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税收管理（推荐8篇）
司有关税收政策盘点
日前，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财税﹝2013﹞56号《关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指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以下统称资产公司）在收购、承接和处置政策性剥离不良资产和改制银行剥离不良资产过程中有关税收政策比照执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信达等4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1]10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4家资产管理公司接收资本金项下的资产在办理过户时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3]21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信达等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或出让上市公司股权免征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2] 94号）的规定。
其中涉及税收政策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资产公司收购、承接、处置不良资产可享受以下税收优惠政策：
1.对资产公司接受相关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借款方以货物、不动产、无形资产、有价证券和票据等抵充贷款本息的，免征资产公司销售转让该货物、不动产、无形资产、有价证券、票据以及利用该货物、不动产从事融资租赁业务应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
2.对资产公司接受相关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征营业税。
3.对资产公司接受相关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借款方以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抵充贷款本息的，免征承受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应缴纳的契税。
4.对资产公司成立时设立的资金账簿免征印花税。对资产公司收购、承接和处置不良资产，免征购销合同和产权转移书据应缴纳的印花税。对涉及资产公司资产管理范围内的上市公司国有股权持有人变更的事项，免征印花税参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上市公司国有股权无偿转让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问题的通知》（国税发〔1999〕124号）的有关规定执行。
5.对各公司回收的房地产在未处置前的闲置期间，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资产公司转让房地产取得的收入，免征土地增值税。
6.资产公司所属的投资咨询类公司，为本公司承接、收购、处置不良资产而提供资产、项目评估和审计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接收资本金项下的资产在办理过户时有关税收政策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按财政部核定的资本金数额，接收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在办理过户手续时，免征契税、印花税。
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或出让上市公司股权行为免征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问题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信达等4家金融资产管理
一、金融创新及其理论基础
1、金融创新的含义
有关金融创新的定义, 目前国内外尚无统一的解释, 大多是根据美籍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1883—1950) 的观点衍生而来的。如北京大学陈岱孙、厉以宁主编的《国际金融学说史》一书中, 根据熊彼特经济创新的定义将“金融创新”定义为:金融创新就是在金融领域内建立“新的生产函数”, 是各种金融要素的新的结合, 是为了追求利润机会而形成的市场改革。它泛指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上出现的一系列新事物, 包括新的金融工具、新的融资方式、新的金融市场、新的支付清算手段以及新的金融组织形式与管理方法等内容。王在清在其所著《中国金融业税收政策与制度研究》一书中, 将金融创新定义为:“所谓金融创新, 是指金融业为适应实体经济 (Real Economy) 发展的要求在制度安排、金融业务和科技支持等方面进行的创新活动, 是金融结构提升的主要方式和金融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从广义上讲, 金融创新不仅包括金融产品的创新, 还包括金融组织的创新和发展。金融创新通过开发新的金融产品、占领新的市场、改变原有的经营管理方式等获取新的利润来源。从微观而言, 金融创新是在金融机构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产生的。金融机构在激烈的竞争中, 需要通过金融创新提高收益率, 规避风险, 并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服务对象, 在趋近于饱和的市场中挖掘新的利润增长点。
2、金融创新的理论基础
具有代表性的金融创新理论主要有:西尔柏 (W.L.Silber) 的约束诱导型金融创新理论、凯恩 (E.J.Kane) 的规避型金融创新理论、希克斯和尼汉斯的交易成本创新理论、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S.肖提出的金融深化理论、格林和海伍德的财富增长理论以及以戴维斯 (S.Davies) 、塞拉 (R.Sylla) 和诺斯 (North) 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的金融创新理论。西尔柏认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为了寻求最大的利润, 减轻外部对其产生的金融压制而采取的“自卫”行为。金融压制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政府的控制管理;二是内部强加的压制。凯恩认为:当外在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与机构内在要求相结合, 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就产生了金融创新行为。希克斯 (J.R.Hicks) 和尼汉斯 (J.Niehans) 提出的金融创新理论的基本命题是“金融创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爱德华·S.肖则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对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并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 要求放松金融管制, 实行金融自由化。制度学派的金融创新理论认为, 作为经济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金融创新应该是一种与经济制度互为影响、互为因果关系的制度改革。以上种种理论从不同角度阐释了金融创新产生的动因与机理, 也成为推动金融创新的重要理论依据。
二、我国金融税制现状及问题
1、营业税问题
(注:数据来源:根据http://app.finance.ifeng.com/data/stock/lrb_item.php?symbol=601398&item=LR005数据计算得出。)
(1) 税率偏高。长期以来, 我国金融保险业的营业税税率一直居高不下, 还曾一度达到8%。虽然现行税法对金融业征收税率为5%的营业税, 但仍高于建筑业等其他行业3%的营业税税率水平。以银行业为例, 作为银行业主营业务收入的贷款利息收入不仅以其全额计征营业税, 而且还要以其计征的营业税税额为税基, 缴纳教育费附加 (3%) 以及城市维护建设税 (7%) , 其综合税负达5.5%。从表1可以看出, 金融业营业税的实际税率较其他行业偏高, 而且税基相对较大, 整体来说税收负担较重, 这影响了金融业的创新发展和自身竞争力的提升。
(2) 重复征税。在我国, 由于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征收范围互不交叉, 金融业购进商品所含的增值税不能抵扣, 因此金融企业承担了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双重负担。虽然, 对于金融产品交易实行按差价征税的方法, 减轻了营业税重复征税的程度, 但是当发生经营负差时, 只允许在以后同类产品的正差中抵扣, 且抵扣时间限制在年度内, 不允许跨年度抵扣, 也不允许不同种类产品互抵, 所以重复征税现象仍然十分严重。
(3) 削弱国际竞争力。金融业征收营业税不符合国际惯例。按照国际惯例, 大部分国家对金融业不征营业税而征增值税, 如欧共体国家。我国对金融业征收营业税, 给金融业与国际接轨带来了困难。另外, 在我国, 营业税无法实行退税, 使出口型业务不能享受到零税率, 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
2、所得税问题
所得税方面主要存在税种单一、调节功能弱、实际税负偏重的问题。我国把各类金融交易所得归入一般所得征收企业所得税, 而不是开征资本利得税, 且征税范围只覆盖企业, 未涉及个人, 导致税收对少数以自然人身份参与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所获得的收益失去了调节作用, 造成征税上的不公平。同时, 现行税法规定的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限制过多, 进一步加重了金融业所得税税负。从图1可以看出, 银行业的税负要高于其他行业。
3、印花税问题
现行的印花税存在着调节力度有限、重复征税的问题。我国从1991年到2008年共调整过8次印花税, 但股票市场表现却与其没有太大关联, 如表2所示。这说明印花税对于金融市场的调节能力有限, 而且印花税的变动还会产生信息干扰, 损失市场效率。以期货为例, 对交割之前的每一次合约转让均视同重新书立凭证, 依“购销合同”税目全额贴花, 违背了衍生产品“买空卖空”的基本原则, 造成重复征税, 抑制了金融衍生产品的流动。
(注:资料来源:数据来自http://www.resset.cn锐思数据库计算整理得出。)
(注:资料来源: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y/20120802/164912742499.shtml。)
三、金融税制对金融创新的影响
1、金融税制对金融机构创新的制约
金融业的营业税率偏高, 所得税税前扣除限制过多, 印花税重复征收现象严重, 利润被减少, 进而导致金融机构的规模相对减小。金融业较重的税负,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金融机构规模的扩大。对于未进入该市场的潜在金融机构, 也会因竞争环境的恶化而放弃进入的机会。
尤其是营业税的不公平性 (即目前的营业税制下银行业、证券业按应计贷款利息收入和手续费收入、保险业按实际保费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 导致了不同的金融企业之间税负不公) , 导致资金流向避税能力较好、获利好且风险较低形式的金融机构。而其他形式的金融机构在技术还没有成熟、获利能力较低时就被压制, 这样一来, 金融创新中金融机构形式的多样化目标就难以达成, 税收的不公平性减少了新型金融机构出现的可能性。此外, 所得税的内外不一致性间接地导致了国内的金融机构与国外的金融机构相比缺乏竞争力, 如图2所示。
2、金融税制对金融工具创新的制约
首先, 税收差异化对金融工具需求结构产生影响。众所周知, 我国对不同的金融工具的税收政策是不同的, 如对股票卖出征收1‰的印花税, 对股票买入不征收印花税, 对债券买卖也不征印花税, 对其他的衍生品交易工具, 如期货合约等征收印花税, 且每次合约转让都要征收。这将会影响到金融工具的需求结构, 更多的投资者会考虑到印花税对实际价格的影响, 转而减少对多交印花税的金融衍生品的投资, 进而抑制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品的交易。虽然从一个方面来说, 有利于抑制市场的投机行为, 维持市场的稳定,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 这也大大抑制了金融衍生品的发展与创新。
其次, 对金融工具价格和风险的影响。我国对金融业在签发、交易、所得等环节都征税, 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金融工具的价格, 这不利于金融工具内在价值的反映。这种错误的价格信号扰乱了正常的投资需求与供给, 降低了市场效率, 不利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创新。
3、金融税制对金融服务创新的制约
营业税没有把金融机构间的利息收入纳入征税范围, 所以金融机构间的金融工具发展得到了促进。但是, 银行业的贷款环节、保险业的保险环节是完全被纳入征税范围之内的, 这两个环节是金融服务业与实业挂钩的重要纽带。根据2010年统计数据, 我国中小企业间接融资比例高达98%, 直接融资比例不足2%。也就是说, 中小企业的融资主要靠金融机构的贷款。但是贷款业务是纳入营业税征税范围的, 金融业出于自身利润的考虑, 不会在这些方面投入过多的人力物力, 也不会在这些业务上进行创新, 亦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
四、国外金融业税收制度的比较与借鉴
1、增值税
从发达国家征税的情况来看, 除美国等少数国家外, 大部分国家都将金融业务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 不征收营业税, 且税率较低。同时, 实行增值税的国家, 一般对非主营金融业务征税, 对主营业务免征增值税。
(1) 对核心金融业免征增值税。以欧盟各国 (OECD) 、加拿大、新西兰等主要国家为代表, 对“核心”金融业采取基本免税法 (同时不能抵扣进项税额) 。核心金融业是指银行信贷、股票、债券、保险、基金管理等业务的金融机构。
(2) 对附属金融业征收增值税。附属金融业是指从事一些辅助性业务, 如金融理财咨询、提供保险箱服务、债务催收、证券或收藏品的安全保管服务等的金融机构。大多数国家对附属金融业一般按各自的标准税率征收增值税。
(3) 对出口型金融业实行零税率。出口型金融业主要是指从事出口业务或与商品劳务出口有关的金融服务。各国一般都对向境外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实行零税率。所谓零税率, 即在免税的同时, 允许抵扣购进固定资产所含的全部进项税额, 以鼓励出口, 提高本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
(注:资料来源:Indirect Tax Treatment of Financial Services and Instruments.Report of the OECD, 22 October1998, P7-15整理得出。)
(4) 其他国家情况。有的国家对核心金融业征收一些名称不一的特别税。如法国对银行、保险公司及类似的金融机构, 按其支出和经营资产折旧的合计数征收1%的金融机构税。日本对金融服务业的征税项目明显多于其他国家, 银行业务收取的手续费都要征收消费税。韩国从1982年开始对金融保险企业的总收入征收0.5%的教育税。另外, 对于保险业务, 不少国家都征收类似于我国营业税性质的保险费税, 规定人寿保险业和财产保险业以一定比例的保费收入为课税对象。如日本为1.5%, 英国为4%, 荷兰为7%, 德国为15%, 加拿大各省不一, 税率2%~4%不等, 而美国对外国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服务, 以保险费收入为税基征收消费税。具体征税情况详如表3所示。
从上述国外税制来看, 各国都比较注重减少交易环节的交易成本, 降低税收对金融工具价格的扭曲程度, 从而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特别是为了鼓励金融创新, 对一些金融衍生品的交易环节免征或者少征税, 进而鼓励金融机构在这一方面的金融创新。另外, 对金融机构征收增值税也降低了金融机构的营业成本, 避免了征收营业税带来的重复征税的弊病。同时尽量降低增值税税率, 甚至对核心的金融业务进行免税政策, 对出口型金融机构零征税, 以鼓励社会资本流向金融业, 促进金融机构的发展。
2、所得税
公司所得税是发达国家最主要的税种之一, 在整个税收收入中占据重要地位。同对其他企业一样, 各国对金融机构都征收公司所得税。
就公司所得税的税率而言, 发达国家税率较高, 如比利时为39%, 意大利为36%, 西班牙和荷兰为35%;一些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工业国家税率较低, 如巴西为15%, 马来西亚和韩国为28%, 新加坡为25.5%。美国比较特殊, 美国对金融机构的公司所得税实行超额累进税率。
就公司利得而言, 大部分国家对资本利得都课税。课税范围主要针对证券交易、不动产交易以及其他一些动产交易的所得。资本利得课税税率主要有两种:一是以资本所持时间的长短来设定税率的高低, 如法国的公司资本利得分短期 (两年以内) 和长期 (两年以上) 两种, 前者按42%征税, 后者按15%征税。澳大利亚则将居民不超过一年的股票收益并入综合收入课征个人所得税;超过一年的, 则允许在计征个人所得税时按通货膨胀指数调整计税额。瑞典对股票持有期不到两年的资本利得, 规定扣除额1000克郎;两年以上的, 先扣除2000克郎后, 再扣除60%, 即按40%计税。二是不考虑时间长短, 实行统一税率。主要有美国、德国、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在美国, 长短期资本利得待遇一致, 最高税率为28%。希腊对资本利得则一律按30%的税率计税。
就其他情况而言, 对证券投资所得的征税是各国证券税制的主要内容。按征税对象的不同, 又分为对个人股利所得的征税和对公司股利所得的征税。如美国将个人股票投资所获得的现金红利所得列入个人所得范围进行计征。在计算净所得时允许扣除借款利息 (即为投资股票而借款的利息) 。对个人股利所得的优惠主要是“股息不予计列法”, 即允许股东收到股息的第一个200美元不列入总所得。为了解决重复征税的问题, 日本实行归集抵免制, 在计算个人总纳税所得额时, 对红利进行扣除。应税所得1000万日元以下的部分, 按红利金额的10%扣除, 对应税所得额在1000万日元以上的部分, 按红利金额的5%扣除。日本的公司在公司注册、发行股票或债券时, 都要缴纳登记许可税, 登记许可税为应税资金金额、证券金额的0.1%~0.7%。英国、比利时、丹麦、荷兰、奥地利等国则按比例税率向发行股票或债券的公司课征资本税。其中, 英国、比利时为1%, 奥地利为2%, 丹麦为1%~4%, 荷兰的资本税是当向位于荷兰境内的股份公司注入资本时征收, 计税依据为注入资本额, 或者是股份的名义价值, 税率为1%。
五、优化我国金融税制的建议
1、将金融业纳入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增强国际竞争力
出于对本国金融业国际竞争力的考虑, 国外很多国家都将金融服务纳入增值税征税范围。2011年11月16日,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经国务院同意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 明确从2012年1月1日起, 在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开展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这标志着中国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转型改革正式启动。遗憾的是, 金融服务、不动产和建筑业、保险服务和邮电通信服务不包含在本次试点范围内, 仍旧适用于缴纳营业税。我国虽不是世界上唯一对金融服务征收营业税的国家, 但与其他国家相比, 我国税率最高、税基最广、税负最重, 势必影响金融业的发展与创新。
借鉴国外经验,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建议将金融服务业由征收营业税转为征收增值税, 具体可采取如下做法:一是对于安全保管、咨询服务等直接收费的金融服务, 考虑到其服务价格容易确定, 因此对这部分收入按国际惯例照常征收增值税。而对于难以核定增值额的金融服务, 如金融创新等产生的价值, 可考虑采取免税政策。二是对于银行存贷等传统金融中介服务, 由于其对银行利润的贡献较大, 采取免税会使税收损失较大, 可借鉴国际经验, 考虑对这些与增值税链条联系较为紧密的服务征收增值税, 以其支付的工资加上扣除成本费用的会计利润作为增值额或以存贷利息差作为总增值额, 整体征收增值税。三是对于保险行业, 可视其提供服务的对象进行不同的处理。如果服务对象为企业, 可比照银行业相关办法征收增值税;如果为个体消费者, 因其处在销售链条的终端, 免税的税负积累效应不明显, 可对其免税。四是对于出口金融服务实行零税率。这样不仅使金融服务与普通出口业务接轨, 通过出口退税等方式实现零税率, 大大促进金融服务业“走出去”, 而且有利于加快我国金融体系融入世界金融体系的步伐, 同时还能规范出口金融业务市场, 从对外贸易和税制两方面对经济产生正面影响。五是允许金融机构抵扣进项税额。可参照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的模式, 对进项税额按固定比例予以抵扣, 并省去在应税服务和免税服务之间进行分摊后计算可抵扣进项税额的步骤。
此外, 为更好地促进金融服务业的增值税改革, 还应关注国内外金融形势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 密切跟踪国际金融服务业增值税的通行做法, 以在国家的税收利益与金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之间取得平衡。同时, 还应顺应国际趋势, 借助税制监控的外力, 督促金融界提高行业自律水平和风险抗御能力。
2、取消证券交易印花税, 促进金融工具创新和提高市场效率
Umlauf (1993) 研究发现, 1986年瑞典的证券交易税率由0.8%上升为2%后, 11家最活跃的上市公司的60%的交易量、所有上市公司的30%的交易量都转移到了伦敦。因此, 20世纪90年代以后, 随着西方国家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成熟, 世界各主要证券市场为了降低交易成本, 增强市场流动性, 提高证券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都已降低或废除了证券交易印花税。如美国于上世纪70年代取消了证券交易印花税, 瑞典、芬兰于上世纪80年代先征后废, 德国于1991年废止了印花税。1999年4月, 日本取消了包括印花税在内的所有交易的流通票据转让税和交易税。2000年6月, 新加坡也取消了证券交易印花税。显然, 国际资本市场调降或取消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总体趋势已经得到确认。保持税收中性, 减少税收政策对市场的耗散作用, 恢复市场力量对资本市场的基础调节功能, 已成为各国政府提高本国资本市场效率、增强资本市场竞争力的共同努力方向。
我国印花税当初设立的目标是避免过多的投机行为, 减少市场波动。但就实际情况来看, 印花税的变动与股票市场的走向并没有太大关系, 印花税的调节能力很低。目前我国证券交易成本非常高, 仅次于丹麦, 居世界第二。而且印花税的存在导致了交易成本的增加, 延缓了资本的流动;而其税率的上下调整以及或单边或双边征收的政策变化, 无疑是干扰了股市的正常运作, 加剧了信息失灵。同时,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资本跨国流动越来越便捷, 不同国家之间的资本市场竞争成为国家竞争的一个重要场所, 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实行无疑损害了本国金融市场的长期竞争力。证券交易印花税作为一种行为税, 其调控功能与范围都十分有限, 已不能满足证券市场多方位调节的需要。根据相关资料显示, 我国证券交易印花税税收收入将缺乏继续增长的可能, 考虑到我国证券交易税并不能为财政收入提供稳定的税源, 且具有税率低、税源分散的特点, 加之当前的证券交易市场的持续低迷, 有必要考虑取消证券交易印花税, 以利于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发展与创新。
3、开征资本利得税, 维护公平, 利于金融创新
证券市场是市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 投资者在这个市场中通过交易行为所获得的利润, 增加了其消费能力或投资能力, 同其他交易所得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因此, 证券交易所得理应同其他来源所得一样被纳入课税范围, 从而保证税收政策对证券交易与非证券交易的公平性。同时, 考虑到真正的低收入群体根本无法进入证券市场获得投资收益, 而在证券市场内部, 大户的平均收益率远远超过小额投资者的平均收益率, 按照税收的纵向公平原则, 对不同负担能力的人应征收不同的税率, 以保证证券市场内外社会公众以及证券市场内部不同投资者之间合理的收益差距, 维护社会公平。
目前发达国家普遍对个人从事证券交易所取得的资本利得征税, 只是在征税方式和负担水平上存在差异。从中国证券市场的现实情况看, 在规模和技术上已经具备了对个人证券交易所得征税的条件, 可以对证券交易的资本利得征税。在税收政策上, 应当鼓励长期投资, 抑制短线投机。因此, 可以考虑对长期投资者的所得实行较低的税率, 对短期投资者的所得按照一般所得征税。值得关注的是, 2010年1月1日起, 我国开始对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取得的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 这无疑是中国证券市场征收资本利得税的首次尝试。同时,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联合下发的财税[2012]85号文件即《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将于2013年1月1日起施行, 这些举措无疑有利于金融创新。
4、上海试点金融业转征增值税, 推进金融创新
研究表明:轻税或免税政策将对银行等投资机构和金融产品市场产生促进作用, 表现为将刺激投资者持有、交易金融产品的欲望, 从而扩大金融资产的规模, 促进金融创新, 反之亦然。此外, 金融衍生工具的税收负担的轻重对其转让和流动具有重大影响。如果对金融工具的收益课以重税, 则金融主体出于规避税收负担的目的, 可能会只出售减值的衍生金融资产, 而将那些增值的金融衍生品延迟出售, 这样就会造成金融衍生工具的投资“锁住效应”。因此, 各国在制定金融衍生工具税收政策时通常选择较低的税率, 以促进资本资产的合理配置与流动。
我国目前阶段应以鼓励金融工具创新和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为主要政策导向, 在重视金融工具创新对金融业税收冲击的同时, 运用税收政策支持金融工具创新, 并对金融业予以轻税或免税政策。具体而言, 金融机构作为涉及或参与金融交易的主体, 其纳税人身份的区别由其在交易中充任的角色或交易的金融工具的性质分别纳入相应税种的主体。与发达国家的不征间接税而以直接税为主的金融衍生工具税制体系不同, 我国金融工具税制建设在第一阶段不仅要考虑到向国际惯例靠拢, 而且要考虑到我国税收制度的惯性和人们的心理接受能力, 不能急于求成。因此, 可以先进行金融业征收增值税的试点工作。《2011年上海银行业创新报告》显示上海银行业依托金融市场, 不断拓展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广度与深度, 并在交易业务、投行业务、银团贷款、并购融资、财富与资产管理等领域大量创新, 考虑到上海国际中心的地位和金融市场完备性, 建议先在上海率先进行金融业转征增值税的试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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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投资的过程中，不同的产品所一获得的利息、红利和价差，需要缴纳的税收和适用的税率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一点在我们进行理财工具的选择时尤其重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债券的投资，尽管国债的利率并不存在太大的优势，但国债的债息所得能够享受“免税”的优惠，而其他债券的债息所得适用的税率为20％，因此以税后收益的角度来比较，有时候票面利率低的国债更具备投资的优势。储蓄VS理财产品
银行储蓄是最常见的投资渠道，对于储蓄的利息所得，目前所适用的储蓄存款利息所得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为5％，但从2008年10月9日开始，对于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实行暂免征个人所得税的方式。因此对于储蓄存款的利息所得，可暂不考虑税收的问题。
同样是银行渠道，银行所发行的各种理财产品，对其收益应收取的税收就不一样了。很多投资者在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时，会看到税收条款中会有这样一条：投资者自行缴纳相应税费。那么，对于理财产品的投资收益应按照什么样的税率进行纳税?业内人士表示，按照2008年3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投资理财产品获得的收益应属于“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适用的税率为20％，应税额为每次的收入额。也就是说，投资者需要缴纳的所得税为投资收益的20％。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个人所得税自行纳税申报办法(试行)》中的规定，纳税人年所得超过12万元就需要申报，其中，像银行理财产品收益应该作为需计人年所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的一部分。因此，税务专家建议，对于购买的理财产品，如果银行明确提出相关税费需投资者自理时，投资者应当自行进行纳税申报。
在投资者所关注的理财产品中，信托产品也占据了一定的比例，尽管信托产品的投资门槛较高，但信托产品的设计已经越来越多元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对于信托收益，暂无征税的规定，因此这部分投资所得暂不必考虑缴纳所得税的问题。从税务筹划的角度来考虑，信托产品就具备一定的优势。股票投资VS基金 股票和基金是个人投资者参与证券投资的两种主要途径，但两种方式下个人投资者直接面对的税收是不相同的。 在股票的交易过程中，主要的税收来自于交易中所产生的印花税。自1990年以来，印花税征收的税率、方式经历了多次的调整，目前所使用的征税办法为单边征收，也就是对出让方征收，受让方不再征收。简单地说，就是在股票的交易过程中，买人股票不需要缴税，卖出股票时需要缴纳印花税。现在适用的印花税税率为千分之一。举个例子来说，出让1000股股票，出让价格为10元，股，交易金额为10000元．缴纳的印花税就为10元。
在新股申购的过程中略有特殊，按照沪深两市的规定，申购新股时不收取印花税和佣金，但对于中签的新股出让时，还需要按照上述印花税的征收规定，以交易金额的千分之一征收印花税。
同时，对于股票的分红派息，投资者需要按照红利所得来缴纳所得税，适用的税率为20％。但对于这部分所得可暂减50％计人投资者的应税所得，换言之，投资者获得红利的实际适用税率为lO％。事实上，这部分税金在上市公司进行分红派息时就已经扣除，投资者账户中获得的为税后红利。以某上市公司派发红利为例子，每股红利为0．1元，投资者拥有10000股该公司的股票，那么应税所得为10000xO．1×50％=500元，按照20％的红利所得税税率，需要扣除的红利所得税为100元，那么投资者实际获得税后红利就是900元。
在一些国家对于股票交易还会收取资本利得税，也就是说按照股票交易的价差为基础收取税金，但在我国尚没有收取股票资本利得税的规定。 对于基金投资来说，如果基金向个人投资者分配红利，个人投资者购买基金获得收益时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质上这是因为基金获得的股息、红利以及企业债的利息收入，已经由上市公司在向基金派发时代扣代缴了个人所得税。对于个人买卖基金也暂不征收印花税，主要的原因在于印花税已经在基金的交易环节中扣缴了。同样的，对于买卖基金的利得，我国暂时也没有收取利得税的规定。
因此。总体上说，尽管看上去直接投资股票要比投资基金面临更多的税收，但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实际影响是一样的，最大的区别在于税收征收的环节不一样。国债VS企业债
相比较之下，税收因素对于债券市场的影响较大。这是因为债息收入适用的所得税率为20％，这就会直接影响到债券的收益率。
我们通过直观的例子看到所得税对于债券收益率的影响。如04南山(2)，票面利率为5．6％，剩余期限为8．89年，目前交易价格为83。44元。如果我们现在买人04南山(2)，并持有到期，除了到期时可按100元的面值售出债券外，每年还可以获得lOOx5．6％=5．6元的债息收入。因此，如果不考虑税收的问题，这笔投资的年化收益率预计可以达到8，42％。但是对于企业债的债息所得，需要按照20％l的税率收取所得税，因此每年的税后债息收入为lOOx 5．6％x(1—20％)--448元。这也会直接影响到这笔投资的实际收益率，计算可得按照上述的投资策略，以目前的交易价格购入04南山(2)持有到期时实际的年化收益率为7．13％。由此可见，所得税因素在债券投资中会产生较大的影响。通常和股票红利所得税一样，债息收入所得税也是在派息时进行扣缴。
但根据规定，个人投资国债和国家发行 的金融债券，所获得的票面利息部分就可享 有免个人所得税的优惠，对于价差产生的资 本利得部分也还没有开征。所以投资于国 债和特种金融债能够获得一定的税收优势。
另外，获得免税优惠的债券也正在扩 大，如2009年所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中， 就采用了国际上对于市政债券免税的做 法，对于企业或是个人获得的2009年发行 的地方政府债券利息所得，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这也从一定程度上提高 了地方政府债券的投资吸引力。
一、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之策
在最近召开的“两会”上中央领导指出，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
在扩大和蔓延，世界经济增长明显下滑，我国经济发展也面临很大困难。关于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中央领导概括为两句话：一句话是挑战确实严峻，再一句话是机遇依然存在。因而，要求各级党政进一步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切实做好“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上水平，抓改革、增活力”等各项工作，在应对挑战中开创新局面，在克服困难中实现新发展。这就告诉我们，中央推出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之策、战略之措；精心落实好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措施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治任务、行政要务。毫无疑问，承担经济和社会管理与服务职能的各式各样的主体，包括税务部门，都应当以高度的国家观、凝重的历史责任感、强烈的政治使命意识作保证，精心地将中央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落实到位，进而尽快地实现我国经济“在应对挑战中开创新局面，在克服困难中实现新发展”的宏观调控目标。
二、税收是实行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重要工具
综合各方专家判断看，这次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要大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为此，中央及时作出的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大决策之一，就是重启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采取十项重大措施来扩大内需，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央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组合运用了预算、税收、贴息、减费、增支、投资、国债、转移支付等诸多工具。其政策导向十分明确，有关高层人士将其归纳为十八个字，即“重民生”、“保增长”、“促消费”、“活市场”、“统内外”（既着力于扩大内需也兼顾促进出口）、“利长远”。显而易见，中央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极具战略意义的宏观决策。
税收是财政的重要部分，税收是中央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工具。国务院推出的扩大内需十项措施中的第九项就是减税负、促发展。亦即自2009年起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行增值税转型改革，以鼓励企业技术改造。预计实施这项改革的当年就将减轻我国企业千亿元以上的税收负担。现在这项改革业已采用行政法规形式施行。显然，这项改革不仅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重在实现当前扩内需、利出口、保增长等短期目标的期间性决策，而且是具有长远和多重目标的，包括促进产业升级、换代、转型等在内的长效性决策，将在促进我国经济成长壮大上显现长期而稳定的宏观政策效应。实际上，国务院关于扩大内需的另外九项措施，不论是财政或是金融方面的，都与税收有着密切关系，都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间接地内含了涉税内容。现在，与之配套的税收法规、规章，有的已经付诸实施，有的正在制定并将有序出台。无疑，这些法规和规章共同体现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国家税收宏观调控政策，充分表明了税收是实行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三、落实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税收政策是税务部门的重大责任
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国家就在税收上迅速推出了一系列以结构性减税为主，包括增值税转型、企业所得税优惠、出口退税率上调、成品油税费改革、储蓄利息个人所得税停征、营业税及契税等减免在内的“减负”、“惠民”、“扩需”、“促产”等政策措施。毋庸置疑，今后还将有新的政策措施陆续公布施行。
在此，我们首先要深刻认识国家实施上述税收政策措施的特别重要性：第一，其现实意义重大，事关我国当前抗击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综合能力和整体绩效，事关我国经济能否尽早排除困难、开启新局。第二，其具体作用重大，事关民本之所系—扩大再生产，事关民生之所系—提升就业率，事关民利之所系—提高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第三，其宏观影响重大，事关我国资源和能源、投资和市场、科技和劳力、城市和乡村、国内和国际、近期和将来的国民经济与社会事业发展的战略布局。
在此，我们还要深刻认识精心实施好上述税收政策措施是自身应负的重大责任：首先，这由税务部门职能和税务人员职责所规定，即担其职者必负其责；其次，这由上述税收政策措施的特别重要性所规定，即事体大而责任也大；再次，这由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一定范围蔓延、远未得到彻底遏制的形势所规定，即因道远而任重。需要指出，我们各级税务部门和广大税务人员历来是堪当重任的，在来势迅猛的国际金融危机面前，也一定能够担当起精心落实国家税收宏观调控政策的重任。
四、“精心落实”重在保证实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税收政策目标
政策的意义在于有用，政策的有用在于落实。前文已述，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各项税收政策意义十分重大。然而，这些政策施行效果如何，预期目标能否实现，则主要在于执行，主要在于税务部门及其人员的贯彻落实水平，因此讨论并提倡“精心落实”不无必要。
其实，所谓“精心落实”也就是以精益求精的态度用心去落实而已，旨在通过我们高质高效的实践活动，确保中央为应对当前国际
金融危机所推出的各项税收政策措施恰到好处地落实到位，从而获得预期效果，实现预定目标。这或许言之易而行之难，但对税务部门及其人员而言，实属职之所在、无以为辞。为了在实践中能够达到“精心落实”要求，我们有必要构建以下条件：第一，在思想上对“落实”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具有充分的、深刻的、敏锐的认知，并形成强烈追求“落实”效率和质量的主观意愿。第二，在作风上对“落实”保持高度的自觉性、能动性和务实精神，并尽可能地创新思维、创新手段来提高“落实”成效。第三，在方法上讲求“落实”的科学性，努力做到统筹兼顾部署“落实”、硬化制度规范“落实”、求真求实优化“落实”、厉行考核促进“落实”。第四，在结果上使“落实”转化成相应的“果实”：最大限地发挥出国家税收宏观调控政策在化解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不利影响方面的应有效应。
推行税收质量管理体系是一项创新工作。做好这项工作，应当遵循以下五项工作原则。
（一）依法行政原则。依法治税是税收工作的灵魂，税收管理创新必须遵循依法治税的原则。推行税收质量管理体系，一方面应当在坚持依法治税的前提下开展工作，税收质量管理体系的设计应当体现依法行政和依法治税的要求，严格遵循现行各项税收法律法规和《行政许可法》等行政管理法规的规定。另一方面，推行税收质量管理体系本身也是为了进一步规范税收执法，提高税收执法水平，提高税务部门依法行政的能力，不断提高税收执法质量和依法行政的管理效能，促进税务部门依法治税水平的提升。
（二）科学管理原则。推行税收质量管理体系不仅仅是对现有规章制度的补充修订，应当体现科学管理的特征，要借鉴、吸收当代管理科学先进的管理理念、原理和方法，结合工作实际进行创新，整合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确保税收质量管理体系具有系统性和先进性。税收质量管理体系应当体现工作流程精简、业务标准精细、绩效考核精确、管理体系精湛，实现税收管理的科学化。
（三）注重实效原则。推行税收质量管理体系应当求真务实，立足于提高税收管理的质量和效率，应当抓住质量管理体系的核心和精髓，解决传统税务管理方法的薄弱环节，要注重制定工作标准，实行过程控制，强化绩效考核。通过制定和实施税收质量管理体系，不断提高税收管理质量和效率，减少征纳双方的办税成本。
（四）简便易行原则。推行税收质量管理体系不能搞繁琐哲学，应当做到指标科学明晰、标准规范统一、操作简便可行。同时，税收质量管理体系的实施应当以信息技术为支撑，以计算机自动考核为主，设置预警提示，进行过程控制，减少纸质记录。
（五）积极稳妥原则。推行税收质量管理体系应当循序渐进，先进行试点，完善后再全面推广。如可具体分为五个阶段，即方案制定阶段、体系设计阶段、推行试点阶段、全面推行阶段、总结验收阶段。
体系设计是推行税收质量管理体系的重中之重。总体设计思路围绕“目标引导、面向流程”。所谓“目标引导”，就是指税收质量管理体系应当紧紧围绕提高税收管理质量所要达到的目标进行体系设计，并将总体目标具体量化，形成质量指标体系，通过将税收质量指标逐层分解到具体的工作岗位，确保总体质量目标的实现。所谓“面向流程”，就是指税收质量管理体系应当针对具体的业务流程进行过程控制，变事后考核为事中监控，明确每一工作环节的工作质量要求及控制要点，确保整个业务流程的顺畅运作。根据以上总体思路，在税收质量管理体系设计工作中重点要做好以下四方面工作。
（一）设计质量指标体系。根据工作的实际，推行税收质量管理体系应当实现三个总体目标。即：牢固树立质量理念、服务理念、绩效理念，打造“政府放心、纳税人满意”的品牌；制定、实施税收质量管理体系，并持续改进，实现税收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全面提升税收管理质量和效率。为了实现上述总体目标，要设计科学、合理、便于考核的具体税收质量指标。分等级，量化指标，应当能够落实到具体的岗位进行考核。
（二）制定《管理工作标准》。每项管理工作标准应当明确工作职责、质量目标、业务流程、质量要求、控制要点、绩效考核、责任追究、表证单书和引用文件等主要内容。
（三）编写《岗位操作规范》。《岗位操作规范》不仅包括基层操作岗位，也包括管理机关的工作岗位，按单位层级明确每一具体岗位的工作标准和操作要求，使每项工作都有章可循。
税务稽查执法风险是指税务稽查机构和税务稽查人员依法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履行纳税义务、扣缴义务情况进行税务稽查和处理过程中存在的风险。作为税务机关的执法部门之一，税务稽查是税务执法过程中，最具执法风险的部门，加强对执法风险的管理，努力防范和控制执法风险，对保护税务稽查人员，提高执法水平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在当前实施的“纳税服务、税源管理、纳税评估、税务稽查”四位一体税收专业化管理体系中，纳税服务和税源管理是基础性的日常管理，纳税评估是中期性的监控管理，税务稽查是后续性的强化管理，是对税源管理的再加强和再补充。税务稽查作为四个体系中的一环，侧重“查”字，因此我们在实施稽查检查时，结合稽查工作实践，高度重视执法风险防范，通过对稽查风险的认识、衡量和分析，主动地、有目的地处理和规避税务稽查风险，着力提高办案效率，提高检查深入度，提升办案质量和执法水平，做到执法无过错，才能有效的防范执法风险。通过近几年预防稽查执法风险实践，我们深刻体会到，预防执法风险不仅可以预防检查人员工作中人身、行政、法律方面潜在的风险，还可以规范我们的执法行为，提高稽查的战斗力，全面提升税务稽查执法工作；同时整顿规范了税收秩序，提高了纳税人的税收遵从度，促进了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
为了更好的开展税务稽查风险管理工作，把防范执法风险的意识贯穿于稽查执法的全过程中，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落
1实：
一、加强教育，提高认识，制定税务稽查执法风险控制办法 认真学习关于税务稽查执法风险的相关文件，组织干部讨论，提高全体干部预防执法风险的意识，在此基础上，完善内控机制建设，增强稽查执法风险防范意识。通过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对稽查人员进行执法教育和廉政警示教育，每位稽查干部结合自已的岗位找准风险点，制定出相应的风险防控措施，以提高检查人员素质。强化稽查实施过程控制，进一步增强执法人员的执法风险防范意识，避免稽查中不作为和不廉洁行为的发生。
二、抓学习，强素质，提高检查人员办案技能，增强预防风险能力
多年的稽查实践，使我们深刻认识到稽查工作的好坏，执法风险的大小，税务稽查部门比其它部门更倚重于检查人员的思想素质和工作技能，经常性的进行以做人做人品为重点的人生观教育和以加强责任心为重点的职业道德教育，狠抓业务学习和实际工作技能提高：
（一）突出实际工作技能提高。我们认为所有业务学习最终要落实到实际工作能力的提高，因而工作技能的提高是根本。我们通过请有稽查工作经验的同志主讲“如何写好稽查报告”、“进税案、话稽查”等专题贴近实战，以讲带议，大家参与讨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也激发了大家学习的积极性。
（二）以参加业务竞赛为契机。组织干部参与学习，考试选拔，并组织参赛人员集中强化学习，取得了业务竞赛成绩、干部
业务素质双提高的目的。
（三）利用工作空闲间隙，集中时间学习，不断提高稽查人员的综合业务素质。通过开展分类别、多途径、递进式的稽查业务培训，提高稽查人员综合素质，使稽查执法人员精通税收政策法规、行政执法程序，掌握稽查执法的关键环节，全面提高执法能力。
（四）提倡检查人员边干边学。要求检查人员在提出办案思路、定性和提出处理依据时，先学习相关法规文件后实施定性，提出处理建议，以做到方法得当，定性准确。
通过多种形式的学习教育，干部思想素质，业务素质和实际工作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防范执法风险的能力也相应得到了提高。
三、建制度，抓落实，强化稽查实施过程的控制管理
（一）建立检查环节内部工作时限制度。根据《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的相关规定，建立稽查“四环节”工作限时制度，安排计划和检查督促办案进程。加快办案人员工作节奏，提高了办案效率。检查环节结案后，马上将纸质案件交付审理部门预审理，一方面避免检查环节超时限实施被执法责任追究；另一方面也弥补审理环节由于时限偏短的制度设计缺陷可能引起的超时限执法追究。
（二）建立检查工作汇报会议制度，进行查中指导。定期召开工作汇报会议，集体听取检查工作进度汇报，集体讨论案情，把握检查工作重点，共同研究制订疑、难点问题解决方案，指导和引导检查走向深入，评估和防范检查中潜在的风险。此外，在办案过程中实行稽查人员向局领导适时汇报执法检查过程，做到全方位、全程式、动态化执法监督。
（三）建立检查环节内部质量控制机制。案件实施终结后移送审理环节前，先由检查环节内部对案件的证据、定性、处理的依据、及稽查报告进行审核，与外部的案审部门形成案件质量双控制机制，预防由于案件质量引起了执法风险。案件的审理部门审理后，及时将案件审理的意见反馈给检查人员，集中进行总结，并对典型的案件个案剖析，总结工作得失，预防再次发生的潜在风险。
（四）进一步完善稽查工作制度。通过落实稽查管理各项制度并依托综合征管信息系统和各类管理监控系统的运行，严格执行稽查执法法定程序、稽查案件审批权限及各项税法和税收法规制度，认真落实稽查处罚有关规定，不得擅自提高和降低处罚标准。同时深入推行税收执法责任制，严格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促进规范执法。
四、抓廉政，重制约，化解税务检查中的执法风险
在组织参加上级的廉政教育的同时，经常性地组织稽查局内部特别是检查人员的廉政教育学习，同时十分重视税务检查权的制衡，人员之间的制约。
（一）注意检查人员的合理搭配。了解检查人员的工作经历、个性、能力，及时掌握他们的工作、生活、思想动态，在案件实施人员调配上，尽量避免检查人员熟识的对象，地区、行业，一个检查小组，即有思想素质较高人也有业务能力较强的人，注意
搜集社会、业界对在查案件的信息反馈及时提醒检查人员，并作一些预防性的安排。
（二）完善主协查制度，充分发挥其制约作用。主协查制度实施强化了检查人员的责任心，同时也存在一些诸如“主查人员太忙，协查人员太空”、“主查人员一权包揽，协查人员不知情况管签字”的弊端，起不了应有的制衡作用，今年我们以对主协查人员的责职进行了细化分工，主查人员重点负责办案思路，案件的突破和稽查报告，协查人员主要负责案件的取证工作，并且要求由协查人员负责向上级汇报案情和进展，提高了协查人员在办案中的作用，强化和完善了主协查制度的制约功能，化解潜在的执法风险。
五、重细节，重评估，全面预防执法风险
（一）做好查前分析。在了解被查对象涉税的基本情况，特别注意了解被查人员的背景资料，了解其经济状况，行事风格，评估可能发生的状况。
（二）对于重大行动，评估事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相应的预案。由分管的领导亲自带队，组织实施，做到程序合法，措施得当，处置及时。
（三）将对稽查执法风险评估贯穿于税务稽查的全过程，各个环节，各个事项，即时进行评估。并纠正错误于当事人提出复议和诉讼之前。
（四）文明执法。做到“强不怕，弱不欺，法到位，理在先，廉洁且礼貌”。化解和软化稽查执法中对立的尖锐性，以礼待人，以理服人。
金融衍生品(financial derivative)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的产物。但由于金融衍生品的品种数量众多,又处于不断发展中,目前还没有一个被国际金融界普遍公认的定义。
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J·法博奇将金融衍生品定义为:“一些合同给予合同持有者某种义务或对某一种金融资产进行买卖的选择权。这些合同的价值由其交易的金融资产价格决定,相应地,这些合约被称为衍生品(derivative)。金融衍生品包括期权合约、期货合约、远期合约、互换上限与下限协议等”。
1994年8月,国际互换和衍生协会 (ISDA)将金融衍生品描述为:“衍生品是有关互换现金流量和旨在为交易者转移风险的双边合约,合约到期时,交易者所欠对方的金额由基础商品、证券或指数的价格决定”。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将金融衍生品定义为价值由名义规定的衍生于所依据资产或指数的业务或合约。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金融衍生品是指根据某种基础金融资产的预期价格变化而进行定值的金融产品,包含以下特性:
1.派生性。金融衍生品的价格依赖于基础金融资产,可以是货币、外汇、债券和股票等金融资产,也可以是金融资产的价格,如利率、汇率和股票价格指数等。
2.远期性。金融衍生品是建立在基础变量的未来变化上的交易合约,其价格是以基础金融资产的即期价格为依据,根据相关因素确定的同一资产的未来价格。
3.虚拟性。金融衍生品是基础金融资产的衍生物,是虚拟资本的虚拟资本,其中有许多产品已经同实际资产无关,具有一定的虚拟性。
4.杠杆性。其显著特点是交易采用保证金方式,即参与者只须缴纳较少比例的抵押金或保证金就能交易数额巨大的资产。
5.表外性。基于金融衍生品的远期性,在交易结果发生前,交易双方的资产负债表不能充分反映这类交易情况,潜在的盈亏也无法在财务报表中体现。
二、金融衍生品的国际税收问题
税收是一国主权的重要内容,各国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通常实施全面的税收管辖权(来源地税收管辖权和居民税收管辖权),在跨国范围内,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必然给税收领域带来新的问题,本文从重复征税、税收竞争和国际逃避税三个方面着手解析金融衍生品的国际税收问题。
1.重复征税中的收入来源地问题
由于对收入来源地的确认存在差异,必然产生重复征税问题,这在金融衍生品的国际税收中表现尤为突出。
确定金融衍生品的来源是税收当局征收预提税和营业所得税的基础。大部分经合组织国家不对金融衍生品的跨境支付征收预提税,因为交易双方采取相互抵扣的方式来进行交易,税收当局在实际管理上无法做到以支付总额来征税,这种做法也会影响交易的正常进行。如果税收当局要以常设机构为基础征收营业所得税,则必须计算交易双方相互支付的净额,而这种支付方式的相关所得和费用却很难划分。通常情况下,一项金融衍生品的交易不只局限于某一金融市场,而是通过各金融机构的子公司、分支机构在世界各金融市场进行交易。从现有的金融衍生品国际交易的操作方式来看,可分为三种形式:(1)24小时交易型。例如,在伦敦证券交易所营业时,交易可以在伦敦证券市场进行,当伦敦交易市场关闭后,可把未完成的交易通过网络等转移到纽约证券市场继续进行交易,这样可以保证24小时内随时都可以进行交易;(2)中央集权型交易。例如,美国的金融公司在纽约设立总公司,在其他各国设立分公司,交易内容由纽约总公司集中管理,纽约总公司在其子公司所在金融市场交易时间内限定性地让子公司进行一些交易;(3)地方分权型交易。位于世界各地的子公司、分支机构不受总公司的控制,可以自由地签订合同进行交易,但这种交易多依赖于总公司和本机构的业务支持。
由于金融衍生品的全球交易存在上述三种交易方式,因而对金融衍生品的交易所得,目前普遍认为有三种方式来决定其所得归属:(1)买卖业务说。金融衍生品交易所得是在与顾客签订合同时产生的,与顾客签订合同的经济实体应获得全部交易所得;(2)商业业务说。即在金融衍生品交易过程中,交易的收益、风险的处理都在交易的过程中实现,因此该所得应该归属于实质进行交易的经济实体;(3)全体业务说。即金融衍生品交易所得是各经济实体协同操作的,应在各经济实体中进行分配。目前,大多数金融衍生品交易属于24小时交易型,某一交易涉及众多的关联企业和国家,采取全体业务说比较合理。但在目前的国际税收框架下,税收竞争在所难免,要形成一套合作的协调机制困难重重。
2.税收竞争中的预提税问题
为了获得更多的外来资金,各国金融衍生品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竞争,竞争手段中包括采取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政策,由此,在是否征收预提税的问题上各国也表现出了不同态度。
在大多数国家对由期权、期货和互换等金融衍生品产生的,向非居民所作的支付收益一般不征收预提税。绝大多数经合国家就向非居民支付的期权费不征收预提税,但也有某些国家保留权力,对某些情况下的所得归为利息所得,从而可以课征预提税。与此相类似,各国对于期货合约中向非居民的支付也常常免征预提税。例如在爱尔兰,名义上要对这些支付征收预提税,但对于银行所从事业务的支付常常加以减免;英国虽然规定对向任何非居民所作的这类支付都应征税,但如果支付者是一个与英国有税收协定国家的居民,根据协定中的“其他所得”条款,这些支付就能被减免;美国将互换合约中的支付额看作是来自收入者居住国,而美国的预提税只适用于来源于美国的所得,据此,对于向非居民的支付可以免税。
对于互换合约,按照大多数所得税协定,许多国家对于合约中产生的对他国居民的支付,通常不征收预提税,但也有例外,如希腊对根据互换合约向非居民所作的全部支付课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将互换合约产生的支付当作利息课税。也有很多国家把具有内置贷款性的支付视为利息,并对之征收预提税。理论上一国可以对居民向非居民所作的衍生证券支付征收预提税,因为这种支付代表所得从课税国家流出。据此理论,这种支付是否要取代课征预提税的股息、利息或其他类型的所得无关紧要,这就必然带来许多隐忧,原因在于:首先,它要求对向非居民的所有衍生证券支付课税。在实践中,少数国家对互换支付征收预提税,而对期权、期货和期货合同支付不征收。事实上,任何通过互换能够做到的,一种或多种期权、期货或期货合同也能做到。对互换合约支付而不对其他衍生证券支付课征预提税的可能后果是使国际交易偏离正常轨道,结果导致可能征不到任何税收。其次,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对衍生证券支付征收预提税可能使衍生证券交易无利可图,从而阻碍了交易的发生,因此,也消除了任何征税的可能。
3.国际避税中的转让定价问题
当前国际避税的主体主要是跨国企业,这些跨国企业在金融衍生品领域里进行逃避税的主要手段是转让定价,即关联企业间为了实现关联企业的整体利益,采取有别于正常交易价格的定价方法来决定他们之间内部交易的价格或报酬收取或费用分摊。由于金融衍生品交易不只局限在某单一经济实体内进行,它也涉及到母公司与子公司、分支机构之间利用金融衍生品交易,可以人为地对所得进行调整以达到避税目的,因此转让定价调整在所难免。由于各国对金融衍生品所得课税的不一致和各国确定常设机构的营业利润的会计准则不同,都可能导致关联方之间的转让定价行为。事实上,不管哪种形式的金融衍生品都可能带来转让定价,这种转让定价可以利用金融衍生品在各国之间的税收差异,也可以利用对金融衍生品所得税与传统所得税之间的差异。
例如,跨国公司如果在关联企业之间签订一些含有偏离市场通行规定条款的衍生金融合约,则可以达到将利润从高税国转移至低税国,并且这种做法很容易成功。因为这种衍生交易首先涉及双方各自对利率、基础资产价格变化等一些市场风险因素的估计,确定金融衍生品价格的过程相当复杂,税务当局不容易发现转让定价行为,即使发现这种转让定价行为,当前具有一定操作性的调整办法也很少,很难确定调整价格。如根据美国的预约定价方式,如果税务当局要遵循公平交易原则,或者在甲国和乙国的国内法,或在他们的所得税协定中规定实现公平交易的措施及办法,纳税人则可以采取下列策略避税:甲国的A公司与乙国的B公司都与一个不相关的避税地丙国的C银行进行互换交易,根据交易的条款,这些交易在场外进行。这些条款使得丙国C银行不受损害(在一个合约上的损失在另外一个合约上获得),但却减少了甲国A公司和乙国B公司总的税收负担。这种交易方法使得公平交易原则难以操作。
4.税收当局面临的困境
(1)纳税人很容易通过调整安排,使其交易变成非关联方交易。由于国内的税法只适用于关联方交易,结果使得税收当局不能在第一时间调整价格。
(2)金融衍生品并非是标准,其往往被纳税人设计得很复杂,税收当局很难从这些交易中发现潜在的问题,使得税收当局必须做大量的分析之后才可能发现定价问题。
(3)正确市场价格的决定过程存在问题,无法有效获得关于价格的决定因素信息。对于立法机关来说,必须给予税收当局更大的权力以调整金融衍生品交易中的转让定价问题。管理部门可以要求纳税人证明其交易是否是与非关联方进行的,但这种要求可能只适用于涉及避税港的交易中。在管理上,税收征管人员需要经过特别培训才能发现衍生品交易中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但是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缺乏大量专业人员。
三、金融衍生品国际课税的制度设计
金融衍生品存在税收差异有其必然性和长期性,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基于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法律传统以及税收征管水平的差异;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税收竞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竞争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税收竞争成为一些国家参与全球化竞争的手段。这些国家往往通过税收优惠、税收抵免和延期纳税等办法,以期在金融衍生品的课税上产生比较优势,达到吸引外资的目的。例如加拿大就实行较低的资本利得税率,对股票期权采取延期纳税等。本质上,政府已经将税收的宏观调控职能置于税收中性目标之上,更多地从宏观经济全局角度来制定具体的税收制度,税收差别自然就形成。由于国际间的税收竞争所导致的税收差异,给金融衍生品以很大的税收套利空间。曾有人提出通过设立国际税收组织,实施国际课税权来解决国际金融衍生品交易征税难问题。但是这种解决办法显得不切实际,主要有三个原因:1.这涉及到干涉国际税收主权;2.各国的实际差异很大,很难达成一致;3.由于税收涉及国家经济利益,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很难就这种利益分配达成一致。对此,本文提出以下解决金融衍生品国际税收问题办法:
1.订立双边及多边税收协定
订立双边税收协定或多边税收协定,这种方式不过多地干涉国家税收主权,因而易于为各国接受。同时,由于涉及的利益方较少,也易于达成一致。
2.大力推行全球性的统一税收协定范本
推行全球性统一税收协定范本可以减小各国税收差异,提高各国税收的相似性。如果仅通过双边或多边税收协定解决问题,各国的税收协定也存在较大差异,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会扩大税收差异。因此,大力推行全球统一的税收协定范本是有效的解决办法。
目前国际上最重要和影响力最大的两个国际税收协定范本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制定的《关于对所得和财产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范本》,即《OECD协定范本》和联合国制订的《关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范本》,即《UN协定范本》,这是由两个国际组织为了协调和指导各国签订双边税收协定或多边税收协定而制订并颁布的示范性文本。其具备两个特征:一是规范化,这种规范化主要表现在格式、内容的规范等方面;二是内容弹性化,国家税收协定范本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其内容具有弹性,规定和列举了具有一般性和原则性的条款,具体有关内容则由各谈判国家自己去明确规定。各国在签订相关协定时,可以参照两个税收协定范本的结构和内容来缔结税收协定,而且在协定的大多数税收规范上都应该遵循两个协定范本所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和要求。国际税收协定范本可以为各国相互签订税收协定确立规范性样本,保证各国签订双边或多边税收协定程序的规范化和内容的标准化,并为解决各国在税收协定谈判和签订中遇到的一些技术性困难提供有效的帮助,为各国在处理税收协定谈判签订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提供协调性意见和解决办法。
3.加强区域税收合作
区域税收合作建立在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上,又是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它易于被各国接受,比单纯的税收协定更有效果,目前,发展较好的有欧盟各国间的税收合作,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区域税收合作刚刚起步,区域税收合作的发展前景宽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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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衍生工具；课税难题；税收法制；税制改革
近三十年来，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的迅速崛起已成为全球金融创新史的重要里程碑。金融衍生工具的避险、趋利、高效、投机使之成为众多投资者追捧的对象，但及至2007年10月，美国的次债危机最终被金融衍生工具的杠杆效应放大为全球金融海啸。不过，对于金融衍生工具仍需坚持辩证的立场，通过强化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规制，有效发挥金融衍生产品的特有优势才是必要之举。笔者试从税法角度出发，建立一个规范调整金融衍生品市场、控制风险抑制过度投机的金融衍生工具课税机制，寻求金融创新的税法规制。
一、 金融衍生工具的维度与课税难题
1. 金融衍生工具的梳理。金融衍生工具源于基础金融产品，因此有必要首先明晰基础金融产品的概念。法律语境下，基础金融产品泛指金融市场主体间为实现资金融通需求而确立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文书。金融衍生工具作为基础金融产品的衍生物，是指基于基础金融产品的价格或数值而形成变量的派生金融产品。2006年我国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明确将金融衍生工具划分为独立衍生工具和嵌入式衍生工具。其中，前者涵盖期货、期权、掉期、权证和互换等单一交易模式的衍生工具，后者则主要囊括可转换公司债、资产证券化等组合交易模式的衍生工具。
2. 金融衍生工具的特征与课税难题。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的一生不可避免地唯有死亡与税收。由此可见，金融衍生工具从其诞生之日就担负着应有的、法定的纳税义务。然而，金融衍生工具也因其一般特征及创新特性冲击着课税原则，金融工具创新不断产生新的金融产品，对税收理论和税收制度都带来许多新的课题和难题。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性和灵活性不断挑战税收法定原则和税收法律的稳定性。税收法定原则要求政府凡欲课税，必须经过权力机关的立法授权，并且经过法定的立法程序。然而，跨境跨期交易的金融衍生工具则随时处于变幻姿态，课税要素一时难以准确界定。经历漫长立法程序的税收法律，或许从其草案审议之时便已落后于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与此同时，金融衍生工具的杠杆性还在不断挑战着税法的技术水平。金融衍生工具如期货交易，大宗期货合约通常由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保证金或权利金即可实现，实现以小搏大的经济效果，金融杠杆效应明显。现如今，全球金融市场虽处于颓势，但部分投资者仍在借助金融衍生工具进行自我创新，意图以杠杆原理降低税负。由此产生的课税难题就是如何提升税法的立法技术，合理区分避税型金融衍生产品、节税型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和一般金融衍生产品，并对其适用不同的课税方法。此外，还需避免税收政策的过量颁布代替税法的主干法律，即在技术性与法定性之间寻求平衡。
二、 我国金融衍生工具税收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
目前我国在金融市场主要形成了以营业税和所得税为核心，增值税、证券交易印花税、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并存的税收法律制度，但依照税法规则和经济学原理深究之，金融税制的建设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
1. 金融衍生品的税法规制认识不清。在自由的贸易市场中，税收会扭曲正常交易行为的结果，引起总剩余的减少，即税法会产生无谓损失，最终造成买者和卖者因税收遭受的损失大于政府筹集到的收入。诸如欧洲、美国、加拿大等金融市场发达的西方国家，一般均对金融衍生工具施行简单的税制，课征较少的证券交易税和企业所得税，旨在减少税收对金融市场产生的无谓损失，提高金融衍生工具对资本流动速率的促进作用。相反我国尚未意识到该点，只是对金融衍生工具的市场交易主体沿用现行税制征收多个税种，税种繁多，相应的征税办法、计税依据也是各不相同，徒增税收的无谓损失和征管成本，进而形成低效繁琐的金融税制。特别是我国国民经济开始放缓、财政收入增长率逐月降低、民间资本暗流涌动的今天，我国政府更不会放松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税法规制。立法者一方面通过高税负的税法严格控制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另一方面以此减缓财政收入增长的压力。
2. 金融税负偏高。企业除投资期货交易依法缴纳增值税外，进行其他金融衍生工具交易基本均按照“金融保险业”税目缴纳相应的营业税。营业税作为一种间接税，是以企业的全部营业额作为计税依据，而非按照净额征税，因而重复征税现象十分明显。我国营业税“金融保险业”税目的法定税率为5%，但因不可避免地存在重复征税现象，金融衍生工具交易者实际承担的税收负担势必增加。相比之下，为简化税制、降低税负、提升效率，英法德等欧盟国家通常不对金融业征收流转税，仅象征性的征收税率较低的证券交易印花税或证券交易登记税。隔海相望的韩国虽对金融行业也征收营业税，但法定税率仅为5‰。相较之，我国金融行业的流转税税率明显处于高位。此外，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卖方还需缴纳1‰的证券交易印花税。但由于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具有较高的换手率，直接导致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实际税负远高于其名义税率。以营业税、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金融衍生工具税收法律制度，缺乏对金融衍生品的明确划分，加之仅存少数的税收优惠政策，金融衍生工具的高税负成为必然。
3. 税收立法的匮乏与税收规章的冗杂。目前，我国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课税政策基本是围绕国务院的授权性立法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的部门规章而建立，除却所得税立法，有关金融衍生工具的税收立法空缺自不在言。由于金融衍生工具不间断的创新发展，避税型衍生产品层出不穷，税务征管机关为了弥补税法上的漏洞，意图让纳税义务人无机可乘，便不断发布税收政令、出台税收解释的通知和办法。结果是税法上的令函、通知、公告等税收规章越来越多，最终税法的主干法律很少，税法一时成为世人讽喻的“补丁法”。金融市场缺乏明确的税收立法，导致税务机关单独制定金融衍生工具税收的计征办法。一方面税收法定原则受到极大挑战，另一方面效力层次较低的税收法规也导致税收政策频繁变动，稳定性较差。最终税法应有的可预见功能不能得到有效发挥，金融市场主体无法預见何种金融衍生工具应缴纳怎样的税收。税务部门在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税收决策上享有巨大的行政权力，亦因税收责任的缺失极少受到法律的约束和限制。金融衍生工具税收立法的空白和缺位，也无法给予税收政策因时调整相应的法律支持，税收决策较为随意和频繁。最终有违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容易损害金融纳税义务人的合法权益和经济利益，减少社会总福利。
4. 税收征管难度大。金融衍生工具的税收诱因理论，导致在征税机关与纳税人之间形成旷日持久的智慧斗争。金融衍生工具在如今高税负的驱使下不断创新，自我进化，通过经济模型的派生和组合逃避税收；而为了及时堵塞漏洞，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税收政策也不得不追逐金融创新的脚步。与此同时，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课税也在考验着税收的立法技术。税务机关须花费较多人力物力确定每种金融衍生工具的课税要素，进而针对其进行相应的税收征管，最终做出普适性的税收规定，致使税法缺乏应有的严肃性与一致性。其结果往往是新的税收政策刚一出台，金融衍生品市场风向骤变，不久又催生出规避该政策的新型金融衍生工具。周而復始，无疑大大加重了税收机关的征管难度。
三、 完善金融衍生工具税收法律制度的基本思路
总结前述不足，针对性地建立完善的金融衍生工具税收法律制度，不仅有利于缓解金融产品课税规则的缺失状态，还有助于营造健康有序的金融市场竞争环境，实现金融市场税负的公平与正义。
1. 构建简单合理的金融税制。考究欧美国家发达的金融市场与简明的金融税收规则，我国学者对构建何种金融税制的探讨虽存在部分细节上的分歧，但也已基本达成共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所有国家，已对金融保险业全面课征增值税，并且根据金融业务的不同种类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就本文的金融衍生工具而言，多数OECD国家对进出口信用保险、金融担保、股权交易、证券出借、期货、期权和互换等收入项目免征增值税，少数国家也是不征税的。对金融衍生工具设计如此税制，其前提在于肯定增值税的改革，认同将金融业劳务纳入增值税的课征范围内，通过确立“扣减进项税额”的计征办法减轻金融企业的实际税负，“减少因对处于社会再生产中间环节的某项货物或劳务课征营业税而引致的货物与劳务税‘重复课税”。但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了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交易过程中，与其他传统金融服务的不同而予以免征增值税。一是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真实增值额难以确定。以期货交易为例，期货保证金制度的存在以及期货交易的虚拟性和杠杆性决定了其交易额仅是一种被夸大的虚拟增值，并非真实的现货交易额，故难以直接认定以该虚拟价值中的增值部分作为增值税的课税对象，或直接予以免征，继而改为对期货交易行为课税；二是金融衍生工具增值额的计算难以操作。对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额课征增值税的理想条件（或理论条件）是，全世界的金融基础市场与金融衍生市场在同一时期内，均实行税率相同且征管模式相同的统一的增值税制。而现实状况却是，全球范围内的股票、债券等基础金融工具的税率不可能一致，跨境交易的股指期货、权证互换等金融衍生工具的进项增值税额亦无法形成。因此，我国在借鉴OECD国家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对金融保险业的流转额仅征收增值税，但对于金融衍生工具的增值税处理上，亦应采取免税的优惠政策。
我国目前的股票交易印花税基本上代行了证券交易税或金融交易税的职能，但是对于债券、基金等他种金融基础工具的交易行为没有征收印花税。美国已取消证券交易印花税，而且就目前各国税收立法走向来看，国际上对证券交易改征金融交易税可谓大势所趋。此外设立印花税的目的在于广集财政收入、加强对其他税种的监管、培养公民的依法纳税观念。倘若我国顺应世界税收立法的改革趋势，取消股票交易印花税，而改征金融交易税，非但可以充实税源、提高财政收入，还能够加强对其他税种的监管力度，堵塞金融衍生工具的逃税漏洞。而且，为完成我国税制改革的结构性减税要求，起先应当实行税率偏低的金融交易税，但当金融市场出现过度投机、大量资本冲击的情况时，即可施行具有惩罚性质的高税率金融交易附加税。此外，金融衍生工具课征金融交易税的征收管理，还应当科学识别、划分该工具的交易目的——套期保值还是避税。对于纳税义务人利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套期保值交易，合理规避和分散操作风险、系统风险等市场风险的，因其属于正常的市场投资行为，只应承担一般的税负；但对以逃避应纳税负的金融衍生工具，可以考虑征收额外的金融交易附加税。
2. 提高税收优惠政策。金融税负高是诱使避税型金融衍生工具层出不穷的主要动力。因此，为了正常发挥金融衍生工具的高效、灵活、避险等优势，促进金融衍生工具的健康有序发展，采取措施降低金融税负成为完善我国金融衍生工具税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是降低金融业实际承担税率。如前所述，我国应当构建以增值税、金融交易税、所得税为核心的简明合理的金融税制。因此在所得税和金融交易税方面，应当考虑适当降低名义税率，在满足结构性减税的要求的同时还能够减少对金融市场的扭曲，降低无谓损失，促进金融衍生工具的繁荣发展。如此非但不会缩小税源、减少财政收入，相反还可以通过对更多数量的金融衍生工具课税达到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二是增加税前扣除事项。该法是避免重复征税现象，减轻金融企业实际税负、提高社会总福利的重要举措。如资产证券化的投资主体主要是各类机构投资者，交易对象大多是金融基础产品的大宗交易，交易策略普遍采取积极买入并到期行权的模式，因而资产证券化产品的规模和品种不断扩大，但二级市场交易尚不活跃。造成机构投资者（即企业）不愿提高换手率的一个原因就是企业所得税的税前扣除事项范围狭窄，企业实际税负较高，因此有必要适当增加针对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的税前扣除事项。现行税法已明确允许高新科技公司的研究开发费用在税前加计列支，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虽不属于科技创新行为，但在立法中也可以考虑将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费用予以部分税前扣除，达到利益激励的效果。
3. 选择原则性立法的税收立法模式。截至目前，我国对金融衍生工具的主要实行“一产品一税制”的课税政策，其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及时跟进金融创新的发展，而且造成税负不公平的现象。因此，立法者应前瞻性地了解金融衍生工具的灵活性和多元性，可以考虑在金融交易税的立法中增加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课税原则或规则，为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等税收征管机关的税收政策制定和应变提供法律依据。比如将金融衍生工具按照法律性质划分为股权类衍生品、债权类衍生品和混合衍生品，根据其资产利得的一般方式、行权时间等确定相应的税率、纳税义务人、纳税期限和纳税地点。如此一方面可以满足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建立法律基础上的税收规则，另一方面还能够对税收政策的制定者予以明确的税收职能和法定责任，使其受到税法应有的约束和限制，避免税收行政权力的滥用。
4. 清理行政规章。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以及上海、深圳、河南等地的税务部门，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税收征纳问题发布了众多的通知、批复、令函、解释等行政规章，其不仅混乱了统一的金融衍生工具课税规则，增加了税收征管的成本，亦对纳税义务人造成了预期税收上的政策困扰。因而，考虑到我国尚未统一金融税制的现实情况，我国应当首先对现存有效和虽已失效但仍参照执行的行政规章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清理汇编，其后在参考“一行三会”，会计、法律和证券等执业协会意见的基础上，出台统一、有层次的金融衍生工具税收政策，为金融税制的成功改革和金融衍生工具税收法律制度的成功构建奠定政策基础，也有利于新旧课税机制的顺利衔接。简化税收政策、清理行政规章，是减少税收无谓损失、提高社会总福利的举措，不仅有利于税务征管机关的税款征缴，还有助于实现税法的预见功能，方便纳税义务人的税务筹划，有效发挥金融衍生工具的套期保值功能和价格发现功能。
四、 结语
金融衍生工具不仅是促进金融市场蓬勃发展的重要助推器，也是引发目前金融海啸的导火索。因此，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税法规制应当坚持因势利导和防微杜渐，既要发挥金融衍生工具的市场功能，亦要防止国家税款的流失。針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特有属性，建立完善的金融衍生工具税收法律制度，将极大缓解金融课税规则的缺失，实现金融市场交易主体对税负的可预期性，并最终有助于实现资本市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的税负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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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2014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成果。
作者简介：刘佳（1987-），男，汉族，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经济法、财税金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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