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转移分析管理论文

[摘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力量，除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因素对劳动力转移就业决策发挥影响，农民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利用在浙江、山西、陕西、河南、河北调研得到的数据，采用probit和logit模型，实证分析前期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与非农就业之间的关系。今天小编给大家找来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分析管理论文 (精选3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农村劳动力转移分析管理论文 篇1：

我国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协调发展研究进展

摘 要：以城镇化引领未来一个时期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在快速推进的同时，也存在着质量不高的问题。尤其是城镇化率虚高，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协调，带来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目前，新型城镇化的实践探索刚刚起步，处理好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对于提高城镇化质量、推进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至为关键。文章对近年来我国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协调发展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今后研究的重点：加强基础理论创新，加强定量研究，加强特定地域研究，加强新型城镇化战略研究。

关键词：城镇化 农村劳动力转移 协调发展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都是伴随着区域工业化、经济现代化必然出现的社会发展趋势。西方经济学用“城市化”来概括一个社会在工业化进程中城市及其作用的形成和发展，认为这一过程的突出特征是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城镇包括市和镇，从我国国情和科学含义分析，“城镇化”更为准确和严谨，更能体现出中国城市化道路的独特性。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指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及城镇的转移过程，涉及到产业与空间的双重转移。

以城镇化引领未来一个时期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镇转移。但城镇化在快速推进的同时，也存在着质量不高的问题。尤其是城镇化率虚高，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协调。据统计，2013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53.7%，但户籍城镇化率仅为35.7%左右，2亿多农民工在城镇居住和就业，虽然实现了职业、地域转移，但还没有实现身份的转换，享受不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带来一系列的经济社会问题。针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中央多次提出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实质是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关键环节是农村劳动力稳定而可持续的转移。正是由于我国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特殊性、重要性和迫切性，近年来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协调发展问题逐渐成为我国学者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和论述。

目前，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实践探索刚刚起步，处理好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对于提高城镇化质量、推进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至为关键。为深化理论研究并指导实践，本文对国内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协调发展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今后研究的重点。

二、国内研究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越来越大，众多学者对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协调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对城镇化的内涵、核心及其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关系的研究

胡序威认为城市化内涵包括：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转移，即农村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就业转移和农村人口向城镇的空间转移;与城市建设有关的地域扩展;包括城市文明、城市意识在内的城市生活方式的传播。陈春将城镇化的内涵概括为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四个方面，认为这四方面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才是健康的城镇化，其中人口城镇化是核心，其实质是人口经济活动向城镇地区的转移过程。孟晓晨认为城镇化过程的实质可理解为农村劳动力完成从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移、从农村到城市迁移的过程。刘亭认为城市化实质是农村人口的城市化：农村人口在失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土地的同时，转移到城市的二、三产业就业，并融入城市社会，转化为市民;城市化的主体性内容是农村人口向城市和市民的转移转化，核心环节是农村劳动力稳定而可持续的转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提出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新型城镇化体现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其内涵包括城乡统筹、集约发展、人口转移与结构转型相结合、制度创新。在2013年3月的全國两会上，李克强总理旗帜鲜明地指出，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了推进城镇化的主要任务。其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解决好人的问题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综上可见，“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已经成为共识。

从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系来看，一方面，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人口城镇化伴随发生，农村劳动力的空间转移、身份转换、特别是生产及生活方式的转化，正是农村人口城镇化的本质;另一方面，城镇化致力于扩大总需求，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并转移更多的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因此，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两个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过程，二者应当协调发展。

(二)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机制的研究

国内学者围绕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开展了大量研究工作，主要涉及城镇化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限制因素、相关关系与就业保障等，充分肯定了城镇化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转移作用。王凤鸿等以山西省为例，研究了区域农村劳动力转移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认为经济增长、工业化是城镇化的推动力，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础;除了转移成本、心理成本等个体因素外，城乡分割体制、土地制度、就业服务机制等体制、机制方面的阻力对劳动力转移和人口城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王国刚等采用定量指标、数学模型方法，深入分析了东部沿海地区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分异特征，揭示了其内在的响应机理，提出了相应地域类型的调控模式。研究认为：城镇化、工业化发展的外核拉动力和农村内核推动力共同构成了东部沿海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双力”驱动，非农产业发展、地区发展差异和期望收入等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因素，户籍制度改革及地方政府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视是推动农村劳动力快速转移的重要力量;东部沿海地区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带动作用逐渐增强，其阶段性、区域差异性特征明显;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响应的地域形态可以划分为大城市核心地域、外围承接地域、边缘发展地域和传统农业及特区地域等4种类型，相应地域类型的调控模式与重点不同。

(三)对我国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协调度的研究

学者们普遍认为我国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不同步的：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户籍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是一种半城镇化(伪城镇化)状态，造成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出“候鸟型”转移模式。张红宇等估算了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的转移规模、在城镇落户的数量，得出1978年至2009年，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数量累计为3.9亿左右，农业户籍转为城镇户籍的人口数量累计约为1.7亿，未获得城镇户籍的农村转移人口数量约为2.2亿，未获城镇户籍但已在城镇定居的农村转移人口约为1亿。如果以城镇户籍人口作为真实城镇化水平的基础，把包含已定居城镇但未获城镇户籍的农村转移人口作为应当实现而未完全实现的城镇化水平的基础，则截至2009年底，中国的真实城镇化率约为30.3%，应当实现而尚未完全实现的城镇化率约为37.9%。刘纯彬在实地调查基础上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进程的协调关系，认为改革开放前的30年是不发展的协调，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是发展中的初步协调，现在应着力解决走向成熟协调的问题。初步协调主要是指供需总量的协调，成熟协调是指进入城镇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公平合理的分享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财富和利益，是在量的协调基础上达到质的协调。孙维等构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的协调度测算模型，用统计数据测算出四川省2000-2010年农村劳动转移与城镇化的协调度，得出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的协调度处于“弱协调”与“协调”之间的状态。

(四)对我国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协调原因的探讨

学者们将我国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不相协调的原因归纳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1)户籍、土地等制度与政策的制约。杨重光、叶裕民、刘传江等许多学者认为我国所实行的一系列城乡隔离政策及一整套制度框架，严重束缚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自由流动。(2)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范进等认为造成中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不协调的直接因素是二元土地制度和二元戶籍制度，深层原因是以投资驱动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张红宇等认为农村劳动力“候鸟型”转移模式是降低工业化成本的根本原因，而高成本城镇化抑制了农民向城镇迁移的空间，低成本工业化和高成本城镇化的双重制约导致了城镇化和劳动力转移的不同步。(3)城镇化发展战略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城镇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造成城镇发展结构体系失衡，包括各类城市与小城镇发展结构的失衡以及城镇发展的区域非均衡分布，导致农村劳动力常年大规模跨区域流动。(4)劳动力市场发育的滞后。张亿钧认为由于缺乏成熟的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在城市之间和区域之间的供需脱节、信息不灵等问题十分突出，严重阻碍了农村劳动力参与并平等地获取城镇的就业机会。(5)落后的农村教育。我国农村劳动力科技文化素质较低，导致转移就业领域较窄，且与经济周期的相关程度较高，转移就业不稳定。(6)持续上涨的房价。辜胜阻认为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不仅表现在制度上的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完全松动，而且表现在城市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所导致的持续上涨的房价远远超出了普通农民工的购买力，使他们成为望房兴叹的城市边缘人群，在农民工无力实现在城市安居的情况下，他们在城市的就业和生存相当脆弱，一旦城市经济不景气、就业机会减少就势必导致常住城市的农村人口大批返回农村。高质量的城镇化应该是进城农民完全市民化的城镇化，不仅要解决进城农民的户籍问题，让他们享受同等的城镇社保、医疗等待遇，更要解决他们在城市的就业和安居问题。

(五)对我国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协调发展的对策研究

对于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如何协调发展，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刘传江认为应从农民工的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和城市融合三个进程环节着手解决。叶裕民、范进、杨重光、张永良等认为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改革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农村土地及产权制度等，从制度上消除阻碍人口彻底转移的影响因素，以降低或消除转移人口的机会成本。张红宇等建议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和城镇化发展战略：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扩大就业为目标，提升产业发展层次，提高城镇的人口和产业密度;以农业为侧重点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优化城镇区域布局，推动不同区域、不同规模城市协调发展，形成结构合理的城镇体系。辜胜阻等建议走多元化的城镇化道路，东部地区采取以大都市圈为特征的城市化策略，实行组团式的城市结构，中西部地区大力发展中小城市，促进城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消化城镇化成本，增强城镇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张亿钧建议建立有效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保障制度，维护转移的农村劳动力的合法权益;建立规范的劳务市场中介组织，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促进农村劳动力有序、合理的流动;加快教育体制改革，制定切实有效的培训计划，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技术水平和整体素质，增强其就业能力等等，形成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

刘传江等认为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同城镇化进程的互动关系与东部地区也不尽相同，为此中西部地区需要推进农业产业化、乡镇企业、小城镇“三位一体”的发展;构建农民退出新型机制，打造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城市群带，增强城市辐射能力，形成合理的城市体系和产业体系;推进城市建设、城市经营管理市场化与资本化。

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今后研究的重点

(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虽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仍存在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

1.理论研究仍较薄弱。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起步较早，对城市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现象的研究也远早于国内，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产生了不少经典的理论和模型，如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拉尼斯——费景汉模式、乔根森模式及托达罗农村——城市人口迁移模型等。这些模型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特点及机制，对我国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和理论参考价值。我国学者多是在借鉴国外理论的思路或方法的基础上，对我国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开展研究工作。但我国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不仅有别于发达国家，而且有别于发展中国家。西方经典理论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与大部分区域的实际。如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拉尼斯——费景汉模式、乔根森模式针对的都是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同步的发达国家;托达罗农村——城市人口迁移模型针对的是拉美等城市化超前于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而我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农村劳动力转移滞后于城镇化，目前还没有公认的适合国情的理论模型来解释。

2.研究方法有待改进。目前在实证研究方面虽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由于缺乏足够的数据和规范、先进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和工具，利用实际数据资料进行定量分析的较少。多数研究还停留在一般对策性分析上，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提出的对策建议也较笼统，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较弱。

3.研究区域有待多样化。目前从全国尺度来研究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协调关系的成果较多，从省级尺度来研究的成果次之，市级尺度的不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这种区域差异是区域自然、社会、经济、科技等多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只有从区域的实际情况出发，选择适合区域客观实际的城鎮化道路，才能有效地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因此，对于特定地域的研究将更具有应用价值。

4.研究内容有待进一步拓展。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核心，关键环节是农村劳动力稳定而可持续的转移。目前有关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和路径模式，可操作性的对策研究还很少。特别是近期中央城镇化会议提出的关于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新精神，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做出阐释。这是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必须认真研究和思考的问题。

(二)今后研究的重点

针对目前我国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协调发展问题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今后应重点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1.加强基础理论创新。在借鉴国外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的特点，深入研究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镇化发展的互动机制，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

2.加强定量研究。使用数学模型和定量分析软件工具，对城镇化进程中城镇体系演变、产业结构升级、就业结构改变等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进行定量评价，深入探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驱动机制，以便提出系统性、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3.加强特定地域研究。加强对不同区域层次城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协调发展问题的深入实证研究，探索其规律性，不断深化和完善区域转移模式，以便更好地指导各个区域的城镇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实践。

4.加强新型城镇化战略研究。在客观分析未来城镇化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探索新型城镇化发展思路和路径模式，重点关注城镇化过程中的就业促进、户籍改革等焦点问题，提出具体操作性措施以指导实践。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9SJB790039);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JDB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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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辜胜阻等.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9(1)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淮海发展研究院 江苏徐州 221009)

(责编：贾伟)

作者：李敏

农村劳动力转移分析管理论文 篇2：

亲缘关系影响下的农村劳动力流动

[摘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力量，除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因素对劳动力转移就业决策发挥影响，农民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利用在浙江、山西、陕西、河南、河北调研得到的数据，采用probit和logit模型，实证分析前期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与非农就业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中表现出极具特色的地缘化、亲缘化特征，前期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降低了农民职业搜寻成本，正向影响农民转移就业决策;并且在中国市场化转型时期，传统社会关系网络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发挥着节约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成本和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作用。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就业;劳动力集聚;亲缘帮扶

一、引言

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理论认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人们做出转移就业决策的两大因素。但是近年来社会资本对于农民转移就业决策的作用引起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在我国农村，由于地理、社会环境限制，农民的社会网络基本依赖血缘关系和邻近地缘网络，这一关系网络作为个人的特殊资本起到信息传递、降低风险等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而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推动着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但是“民工荒”与“就业难”并存的奇怪现象也告诉我们，虽然城乡收入差距使农村劳动力乐于转移就业，但是其中必然存在其他因素使一些剩余劳动力想要转移就业最终却滞留农地。

既有文献阐述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决策的影响因素。区域的经济物质资本差距仍旧是最广泛的影响因素，虽然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但是转移就业人口并没有同比上涨，而是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可见，城乡绝对收入差距也许并不是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决定性因素。观察现实不难找到佐证，在一个村里往往是收入较高的人率先迁移出去，而相对贫困的家庭并未转移就业。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家庭资源禀赋与劳动力转移倾向呈倒U形关系”这一观点(都阳，王美艳等，2004)。当家庭拥有财富不足以负担转移成本时，最有必要转移就业的农民就滞留农地了。

除了经济差距，个体人力资本积累也对转移就业产生很大的影响。人力资源禀赋较好的农村劳动力(都阳，1999;赵耀辉，1997;史清华，2004b)更容易转移。而家庭劳动力越丰富，转移意愿越强(蔡昉、都阳，2002)。赵耀辉(1997)提出转移倾向与土地呈负相关，人均占有耕地每减少一亩，劳动力外出的概率就增加4.6%(龙志和，2007;游和远，吴次芳，2010)。观察发现转移就业并不仅仅考虑转移后的工资、人力资本积累，他们更多受到已经转移的同乡或亲友的带领(王春超，2005;郭云南、姚洋，2013)，在中国，劳动力外出就业时大部分依赖亲戚和同乡这些社会关系网络。

自发形成的亲缘帮扶机制，一方面降低了滞留农地的农民实现转移的职业搜寻成本和信息获取成本;另一方面，提高了他们在转移过程中找到工作的概率，弥补他们由教育程度、经济条件的限制导致的信息不完全。虽然既有文献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推动因素做了大量分析，但是国内学者一般侧重于通过对已转移群体的特征进行分析。从微观个体特征出发，研究农民个体决策的文献相对较少。近年来国内学者逐渐把重点转向这一方面，本文试图通过收集个体农村劳动力转移决策数据分析影响他们转移就业的因素，通过在浙江、河南、陕西、山西、河北五省收集到的数据，分析农民工转移就业决策的动因，倡导建立完善就业信息网络相关政策意见。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分析社会亲缘网络如何影响农民转移决策;第三部分，交代数据和简单的描述性统计;第四部分，回归结果介绍;第五部分，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社会亲缘网络如何影响农民转移决策

在我国，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通常有两种途径：在本地实现非农就业(离土不离乡)和在外地实现非农就业(离土又离乡)。无论哪一种途径，实质就是农民收益最大化的行为，当农民预期转移就业收入高于在家务农纯收益时，劳动力就会做出转移决策。我们衡量农民预期的纯收益就要先分析可能的收益(货币与非货币收入)与成本(直接与无形成本)。我国农民基本都存在教育水平偏低、经济条件不足、歧视性政策、土地束缚等限制条件，这引起信息不完全进而降低预期收入，抬高转移成本。但为何有大量农民在同等限制下实现了转移就业?我们在之前分析已看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关系型”社会中，地缘、亲缘等社会网络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首先，社会关系网络提高了农村劳动力被雇佣的概率。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个体一方面为主体提供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向用工单位传递了信号。因为劳动力市场大量同质的农民工，使用工单位难以对工人的人力资本进行区分，而农民工也不会通过其他方式向雇主传递自身能力的信号。而通过亲友等社会网络向雇主推荐，以亲友与雇主间信誉作担保，这就极大提高了主体被雇佣的概率。

其次，社会网络可以有效降低劳动者职业搜寻成本。第一，在就业市场上，如果通过中介获取就业信息需要支付高昂的信息费，而通过社会网络极大节省信息搜寻成本;第二，节省了找工作的时间，降低生活成本，亲友必然为劳动力提供初始的生活帮助，有利于他们尽快适应，融入城市。

最后，社会网络有效降低劳动者的心理成本。在劳动者的预期中这些已经进城的亲友有效降低他们背井离乡的心理成本。对于风险规避型的农民，关系网络为他们提供面对风险的基本保障和社会支持。

社会网络通过这一系列机制降低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同时社会网络为农村劳动力提供更多就业信息，增加被雇佣机会进而提高了预期收益。

基于上述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前期转移形成的社会网络越强，农民的转移就业成本下降，转移意愿随之提高。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笔者2013年进行的“产业集聚地区就业集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关系”的调研。样本共有分布在浙江、河南、山西、湖南和陕西五个省共242个有效农户家庭信息。其中农户个体问卷包含家庭人口基本信息、个体基本信息、转移就业情况与动因等信息。

在中国农村，社会网络主要基于家庭血缘关系和地域近邻关系，所以我们用个体拥有亲友数量做为社会网络的指标。但是在转移就业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亲友都能为个体转移决策提供帮助，所以个体转移前已经转移的亲友数量更具代表性。对已转移农民子样本，我们收集他的“老乡”数量，用“老乡”占前期已转移亲友比重进一步识别社会网络强度对转移就业决策的影响。

通过对变量进行描述统计，我们发现样本中65.7%的农民选择转移就业，而剩下的农民则选择留在耕地上。从全样本来看，平均亲友数量3.8个。对于已经转移就业的农民其“老乡”占前期已转移亲友比重平均在75.89%，这也证明劳动力选择转移去向时会首先考虑亲友聚集程度高的地区。

分析转移就业的途径，我们发现43.16%的人在找工作时依赖于亲戚朋友介绍，亲友在他们转移过程中提供信息和其他方面的帮助。而前期转移亲友数量增加和“老乡”占前期已转移亲友比重上升都有利于农民转移就业。但这种正向影响是通过什么机制实现?是否与我们猜想一致?在对转移就业成本和“老乡”占前期已转移亲友比重做散点图后，我们发现，随着“老乡”占前期已转移亲友比重不断上升，转移后的成本呈下降趋势，这也为接下来的分析提供了证据。

四、实证结果

(一)社会网络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为考察转移劳动力个体的亲缘及地缘关系网络对劳动力迁移的影响，我们构造如下方程进行估计： (1)

表示个体是否转移的虚拟变量;用前期已转移的亲友数量代表社会关系网络强度;Zu表示个体特征;af代表家庭特征。

表1①第一列和第二列分别报告了probit和logit的估计结果，结果基本保持一致。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相比于那些没有或者很少有亲友外出就业的农民而言，前期转移就业的亲朋越多转移就业的可能性越大。

除主要解释变量外，其他变量的系数基本与我们的预期相符合，虽然由于样本限制有些系数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个体转移前收入越高，他转移就业的可能性越低。从性别上来看，男性总是“主外”，男性比女性更偏向转移就业。受教育年限与转移就业呈现U型关系，这似乎与我们的直觉存在偏差。但我们在访谈时发现，选择外出从事非农行业的一般是提前辍学和接受中高等教育后的人，往往受教育水平介于中间的人不愿出来打工，可能学历低的劳动力风险偏好会比较高，而人力资本好的自然会出来就业。这就使受教育年限与转移就业间呈U型曲线。

家庭特征解释变量的系数也是与直觉相符的。家庭拥有的耕地与外出打工显著负相关。耕地越多，外出转移就业就可能导致家庭劳动力不足;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对土地的依赖使这些剩余的劳动力不愿意离开土地。而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大则越有可能转移就业。劳动力技能使转移可能性提高，而且系数在统计上显著。

(二)社会网络对于转移就业成本的影响

上一节的实证结果表明社会网络强度与农民转移就业正相关，那么社会网络是否能通过降低转移成本，提高预期纯收益而提高转移概率。为此我们使用如下回归方程：

(2)

其中指已转移就业子样本中个体转移就业成本;主要解释变量是社会网络强度。对于已转移子样本，能为他搜寻工作提供帮助的社会网络基本为同一地区的亲友，所以选取作为社会网络强度变量，结果见表2。

表2第一列用前期转移的亲友作为社会强度变量，第二列用“老乡”占前期亲友比例代表社会网络强度，系数均显著为负，即一个地方工作的老乡越多，他的转移成本越低;第三列通过识别转移就业工作搜寻途径，比较不同途径的转移成本。以中介机构找工作为基准组，构造一系列虚拟变量，结果发现通过亲友和媒体信息搜寻工作的系数都为负，也就是说这两种途径相对于中介机构成本更低，且通过亲友找工作比通过网络媒体的降幅更大。而通过政府和自己找工作，成本上升。在中国这个权利-关系型社会中，依靠政府找工作需要支付高昂的代价，自己盲目寻找工作需要耗费更长时间，筛选更多虚假信息，成本更高。

对于其他解释变量的系数，我们也给出了解释。转移前收入与转移成本正相关，转移前收入越高，对转移后工作期望就越高，他会花费更多时间精力筛选信息，从而提高搜寻成本。另一种可能是原先生活水平高，具有消费习惯效应，难以很快调整自己的消费水平，在职业搜寻时仍旧维持较高生活水平。我们看到女性职业搜寻成本低于男性，因为按传统惯例农村女性比较节俭。受教育年限越长，对转移后工作的期望越高，搜寻成本也越高。而如果个体拥有技能，职业搜寻成本便会下降，被雇佣概率上升。但工作年限越长，他们对于转移后工作的期望就高，他的搜寻成本也就越高。

通过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关系网络越强，前期转移亲友数量越大，越可能做出转移决策。同时前期转移亲友与他同一地区工作的人数越多，越有利于降低转移成本，提高转移意愿。

五、结论

本文通过五省的调研数据，实证验证劳动者偏好进入“老乡”比例高的地区，他们一般依赖于之前已建立的社会信息网络，降低转移成本，提高预期净收益，加强转移意愿。这一制度有利于实现非农行业“空缺岗位”与农民工的匹配，弥补现有的劳动力流动机制缺陷。

到2008年底，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仅占11%，但是农业人口却占到总人口的54.3%，可见，我国仍是一个农业大国，因此在当前这个经济转型关键期正确处理好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是很重要的。但户籍制度、不健全的劳动力市场等无形中增加流动成本，使很多农民不愿放弃作为生存之本的小块农地经营权，即使他们发生了转移往往也是暂时性的，农民市民化的道路艰难重重。

而建立在农村庞大的亲友网基础上的信息传播网络却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有效降低转移门槛。基于此，我们更应该发挥这种非正式制度的作用，通过政府把这种形式变成正式组织，并形成农村信息传递的良性循环，引导农民市民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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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J].社会学研究，1996，4(50)：43.

注释

①表1、表2因篇幅限制已省略。

作者：周碧莹　袁梦

农村劳动力转移分析管理论文 篇3：

关注职成学校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中的作用

[摘要]为深入了解教育系统职业学校和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以下简称“职成学校”)实施教育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的情况，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组织相关人员，以江苏省、湖北省、四川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四省(区)的职成学校为调研考察点，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目前我国职成学校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中的作用、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职成学校 农村劳动力 转移培训

[作者简介]孙诚(1961- )，女，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与人力资源部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人力资源与职成教育。(北京100088)

[

据统计，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接受过短期培训的只占20%左右，接受过初级职业技术教育的仅占3.4%，接受过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只有0.13%，大量农民没有接受过适当的职业技术教育，缺乏一技之长。① 根据我国城镇化发展目标，每年需要转移1000万农村人口，特别是针对每年没有升入高一级学校的600万初高中毕业生，迫切需要通过教育培训实现转移。② 这一规模空前的培训任务和巨大的社会需求，成为教育系统职成学校快速健康发展的强大动力。因此，充分认清和发挥教育系统职成学校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中的地位与作用具有现实意义。

2004年2月，教育部为贯彻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召开了全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经验交流会，并印发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2005年8月，教育部在深圳召开了“进城务工人员职业教育与培训现场会”，动员职成学校要高度重视、广泛开展进城务工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据统计，2005年，教育系统的职成学校共培训农村劳动力3270万人次，其中引导性培训1568.30万人次、技能性培训1085.72万人次、进城农民工转移后培训483.76万人次。2005年，全国7492所中职学校共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992.55万人，占总培训的30.35%，校均培训约1221人;全国12.49万所农村成人学校共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2282.68万人，占总培训人数的69.65%，校均培训约158人。③

为深入了解教育系统职成学校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中的地位与作用，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以张昭文助理巡视员为课题组长，组织相关人员对江苏省、湖北省、四川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四省(区)的职成学校进行了调研考察。本文将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目前我国职成学校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中的作用、问题及建议进行阐述。

一、职成学校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中的地位与作用

据统计，2005年，江苏省、湖北省、四川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四省(区)的1138所中职学校和24122所成人学校共完成668.81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任务，其中引导性培训370.33万、技能性培训220.28万、转移后培训78.2万。可以看出，引导性培训、技能性培训和转移后培训在四省(区)间存在一定差异，表现为经济发展较快地区的技能性培训和转移后培训任务比重较大，经济发展较缓慢地区引导性培训任务比重较大。这种转移培训的变化趋势将会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所需的教学设施、学习内容、教师水平等方面提出更高要求。通过调研可以看出职成学校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中具有以下重要作用。

1.成人学校在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中发挥着主力军作用。教育系统成人学校主要分布在我国乡镇农村。调研的四省(区)的成人文化技术学校，2005年培训人数达到491.48万人，占全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73%。可以看出，在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为高质量地引导农民实现有序转移做了大量工作：

一是帮助农民树立先进的价值观念，养成科学的生活方式。许多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在开展转移培训的同时，引导和教育农民遵纪守法、崇尚科学;引导农民对文化追求的提升，对文明生活的向往;引导广大农民渴望通过学习各种技能能够从传统的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改善经济和生活条件。

二是坚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提高劳动者就业竞争能力。乡镇成人文化学校根据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产业、职业岗位技能要求，开展示范性培训，有针对性地进行职业能力、就业能力、创业能力教育与培训;开展引导性培训，提高农民的文明素质，不仅是满足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需要，也是保证转移到城市的人口能够成为未来城市文明建设者的需要。

三是快速地向农民发布劳动力转移培训的信息，让农民及时了解社会发展的最新动态。为了让广大农民尽快了解培训优惠政策和开展转移培训的意义，许多乡镇成人学校派专门的信息员做宣传工作，一家一户发送培训和就业信息，动员和吸引广大农民到学校接受培训。

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满足广大农民的各种转移培训需求。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能够根据当地农民的实际需要，安排教学内容，采取灵活多样的学习形式，既可在教室进行教学活动，也可组织到实训基地进行教学活动。

由于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最贴近农民，最直接了解农民需求，因此，广大农民通过参加举办的各种转移培训，实现了转移就业目标，提高了经济收入，改善了生活状况。可以看出，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

2.职业学校在提升农民转移培训质量上起到了龙头作用。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力就业结构不断发生变化，仅仅掌握九年义务教育水平的文化知识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无论是向非农产业转移还是向城镇转移就业，都必须接受更高层次的技能培训。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特别是新型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社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但目前，我国高级技工、技师占技术工人总量的比例只有3.5%左右。面对这种形势，许多职业学校解放思想，端正服务方向，大力改革创新，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中发挥了龙头作用。

一是开设多种职业技能培训课程。许多职业学校能够紧密围绕市场，并结合当地实际，开设相关专业。目前许多职业学校开设职业技能培训的专业(工种)比较齐全，已形成了一批能够适应市场需求的、有特色的专业。广大农民经过职业学校的培训学习，增强了操作技能，大大提高了转移的就业率和工资收入。

二是加强实训基地建设，提高动手操作能力。许多职业学校为满足劳动力转移培训需要，多渠道筹集资金建设实训基地，如：校企合作共同建立实习基地。这样让学员一边学理论知识，一边到基地实习操作，既激发了学员的学习热情，又提高了学员动手操作能力和就业能力，同时也为学员疏通了就业渠道。

三是整合教育资源，提高职业培训质量。为确保培训质量，职成学校联合起来，针对不同教育程度的农村劳动力开展培训。首先，条件好的职业学校大力开展农民工技能培训。如四川省建立72个省级优质中等职业学校作为劳务培训基地的“龙头”，带动各地职业教育学校、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和培训机构共同发展。其次，把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作为农民工引导性培训和实用技术培训基地。如四川省德阳市2000年正式启动了“2112”教育富民工程，即每个示范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每年引进推广2个以上先进农科项目，建立1处以上实验示范基地，平均每村扶持1个示范户，培训农村劳动力达到20%以上。④ 最后，创新培训模式，提高职业培训质量。为提高转移劳动力培训质量，江苏省以农村新增劳动力为重点，进行多种模式的培训，如就地转移培训、联合培训、创业培训、网络技术和现代远程教育培训等。

四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确保培训质量。为提高劳动力转移培训质量，很多职业学校通过公开招聘大专院校毕业生作为培训教师，从学校内部选拔有实践经验的教师送到大专院校学习深造，更新知识，同时还聘请专业技术人员到基地培训专业课教师。在教学中，经常举办一些示范、公开、观摩课并与培训教师共同探讨好的教学经验，以此带动培训教师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

3.职成学校为拓宽农民转移就业渠道而创新了办学模式。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目的是通过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素质，使他们掌握一种或多种从事非农产业的技能，实现就业，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近年来，许多职成学校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不断拓宽劳务输出渠道。

一是创新培训方式。职成学校本着以劳动力市场需求制订培训方案的原则，不断创新培训方式，提高转移就业率。针对劳务市场需求的多样性，许多职成学校积极探索适合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方式。如：职成学校为鼓励农村劳动力参加转移培训，采取“校企结合培训”“订单培训”“定向输出”，确保他们培训后实现就业;为使农村劳动力顺利转移，创造了能够跨地域、转专业、分阶段的“学分制培训”模式，形成学分互认机制等，还采取“企业+培训机构+失地农民”联动型的产教结合培训模式，以及长期培训和短期培训、就业培训和创业培训、引导性培训和技能性培训并举的方式，创建灵活高效的适应市场需求的职业技能培训模式。

二是发挥地方特色，提高劳动力就业竞争力。近年来，为了提高培训后转移就业的比例，许多职成学校发挥地方特色，打造劳动品牌，并开展各种农民工技能大赛，不仅促使大批市场需求大的技术能手脱颖而出，而且调动了农民工学技能、钻技能的热情，同时又宣传了地方劳务特色，为转移培训拓宽了就业渠道。

三是制订针对性强的培训计划，提升转移就业率。许多职成学校深入乡村调查研究，对农村劳动力年龄结构、文化程度、技能状况、收入目标、求职意向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为他们设计培训内容、培训形式、培训时间等，组织转移培训，实现他们的就业目的，促进转移就业率的提升。

四是加强新增劳动力培训，培养应用型技能人才。针对农村新增劳动力，许多省(区)的职成学校要求他们进入职成学校进行技能培训，并按照市场用工需求，把他们培养成合格的应用型技能人才。对家庭特别困难的转移劳动力，试行由用工单位垫付或代扣培训费的办法，保证每个农村转移劳动力不因家庭困难而失去职业技能培训的机会。

4.职成学校肩负着农民转移就业服务的重任。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广泛开展，广大农民越来越需要有良好的支撑服务体系为他们的转移就业提供支持和帮助。为此，许多教育系统职成学校建立了培训就业的信息中心、务工人员联络中心、政策法规宣传中心、教育资源整合中心、企业培训服务中心，使农民能够利用现有场地、网络等，及时了解学校就业培训、企业招工的最新信息，方便了农村劳动力的择业。此外，许多教育系统职成学校发挥了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学员和录用单位之间架设桥梁的作用，成为实现农民转移就业不可缺少的维权服务中心。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前，职成学校先与各劳务输出组织或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作协议，再与农民工签订劳务输出协议，并监督农民工到达用工单位后签订劳动合同情况，明确双方责、权、利，并依法实施。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后，教育系统职成学校为农民工介绍由劳动、司法、公安、法院等为成员单位组建的司法援助中心，为他们提供政府维权救助情况，以及在外地设立务工人员维权联络处，及时解决农民工的各种问题。

二、职成学校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职成学校在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仍然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

1.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认识不足。在实施劳动力转移培训中发现，社会上认识不足，正面宣传不够，许多农民参加培训意识不强，使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主要来自外部力量推动，常以突击式出现，学习者处于被动状态，降低了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难以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真正目的。具体来说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培训总量增长不快，培训工作开展不平衡。我国对已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进行培训的培训量很少，仅培训483.76万人次，占总培训量的14.79%，而相对1.2亿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而言只占到4.03%。

二是培训质量有待提高。2005年，在教育系统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3270万人次中，15～30学时的引导性培训为1568万人次，占到了培训总数的47.96%。在技能性培训中，师资水平、实训条件都不高的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占到60%多，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竞争力和他们的稳定转移。

三是还有许多中职学校没有积极参与转移培训工作。统计数据表明，2005年开展了转移培训的中等职业学校只占参与培训学校总数的5.62%，占全国中职学校数约50%，大大低于乡(镇)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同类比例数据。

2.经费短缺制约了转移培训工作的开展。经费短缺仍是制约职成学校大力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根本原因。尽管当前国家各级财政拿出大量的资金对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进行补助，特别是“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的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标准：2004年、2005年、2006年分别为100元/人、140元/人、170元/人，补助标准逐步增加，但教育系统只有28%的职成学校获得补助，而大部分学校还不能获得补助金，因此，导致许多职成学校对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任务的积极性不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人才培养标准的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成本也在提高。有调查结果显示：建筑、保安、家政等一般性职业技能培训成本为300～400元;电子装配、电焊、厨师等较高层次技能培训成本为1000元;数控等高层次的技能培训成本为1500元。培训费用仍是妨碍大量农村劳动力接受培训的制约因素。在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的职成学校，因为农民无力付费或没有补助经费而难以持续开展培训。

3.职成学校师资队伍建设相对滞后。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规模的扩大，对培训质量要求的提高，亟需扩大教师队伍和提高教学水平。但由于教育部门对职成学校开展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没有稳定的经费投入，各级财政对教育部门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也没有专项经费投入，职成学校没有固定经费来源渠道，因此，许多职成学校没有设置专职教师承担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特别是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的师资队伍建设更为薄弱，导致许多职成学校“双师型”师资缺乏。

在调研中发现，2005年4省(区)教育系统农村乡镇、村成人学校共有26534所，教职工共有37867人，平均一所学校只有1.4个教职工，不足两人，也就是说，37867位教职工平均每人要承担1298人的培训工作。从这样一组数字足以看出，我们需要加快师资队伍建设，否则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难以落到实处，难以提高广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素质与技能。

此外，在四个省(区)的调研中，突出反映出职业学校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但由于在短期内办学条件不可能迅速得到改善，许多学校容量达到饱和状态，师资及相关教学资源都在满负荷运转甚至是超负荷运转，特别是有些职业学校的专业教师学历合格率偏低，教学质量不高，直接影响到培训质量的提高。

4.管理体制不完善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教育资源浪费。近年来，虽然国家加大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农民工培训的资金投入，但由于大规模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是一项新事物，涉及就业资金管理部门、培训部门，有的地方还涉及劳务输出部门，在落实组织实施的牵头部门上，存在一个机构之间协调的过程。由于部门、地区管理条块分割，出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教育资源的浪费。

一是从办学体制来看，学校、企业、社会力量从各自利益出发办学，造成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的机构门类繁多，浪费大量资源，办学效率和质量低下。

二是从管理体制来看，职业培训和成人继续教育隶属教育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业部等不同部门管理，由于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不够，教育资源浪费现象较为普遍。

三是由于各省在对农村劳动力提供培训补贴方面的政策不明确，尚未对培训补贴标准和补贴形式、管理核查等制定具体方法以及落实不够。因此，部分地方出现了相关部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职责分工的不同认识，对所下达的目标任务不明确，组织化程度不高，影响了教育系统职成学校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质量。

三、建议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和《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精神，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提高和发挥职成学校的地位与作用已成为教育改革中的重要议题，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其一，职成学校要提高认识，积极主动地争取承担培训任务，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确定培训项目，挖掘现有教育资源，努力保质保量完成培训任务。教育部门要把培训任务落实到基层和职成学校，确定对培训实施情况进行指导和检查，并将培训情况列入对地方和职成学校的评估内容。

其二，国家在落实经费政策的同时，也要在教育经费中划拨农村劳动力培训经费，使教育战线的培训与其他部门培训一样能得到政府补贴，同样享受政府阳光。另外，教育部也应安排一定的专项经费，并采取与地方共建、贴息加奖励等形式支持一批转移培训工作成绩突出的学校。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也应安排相应投入。

其三，加强职成学校建设，得到县级职教中心建设和实训基地建设项目的职业学校，都要率先开展转移培训，建立职成教育网络，并利用其设施带动成人学校开展培训。加强乡镇成人学校建设，要与职业学校和用人企业组建集团，发挥各自资源优势，充分利用其他资源开展培训。

其四，加强制度建设，定期确定培训任务，加强过程检查，定期通报工作进度，定期表彰奖励。教育部应充分利用各类新闻媒体，宣传和表彰一批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中做出突出成绩的部门和学校，形成支持、鼓励教育部门和学校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服务的良好环境。

[注释]

①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195.

②周济部长在全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全力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R].教育部通报第16期，2004-06-15.

③教育部办公厅.2005年教育系统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情况通报[Z].2006-05-22.

④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职成学校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中的地位和作用[Z].2006-08-02.

作者：孙　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