市文化上的外在性表现形式, 从这个意义上讲, 城市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是在城市文化的高度繁荣与发展的格局之上的一种文化态势。因此说, 城市文学表现出的外延性特征的诞生与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人的自主意识与创造精神, 并且毫不避讳地彰显其城市文化的绝对创造力量、弱化无意识行为, 以及在城市追求与张扬世俗精神的过程中高调显示其对文化意义的表现能力。
城市文学具备什么样的属性与特质, 也就必然是对现实城市文化中属性与特质的反应。中国古代城市是在政治、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同时又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与制约, 其中政治因素最为明显。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与衰亡往往伴随着其背后的政治性因素, 城市作为人们追求政治的渴望和幻想的摇篮, 最先能够感受到这种振幅的正是生活在城市当中的普通百姓。城市文学作为城市文化的外在性表现, 在这一方面对于城市的政治文化生活构成城市文学的最重要的文化性内涵。城市厚重的、复杂的社会环境基础, 对于文学发展来说无疑是提供了最为优良的物质基础。使之在城市多种多样的文学形式形成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催化作用。通过研究历代中国古代文学形式发展的关系不难得出, 单纯的文学形式产生, 不会是在离群索居的社会交际环境中完成的, 而是在人口相对集中、物质文化相对富足的区域中实现的, 这种现象足以证明中国古代文学的城市文学性意义。而城市的发展促使城市居民的消费能力与艺术欣赏水平得以提升, 反过来对促进城市文化多种文学形式的水平提升又起到了积极作用。可以这样说, 中国古代城市市民阶层的不断发展壮大, 为古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并起到保障性作用。
三、结语
对于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的研究应当通过发展的唯物史观去分析, 将古代城市文学融入现代文学史中, 找寻其现代文学价值。随着城市地域性文学研究热潮的到来, 中国现当代城市文学也迎来了发展的新契机。通过以中国古代城市文学的历史机运, 纵横比较, 借鉴移植, 进而形成独具中国现当代特色的中国城市文学史研究, 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重要任务。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任何一种文学形式都要有其历史传承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去滋润营养其现代的文学形式。中国文学史在这方面应当有所发展, 将全身的“穴位”打通, 突破在文学研究方面的历史围栏。从全局的角度审视中国文学历史的整体性特征, 为后世中国文学的研究与发展创造更多、更有用的文化资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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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日本文学；中国文学；文化差异
纵观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的文化发展历程，人们可以发现中日文化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尤其是近代之前的文学作品，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之间的影响相对较大，也可以说两者是相互影响与交流的，但两者之间依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均有其自身的特点，本文主要对两者之间的差异进行研究。
一、 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思想差异
通常来讲，文学主要是对当代社会现象以及哲学理念的反应，尤其是在中华文化影响下的亚洲各国文化，这一特点的表现相对较为显著。我国的文化发展历史相对较为悠久，从先秦的诸子百家以来，各种思想教派与文化不断繁衍生息，这也就使我国的文化发展具有一定多样性的特点。汉朝的经学、魏晋的玄学、南北朝以及后来唐朝的佛学、宋朝的理学、明朝的心学以及清朝的考据学等等都对我国的文学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其不仅为我国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发展历程。例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其在理念上依然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其中显而易见的是佛家思想、儒家思想以及道家思想，这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作品中较为常见的思想模式。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主要的理念依然是儒家思想所重视的秩序，但又对其感觉到迷茫与不满，所以内心存在一定的困惑与不理解之处；所以曹雪芹在对《红楼梦》进行创作的过程中又对道家的思想进行借鉴，例如道家的无为虚无主义思想，这一思想可以达到修身养性的效果，可以使内心获得平静的效果；但在这一阶段佛家的思想发展相对较为广泛，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达官贵人都对其进行灌注，显然，曹雪芹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也受到一定佛家思想的影响，所以在文章中出现癞头和尚、好了歌等方面的内容。例如文章较为明显的就是姻缘说，三生石畔绛珠草以及神瑛侍者等等形象的塑造都是都是受到佛家思想的因缘，后来的通过眼泪进行灌溉等故事也都是在作者进行充分考虑之后才加入的。
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主要是注重较为苍凉、凄冷氛围，这也是受到其自身文化的影响。由于日本人属于岛国，面积狭小，并经常受到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的侵袭，所以在日本人的心中总是充满着一种不确定的观念，也有着对悲剧剧情的设想，这种观念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其创作的效果。当然这种观念并不是作者刻意将其运用到文学作品当中，这主要是由于这种思想已经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了创作人员的思想，所以其在对文学作品进行创作的过程中往往将这种思想作为文学的指导思想，以此来对文学作品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在对日本文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往往是通过对作品的分析与研究来了解作者的创作思想。同时还应该对日本本身的创作思想进行研究，明确其哲学思想的精髓与内容，以此来对其文学作品进行研究。从本质上对日本文学进行研究，刻意发现日本文学的发展时间并不长，其实在大化革新的过程中，将我国的文化、法律法规等诸多方面进行引入，以此来对日本的落后文化进行改造与创新，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同时，日本在我国明朝时期开始对我国的传统心学文化进行引进，也就是当时较为流行的阳明学，但日本的文学从总体上来讲更加注重道家与道教思想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受到心学的影响。日本的文学创作就是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的，通过这种思想意识的指引来进行文学的创作，日本文学受到我国心学影响的效果较为明显，其在文学的创作中可以明确的感受到人们内心强大的信念，我欲成为圣人，则必然会成为圣人，我为何难以成为圣人？只是因为我心志不坚，未能确立此心。这也是日本人的精神文化，对其各个方面的发展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二、 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结构差异
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作品的受到地区差异的影响相对较大，具有明显的南北倾向，这种差异主要是受到传统文化与传统观念的影响，由于古代的交通并不便利，人们的交流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阻碍，所以信息与文化的交流也存在一定的阻碍与不足之处，所以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常出现思乡、伤别离以及怀旧等方面的因素，这也是文学作品中较为常见的话题。
同时，由于人们难以实地的进行参观与体验，所以对不同的地区存在着一定的幻想与憧憬，所以不同地区的特点与风土人情都已经成为文学创作中的重点，这样不仅是对远方的憧憬，也达到了读者的要求，所以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南北文化差异，这种结构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文学创作的主体文化。但我国南北文化之间的差异与日本南北文化上的差异是不同的，这在很多方面都有明显的体现，首先，我国南北文化的差异主要是表现在风土人情与地区特色上，而日本的文化不外乎思乡与恋家两个方面，这主要是由于日本的地域比较狭小，但亲朋好友往往相隔较多，有的是因为政治上的因素，有的是经济上的因素，而我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地区之间存在的差异相对较大，不仅是地区的景色，各地之间的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往往更为注重对其的描述，这也是构成南北差异结构的一方面原因；其次就是由于日本属于岛国，多发生海啸、地震等方面的灾难，而我国多属于大陆文化，主要是风雨等气候文化的形象，不可抗力所造成的灾害相对较少，相对来讲较为平静，所以两国之间的文化存在一定的差异与不同。南北之间的结构上差异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创作的意境与思想，这也就是日本文化与我国文化之间的差异。
结语：
日本文学与我国的文学之间所存在的差异相对较多，思想方面与南北结构方面的差异都会影响到创作人员的创作效果与主要文化。我国的文学背景相对较为丰富，有传统的佛学、道家思想以及儒家思想等等，这也都相对较为成熟，而日本文化则是对我国的心学思想与道家思想进行借鉴，并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较大。同时在文学作品上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南北结构差异，例如思想观念上的、文化符号上等等。此外，为进一步降低制片成本，日本电影界也在积极推动日本议会立法，让公立机关保存和维护老影片，对制片厂的固定资产免征税，并要求政府开放公共场所，开辟放电影的场地，培养人们的电影兴趣，严格执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规，防止盗版泛滥，维护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作者单位：东北电力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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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佐藤忠男 《日本电影的巨匠们》 新潮文库 198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