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产生的原因\性质与反腐败的原则\指向
摘 要: 以西方行政与管理理论的研究成果来分析,当前我国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人性缺陷与社会转型期的局限而非反腐败力度不足;主要性质是一般规律性现象而非特殊的偶然现象,即主要是我国的行政环境而非制度供给不足的结果。因此,反腐败的主要指向是腐败行为而非腐败现象,主要原则是与改革、发展、稳定、转型相协调而非相对立。
关键词: 腐败; 行政环境; 行政结果; 人性缺陷; 行政生态学说
The Main Reason and the Nature of Corruption and the Primary
Principle and the Direction of Anti-Corruption
——Enlightenment of the Western Theory of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LIU En Yuan1,2 , ZHANG Li3
(1. Xuzho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2.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Xuzhou 221009, China;
3.Nan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Nanjing 211816, China)
Key words: corruption; the administrative environment; the results of administrative; the defects of human nature; the ecolog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曾指出:“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1]402根据中共十二大到十七大中央纪委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数据统计,改革开放30年来,全国纪律检查机关共立案400多万件,处分违纪党员370多万人。[2]为了从源头上反腐败,政府加大了行政审批制度、财政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等三项制度的改革,加强了对特大重大安全事故的责任追究,并相应地查处了陈希同、胡长清、成克杰、陈良宇等一批领导干部,表明党与政府反腐败斗争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
然而,城乡居民对反腐败的满意度却不是很高。根据我国社会科学院2008年5-9月开展的“我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结果显示,城乡居民对当地政府11个方面职能工作的评价中,对政府“廉洁奉公,惩治腐败”的满意率排在倒数第二位,城乡居民对于“反腐败”的信心不足。
如何理解当前我国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性质与反腐败的主要原则、指向,事关能否正确评价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因此,研究这一问题,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与理论意义。
一、当前我国腐败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
反腐败“是世界各国人民在追求稳定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3],所以,可以借鉴西方行政与管理学者对于人性缺陷以及过渡社会的局限的研究成果,对当前这种反腐败成就与群众对反腐败满意度的反差强烈这一问题进行研究。
(一)西方行政与管理学者对人性缺陷的研究
1. 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基于“经济人”的假定,即个人处于什么地位,其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都以追求个人利益,使个人的满足程度最大化为最基本的动机,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提出,国家(政府)不是神的造物,仍是一种人类的组织,在这里作决定的人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既不更好,也不更坏,这些人一样会犯错误。一旦要在若干取舍面前进行选择时,他们将更愿意选择那种能为自己带来较多好处的方法。
2. 帕金森定律。帕金森在组织机构活动中发现这样一个事实:组织机构所完成的工作与工作人员的多少这两者之间没有联系,管理层次的增加与工作本身无关。而造成这种事实的原因是一个规律性动机所导致的,亦即“工作的增加只是为了填满完成这一工作时可资利用的时间”,因此“一切官僚机构都具有自我繁殖能力和持续膨胀能力,机构庞大、人员臃肿、行政效率低是威权政治惯有的通病”[4],即增加部属与增加工作量的动机。这就是帕金森定律。
3. 卢森斯成功的管理者理论。弗雷德卢森斯在研究了450多名管理人员后发现,那些工作最出色的管理者不是晋升最快的人。社会交往对成功的管理者(根据在组织内部晋升速度来衡量)贡献最大,人力资源管理的贡献最小。对于有效的管理者(根据他们绩效的数量和质量及其下属的满意程度和承诺程度来界定)而言,沟通的贡献最大而社会交往的贡献最小。
(二)行政生态学对过渡型社会局限的分析
美国著名行政学家里格斯,将介于农业社会和现代工业化社会之间的社会称为过渡社会,提出其公共行政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点:
1. 异质性。就是指一个社会在同一时间里存在着不同的制度、行为和观点,这就犹如在同一街区,摩天大厦与木房共存,豪华轿车与牛车并行一样,极不协调,表现出强烈的反差。
2. 重叠性。即行政机构并不一定产生其应当有的功能,行政行为往往受非行政标准所主宰。宪法、议会、政府机关、选举制度等往往不能正常地发挥作用,合法机构受控于非法机构,本应该由它们执行的功能,却由诸如家族、宗教团体、同乡会、同学会乃至黑社会组织等非正式组织来执行,派系林立、政出多门、相互扯皮、彼此排斥。
3. 形式主义。整个行政系统的形式主义达到了顶峰:一是官僚完完全全地墨守成规而又常常蔑视法令,随意作决定,不受任何有效政治控制的约束。二是贪污腐败愈演愈重,政策、法令普遍被侵犯,行政贪污的机会随之增加,商人行贿、行政官员待遇低、政策和法令贯彻受阻、官员受贿等现象层出不穷,而老实的守法者处于不利的地位。三是成就取向非常有限。以成就为取向的考试制度建立在不正确的整体人事政策上,使考试很难准确测验一个人的真才实学。
(三)当前我国腐败现象与其产生的主要原因
西方行政与管理学者所揭示的上述有违社会正义的人性缺陷,如利己性公共决策、增加部属与工作量的动机、社会交往最佳而不是工作最出色的管理者才是晋升最快的成功者等,虽然不是绝对的,但是却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在当前我国社会现实中仍然普遍地存在着。
里格斯行政生态学说对于过渡型社会异质性、重叠性、以及官僚保守、贪污腐败、人事评价不公等形式主义行政即腐败高发期的分析,在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的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和20世纪末的俄罗斯等,都得到了证实。另外,根据我国科学院出版的《我国现代化报告:2006》对世界现代化水平的现状分析,全球知名反腐败机构“透明国际”组织2006年度公布的占被调查总数46%的全球腐败比较严重的75个国家中,71个国家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转型期,即过渡型社会。而我国当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是我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化的阶段,尤其是过去的二十年和接下来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和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的阶段,也是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阶段。”[5]
目前,由于各种新旧规范共同存在,越轨行为受到社会规范的制裁力度大大降低,使人们投机心理增强,人性中恶的成分膨胀,“欺骗与欺诈已成为社会公害”,大量腐败行为的产生使腐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政治领域的权力型腐败,主要表现为权钱交易、玩忽职守、任人唯亲、生活腐败等“权力的寻租”和“权力的私有化”。
毫无疑问,这些权力腐败对于抑制经济领域的制造假冒伪劣商品、诋毁竞争对手、非法集资与非法传销、收受商业贿赂、侵吞国有资产等以及社会领域的见死不救、欺负弱势群体、“红眼病”、 盗版侵权、乱收费、显富攀比、假学历假文凭泛滥等失范现象,有着严重的负面影响。因为“政府是一个有感染力的以身示教的老师,不论教好教坏,它总以自己的行为教育整个民族。”[6]如果失范者遭受法律制裁的概率很小,比如全国从2004年1月到8月发现的4.69万件土地违法行为中却只有193人受到行政处分、62名违法责任人被移送到司法机关,[7]或被制裁的程度较轻,或者控制公共权力的管理者滥用权力来保护失范者,治理社会失范不力,那么规范的惩罚机制就会失去约束作用,就会纵容有的人运用失范手段来达到个人不当目的,直接冲击规范的公正性和合法性,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导致整个社会普遍失范,尤其是社会转型期的腐败,极易引发社会的不满情绪,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高风险。
(四)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主要性质
如上所述,人性缺陷,除了随着社会发展而改变,我们是无法回避的,过渡型社会又是历史绕不过去的一个阶段,可见,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以权力腐败为主的社会失范现象,“是两种生活范型转换中的必然……”[8]。由此可知,当前我国腐败现象的背后是基于人性缺陷与社会转型期局限的社会发展规律,即一般规律性现象而非特殊的偶然现象,是我国的行政环境而非反腐败力度不足的行政结果。
二、当前我国反腐败的主要原则、指向
(一)当前我国反腐败的主要原则
人民满意则社会稳定,因此“毫不动摇地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9]十分必要。其中,核心是加强制度建设、增强制度供给,因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1]333。而反腐败的主要原则比反腐败的力度对于反腐败的结果,更具有决定意义,事关反腐败的方向。
反腐败的主要原则,决定于腐败现象的主要性质。当前我国腐败现象是基于人性缺陷与社会转型期局限的社会发展规律,即一般规律性现象而非特殊的偶然现象,是我国的行政环境而非反腐败力度不足的行政结果。这就是说,我们既无法回避也无法短期消灭腐败现象,但是腐败现象却会随着社会发展而发生变化。如里格斯指出,工业社会有着明确的、细致的社会分工,政府职能十分明确,有着分工极细的行政机构,执行着各自不同的行政职能,各个行政部门各司其职、互不混杂,是一种讲求行政效率与科学性的行政模式。因此,反腐败的主要原则是,与改革、发展、稳定、转型协调统一而不是对立起来,在改革、发展、稳定、转型中反腐败,为加快社会顺利转型创造最好的条件。
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人都知道,从1840年开始启动现代化进程、实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至今已有160多年的历史了,其中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的30年里的发展速度,毫无疑问是以前140年中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这期间,整个社会结构的分化程度大大提高、分化速度大大加快、异质性大大增强。而如果把腐败归于改革开放,以停止改革开放为反腐败的主要原则,就会使社会陷入动乱或停滞,甚至回到传统农业社会。而里格斯已经明确指出,那是一个社会结构混沌未分,没有明确的、细致的社会分工,行政行为与诸如立法、司法、军事、经济等其他的社会行为混杂在一起,没有专业化的行政机构,行政效率极为低下的社会。毛泽东一生的奋斗,尤其是建国初期的艰辛探索,绝对不是为了走向而是走出这样的社会。因此,在本质上,当前的反腐败与毛泽东的反腐败观,是一脉相承的。
(二)当前我国反腐败的主要指向
反腐败的主要指向,决定于腐败现象的主要性质与反腐败的主要手段。基于人性缺陷、过渡型社会局限的腐败现象,作为我国行政环境是长期存在的,“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11],是十分必要的。另外,反腐败的主要手段是依法而非以德,因为依法反腐败直接针对的是并且也只能是具体腐败行为而不是普遍的腐败现象,即“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因此,反腐败的主要指向,只能是腐败行为。换言之,无论反腐败的力度多么大,无论反腐败制度体系多么完整而无缝隙,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腐败现象仍将在大量具体的腐败行为不断地遭到处罚的同时而继续存在,只不过,如果不反腐败,腐败现象将会更加严重而极大地破坏改革、发展、稳定与社会转型。
当前,反腐败成就巨大与群众对反腐败的满意度反差强烈的原因,正是由于缺乏对人性缺陷、过渡型社会的局限的正确把握,而混淆了腐败现象与腐败行为,仅仅从制度供给角度看问题,因而夸大了制度供给的作用,对制度供给寄予了过多的期望而又给予了过多的批判,一边面对着已经充分说明了党和政府反腐败战略正确性的反腐败巨大成就,一边对“反腐败”现状不满意、对“反腐败”前景信心不足,进而对改革开放持怀疑态度,甚至质疑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否定党和政府对反腐败的领导地位,这在本质上是一种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反腐败观。
综上所述,西方行政与管理学者对于人性缺陷以及过渡型社会局限的分析,恰恰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当前我国腐败等社会失范现象,主要源于人性缺陷与过渡型社会局限,是世界各国处于过渡型社会阶段的一般性现象而非我国的个别现象,其主要性质是我国行政的艰难环境而不是行政不力的结果,反腐败的主要原则是与改革、发展、稳定、转型相协调统一而不是相对立,主要指向是腐败行为而非腐败现象。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张崇防,季明,杨博.改革开放改变着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EB/OL].(2008-12-17)[2010-02-15].http://news.QQ.com.
[3]江泽民.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16.
[4]汪玉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20年[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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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道格拉斯•瓦克斯勒.越轨社会学概论[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388.
[7]叶檀.什么样的数据接近事实真相?[N].中国青年报,2004-12-23.
[8]高兆明.社会失范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8.
[9]胡锦涛.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弘扬良好作风 继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N].人民日报,2009-01-14.
[责任编辑、校对:杨栓保]
作者：刘恩元 张 丽
摘 要：腐败是社会的毒瘤。遏制腐败有利于社会成本的降低。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腐败主要取决于腐败者对腐败成本和腐败收益的权衡。当腐败收益远远大于腐败成本时，腐败就会滋生蔓延;腐败收益等于或小于腐败成本时，腐败现象就会得到遏制。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制定出增加腐败成本和降低腐败收益的方法，让腐败者在腐败上“无利可图”，进而减少腐败现象。
关键词：腐败成本;腐败收益;成本收益分析;反腐方法
十八大以来，中央反腐力度加大，媒体揭露的腐败官员陈出不穷，其中不乏政府高官和军队将领，体现出了长期来我国权利腐败问题的严峻性。腐败作为十分复杂和极其敏感的政治问题和社会现象，它不仅造成各种经济损失和恶劣的社会影响，而且对社会的稳定性构成了严重挑战，是每个国家都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本质上，腐败是用公共权力谋取个人私利的行为。现阶段，虽然党中央在反腐上下了大力，但是依旧不能扼住腐败的根源，究其原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等。倘若把腐败问题作为经济人的行为来看，最为重要的就是腐败行为对腐败者效用的大小及由此产生的收益大小问题。
1 腐败的经济学基础
资源的稀缺性和理性的经济人是经济学的假设前提。腐败产生的经济学基础恰是此假设的体现：权利作为一种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因而具有稀缺性;而腐败的当事人具有权衡利失而做出腐败行为的能力，因而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资源的稀缺性和对稀缺资源的需求决定了稀缺资源的价值，当面对巨大收益的诱惑时，掌握权利的人就可能产生强烈的腐败欲望。帕累托认为，经济人总是在比较其边际效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经济人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可能以所掌控的稀缺资源为代价，利用法律制度、政策的漏洞，徇私舞弊。官员在做出腐败决定前，为了得到最大利益，也必定会衡量收益和成本关系。当其认为腐败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时，其便会实施腐败行为。
1.1 腐败成本构成分析
腐败的成本主要体现在被揭发接受法律制裁后这一阶段。主要有限制人身自由，没收腐败所得并罚款，个人名誉的丧失等。可把这一制裁作为制裁成本K1。当然，腐败者被发现后，其的各种正常的工资和政府提供的各种保障也被剔除，应该作为K2。另外，腐败被揭露又与社会法制的健全和监督，社会舆论的导向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可以把其作为腐败的成本构成因素，可把这一过程作为腐败被发现的成本，用概率P表示。那么，腐败的成本C可表示为：C=(K1+K2)P。
1.2 腐败的收益分析
腐败的收益往往是多方面的。最为显著的是腐败作为寻租现象提供的租金M1。显然租金越大，腐败者的收益越大。当然，收益还体现在对腐败者个人的效用上。有些腐败者是因为个人家庭的经济困难、个人为满足某些欲望等一些因素而导致的，而这一效用的满足过程也可以作为其收益，这种收益为M2。另外，倘若腐败行为侥幸逃脱，其仍然享有其固有的工资和社会保障，此时也应该作为一种收益M3。这些收益都是建立在腐败未被发现的基础上的，假设用结果分析，腐败一经发现，其收益便不复存在，那么，腐败收益Q可表示为：Q=(M1+M2+M3)(1-P)。
1.3 腐败的成本收益分析
成本收益是决定可能腐败行为是否发生的一个重要的因素。经济行为的成本收益分析为：当成本小于收益，经济行为发生;当成本大于收益，则不发生。腐败行为与其相类似。
当Q>C时，即腐败提供的租金越大，腐败行为为腐败者预期效用越大，法制舆论监察越低，那么腐败行为越容易发生。
当Q≦C时，即腐败者认为预期收益小于等于其所承受的风险，那么，腐败行为便不会发生。
2 成本收益分析的治腐之策
由成本收益分析可知，治理腐败，可以提高腐败成本，降低腐败收益。从成本和收益的构成看，加大法律的监督和舆论的揭露力度，加大腐败的惩治力度，降低腐败者对腐败行为的效用，加大腐败者劳动报酬的比重等，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腐败行为的发生。
(1)通过提高被揭发的概率P来提高腐败的成本。建立健全的法制体系，提高法律效率。加大执法力度，提高纪检部门的反腐能力，提高有关执法部门腐败案件的侦破率，通过侦破率给腐败者增加腐败成本，使腐败者预期效用降低。并完善高效的反腐机构，赋予其独立侦查权、逮捕权、起诉权，使其有较强的独立性。这种措施一方面可以使一些欲腐败者因感到随时可能被发现并受到惩罚，“成本”太高，风险太大而放弃腐败;另一方面，又能使我国因反腐机构重叠而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降低下来，从而使同样的付出获得更多更好的反腐效果。同时，充分利用媒体的宣传手段，鼓励检举和曝光。利用报刊、电台、电视、广告牌及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体具有信息传播快、涉及范围广的特点，曝光腐败案件，增加可能腐败者的心理负担，让其在心理上有附加成本的感觉，从而增加腐败的成本。
(2)增加对腐败者的惩罚力度来增加腐败的制裁成本K1。加大处罚力度，对在法律中不利于打击腐败行为的条文要进行修改，对法律规定明确的，则要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使惩罚因人而异。尤其要增加经济处罚力度，不仅要全额追缴非法所得，而且要处以沉重的罚金，对无法支付罚金者则以加重刑罚来补偿，决不能让腐败者在经济有利可得。对腐败者要公开审判、公开披露，要努力营造反对腐败的社会氛围。通过这些举措来增加腐败主体的各种代价，使其因腐败成本太高望而却步。腐败成本是衡量惩治腐败力度的重要尺度，对腐败行为惩处力度最终表现在腐败成本的高低上。
(3)建立合理的利益机制，可以适当提高固有的工资和社会保障作为激励，由于C=(K1+K2)P，这样便加大了K2的比重，即合法收入比重增加，可以促使欲腐败者对成本更加敏感。薪俸过低容易导致腐败在国际上已经成为共识，丰厚的薪金收入和完善的保障措施可以促使廉洁。一些经济条件较为优越的国家实行高薪养廉的政策也有着积极的意义。我国的经济还处于发展中状态，大幅提高薪金还有一些难度，并且还可能拉大贫富差距，导致分配不均。但是，我国可以针对个别人的经济困难进行特别的扶助，及时发现他们存在的经济困难，有针对的合理的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使那些因为经济困难而走向腐败的几率降低。
(4)加强思想教育，改变对腐败的认知，降低因满足个人主观效用而附加的收益。对事物的不同认识会导致截然不同的行为结果。树立崇高的道德准则、排斥腐败的正确认识观，对促进廉洁行政和反腐败运动的开展有着积极意义。职业道德准则的强化会减少代理人因自利动机进行腐败行为的几率，改变民众对腐败的认知。当前，请吃、行贿、受贿在中国社会交际中盛行，不转变这一腐朽观念，减低腐败发生几率便无从谈起。应破除旧有的重视人在社会事务处理过程中的作用，树立重视制度、程序的新观念。
任何腐败现象的背后都存在经济利益的权衡及腐败者自身对效用的追逐。通过对腐败的从经济学生的成本收益分析，可以粗略的发现腐败成本与腐败收益与腐败发生的关系，进而可以运用提高腐败成本和降低腐败收益这一原理，施以具体的方法，来遏制腐败现象的发生。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党中央强调了依法治国这一治国方略，对腐败也逐渐加大了打击力度，这些都加重了腐败成本，对腐败现象的减少有了一定的效果。然而，腐败现象的发生掺杂着许多经济学的理论，对腐败要从不同理论研究，逐步建立和完善反腐机制。
参考文献
[1]陈向.腐败成本分析及其治理[J].理论月刊，2007，(5)：79-81.
[2]李曉明，刘杰.成本收益理论：腐败与反腐败的机理[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2)：3-9.
作者：曹秋元
【摘要】公共选择视角将利益概念引入对官员行为的分析，以寻租理论解释利益集团与行政官员之间的关系，以“宪法约束”理论挖掘财政腐败的制度根源。公共选择理论为财政腐败治理提供了思路：首先，财政腐败症结在于决策规则，因此建议建立“一致同意”的决策模式；其次，决策规则的参与性原则也该应用于公共服务领域，以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
【关键词】财政腐败 公共选择 宪法约束 决策规则 社会发展
财政腐败的表现形式
财政腐败的概念界定。围绕着公共财政支出所产生的权力，是各级政府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行政权力。国家的公共财政支出，来自于由税收、国有财产经营性收入、国债等组成的国库收入。公共财政预算的制定、财政的拨付与审计、公共政策的制定、公共服务项目实施与验收等都与公共财政支出密切相关。国际上对腐败的通行定义是“腐败就是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利益”。（Tanzi，1995，IMF）财政腐败，指的是围绕着公共财政支出的过程所滋生出的一系列腐败现象。从财政支出的过程看，这一系列的腐败既包括对公共财政的给付有所影响的国家公务人员的腐败，也包括公共财政的无效支出所带来的腐败，还包括对公共财政支出项目监督过程中公务人员的玩忽职守与不作为。从性质来看，财政腐败既包括明显的违法性行为对公共财产带来的损失；也包括公务人员对公共资源的过度占有、过分使用等灰色地带；还包括行业自律性，公共服务项目监督、评估、验收的流程、标准等更具技术性的具体问题。财政腐败带来了公共财政支出的低效，并将损害由公共财政支出所保障的公民共同利益。总而言之，财政腐败指的是在国家公务人员代理公民行使公共财政权力过程中，因为主客观原因把公共利益转化为个人私利，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和现象。
由财政权力引起的公务员腐败。财政权力是政府行政权力的组成部分，财政支出将受到国家宏观政策、地方和行业发展规划、具体实施方案、行政审批程序等各种行政性因素的影响。因此，财政支出的过程蕴涵着权力运作的巨大空间，由此孕育着产生腐败的可能性。围绕着财政权力的运作所产生的腐败，可以划分为两类：其一，直接对公共财产的侵占，如挪用公款、贪污等；其二，利用公共财政权力为私人牟利，例如受贿等。这种类型的腐败，其本质在于公务员个体对公共权力的滥用和侵占。虽然对公共权力的滥用和侵占并非局限于公共财政权力，也非所有的滥用权力牟取私利在客观上必然带来公共财政的损失。但是，对公共财政权力的滥用具有特别严重的社会后果，对公共利益的损害特别严重，利用职权牟取私利将带来较高的公共利益损失的风险。
由财政支付的行政开支腐败。财政开支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用于支付公务人员的薪酬及行政开支。其中行政开支既包括各级行政部门的日常办公支出，也包括会务、接待、差旅、考察等费用，还包括办公场所的修建、维护等方面的支出。行政费用在财政开支中所占的比例，将直接影响到用于公共服务的资金额度。因此，有效控制行政费用是提高政府效能，创造更多的公共利益的必要条件。行政开支腐败指的是，在行政过度支出中所带来的腐败。我国政府对于公款支出中的腐败，也曾出台过多项相应规章制度进行控制。但是，从实际效果来说，却难以获得明显的成效。从本质上看，这种性质的财政腐败，具有一定的群体属性，即公务员群体能从这种类型的腐败中普遍享受一定的利益。因此，这种性质的财政腐败，也具有一定的制度属性。也就是说，虽然这种类型的腐败有时会违反某些相关规定，但是却能在现有的财政制度下得到审批。更多的时候，只有在某些具体的资源滥用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之后，才会出台相应的规定对某些行政支出做出较具体的规定。
公共服务支出中的财政腐败。财政支出的社会效益，直接产生于投入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这一部分支出，包括各种公共设施建设、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支出，以及为发展地方经济所做出的政策性投资。这一部分的投入的效果将直接影响到公共利益的实现。公共服务支出中的腐败，主要涉及到“政府出资或援助的公共投资中的腐败损失，在中国还包括国有经济投资（指国有企业和国有事业单位投资）；政府采购合同；政府其它公共支出，在中国还包括由政府资助的机构（学校、医院）支出中的腐败损失。这既是一种经济腐败又是一种政治腐败。”在公共服务支出中的财政腐败，主要表现为公共服务的成本过高，质量过低，资源浪费严重，甚至以次充好，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公共服务支出的所有领域，几乎都可以发现财政腐败存在的风险。例如，人们所广泛关注的医疗体制问题，高校的教育质量问题，层出不穷的豆腐渣工程，社保案等等。公共服务支出中的财政腐败，将更为直接地影响到公共服务支出的社会效果。因此，将更为严重地损害公共利益的实现。而这一类型的财政腐败，往往与政府未能充分行使其监督职能密切相关。
各种财政腐败的内在关联。如果说，由财政权力所引起的公务员的腐败，更多的是在权力面前的个体迷失；行政开支中的财政腐败，反映的是公务行政开支中财政约束机制的缺乏；公共服务支出中的财政腐败，涉及到的是公共服务支出的监管机制。那么，三者在以下方面具有共同点：首先，三者都与公共权力的行使密切相关；其次，三者都将以削弱公共利益的实现为代价，来实现少数群体的利益；最后，三者都将影响财政支出的效果、社会共同利益的实现，并最终削弱行政权力自身的合法性根基。
对三者进行比较，实际上能够发现其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性。首先，虽然不同的财政腐败类型产生于不同的领域，腐败受益人群有所不同，但是公务人员始终是权力行使的主体；其次，由财政权力所引起的公务员腐败，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行政开支、公共服务支出中财政腐败的前提；最后，三种不同类别的财政腐败形式，能够相互作用共同加强，因此必然有着共同的制度性根源。所以，对财政腐败的探讨，必然需要进入权力运转的深层逻辑。
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对财政腐败进行深入分析
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观点。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是西方世界政治危机的产物，公共选择理论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国家形象以取代之前占据主导地位的“慈善国家”形象。作为20世纪后半叶的主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已经融入到西方社会的各种制度实践中。本质上，公共选择理论是经济学向政治领域延伸的产物。按照布坎南的说法，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是在把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扩大运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公共选择又被称作政治经济学或政治学的经济学，是一门介于经济学和政治学之间的新的交叉学科。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需要重新统一在“经济”与“政治”两大领域对人的基本假定，主张把利益分析应用于政治领域。因此，在人类社会中，有两个市场，即经济市场与政治市场。在经济市场中的活动主体是需求者—消费者，供给者—厂商；在政治市场中的活动主体、需求者和供应者，则分别对应于选民、利益集团和政治家、官员。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的区别在于：经济市场中，人们通过货币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满足的私人物品；政治市场中，人们通过政治选票来选择能给其带来最大利益的政治家、政策法案和法律制度。前一类行为是经济决策，后一类行为是政治决策，个人在社会活动中主要是做出这两类决策。
因此，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学的视角引入对政治领域的分析，形成的是一种交易政治学。公共选择理论用交易的观点看待政治过程，把社会选择或政治决策过程作为一种交易，把政治过程看作是市场过程。只不过市场过程的交易对象是私人产品，而政治过程交易的对象是公共产品。进入政治领域的人们也有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和偏好，这些价值观和偏好都应该受到承认和尊重。
同时，公共选择理论强调个人主义方法论，认为人类的一切政治、经济行为都需要从个人的角度去寻找原因。在这个理论框架中，公共选择理论就把高高在上的抽象国家，还原成了具有现实利益的政治家、官员，神秘的政治过程被比拟成政治家、官员与利益集团、选民之间的利益交换。传统国家理论强调的是国家对于公共利益的实现与保护，而公共选择理论通过交易政治学的分析则指出，公共利益的实现并非政治过程的必然结果，而只是其中一种可能的结果。正是在此处，公共选择理论区分为两个最大的研究方向，其一是以布坎南等人为代表的弗吉尼亚学派，表现为更加关注所谓的“立宪式契约”—“宪法”形成原因的解释；另一方向则以芝加哥学派和罗切斯特学派为代表，表现为更为关注政治市场上受特定制度规则约束的个人行为选择。换而言之，这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的共同基点在于承认在政治过程中实现共同利益的条件性，分别在于前者深入挖掘共同利益实现的制度前提，后者则侧重于探索复杂政治环境中的现实利益后果。
公共选择理论对财政腐败的原因分析。第一，公共选择理论发展出了官僚理论以解释政府官员的私人利益。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官员与私人雇员同样具有私人效用。尼斯卡南的官僚理论认为，政府官员并不是一心追求社会福利的社会公仆，他们偏爱那些有助于增进其地位和升迁机会并为其提供更舒适生活的措施。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在财政支出中为何会有大量的重复投资和政绩工程，也能解释行政办公支出中产生的腐败行为。
第二，在公共选择理论基础上发展出的寻租理论，解释了个人与公司的利益如何影响公共利益的实现。寻租理论认为，个人和公司始终在千方百计寻求为其带来（下转256页）（ 上接49页）利益的相应租金的垄断地位。由于对这种租金的控制权归政府、议会和公共行政部门所有。因此，寻租者便想方设法通过政策倡导或直接贿赂影响这些机构，以确保获得这些非生产性的收入途径，或是免于相应的国家调节，甚或直接接受转移支付。寻租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分析社会转型过程，因为权力对经济发展过程的干预所带来的政府腐败问题，对于与财政决策权力相关的政府官员腐败问题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同时，这一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公共服务领域的腐败现象。
第三，布坎南对“立宪约束”的研究，明确探讨了腐败产生的制度原因。布坎南认为，“要防止可能存在的对国家的利用，唯一的手段是契约—立宪约束，它能严格限定国家活动和国家职能的范围。当政治被限于只负担少量的并有明确规定的任务时，是不可能有严重的掠夺性的。”
因此，公共选择理论就形成了一个涵盖官员个体的心理机制，官员与利益群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官员侵占公共利益行为得以产生的制度背景，形成一个整体性的有关财政腐败的解释框架。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在特定的制度背景下，自利的官员与自利的利益集团，最终将相互勾结，使公共资源的投资出现偏移，公共财政的公共利益回报有所削弱，最终损害的是更为普遍广泛的公民利益。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政治市场中供应者的官员和作为需求者的利益群体不当得利，而公民中的大多数则为此承担后果。而因为制度性障碍，公民无法把自身的利益诉求反映在政治市场中，因此必须通过“立宪约束”为政治市场的整体权力运转机制树立新的决策规则。
策略选择与治理结构
公共选择理论对财政腐败治理的启示。首先，财政腐败治理的症结在于决策规则的确立。无论是关于寻租的研究，还是布坎南的“立宪约束”，其核心问题都在于行政决策的权力范围。布坎南指出“政治应该受到立宪规则的限制”，因此“立宪约束”规范的对象即国家政府统治行为的合适边界。在布坎南看来，经济学家的任务不是向政治家们提供决策建议，而是关注进行政治决策的结构。因为，任何一项政策都是在一定的决策规则下做出的，不同的决策规则会带来不同的决策结果和性质不同的决策。布坎南认为，选择规则的标准是一致同意，这实际上表明“在法律范围内，一个政治组织的全体成员都有同等的权利进入决策机构，即恰当定义的事先意义上讲，具有集体决策的同等权数。”这种“宪法约束”下的共同决策模式，从根源上对国家的财政权力进行了限制，有利于防止围绕财政决策权产生腐败，并将制约行政过程中的腐败。
其次，决策规则的参与性原则也必然应用于公共服务领域。布坎南指出，“宪法”对政治的限制，需首先区分集体活动的三种不同层次。其中“第二层次的集体活动包括在现存法律限度内的集体活动。……用经济学家们所熟悉的语言来说，这类活动包括筹措资金、供给和提供‘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这些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如通过个人和私人集团在现存的合法规则下提供，是不能有效的。”这说明，只有在决策规则进行变革的前提下，对于“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质量、效率的提升才可能实现。因为，这一领域的腐败与决策规则、权力的程序与运转相关，这一领域腐败的解决，也就必须依赖于参与性原则的确立。
治理结构的转型与公共财政的模式改革。从公共选择视角对腐败问题进行治理，必然涉及到更为宏观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变革，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这一问题的解决，本身既具有社会转型的宏观意义，又需要具体领域的实践智慧。实际上，公共财政模式的改革，既是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必要前提，又是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两者互为因果、相互促进。
综观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财政制度改革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会发现不同的财政制度在不同时期适应并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却又带来了新的问题。“改革在不同的阶段中也构成了前后连接和扬弃的辩证环节：双轨制可以通过渐进改革的方式来突破总体支配问题，催生基层社会经济的活力，却最终演变成制约市场发育的瓶颈；分税制可以纠正地方保护的市场化障碍，用集约权力的方式推动资本化进程、推动经济增长，却带来了地方政府行为的扭曲，终致社会分配格局的严重倾斜；行政科层化的治理改革，既出于与全球经济接轨的外向型经济和国际标准的要求，也出于将改革成果惠及广大群众的初衷，但技术治理的形成与强化，却也带来了政府职能过重、行政成本过高、社会空间发育不足的矛盾。”
以确保公共利益实现为目的的公共财政模式改革，符合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十八大明确提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加强社会建设，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这充分说明，对公共财政模式的改革，符合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普遍性规律。
（作者单位：广西财经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责编/王坤娜
作者：葛琳玲
今年6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在对一项全国优秀金融论文评比进行公示时，披露了央行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的一份名为《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的课题报告。上述报告详细披露，中国腐败分子通常利用现金走私、经常项目下的交易、对外投资以及信用卡工具等八种途径向境外转移资产，上述报告并称这已对中国金融稳定造成了影响，而且对于外逃腐败分子及其转移资金数额，至今仍没有公认的统计数据。
上述报告还援引社科院的一份调研资料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至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这份课题报告显示的完成时间为2008年6月。而2008年至今，国内腐败分子在落马大小官员的审讯中暴露出来的贪污腐败上亿不明来源财产的情况比比皆是，已经不足为奇。最近在网上网下火红的“最牛工商局长”，因记者暗访而大闹出版社的辽宁省工商局长儿子经营的，据连锁店总公司证实融资必须在800到1000万以上包点连锁店的资金来源不明，让此局长停职接受调查了。且不论纪委和检察院之前哪去了，此局长不明来源的巨额财产不过是表面事物，在其背后人民和国家的权利受到了怎样的侵害是无法计量的。
国内腐败问题，协同“三公”消费、行政不作为等，在经济发展到所谓到达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人民依然普遍深感看病难、上学难、就业难、住房难等基本生活质量得不到保障的今天，早已成为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现实问题，而腐败问题，首当其冲。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腐败，同时是一种犯罪行为。从犯罪学的角度看，犯罪的原因是多种多样，呈星云状的。腐败分子的“事迹”在主流媒体的描述中，总是给人们一种这样的感觉：腐败分子是自己选择了堕落，是其本人经受不住金钱、美色、权欲等自愿一步步走向腐败犯罪的深渊。他们有这样的一套逻辑——难道位高权重者的贪官们还有什么在逼迫他们贪污腐败吗，况且那些声色犬马的生活是多么诱人，经受不住诱惑也是很正常的——并以此为腐败横行的主要原因。腐败犯罪片面归罪于个人因素，不仅导致了腐败的真正根源得
不到科学认知，更因此招致了治理腐败所谓“杀鸡儆猴”政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限性，也形成了越打击越腐拜，腐败官员级别越来越高，涉案金额越来越大，民愤越来越大的局面。
在现代犯罪学理论中，犯罪原因不能片面的归咎于个人原因，每种犯罪行为都是由深刻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构成的，腐败也不能例外。
在西方有这么一句哲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在国家成立之初，人民放弃私权报复而把自身的一部分权力让渡出来，交给国家统一行使国家权力，这不只是西方社会契约论的理论，我党自立党之日始，就坚持党和国家权力来自于人民的观点。而国家权力具体实施是通过国家机关以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立法、司法行为来实现的，归根到底是人的行为决定权力的去向。当强大的国家权力由个人支配，权力就会在各个领域寻找制度漏洞，或出卖权力或以权谋私。犯罪学认为，犯罪人都是理性犯罪人，在实施犯罪行为前都会计算其犯罪成本。犯罪成本等于惩罚力度与受惩罚概率的乘积。在我国，对腐败犯的刑罚可直至死刑，腐败犯罪的惩罚力度不可谓不大。然而，腐败犯在我国受到调查审判的概率有多大呢?前不久广东茂名市原市委书记被停职接受调查时曾言：这位高官的话到底有多大的真实可信度，我想，每个人自己都有自己切身的体会。也即是说，因腐败犯罪被发现，进而被调查，再被判刑的概率是如此之低，而犯罪后受惩罚的概率过低，直接导致的是贪污腐败的横行蔓延，国家法律追求的公正和效率两大目标和党政形象，更是社会道德的沦丧和人性的泯灭。另一方面，与我同源共根的我国香港和新加坡却有着廉明的政治环境。我国香港和大陆在地理上唇齿相依，但是香港的政治清明度是世界公认的，作为拥有76.7%华人华侨的新加坡更是清廉之邦。其实，我国现阶段所处社会各种矛盾凸显的转型期，在西方，社会结构、社会制度改革跟不上经济改革的步伐;市场经济拜金主义等固有的局限;社会竞争环境恶劣社会保障缺失等原因下，掌控了国家权力的人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现象也一度非常恶劣，而并不只是我国的特殊国情。所以说，在我国大陆，腐败犯罪人的因素被过度放大，而社会层面的因素被人为忽视。
因此，国内严峻腐败现象的原因归根结底是当前社会制度建设不够完善导致的权力监管与权力过度集中的脱节。我想说的是，在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包括腐败问题在内，许许多多的问题都不可避免，这不是形而上的不可知论，而是历史唯物观。个人的原因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被激化也是历史条件下的必
然。再者，无论是什么问题，包括腐败问题，个人原因也好社会制度原因也好，都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的。当然的，这不是说我们要任由腐败犯罪的发展，而是要认识到，腐败问题在我国现有阶段的治理，绝对不能只强调个人的道德素养的缺失或法律意识的淡薄，而应该尽最大努力推进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尤其要在社会矛盾凸显的今天完善权力监管制度，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国家蛀虫对国家财富的窃取和对人民利益的侵害。
今天我们讲腐败与反腐败的成本分析。我们从成本的角度来看待当前所面临的腐败的问题和我们要进行反腐败的这样一种选择的斗争策略与斗争过程。
法国著名的法学家卢梭曾说过：“我们的手里的金钱是保持自由的一种工具，我们所追求的金钱则是使自己当做奴隶的一种工具。”腐败对于经济利益狂热的追求，是把他们束缚在成为金钱奴隶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我们从经济成本的角度来分析腐败和反腐败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可以从更加客观和科学的角度来观察腐败和反腐败之间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此消彼涨的关系。
吴兢在《贞观政要》中曾记载：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这段话的意思是贪财的人并不真正懂得怎样爱财，如朝廷内外五品以上的官员，俸禄优厚，一年之中所得数很多，如果他们选择接受别人的贿赂也不过才几万，一旦暴露出来，俸禄反而被剥削掉了，这难得是解爱财物?看到了小的好处，忘掉了大的利益。从前，公仪休特别爱吃鱼，但是他从来不收受别人送的鱼，反而能长久地吃上鱼。做国君的贪财，必然要丧失国家;做臣子的贪财，必然要丢掉性命。所以吴兢就在这里引入了一个成本的比较，他来说明腐败的高成本与低收入之间的关系，我们从这样一段话当中就可以看出，对于是否选择腐败，他是这样一个有成本来考虑的。从成本的角度来看，选择腐败，经济上是否是可行或有受益的?
成本是来源于经济学领域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在反腐败领域中引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解读视角，对于我们更进一步拓展反腐败领域下成本的内涵和外延，对于分析腐败和反腐败之间的这种博弈过程以及如何来更有效地制定反腐败的机制体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工具。
因此，我们通过来关注腐败和反腐败的成本的分担和成本的博弈，对于我们认识当前反腐败的形势以及未来中国反腐败斗争的发展趋势，它有这样一个整体上的把握。对于反腐败战略机制的设计的内在规律性，我们有一个更加深刻的理解，从而能够更加地深入地指导我们反腐败的实践活动，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转型期的行之有效的，而且成本较小的这样一种反腐败的道路。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来谈谈腐败，要从成本博弈的角度来看待腐败和反腐败。
一、成本概念
那首先我们要对成本的概念做这样一个梳理，何为成本?成本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
组织和个人所要付出的价值。目的性是成本的一个最重要的导向。
《辞海》当中对于“成本”的解释，认为是生产产品的费用。在经济学当中，成本和收益是一组相对对立统一的概念。随着人类认识不断地发展，对于成本概念，它的适用范围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所以。
目前我们通过成本可以从一个多学科的角度来透视一下成本的概念。随着人类组织的日趋复杂和系统化，成本的作用也在不断提升，成本的概念、外延更加复杂化和多元化，成本的不确定性成为成本研究和理解的最大障碍，那对于成本在各个学科当中，它有不同的意义和特色。
首先，我们来看看经济学范畴下的成本，成本脱胎于经济学，经济学中的成本也是我们日常当中最常用的这样一个成本的概念。经济学研究的目的的是，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在人们之间进行分配的这样一个过程。因此，我们从经济学的研究目的来看，经济学的价值追求是最大限度地提升效率，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达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积累社会的财富。所以，经济本质是成本，人们从事经济活动，从经济人的角度出发，需要最大程度地降低活动的成本。
所以，对于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可以定义为，经济资源的耗散和消耗，我们都称之为成本，成本是指取得资产或劳务必须付出的能用货币表示的代价和耗散，这是经济学上的成本。那管理学上的成本，20世纪50年代，随着新兴的复杂性和模糊性学科的成长，成本理论在多年理论构架和实践发展基础上融入了多学科的范围当中。管理学视角下的成本概念，同经济学中的成本概念有着本质的区别。管理学研究的目的是，充分利用组织资源，通过制定计划、组织协调、领导艺术、控制调控等方法和手段，达到预期目的的这样一种社会科学。
所以，这在管理学当中，成本被定义为是一种投入，是一种生产当中的各种费用的支出，企业通过对于成本的管理和对于成本的判断，能够来对于经济活动中的投入和产出的管理做一个综合性的衡量。最著名的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在其著作《管理的实践》中曾指出，管理学当中所说的成本是指成本效益或消耗效益，是指在一定的消耗下获得的效益的最大，或在既定的效益下消耗最小，这也正是企业管理所追求的最中心的内容与目标。因此，企业只有抓住成本这个环节，可以使经济核算有一个中心，有一个制约的手段，就可以组织和控制企业各项经济活动中的各种指标，把这种指标纳入到经济核算的体系当中。这是管理学当中的成本，那在社会学领域当中有没有什么成本，或成本是什么时间引入到社会学领域当中的。
著名的经济学家斯科1960年发表了《社会成本问题》，在斯科的这本书当中，他指出：社会学中的成本具有普遍性，成本存在于人类的一切领域，但是社会学上的成本虽然以人的
自由选择为前提，但是社会成本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社会本身的“生产”与“扩大再生产”的系统出发，以投入和生产为着眼点，我们将成本界定为经济运行当中因客观因素和人为因素所造成的整个社会经济的损失和损益。斯科在社会学当中对于成本概念的界定，他是强调成本在社会延续和发展中的客观性与不可避免性。除了在社会学当中，在法学、新闻学、会计学、文化学、教育学、伦理学当中，成本有着不同的内涵和指向。成本已经突破了单一的计量的属性，它不再是简简单单地成为经济学或会计学上专有的概念，成本正以其独有的内涵实用性和现实分析性进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到人类的各个学科当中。所以，对于腐败这样的一种政治性的现象或社会性的现象，我们也同样可以用成本来分析，通过对于成本构成和成本变化的这样一种过程，我们来解读腐败如何产生或如何抑制腐败。
二、腐败成本的构成
第二节讲腐败成本的构成。太史公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根据前述的经济学上的经济人理性的原理，经济人是在市场上以完全追求物质利益为目的而进行经济活动的主体。人都希望尽可能通过少的付出获得最大的收获，并为此可以不择手段。所以，我们把腐败分子的经济活动可以看作是一个经济人在从事给自己带来经济好处的活动，政府的公职人员在腐败中付出的是对于公共权力的滥用，是对国家公共利益的损失，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一旦腐败行为得以暴露，那就要受到惩罚，以至于丧失既得利益和未来的发展前途，所以，我们来分析腐败活动的成本，也是从事腐败活动所付出的代价和承担风险的角度来解读一下腐败。因此，我们对于腐败成本的构成主要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腐败的直接成本、腐败的机会成本和腐败的风险成本。
(一)腐败的直接成本
何为腐败的直接成本?腐败的直接成本是在实施腐败行为的过程中，直接由腐败分子自己支付的成本，它具体包括付出的物质方面的成本和心理负担方面的代价，腐败的直接成本主要是腐败者在从事腐败活动中所投入的各类资源，具体包括从事腐败所占用的时间，从事腐败所投入的钱财物以及逃避反腐败侦查所消耗的资源等。
我们如何来判断腐败的直接成本的高低对于腐败分子的影响?我们可以举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有一家国有银行的公职人员试图将共有资金非法渠道转移到国外成为自己的腐败所得，如果这个国有银行有着严格的资金的调配制度，而且这个银行的公职人员调动需要银行其他的工作人员或其他的负责人员签字才能完成资金的流转，那他如果想完成腐败这
个活动，他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寻找或设计制度的真空，还要通过欺骗、收买或威胁其他公职人员，才能打通这个链条，对他而言这个投入非常地大。那如果公职人员在国有银行是“一把手”，是“一言堂”，没有任何的监督程序或制度设计程序，那他投入的腐败活动的钱财物、精力将会大大地减少。所以，我们从反腐败的直接成本，它就表现出来，腐败要投入所需要的这种物力、财力，它就直接地反映出了腐败分子是否会腐败的这样一个过程。
(二)腐败的机会成本
第二个腐败成本的构成，腐败的机会成本。何为腐败的机会成本?腐败的机会成本，这是一个经济学上的概念，机会成本是指为了得到某种东西而所要放弃另一些东西的最大价值。腐败的机会成本是指腐败者如果将投入到腐败的直接成本运用到其他过程当中所能产生到的一种收益。所以，宽泛地来讲，机会成本是选择某一个特定方案而放弃了其他各种可行方案的可能收益之平均值，即最优方案的选择。从现实来看，我们为了防止权力的市场化，就禁止政府公职人员进入能在市场当中进行经济活动的权力或选择。
1997年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当中，对腐败的机会成本作了这样一个深入的讨论。何为腐败的机会成本?如果不选择腐败，把投入和想去腐败的精力、方法用到其他的领域和专业上去，能够获得这样的利益或收入。世界银行在这篇报告当中，它论述：如果公务员的工资不能反映出其可比的私营部门的工资，他们就更容易从事腐败。因为公务员的工资低，所以官员就试图用非法的收入来增加其工资，以达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如果私营部门有许多高薪而合法的工资，那因从事腐败而开出低工资的风险并不是一个有利的威胁。腐败它同公共部门、私营部门之间的工资差异呈一个正比例的关系。如果因为腐败而丢掉了一份工作，或因腐败得来的钱或腐败过带来的收入和收益要远远大于一直勤勤恳恳工作，而选择从事其他的(方式)。腐败的机会成本是指如果公务员不去选择腐败，能够带来的收益要远远大于选择腐败所要损失的利益的话，那肯定就不会选择去腐败。
所以，对于遏制贪欲来说，必要的物质保障和利益激励，或许远比高尚的说教更加可靠，对于防治腐败而言，社会分配制度的公平和有效，或许比抽象的德育更为管用。所以，这正是对于机会成本的这样一个真实的写照。
根据经济人的假定，人们从事某种职业活动，目的在于谋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这种私人利益不仅包括当事人目前能够获得的各种有形的经济利益和无形的满足，还包括由履行职责渴望得到的预期收益，如利润、市场份额、权势、工资、晋级等，而对于这样一些市场主体
而言，如果市场是完备的，许多外部性，那他将获得履行职责的所有收益，并承担相应的成本，收益和成本等于私人收益和私人成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充分履行职责将完全符合当事人的利益，而对当事人，公职人员来说，他并不能获得履行职责的全部收益，也不承担渎职的全部损失，履行职责只能得到契约收入，反之，如果腐败不受查处，除了获得契约收入之外，履行职责还可以得到额外的腐败收益。
所以，腐败的机会成本意义在于履行职责和搞腐败的私人收益和私人成本之间，既可能小于也可能大于其行为所带来的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
所以，作为理性的决策者，代理人只能根据其私人收益和成本的计算来现在自己的行为。因此，即使履行职责会增加社会收益，但只要履职，给代理人带来的成本大于私人收益，他就不会认真履行职责。所以，从源头上来抑制公职人员的腐败动机，根本的措施是要让他知道或让他意识到腐败的机会成本，他的损失将是非常大的。所以，现在很多提出高薪养廉或以薪养廉，都是从腐败的机会成本上来做遏制腐败的这样一种作用和体系。
(三)腐败的风险成本
讲完的腐败的机会成本就来讲腐败的风险成本。腐败的风险成本是指腐败受惩的成本，腐败的惩罚成本包括了罚款、开除公职、监禁、社会歧视等成本。
腐败的受惩成本包括法律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和道德方面。法律方面是指腐败行为被查处的可能性以及法律关于腐败后果，刑罚程度的规定以及其腐败收益之间的关系。政治方面的惩罚成本是指腐败者对于其腐败行为所应付出的政治代价，如行政处罚、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等。腐败受惩的经济成本是指腐败被查处后经济上的损失。腐败道德上的惩罚成本是指因腐败所带来的社会谴责以及对个人、家庭和名誉上的损失?是一种腐败违法行为的一种心理负担。腐败的这种风险成本反映的是腐败分子被查处后的惩罚性的损失。腐败的风险成本同惩治腐败的法律成本、道德评价、政治评价，还与所处的社会风险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如果一个社会或一个政府对于腐败的法律处罚条款严格，重点治贪腐，让腐败者在经济上倾家荡产、政治评判对腐败者采取高压措施，如果人触了这根红线，那将在政治上身败名裂。道德规范上对腐败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态势。社会风气风清气正，民主监督规范，对于腐败分子而言，他的风险成本是很高的。但如果一个社会，一个政府潜规则成型，影子经济成为主导，对腐败分子同情或对腐败分子采取一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这种心理，那对于腐败的风险成本将大大降低。
新加坡是一个对于腐败治理比较高效且成熟的国家。那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谈到反腐败的时候就说，通过提升腐败的风险成本来遏制住腐败的萌芽，遏制住腐败的发展。《李光耀回忆录》当中的铁腕护廉洁章节当中，对于新加坡的反腐就有这样一段论述，他说，开始的时候秉着高尚的情操，抱着强烈的信念和取缔贪污的决心不难，但是除非身为领袖够坚决，能铁面无私，坚决地对付一切违法乱纪人员，否则要做到事所愿，没那么容易。我们要全力支持贪污局的官员执行任务，无私无畏。首先，对于大鱼，对于大的腐败分子要有扩大调查的权力。第二，我们法律上要有重点，重点执法，重点治贪。前述了腐败的成本，有腐败的直接成本、腐败的机会成本，还有腐败的风险成本。我们今天讲的是腐败和反腐败之间的成本的博弈。我们刚才介绍了腐败成本都有哪些。
三、反腐败成本的构成
下面我们来讲一讲反腐败又由哪些成本构成的。在讲反腐败成本的构成当中，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某一天一个乞丐路过一片果园，果园大门上写着“禁止偷采，后果自负”，那乞丐觉得饥肠辘辘就偷偷地潜入了果园摘苹果吃，离这个果园不远处有一个军事演习区，今天正好是炮击训练，有一个新兵没有校正炮的坐标，疏忽就放了一炮，炮弹不偏不倚地正好就掉进了这片果林了，部队首长大吃一惊，吓坏了，怕炸弹爆炸伤及无辜，带着部队的人浩浩荡荡地就过来看看这个果园里有没有人伤亡，只见那个乞丐踉踉跄跄地从那个地里爬出来，喊着：“至于吗?偷个苹果还用炮弹，成本也太高了。”讲这么样一个小故事，老百姓经常说的杀鸡焉用牛刀?那对于偷苹果的乞丐而言，用炮打是成本过高了，那对于反腐败该用哪把“刀”，该用什么样的制度?这是反腐败的成本问题。
所以，反腐败的成本是指社会投入对于腐败预防惩处教育所支付的资源，我们将反腐败斗争及其成本问题置于中国社会转型这一辽阔的制度变迁过程当中，需要进行研究，不仅要适应社会各个利益主体对于腐败和反腐败行为之间的成本对抗博弈的现实要求，也是改革进程中利益主体进行一种博弈的要求的现实反映。所以，反腐败活动我们也要计算好成本，有的学者提出，反腐败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是关系到体制政治改革的存亡问题，因此，对于反腐败不能看成本，要不惜一切代价来反腐败。但是，我们说不惜一切代价反腐败，我们在决心上可以这样，那我们在实践的操作当中，我们要高效、科学地反腐败，就需要考虑到反腐败它所能够带来的影响或我们如何来进行反腐败的资源配置，才能够更加高效地用最小的事去撬动最大的。反腐败既不能用牛栏来关猫，也不能杀鸡用牛刀，我们要找到合适的方法，我们要有合适的反腐败成本的构成体系来推动反腐败制度的建设。反腐败成本的构
成是由反腐败对于腐败的预防、惩处、教育所支付的资源。
(一) 反腐败成本的组成要素
那对于反腐败的成本的组成要素，我们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如何来进行反腐败的组成要素的分析，从反腐败的进程角度来看，反腐败是一个动态的实践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环节都会发生相应的成本，如果我们将这个过程进行分解的话，反腐败的成本可以分解为制度设计的成本、制度运行的成本、制度维护的成本和制度变迁的成本。
那对于反腐败的表现形式来看，从成本的表现形式来考察，构成反腐败的成本有诸多的条目，既有物质的也有经济的，可以用货币计算和衡量的成本，也有不方便使用货币衡量的成本，如时间成本、社会意识、意识形态、社会影响、社会心理等无形的成本。明确而言，有形成本是指在投入反腐败的过程当中，众多的可以用货币进行衡量和计算的成本。无形成本是指不能由价格尺度进行衡量的成本。
从反腐败成本的发生角度来考察，反腐败成本包括当期成本、远期成本和沉淀成本。反腐败的当期成本是指在反腐败斗争过程中可以当期解决的成本，远期成本是指反腐败过程中由具体的改革措施引发的，由于各种现实条件的限制与制约无法当期解决，且必须留给后来者的相关成本。沉淀成本是指与远期成本密切相联系的，可以看作是一种远期成本概念的拓展和延续，对于当前而言，既往的远期成本是现行反腐败的沉淀成本。那在沉淀成本中，有些可以通过当前的相关措施进行消解与处理，转化为当期成本，有些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无法继续解决，继续形成未来的远期成本。常见成本往往与反腐败斗争的延续性，以及反腐败方法的选择性息息相关。如果处理不好，往往会导致腐败斗争所承受的负担相当沉重，进而造成反腐败成本的累计效应递增。在过高沉淀成本的反腐败路径下，不仅会制约有效反腐败制度的设计，而且会使反腐败在实施中持续遭到阻碍，造成社会影响的累计与恶化，导致实施机制的软化，从而进一步推高了反腐败的总体成本。
(二)合理化的反腐败成本结构
刚才谈了反腐败的成本，那怎么样才需要有一个合理化的反腐败的成本结构?从成本构成的角度而言，反腐败的成本包含着经济成本、政治成本与社会文化成本。那反腐败成本的各个组成要素之间的比例应当保持一个相对的稳定，而且能够反映出当前改革进程的这样一种重点。
第二，从反腐败发展的进程角度来看，反腐败成本的各种形态中，设计成本、维护成本、维护成本，它们之间应该相互协调。其中，设计成本与维护成本必须控制在较低的比例范围
之中，运行成本而占据大多数份额，且能从经济发展的预留部分收益当中以支付未来的各种成本形态。
第三个，从反腐败的成本表现形态的角度来看，反腐败成本应该尽量实现可衡量的方式，有形成本必须占较高比例，且将无形成本的潜在影响控制在较小的范围之内。从成本发展的角度来看，当期成本、远期成本和沉淀成本应该按照次序比例进行存在。当期成本应该居于绝对的核心成本位置，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当把反腐败斗争的既往成本给予一种动态的消化。我们从理论上来分析了反腐败成本的一系列构成要素，或一系列反腐败成本构成的方式和方法，以及我们怎样在保持着这样一种反腐败的成本的构成的科学化的体系。
四、我国转型期腐败与反腐败成本投入分析
(一)我国现阶段腐败成本现状分析
我国转型期腐败与反腐败的成本投入分析。第一，现阶段腐败的成本现状分析。总体来说，腐败的直接成本很小，腐败的机会成本很小，有的甚至为零。当前对于腐败最主要的成本是受惩成本。腐败的直接成本很小，在当前有些腐败者在实施腐败活动中往往只需要付出一点点精力，如打个电话、批个条子或伪造假证，或是领导的当面交办，他就能够获得利益，就算有时付出一点联络的费用，疏通关系，如请人吃吃饭，送点礼或礼钱，但这些费用也是从公款消费当中支出的。但是，与此来说，社会却付出了巨大的成本。所以，从现阶段的情况来看，腐败行为者付出的成本主要是劳动力和精力，由于我国正处在经济的转轨期，体制的不完善，机制上还有很多漏洞，所以监督和制约还比较薄弱，使得腐败的机会成本很多，直接成本很小。腐败，实施腐败行为并不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
那从机会成本来看，那腐败的机会成本很少，甚至为零。能够从事腐败的一般是掌握着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这些人员的收入相对固定，按照统一的规定发，从目前来看，基层的公务员或掌握一定行政权力的公务员，他们的收入并不高，所以如果他们被腐败所查处，那受到的经济损失并不大。假如其同时某种腐败活动，其花费在腐败活动方面的时间、精力、资金、资源，全部花在本职工作上，其收入基本不会增加。但是，如果他用于其他合法守纪的活动，但由于种种限制，现在我们规定机关干部不得兼职收取报酬，领导干部不得个人经商、办企业，不得从事有偿中介等，其所收益到的从事其他活动的纯收益也微乎其微，但与此相对应的，如果他从事腐败活动，那回报往往是十分丰厚的。
而我国目前腐败所主要的成本是指腐败的受惩成本，受惩成本在一定时间内也是相对固定，根据腐败程度的严重状况不同，所受到的处罚也不同。腐败如果极其严重会被判处死刑，
腐败成本达到最量化。虽然我国对于腐败的惩罚存在着高选择性，同样是腐败行为，其受到的惩罚程度不太一样，有些位高权重者，他受到的惩罚轻重程度不太一样。
那究其现在腐败的受惩成本的情况来看，第一个是财产刑罚很少，腐败者的政治损失、经济损失。目前我国腐败的受惩成本是这样一个现状，第一是财产罚很少，考虑给出路比较多，使腐败者政治损失经济补。第二个是生命刑、自由刑偏轻。第三是名誉和精神上的处罚过轻。对于腐败行为者的揭露和曝光一般要经过有关部门的许可，除了一些惊天大案、官职高、问题严重的案子，绝大多数的腐败行为都不见诸新闻媒体，而绝大多数腐败者的名誉损失仅限于极小的范围。
而腐败的成本能否真正成为现实的成本，还要取决于腐败的现象，被查处的概率。美国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和法学教授，反腐败专家苏珊•罗斯•艾克曼女士曾认为，在所有的腐败交易当中，官员实际被抓获的可能性远远低于三分之一。在当前腐败的成本是比较低的。
(二)我国现阶段反腐败成本现状分析
我们来看当前反腐败的成本分析。第一，反腐败人员的成本过高。我国反腐败组织体系过于庞杂，职权有时重叠，影响到了反腐败的效率。当前我国反腐败组织有各级党委的纪律检察委员会，政府的监察部门和审计部门，检察院、法院和公安系统也承担着一定反腐败的任务。庞大的组织结构和运行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反腐败工作的组织和使用需要支付给反腐败人员工资，需要对反腐败人员进行培训，这些成本都是很高的。
据测算，目前我国专职的纪检干部33万人，而兼职的纪检干部约有200万人，人员成本很高。这样庞大的反腐败的工作人员的培训、组织要花费大量的精力，而且随着现在腐败形势的多样化和隐蔽化，反腐败人员的能力和素质也需要不断地提高，所以要对于反腐败人员进行大量的投入，对于他们的培训和培养进行大量的投入。所以，反腐败的成本投入要远远高于其他的政治活动。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厦门的远华大案经历了两年才完全查清，投入的反腐败侦查人员数以千计，抽掉的物资资源成本很大。对于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案件，从安徽、江苏、山东、江西、浙江、上海等地抽调的办案组，在北京、合肥和阜阳三个战线上历史两年多。所以，当前第一是反腐败形势越来越严重，第二个是腐败分子越来越狡猾，第三个是我国反腐败斗争多头反腐的现状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成本上的压力。我国有纪检、监察、检察、审计、公安等，他们不同的反腐败的组织，有的是以纪律为主，有的以法律为主，有的以党政干部为主，有的以企业为主。那多头反腐，使得反腐败工作人员缺乏一种明确性、灵活性、机动性，
导致了有些资源的浪费，而且有的案件由于地域不同、主体不同、部门的不同，造成许多案件在侦办的过程当中牵涉到多个部门，由于没有专门的独立的反腐败机构，使得工作效率降低，浪费了资源，使得成本过高。
第二，反腐败的组织成本过高。反腐败案件的查办需要一系列的程序，从获取证据到查明案情到查获犯罪嫌疑人再到一系列的审讯、拘传、逮捕、审判等，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我国反腐败组织机构运作当中成本过高，效率过低。现在纪检部门作为反腐败斗争的最主要的部门，在工作中面临着很多尴尬的局面。首先是信息渠道单一，第二是有些反腐败的斗争手段还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第三，纪律检查，当他把反腐败的线索掌握好之后，他要转移到检察机关，那检察机关要重新再进行证据的搜集或搜索，在这当中又面临着腐败分子的翻案翻供，这种重复性的劳动自然又大大增强了反腐败的成本。因此，现在组织上由于缺乏着一定的系统性和理顺性，造成了反腐败的组织成本现在有点颇高。
第三，反腐败的法律成本过高。反腐败的法律成本过高，首先表现为反腐败的法律体系缺乏相关的系统性。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纲要》、《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党内监督条例》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虽然反腐败制定了很多的政策或法规，但缺乏一部系统的统领反腐败工作的法律，缺乏了反腐败法律体系的长远性，而且零零总总的法律法规容易造成立法上的重复和滞后，不利于提高反腐败法律的高效性，这无形当中也造成了反腐败法律的成本过高。
(三)我国反腐败成本的特性
我们刚才介绍了反腐败当前出现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们处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的期间，我们30多年的转型期的反腐败斗争也是在一种自上而下为主导的反腐败斗争当中。所以，反腐败斗争发展的历程有着自身的特点，我国转型时期的经济发展的特性决定了改革成本一般意义上的成本有着较独特的特性。因此我们处在这样一个社会巨变的过程，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巨大转型的过程，我们面临的腐败问题、腐败的规模、腐败的现象、腐败的种类以及腐败未来的发展趋势，它都有着鲜明的改革转型特点的。因此，我们的反腐败的成本构成，也在这样一个时期当中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
首先，第一个是不可避免性。我们从这样一个转型期间，是社会各个方面发生变化的过程。在变化过程当中，必然导致政策体制和现在社会的运行的基本情况之间有一定的脱节和空档。所以，伴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制度滞后，必然会出现一系列的腐败问题。所以，我们对于反腐败的投入是不可避免。
第二，反腐败成本具有递增性。何为递增性?由于反腐败的斗争时间比较短，我们需要花大力气去解决腐败问题，那无形当中也要加大反腐败成本的投入。第二，随着时间的转移，反腐败斗争进入到改革的深水区，进入到利益的更加集聚的过程，不可避免地要促进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格局的形成。所以，我们在涉及到集团化的反腐败现象的时候，我们的成本也要不断地提升。最后，处在社会发展急剧的转轨当中，在反腐败的过程当中有着新旧两种制度的存在，新制度还没有完善成熟，旧制度还在发挥着作用，这种新旧制度进行至今的摩擦，必然也会带来一定的成本的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增加。
第三，反腐败成本的可控性。所以，我们在反腐败的过程当中，由于我们的目标设定好了，要建立起一个廉洁的政府，要建立起一个风正气清的社会，我们对腐败的投入不是一味地加大投入就好，有一些国家有些先进经验也表明，对于腐败精力和成本的投入是可以控制的，可以通过科学、高效的方法，通过制度化的方法来减少反腐败成本的投入。
第四，当前转轨期，反腐败成本的特性是反腐败成本的超经济性。超经济性是指腐败在政治上是关系到我们党和人民的执政基础的。所以，要在一定的程度下，还是不能单纯地以一个经济的眼光去考察腐败的成本，要站在一个政治发展的高度来看待反腐败成本的投入。
五、转型期下的腐败与反腐败成本博弈
转型期下的腐败和反腐败的成本博弈。华勒斯坦曾说过：成功的政治角逐要找到变革的杠杆，以便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好处。社会转型期下，如何破解腐败的问题是人类政治发展的重要命题。所以，我们既要看到腐败产生的必然性和长期存在性，也可以通过博弈的方法，我们通过寻求这种更有效的经济学上博弈的方法来降低反腐败成本，提高反腐败效率。
(一)反腐败的纳什均衡
这里面就用“纳什均衡”这样一个博弈的角度来解析和看待腐败和反腐败之间的关系。博弈论是一种对策论，是当前经济学的重要的分析工具，它是按照人与人之间或最后扩展到不同组织之间的策略的选择。在“纳什均衡”当中博弈论对重要的一个观点和工具，“纳什均衡”有这样一个经典的案例是“囚徒困境”，“囚徒困境”讲了两个囚犯的事，两个囚徒一起做了坏事，结果被警察发现抓了起来，分别关在那个独立的不能互相通讯的牢房里进行审讯，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囚犯都可以作出自己的选择，或供出他们的同伙或保持沉默。这两个囚犯都知道，如果他俩都保持沉默的话，就都会被释放，因为只要他们拒不承认，警方就无法给他们定罪，那警察也明白了这点，那就给他们一点刺激，这两个囚徒如果有一个选择
向警察坦白，背叛另外一个，告发他的同伙，那他可以无罪释放，同时还可以得到一笔奖金，而他的同伙就按照最重的罪来处罚，而且为了加重惩罚，还要对他施以罚款，最后对告发者的奖励。如果这两个囚犯相互背叛的话，两个人都会按照最终的罪来判决，谁也不会得到奖赏。那这两个囚犯该怎么办?是选择相互合作还是相互背叛?从表面上来看，他们应该选择相互合作，保持沉默。但是，对于这样来说，可以是他俩一个最好的结果。但是他们如果从自身的利益出发的话，那他们就会想，如果选择背叛对方的话，第一，我可能不会吃亏，第二，我可能还会获得利益。所以如果两个人都这么想的话，最后结果是相互举报对方，得到逻辑上最糟糕的报应，两个人都得坐牢。讲这个例子如何来应用到反腐败和腐败的“纳什均衡”?
腐败与反腐败活动都是经济活动，那经济活动存在着成本和收益，存在着博弈，那这种成本和收益的分析比较当中存在着博弈，博弈的参与者包括了委托人和代理人，对于委托人来说，可以选择的策略是反腐败或放弃反腐败，对代理人来说，代理人的策略是腐败或不腐败。
那将它放在这样一个模型当中来考虑，得出最明显的结论是：当腐败的收益越小，反腐败的收益越高，政府人员腐败的效率越小。如果反腐败的收益提高，政府人员倾向于腐败的概率就提高。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如果腐败的成本不断提高，委托人从事腐败的概率就变小，而腐败的收益就不断地提高，委托人投入反腐败的倾向就越高。在这里面还存在着这样一个边际收益的问题，腐败收益增大之后，官员腐败的概率就变得越小，这是因为随着腐败的收益不断地增大，委托人因为腐败所造成的损失也在不断地增大。此时，反腐败的收益是在不断提升的，反腐败成本变小了，委托人的反腐败的可能性和积极性就随之提高，反腐败的概率就不断地提高，腐败行为被查处的概率也被不断地提高，从而抑制了政府公职人员的腐败倾向率。因此，这并不是说对于腐败放之不管，我们就能够提升反腐败的效率，并非如此。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对比当中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对于一个政府官员来说，他腐败的收益小，他反腐败收益高，那他就会选择不腐败。如果反腐败的成本高，那委托人就会倾向于不从事反腐败，就提高了腐败产生的效率。
所以，在腐败与反腐败之间抽象的博弈模型当中存在着一种腐败与反腐败两个变量的交互作用的机制，这种相互作用依赖于双方的选择，同时又制约着双方的选择，这是我们为什么可以用博弈论来进行分析的这样一个基础。它既存在着从自身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又从对方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任何一方对于策略的选择，除了考虑自身的因素之外，还要对博弈对手的行为进行考量和分析。
所以我们就举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方便大家理解。如某个地区在的腐败分子是100人，反腐败的工作人员为200人，由于该地区进入到转型期，大量的资金和基础建设项目涌入，腐败分子潜在的数量由此增加了50人，那就为了打击这150个腐败分子，那该地区的政府组织投入了300人的力量去打击，这样反腐败工作的总数就增加到了500人。反腐败的力量随之增大，在这样高压的反腐败的力量下，腐败分子被查处的机率增高，腐败分子的成本增高，在这样的条件下，那150个腐败分子就降成了50个人，那随着腐败分子的数量减少，反腐败工作人员现在数量在增多。维持这500个人的反腐败的工作需要的资源也在不断地增大，也不断地给纳税人造成很大的财务上的负担，反腐败的投入成本过高。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下，为了精简机构减少政府投入，那反腐败的人员又调整到了200人。那随着反腐败人员投入的降低，腐败查处的机率在降低，腐败的成本同时也在降低，那导致了新一代的潜在腐败分子又转换为腐败分子，腐败分子数量又有了增加，这样又需要新的反腐败人员的投入，这样不断地循环就形成了一个腐败与反腐败的博弈的这样一种相互循环交叉的过程。所以，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上，对于腐败，我们要采取零容忍的措施。
(二)反腐败的经济临界点
在反腐败工作的方式和方法上，我们需要考虑到投入和产出，需要追求反腐败在工作上有这样一个工作的节点，我们要称之为反腐败的经济的临界点。正如罗伯特•克里特加德指出那样：“过分注重腐败也会付出较高的代价，不仅仅在控制腐败所消耗的资金方面，而且会因此而分散注意力，使组织无力顾及其他主要事务。反腐败斗争也可以由于高过了头而造成巨大的财政开支，官样文章与士气的低落。”所以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出发，对于反腐败的成本需要进行控制。
我们可以看这样一个图，从反腐败的角度我们可以生产出这样一个曲线函数，讲腐败的边际成本曲线MCG等同于反腐败的边际成本收益曲线MRB，将横轴表示为腐败的规模，纵轴表示反腐败的社会成本。从这个函数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整个社会中腐败的机率很小的时候，腐败带来社会的危害也很小，这时候MCG在最低点，但随着腐败的机率和规模变大时，腐败的外部效应迅速扩大，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MCG在增高，那从反腐败的角度来看，如果腐败存在机率较小时，对于高能耗、高消耗的反腐败机制的维护成本要变得相对地高一些。在这个条件下，对于反腐败的单位代价是很大的，所以MCB处在一个高位上。那随着腐败活动不断地增加，腐败被查处的机率也变得很高，从而，反腐败的单位成本也相应地降低，这时候MCB在曲线当中处在一个相对下降的过程。由此可以看出，维护廉洁政府的边
际总成本由腐败和反腐败的边际成本构成，在函数当中用MCT来表示。所以在函数当中表现为一种U形的曲线，我们称之为A型曲线。这里MCG和MCB相交于A点，在MCT上对应的是B点，这是边际成本曲线MCT上的对低点，那腐败活动的最佳规模点是通过A和B作垂线与腐败数量和规模的横轴交于Q点，从函数上可以看到，腐败和反腐败的边际成本此时达到了最小，但是Q不在0点上，由此可以推出，反腐败的最佳限度不是没有腐败。
那同样，我们从反腐败的角度也可以设定这样一个函数曲线，将腐败的边际成本MCG等同于反腐败的边际成本收益MRB，将横轴表示为反腐败的规模，纵轴表示为反腐败的社会成本。所以，我们从函数上来看，也有这样一个相交的点，这个相交的点是反腐败的最佳规模点。从这个函数来看，反腐败Q点不是无限大，我们对于反腐败的成本投入也并不是无限大就是最好的，反腐败的规模也不是越高越好，从反腐败的经济活动来说，只有在反腐败的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高于预期成本的时候，反腐败在经济上就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只有在反腐败的边际成本等同于边际收益时，才能找到反腐败的均衡点，在这个均衡点上可以确定反腐败的最佳规模。
所以，如何破解反腐败与腐败之间的“囚徒困境”，举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看到，有公交车不遵守交通规则，横行直撞，公交车肇事也有所耳闻，这是目前公交系统不发达，公交运力紧张的局面下，而拥有公交优先的倾斜政策，在公交司机与交警的博弈当中，他处于一个优势的地位，交警处于劣势的地位。当公交车司机遵守交通规则时，警察那肯定是不能处罚的，否则警察就错了，那公交车司机不遵守交通规则时，警察如果处罚，如拦下公交车，本来扣下了，让他停下来了，如果涉及到公交车上大量乘客的利益，在上班早高峰有一个公交车违章了，交警把车拦下来，那就耽误了其他乘客去上班，他还会投诉警察。如果不处罚公交车，那就进一步地纵容了公交车司机的违法的倾向性。所以，一旦在实际生活当中公交司机违法违章，警察就处于两难的境地，因为顾客的利益不得不放过违章公交车，与此同时，公交司机也相对轻松，既然违章了，受罚是应该的，一点也不愿望。那如果被抓住了，但是交警没法处罚我，把我放走了，那我就赚了。所以在这种轻松的心态下，一旦与交警的处罚发生冲突，公交车司机就会和交警胡搅蛮缠，拒绝受罚，拖延时间，从而引发车上的乘客对于交警的不满与抗议，最后交界不可奈何地就要放过公交车司机。如此以来，公交车司机违章不受处罚，屡试不爽。如果公交车司机守章，而交警给予处罚，公交车司机受到冤枉，交警犯错受罚，他们各自损失都最大。如果公交车司机违章而交警没有处罚，那公交车司机因本应受到处罚，而被放过，对于他而言就收益了。如果交警应该给
予公交车司机处罚，却没有处罚，但因没有人投诉而没有受害，那公交车司机最优，警察没有收益也没有损失。如果公交车司机违法违章，而交警给予处罚，那公交车司机本也本应受罚而没有被冤枉，交警按章给予处罚。但是由于乘客的介入，使得交警受到了投诉。那对于成本收益来说，公交车司机没有收益也没有成本，而交警受到损失。所以，公交车违章，交警不处罚不优势策略。公交车的优势策略是违章，交警的优势策略是不处罚，这个结果是不符合社会运行的。
那如何来破解?我们就要引入一个新的机制，在这个公交车和交警的博弈当中，我们就可以引入，可以采取公交的违章计法，采取电子化的计算，违章了，当时不进行处罚，但计入到电子档案当中，每一个月要去交警队做进一步的处理。
所以对于腐败和反腐败之间如果存在着成本和收益的“囚徒困境”式的均衡的话，那就要对反腐败的结构进行优化，引入新的机制，在破解腐败与反腐败之间的博弈关系，降低腐败与反腐败博弈经济均衡点的反腐败投入，就需要引入新的机制，改变反腐败资源的投入资源，优化了制度因素包括制度因素、社会因素和群众因素。
制度环境包括一个国家的宪法和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等。制度环境规定了国家的基本性质及未来可变动的空间，同时也决定了反腐败斗争可选择的手段、程度、利用的资源和空间。
那社会环境包括反腐败斗争并不能实现在不同的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对他国的反腐败斗争简略的复制和借鉴，因为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社会结构当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就需要根据不同的社会条件、社会环境来找到适合社会环境的反腐败斗争的方法和策略。
第三，群众环境，从制度严禁的角度，制度设计成本、制度实施成本以及制度维护成本的方面来提升反腐败成本，它具有科学性和高效性。今天通过对于腐败成本的一些最基本的了解，多学科的透视成本，我们知道成本是如何来构成的，如何来进行成本的分析，同时对于转型期间的腐败和反腐败成本之间的作了一个梳理，简单地运用了一些“纳什均衡”理论的一些方法和工具，分析了一下腐败和反腐败之间存在的这样一种尴尬的困境，也从经济上论述是不是一味地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就可以达成对于腐败的控制。所以，我们如何来进行科学高效的反腐，这一讲主要是从学理上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和讨论。下一讲我们将从更加实践的、具体的角度来看看如何优化当前的腐败和反腐败斗争的这样一种策略和方法，如何构建起这样一种机制来推动更从基础上、成本上更优更好地来解决腐败和反腐败之间的关系，或如何来提高反腐败斗争的科学性和高效性。
今天这一讲，我们就讲到这里。
当前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民主制度还不够健全。我国现行《选举法》制定于1979年，此后虽经三次修订，仍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选举法》第十二条规定：“自治州、县、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镇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第十六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应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按照这两个条款，在选举各级人大代表时，每一农村人口的被代表权只等于城市人口的四分之一。《选举法》第九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代表名额基数为三百五十名，省、自治区每十五万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直辖市每二万五千人可以增加一名代表”。按照这个条款，如果不算代表名额基数，那么省、自治区人口的被代表权只等于直辖市人口的六分之一。这些规定显然与《宪法》中“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要求不符。
我国公民对选举的关注程度远远不如西方许多民主国家，甚至也不如东南亚一些国家以及我国的港澳台地区，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原因与我国的选举制度相关。我国《选举法》第二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选民直接选举。”这条规定包含着两层含义：其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设置与各级政府的层次相一致;其二明确了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的范围。我国实行四级政府架构，这已经比国际通行的三级惯例多了一层。但是，过去战争年代为了方便辖区管理，当时临时增设了地区一级，延续至今则变成了地级市，从而使我国的政府架构实际变成了五级。与此相对应，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代表也分为五层。在这五个阶层的人民代表中，除了基层一级为直接选举外，其余都是间接选举，即“由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于是，作为一名没有被选为代表的普通公民来说，只要选出基层的人民代表，便完成了自己的选举任务，至于以上几层人民代表的选举则与其无关，而各级政府官员都由代表选举产生，至于代表是否能表达选民的意愿，便无从可知。因此，对于绝大多数公民而言选举仅仅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责任。这种权利是属于人民
范围的象征，如果失去了这种权利便属于人民的敌人，属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可见其重要性。但是，相对于更为重要的选民的责任来说，一般公民只能在基层选举中行使，随着选举的层层深入，随着选举责任的层层增加，它离普通选民也越来越远，而普通选民对其关注的程度也就越来越差。一般来说，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是许多国家普遍采用的形式。然而，不论是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公民的意愿应该始终是十分明确的，例如美国的总统选举也是采用间接选举的形式，选民们在大选日所选的仅仅是“选举代表”，而不是总统和副总统。但是“选举代表”的态度是鲜明的，选民们就是根据要选哪位总统候选人来确定投哪个“选举代表”票的。因此，当各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538名“选举代表”产生后，美国总统和副总统人选实际上已成定论，选举团的选举不过是依法履行手续。也正因为如此，美国选民非常关注对“选举代表”的选举。
我国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这种“计划性”对各级人大代表的构成有很大影响，也就是说成为人大代表在很大程度上是组织计划安排的，是一种政治荣誉。于是在人大代表中出现了一些不正常情况：首先，人大代表中官员所占的比例太大。在我国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中，有将近70?代表是来自党政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其他各级人民代表的比例构成也大致如此。官员代表太多不仅使民主会变成了官员碰头会，影响了公民必要的参政、议政，甚至容易使人代会失去其应有的作用。在大量双重身份代表存在的情况下，官员由人大代表选举产生，等于自己选举自己;官员的工作对人大负责，等于自己对自己负责;官员接受人大的监督，等于自己监督自己。而且，官员们往往承担着繁重的本职工作，也很少有时间和精力深入基层调研，发挥人大代表应有的作用。其次，人大代表参政议政的能力较差。我国理论界有人将人大代表分为“荣誉代表”和“民意代表”，“在宪法学家，浙江大学法学院院长李龙教授看来，‘荣誉代表’与‘民意代表’的最大区别，在于没有职责意识。他说，现在的人大代表参政议政意识和能力相差很大，有的代表一年到头不提一个议案，也照样当代表。资料显示，烟台市2000年人大代表的人均提案、建议不到0.15件。”“不少人大代表连最起码的知政常识都一知半解。在对人大代表们询问权行使状况进行调查后，四川省宜宾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王纪三撰文说，约80?代表说自己从未考虑过在人代会期间行使询问权。其中，三分之一的代表不知道代表还有询
问权，三分之一的代表把询问和质询、代表建议、批评意见混淆在一起”。这样的代表素质，怎么能够正确行使人民代表的权利，又怎么能够尽到人民代表的义务呢?第三，人大代表犯罪问题屡见不鲜。人大代表应该是品德优良、人格高尚的人，应该是公民的楷模。但是，由于我们的人大代表候选人往往由组织统筹安排，自上而下确定，于是使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造成鱼龙混杂，良莠不齐。近年来，人大代表犯罪已经是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热点：全国人大代表桑粤春领导黑社会组织诈骗、贪污1.2亿元，被判处死刑;全国人大代表周小明竟是大毒枭，幕后指使部下贩毒38吨之多，落入法网;全国人大代表王廷江，野蛮打骂空姐，并唆使同伙殴昏空警;辽宁人大代表侯建军，为了几句口角，竟然将一老人轧死在光天化日之下;湖南人大代表李文革，贪赃枉法建造了“豆腐渣”工程，使20名年轻的消防官兵死于非命等等。此外，人大代表中的腐败分子也比比皆是，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等，不胜枚举。
二是换届选举制度不够完善，操作不够规范。
首先，村委会贿选问题严重。村委会由全体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是实现村民自治的领导机关。20世纪80年代以来，村委会直选已经成为扩大基层民主的有效方式。但是，近年来村委会贿选问题严重，使选举越来越背离了民主的初衷。山西省河津市下化乡老窑头村是一个并不富足的农村，农民年人均收入不足1000元，然而，在2003年的村委会主任选举中却有人要以230万元巨款买村官。类似的问题在全国各地农村普遍存在。据有关媒体2005年报道：“厦门市民政局的同志反映，在今年的换届选举中，拉票、贿选现象严重。如海沧镇新安村候选人选举头天晚上到各家共发香烟1500条;杏林镇锦园村主任候选人林某某反映，
另一候选人林某某在全村散发宣传单许诺给每个村民发100元，镇里当时就采取措施进行制止;东孚镇贿选问题突出，有的还贷款搞贿选，后柯村每票400元，东瑶村每票150元，洪塘村每票三条高级香烟”;“湖南省桃源县个别村，争夺村级政权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有些人利用夜晚开‘黑会’，走村串户拉选票，给竞争对手‘泼脏水’，许下诺言搞贿选。其贿选形式主要表现为或请本村有分量的人吃饭，或送香烟、钱物等”;“安徽省民政厅的同志透露，在这次换届选举中，从民政厅接访的80余次来信来访反映的情况看，选举中违规操作的就有38件，反映村干贿选和经济问题的有10件。如当涂县里桥村群众反映，这个村两个主任候选人为了争当村委会
主任请吃、送香烟拉票，少数群众把香烟送到乡政府，群众意见很大。”
其次，中国共产党党内选举中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1)党员代表的产生不能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党员代表的产生往往要经过三个阶段：先由基层党组织推荐党员代表候选人，再由上级党委对候选人进行审查确认，最后由基层党组织选举产生。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基层党组织与上级党委意见相左的情况，而必须以上级党委的意见为准。于是，上级党委特别是党政主要领导便可以通过审查确定代表候选人而确定代表范围，从而控制得票率，确保自己当选。但这种方式常常违背了选举人的意志，使严肃的选举工作变成了认认真真走过场。(2)党委候选人的产生存在严重缺陷。目前基层党委候选人的产生要经过“两下两上、自下而上”的程序，即先由基层党组织提名，然后由党委汇集提名情况，同时按照“班子结构合理与工作需要的原则”确定候选人预备名单，报上级党委同意后再征求基层党组织意见。这个程序看起来公正，实际存在许多问题：首先，基层党组织提名和征求意见都采取开会和语言表达的形式，使许多党员在上下级关系的前提下心存顾忌，不能表达真实意愿;其次，党委确定候选人预备名单时，往往较多考虑“班子结构合理与工作需要”，而基层意见已经无足轻重;再次，党委确定候选人时，要安排“陪选”人，于是使差额选举实质上变成了等额选举。(3)直接选举范围小、差额选举比例少。直接选举比间接选举更为民主，是提高民主化程度的有效方式。但是，目前党内直接选举的范围仅限于党支部和党总支，基层党委包括各部门的机关党委都是先选举代表，再由代表选举党委，不利于保障普通党员的民主权利。在选举中差额选举的范围仅限于党委委员和常委，而且差额比例仅为20?而对于副书记、书记则实行等额选举，从而使选举中的竞争成分和民主性大打折扣。(4)选举程序不规范有失公平。近几年来，一些党代会的选举采取先预选，后正式选举的方式，在正式等额选举时，有的居然要求选举人在选票上不作任何标记即视为赞同，而且又不是秘密投票。于是绝大多数选举人在众目睽睽之下，甚至面对着摄像机，不敢动手在选票上有任何表示，造成许多人投了“违心票”。2003年初，在湖南省岳阳市人大换届选举时，唯一的市长候选人在第一次投票时得票没有过半落选了。事隔两天，他仍然被作为唯一的候选人再次投票当选。而这种情况是否允许，在《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组织法》中却没有明确规定。在1998年1月河北省
人大会上，65岁的程维高为了实现从省委书记转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位置逃避退休的目的，居然采用了以市(代表团)为单位计票的办法，被人们戏称为“程维高选举法”。这些五花八门的选举，虽然实现了组织者的意图，却破坏了党内民主。(5)选举制干部在任期内调动频繁。这种情况集中表现在换届前对主要领导人员的大量调动和委派，同时在任届中期也屡有调动和委派。这种频繁的调动和委派，一方面不利于各级领导班子任期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调动和委派等于否决了选举人的意志，等于以任命制取代了选举制，长期任其发展下去，任何完善的选举都将形同虚设。
此外，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参与国家管理和社会事务的机制还不完善，使民主缺乏一定的深度和范围;广大群众和党员的民主意识和参政议政能力，以及基本政治素质和民主观念尚有待大力提高;对权力运行进行制约和监督的有效机制尚有待进一步完善，特别是克服官僚主义、治理腐
1、当前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存在的问题1.1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不同步。当前我国民主理论的研究是不够的,理论界充斥的大量的民主理论都是西方的,中国自己的东西不够多。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实践,迫切需要民主理论的相应发展。因为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只有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理论才具有生命力,才能科学地指导实践。完善的理论体系是其合法性的重要依据,是其发展的指导原则。我国要在自己实践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民主理论和话语系统。没有自己的理论和话语支撑,实践就缺乏自觉性,就会受到干扰。因此,必须正确处理好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的关系,形成通过理论研究去指导实践创新、通过实践创新来检验理论对错的良好局面。民主政治只有在完善的理论体系的指导下,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有成熟的民主理论,才有成熟的民主政治。1.2民主制度和机制不够健全
败的任务还很艰巨。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将是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历史过程。
一、制度优越但体制不够合理
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不仅是社会财富的主人，而且是国家权力的主人。正因为如此，广大人民一方面可以通过自己的代表直接参与国家法律的规定、国家官员的任免、国家事务的决策、国家行为的监督;另一方面可以凭借自己的权利知政、议政、参政、督政，从而保证国家的各项权力都按照人民的意志运行，朝着人民的取向复归。
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是由全体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直接行使人民主权的一种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处于我国政治权力配置体制的中心，其他方面的制度都是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中心展开的：拥有主权的人民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形式选举产生人民代表;人民代表作为表达民意的喉舌和监督官吏的耳目受人民委托组织国家权力机关;国家权力机关制定法律，选举产生执行机关并审议通过执行机关的工作计划;执行机关组织、领导、协调、管理人民的生产、生活和各项社会事务;人民通过代表机关及自身所拥有的公民权利直接或间接地对执行机关的工作进行监督。其实质和核心在于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切权力。
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具
二、内容真实但法制不够健全
由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所决定，我国人民不仅拥有自由权、平等权、参政权、受益权，
而且拥有社会事务的直接管理权和社会组织的群众自治权。这种权利是真实的、可靠的，不仅具有政治和经济的保障，而且具有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我国民主政治的一个本质属性，就是法律的权威高于一切，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违反法律，整个国家和社会生活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运行。法律的主要作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保障公民权利免于被侵害;二是限制国家权力免于被滥用。法律保障公民权利，就是规定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并以此为据确定人们的行为准则，从而调整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法律限制国家权力，就是为国家权力划定权限、职责和相互关系，使权力与法律结成一体，在法律范围内行使，从而成为合法的权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和目标，而且完善了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构筑了法律监督和法律救济系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法律常识的普及工作。从目前来看，我国的立法工作已驶进快车道。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310多件，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750多件，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5400 多件，一个以宪法为核心包括各种部门法在内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已经形成，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同这种地位相适应的各种权利、行使这些权利所应遵循的原则和程序、以及制裁侵犯人民民主权利行为的方式和途径，大都得到了法律的确认和保障，基本上做到了国有所本，民有所依。
三、形式多样但机制不够完善
我国民主政治存在着国家形式的民主与社会形式的民主二维结构，因而人民当家作主这个命题内在地包含着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并通过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各级国家执行机关，以实现对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又可以通过行使自己依法享有的公民权利，通过各种政治组织和社会团体，实现全面的、广泛的民主参与和群众自治。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当家作主的两种不同的形式、两条不同的途径。
我国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宪法和法律中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同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享有的公民权利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与可靠的物质保障紧密相联的。而物质保障的依托和根基则在于经济的发展与财富的创造。从1952年到1998
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679亿元上升到79553亿元，扣除物价的因素，年均增长7.7%，远远超过3%的世界平均水平;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已跃居世界前列，
国内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7位;传统的农业国已发展成经济门类齐全、
初步实现了工业化、正在大步迈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增长，居民每人每年实际消费水平已由1952 年的80 元，提到到1998
年的2973元;居民储蓄存款总额已由1952年的8.6 亿元，增加到1998 年的53408亿元;消费结构以生存资料为主的格局已基本改变，
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的消费支出明显增加;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正在迅速向
小康社会迈进。此外，在交通运输方面，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以铁路为骨干，包括公路、水运、民航在内的综合运输网;在邮电通讯方面，我国已建成包括光纤、数字微波、程控交换、移动通讯等覆盖九州、通达世界的公用电信网，并建立了业务种类齐全、网点密布的公用邮政网。这一切为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牢固的经济基础和可靠的物
五、主体广泛但参与不够充分
我国民主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民主主体具有广泛性，享受公民权利的主体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某些阶级阶层的一部分人，而是除了个别被剥夺公民权利者以外的绝大多数人。正因为如此，国家的重大事务，人民能够了解;国家的重大问题，人民能够讨论;国家的重大决策，人民能够参与;国家的重大举措，人民能够监督。广大人民之所以能够参政议政，除了拥有物质基础和法律制度的保障外，还与整个国家文化教育和法制教育的普及以及公民个人对政治态势的洞察能力、对政治问题的分析能力、对政治观点的鉴别能力的提高相联系。
腐败
腐败是世界各国无一例外要面对的一大难题。联合国某年测算表明，“政府的腐败”每年使世界约损失资金6000多亿美元，腐败已经成为不少国家执政党丧失政权，领导人下台的直接原因。腐败是一个世界通病，也是一个历史通病。翻阅自古至今的发展史可以看出，人类自从出现了阶级，就有了腐败现象，过去有，现在有，甚至可以说将来可能还会有。中央有，地方有。政府有，基层也有。所谓腐败无处不在，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断地滋长着。官场、商场、考场无孔不入。腐败活动的猖獗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每年得投入巨大人力、物力从事反腐败活动。究其原因，腐败发生主要是因为法律的不完善、反贪机制的不健全和官员的权力过大、不受约束等。而最根本的就是他们的观念变质，产生了私人的贪欲。
何谓腐败?就语义而言，是谓腐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1中的腐败即为此义。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它是指一个社会像一个有机体那样腐烂、变质，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在现象层面上，腐败意味着一个社会充斥着公务人员的贪污、腐化、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挥霍浪费社会公共财物、假公济私等丑恶现象，以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能贯彻，官僚主义严重，思想滑坡、道德失衡，
社会风气败坏;2从实质上看，腐败是权力变质和异化的产物，是权力的腐化，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偏离既定的目的，不再为公共利益服务，而是被用来换取个人利益，成为社会上少数拥有权力者或集团攫取私人、局部利益的手段或工具。因此，腐败实际上是权力和金钱的交换，或者说是权力的商品化与金钱的权力化。
腐败现象给一个社会所带来的危害是巨大的。它不仅浪费了社会财富，造成经济秩序的紊乱，破坏了经济建设，阻碍了经济发展，而且严重地影响了政府形象，败坏了政治的清正廉明;更有甚者，它导致了社会风气的恶化，以致社会呈病态化，道德水准下降，是非正义感丧失。社会为腐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正如英国学者保罗。哈里森指出的那样：行贿受贿是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的恶性肿瘤，它蚕食着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的基础，使国家无力实施自己的法律和法规。改革即使通过了也很难实施。4腐败对于一个正在变革中的社会确实具有极大的危害性。能否抑制腐败，消除腐败现象，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的健康发展，因而成了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关键。对于今天的中国，尤为重要。邓小平同志的话可谓一针见血：“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
腐败的实质是权钱交易，是权力异化的结果，这是由权力的性质所决定的。政治学中的权力理论认为：在权力不受限制或社会控制薄弱，而行使权力者自身又缺乏道德约束力的情况下，就会走向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这是为阶级社会的历史所证明了的真理。目前，我国社会生活中的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原因。
目前，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腐败现象的伴生具有某种必然性。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是以市场配臵资源，以市场调节经济生活。而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只具有雏形。与市场相配套的一系列体制还没有建立完备，市场机制远未完善。前述政府庞大的权力仍然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政府在体制、职能、机构、人员、运作等诸方面仍然紊乱、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在这种新旧体制并存的情形下，社会管理出现许多盲点、空点，例如价格双轨制、行政管理高度集权与供求矛盾突出的并存就易于产生为紧缺物资而行贿受贿、“官倒”等腐败现象。这样，权力更易于与金钱相结合，“寻租”更为容易，腐败现象因此大量发生。由此可见，“腐败程度与社会和经济现代化的发展速度确实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
法制不健全，缺乏完备的监督机制。就法制建设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没有一套完备的反腐败的法律体系。权力需要制约，没有制约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况且人性中本有趋利避害的因素，更须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和引导。我国近年来法制建设固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的法律制度还欠完善，没有系统的关于权力的设立、运行、行使及法律责任等方面的法律制度，更缺少专门遏止政府官员腐败的法律如“反贪污法”、“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等。经济立法滞后，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行政权力在市场中的运行没有充分的规范约束，经济运行无充分的法律依据，利益归属没有明确的划分，各类市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无序、失控的状态。国有资产产权界限不明，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无有效的法律控制手段，等等。在这样一个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控制的、法律秩序紊乱的经济环境中，权钱交易、不正当竞争之类的腐败现象就势所必然了。其二，执法行为缺乏力度，不能有效地实现法律的目的。许多领域并非无法可依，而往往是“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党纪、政纪代替法律制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原因是执法环节缺乏有效的程序规范和责任机制，执法者往往可以为所欲为，不受追究。其后果是法律的权威荡然无存，民众对法制建设丧失信心，无法建设良好的法治秩序。而执法过程中的交易更成为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之一。就监督机制而言，主要表
现为：没有完备的权力监督机制。行政权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益膨胀，这是社会的需要，本来无可厚非，可相应的监督制度却没有得到发展，以致行政权力失控，滥用权力成风。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固有的权力机关对行政权等权力的监督，由于没有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操作规范而流于形式，不能发挥实际作用，现有的一些监督机构如行政监察机关等，其职权手段都不够强大有力，不能满足需要。社会监督处于无法可依的境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明确赋予公民以监督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除了“信访”等有名无实的途径之外，公民的监督权力没有法律制度予以保证;新闻舆论的监督也是无法可依，更因为权力机构行使权力的透明度不高，一般不为社会所知晓，极有限的社会舆论监督也往往无从着手。
反对腐败，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中国共产党走的另一条长征之路。夺取反腐败斗争的胜利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反复之所以显现出长期性，是因为反腐败斗争本质上是反对剥削阶级的思想与行为的斗争，他与中国共产党要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的目的相一致，在党的最高纲领实现之前，只要世界上还存在剥削阶级及其思想意识，那么其派生物——贪污腐败行为就会存在。实现党的最终奋斗目
标的长期性，艰巨性，反复性，决定了反腐败斗争的持久性。 腐败现象的发生除了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作祟外，还与革命与建设事业中体制，机制，法制上的完善与否有关。在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在新机制的建立与健全过程中，在新机制的创建运行过程中，难免有“疏漏”、“缝隙”、“漏洞”和“时间差”，有些人就利用它，大肆贪污，搞投机活动，严重损害了人民利益。所以反腐倡廉的根本措施之一是深化改革，健全机制，体制，法制，但要做到这些，向其他新生事物的成长一样，需要经验的积累和时间，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反腐倡廉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治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
作为祖国后备力量的主体——大学生更应该认识到今天的局面，认识到“廉洁”所面临的挑战，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提升自己的知识水平，从而带动社会的和谐发展。正所谓：欲廉洁，先修身。对处在社会化重要时期的大学生来说，修身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当代大学生，廉洁修身是社会对大学生的殷切期望。当代大学生的崇高使命已经由人民赋予，在党的十六大会议上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使命，既是全国人民的历史使命，也是大学生的崇高使命。而致力于中华名族崛起和复兴是当代大学生的首要使命;科技创新是当代大学生的职业使
命;此外，大学生还肩负着名族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的文化使命。这些使命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学生提出了具体的人才规格要求，其中廉洁修身就是其核心内容之一。社会腐败现象一直是大学生廉洁修身的主要制约因素，其负面影响既体现在大学校园之内，更多体现在大学生走出校园之后。有些腐败分子在大学阶段也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但步入社会以后，廉洁修身的道德免疫力在强大的腐败面前瓦解。尽管很多大学生知道腐败可能破坏廉洁的美德，可能伤害自己的荣誉，甚至可能剥夺自己的自由，但也有一种可能，如果腐败不被追究，却可能给自己带来巨大利益。在思想上的利益博弈中，一旦腐败的合理性占了上风，腐败便由可能走向了现实。所以引导大学生抵御来自社会腐败的侵扰，是廉洁教育的根本目的。
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价值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腐败问题也如影随形，漫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高校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得“世外桃源”。清除腐败，既要治标，更要治本。高校行政化、学术腐败、大学生诚信等都是当今的热门话题。本文对高校师生廉洁状况进行分析，并寻求一条在高校推进廉洁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腐败;大学行政化;高校
党中央2005年1月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指出：“反腐倡廉教育要面向全社会，要把思想教育、纪律教育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教育、家庭美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结合起来。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积极推动廉政文化进社区、家庭、学校、企业和农村。”
2010年6月14日,《中国教育报》在第一版的报眼上刊登了教育部关于“高校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十不准”的报道。接着,出现了大量相关报道和相应的评论员文章。这也意味着大学腐败不是一家两家了。
2010年7月8日,《中国教育报》第三版又用整版的篇幅报道了五所著名大学的呼应和表态性文章,通栏的巨幅标题写着“构筑拒腐防变的制度防线”,同时再次刊登了“十不准”的文本。
历史上，自我国大学出现的1895年至今100多年，从未出听说过大学反腐一事。而国外知名大学哈佛、耶鲁、牛津、剑桥、洪堡大学、东京大学等，更是闻所未闻……
有句话这么说的，我们呼吁的，正是我们缺失的。国人深知——我们的大学已经变了，腐败已经蔓延在我过高校的每一个角落。
一、高校腐败的表现形式
在高校人员(高校人员主要由党政管理人员、后勤服务人员及教学、科研人员等组成)方面，其腐败形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党政公职人员通过为他人提供录取、考试之便索取贿赂，后勤管理人员利用设备采购、参与基础建设之便，收受金钱。二是高校的学术腐败，如抄袭剽窃;学术评审中拉关系，搞“权钱交易”、“学钱交易”等等。其中也包括老师在评分、考试等环节发生的行贿受贿行为。
高校学生方面：主要表现在诚信缺失，一是日常诚信缺失，在日常生活中，有些学生以种种假理由欺骗父母、教师和同学。如编造理由为迟到、早退、旷课开脱;在与同学发生矛盾，违反校纪、校规时说谎话，隐瞒实情;与同学交往时不诚实，编造谎言骗取友情;编造理由骗取父母的钱财挥霍;到图书馆借书，拖延不还等。二是考试作弊。三是经济信用缺失，恶意拖欠学费，不按时还贷或逃避还贷。四是就业诚信缺失(信息造假等)。其次，学生党员、学生干部“模拟腐败”。再次，生活奢侈浪费。
二、高校腐败的原因分析 首要原因该推大学行政化，行政化必然使大学异质化，导致大学核心价值的转移，使大学权力发生错位,最终必然导致学术腐败。我国公立高校的校领导是有行政级别的，他们的选拔、任命、考核、评价的权力都在政府手中，因此他们都要看政府的脸色行事，扼杀了大学的自主权和创新能力，很难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造成大学“千校一面”。高校领导的官本位意识严重，有些领导只是把岗位当作升迁的台阶、晋级的跳板，把大学当作营造“政绩”的平台。简单的说，大学行政化，造就了高校的“官本位”思想，也促使高校成了腐败的重灾区。
学术腐败，除了大学行政化的深层原因外，首先是对人才考核缺乏科学的标准和制度。近些年来的扩招使不少有能力的硕士生导师所带弟子从一个到十几个不等，有的还是博导，因此又带博士生，于是其弟子就更多，甚至有的多达几十人之多，几乎就是一个班级。一个人的时间、精力都有限，不论是硕导还是博导，不但有本科教学任务，更有自身的科研，即使二者都没有，一个导师也难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每年指导十几个研究生。因而研究生的培养其实是处于一种粗放式的运作之中。由于人才考核机制欠缺科学性，所以在职称评定中也就有不少不合理的因素和诸多的灰色面。譬如，不管你是否有真实的学问和是否真的做出科研成就，但有了一定的年限、有了发表在某些期刊上一定数量的论文或著作、有主持的项目等所谓的硬性条件你就可以评某某职称。至于文章的质量、著作的质量、项目研究的水平等是否真实地达到该职称应有的水平，这都缺乏有效公正客观的鉴定机制。因此在这种人才考核标准之下，一些人为了备齐职称评定条件，各种手段也就无所不用。
其次，高校评估、高校排名等带来的负面影响。在高校评估中，科研成果及其高低等一直是作为高校重点评估对象，而高校排名也多以这种科研成就为依据，因而这便在较大程度上促使高校去务实化、个性化，追求浮夸风。一些高校为在评估中获优、提高名气，便不切实际地不尊重学科特点而盲目地在人才考核和职称评定中肆意加大科研量，并将科研与职称、待遇或毕业挂钩。这无疑是赶鸭子上架、竭泽而渔。至于不少高校为迎接评估在论文数量上、科研项目上、教学人员上、教师职称的比例上、学生的作业上等等的造假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可以说，以高校评估为唯一衡量高校办学之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变相促使学术弄虚作假而致腐败的又一重要因素。
而在学生方面，市场经济的消极因素直接影响着大学生的观念。其次诚信教育的缺乏，我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强调智育远多于德育。在信贷方面，社会个人信用制度不健全，是促成大学生还贷诚信的一个主要原因。再次，高校人员的腐败现象在高校层出不穷，对学生形成的不良影响。
最后，缺少必要的惩治措施。对高校人员也好，对高校学生也好，学术腐败，考试作弊等等，都没有积极的进行惩治，对学术腐败，更鲜有自曝家丑的，而学生考试作弊已经泛滥成灾，学生守则形同虚设。
三、改变高校腐败的现状几点建议
近年来，高校腐败泛滥成灾，起各种原因实质上环环相扣，大学行政化，导致“官本位”思想在大学风行;各种评价体系的不健全，不科学，导致学术腐败的风行;而师德失至生德丧。
要改变现状，首先就要从其源头下手，高校去行政化势在必行。高校是一个组织系统，不能没有行政管理，但也不能以行政权力代替学术权威，高校去行政化的目的，也就是要实现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形成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威和谐共存的局面，营造高校科学发展的良好氛围。基于这一思路，建议高校去行政化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二，精简高校领导人数和管理机构，裁撤冗员，依据学校办学的需要，科学设置岗位，促使行政机关转变职能，从行政控制转变成为教师和学生服务。三，要恢复高校的办学自主权。高校办学自主权的真正落实，需要政府转变职能，从过去的直接管控转变为间接服务，要彻底打破高校与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推行行政权与学术权分离，建立大学独立、教授治学、学生自治的现代大学制度。 对于学术腐败，需要改革评价体制，这个可以照搬国外比较健全的制度。一，推进体制改革，构建科学合理的学术制度环境。首先，要改革学术管理制度，建立政校分开，学术自治的管理模式;其次，要改革学术评价制度，建立科学、完整、严格的学术评价体系。第三应完善学术监督制度，建立公正、有效、可行的学术监督机制。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借鉴国外先进模式，尝试考虑建立全国性独立的学术道德委员会和科研真实性稽查机构。二，重塑学术精神，共建高校良好学术道德环境。三，完善相关立法，创建严厉法律惩戒体系。
其次，提高高校教师道德素质。提高个人修养，是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之本。卢梭有言“： 在敢于担当培养一个人的任务以前， 自己就必须要造就成一个人，自己就必须是一个值得推崇的模范。 ”提高个人修养是师德建设之本，高校教师应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学习锻炼，提高修养。在理论学习方面，高校教师应加强学习政治理论知识、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知识以及优秀的传统文化知识。 在实践锻炼方面，高校教师应提高参加实践锻炼的自觉性，积极参加社会实践、管理实践及教学实践。另外，优化内外部环境，是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建设的重要保障。在高校内部环境方面，首先，应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其次，应强化教育，注重实效。 第三，应建章立制，规范行为。 第四，应严格考评，强化管理。 进行教师职业道德考评时，应实事求是，从严考评，奖优罚劣。在社会大环境方面，首先，应加强宣传，正确引导。 其次，应依法治教，认真落实。 认真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规，针对学术腐败等问题，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第三，应尊师重教，切实保障。贯彻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应当从教育投入占经济总量的比例上体现，从教师与公务员经济待遇的比较上体现，从教师的话语权和政治地位上体现， 从全社会对教育的功利性与崇高性的权衡上体现。
学生方面，针对学生诚信的缺失，除了大力推行诚信教育之外，各项制度的建立以及严格执行势在必行。学生党员，学生干部的选拔，应该建立各类科学的考评体系，并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在高校大力推进廉洁教育是高校的重要任务，大学阶段也是实施廉洁教育的恰当时机，在高校推进廉洁教育应坚持正面引导、易于接受、循序渐进、注重实效的原则。其次，廉洁教育要与校园文化生活严密结合，比如，通过“两课”教育进行宣讲，通过校园文化活动感染学生，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大学生的责任意识。要组织开展大学生“三下乡”等社会实践活动，使青年学生更多地接触社会，了解社会，了解国情，在专业实践、志愿服务、勤工助学等活动中开阔视野，培育品格。再次，廉洁教育要纳入高校反腐倡廉建设体系。
总的说来，高校腐败问题对整个社会影响甚大，要解决腐败问题，需要下大决心。要从源头着手。大学行政化，在当今社会争议颇多，但是其带来得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大学腐败还有更多其它方面的原因，如何还校园一片净土，如何去除大学的“官本位”思想，解决学术腐败，提高大学生诚信，是整个社会值得深思的事情。
人力092——28
1 石宇辰
中国腐败问题的分析
摘要：本文通过对腐败问题在中国的现状，问题的成因，以及解决这一问题方式方法的探讨，希望帮助读者对腐败问题在中国的现状加深了解，并与此丑恶现象进行斗争。
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舆论监督法治司法独立
一.什么是腐败?
根据社会学的概念，腐败问题是指社会的一些丑恶现象在政府、党派、以及社团中的表现，往往涉及到依靠权利谋取利益。其实质则是社会中公共道德的沦丧以及对法律的践踏。腐败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卖官鬻爵、钱权交易、乱收费等各行各业中的丑恶现象。腐败问题对整个社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都有着极其恶劣的影响，如果腐败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人们心中对法律以及道德的尊敬就会消失的干干净净。结合现在中国的情况，许多社会矛盾就是由于腐败问题引起的，所以说腐败问题已经刻不容缓，如果不加紧治理的话总有一天会成为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二.腐败问题在中国的现状
先说说笔者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对中国腐败问题的直观感受。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人，虽然入世不深，但是目睹身边的亲朋好友送出或收到的礼品不知凡几。“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中国自古有礼仪之邦的美称，平日间亲友之间送些礼品本来是中国人重视礼仪的表现，但是当今社会以此为名收受贿赂却成一大痼疾。无论是升学看病，还是升官发财，特别是和政府部门打交道，不请客送礼简直是“寸步难行”。最可怕的是社会舆论对此的纵容和见怪不怪，诸如清正廉洁这样的词汇在中国仿佛都已经消失了一般，谁若是手握权利而不谋私利的话，不但得不到赞扬反而会被骂作“笨”或“傻”，有这样的社会舆论何愁贪官不多?有这样一组数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腐败现象愈演愈烈。从全国来看，1979年立案仅为703件，到了1982年上升到2.5万件，1986年又上升到4.6万件，1989年升到5.9万件。到了90年代初，每年则以6位数激增，从1993年至1997年的5年间，全国各级纪检机关共立案73万多件，结案67万多件，处分66.3万多人，其中县处级干部2万余人，地厅级干部1670余人，省部级领导78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涉案人数较以前大幅度增加，犯罪分子的职务级别越来越高。其中，厅局级、省部级干部腐败犯罪的发案率明显增高。①其中甚至包括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这样的国家领导人。不止在政府部门中，在国企中，贪污受贿也是各位老总落马的主因。在2010年揭发的62宗国企老总犯罪案例中，受贿、贪污罪共45例，占总数的72%，且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平均人均受贿近人民币千万元。②
三.腐败问题的成因
在现在的中国，不只腐败问题，其他很多问题都是政治法律的体制问题引发的。首先，由于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中国的官员往往权力过大且得不到有效的监督，以权代法的事情常有发生。其次，监督体制不完善造成许多官员违法之后无法及时发现，这就使得贪污腐败问题更加泛滥。除了体制问题，错误的观念也是造成贪污腐败问题一大原因。都说中国人缺乏信仰，拜金主义却在社会中泛滥，很多人的眼里毫无道德与法律观念，唯独对金钱情有独钟。中国古人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但是现在的很多人为了获取金钱却是不择手段的，许多人为了钱财而藐视法律无视道德。其实，由于中国曾经本身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所以政府在改革时期鼓励人们利用市场经济提供的新机会致富发家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却为腐败提供了强烈的动机。而且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零敲碎打的改革方式也为腐败创造了机会。最后，政企不分也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在刚刚进行的政协会议中，朱镕基之女朱燕来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在她看来，政府应当检讨自身定位，尽快退出经营领域。诚如朱燕来女士所说，政府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行为确实成为滋生腐败的一大诱因。美国学者皮文睿说：“政府部门人员普遍从事商业活动的现象造成了一些问题。这些行政机构往往利用自己的监管权利让一些公司得到好处，因为这些公司有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可能通过一些限制竞争的规定，不允许成立和他们的公司展开竞争的公司，或者当某些外国公司希望进入中国市场是，这些行政机构利用自己掌握的审批权迫使这些外国公司和自己下属公司成立盒子公司。所以说，政府和企业未能完全分家也是损人利己行为在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的一个主要原因。”
四.中国腐败问题的对策
首先，要想从根本上治理贪污腐败问题，政治体制的改革显然是当务之急。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至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无非民主与法制，所谓民主并不单单是举个手投个票那么简单，而是要保证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有对政治活动的参与权与知情权，这同时也为加强社会舆论的监督提供了可能。所谓法制，一方面要不断完善法律制度体系，做到有法可依。另一方面则是必须坚持有法必
依，这样做可以有效约束权力，约束那些超越法律之上的行动自由或特权。
其次，还需要开放报禁。媒体是社会的一面镜子，舆论的监督对于贪污腐败问题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但是处在政府控制下的媒体在监督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却要大打折扣，所以对媒体应当采取垂直管理，减少地方政府对媒体无限制的监管。
再次，解决贪污腐败这一社会痼疾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记得蒋方舟说过这样一句话：在这个国家生活久了，人的很多价值判断和底线都随之沦陷了。平庸的恶都觉得不算太坏，马虎的好就觉得是业内经营。确实如此，全社会对一些违反道德甚至法律的行为的漠视也是造成腐败问题不可忽视的外因。我想，很少有中国人求人办事是没有送过礼吧?全民化的行贿成风实在让人担忧，但是这个问题却又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只有希望政府与媒体携手创建一个积极正确的舆论环境，最重要的是一个公平的社会环境，完整的社会阶层通道。若是手握权力的人都能刚正不阿，这个问题也就不服存在了。
最后，再让我们看看国外发达国家是如何解决贪污腐败问题的。以新加坡为例，他们的反贪机构具有独立性、授权充分、职业化和专业化等特点。而我国的反贪污机构却下属于检察院，这是得反贪部门往往自己就不干净，如何指望他们监督别人?再看美国，作为这个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他们充分发挥了舆论监督的作用，通过新闻媒介和舆论载体把各种腐败现象向社会曝光，让社会批评、监督。美国政府诸如水门事件、拉链门事件都丑闻不都是媒体曝光的?而外国媒体之所以可以肆无忌惮的行使所谓的“第四权力”，得益于其新闻媒体的独立性。我国的香港地区曾经也深受腐败问题的困扰，但是香港政府成立廉政公署，体现了其反贪反腐的决心。我国治理腐败问题也必须要有非凡的勇气和决心，若是总是想着既解决问题，又不付出代价，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①摘自《中国问题报告》第三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
②《联合早报》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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