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税收与社会论文(精选5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摘要: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在1949-1956年的过渡时期,陈云在财经工作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别具特色的税收理论,这一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理论的雏形。这一理论独具特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主要表现为:以财政平衡为核心,以博弈权衡为精髓,以实事求是为灵魂,以服务民生为关键。
税收社会职能探析
摘要：当前，我国学界对税收职能的认识比较统一，但仅局限于税收的财政职能和税收经济职能等，均没有突出或是强调税收的社会职能，我国的税收立法也未从制度上普遍体现这种职能，从而降低了税收的社会效用。这种缺憾既与国家职能的历史演进、社会公共政策的实施理念和客观的社会情况发展有所脱节，也与我国税制改革向人本性方向发展不相适应。而事实上，加强税收的社会职能，进而增加税收制度服务社会的功能，建立科学、合理、人本性的税制结构是我国今后税制改革的重点。
关键词：税收社会职能;社会问题;社会危机;社会安全
税收的职能，属国家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内容，它是税收这种分配关系本身所固有的功能和职责，反映了税收在分配过程中所具有的基本属性。当前，我国学界对税收职能的认识比较统一，但仅局限于税收的财政职能和税收经济职能等，均没有突出或是强调税收的社会职能，我国的税收立法也未从制度上普遍体现这种职能，从而降低了税收的社会效用。这种缺憾既与国家职能的历史演进、社会公共政策的实施理念和客观的社会情况发展有所脱节，也与我国税制改革向人本性方向发展不相适应。而事实上，加强税收的社会职能，进而增加税收制度服务社会的功能，建立科学、合理、人本性的税制结构是我国今后税制改革的重点。
一、税收社会职能的提出
(一)对税收职能的认识
当前不论是经济学界还是税法学界对税收的财政职能(组织财政收入的职能、收入职能等)和经济职能(或称配置资源职能、调节经济的职能、宏观调控职能等)的认识是统一的，但有学者还提出了税收具有以下职能：
1.监督职能，是指国家在征税的过程中，通过税收的征收管理，反映有关的经济动态，为国民经济管理提供信息。
2.稳定职能，是指税收制度本身能够对经济波动有较强的适应性，能减轻经济的波动。政府还可以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形势运用税收政策有意识地调整经济活动的水平，消除经济中的不稳定因素。
3.收入分配职能，包括两个方面，即获得财政收入和收入的再次分配。
除此之外，有学者将税收的经济职能作扩大解释，不仅使其具有资源配置进行宏观调控的功能和职责，还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等。应该说，上述归纳均有可取之处，但都未独立提出税收的社会职能，将税收社会职能与其他职能混同，或被其他职能所掩盖，造成该职能不清、不突出的境况，从而影响其解决社会事务的能力。
(二)税收社会职能的概念与特征
税收的社会职能，是指税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根据国家的社会职能，依法参与社会产品分配，通过税收收入的分配和资源配置来解决社会问题，抑制社会危机，最大程度地促进和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的职责和功能。税收的财政职能是最基本的，其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是从属、派生的。从属、派生的职能通常在实现财政职能的同时或不影响国家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所需财政收入的前提下才能起作用，但它们是税收的更高层次的价值目标，决定着税收制度的宗旨、调整目标和税制结构构成。
我们认为税收社会职能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普遍性。税收社会职能具备税收职能的一般特征，蕴含于税收制度之中，反映了国家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依据其政治权力参与社会剩余产品分配形成的分配关系，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客观存在，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
2.延续性。税收社会职能是国家的社会职能在税收领域的延续。国家的社会职能又称国家的公共服务职能，是指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根据国家、社会发展的需要所应承担的社会职责和应发挥的社会功能，包括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有利的社会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措施等。税收社会职能是国家为满足社会和谐发展和社会公众的基本需要而承担的社会职责。社会和谐发展以民生建设为重要内容，社会公众的基本需要包括社会成员的生存需要、社会救助需要、全民的基本福利需要等。
3.社会性。税收社会职能以解决社会问题、平抑社会危机为存在基础，实施的目的在于最大程度地促进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4.相对独立性。税收社会职能相对独立于税收经济职能，税收的经济职能是国家通过理性的税收活动调节市场缺陷、确保供求总量和经济结构的均衡，提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稳定和发展经济，实现经济安全，主要应用税率、税式支出、税种设计等手段进行宏观调控促成国家利益的实现;税收社会职能在于国家通过理性的税收活动调节社会分配，缩小两极分化的差距，保障基本人权，提倡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稳定社会，实现社会安全，最终实现社会公平公正，主要通过税款的征收与使用增进社会利益的实现。
(三)我国调整税收职能的现实性
1.调整税收职能是为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百分之十以上。2007年，财政收入达到5万亿元，增幅高达31%，比2002年财政收入翻了一番多。财税领域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取消了农业税、牧业税、特产税，提高个税起征点，统一了企业所得税等。但我们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如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住房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比较困难等。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统计，近五年来，我国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虽然年均增长达9.8%，农村居民的纯收入五年年均增长达6.8%，但在高速增长的CPI面前，人民的实际购买力甚至是下降了。这意味着，在经济高速增长，国力显著增强的同时，全国人民并没有同步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果实，进一步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各项事业的全面推进，国家必须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履行公共服务职能，这也是继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后的一场社会体制改革。税收作为满足公共需要的主要形式，在这场变革中也应作出相应的调整，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之需要。政府不仅要求税收应随着经济发展保持稳定增长，提高税收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筹集更多的财政收入，使国家财政有能力增加公共支出，加强宏观调控，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更好地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促进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而且要求在税款的使用上注重科学合理的再分配，解决突出的社会问题，增进全民福祉，使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能源储备”。
2.调整税收职能是与民生建设相关的保障措施
加强税收社会职能是我国今后税制改革的方向，也是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重要组
成部分。当前民生问题已成为执政党和政府肩上一份沉甸甸、须臾不敢稍有疏忽的责任和重担。笔者认为，我国税制在经历了几次调整后，目前正向人本性的税制方向发展，即注重“以人为本”，突出税收公平原则，既考虑纳税人的实际综合负担能力，又考虑利用税收反哺社会的多重社会功效。这与“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的民生建设目标相符。
但是，当前我国税收社会功能表现还不突出，距离社会改革目标尚有差距。例如，个税制度、财产税制度无法有效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缓解社会分配不公现象;环境污染、资源浪费无法通过税收得以有效治理;社会保障支出方面的财政需求压力巨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较弱且不均衡、不透明，社会福祉覆盖面窄等。种种社会现实表明，我国税收的社会功能亟待加强。
3.调整税收职能是我国税制改革之必然
我们认为这一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我国税收结构调整之必然;另一方面是税款使用的再分配调整之必然。
在西方税制结构的历史沿革中，形成由简单的直接税演进到间接税，然后再发展到发达的直接税的过程，直接税是其主体税种。在我国，间接税是主体税种，直接税占各项税收的比例不高，2005年，全国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占各项税收的比例只有7.3%，占居民总收入的比例只有2.5%。毋庸置疑，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直接税的地位将逐步加强，形成与间接税并列的主体税种。而直接税中所包含的所得税、财产税，以及环境资源税、行为税等大多数税种的有效实施，都能充分彰显税收公平原则，在解决社会问题，应对社会危机中，均能直接发挥调控作用。但是，我国目前的税收结构内部存在着结构性失调、有缺漏，税种制度内部设计不科学等问题，影响了税收社会职能的发挥。
另一方面，传统税收理论不注重对税款使用的研究，认为税款的使用不属于税收学研究的范畴，然而，随着税收债权债务关系学说的提出，使税收行为延伸，已不仅仅局限于税款的征收行为。税款的使用行为是税收的再分配行为，也是社会财富的第二次分配行为。第二次分配讲求的是公平，是对第一次分配即市场分配过分追求效率所形成的贫富不均后果的矫治和补救。在市场经济体制健全的情况下，第二次分配对于调节抑制贫富差距扩大、解决社会问题、稳定社会、实现社会安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以2005年为例，在政府财政支出中，用于抚恤、社会福利救济和社会保障的补助支出的费用占居民总收入的比例只有3%，不足以平抑当前突出的社会问题，第二次分配的目的并未得以实现，加之第一次分配中由于存在体制性障碍、非市场性因素造成的收入差距，这不仅与社会公平背道而驰，而且也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效率的提升，其后果只会造成公民权利的不平等和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并由此带来弱势群体的被剥夺感和被遗弃感。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已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依靠稳定的、充足的财政加以解决。因此，在中国，调整税收职能、改革税制已是刻不容缓的重大议题。
二、税收社会职能的历史演进
我们认为，税收的社会功能起因于国家对私人经济的干预，正式形成于20世纪初。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前，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契约论思想指导下，建立起“夜警”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对立的二元结构局面，适应了经济自由放任竞争的发展。这一时期既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的扩张时期，也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严重时期。由于贫富分化严重，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处于弱势方的劳动者生存状况恶化，贫困群体日渐扩大，劳动者处于“血汗工业”与“饥饿工资”的悲惨境地，劳资关系紧张，社会风险因素增多，社会安全和个人生存受到威胁，工人为了生存迫不得已团结起来进行抵抗，威胁着资产阶级国家安全，形成严重的社会危机。面对强势群体，弱者只有通过团结起来进行斗争。资本主义国家认识到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极大危害，开始凭借公力干预私人经济，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便有了国家经济职能、社会职能向税收领域的延伸。
1601年，英国政府颁布的《伊丽莎白济贫法》中规定的济贫税，开创了税收社会职能的先端，该法规定“从比较富裕的地区征税补贴贫困地区”。1789年的《斯宾汉姆莱法》规定：“每加仑面粉做成的面包重8磅11盎司价值1先令时，每个勤勉的穷人应每周有三先令的收入，”“如果家庭成员收入达不到此标准，则从济贫税中补足。”英国的济贫法是社会救助制度的开端，后为各国仿效，从此国家被推进了承担社会责任的历史阶段，如1889年德国通过的《老年和残障社会保险法》规定“工人和企业主各负担一半费用，国家对受益人补贴50马克，收入在3000马克以上的缴纳累进所得税，作为基金来源之一”。税收社会职能的成熟时期以1942年贝弗里奇向英国政府提出了《社会保险及有关福利问题》的报告(贝弗里奇报告)为标志。该报告主张用一种崭新的、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将英国变成一个“福利国家”，使社会保险和福利体系覆盖全体英国国民，对每个英国公民不分贫富，一律提供包括从子女补助、失业津贴、残疾津贴、生活困难救济、妇女福利以及退休养老等“摇篮到坟墓”的完备的保障项目。1945年英国政府批准采用了贝弗里奇的报告，通过税收(保障资金主要来源于累进制的所得税及其他税收)帮助英国走向了“福利国家”道路。
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税收职能的历史演进中存在着这样一个历史轨迹：税收财政职能贯穿于税收活动的始终，这是为保证政府顺利执行各项公共事务之必然，而当人类社会步入商品经济时期，为应对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解决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才有了税收经济职能和税收社会职能之侧重。
我国虽然没有经历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税收社会职能程度还是相当高的(虽然在一段时期税收只是筹集财政资金的一种形式)，在“低工资、高福利”的模型下，税收还是承担了太多的社会功能。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的税制改革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而言较为滞后，我们虽然基本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收体制，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尤其表现在税收社会职能出现转型时期的迷失，无法充分应对当前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现阶段，税收社会调控乏力。因此，完善税收法律体系、改革流转税、完善所得税(包括制定社会保障税)、加强财产税立法、完善税收征管法、税收使用制度已是新时期中国税制改革发展之趋势。
三、税收社会职能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基础
严格、公平、合理的税收制度是协调社会阶级阶
层关系的一个基本手段。市场能带来效率却未必能带来公平，直接促进阶级阶层关系的和谐。世界上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是：高度重视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以税收为杠杆适度地调节收入差距，并且通过制度和政策引导高收入阶层投资慈善和公益事业，从而有效地协调阶级阶层关系，减少利益冲突。就目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而言，我们对税收社会职能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认真分析和研究，以增强其实效性。
(一)理论基础
1.税收社会职能实现前提——国家在抵御社会风险中的定位与作用
当前，国家在抵御社会风险中应当发挥主导作用的认识已为各国所共识。国家在应对贫困、贫富分化、劳动风险、社会保障风险、公益事业投资不足等各种社会风险中，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该规则的参与者，但限于各国国情和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各国政府只是参与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然而，这个认识过程也经历了很长时期。如，17世纪以前的英国政府认为：“贫穷是个人的罪恶，是社会所不能容忍的”，还有人认为“贫困是穷人生育太多”，经济大危机之前的美国也认为“每个人应对自己的命运负责，没有足够生存能力的人失败或贫困是应该的”等。可后来的巨大社会危机给社会造成的破坏使人们认识到依靠传统力量已不能抵御工业社会中的社会风险，国家有义务有责任采取各种手段，来调整市场制度造成的不公正，不论是早期的费边社会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福利主张，还是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都对此进行了充分说明。
作为应对社会风险的主要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模式，而该模式的划分主要以国家承担社会责任程度、资金来源不同作为标准。当前有三种社会保障模式：自保公助型、国家福利型、自我积累型。(1)自保公助型，主要以德国、美国、日本、中国等为代表，这种社会保障制度遵循效率与公平相结合的原则，在资金筹集方面多体现自我保障，辅助以国家财政补偿机制，税收社会职能较高。(2)国家福利型，主要以英国、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为代表，这种社会保障制度由国家充当社会保障制度的主体角色，由财政负担主要资金来源，实行收入所得再分配，用累进税办法解决所需资金，福利开支基本上由企业和政府负担，税收社会职能很高。(3)自我积累型，主要以新加坡、智利为代表，在一些新兴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行，该型体现效率和激励原则，由国家立法强制雇主和雇员的一方或双方必须缴纳社会保障费用，通过强制储蓄，形成基金积累应对社会风险。在此模式中，税收社会职能不高，但是后来的发展中，有关国家已开始注重税收社会职能作用。如，2006年智利规定在不改变现有积累模式下，再增加一个非缴费性的基本养老保险，每个人大约100美元，资金来自一般的税收。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一国的税收社会职能水平的高低，不仅取决于一国的社会政策理念目标和对人的关怀程度，而且取决于国家对抵御社会风险的认识程度和一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就目前我国而言，由于社会保障制度和税收制度的双重缺漏，我们的税收社会职能尚未充分实现。
2.税收社会功能应用基础——税收债权债务理论
传统理论认为，税收是凭借国家政治权力实现的特殊分配，这个分配只涉及国家为何征税、如何征税问题。而税收债权债务理论的提出，使得税收这种特殊分配有了新的内涵——如何使用(第二次分配)。
税收债权债务理论的代表人物是德国法学家阿尔巴特·亨塞(Albert Hensel)，他把税收关系定性为国家对纳税人请求履行税收债务的关系，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乃是法律上的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权力在该关系中居于次要地位。债，作为民法上的概念，是指特定当事人之间可以请求为一定给付的民事法律关系，债的主体地位是平等的，在债的关系中以等价交换为基本存在形式。税收的债权债务思想的核心首先是确定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平等关系;其次是将税收征收关系(该关系中，国家依法征税，国家是债权人，纳税人是义务人)和税收使用关系(该关系中，国家依法使用税款，国家是债务人，纳税人或全体社会成员则是权利人)作统一建构。该说对认识税收关系的性质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实质上是“社会契约精神和平等原则”、国家与纳税人之间是“合作与服务”关系等思想在税收关系中的体现，这也是人民主权国家税收制度与专制国家税收制度的根本区别。
认识到税收关系的平等性并将其贯彻到税收立法、执法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税收中的权利义务是双向的、对等的，人民依法纳税则国家就必须要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这包括贫困者的生存问题、公益事业的增加投入以及全民的基本福利需要的解决等。立足于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理论来构造具体的实践问题，对维护纳税人的权益、实现一国社会政策目标有重大的意义。作为社会主义中国更应坚持聚财为国、用财为民的宗旨，充分发挥税收的社会功能，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二)实践基础
税收社会功能的实践基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体现税收社会职能的税种设计及制度完善;二是体现税收社会职能的分配使用措施。
1.体现税收社会职能的税种设计及制度完善
体现税收社会职能的税种主要以直接税类中的税种为主，涉及所得税、财产税，以及部分环境资源税、行为税。现行税制与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不够协调，出现了一系列有碍社会公正、公平的问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解决：
(1)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
个人所得税的实质是，将高收入阶层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低收入阶层。通过向高收入阶层征收个人所得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缩小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缓解社会矛盾。然而，我国的个税以工薪阶层为个税主要来源，没有很好地实现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初衷。在个税改革中，一方面要向分类综合所得税制转化，另一方面要考虑个税的人性化和纳税人的实际负担能力向家庭所得税制转换。
(2)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开征社会保障税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最终完善。社会保障税是国家为应对社会风险，筹集社会保险基金，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一般由雇主和雇员分别缴纳的税种。该税属所得税类，有专用性特征。在发达国家，它是非常重要的税种，占国家税收收入总额的比重多在30%～50%之间。在我国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通过以税代费，可强化纳税人的纳税义务，为应对社会危机提供安全的资金保障，同时也可解决我国当前社会保障中“城乡社会保障发展不平衡，社会保障覆盖面少、统筹层次低，社保基金运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的突出问题。
(3)改革财产税制，开征不动产税、遗产税、赠与税等。与个人所得税一样，上述税种的征税对象也是富人阶层，用来调节财富存量造成的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所得税不能对资产增值和存量财富课
税的缺陷。通过改革财产税制，一方面运用税收的调节功能，鼓励富有者积极为社会多作贡献;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地限制社会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控制社会成员收入和财富过于悬殊，防止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安定，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此外，我们还应在增值税、消费税、环境资源税、证券交易税、契税、车辆购置税、耕地占用税等税种中体现税收社会职能。
2.体现税收社会职能的分配使用措施
这一问题涉及税收收支划分、税收转移支付、财政预算制度等重要内容，除有些税种(社会保障税、附加税等)收入有专用特性外，其他税收收入都必须依法通过科学合理的再分配体系完成税收社会职能的落实。政府财政支出范围中围绕社会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社会救助、优抚安置等社会项目的开支，向来是各国政府财政预算的重要内容，我们称此为公共财政转移性支出。各国根据本国国情依法均对各级政府财政支出范围、税收分割的方法、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我国目前的税收收支划分体系尚不合理，应结合国情，针对具体社会事务，分清各级政府所应承担的责任，划分税收支出范围和比例，理顺课税与分配的关系，建立新的财税体制，从而增进全民福祉，使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种措施可供实践参考：
(1)职能转移拨款，指为弥补制度转型、职能转型而发生的历史性、社会性债务而给予的补贴。如，为弥补基本养老保险的“空账”问题，必须有计划、逐年进行财税填补。
(2)贫富调节基金，指将一些比较富裕地区的税收直接转移给贫穷地区的基金调剂。
(3)社会救助拨款，指政府依法向因自然灾害或其他经济、社会原因而无法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社会成员给予财税补贴。
(4)社会福利津贴，指政府向弱势群体、劳动者或全体社会成员，提供的在生活、教育、医疗卫生、文体娱乐、住房等项目的额外补贴。
(5)特殊津贴，指政府对老弱病残、妇孺幼稚、呆傻弱智、孤寡者提供的基本生活、医疗补贴。
(6)社会津贴，指政府应对通货膨胀、经济社会危机，而向社会成员提供的物质帮助，如副食补贴、物价补贴、全民分红等。
四、实现税收社会职能应注意的问题
实现税收社会职能应以依法治税为根基，使税制具有鲜明的公平性、效率性和透明性。我们既要使税制结构科学合理、各税种间功能互济，又要注意第二次分配所涉及的社会福利水平高低适度、强调个人责任;既要着力改革完善既有税收体制，增强间接税的税收社会职能，又要着力建构以直接税为主体的新型税收模式，有效进行社会调控;既要依法加强税收征管，维护国家利益，又要依法使用税收分配措施，增加税收使用的透明度，实现社会利益;既要坚持不懈地发挥税收促进经济发展和效率提高的作用，又要强化税收在实现社会收入公平分配方面的功能;既要加强税收基本制度建设，又要着力考虑税收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政策的目标衔接。只有这样，税收社会职能才能真正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
责任编校：清元
作者：白小平
【内容摘要】诚信税收是诚信这一概念在现代税收管理领域的延伸，诚信税收包括诚信纳税、诚信征税和诚信用税三个方面，三方面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诚信税收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依法治税是实现诚信税收的必要条件和保证。
【关键字】
诚信，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的基本道德规范之一，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两千多年前，诚信已被儒家视为“进德修业之本”、“立人之道”和“立政之本”。在西方，早在罗马法中，诚实信用作为道德领域的规范就己被引入到法律领域。今天，无论是作为道德领域的规范还是作为一个法律原则，诚信都要求人们在各项社会活动中，尤其是在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时，必须做到诚实和守信。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是国家对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实行依法治税能有效保障税收工作的顺利完成，但从更高的要求来说，应广泛推行诚信税收。诚信税收是诚信这一概念在现代税收管理领域的延伸，诚信税收包括诚信纳税、诚信征税和诚信用税三个方面，这对纳税人、征税人（或税务机关）、政府等三者都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诚信税收：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
纳税人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法人单位，另一种是自然人。自然人在法律意义上讲就是公民。而法人单位是一种组织，是法律给予的具有一定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权利能力的组织，不管什么单位，总是有自然人存在，具体的纳税操作总是由自然人来完成。征税方是政府，政府征税机关的工作人员首先是国家公民，其次才代表国家征税。所以，不管从那方面讲，税收行为总是与自然人(即公民)联系在一起。2001年，中共中央印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制定了“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20字基本道德规范，诚信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纳税人诚信纳税、征税人员诚信征税就是公民具体落实基木道德规范中“爱国守法、明礼诚信”的要求，是“爱祖国、爱人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生动体现，诚信纳税、诚信征税会赢得社会的广泛尊重。每个公民都应用法律和道德规范来引导和约束自己的涉税行为，自觉增强诚信纳税、诚信征税的道德观念，树立纳税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争做诚信征税的时代楷模。所以，诚信征税和纳税是公民遵守基本道德规范要求的一部分。
二、诚信税收：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古往今来，税收始终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与国家、企业、公民紧密相联，息息相关。税收具有筹集国家财政收入、调节经济以及分配的职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国家通过税收征管实施社会收入再分配，安排公共支出，统筹用于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强社会保险费征管以及个人所得税征管，可以调节收入分配，缓解分配不公，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谐诚信税收，首先是要求政策制度和谐，即实施中性稳健的税收政策，坚持法治、公平、高效的税收理念，建立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税收制度，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其次是要求征收管理和谐，即征税人要牢固确立依法治税是根本原则，组织收入是中心任务，制度创新是前置条件，细化管理是重要基础，重点稽查是关键环节，从严治队是本质保障的观念，不懈努力实现税制设计预期；再次是要求治税环境和谐，纳税人依法纳税，征税人依法征税，用税人依法合理高效用税，管税人严格依法管税，努力营造良好治税环境。诚信税收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尺，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是政府利益和民众利益相结合的重要内容。新一轮税制改革明确了“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税管”的改革原则，不仅符合科学发展观，而且有利于和谐诚信税收环境的营造。
三、诚信税收：诚信纳税、诚信征税和诚信用税的辩证统一
诚信税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税收信用。税收信用是建立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由规矩、诚实、合作的征纳行为组成的一种税收道德规范。结合道德体系来分析诚信税收，至少包括诚信纳税和诚信征税两个方面，而不是单方面要求纳税要讲诚信。诚信税收是对纳税人和征税人的共同要求。对纳税人而言，诚信就是体现在实实在在地依法纳税上，做到不欺不瞒、账目真实、申报确切、缴款及时；对征税人而言，就是要切切实实做到执法公正、不徇私情，保护纳税人的权益，为纳税人创造公平、公开、公正的税收环境。纳税人的诚信，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征税人的诚信上的。作为征税人，必须有“执法让国家放心、服务使纳税人满意”的观念，做到不多收妄收，不以势压人，不收“人情税”、“关系税”；公开办税，维护纳税人的知情权；公正执法，维护纳税人合法经济利益；公平征收，维护纳税人平等竞争权。只有征税人的诚信，才能引导、促进、提高纳税人依法诚信纳税的积极性与自觉性。只有征纳双方诚信合作，携手共进，才能营造和谐的税收环境。在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之下，诚信征税还要求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诚信，保证中央税款的及时、足额入库，不得截流、套取中央税款。诚信纳税和诚信征税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形成诚信税收机制。此外，除了征税与纳税这两个主要因素之外。诚信用税也是整个诚信税收体系的一部分。诚信用税要求税款的用项符合民意，税款拨付的过程必须可信，税款使用应真实有效。诚信用税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益，树立高效廉洁的政府形象。
四、诚信税收：依法治税的目标和内在要求
依法治税和诚信税收都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两者都是社会对税收工作提出的要求，虽然要求不一样，但是它们在目标上一致，在内容上互补。
1、诚信税收对税收征纳的要求高于依法治税
依法治税反映的是税务机关依法治“权”，依法治“官”，依法治“内”；诚信税收在强调依法治税、诚信征税的同时，还反映了纳税人为消费公共品应当给予国家的一种“税收价格”。依法治税强调的是法律至上，是对税务部门和税务人员的法律约束；诚信税收强调的是以信用为本，不仅要求征税机关和税务人员诚信于税收法律制度，依法征税，遵守职业道德，而且，还要求纳税人要依法、诚实缴纳税款，对纳税人也是一种道德约束。诚信税收是对过去税收征管工作强调依法治税要求的补充和完善，诚信税收对税收征纳的要求高于依法治税。
2、依法治税是实现诚信税收的前提和保障。
要营造诚信税收的社会氛围，首先要创造公平的税收法治环境，没有良好的依法治税环境就无从谈及纳税人的诚信税收行为。同时，诚信税收是依法治税的目标，通过依法治税，对不诚信征税的税务人员施以惩罚，使他们感到不诚信征税就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让诚信的人更加诚信，不诚信的人变得诚信。倡导诚信税收并不排除依法制裁涉税违法犯罪行为，而是要让以身试法者得不偿失。
3、诚信税收是依法治税的基础。
诚信纳税是全面推进依法治税的内在要求。实行依法治税与以德治税的紧密结合，是实现社会纳税环境根本好转的必由之路。我们一直讲依法治税，如果有了纳税人诚信纳税的基础，不多缴不该缴的税，不少缴该缴纳的税款，就有了依法治税的基础，当每一个纳税人都能诚信纳税，依法治税的工作就能顺利推进。诚信税收有助于依法治税，如果真正做到诚信税收，靠纳税人的诚信纳税可能会不需要大面积稽查就会实现良好的税收征管秩序。现在税务机关执法成本高，执法难度大，主要是诚信税收的基础比较弱。
从形式上看，依法治税与诚信税收两者的侧重点和角度不尽相同，但就其本质却是同一的，目标都是为了维护正常的税收秩序、市场经济秩序和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就依法治税的实体价值而言，既包括着公正、平等原则，也包含着诚实守信的价值取向。诚信税收是依法治税的根本要求，而依法治税是实现诚信税收的必要条件和保证。
总之，诚信税收、和谐社会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我们每个公民、每个纳税人、每个征税人都应该讲道德、讲责任、讲和谐，努力营造依法诚信纳税和依法诚信征税的良好氛围，为纳税人提供全面、高效、便捷的优质服务，为建设我们的“和谐社会”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作者简介: 谭建淋，男，讲师，法学硕士。曾担任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教务处副处长、高教研究室主任。现担任学校网络教育部部长。）
作者：谭建淋
摘 要: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在1949-1956年的过渡时期,陈云在财经工作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别具特色的税收理论,这一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理论的雏形。这一理论独具特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主要表现为:以财政平衡为核心,以博弈权衡为精髓,以实事求是为灵魂,以服务民生为关键。探索过渡时期陈云税收理论的时代特征,对于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税收思想史,以及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事业发展具有重大价值。
关键词:过渡时期;陈云;税收理论;时代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1](p.314)。在这个过渡时期,“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2](p.293)。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国情相结合,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3](p.704),这一时期“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过渡性质的社会”[4](p.697)。这一过渡时期,“在暂时说来确是一种痛苦,一种困难,但这是走向新生,走向重建,走向繁荣过程中的痛苦和困难”[5](p.102)。正是在这种充满变动的过渡时期,陈云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税收理论,这一理论也逐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税收理论的雏形。
一、财政平衡:过渡时期陈云税收理论的核心
陈云把马克思的财政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财政平衡观: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5](pp.241-242)。实际上,财政平衡观渗透于陈云财政经济思想的方方面面,是过渡时期陈云税收理论的核心和第一理论支撑。
财政平衡的关键,在于节约支出,整顿收入[5](p.173)。在关于抗美援朝初期的财政问题上,陈云说,为了争取财政平衡,我们想出节流开源这一增加税收的有效途径。节流便是节约、节支,在短缺经济时代有效供给不足时,强调节流的意义是非同寻常的。然而,财政的基础是经济,经济情况不好,财政情况是不会好的。同时,经济的发展需要有财力的支持,没有足够的财政收入,经济建设是不稳固的,更无法实现财政平衡。陈云非常重视财政收入的获得,尤其是税收。那么怎样才能增加税收呢?问题在于力争多收少付,眼光要放在发展经济上。节流很重要,开源更重要。所谓开源,就是发展经济,即增产增收这一条是根本大计。从财政本身来说,税收是开源的主渠道。但是,税收之源在于生产,在于恢复与发展经济,只有经济得到了恢复与发展,税收才能增加,没有生产的发展,税收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发展经济,增加相应物资的生产供应,才能保证财政收入的真实性。从政策层面上讲,税收的增长与正确的税收政策不无关系,但根本在于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陈云指出,增加生产是一条根本的措施,经济的基础性作用一定要反复强调,这是经济规律的必然要求。
不过,经济规律的奏效也需要客观条件的具备与许可,在财力有限的前提下,“为了避免浪费,力求国家财力的合理使用”,“为了节约资金,反对浪费,必须加强财政监督”[5](p.632)。同时陈云也指出,尽管我们的财政收支是紧张的,不过我们减支、增收,不应该超过可能限度,但在财力的使用上决难平均分配而忽视重点。经济建设必须分清主次、有计划按比例前进,财力的分配使用也必须根据经济的发展做相应调整。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才能达到财政平衡。只有实现财政平衡,税收收入才能稳步增加,税收支出才能有的放矢,最终实现经济按比例稳步前进。陈云曾反复强调对支出采用“削萝卜”的办法,对收入采用“挤牛奶”的办法,以力求财政收支平衡。这种平衡是一种积极的平衡,是一种建立在经济发展、生产进步基础上的平衡,他多次严厉地批评那种只顾财政、不顾政策,只顾多收、不顾少支的单纯财政观点。总之,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陈云始终强调:“财政上有赤字,怎么办呢?首先要抓增产节约。”[5](p.202)这一问一答折射出陈云税收理论的核心——财政平衡的深刻意蕴。通过增产节约、增收节支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再通过财政平衡思想指导税收工作,即努力实现税收收入和支出的平衡,是陈云税收理论的显著特色。
二、博弈权衡:过渡时期陈云税收理论的精髓
所谓决策,就是从各种可能的方案中找到一个既能达到预定目标、合乎预期的价值准则,又有可行性的优选方案。从这个意义上说,决策之“决”就是从多种选择中取优。对于重大决策的实施,尽可能充分地考虑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多种方案的排列组合,进而比较权衡并选择最优,以取得领导上的主动权,做到有备无患,这是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决策时的一个显著特点。陈云十分重视选择、研究选择并正确地把握选择机制。山重水复时他常说,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个“权”就是权衡、就是博弈①。经过博弈权衡,大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情势自然会柳暗花明。
博弈实质上是由动态的竞争到相对静态的合作的一个变动过程。陈云虽未曾明确提出“博弈论”,但他在解决财税问题的思想方法上处处闪耀着博弈理论的光芒。如,解决财政赤字问题,有增加税收和发行票子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通过比较权衡,他认为,“只有一条路可走,即增加税收”,因为“这是最好的办法,不但解决了财政需要,而且在与农民的合理负担上需要这样做,同时税收可以经常回笼货币”[6](p.40)。后来,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谈到税收与货币发行的关系时,他又谈到这个问题:“现在财政的中心问题是,多收税少发钞票,还是少收税多发钞票?两者比较,多收一点税比多发钞票,为害较小。反之,物价波动大,资金都囤积在物资上,或放在家中不用,劳动者也跟着没活干,势必使生产受到影响。有人说‘温和的’物价上涨可以刺激生产,这种说法不妥当。”[7](pp.29-30)在税收的使用上,要量力而行,要充分考虑现实可能性,必须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没有钱可以不办,可以缓办。在税收取得上,一切应收的税款、公债必须先收起,只有收了不够用时,才增发新钞[6](p.105)。因为增发新钞会加剧物价波动,而物价波动会引起税收减少。陈云在处理财税矛盾时,反对抓住一面而不注意另一面的片面做法,认为“必须做出几个比较方案,择优选用”[8](p.280)。这种方案多元及比较择优的思想体现了现代决策科学的基本思想,陈云在处理财税矛盾时自觉地运用了选择论(见表1)[9](p.222)。
表1中,共有AB、AB′、A′B、A′B′四种组合。AB的最终结果便是重蹈解放前国民党恶性通货膨胀的覆辙,A′B′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因而皆不可取。A′B虽然可以暂时减轻人民税收负担,但从长远来看,必然引起物价剧烈波动,最终损害人民利益。只有AB′虽然一定程度上加重人民的税负,但长远来看,能有效解决问题,最终稳定市场,推进生产,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因此,AB′的组合是最明智的选择,即最优方案。
随形势变化分清主次和轻重缓急至关重要。经济建设要做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必须树立全局观念,全局观念也是一种博弈思维。因为博弈各方的关系不仅体现一种利益上的竞争,更体现出各方的合作关系。陈云总是从国民经济的全局出发来考虑问题,他认为办事要有重点,要分轻重缓急。在财政上,经常存在着要多和要少、要早和要迟的矛盾,这是正常的现象,但最后的决定,要求局部必须服从全体。在税收一定的前提下,税收安排一定要分清主次,好钢用在刀刃上。如,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陈云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战争第一的观点,即在预算上要尽可能满足战争的需要。他尖锐地指出:“浪费也不单指铺张滥用的那种浪费,而特别是指办事用钱不分轻重缓急,不分全体局部的那种浪费。即是说,不是把经费最适当地使用在一些最重要的事情上,而是不适当地使用在一些不重要的事情上。”[5](p.74)为了引起全党财税干部的重视,他说:“有前必有后,有重必有轻,有得必有失,是一场尖锐的思想斗争,是全局观点和局部观点的斗争,是共产主义精神和本位主义的斗争。”[10](p.244)又如,前面已经提到,统购统销是新中国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的一种特殊农税形式。1953年在酝酿具体选择何种政策解决财经困境时,陈云比较了八种方案②,反复权衡利弊:“现在只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实行征购,一个是不实行征购。如果不实行,粮食会出乱子,市场会混乱;如果实行,农村里会出小乱子,甚至出大乱子。我们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跟农民结成了紧密的关系,如果我们大家下决心,努一把力,把工作搞好,也许农村的乱子会出得小一点。而且,这是一个长远的大计,只要我们的农业生产没有很大提高,这一条路总是要走的。”[5](p.211)经过充分比较、权衡利弊得失,以及对粮食供求的各种矛盾关系进行了认真分析之后,陈云最终下定决心对粮食进行统购统销。可见,陈云的这些思想与西方博弈论有异曲同工之处,然而陈云税收理论中的博弈理论更具独到之点,具有朴素的中国特色,是其税收理论的精髓所在。
三、实事求是:过渡时期陈云税收理论的灵魂
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中,陈云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实践着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这是他一生中最突出的品质。他是我们党的高层领导中坚持这一思想原则最彻底、最坚决、最优秀的人之一。他说,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越坚持实事求是,人们越是能够实事求是,思想和行动越是合乎实际情况和客观规律。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在坚持实事求是方面,陈云堪称典范,他的税收理论自始至终处于实事求是思想灵魂的统领之下。
陈云主持全国财税工作,一向重视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来处理中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他对税收工作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错就是错,对就是对,毫不含糊。比如“五反”之后的退赃补税过程中,在算资本家的“五毒”账时,陈云指出,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把它核减下来,核减到恰当的程度[11](p.159)。那么,陈云如何做到实事求是的呢?分析客观形势是第一步,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将政策具体化。其次,要搞调查研究,决定问题之前,要下去跑跑,搞一两个、两三个典型调查,仔细分析。这充分体现了陈云在税收实践中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求实与求是精神。
当然,要做到实事求是,不仅要瞄准客观性的标杆,还要把握全面性的要求。正如列宁所说:“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12](p.419)陈云税收理论中所体现的实事求是精神,既包括客观性的要求,同时也蕴含着全面性的思考,他说:“从实际出发的关键是,从片面的实际出发,还是从全面的实际出发?重要的是要把实际看全面,把情况弄清楚。”[8](p.46)比如,徐永祚③针对当时税收制度和政策不尽完善、合理问题提出“重重迫苛细扰”④的六字尖刻批评,对此陈云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好好地注意检查,并在一次会上幽默地说,现在有人称“万岁”是“一万种税”[13](p.125)。陈云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幽默风格可见一斑。
陈云税收理论中的实事求是并不是“照葫芦画瓢”,不是刻板地反映税收事业的表面现象,而是真正地体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与要求,是时代的产物,更是助推时代进步的动力。毛泽东曾一再讲过,陈云同志所管的财经工作不是教条主义的,是按照中国情况办事的,有创造性的[14](p.248)。陈云税收理论中的实事求是精神,深刻地折射出其理论的真理光芒,极富创造性,真正具有中国特色。晚年陈云在回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时说:“我曾仔细研究过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当我全部读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当时我的体会就是十五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8](p.371)在过渡时期税收理论的构建过程中,陈云反复提及这些思想,并将其作为重要的思想方法,这种唯物论与辩证法高度统一的思想方法,是陈云税收理论大放异彩的真谛所在。
四、服务民生:过渡时期陈云税收理论的归宿
“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5](p.283)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践行以民为本的税收观是陈云税收理论的落脚点和最终归宿。税收的基本问题是税收由谁掌握、为谁服务、如何服务的问题。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税收理论也应以此为依据,确认人民是国家税收的主人,政府是人民的公仆,受人民委托行使公共职能这一类基本事实。
陈云正是上述原则的身体力行者,他一直主张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他说,人民群众是否支持共产党就是“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8](pp.209-210)。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陈云极为关注农民生活。他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调整农业税负担的建议,并指出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夏征减少,秋征也要减少。后来又提出,要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适当减轻农业税。他主张采取稳定农民负担、控制赋税限度、严格控制农业税以外的其他负担,以及农村交易税规定恰当的起征点等措施,彰显了经济民主的思想,这充分体现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在陈云轻税理念的指导下,“一五”时期我国农业税负担逐步减轻,税负保持相对稳定(见表2)。
“不解决实际问题谈为人民服务,则是空话一句”[5](p.128),这是陈云“民生”思想实践品格的最好诠释。以农民为本,就要在经济上充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利益,切实减轻农民的负担。在提出一系列休养民力设想的基础上,陈云主持通过的《关于1951年农林生产的决定》规定:要贯彻合理负担的农业税收政策,对善于经营、勤劳耕作和改良技术而超过常年产量者,其超过部分不增加公粮负担[17]。这些规定极大地调动了土改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纪念周恩来诞辰81周年时,财政部在《红旗》杂志撰文,回忆当时周恩来严厉批评某些人试图增加农业税的想法:“我活着的时候,你们不能增加农业税负担,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也不能随便打农民的主意。”作为总理的周恩来如此严肃地对待农民的负担问题,这进一步印证了陈云稳定农民税负思想的重要性。把民生问题与政治相联系,从政治高度来认识和解决民生问题,是陈云“民生”思想的重要内容与特点。这些思想反映了陈云农业税理论的世界观基础和方法论原则的有机统一,对当前正确处理“三农”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陈云不仅以身作则,更是将为人民服务作为对税务干部教育的主要内容。在建国初期召开的海关工作座谈会上他提出,我们的目标是要把海关变成为人民服务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机构。他说,要处处为群众着想,考虑人民的承受能力,手不要太狠,过去在税收工作中,对税率的大小是否超过人民的负担能力,也就是轻重是否适度,没有过细考虑[5](p.95)。调整负担问题的实质,是在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前提下,适当地减轻民负。税收工作要对人民采取高度负责的态度,在税收的使用上,不能乱花,钱是老百姓的,我们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5](p.132)。这与温家宝在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我们的每一分钱都来自人民,必须对人民负责”,反映了共同的思想。由此可见,陈云的民生思想对于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同样具有现实启迪。
陈云时刻不忘人民利益,时刻不忘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时刻不忘税收的最终用途。他说,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我们不应该只知道向群众要东西,更应该时刻注意为群众谋福利。要注意群众的切身问题,帮助他们解决困难。那么如何才能帮助群众解决困难进而为群众谋福利呢?发展经济是关键。进行经济建设和其他各方面的建设作为改善民生的基础,是真正的“大仁政”。实际上,经济建设和减轻民负是服务民生的两个方面,二者间不存在绝对矛盾,而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问题在于如何有效协调两者关系。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便是“博弈权衡”;解决这一问题的标杆,便是“财政平衡”。历史无法割断,正是在反复的博弈权衡中,陈云日后正式提出了“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观点,再次彰显了陈云的税收理论是前后相继和动态发展的活的理论。
新中国即将迎来六十华诞。六十年来,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管理方式;无论是世界经济格局,还是各国发展状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客观条件的变化,对于过渡时期陈云税收理论中的某些观点和提法,我们不能机械地生搬硬套,然而,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陈云的税收理论不是学者书斋式苦研而来的清谈,而是丰富的财税实践经验和高超的政治智慧熔铸的结晶。这一理论,为新中国税收事业的创立奠定了基础,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税收理论开辟了道路。这是因为,这一理论具有充满生命力的时代特征,这是过渡时期陈云税收理论时代价值的最集中体现。
注释:
①博弈论又被称为对策论(Games Theory),是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理论和方法,它既是现代数学的一个分支,也是运筹学的一个重要学科。传统意义上,博弈论是研究棋手们出棋着数中理性化、逻辑化的部分,并将其系统化为一门科学,即研究个体如何在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中得出最合理的策略。博弈论衍生于古老的游戏或曰博弈,如象棋、扑克等,数学家们将具体的问题抽象化,通过建立完备的逻辑框架、体系,研究其规律及变化,这一过程便是博弈论的运用。
②又征又配,只配不征,只征不配,原封不动,“临渴掘井”,动员认购,合同预购,各行其是。
③又名玉书,浙江海宁金石墩(今属祝场乡)人,工商界人士,著名会计师。曾应邀赴北京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并当选上海市第一、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④分别指:负担重、税项重复、征收过于急迫、计税太严苛、征税对象太琐细、征税时对经营者的利益考虑不周而影响经营。转引自《陈云经济思想发展史》,第125页,原文将“迫”误作“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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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中共中央东北局例会记录,1949年4月22日.[责任编辑:岳 林]
作者：刘 伟
[摘要] 本文分析了我国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必要性及税收在建设节约型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在分析现行税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我国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税收政策建议。
[关键词] 节约型社会资源节约税收政策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虽资源总储量居世界第三位，但人均资源占有量只居世界第五十三位，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一半。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有世界人均占有量的四分之一，全国城市年缺水总量达60亿立方米;我国人均耕地不足1.5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且还在以每年近千万亩的速度减少;我国国土面积占世界的7.2%，而石油储量仅占世界的2.3%。近几年，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日益感受到资源短缺的压力，电荒、水荒、油荒接连出现，给经济发展带来了日益紧张的压力，也给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建设节约型社会，是缓解资源供需矛盾，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要求，事关现代化建设进程和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节约型社会的核心是节约资源，它要求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用尽可能少的资源、能源，创造相同的财富甚至更多的财富，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高效利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一、税收在促进建设节约型社会中的作用
税收作为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杠杆之一，可通过征与不征，征多征少，什么时候征收等手段，直接影响微观主体的经济利益，从而引导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使其符合宏观经济的需要。具体可发挥以下作用：
1.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节约型社会的根本要求，国家可通过实行区别对待的税收政策，促使企业进行结构调整。对鼓励发展的行业、高新技术的资源节约型企业等实行税收优惠，减轻其税负;对限制发展的行业、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加重税负，提高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
2.促进资源节约技术的开发和使用。对研究开发资源节约技术的企业和使用资源节约新技术、新工艺的企业，可实行降低税率、延期纳税、加速折旧、税前加计扣除研发费用等方式，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
3.鼓励资源循环利用，减少污染。在鼓励资源循环利用、减少污染的过程中，政府既可以采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也可以采用经济手段来减少原生资源的使用，降低污染。而税收作为政府主要的经济手段，是控制污染、保护环境、促进资源循环利用不可偏废的措施。这些措施既可以是限制非可再生资源消费的税收政策，也可以是鼓励资源综合利用、循环利用的税收政策。
二、现行税制在促进建设节约型社会方面的政策分析
1.现行税收鼓励政策不统一、不完整，导向作用不明显。现行促进节约的税收政策散见于增值税、消费税、资源税、企业所得税等税种，根据每一税种自身的特点出台了若干鼓励政策，但忽视了各税种之间的内在联系，有时一个税种少征，往往另一个税种又多征，形成各税种之间政策效力相互抵消;另外政策不完整，对一些应纳入征税范围的未纳入，一些应给予优惠的未给予，对于交易性行为的节约政策、区域协调政策等也是一个空白。
2.缺少促进资源节约技术开发、推广和使用的税收政策。近几年，为推动企业技术进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税收扶持政策，对推动企业的技术进步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现行税收优惠主要以所得税为主，而我国现行税制是以流转税为主，使优惠达不到预期效果;从区域看，现行优惠政策主要针对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企业和外企，而对开发区外的企业几乎不存在优惠;从产业项目看，主要针对软件和集成电路等行业，对其他高科技行业的优惠相对较少。
3.缺少鼓励使用可再生资源的税收政策。现行税制中对使用可再生资源的税收政策很少，节约资源的综合配套措施缺乏。目前在增值税中虽有对利用“三废”为原料生产的产品免税或减税的规定，但要求原料中的“三废”须达到一定比例，而一些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由于工艺或产品质量的要求，利废达不到规定的比例，因而就无法享受该项优惠;另在废旧物资回收方面规定有税收优惠，但主要是对废旧物资回收经营单位的优惠，而不是对利废企业，且优惠政策存在较大漏洞。现行政策中也没有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产品给予優惠的规定。
三、完善税收政策，促进建设节约型社会
1.完善消费税。消费税是旨在调整消费结构，引导消费方向，抑制超前消费的一类税收，在税制体系中属于增值税的配套税种，发挥特殊调节的作用。虽然从今年的4月1日起，国家已经调整了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将一些不符合节能技术标准的高耗能产品、资源消耗量大的消费品等纳入了征税范围，但还应继续完善。一是应加大消费税的环境保护功能，将一些容易给环境造成污染的产品如电池、一次性餐饮容器、塑料袋等纳入征税范围;二是应对含铅汽油和无铅汽油实行差别税率，抑制对含铅汽油的消费;三是在继续实行对不同排量的小汽车实行差别税率的基础上，视其是否安装尾气净化装置而实行区别对待。
2.调整资源税。我国现行的资源税是一种级差资源税，即是对资源在开采条件、资源本身优势、地理位置等方面存在的客观差异所导致的级差收入进行调节的一个税种，没有充分考虑资源税的节约功能和降低环境污染的功能。因而，现行资源税存在征税范围小、税率低、税档之间差距小、等级划分随意性大等问题。这与我国资源短缺，利用率低，浪费严重的状况极不相称，亟待进行改革。首先要扩大征税范围，在现行资源税的基础上，增加水资源、森林、草原、滩涂和地热等自然资源。当前，应尽快将水资源纳入征税范围，将目前工业用水、经营用水、居民生活用水的收费该为征税，对农业灌溉用水可先按低税额征收;针对滥砍滥伐森林资源严重的现象，应尽早开征森林资源税;二是调整计税依据。将资源税的计税依据由销售量或自用量改为按产量计税，这可使企业开采后没有出售或尚未自用的资源也成为应税资源，增加企业的成本压力，从而引导企业出于利润最大化考虑而节约资源，避免过度开采;三是适当提高单位计税税额，特别是对非再生性、非替代性、稀缺性资源征以重税;四是将各类资源性收费如矿产资源管理费、林业补偿费、电力基金、水资源费等并入资源税。
3.完善税收优惠措施。一是除对废物利用给予优惠外，应允许对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的节能设备、无污染或减少污染的设备、污水处理设备、垃圾处理设备等实行加速折旧制度;二是允许企业建立技术开发基金，按企业的销售额或投资额的一定比例提取，并准予在所得税前扣除;三是对企业购置节能设备的，其投资额可按一定比例抵免当年新增的所得税;四是取消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补贴，如对农膜、农药特别是剧毒农药的免征增值税的规定;五是对现有优惠政策进行清理，对不符合节能和环保要求的产品或行业取消原有的优惠政策。
4.完善土地税制。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保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也是节约型社会的基本要求。现行的土地税制在土地占有环节开征的是耕地占用税，为从源头上抑制土地迅速减少的势头，首先将该税更名为土地占用税，并扩大征税范围，对占用林地、草地等后续土地资源的，也纳入征税范围;二是调高税率，并按距离城市远近划分若干档次，对占而不用的土地按高税率征税。在土地使用环节现行开征的是城镇土地使用税，该税也存在税负太轻的问题，应提高税负，并将其征税范围从城镇扩大到农村。
5.尽早开征燃油税。将现行公路养路费及与其相关的公路客运附加费、公路运输管理费、航道养护费、水运客货运附加费，以及地方用于公路、水路、城市道路维护和建设方面的部分收费合并改征燃油税，可从根本上改变长期混乱的公路收费制度，实现“多用路多缴税，少用路少缴税”的税收公平原则，有助于促进我国汽车工业的技术进步和汽车结构的优化，可促使节约能源，减少空气污染。燃油税已提出好久，但因可能会遭遇到宏观环境和技术层面等诸多问题，迟迟没有出台。根据目前情况，应在深入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尽快出台。
综上，税收在建设节约型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税收不是万能的，还需要其他宏观经济杠杆的协同和配合，需要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的协同配合，需要各相关部门的协同和配合，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税收的政策效应。
参考文献:
[1]谢永清:《构建我国节约型社会的税收政策》.《国际技术经济研究》，2005年第3期
[2]王应科:《我国建立节约型社会的税收政策选择》.《税务研究》，2006年第2期
[3]范保学:《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税收政策探讨》.《税务研究》，2006年第6期
[4]那英剑:《关于征收燃油税的思考》.《税务研究》，2006年第2期
作者：韩 雪
2012年，六盘水市地税局被贵州省地税局指定为征管改革试点单位。如何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怎样构建现代化税收征管体系?挑战摆在六盘水市地税局面前。
三年来，在省地税局的坚强领导和六盘水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六盘水市地税局按照“审慎推进、优化服务、效能建设、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明确科学调整机构、合理设置岗责、分类管理税源、科学配比人力资源、建立运行机制、强化信息支撑、再造工作流程等主要改革内容，确定“以促进税法遵从为目标，以纳税人申报真实性、合法性核查为切入点，以风险管理为导向，以纳税评估为重点，以分级分类管理为基础，以信息管税为依托，以完善制度、机制为保障，努力构建税源专业化管理体系”的改革思路，通过改革初步达到“提高税法遵从度和纳税人满意度，降低税收流失率和征纳成本”的目标，为全市地方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理清改革思路
探索有效模式
为加快征管改革步伐，六盘水市地税部门进一步理清改革思路，探索有效改革模式。
建立有效税收风险指向分析监控机构。监控机构按照征管改革的要求理顺了职能、职责及其相互关系，从提高纳税人遵从度和满意度，降低税收流失和征纳成本的角度，建立了科学、有效、可行的工作机制。
实施机构改革和税收征管改革。通过改革，税源管理全面实现属地化基础上的专业化，通过税源分类分级管理，机构和人员配置进一步优化、岗位职责调整基本完成。
实施办税服务外包。通过实施办税服务外包、所有涉税事项全部由前台受理，提高了纳税服务水平;通过推广网络申报、电子申报和网络发票开具等方式，有效解决集中申报拥堵难题;通过实施全国县级税务机关纳税服务规范，提升了全市地税系统纳税服务规范化水平。
机关职能实体化转变和目标绩效管理。通过职能转变和绩效管理，六盘水市地税局干部职工已经适应风险事务应对。征收服务人员能够通过应对风险事务提高工作责任心，提高涉税事务办理准确性;评估人员能够按照风险识别、排序、推送及应对流程开展风险评估工作，做到了管大、控中、不放小;税收管理员能够按照风险提醒，及时完成一般税源管理事务。
大力深化信息管税。在信息采集、获取、标准和分析利用上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外部信息共享机制，加强信息平台建设和运用，信息管税能力得到全面加强。
推进信息化建设
转变服务观念
为进一步提高税收征管的科技含量，六盘水市地税部门重点推进信息化建设。
全面提高税收征管信息的管理和应用水平，重点把握税源的信息监控。充分运用“税源专业化管理平台”、“税企信息互换平台”的优势，加强对经济税源的监控、预测，提升数据分析、处理和运用能力，提高信息数据和网络资源的使用效益。
进一步强化风险指标模型构建和维护。实时跟踪、筛选、比对、分析纳税人涉税数据信息，科学评估涉税指标，防止偷、逃纳税行为的发生，形成信息化的防范机制。
利用信息系统加强信息交换，充分发挥信息共享的作用。逐步规范和完善“税企信息互换平台”和“第三方信息交换平台”，扩大信息数据采集来源，加强与国税、工商、银行、财政、国土等22家单位的信息交换，实现信息共享，提高税收征管各环节的质量和效率。
加强与协税护税网络的沟通。将计算机信息处理的优势与人工信息收集处理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使税收征管资料更准确，税收征管的基础更加坚实。
以计算机考核为主，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进一步完善绩效考核指标。进一步优化考核指标、改进考核手段，进而实现由集中考核向日常考核的转变，由手工考核向计算机考核转变，由定性考核向定量考核转变。利用税源专业化管理平台进行工作“晾晒”，将全市地税系统可量化的事务办理情况在税源专业化管理平台中进行集中、广泛“晾晒”，内容包括前台开票数量、税源管理事务的办理数量、纳税评估应对处理数量和其他事务的处理情况。进一步细化税源专业化管理平台考核模块考核指标，对税收征管过程中的“征、评、管、查”四个环节进行执法责任制考核。在全省地税系统首次实现税收执法行为的计算机自动考核监督，完善了深化税收征管改革考核工作体系。
与此同时，六盘水市地税部门在构建税收服务体系中，实现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
正确处理规范执法与优化服务的关系。切实转变观念，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增强服务意识。在具体的工作中，始终把尊重纳税人、理解纳税人、关心纳税人贯穿在税收征管中，积极、主动、及时地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依托信息化技术，搭建服务新平台。在12366纳税服务热线、地税微博、地税子网站、QQ群的基础上，开通了六盘水地税微信和六盘水地税网上纳税人学校，为纳税人提供更新型、更多样的服务渠道，实现智能化、实时化、互动性的纳税咨询、宣传服务。
积极探索个性化服务，实现纳税服务形式的新突破。针对不同纳税人的特点和需求，主动提供更加周到细致的个性化服务，如预约服务、延时服务、提醒服务、错时服务、绿色通道、送政策上门等。
拓宽服务内涵。实现纳税服务内容的新突破，简化办税流程、办税环节、审批程序，深入推进“一站式”、“一次性告知”、“免填单”等服务，以网上申报和网络发票为重要节点，进一步完善同城通办和自助办税，不断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努力促发展
改革见成效
六盘水市地税局税收征管改革的成果得到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地税局及六盘水市委、市政府的充分认可。
2013年，国家税务总局征科司下发了关于六盘水地税局征管改革相关工作的情况反映，总局大企业管理司指定六盘水地税局汇报在征管改革过程中对大企业的服务与管理经验，中国税务报、《当代贵州》、六盘水日报等多家媒体刊发相关报道50余篇。
2013年11月6至7日，贵州省地税局组织全省各市、州、贵安新区地税局领导到六盘水召开对六盘水地税局深化税收征管改革试点工作的评估验收会。会上，与会领导高度评价该局的改革经验和做法，试点工作顺利通过专家组的评估验收。
2014年1月，贵州省地税局在六盘水组织召开深化征管改革的经验交流会和全省地税系统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动员会，决定从2014年2月起，在全省地税系统全面推广六盘水地税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先进经验。
随着一系列征管改革措施的推行，六盘水市地税收入近几年平均增速远远超过同期GDP和财政收入的平均增速。地税收入对地方财政贡献呈上升趋势，宏观税负也大幅提高，税收流失情况得到有效遏制，纳税人遵从度得到大幅提升。2014年上半年，全市地税共组织两项收入51.02亿元，完成省局年计划的57.33%，市政府年计划的53.56%，同比增收10.43亿元，增长25.69%。收入总量排全省第三，增长幅度排名全省第一(贵安新区除外)。收入质量稳步提高，预测、分析、监控、落实和修正机制正逐步形成。(作者单位：六盘水市地税局 责任编辑/哈文丽)
作者：吴兴化 崔永贵 黄娇 兰海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