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成就综述
[摘要]改革开放以采，中国史学界的理论研究活跃，形成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对唯物吏观内涵和外延的新阐发，历史理论的探讨深化了对中国历史特点的认识。以历史认识论研究为重点构建吏学理论体系，史学方法的更新和多样使历史研究更具魅力，对历史学功能的新探索，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
[关键词]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 唯物吏观 历史理论 史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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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了长足发展，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形成。史学工作者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立足于中国历史实际和史学实际。着眼于当代中国的发展，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逐步形成了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综观史学界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理论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六方面的理论成就值得关注。
一、对唯物史观内涵和外延的新阐发
史学界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并不相同，反映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处的不同发展阶段和学术创新历程。关于唯物史观的研究，大致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对唯物史观的重新解读、90年代的学术创新以及21世纪以来的学术反思和展望等三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学术界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更加全面系统和深入，把唯物史观视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克服了教条主义、公式化的理解，恢复了唯物史观的生机和活力。由从过去主要关注阶级以及不同阶级之间的斗争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从关注阶级斗争史发展到更加关注社会生产力、关注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充分肯定了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者以及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推动作用。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对唯物史观的重新解读。从葛懋春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开始。史学界出现了编写历史学概论的热潮，其实质乃是主张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对历史研究工作自身理论进行探索，主要表现形式则是对唯物史观的重新认识和解读。葛懋春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和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比较典型地反映出20世纪80年代史学界对历史理论的探索情况，可视为这一阶段代表性的著作。前者着重历史科学理论的探讨，强调社会矛盾运动、阶级分析法、历史主义、民族关系等历史科学的理论问题，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普遍指导作用；后者则从中国史学史的角度。立足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梳理总结出中国史学的基本范畴。在同样强调唯物史观指导作用的同时，更强调了史观、史料、文献学、目录学、史书编纂、历史文学等颇有中国色彩的基本史学理论范畴，其实质同样是探索历史学的理论体系。从过去过分关注阶级和阶级斗争，转向重视考察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改变。但是，对阶级斗争、阶级分析方法并未见根本改变，在克服教条主义的同时。仍不免存留着“左”倾思潮的痕迹。冰河已经解冻，史学潮流继续向前涌动，史学界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等文献作出了新的诠释和解读，主要提法有：1、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论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坚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关系的历史一元论。2、人类历史始终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推动下前进的；这种矛盾运动在原始公社解体以后，则表现为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3、尽管人类历史的内容和现象纷繁复杂，但它却是按照其固有的规律曲折地向前发展的；4、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理论，不仅指明了研究历史的唯一正确途径，而且提供了研究历史的唯一科学方法。1984年9月，全国唯物史观形成问题学术讨论会在安徽黄山市举行，该会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理论探讨的热烈情景。吕振羽、谢本书、蒋大椿、叶汝贤、郑观卫、苏凤捷等人的观点值得关注。
在第二阶段的认识过程中，历史创造者问题、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五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问题、人民群众、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问题等，这些学术问题的热烈争鸣，反映出学术界对唯物史观丰富内涵的深入挖掘，新见频出。蒋大椿在《唯物史观与史学》一书中对唯物史观及其与史学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他将唯物史观的核心归纳为：1、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不以研究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过程；2、人类社会及其构成部分均以总体的体系的方式存在；3、在不以研究者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历史过程中，一切社会历史因素都是相互作用的；4、人类社会是运动的、发展的，显现为历史过程。构成历史过程的各种社会现象，也是运动的、发展的；5、社会历史事物的发展变化，有进化的和革命的两种形式；6、社会历史事物发展的根源，在于它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7、在客观的历史进程中。环境创造了人，人又创造了环境；8、社会历史研究不是一个消极的反映过程，而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过程。此外，宁可、林甘泉、漆侠等学者均对唯物史观及其具体内容进行了再认识。强调社会生产力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已成学术界的共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不再是高高在上而是被放在一个较为恰当的位置，对唯物史观的理解也不再是简单的一两句话，而是作为一个体系，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系统地、全面地、联系地考察历史的运动变化过程，成为此期理论创新的亮点。
第三阶段唯物史观研究的主要特色是反思和展望。步入新世纪以来，史学家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更加理性化。已不再局限于经典文献的个别章句及其诠释，也不再引经据典地打经典仗，而是把唯物史观作为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问题。更体现出了一种发展和创新的精神，体现出一种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自觉意识。如李文海考察了唯物史观给史学带来的巨大转变：1、把历史从过去主要描述政治兴衰、王朝更替的所谓“相斫书”，转变成把社会作为一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统一的有机整体进行研究的历史过程；2、把历史发展从过去看作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往复过程，转变成看作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有客观规律可循的历史过程；3、把历史从过去的“帝王将相的家谱”，转变成以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为主体，同时也充分重视杰出人物的作用和各种社会合力共同进行的创造性活动；4、对于思想、文化等精神活动和精神成果，改变了过去从观念到观念、就精神论精神的研究方法，把社会意识看作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把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同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紧紧地联系起来。瞿林东认为人们坚持唯物史观是因为它的真理性优势，并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唯物史观怎样推动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一)唯物史观要求研究整体历史；(二)唯物史观告诉人们历史是个有序的自然发展过程，而对历史规律的探讨才成为可能；(三)唯物史观要求人们用辩证的观点、方法看待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四)唯物史观最鲜明地提出了
人民群众对于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
于沛在《21世纪唯物史观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中指出：“加强唯物史观的研究，坚持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对发展和繁荣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不同的历史观决定了不同的历史认识路线，直接关系到历史学科学认识功能和社会功能实现的程度。重视历史资源的开发，认真研究和学习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是时代的呼唤。这是和加强民族的凝聚力、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在复杂的国际竞争中保持民族的自信心和文化的独立性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但其前提是这种学习和研究都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进行。否则，一切就都会走向反面。”朱佳木在《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加强对唯物史观的理论研究是史学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中则指出了唯物史观研究的趋势和方向。蒋大椿在《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上发表《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一文，提出超越唯物史观、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问题，认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存在严重理论缺陷，必须被超越，这一观点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2001年11月，“唯物史观与21世纪中国史学研讨会”在北京举行。2002年4月，“唯物史观与社会科学研究研讨会”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2007年10月，“唯物史观与历史评价”学术对话会在复旦大学召开。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界对唯物史观进行了新的诠释和开掘。既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和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又与时俱进地发展了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和多重含义。把握唯物史观的精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研究实际相结合，并进行创造性地发挥，使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这本身就是唯物史观的态度。
二、历史理论的探讨深化了对中国历史特点的认识
随着史学界对唯物史观认识的深入，人们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理论问题即历史理论的认识也逐步深化。把唯物史观与历史理论区别开来是历史研究的一大进步。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建国后到‘文革’结束这段时间内，史学界(含史学理论界)存在着一个认识的严重误区：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过程的理论等于史学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史学理论，核心就是阶级的观点斗争的观点，把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等同于具体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使其在地位上低格化、理解上简单化、运用上教条化。”这种认识上的自觉直接促进了理论研究的发展。区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及其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开始形成的标志之一。
《历史研究》编辑部编的《建国以来史学理论问题讨论举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在历史理论方面探讨的主要问题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古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地理环境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阶级观点与历史主义；历史的创造者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历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历史人物评价标准；如何认识爱国主义与民族英雄问题；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中国文化的结构问题；中国近代史的学科体系和历史分期问题等。这些问题大部分承续了1949－1966年间史学界的老问题，但都在新时期新形势下进行了新的阐发，推动了对中国历史进程中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深化了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特点的认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历史依据。
自1983年葛懋春主编《历史科学概论》和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先后出版以来，至1999年陈启能等所著《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出版，其间出版的同类著作或教材近20种。这些著作几乎涉及到史学领域的所有理论问题，史学理论大有形成一门学科的趋势。史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还出现了一股“史学概论”热潮。质言之，此期有关史学理论的探讨大都集中在对客观历史发展中所涉及到的理论问题，即历史理论问题，而对历史认识、历史研究过程中涌现的以历史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史学理论，则是下一阶段的主要课题。教材建设和学科建设的不断完善又进一步促进了历史理论的发展。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新问题不断涌现，“史学概论”概论什么，成为学界争论最多的问题。这说明历史学理论体系需要不断完善和系统构建，而史学理论与关于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问题是长期交错的问题，实际上成为历史学进一步发展的桎梏。区分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系统构建历史学科自身理论体系的任务已经迫在眉睫。
新时期以来，历史理论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提出许多新论点、新命题，拓宽了研究领域，对中国历史发展特点和规律的认识、把握更加深化。在古代史方面，白钢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龚书铎任总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8卷本)、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编写的多卷本《中国社会生活史》、冯尔康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何兹全的《中国古代社会》、晁福林的《先秦社会形态研究》等，涉及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等诸多新领域，视野开阔、结构新颖、方法创新构成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在近代史方面，如罗尔纲、黎澍、陈旭麓、金冲及、胡绳武等人对太平天国史、维新派在近代中国的重大进步意义、辛亥革命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和革命党人中不同政治倾向人物的分析，胡绳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中间力量”及其思想文化上代表人物作用的分析，刘大年关于近代史基本线索的分析等，都是大手笔之作，给人厚重的历史感，启入以深沉的历史智慧。革命与改良、洋务运动与近代化等问题的讨论，都因改革开放的社会现实和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现实困惑而备受关注。在中国通史研究领域，白寿彝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被誉为20世纪中国通史编纂的压轴之作，其《导论卷》所探讨的历史理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史学界对相关理论问题的研究水平。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㈣则被称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新探索。
三、以历史认识论研究为重点构建史学理论体系
新时期以来，加强史学理论研究，推动史学理论的整体建设，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特色。1986年，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在天津召开，对史学理论的体系形成了几种有代表性的意见：1、把史学理论分为三个层次：历史哲学、史学专业基础理论和历史学的技术学科或辅助学科所涉及到的各种理论。2、把历史认识分为三个层次：史学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3、认为广义的史学可包括历史哲学、具体历史过程的理论概括、历史辩证发展问题、史学流派研究、史学认识论、史学评论理论和史学编纂的理论等七个问题。4、认为史学理论应包括客体论、主体论、主客体关系论、方法论四部分。这些观点和分歧促使史学界对“史学理论”问题作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探讨。这一时期的热点问题主要有：历史、历史科学和历史学的概念的认识、历史学科的属性、结构、研究对象、历史认识、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史学的功用、史家修养等等。这些都为史学理论的学科体系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史学理论研究领域中，历史认识论的研究是取得较大突破的领域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关于历史认识论问题成为研讨热点。这些讨论主要集中在历史认识主体、客体、中介及其相互关系，历史认识的一般形式与过程，历史认识的认知结构，历史思维的特点，历史认识的方法与检验等问题。张帆、刘泽华、张国刚、姚志安等人较早对历史认识论进行研究。史学界对这场关于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和讨论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有的学者把这一时期的历史认识论研究看作是“最能说明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建设”，在“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
此期，陈启能等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阐发具有典型性，该书作为中国社科院重点项目的最终成果，包括历史规律问题、历史的必然性、偶然性和选择性、社会形态理论、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客观、从直觉到科学、辩证的历史思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回顾与展望、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该书都进行了新的探索和思考。关于历史认识问题。张耕华将历史认识论分成事实性认识和价值性认识两部分。张剑平指出：“新时期在历史认识论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不少史学家对历史认识的主体与客体、历史认识的特点和过程以及历史真理的检验等认识论问题的理论探讨；二是对现当代西方历史哲学与史学流派作了较为深入的评述，如对兰克学派年鉴学派，西方人文和科学主义思潮，以及柯林武德、克罗齐的历史哲学等的研究；三是对如何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历史认识论的思考。有的学者在对西方历史认识论分析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重建科学的历史认识论的任务；也有学者根据西方历史思维发展的历史进程，较为深入地论述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历史思维的特征，提出较为深人地阐发了科学的辩证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和系统性思维的基本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理论的研究强调了历史研究的理论色彩，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澄清了一些错误的史学观念，活跃了史学家的历史思维，规范了历史研究的过程，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但是，众多史学家亦坦然吐露心声，写出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著作。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四、史学方法的更新和多样使历史研究更具魅力
史学方法的研究历来受到史学工作者的重视。新时期以来，史学方法论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运用各种哲学社会科学的方法，甚至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日渐兴起。值得一提的是，运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三论”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特别是金观涛、刘青峰的代表作《在历史表象的背后》曾经掀起了史学方法热的滚滚浪潮，也使历史研究更具魅力，吸引了众多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学家的加盟。史学方法的多样化和系统化一方面得益于史学内部的积累，这包括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总结和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阐扬；另一方面也受惠于中外史学交流的深入发展。
关于中国传统史学方法的总结，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方法的总结和发掘方面。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有上百篇之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瞿林东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由于是连载文章的结集，故其文短小精悍、文笔隽永，不少中青年学者由此产生了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浓厚兴趣。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虽非全然但却往往是在史学批评中实现的，并取得了自己的表现形式。极而言之，是否可以认为，没有评论或批评，也就没有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换言之，不能脱离史学批评问题而探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只有这样才能为“丰富和发展当代史学理论提供借鉴”，史学批评被作为一个重要的史学范畴提了出来。
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总结和继承，充分体现出新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特色，主要有关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主义方法等问题的研究。对于历史主义的总结，王学典的《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一书值得关注。乔治忠指出：“在历史研究与史学批评中，历史主义应当与唯物辩证法相结合，令思维方式具备深刻、准确的逻辑性，唯物辩证法还具有从客观实际出发，主张事物发展的前进性、阶段性，事物发展的对立统一法则等等思想原则，从而使历史主义具备完整的历史观、方法论和鲜明的立场。”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比较”作为一种古老的方法被史学家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史学界关于比较史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著作约有20部。庞卓恒的《比较史学》、范达人的《当代比较史学》、范达人、易孟醇的《比较史学》、刘家和的《史学、经学与思想》等著作都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杜维运在对人类未来发展的美好憧憬中这样看待比较的研究方法：“世界的和平，人类的幸福，只有在历史全球化以后，整个世界人类进入历史之中，才有出现的可能。所以比较历史与比较史学在走向全球化的路上，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更有学者相信比较方法将引导中西史学走向更高的层次。这种比较研究的发展，无疑将成为一种趋势和潮流，推动世界各国史学走向新的境界。有的学者还把比较方法看作是学科发展的研究方法之一。史学对系统方法、数学方法、心理学方法、社会学方法、文化学方法、民俗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等的运用也是值得注意的。程洪、霍俊江、赵吉惠、赵轶峰提出了重视史学方法论体系的观点。
五、对历史学功能的新探索
人们对史学价值的认识，在中国史学史上是一个古老的课题。新时期以来。史学价值问题成为一个热点问题。以关注现实著称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时期对史学价值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文革”结束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革”时期，由于“影射史学”等极“左”思潮的影响，使人们对史学价值的认识日趋狭隘。“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观点，这也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中期中国史学界在“拨乱反正”思潮和“史学危机”思潮中重点反思的问题之一。80年代初期史学界重新兴起的“古”、“今”关系、历史与现实关系问题的讨论把史学价值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刘大年、黎澍、苏双碧、孙思白、田昌五等学者对这个问题用力颇多。
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后期，随着自由化思潮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学术界对历史学价值的认识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史学无用论”的声音不绝于耳，这也促使学者对历史学这一古老学科的价值作更深入的思考。白寿彝就历史教育功能阐发尤多。进入21世纪以来，史学价值论再次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之一。有的学者对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些史学价值观点加以总结，王斯德指出：“历史是一部社会教科书，它具有多方面的社会教化和思想滋养功能，是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我、改造世界、超越自我的强大武器，其核心是启迪心智、智慧人生，使人变得清醒、理智和成熟。以史为鉴，可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知社会兴替之道……学习历史可以使我们掌握唯物史观和历史辩证法，增强历史洞察力，以历史的纵深感和深远的历史眼光去看待过去、现在和未来，领悟历史的真谛，
认清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和发展大趋势，确立科学的理想和信念。”吴怀祺则指出了在全球化浪潮迅猛发展的过程中，“以正确的历史知识、历史思维方式总结历史，认识借鉴国内外的经验，以安邦兴邦，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史学更广泛更深刻的价值体现于民众之中。因为历史与文化是民族精神与民众素质的主要组成部分，历史与文化能否高扬，直接关系民众自身素质的提高、民族自身凝聚力的增强。”史学价值是历史学赖以生存的基础。人们对它的认识还将随着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而继续发展下去。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时期的重要理论成就之一，史学价值论的探讨仍将继续得到史学界的关注。
六、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
新时期以来，人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研究取得了新进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构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对于在史学研究中如何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戴逸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是把革命导师说的话都当作可以信手滥用的套语和标签，不是任意去裁减历史事实使之适合于某种理论图式，而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尊重历史事实，占有大量材料，进行新的理论探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符合于客观实际的革命导师的某些具体论断是可以修改、可以补充的，但唯物论、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是常青的。它永远是指导我们进行革命、从事建设、观察问题、研究学问的强大武器。”
其二，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发展变化的大背景中考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具有全球视野。在这方面，有学者集数十年的心血，致力于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这个广阔的时空和多重背景下观察与思考，还把它们置于同外部世界的比较与联系中进行探索。”《古代中国与世界》是刘家和这方面的代表作。2005年，“《经济一社会史评论》首发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侯建新、马克垚、刘新成、齐世荣、于沛、李文海、龚书铎等学者畅谈了中外历史研究的结合问题。在他们看来，“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的考察，如果在世界历史的大的坐标系内进行的话，就有可能把问题看得更加清楚。同时，从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的历史的角度，去寻找对某个重大的现实问题的答案，将会更加有助于接近真理。”
其三，突出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对于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白寿彝进行过长期思考，他说：“我们讲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那是讲它的原理、原则方面。但具体起来，它用在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就应该有不同的特点。普遍真理体现在不同民族的、不同国家的特点里面，二者并不矛盾。”瞿林东谈到如何建设2l世纪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历史学时指出：“我们不仅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科学历史观指导下的史学，还要认识到中国古代史学的优秀遗产可以用来丰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我们也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是封闭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应该有一种信念，吸收外国史学的积极成果。使自己变得更加丰富、厚重。”
其四，强调了历史学的学科特性和发展规律，完善了历史学的学科体系。从学科建设的进程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的史学史研究，实为“文革”破坏以后的恢复和充实阶段，90年代以后，现代史学史研究形成全面铺开之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建设，涉及到中国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对重大问题的探讨和开创性的研究等三个方面。具体在如下领域有所进展：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科学地认识历史发展过程、全面深入研究史学的社会作用、从时代特点把握史学面貌、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的求真与致用的关系问题、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问题、关于中国近代史学的形成与发展、关于传统史学在当代史学建设中的地位和价值问题、关于易学与中国史学之关系的研究、史学史对历史教育的意义、关于史学批评的研究、关于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研究、关于中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从文化视角研究中国史学等。蒋大椿则把1984年以来连续召开的十届全国史学理论讨论会及其取得的成果作为史学理论学科取得整体建设进展的重要标志。
其五，强调了史家的主体意识和史学的独立品格。论及史家的主体意识，瞿林东指出：“从20世纪以前的中国史学来看，史学家们的世界眼光，虽有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过程。但总的说来都是在‘以我为主’的历史视野下发生和发展的。而20世纪的中国史学，尽管面向世界的规模扩大了。但‘以我为主’的视野却发生了变化，太多以他人为主，即以我们自己的史学去适应他人史学的模式。”正是认识到了问题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有学者提出研究中注重史家的主体意识和史学独立品格。陈启能指出：“史学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格而不受到损害。所谓独立品格，就是求真，就是对于历史真实的执著的追求。一旦失去这种品格，史学就不成其为科学，没有真理和尊严可言。”历史学的根本成就是“对自己学科特性的回归，并努力探索和按照自身的规律和特性进行学科的建设和发展”。章开沅则主张史学应该走自己的路。侯云灏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与新时期史学思潮》一文中提出史学要走向自我。田昌五提出要建立马克思主义新史学体系。于沛则提出了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设想。
与此同时，史学界有相当多的学者在史学的学科理论建设方面作出了贡献，还有的学者倡导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结合历史研究的实际构建新的学科体系。例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罗荣渠的《现代化新论》、《现代化新论续篇》、《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初步探索》等在很大程度上建立了现代化的研究范式。李根蟠的《唯物史观与中国经济史学的形成》、何兹全的《我所认识到的唯物史观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联系》、罗凤礼的《心理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等论著值得注意，它们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结合历史研究的实际，对历史学的宏观理论体系进行了新的探索。此外，还有众多学者就马克思主义的史家修养、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批评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上述情况表明，史学界对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建设既有宏观的架构，又有具体的实践，预示着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美好前景，预示着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的日益丰富和完善。
对新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加以总结，是当前史学发展的需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是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需要，是历史赋予史学界的重要任务之一。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是当代史学家责无旁贷的神圣职责。
责任编辑：郭秀文
作者：侯云灏 曹守亮
摘要：作为新兴的商事法律制度，近代中国商标法制建设经历了西方先进的商标法制与本国传统商业习惯的冲击与融合。在其发展历程中既形成了独特的个性，同时也在历代政府的不断调整和完善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商人进行商业活动必须依据的法律规范，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当然，作为社会环境下的产物，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烙印，留有一些不足，从而为我们今天商标法律制度的建设带来了启示。
关键词：近代商标法制；法制史；知识产权；立法；移植
为构建知识产权体系，积极发挥知识产权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我国第三次《商标法》修正案已经颁布。法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必然存在着延续 性。通过回顾、梳理中国近代商标法制建设的整个历程，来阐述商标法制建设的动力机制、阻滞因素，总结其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以期对当代商标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一、近代中国商标法制建设的特色
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们都是在对传统与外来的法律制度进行批判继承、合理移植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比较、综合考察制定形成的。近代中国商标法制的发展也不例外。由于传统的中华法系无法为近代中国的早期现代化模式提供制度和文化上的支撑，故移植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成为了必然的选择，由此近代中国走上了一条移植西方、参酌本土的法制现代化的道路，并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性。
（一） 移植与传统共生
作为新兴的商事法律，商标法的出台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扩大在华商品贸易以及保护其商业利益不受侵犯的社会背景下。由于传统商事法律规范的缺位，使近代中国统治者不由自主地将希望寄托于外国商标法，借以推动社会的变革。1904年商部在奏折中就明言：“保证商标一事，自应参考东西各国成例，明定章程，俾资遵守。”[1]（203）近代中国三部商标法，不仅立法体例受到西方商标法的影响，而且在立法原则、立法内容上也都与西方各国的商标法如出一辙，如善意取得原则、对等保护原则以及续展制度、公告制度等。而1923年的《商标法施行细则》中关于商品种类的划分几乎完全照搬了日本《商标法施行细则》的内容。此外，在商标执法和司法领域，商标的管理以及商标法律纠纷的解决和处理亦带有明显的移植痕迹。商标局建立后，北洋政府即仿造西方各国商标行政管理建立起审核、注册、审议等执法机构进行具体的事务管理。而司法审判制度的变革更是清末立宪修律运动中的重点，学习西方国家实行三权分立。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保证了近代中国司法审判的独立性，而由此形成的商标司法审判机制大大提高了商标纠纷解决的效率。虽然《商标法》在其建立和发展过程中离不开西方法的移植，但在其发展历程中，千百年来形成的商业传统习惯早已融入了商人的血液中。“我国虽向有牌号、图记之商业习惯，但既无良法，又乏专司，一听商人之自为”[2]（297）。在商业经营中经常出现假冒牌号商标以及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行为，而中国商人对牌号的保护，事前依赖于行规章程的规定加以约束和防范，事后则习惯于向府衙禀控，仰仗官府的权威和禁令来杜绝假冒的发生，这种情况即使在《商标法》颁行后也不例外。商人们除了通过行业公会或当地商会继续维持民间原有的商业例规、习惯俗制以外，还包括吸收进商标法的内容以及商人、商业组织按照商标法律的规定调整商事经济关系和规范商业行为的一些做法。在近代商标法的实施过程中，国家法律和民间行规章程共同为维护商业利益、规范商业行为、保护商标专用权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 妥协与进取并存
近代中国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中被迫开启变法修律的，几乎所有的商事法律制度的制定与实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西方列强的干涉。近代中国商标法律制度的演变充分体现了妥协与进取这一矛盾共同体的存在。清末，西方列强不仅事先制定了商标法草案，处处强调如何保护洋商在华商标不受侵害，而对华商商标的保护只是附带提及，而且在商标注册机构和商标侵权纠纷的司法管辖等方面，亦将中国的商标行政和司法权置于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诚如时论云：“皇皇商部，名曰保商，吾恐华商被洋人欺凌灭绝，而商部诸公尚高枕不知也。”①尽管清政府已依据西方列强的意图做出了妥协，然而这种退让并未换来列强们的满意，在众列强为争夺在华商业利益而产生的矛盾中，中国第一部《商标法》也因清政府的不断妥协与退让而无果而终。在具体的商标法律实施过程中，为了使商标法律能尽快地实施，面对西方各国对我国商标法的质疑和反对，历届政府也被迫做出一定的让步。例如1923年《商标法》颁行后，虽然中方在商标行政问题上坚持由中方管理，但对于外方提出的聘请外国专家为助手以及将商标公报中登载的注册商标翻译成英文的要求做出了妥协。当然，为了争取国家主权，维护我国商人的商标合法权益，从清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都曾进行过不懈的努力和斗争。如清末《商标注册试办章程》对要求享受优先权的商标，规定必须在4个月内呈请中国商标局注册，否则即认为其丧失优先权。在商标司法管辖权上，也不是放任所有的商标案件一律都由领事官处理，而是规定“如两造均系洋人或均系华人，遇有侵害商标事件，一经告发，由该管衙门照办，以示保护”，②排除了洋商享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干涉及操纵中国司法审判的可能，至少在形式上保证了华洋商标诉讼的平等性和公正性。另外，历届政府为废除治外法权也作出了种种努力。光绪二十九年（1903），吕海寰、伍廷芳向清廷上奏《沪会审公廨情形黑暗请定章程片》折，痛陈洋人把持中国司法、任意断案的现状。建议借修订商律之际，将“租界华洋杂处，贸易词讼……妥定办案简便章程，俟新律告成，奏请立案后即咨行督抚臣转饬江海关道，督率该会审委员，恪守定章，清厘界限”[3]（378）。民国二年（1913）和民国八年（1919）接连发布《司法部令京内外各审厅酌定华洋诉讼办法文》及《审理无约国人民民刑事诉讼章程》，将治外法权的收回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也将法权的收回作为亟需开展的工作之一。民国十八年（1929）八月一日，司法院公布《收回法权筹备委员会章程》（十一条），规定该筹备委员会专掌讨论筹备关于收回法权的事宜，并以司法院院长、副院长、司法行政部部长、次长为当然委员负责收回法权事宜工作的开展。[4]（285?286）虽然西方各国在华享有的治外法权一直持续到1943年才废除，但历届政府为争取司法独立和维护国家司法主权所作出的努力应当得到肯定。
（三） 应急与实用相伴
近代大量集中制定和出台的商事法律无不体现出清政府急切希望通过借鉴西方模式改革政治法律制度，来达到收回治外法权、维护国家统一的目的。1902年，英方代表明确表示如中国的律例“皆臻妥善， 即允弃其治外法权”[5]（103），极大激发了我国构建商标法律制度的意愿，也成为中国法律近代化运动的主要动因。面对“东西各国，无不重视商标，互为保护”[1]（203）的局面，中国政府为规范商品经济行为，维护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秩序，试图通过以最快的速度制定出商标法律来实现与西方各国的接轨，进而达到与西方列强相颉颃的功效。故导致我国在商标立法中起点较低，整个过程充斥着虚浮和躁动。由于缺乏理性的思考和统筹计划性，近代中国商标法制建设带着强烈的政治使命，表现出的特点就是实用主义地应付眼前的急需。例如中国先是模仿西方各国商标组织结构成立了商标审核科、注册科、审议科，但因人手严重不足，且缺少谙熟法律的人员及时处理，导致大量商标争议案件积压。1923年6月，农商部特批准在上海成立商标局上海办事处，专门处理上海周边地区的商标呈请及注册工作，但仅仅过了4个月，1923年10月，商标局又以上海办事处职能有限，实未成立之必要而下令裁撤。这种朝令夕改的做法充分暴露了近代中国商标法制进程中的应急性。对于近代中国法律制度的应急性与实用性，有学者认为：“吾国近数十年来的法律，确与社会脱了节，法律条文可以徇着理想创造制定，而社会是有着惰性的。尤其像我们这样古老民族，有其悠久的历史文化，要一旦改弦更张，来适应新法律所创造的一切，当然不是一蹴即及的事。”[6]（72）更何况，“法律规定为一事，社会进步为一事。虽足以启迪社会之意识，究不能变更社会于一旦”[7]（18）。法律的制定和发展，是一个无限接近理性目标的长期过程，“对于法律的发展和演进，我们既需要保持追求目标的激情，更需要审时度势，确定循序渐进、切实可行的理智过程。根据社会环境的需求和民众的承受能力，具体设置一个排除感情冲动、而充满冷静理智的可行方案”[8]（354）。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是无益于商标法律建设和发展的。
（四） 注重商标法制发展的一脉相承
法律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发展也具有历史的延续性。近代中国立法的特点就是后代政府注意吸收前代政府的立法成果。虽然清末与民国政府的统治阶层不同，但所维护的利益群体却存在相似之处，这便给法律在各代政府之间传承提供了可能。近代中国商标法制虽历经三个阶段，但并没有体现出对立性而是一脉相承的。尽管清末商标法律未及颁行，且体例内容不完整，但其开创性和探索性在近代中国商标法制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北洋政府时期的商标法弥补了清末商标法的不足和缺陷，通过进一步移植西方先进的商标法原则和制度，丰富了商标法的内容，顺应了世界商标法发展的潮流，为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商标立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30年国民政府颁行的《商标法》基本就是以北洋政府时期的《商标法》为蓝本，加以增删修改而成的。在商标执法和司法领域同样注重商标法律的一脉相承。自商标局建立后，国民政府不论在组织机构的安排上，还是在组织条例的制定和实施上都沿用了北洋政府时期的做法和规定。而为更好地推行商标法，民初建立的司法判例和司法解释制度也一直被国民政府所继承。通过继承过程中的扬弃，使近代中国商标法律制度不断获得进步，实现了从无到有、从简陋粗疏到体系完备的嬗变。
二、近代中国商标法制建设的成就
近代中国商标法制将西方先进的商标法律原则和制度与中国国情和商业习惯相结合，通过不断的探索、实践和调整，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其完备的商标法律制度宣告了其近代化任务的完成，同时在其发展、完善过程中，既使广大民众的商标权利意识得以形成及提升，也推动了商标法学的研究。
（一） 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商标法律制度
商标法律制度指运用法律规范调整商标法律关系时形成的制度，是法律变革中最明显的方面，也是推进法律改革的载体，主要包括商标专用权制度、注册制度、审查制度、评议制度等。商标专用权制度是商标法中的核心内容，保护商标专用权是商标法的直接目的，只有确定并承认商标专用权，商品流通秩序才会顺畅，消费者的利益才会得到保障，所以，近代中国商标法都把保护商标专用权作为制度建设的首要目的。从商标呈请到商标审查，再到商标注册，最后是商标侵权等条款的规定，不论是清末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商标立法都是围绕如何保护商标专用权在阐述。通过不断发展与完善商标法律制度，近代中国商标法关于商标专用权的保护渐趋完备和周密。另外，近代中国商标法的注册制度自北洋政府时期发生了变化，由原先的申请在先改变为以使用在先兼顾申请在先。虽然发生这样的改变实为中国政府迫于外交压力妥协的结果，但在方便外商在华商标注册的同时，中国商人的商标注册也得到了一定的增长，工商业获得了快速的发展。1923年商标局的成立，使我国商标审查、注册以及争议管理有了专门的机构，商标法律得到了切实的执行。而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商标评议制度又获得了进一步发展，通过对条文的增删修订，使商标争议的管理制度更具实用性和操作性。近代中国商标法律制度所确定的原则和规则，不仅为当时商标行政管理和司法审判提供了法律依据，而且这些体系完备、条文清晰的法律制度也成为日后台湾商标法律制度和中国大陆商标法律制度建设的模本，具有重要的作用及价值。
（二） 基本完成了商标法律制度的近代化
法律制度的近代化是现代化演进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③。它既不同于古代法律是建立在自然经济、专制统治和一元文化基础上的一种法律形态，也远未达到现代法律所呈现的商品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的特点。[9]（8）近代中国商标法制的近代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首先，在“商标为保商之要举，无论华、洋商人即经照章注册，自应一体保护，以示平允”观念的推动下，清廷“参酌各国律例”，颁布了《商标注册试办章程》。虽然此法未能施行，但倡导商标注册以及受法律保护的观念已明确入法，并为民国政府所继承，成为中国商标法律制度近代化的内在动力。其次，清末的商标法律制度规则制定得较为粗疏，一些商标法中的重要规则，如优先权的认定、商标权的展期等规定得不够细致，而关于商标争议的处理则根本没有规定。经过北洋政府时期对商标法制的建设和发展，商标法律制度已初具近代化的雏形。到了国民政府时期，六法体系基本形成，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基本任务宣告完成，同时也为商标法律制度的实践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再次，法律制度的变化要求法律组织和技术操作与之对应。司法机关的独立、商标局的建立都为中国商标法律制度实现近代化提供了权力后盾，成为其坚实的保障。最后，通过商标行政管理和商标司法审判，商标法律制度内容在现实中得到实践和检验，加快了中国商标法律制度的近代化进程，并不断促使着商标法制向更高层次迈进和发展。
（三） 促进了商民商标权利意识的形成与提升
商标权利是商标权人通过商标注册而形成的法律保护的专有权。我国一直到近代，只是将商标作为附着于商品上的特有标记，并未上升至可转化为权利保护和带来财产收益的高度。中国各阶层对于知识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观念普遍淡薄，对西方的知识产权制度也缺乏深入了解，再加上西方的知识产权观念与中国传统观念本身存在着剧烈的冲突，使中国社会在对于知识产权的理解及认同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困难。而商标保护权益的意识也是随着近代中国商标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逐步形成与发展起来的。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为例，英美烟公司为达到垄断市场的目的，使用各种手段来打击和排挤竞争对手，其中通过控告商标侵权就是其屡试不爽的手段。1907年，英美烟公司借口南洋兄弟的“白鹤牌”香烟的“包装纸颜色与英美出品相同，诬为影射”。其实清末我国“商标注册尚未开办，彼此保护牌号仅有空约，洋商既未缴注册之费，我国断无保护其商标之义。何况普通形似，一经出示，致使华商所造之烟稍有纸料色泽一处普通与伊同，即指名控罚，受害之家不少”[10]（198）。然而由于商标权益保护意识的淡漠，此时所发生的商标诉讼，华商一般都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无法有效保护自身权益。1915年，英美烟公司又指控南洋兄弟的“三喜牌”商标影射其“三炮台”商标，要求各地将“三喜”牌香烟全部收回并焚毁。南洋兄弟被迫改换商标为“喜鹊”牌。英美烟公司的行为激起了广大民众的愤慨，“报界咸抱不平，皆大声疾呼，著论为我国人警告”[11]（74?75）。1923年《商标法》正式颁行，商标局也得以成立，我国商民的商标权益保护意识得到了极大的提升，1924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就向商标局呈请注册多个商标并获批准。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档案资料显示，在1926～1933年间，南洋公司因商标问题而与其他公司发生8起争议事件，请求商标局给予评审，作出决定[11]（262）。商标专用权保护意识的提高亦可见一斑。
（四） 推动了商标法学的研究
虽然中国法学研究起步较晚，但自清末变法修律开始后，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一直在为法律制度的构建提供人才储备和智力支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商品贸易交流日益频繁，商标专用权所代表的私有财产权的重要性愈益明显，也被世人所认知。1923年5月，随着中国第一部商标法颁行，关于商标法律理论和商标注册实务的著作与论文渐渐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一批有影响的商标法研究者开始崭露头角。这些研究成果多密切联系商标立法活动，或评论已有的商标法律，指出其不足与缺陷，提出修正意见，或通过分析总结相关理论问题提出立法建议，既有对商标立法的系统性研究，也有对商标法制度的具体适用性进行讨论，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商标法学的蓬勃发展极大促进了近代中国商标法制的发展，为商标法律的适用贡献了力量，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商标法律研究的范畴。虽然这些商标法学论著从总体而言，是以法条注释和偏重实践操作为主，且其不论从数量还是研究内涵及深度上无法与同时期的商法研究相媲美。但通过近代学者在商标法研究方面作出的积极努力，形成了一系列学术成果，对商标法制产生了积极影响。近代商标法学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商标法制的顺利发展，而且还引导人们形成了对商标法的正确认识。商标法制建设与商标法学研究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加快了近代中国商标法制的进程。
三、近代中国商标法制建设的借鉴
任何事物的发展总离不开其所生存的环境，与同时代的法律制度一样，近代中国商标法制建设在发展历程中也深受当时社会发展的影响，在法律制定、运作环境以及颁行适用等方面留下了一些缺憾，使商标法律制度的实效发挥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其中主要有两点教训。
（一） 商标立法不应超前于社会实际
近代中国商标立法属于仓促立法，故决定了立法者为了尽快建立起近代商标法体系，没有将重点放在法律制度与社会适用的有机衔接上，使制定出来的法律未能得到良好地实施和运作，“即便立法者表达了对商标法律的谨慎和重视，然而一旦启动立法进程，法规的出台便指日可待，在短暂的时间里，不可能期待立法者完全理解法律的精神所在，并将其很好地反映在立法当中”[12]（262）。“使用在先兼顾注册在先”是近代中国商标法律制度的重要特征。北洋政府在制定这条规定时只考虑了参酌西方最先进的商标法律制度以填补中国商标保护无法可依的现状，却未能充分预料此规定所产生的后果。法律条文一旦被规定下来，便具有了法律强制力和约束力。“使用在先”的商标注册原则规定下来，却没有适用的标准，使商标呈请注册的难度大大增强，影响商标专用权的取得。而复审制度虽体现了商标权利获得的公平性，但是呈请程序却极其繁琐，期间至少需要半年以上，这对于商业发展和商标权利意识尚处于萌芽阶段的华商来说，无疑增加了维权的难度。有学者认为“近代中国立法大都模仿而少创造，故经立法机关制定之各种法律草案不是翻译即为抄袭，由立法者依照本国情形而创制之法律，可谓极少”[13]（7）。法律的适度超前是必要的，但是“对一个民族来说，规范其行为、支配其生活的法律应当是从其心灵深处或生活习惯中成长，否则那将既是法律的不幸，也是民族的不幸”[14]（14）。如何保持法律既具有先进性又兼顾社会稳定，既体现世界性又反映民族特色，这是一个仍值得我们今日探索的课题。
（二） 法制建设应与社会建设协调
虽然近代中国私营经济和商业经营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从所采取的措施看，很多方面显然是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维护统治阶级的需要，并不是为了真正鼓励、刺激商品经济的发展。尽管商人们的商业权利意识得到了增强，但商事法律观念和权益保护意识仍脱离不了传统行为方式和商业习惯的影响，社会的发展还是远远滞后于法律的建设，商标法律制度实施的社会环境并不完善。商标行政执法管理的专业性机构一直到民国时期才成立，之前一直由沪、津两海关代行商标注册之责，并且所有注册的商标也仅是登记备案而已。英商会对此认为：“英国商业在中国所希望得到的保护，不可能从向中国海关办理登记或临时注册中得到，而只能从英国、中国以及其他外国为了互相保护各该国家的商标权所达成的协议中才能达 到。”[15]（656）在商标局短短二十余年的时间内，尽管在商标审查、商标注册和商标评议管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与商标法制发展所需的完备制度相比仍具有差距。近代中国司法机关，虽然实现了司法独立，然而对于新兴的商事案件，特别是涉及商民财产权益和精神财富的商标案件，各级司法机关在审判时，常显得有些捉襟见肘。而“近代中国政府缺乏有效的监控和约束机制，导致特权者、立法者、执法者践踏法律，使得中国近代商标保护体系发生扭曲”的现 实[16]（89），也是中国商标法律制度缺乏良好的社会环境运作与实施的因素之一。
四、结语
梳理过去，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认识现在，正如美国大法官卡多佐所言：“今天我们研究前天，为的是昨天也许不会使今天无所作为，以及今天又不会使明天无所作为。”[17]（31）近代中国商标法制受其时代影响所呈现的特性、取得的成就以及缺憾对于当今我国商标法制的建设和发展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其所具有的移植与传统共生的特性依然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因为通过移植，我们可以发现不足以此来缩短差距，迅速提高自己。但是，法律移植是一个实践过程，“是人们一种积极的、主动的，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是带有创造性的工作。它不仅仅是简单地模仿、借鉴他人的成果”[18]（537）。我们必须要与我们的传统文化以及现实国情相适应，否则只会对法律制度产生不利的影响，使商标法律丧失独立的品格。而积极总结我国商标法制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是为了在当今商标法律体系以及知识产权框架结构的构建中能发挥优势并及时地弥补不足，从而使商标法律制度获得长足的发展与进步。
注释
① 中华报. 1905-4-17.
② 《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第二十条第三项。
③ 有学者认为近代化（modernization）与现代化等同，都是指“科学技术革命以来，由于人类控制环境的知识空前增进，在历史中演进的制度不断改变其功能以求适应的一种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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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苏慧]
作者：汪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一个管总的东西。具体讲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大大小小可以列举出十几条、几十条，但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这一条。”回眸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法治发展进程，我们看到，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伟大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推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这是艰辛的探索，更是光辉的历程。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之一，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在废除旧法统的同时，积极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抓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从1949年新中国诞生到1956年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而这段变革时期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奠基时期。
开创性地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体系。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及其政权组织系统作出了明确规定，建立了全新的国家制度。1954年9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簡称“五四宪法”)，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全面确立奠定了根本法基础。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相比较，“五四宪法”赋予国家的性质以崭新的属性与内容，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经验以及国家政权机关工作的经验，对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作了更加完备的规定，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了一个以国家权力机关为核心的更加完整的国家机构体系，借以适应日益复杂化和专门化的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活动的需要;进一步丰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善了国家结构形式;形成了与国家制度的性质与形式相适应的公民权利体系，为当代中国公民权利制度创设了根本法基础，从而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治理体系，实现了对中国近代以来各种国家制度方案的历史性超越。
重建了新型的社会主义法律秩序。任何一场剧烈的社会革命运动，要实现其预定目标，不仅要从根本上改变旧的政治与法律制度的本质与结构，而且要建立一种新的政治与法律制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稳定的社会与法律秩序。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几年里，国家生活的重心就是要在逐步实现国家制度根本性变革的基础上重建社会与法律秩序。这一时期先后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贯彻婚姻法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司法改革运动以及“一化三改”等以群众运动方式推进的一系列重大社会变革运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明显特点，便是法律发展与群众运动彼此交织在一起，形成有机的互动关系。这些群众运动，有力推动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法律发展，一些法律是在群众运动起来以后才制定的。不仅如此，新中国成立之初群众运动的展开，也需要法律提供保障。然而，在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那种依靠群众运动来组织社会动员、重建社会与法律秩序、推进社会治理的方式已经不合时宜了，必须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夯实社会秩序的法制基础。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基于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外形势的科学分析，作出了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的重大政治论断。由此，党的八大强调，“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的法制，巩固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充分地受到国家的保护”。
展开较大规模的法律创制活动。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人重视加强人民民主法制建设，注重运用法律与政策相结合的方式治理国家与社会，借以适应新的社会经济政治情况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1949年到1956年间，新中国的法律创制工作大致经历了两个前后相继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基础的法律创制，其特点是运用立法手段，巩固革命胜利成果，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法律秩序，保障各项社会民主改革运动的顺利进行。在这一阶段，先后制定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的组织通则，还制定了工会法、婚姻法、土地改革法、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令。第二个阶段则是以“五四宪法”为基础，加快国家立法进程，推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基础，促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这一时期，在“五四宪法”指引下，重新制定了一些有关国家机关和国家制度的各项重要法律法令。例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地方各级人大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适应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需要，制定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手工业合作组织交纳工商业税暂行办法、关于对私营工商业在改造过程中交纳工商业税的暂行规定等法律法规。在这一时期，新中国民法典、刑法典的草拟工作开始提上议事日程，诉讼立法亦开始启动。
二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社会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进入了一个革命性变革的历史新时期。这场新的伟大社会革命在法治领域的集中体现，就在于实现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策型法律秩序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现代法理型法治秩序的历史变革，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持续推进了当代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把依法治国确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是与民主政治密切联系的，它要求法律的权威高于任何个人的权威，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实现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的历史性任务突出地提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把刑事司法工作建立在法治化坚实基础之上。为保证这两部法律的严格执行，1979年9月，中共中央专门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以下简称“九月指示”)，第一次鲜明提出“实行社会主义法治”，深刻阐述了刑事司法法治工作的基本要求，并把刑法、刑事诉讼法能否严格执行上升到“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信誉”的高度加以突出强调。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以下简称“八二宪法”)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推进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上升为宪法规范，确立了国家法制统一的原则。在“八二宪法”指引下，当代中国法治发展日益向纵深推进。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郑重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战略决策。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提出与贯彻，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注入了崭新内涵，有力推动了当代中国法治建设进程。
把依法执政确定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且长期执政的党。随着这一巨大而深刻的转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面临新的重大课题。“九月指示”按照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指导方针，第一次全面科学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司法工作领导的基本原则和工作体制。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深化了对执政规律的认识，对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依法执政的重大命题，指出：“必须增强法制观念，善于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统一起来，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依法执政这个全新的执政理念的提出，充分反映了新的社会历史条件对党的执政能力的新要求，是加强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推進依法治国进程的一个重大举措，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基本内容。
形成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党的十五大在提出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同时，第一次明确提出“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二〇一〇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历史性任务。很显然，设定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具体时间表，这充分反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性自觉。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以来的不懈努力，当代中国的立法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1982年制定了现行宪法，此后又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需要，先后通过4个宪法修正案。到2010年年底，我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并全面完成对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集中清理工作。目前，涵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法律部门已经齐全，各法律部门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比较完备，法律体系内部总体做到科学和谐统一。因此，2011年3月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郑重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如期形成。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形成与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重大政治论断，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要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这三个方面“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为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法治中国的重大战略任务。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当代中国，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旨在把国家和社会生活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轨道之中，实施有效规则之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把“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历史性任务第一次载入党的文献之中，强调“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专题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精心谋划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蓝图和总体布局，庄严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法治中国而奋斗”。党的十九大把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确定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的有机构成要素，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厉行法治”。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对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作出重大部署，指出：“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并且根据党的十九大的总体部署，决定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借以加强党中央对法治中国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中国建设全方位展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取得了重要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显示出旺盛的活力和强大的生命力。
明确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战略安排和重点任务。在当代中国，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和重要依托，全面依法治国有其确定的内在目标。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强调要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从形成法律体系到建设法治体系，反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法治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把握，记载了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时代轨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全面依法治国总抓手的法治事业波澜壮阔地展开，迈出了重大步伐，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大基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对开启全面推进法治中国新征程、实现中国法治现代化作出了战略安排，确定了建成法治中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两步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即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基本建成，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这一过程中，包括法治文明在内的政治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大关于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的战略安排，清晰地表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坚定意志。实现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安排，必须精心谋划、把握重点、扎实推进。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會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部署了推进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的伟大革命的七项重点任务，即一是研究制定法治中国建设规划;二是全面贯彻实施宪法;三是推进科学立法工作;四是加强法治政府建设;五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六是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七是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和法治人才培养。很显然，这七项战略性的重点任务，有力回应了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对法治中国建设提出的新要求，确立了新时代深化全面依法治国实践的主攻方向，必将对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产生深远影响。
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在当代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进程与法治改革进程是内在地结合在一起的。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历史性任务，对深化法治领域改革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坚定不移推进法治领域改革，有效破解法治实践中存在的法治难题，努力克服影响法治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问题，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是在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的引领下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遵循中国法治发展的内在机理与规律，在借鉴吸收世界法治文明有益成果的同时，坚持“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的基本要求，走出了一条自主型的中国法治改革之路。迈入新时代的中国法治改革，注重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更加突出法治领域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强化法治改革措施的全面考量、相互配合、整体协同、形成合力，从而使法治改革方案更具针对性、实效性和可操作性;注重强化问题导向，抓住法治工作中人民群众反映强烈、事关法治建设全局的突出问题和关键问题，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推出强有力的法治改革举措，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开创了法治领域改革的新局面;注重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促进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作为法治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使法治改革合乎民心、顺乎民意;注重恪守依法改革的原则，把法治领域改革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加以推进，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努力实现改革决策与立法工作有机衔接、相互促进，坚持运用法治方式来推进法治领域改革，从而着力解决好人民不断增长的法治新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法治发展之间的矛盾，为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奠定坚实有力的法治体制、法治制度和法治机制基础，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新境界。
(摘自8月23日《光明日报》。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院长)
作者：公丕祥
一、 总体成果呈现
从1978 年开始经过30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 成功完成了一系列经济发展的大转变和大跨越, 基本实现了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由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双重过渡，由传统农业型国家向现代工业国转变。 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45亿元，在世界主要国家中位居第10位。人均国民总收入仅190美元，位居全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行列。
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经济迅速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1979—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9.8%，大大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3%的速度。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30年，是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由弱变强的30年，是中国逐步摆脱低收入国家不断向世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30年。
中国的改革开放，顺利实现预期战略规划“三步走”中的第一步——温饱和第二步——小康。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走上了现代化建设的快车道。
二、具体成果展现：(经济上——经济体制转轨、经济发展水平即总 量、城乡面貌、对外与开放水平;政治上——民主政治发展;文化教育上——初等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
(一)、经济上：
1、经济总量与增长水平： GDP：1952年只有679亿元，到1978年增加到3465亿元，2008年超过30万亿元，达到300670亿元，比1952年增强了77倍。2009年，GDP总量达到33.5万亿人民币，折合49100亿美元，人均收入3776.9美元。
2、经济体制转轨：
经济体制转轨实为资源配置的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换。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推进是伴随着中国政府对计划与市场的认识上的突破，即对二者的认识从意识形态对立上的价值取向转换到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中立判断。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 课件为第八到第十二张：转轨前后的变化
3、城乡面貌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百姓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我国人民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再由温饱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4、对外开放水平
中国政府通过经济特区、沿海城市、经济开放区、沿江及内陆和沿边城市等形式，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原区域性推进的对外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至此，一个从沿海到内地、由南向北、自东向西、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区域格局基本形成。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加快。传统贸易依存度从1978年的9.8%到80年代中期的23%再到1999年的36.4%。2000年进一步提高到43.9%，2003年达到60.4%。
(二)政治上
1、政治制度建构： 根本政治制度：人大制
基本政治制度：城乡居民自治、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
2、依法治国
法律体系的完善、城乡居民法制化
三、伟大成就与中国模式
四、改革新布局——十八届三中全会
中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中国政府领导人以“自己拿起 手术刀”的自觉和勇气，就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体布局，继续释放改革的红利。未来十年内，中国政府围绕着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这一主题，以完善市场机制，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点，推进社会制度的完善与发展。个人认为，在改革布局中，必将对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起重大影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农村土地的流转、司法独立的完善、新计划生育政策、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改制、教育与收入公平化改革、公务员制度的改革等。
主义制度三者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总体性概念，它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统率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三位一体”的有机统一整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分别立足于政治、实践、理论、制度规范等领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作的整体诠释，就其功能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之中, 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
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拓和奠基之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提，作为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加以阐述，形成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旗帜统领下的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框架，为我们从整体和学理上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
一、三者的内在共性
第一，世界观、方法论一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自身的理论基础，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都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理想与现实相统一，即党的最高纲领与党的最低纲领相统一的基本原理，都始终根植于、立足于代表人民利益的政治立场，都遵循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的一致性决定了三个概念的内在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也是三者能够相互贯通、形成统一整体的根本依据所在。
第二，目标指向一致。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还是制度，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指向，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充分调动广大人民发展社会主义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巩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指向的一致性，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重维度具有共同的努力方向和目标指向，避免中国社会主义探索过程中曾经出现的理论和实践的脱节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挫折，从而确保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始终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行。
第三，实践基础一致。3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共同的实践基础，来自实践的需求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旗帜确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不断向广度和深度拓展，并成功地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党的每一次重大的理论创新、每一次制度的发展与完善，都是基于道路的具体实践，基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求。实践的需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制度形成、发展的动力源泉。
第四，理论品质一致。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的理论品质，这一品质也集中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三重维度的理论展开中。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与时俱进的过程。这一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随着改革开放战略的横向和纵向展开而逐步发展并完善起来的。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的发展过程，充分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制度层面的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可见，正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在继承前人的同时又能突破陈规，在排除各种错误倾向干扰的同时又能吸取各种失误的教训，不断解决新课题，开拓新境界。
、三者的区别
科学社会主义在形态上是理论、道路和制度的三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是道路、理论和制度的“三位一体”。这三者是有区别的。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注重的是“实践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质上是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根本目标的实践路径，因而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是路标。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重的是“理论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中国发展进步的理论引导，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是方向盘。我们既要反映当代中国实践发展的新要求和理论研究的新成果，进一步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又要从本质上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逻辑、内容逻辑和发展逻辑。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注重的是“制度保障”。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成果最终都应固化下来，成为一种制度，只有形成一种制度，才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才能避免左右摇摆，也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得到有效保障。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表明我们已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状态，进入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基本规律的自觉状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保障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的规则体系，因而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应对各种严峻挑战、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维护国家和平统一的制度保障。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是保障沿着正确路标和方向行进的规则体系。这一规则体系的实质是正确处理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关系，以及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十种基本关系”，以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
三、三者的内在逻辑关联 如前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者之间具有诸多理论共性，正是这些理论共性使得三个理论维度展开的理论成果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所维系、所联结。不仅如此，由于存在诸多理论共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之间还形成了紧密的逻辑关系，彼此有机统
一、相互促进、相互依存、相互验证。
第一，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实践探索的新成果，是相对于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在
新时期理论探索的新成果，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而言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制度形态展现，它是相对于其他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而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伟大旗帜之中，且是以具体的实践来体现，以最终实践的结果并且经由高度理论化的抽象来展现。道路和理论体系是旗帜的现实表达，它们分别从实践和理论层面丰富了旗帜的内涵。如果说，旗帜强调的是方向性，道路强调的就是实践性，理论体系强调的便是指导性，制度强调的便是科学性，它们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于建设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
第二，相互依存。道路、理论、制度三者之间联系紧密，相互依存。其一，道路的具体实践为理论体系的形成、丰富和发展提供了鲜活的素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开放的理论体系，十分注重吸取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经验，并使之成为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无论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三大理论之所以具有不同的理论重心和阶段性特征，主要原因在于它们都是总结不同时期中国现代化实践的理论成果，反映了不同时期中国发展道路的现实需求。其二，理论体系为具体制度的设计提供理论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设计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但这一理论必须基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性、立足中国现实国情，符合上述要求的理论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我们党设计出颇具中国特色的制度体系。
第三，相互促进。一方面，理论指导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规定、价值目标和发展方向，这一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拓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理论指导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探索。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每一个关口的突破，都离不开理论上的思想解放和观念创新。正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指导，中国才能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而且，随着理论体系的发展和完善，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就会更加显著地展现出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阔。另一方面，实践推动理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鲜活的实践经验，对实践经验的概括成为理论创新的基本途径。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探索过程中难免会遇到诸多理论或实践上的难题，对这些难题的破解深化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对这些规律的科学归纳和提升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的发展和创新。鉴于此，习近平同志指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又要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者紧密结合，相互促进，就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始终高高飘扬。
第四，相互验证。所谓相互验证是说不同的理论维度所展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整体的多个面，或谓之不同表现形态。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而言，道路以实践形态表现理论体系和制度，理论体系和制度是以科学化的理论形态表现道路。创新实践中包含了理论的指导和制度的规定，理论体系和制度中又包含了对道路探索经验的总结和提炼。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高度综合和统一，在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熔铸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其内在的验证关系在于：改革开放实践的巨大成就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制度的合理性、有效性，进而证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正确性。由于彼此之间存在相互验证的关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孤立地谈论坚持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某一方面，而是必须从整体上进行把握，缺一不可。
当前，中国梦已成为社会热议话题，人们正在为实现中国梦而凝心聚力。而同时，改革中的深层次矛盾接连呈现，一些不和谐不稳定因素也在增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胡锦涛同志《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书，为实现中国梦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 中国梦的内涵和外延十分确切、简明，就是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的展览时所精辟阐释的：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梦是人民的梦,其本质是人民的企盼和诉求。中国有13亿人口，个人愿望可能千差万别，但一个共同愿望，概括起来，就是希望社会和谐、发展、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实现中国梦，就是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苦难的中国人民，历经沧桑，人们对社会的动荡、分裂所带来的苦难感同身受。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国民众深知和谐社会的可贵。构建和谐社会，是人们的共同理想和愿望，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促进社会和谐，是实现中国梦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人们共同企盼的目标和结果。
俗语说，“安居乐业”，安居才能乐业。人类社会发展史证明，一个相对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是社会生产力提高进步，经济繁荣发达，文化欣欣向荣、百花争艳，科学发明科技创新必不可或缺的社会条件。实现中国梦不能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和环境。努力打造一个相对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既是落实构建和谐社会的切实步骤，也是为实现中国梦所作的有效努力。因此，实现中国梦，必须认真贯彻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从努力打造一个相对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入手，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激发人们为努力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热情。没有社会的相对和谐、稳定，一切都是空想，实现中国梦就无从谈起。
共筑中国梦，需要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需要民生的持续改善，这是复兴之本、梦想之基。社会的稳定、和谐，说到底是看绝大多数民众生活的状况如何，看最大多数群众能否依靠诚实的劳动，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和标志，是我们执政为民的起点和归宿。习近平同志指出，“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同胡锦涛同志关于和谐社会的论述，阐明了实现中国梦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丰富内涵，凸显出民生工作和社会管理的极其重要的作用。群众工作无小事，我们关注民生问题，也必须从切实做好民生的“小事”、实事入手，让人们生活得有尊严，能够靠自己的诚实劳动而生活得愉快和幸福。
任何社会都存在形形色色的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要义在于及时发现矛盾、正确处理矛盾，使矛盾妥善解决而不至于激化成为社会危机。习近平同志的有关论述，高度概括了新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内容和特点，提出了解决矛盾的具体举措，与胡锦涛同志著作中关于《正确认识和处理五个方面的重大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等重要论著的思想一脉相承，为我们处理新时期社会矛盾指明了方向。妥善地解决这些矛盾，是保持社会相对和谐、稳定的前提和根本。当下，特别要积极关切社会热点难点，妥善回应各种诉求愿望，务实解决人民群众实际问题，切实加强舆论引导，极力排除各种杂音、噪音的干扰。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共产党人要懂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把我们党建设好的道理，懂得“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的道理，以端正党风政风的实际行动促进社会和谐，在促进社会和谐中带领人民一步一个脚印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特别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这个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首要原则，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不断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是社会和谐的最高价值理念;和谐社会就是众人共建、众人共享的理想社会状态。重点围绕人的发展、为人民服务、人文精神和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这四个关于“人”的问题，谈了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些认识和体会。切实把人的全面发展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之中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出发点，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落脚点，塑造有利于社会和谐的人文精神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支撑点，处理好各种人民内部矛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点。
王玲玲
(中共东台市委党校， 江苏东台224200)
【摘要】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中国人民共同参与的、史无前例的伟大社会实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一系列的伟大成就：建立了中国特色的立法体制和法律体系，确立了尊重和保障人权、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制度，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公正司法，加强普法和法学教育，从而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保障了国家的长治久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法制建设
法治是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是当今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向往和追求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自由、平等，建设法治国家，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奋斗，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中国人民共同参与的、史无前例的伟大社会实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中华民族，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民主与法治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法治建设的历程
(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法制建设与司法制度
1、法制建设：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人民民主政权的创建和革命法制的制定,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方针。这是确保革命法制建设胜利发展的根本保证。1922年7月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为了实现这一革命纲领,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全国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并通过各种革命组织,制定了许多具有法律效力的规约禁令。如 1922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制定的《劳动法案大纲》,是我国最早的劳动立法纲领。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进入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法制建设方面,继承并发扬了老苏区的优良传统,纠正了苏区的“左”倾错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我国革命实践,使抗日民主政权的人民民主法制建设日益完善,并进入全面发展阶段。新民主主义法制的民主原则,是它同一切剥削阶级法律的根本区别。它是在为了群众、相信群众并依靠群众的思想指导下,发动人民亲自登上历史舞台,掌握政权,制定法律,执行法律,行使广泛的民主权利,建立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新型政治制度,成立了人民的司法机
1关,实行便利人民的讼诉制度。这一切都是以民主集中制和贯彻群众路线作为根本指导方针。如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于 1939年4月4日公布《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各解放区人民政府分别制定了《惩治贪污条例》、《惩治关于婚姻与奸害罪暂行条例》,以及惩治扰乱金融罪和破坏森林罪的单行刑事法规等。
2、司法制度: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确立了各级法院、检察机关等，同时也形成了当时的审判原则和诉讼制度。如人民调解制度，它最早发端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运动中,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根据地创建的依靠群众解决民间纠纷实行群众自治的一种组织制度。
(二)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逐步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开启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纪元。从1949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其他一系列法律、法令，对巩固新生的共和国政权，维护社会秩序和恢复国民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及随后制定的有关法律，规定了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规范了国家机关的组织和职权，确立了国家法制的基本原则，初步奠定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
(三)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汲取“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作出把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并明确了一定要靠法制治理国家的原则。以邓小平为主要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兴旺发达作了深刻的思考与总结，并最终找到了问题的答案——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提出：“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说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邓小平同志还指出，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不允许有凌驾于国法之上的特殊党员。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思想，为实现党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打下了基础，提供了根据。1978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公报：“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要保证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于法律之上的特权。”这一经典论述道明了改革开放新时期法治建设的基本理念。此后，现行宪法以及《刑法》、《民事诉讼法》、《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等一批基本法律出台，中国的法治建设进入了全新发展阶段。
20世纪90年代，中国开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由此进一步奠定了法治建设的经济基础，也对法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新中
国的主要领导人江泽民同志根据邓小平关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思想，在199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并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任务。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被载入宪法。“将‘法制’国家改为‘法治’国家，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历史转变”。[2]这预示着：中国将依靠党的领导，政府的推进，辅之以社会的力量，走向法治化的道路。中国的法治建设揭开了新篇章。可以说，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方略从根本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实践中长期没得到解决的党领导人民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回答了领袖人物的个人权威与国家法律权威的关系问题，以及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问题。这无疑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对党的理论的重要贡献，对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进入21世纪，中国的法治建设继续向前推进。200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2004年，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200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对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立法体制和法律体系的建立
党的方针、政策是立法的依据和执法、司法的重要指导。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领导地位，要提高治理国家的法治化水平，离不开党在立法上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正确的政策主张上升为法律，依靠法律治理国家、管理社会。树立党在国家活动中的威信是中国各项事业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必然要求。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依靠党实行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来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事业不断前进。体现在我国党委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中，中国社会主义具体实践与探索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往往先经党的代表大会讨论分析并向全国人大提出立法建议，再由全国人大以法的形式予以公布。关于政治方面和重大经济，行政方面的立法，在制定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应将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呈报中共中央审批。1982年以来，中国四次修改宪法均是在中国共产党随时代发展，国情变化，不断将党的理论创新战略性根本政策反映到宪法中去。近年来，在对社会问题的整治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对弥补法律的空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3年12月24日，毛泽东带着起草小组的几个成员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乘专列离开北京，于27日夜来到风景如画的杭州，开始做一项为新中国
[3]法制建设奠定千秋基业的大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人民的领袖，
中国共产党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设计、制定“54宪法”的领导者——毛泽东就在那里协同宪法起草工作小组开始了制宪之旅。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真正反映人民利益和意愿、肯定人民主人翁地位的宪法。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同时又适应各地不同情况，《宪法》和《立法法》规定，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外，国务院，可以制定行政法规;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为保证国家法制统一和法律规范之间的协调，中国法律规定了不同层级法律规范的效力。有法可依是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当代中国的法律体系，部门齐全、层次分明、结构协调、体例科学，主要由七个法律部门和三个不同层级的法律规范构成。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法治政府建设，依法行政能力的增强
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国政府施政的基本准则。多年来，中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采取一系列措施切实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目前，中国各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权力已逐步纳入法治化轨道，规范政府权力取得和运行的法律制度基本形成，依法行政取得了重要进展。形成了行政主体法律制度、行政行为法律制度、行政监督、救济法律制度以及国家公务员法律制度等一系列基本法律制度，分别在《宪法》、《国务院组织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复议法》、《公务员法》等相关法律中加以规定。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的基本方略和全社会的共识。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服务大局为重要使命、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步确立。邓小平同志曾说：“美国有个尼克松，日本有个田中，都得上法庭，为什么我们中国的领导人不能上法庭呢?党组织也不能因为自己是执政党就把自己置于法律之外，否则，社会之中就存在一个不受国家法律约束的特殊集团，社会主义的法制也就荡然无存了。”[4]因此，中国共产党不断增强依法执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接受人民的监督，维护法的尊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同时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通过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不断巩固。
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司法建设的发展
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主要通过组织领导和政治领导来维护司法机关的分工合作，互相配合，相互制约，为其提供秉公办事，独立司法的外部环境。司法工作中，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坚决贯彻党对公民、团体权益的保障与维护，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实现社会正义。中国共产党在世纪之初，不仅两次出台中央纪律检察报告，而且大力改革司法体制，尤其是监察体制，颁布《监察》法，坚决与党内的腐败分子进行斗争。当前，我国正努力构建的在党委领导下，法律授权下，以检察机关为第一主体地位的社会化依法预防体系系统工程是一项既有益于加强党对司法机关工作领导的，又有益于改善党的领导的有益尝试。在党的领导下，制定了《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仲裁法》、《律师法》、《公证法》等法律，建立了公开审判制度、辩护制度、仲裁制度、律师制度、公证制度、法律援助制度和司法考试制度等制度。相信随着党领导方式的不断改善，检察制度的大力改革和完善，司法机关所体现出来的监督作用将愈加明显，中国司法体制将愈加完善。
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消灭贫穷落后，把让每个人享有充分的人权，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国家，作为不懈的奋斗目标。以宪法为根本
依据，中国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人权保障事业不断法律化、制度化。如保障生命权的《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刑事诉讼法》明确禁止刑讯逼供。《民法通则》规定了公民的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等各种人格权。通过以上法律保障人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此外，在党领导下还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保障人民的平等权、政治权利、宗教信仰自由权、劳动权益等法律，如《妇女权益保障法》、《选举法》、《宗教事务条例》、《劳动法》、《义务教育法》等 。
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制度得到规范
“市场经济是法治社会的基础性推进力量。1987年以来实行改革开放，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终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而且在实践中有了显著成效，这是法治社会形成、发展的最具基础性、广泛性、深刻性和现代性的强大
[5]动力源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
济体制转变过程中，不断加强经济立法和相关立法，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法律制度已基本形成。规范市场市场主体经济秩序的民事法律制度、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法律制度、市场管理的法律制度、宏观调控的法律制度、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制度、对外经贸合作的法律制度等法律制度也日趋成熟。如《民法通则》、《物权法》等一系列法律，建立健全了债权制度、物权制度，形成了各种所有制经济合法共存、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法律，确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地位，保障其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规范了市场竞争行为，加强了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建立了保护消费者利益和保证产品质量的法律制度;《专利法》、《著作权法》等一批行政法规，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此外，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带领人民缔结、参加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京都议定书》等30多项国际环境与资源保护条约，并积极履行所承担的条约义务。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修订《对外贸易法》，健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管理制度，建立起符合中国特色的对外贸易调查制度和对外贸易促进体制。
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普法教育和法学教育的发展
1、普法教育：当今中国，普及法律知识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行动。按照党中央关于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决议的要求，宪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得到比较广泛的普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制观念普遍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和运用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不断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法律意识明显增强，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能力逐步提高;随着普法教育的深入，依法治理工作全面展开，为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200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的“四五”普法规划将现行宪法颁布实施日即12月4日确定为全国法制宣传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组织了20多次有关法治的集体学习，对推动全社会特别是国家公务人员学习法律知识、树立法治观念，起到良好示范作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常务会议、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举行了一系列法治学习，各级党组织和国家机关集体学习法律知识已形成制度。从1986年至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了五个“五年普法规划”，今年是“六五普法规划”的开局之年，党中央作出了
一系列重大部署，确定了目标以及十项主要任务，全力以赴进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2、法学教育:建国初期，我国的法学教育在党中央的重视及努力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构筑了新中国法律教育的基本框架， 并确立了我国法学教育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也为后来法律教育的恢复、发展打下了基础。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定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在这一直接推动下，法学又一次成为了我国的显学。90 年代以来法学教育更是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据统计，我国现有法学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已近600所，法学专业在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达30万人，其中本科生为20多万人，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2万多人，法学硕士研究生6万多人，法学博士研究生6000多人。我国法学教育在党的领导下呈现出了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格局。
结语：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伟大实践使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必须遵循以下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保证中国共产党在法治建设中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保障广大人民群众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实现当家作主的权利，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厉行法治，实施依法治国，彻底建设法治国家任重而道远，要加强党在立法、行政、司法工作的执法活动中的领导。在我国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各个环节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是党的主张，还是人民的整体意志。只有在拥有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作指导，捻熟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既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又具有丰富的组织经验和崇高的政治威望，能够率领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统一行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保证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目标的顺利实现。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为我国立法的政治设计者，执法的组织协调者，守法的行动带头者，普法的思想引导者。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伟大成就的领导人。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6页.[2]张文显: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法理学[J],法商研究,2001年第1期,第35-36页.
[3]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M],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第316页.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2页.
[5]刘瀚:我国法治社会形成中的主要因素分析[J],法理学•法史学,人大复印资料,2002年第2期,第22页.
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特色”。 即“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这是讲话创造性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内涵、鲜明特征的理解，明确了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课题新要求。实践特色，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中国实践中产生发展，指导中国实践并得到实践检验的特征。理论特色，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实践经验科学化系统化，推动理论不断创新发展的特征。民族特色，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中华民族精神，引领中华民族发展复兴的特征。时代特色，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时代发展要求，把握时代发展脉搏，紧跟时代发展步伐的特征。这“四个特色”，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了方向，明确了主要内容。
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具有“实践特色”。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科学。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基本观点。理论源于实践，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理论高于实践，实践需要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从诞生之日起，其生命力只存在于实践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在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在实践的基础上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且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源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马克思指出：“一切划时代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在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经历艰辛探索，逐步形成的。”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不同阶段，先后产生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它们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既一脉相承叉与时俱进，回答着“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相同的时代课题和实践主题，同时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临不同的具体实践问题，体现了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科学性体系、阶段性成果和发展性要求的内在统一。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人民群众历史实践的理论升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源泉。在改革开放中，我们党善于集纳民智、反映民意、体现民利，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以此作为理论创新的基础，在理论与实践互动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践特色”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开始走到现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党就曾进行过真理标准的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基础，而这次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大门。并且，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就是讲要在实践中循序渐进的改革。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的特色也是“实践特色”。
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特色”，说明“中国特色”中理论的重要地位。理论指导实践，这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搞改革开放，和推进改革开放向深层次不断发展，只有实践不行，还必须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实践。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这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有机整体。深化改革，必须要继续丰富这“理论特色”，继续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改革的实践，用实践来丰富这个“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
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特色”，说明“中国特色”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思想传统。中华民族具有经世致用的优秀思想传统，在历经坎坷和磨难的旅程中不断总结教训和升华感悟。中华民族这种“求真务实”的民族性格是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国家之间的斗争、民族之间的力量演变中，一直推动着民族从兴盛走向兴盛。
2_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目标追求。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一大主题，是当代中国的主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始终突出发展这一主题，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目标追求，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等科学论断，科学地回答了当代中国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
3冲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浓缩了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对于
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是它最主要和最鲜明的特征：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精华。人文精神的精髓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人文精神最简洁的表述。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以人为本才有了崭新的内涵，才有了民主的生命，也才有了为最广大人民服务的执政党和作为人民公仆的当政者。以人为本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体现在其中的各个方面，要求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但包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结合，而且包括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产物，也必然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相结合的典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进行改革开放中逐渐形成的，是我们党也是我们中国人民所独有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世界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世界的并不一定就是民族的，所以我们的改革必须要仅仅围绕我们的“民族特色”，对外民族的优秀成果要吸收借鉴，但绝对不能照抄照搬。丰富“民族特色”，就是要在本民族的基础上发展，而不是照抄别人。
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特色”，说明“中国特色”必须要永远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l_鲜明的时代特色体现在对时代主题的准确把握。中国特色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以国际形势和世界发展趋势的深刻变化为时代背景。当前，世界多极化的趋势进一步发展，经济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以综合国力竞争为核心的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科技创新和技术扩散H新月异，已成为推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我们党准确把握时代主题，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世界发展趋势的新变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改革开放，用宽广的眼界观察世界、用发展的观点审视自己、用战略的思维谋划全局，及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 大战略思想，不断充实和发展中国特色主义理论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
2.鲜明的时代特色体现在对时代精神的大力弘扬。时代精神的内涵十分
丰富，主要包括改革创新精神、民主法治精神、公平正义精神、诚信友爱精神、科学发展精神、和谐相处精神等。从时代精神的本质来看，时代精神就是要求与时俱进。与时俱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品格，它所表现出的创新性，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建设、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借助于对时代、国情、世界政治经济走向以及种种主观条件所作的科学把握。
3.鲜明的时代特色体现在对时代要求的不断顺应。马克思说：“理
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新1日矛盾相互交织的特殊时期。时代要求我们要想在这种剧烈变革中抓住大机遇、赢得大发展，就必须在思想上有新的解放、实践上有新的创造、理论上有新的进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要牢牢把握其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是与时俱进的。如果不跟紧时代的步伐，就会被时代所淘汰，如果不把握好时代的脉搏，就把握不住时代发展的需要，改革就会失去方向，失去动力。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特色”，就是要把握时代的脉搏，紧跟时代的节奏，赶超时代的脚步，在改革中引领时代。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胡锦涛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一定要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在党的十七大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党的十七大以来，尤其是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进一步凸现出来。
然而， 国内外总有些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优于中国，说什么“三权分立”优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制”优于我国的“一党制”等。因此，有必要联系国内外民主政治的实际， 大力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使大家充分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国家制度，优于西方“三权分立”制度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它既吸取了苏维埃政权的有益成果，又有我国的创造。这种制度与西方的“三权分立”相比，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它有充分的民主性和广泛的代表性， 真正体现了人民主权的原则。人民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选举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组成政权机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许崇德说过，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具有人民性、真实性，而“三权分立”制度则体现出虚假性、欺骗性。这话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统治权力在任何国家都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西方国家把分工谎称为分权， 设置了由资产阶级统一控制的三个机关来扮演互相制衡的不同角色。然而，他们的议员、行政官、法官，哪个不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他们的法律和政策措施， 哪一项不是资产阶级意志和利益的体现? 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真正的民主制度。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人民代表主要来自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各方面的人士， 体现了真正的人民性。我国宪法又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表明：我国各机关的地位并非平列。由于立法集中体现了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相统一的过程， 而且法律是全国人民都须遵守的行为准则， 因此， 立法机关居于主导地位，而不是像西方那样“三权分立，互相制衡”。因为，西方国家囿于“三权分立”的原则、程序和各种具体制度，其政权的运行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麻烦。比如，有些国家政党轮替频繁， 有些国家议会常常迫使内阁倒台或者弹劾总统， 有些国家的行政首脑动辄对议会通过的法案行使否决权甚至解散议会等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效率上则远比“三权分立”优越。关于这一点，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 不能搞西方那一套。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我们说搞经济体制改革全国就能立即执行，我们决定建立经济特区就可以立即执行，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 我们的效率是高的，我讲的是总的效率。”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澄清关于“三权分立”的各种错误观点和模糊认识， 引导人们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 对切实增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此外， 由于人民代表大会具有全权性， 国家政权的运作由人民代表大会一体实行， 可以避免因政权分立而产生的社会**。正如邓小平同志在接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说的：“人们往往把民主同美国联系起来， 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我们不能搬你们的。”“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局面。”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还得到许多国外政治专家的好评。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传媒学教授安德斯·鲍威尔说，与在发展问题上已经被证明是成功的“中国模式”一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最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制度， 也是对中国发展最为有利的政治制度。鲍威尔表示，他毫不怀疑地认为，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非常成功。一个良好的制度必须以适配性和有效性为原则。实践证明，人大和政协制度适合中国的国情、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他相信，随着中国的继续发展和进步， 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会得到进一步完善。美国洛杉矶华夏政略研究会会长王中平说，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广泛的代表性。政府在对各种自然灾害和国际金融危机等挑战时反应迅速， 这充分显示了中国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印度发展中国家研究中心前主任莫汉蒂教授说， 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 是中国人民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努力才摸索出来的。人大代表所提议案和建议都是老百姓关心的事情。这种政治制度是实实在在的民主政治， 这也就不难理解， 它为何能够有效地促进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政党制度，优于西方的“多党制”
历史证明，人民政协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了自己的政治形式和组织机构;标志着中国人民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形成了坚强的团结， 使统一战线的活动内容与组织、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与政治组织形式、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容与形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成为我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是我国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形成亲密合作的关系， 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这在世界政党制度中独具特色。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既亲密合作又互相监督，而不是互相反对。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 各民主党派依法参政，而不是轮流执政。这就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 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 它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相适应，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而不是少数人的民主。这一制度强调以协商、合作代替竞争、冲突，因此能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下， 有效地将共产党领导和多党派合作有机结合， 实现集中统一领导与广泛政治参与的统
一、国家稳定与社会进步的统
一、充满活力与富有效率的统一， 体现出巨大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的“一党制”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多党制”有许多明显的优越性。
首先是执政的效率高。因为两党交替或多党交替执政会带来许多矛盾和内耗。在野党是天生的反对党，无论执政党的政策是否正确， 一般来说反对党都会反对。这样一来，执政党要用相当大的精力时刻应付反对党的各种挑战， 不可能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提高执政水平上，从而严重影响工作效率。比如，中国为迎接奥运会建造的三号航站楼，三年完成，这在西方连审批程序需要的时间都不够。2008 年百年一遇的汶川地震， 中国高速有效的动员能力，震撼全球。此番海地地震， 第一个到达灾区的竟然是万里之遥的中国， 比海地的邻国美国提前了两个小时! 法国、美国等国就是应对本身发生的突发事件时，都相当混乱和低效。2003年法国发生酷暑、2005 年美国遇到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就是如此。在灾害极其严重的时刻，法国总统希拉克继续度假，直至假期结束。而这次酷暑造成全法上万人死亡! 小布什总统则是三天之后才终止度假，去指挥救灾。而灾区早已成为人间地狱， 以至前往救援的士兵第一件事是平暴而不是救灾， 以至他们叹息宁愿选择前往伊拉克! 去年，一场台风同时袭击两岸，大陆可以迅速疏散一百万人，台湾却应对无力， 造成六百多人死亡和失踪的惨剧。
其次是可以制订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和保持政策的稳定性。比如，在欧洲，当英国、法国的左派和右派政党上台之后，国家发展政策立即改变，要么实行大规模的国有化， 要么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在美国，偏左的民主党执政，一般就采取对富人增税、对财团开刀、对穷人补助的政策， 像克林顿时代和奥巴马政府力推的“医疗保险改革” 就是典型的一例。偏右的共和党执政，则采取对富人减税、支持财团的立场。每一次的摇摆都会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台湾在两蒋时代，还制订类似于大陆的“六年发展规划”，但民主化之后，就统统不见了。毕竟政党执政只有四年或八年，都是在炒短线， 谁还管得了四年或八年以后的事情? 再有印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对农民的补贴上升了， 但对农业的投资却下降了，农民可能在短期内受益，但长期而言却失去了生产能力， 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但是，由于短期分配却可以讨好民众，对政党的选票有利。这也是为什么尽管印度土地是私有制， 可耕地面积全球第一， 人均土地面积也是中国的两倍，却解决不了全国的温饱问题，而中国的粮食产量却是印度的两倍。
再次是有利于遏制腐败的泛滥。说到这一点，也许有人会不同意。在他们的观念中， 似乎西方资本主义更宜控制腐败。其实不然。因为西方的腐败是刚性腐败，中国的腐败是人性腐败。比如，西方的民主， 必须要有选举， 而选举必须有钱。权钱交易在美国是合法的。据报道，美国最高法院已经裁定， 大笔金钱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主宰美国的选举。今年1月份的一项裁决允许各个企业可以无限制地投资于选举(《参考消息》2010 年4月2 日第3 版)。这充分证明西方式的选举是富人的游戏， 他们受到候选人能够利用的资源和资金的影响， 设法赢得大选的人很可能站在他们党派或资助人的立场行事， 从而腐败不可避免。而在中国，官员的任命受多种因素影响，工作能力、群众测评、人情关系以及贿赂等，但这种开支同大规模的选举所需费用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和财团没有直接关系， 他们上任后的腐败主要是和人性的贪婪有关， 收入不高和法规监督不健全则是外因。但从客观上并没有必须进行钱权交易的刚性理由。中国的腐败之所以相对于其他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国家能够得到更有效的遏制， 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在一党体制下， 有能力对之进行打击。中国的“双规”制度、实名举报制度、官员公示制度，就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虽然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无法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的水准，但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定时空内， 已可算是最可接受的效果了。
当然， 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好制度，只要我们不断努力， 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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