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腐败典型案例（共6篇）
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前所未有的灾难超过了日本侵华造成的全部损失。严重崩溃的国民经济迫使政府放松了对经济的种种管制。面对困苦不堪的国家，终于放弃领着中国人互相内斗的路线方针，决定改革开放，发展生产了。
但随之而来的却是让人深恶痛绝的腐败。中国现在腐败之深，现象之严重，绝对是世界之最。不光是政府官员腐败，税务，司法，公安，稽查，国营企业，教育界，军队，娱乐圈，几乎方方面面，无所不包。而这其中影响最坏的就是国企和政府官员，他们以实际行动将中国社会的风气彻底瓦解。公款吃喝，嫖妓，赌博，所作所为让群众恨的咬牙切齿。人们由一开始的愤怒，到后来的麻木，再到后来破罐子破摔，复仇发泄的畸形心里，使中国人丧失了最起码的道义和准则。不贪白不贪，不拿白不拿，这种观念和情绪更加速了社会腐败程度。到现在中国几乎是无官不贪，手段之多，花样之复杂，贪污之心狠手辣，让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权自叹不如。政府部门总说没钱，教育和各种公益事业都那不出钱来，但各地官员们挥霍浪费的钱恐怕是个天文数字。国家建设的正常资金被他们私设小金库，层层克扣，处处截留，用到办正事的钱就所剩无几了。政府的投资项目，大小官员都跃跃欲试，瞅准机会，雁过拔毛，自己先捞一笔。以致国家每每投入巨资的工程最后都收效甚微，甚至打了水瓢。老百姓想干点什么事，官员们处处刁难，没有关系，不找熟人，想办事连想都不要想。不送金钱，不上美女，这些事总是“研究”不完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官场里混久了，这些官员们一个个都滑透了。他们挖空心思，巧立名目，极尽浑水摸鱼，损公肥私之能事，将地方经济搞得一塌糊涂，自己却赚的体满钵满。要问中国什么职业来钱最快，肯定是当官。除了每年抓两个倒霉的，绝大多数官员都是稳赚不赔的。至于说国家怎样，那就不用管了。看看那些常委们，那些高干子女们，他们哪个捞得少？想想这个，任何人都心安理得了。
官员们创造了多项记录。一旦查处一个贪官，很少有只犯一种罪的，往往是数罪并罚。什么贪污腐败，挪用公款，以权谋私，玩忽职守，生活腐化，包小蜜，养二奶，他们是酒色财气并重的新一代绿林好汉，他们的生活方式足以让任何“山大王”们羡慕不已。每年贪官喝掉的酒有一个西湖，公款吃喝吃掉两千亿人民币；遍地横行的公车能跑掉国家三千亿，还有官员出国旅游，每年也能花掉 2500亿人民币。如此高额的政府开支，消耗掉中国每年国民收入的75％，加上政府的日常办公费用，绝对超过国民收入的100％！中国的教育没有钱办，中国的企业没钱投入，中国的农业没有补贴，造成所有不幸的根源都因为政府花光了所有的钱，所有的开支都让这群官-僚给消耗了。到现在这个凌驾于人民之上的腐败机构却不断膨胀，据最新统计中国大陆官民比例高达1：28，几十个大盖帽管一个农民，一个工人农民要养活一大群官僚，庞大的官僚体系是压在工人农民身上最沉重的负担。中国有这么大一群吸血鬼，老百姓生活怎能不苦，国家怎能不穷？每年因官员贪污腐败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大约在9875亿至12570亿之间，这个损失相当与国民生产总值的10％。中国每年8％的增长，还不够贪官们消耗的。给国家造成这么大损失，这样一个发展经济的障碍，必须除去。如果任凭这么糟蹋下去，中国迟早让他们吃跨，喝垮。
贪污腐败问题一日不解决，中国社会始终处于崩溃边缘！
单位小金库的形成和业务招待费的管理不科学, 是经济犯罪的温床, 另外会计管理中的一些不严谨, 也为腐败和贪污在某些程度提供了基础, 这迫使我们会计人员在新形势下更应该加强我们会计制度的改革。
小金库的形成, 主要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条:第一, 我们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缺失, 没有坚守原则, 没有起到监督的作用。甚至有些会计人员主动给领导提供建立小金库的理论指导, 建立多套账目。第二, 单位的领导诱使逼迫会计人员, 给他们做假账, 建立小金库。特别有些领导不顾党纪国法, 不讲社会责任, 和一些会计人员狼狈为奸, 为了自己或者小集团的利益, 甚至用小金库的钱去干一些伤天害理的事。第三, 有些单位内部审计形同虚设, 缺少监督, 甚至有些内审人员根本不懂业务, 欺上瞒下工作不认真, 更有甚者内审人员即使查出来他们也不处理, 渎职失职严重。只要领导默认, 他们就会任其有之。第四, 是国家对违反财经规章制度的处置太松, 不够严格, 现行的财经法规、经费管理制度不够完善, 违法犯罪成本太低。
要想处理小金库问题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是从人的管理入手, 要严查严办, 要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法律会计人员责任, 对于此类经济犯罪应该把会计人员定位是主要犯罪人员, 从犯是单位相关领导以及内部审计人员。经济处罚, 行政处罚以及刑事处罚, 都要狠, 因为它是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的大事, 是和谐发展的现实问题。其次是要有具体的措施;第一, 应该加强建立会计人员、主管财务的相关领导以及内部审计人员的长效的政治法规学习机制, 要让他们从思想深处认识到作为财务相关人员的职业情操的重要性。第二, 要加强建立同类行业, 会计人员的相互换岗制度, 换岗周期可设定为一到三年的时间, 要有各级财政部门统一协调管理, 具体可以分为, 纯行政单位的会计人员之间, 事业教育各学校单位之间的会计人员之间, 事业卫生各医院单位之间会计人员之间, 各企业单位之间的会计人员之间, 各村集体之间的会计人员之间, 只要各行业的会计核算方法相近, 各单位的之间的会计人员都可以按期相互换岗, 这样, 有利于单位间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 也更有利于国家对企业税收政策的监督和执行。第三, 财政部门要协调公检法以及纪检委和税务局的工作, 要做好各单位会计人员换岗时候的交接工作, 另外财政及相关各部门。每年要组织不定期的检查, 要检查好各单位财务会计事务处理的问题。另外, 业务招待费的不合理的开支也是当今民众所关注的一个大问题;各单位业务招待费标准的不明确, 乱吃乱喝铺张浪费现象严重, 国有企业账目还算清楚, 私营企业老板说了算, 业务往来招待数目不遵守会计制度, 行贿严重。国家行政事业单位以及村集体业务招待费的不按规定支付, 更是腐败分子产生的桥梁。
首先, 应该在会计科目中把业务招待费作为一个总账科目单列, 在这个总账科目下, 作为会计人员我们可以根据各单位的情况, 单列多个明细科目, 可以按各分管领导的名字, 可以按各科室分, 最好有明细台账, 以便更好的记录各笔业务招待费来龙去脉。其次, 业务招待费的原始单据越明细越好, 入账单据必须符合国家的财经制度, 要有完税发票, 对于参与的主要人员也要写进明细账的摘要栏。要在现金或银行日记账中记录业务招待的单位和必要的事项。最后, 在企业会计中, 要把购进材料的原始凭证, 不管是小规模纳税人开具的, 还是一般纳税人开具的, 都要标注订立的协议或合同的档案号, 便于查询购入材料的合法性。销售产品也要开具合法的标有合同协议档案号的发票。
但是, 对此会计人员也要严格遵守会计制度中的保密规定, 更要操守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这样既有利于国家相关机构的监督, 也有利于企业长远的健康的发展。更有利于当今社会的和谐发展。
各种合理合法方式的公开透明, 是广大民众监督单位企业财务收支的基础, 好的合理的会计处理, 更有利于民众明确的监督。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去除小金库, 才能杜绝招待费的乱花。才能使自己的单位企业真正的和谐发展, 使国
家长治久安。[责任编辑陈凤雪]
摘要：从财务会计的理论出发, 去分析当前小金库及各企事业单位业务招待费及贪污腐败的问题, 从会计人员本身做起, 探索一些办法, 来更好铲除小金库, 去控制业务招待费的合理支出, 从而更好的遏制贪污腐败。
一、2008年典型腐败案件与以往腐败案件的异同
腐败是指公职人员或组织在公务活动中的以权谋私的犯罪行为。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与以往腐败案件的相同点是:
1.靠权得财、靠山吃山。主要有三种表现:一是身居要职、手握重权。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中,除了仲方维是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信用卡部职员,其他的都有“书记”、“市长”、“主任”等头衔。例如,法院经审理认定,1999年至2006年间,刘志华利用担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关村科技园管委会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银行借贷等方面的利益。毫无疑问,职务最高的是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这些腐败分子都是“靠权得财”,利用职务之便受贿。二是滥用职权、胡作非为。胡锦涛同志在西柏坡考察学习时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体现了党员干部应该树立的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但是,这些腐败分子却把权力作为生财之道,胡作非为。例如,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中,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原湖北省交通厅副厅长熊国贤等都定为滥用职权罪。甘肃省兰州市中级法院对原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玩忽职守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三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从犯罪领域分析,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所涉及的主要有社会保险、组织人事、银行证券、公路建设、外资立法、承揽工程等。就是说,这些腐败分子都利用当时手中掌控的权力,近水楼台,在这些领域实施犯罪。真是靠权得财、靠山吃山。这是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与以往腐败案件的共同特点之一。
2.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从犯罪的罪名分析,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中,“受贿罪”占了90%,其中,原湖北省交通厅副厅长熊国贤因涉嫌滥用职权造成国家经济损失,其他的9个典型腐败案件的腐败分子都定有“受贿罪”的罪名。这些腐败分子往往抱着侥幸或者失衡的心理,非法收受、索取他人贿赂,结果被一一判刑。贪婪是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与以往腐败案件的又一共同特点,这也正应了一句古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又呈现一些新趋势、新动向,其与以往腐败案件的不同点具体表现为四种模式:
1.“老虎型”模式,或者称为“巨无霸型”模式。在“三反”运动时,贪污旧币人民币1亿元以上的就称为大老虎,1亿元以下1000万元以上的称为小老虎。“三反”运动还抓住典型案件及时处理,如枪决了中共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时任书记张子善。“老虎”因此出名。到了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中,腐败“老虎型”模式的特点是指犯罪人原职务特别高,或者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或者犯罪时间特别长等。这反映了在犯罪人职务、犯罪数额、犯罪时间等方面变化发展的一种新态势。“原职务高”,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中首推陈良宇,陈良宇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上海市委原书记。中央的决心和态度是: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腐败,必将严惩。过去、现在、将来都如此。大概也正是“原职务高”,2008年十大典型腐敗案件中陈良宇案排在首位。“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不能不说说姜人杰案,姜人杰单笔受贿8250万元,也堪称“中国之最”。“犯罪时间特别长”也是“老虎型”模式的一个突出特点。例如陈良宇案,法院一审判决认定陈良宇的犯罪事实为“1988年至2006年,陈良宇利用职务之便受贿239万余元”,这说明陈良宇犯罪时间长达18年。再如谢明中案,法院经审理查明:“1992年至2007年,谢明中在先后担任海南省地矿局副局长、文昌市委书记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非法收受、索取他人贿赂,计人民币1363.8万余元、港币439.8万元、美元7.2万元、新加坡币0.3万元。”很清楚,谢明中犯罪时间是15年,也是“长期”腐败。显然,20世纪50年代的“老虎”发展到了今天,其表现更加“强悍”、更加“饥饿”、更加“命长”。
2.“群体型”模式。腐败“群体型”模式的特点是一人犯罪,多人坐牢。这“一人”往往是主犯,这“多人”大多是亲戚、朋友和“同事”。这是由原来的个体犯罪向“圈子腐败、群体堕落”窝案发展的一种新态势。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的“群体型”模式有“五花八门”特殊性,具体可以细分为:“官官勾结型”,例如陈良宇社会保险案。“利益结盟型”,例如郭京毅一案被认为是外资领域的系列窝案,此案涉及面十分广泛,不仅有政府官员,还有企业负责人、律师。“姻缘血缘型”,例如晏大彬案,同庭受审的还有其妻子付尚芳,付尚芳被法院以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根据有关部门统计,2008年全国通过办案发现的案件7863件,有的大案涉及上百人,有的一个领导班子中多人被查处。
3.“多重贪婪型”模式。腐败“多重贪婪型”模式的特点是:腐败分子财、权、色等样样都要,样样都贪,可谓“五毒俱全”。这是由原来单一的犯罪向“数罪并罚”发展的一种新态势。例如,庞家钰以受贿罪、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贪财好色成为谢明中落马的主要诱因。原来的单一犯罪,或者贪财或者贪权或者贪色,发展到现在“多重贪婪型”犯罪,反映了现在这些腐败分子无恶不作的现状,“人格更加低下、道德更加败坏、本性更加贪婪”的现状。
4.“隐蔽型”模式。腐败“隐蔽型”模式的特点是腐败方式特别是收受方式更加新颖、独特、隐蔽。腐败“隐蔽型”模式是由原来单一、简单的犯罪手段向“专业性”、“技术性”发展的一种新态势。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中,50%的案件腐败方式隐蔽、独特、专业。例如晏大彬案,其妻子付尚芳明知钱款系晏大彬受贿所得,仍将其中的943万余元用于购房等“理财”,定罪为“洗钱”;姜人杰案,拿人钱与请托人“合作”开办公司,新型受贿;仲方维案,银行信用卡部职员斡旋受贿索取82万元好处费;郭京毅案,涉嫌在多部有关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规章的制定和解释中有腐败行为,立法腐败长期被人忽视;徐经武案,“委托”理财,拟定了三份虚假的炒股委托书还难以掩盖受贿的真相……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中,这些腐败分子演绎了许多“精彩”的腐败方式,搞腐败像搞“地下”工作、“技术”工作一样。中央对于腐败的高压态势,使得腐败分子在新的环境下采用新的“隐蔽型”腐败方式。从这一点说,对腐败方式本身的研究分析就显得十分重要,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必须了解和研究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中的这种“隐蔽型”模式。可见解剖几只“麻雀”,意义非同一般。
二、腐败造成我们党执政资源的损耗和流失
“执政资源是执政党履行执政使命、提高执政效能、实施执政目标、巩固执政地位可利用的各种有利因素和条件的总和。”①执政资源在执政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腐败是社会毒瘤,典型腐败更像社会的“瘟疫”,造成我们党的各种执政资源的损耗和流失,是我们党执政体系危害的基础。
首先,腐败造成我们党执政的经济资源流失。经济资源一般是指经济活动中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总和,是执政党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物质条件和基础。腐败已经给我们党带来经济资源的流失和巨大的风险。据有关部门统计,2008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办结的违纪违法腐败案件违纪的总金额共321.2亿(包括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涉案金额)。例如,陈良宇滥用职权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亿余元,10亿元社会保险基金被违规动用而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中;湖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熊国贤因涉嫌滥用职权造成国家经济损失逾3亿元。
其次,“一霸手”专横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叫板”和挑战。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核心的内容。在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中,这些腐败分子有一个“共通”之处,他们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利用“一把手”实施“微观”的“一霸手”。据笔者统计分析,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中,犯罪分子在党的组织和行政组织担任“一把手”时犯罪的占70%。例如,庞家钰利用担任宝鸡市市长、市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和工作调动提供帮助,受贿48万元;严重不负责任,不按国家规定清理、撤并宝鸡市财政证券公司,该公司因违规经营,造成国家重大损失。再如谢明中案,原海南省文昌市委书记谢明中,通过调整干部来大肆收敛钱财。他们将各种权力、各种资源集中在手里,为图私利,选拔干部走“虚假”程序,不讲民主,一人说了算。权力没有制约,一定滋生腐败,进而导致执政党政治资源的损耗。根据有关部门统计,2008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的“一把手”906人。一个干部腐败了,对个人和家庭是损失,对党的组织更是损失。值得注意的是,“一霸手”的专横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叫板”和挑战。没有微观的民主,哪来宏观的社会主义民主?因此,坚决惩治腐败、不断开发和拓展执政党的政治资源,就显得十分迫切。政治资源主要是指政治权力及其相关的组织资源,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实现自己奋斗目标的一种社会政治力量。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使国家、政党、公民三个元素在现代社会的框架结构中演绎得更加清晰,对各级“一把手”的权力要有一个规范、有效的制约。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控制和运作公共权力,必须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这就必须反对“一霸手”专横,坚决遏制腐败,以微观的民主来促进宏观的社会主义民主。
第三,“阴阳人”文化是对我们党廉政文化的撞击。我们党正在不断地加强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积极开展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廉荣腐耻”的良好氛围正在逐步形成。廉政文化是我们党凝聚人心、促进社會和谐、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资源,也是执政党实现奋斗目标的有效精神元素。我们应该看到,30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的经济和一些人人性中的弱点——贪婪几乎是同步快速发展的。前者,经济快速发展,得到了世人赞誉;后者通过“阴阳人”社会角色来表现,人们往往会忽视。从犯罪分子承担的社会角色分析,这种“阴阳人”社会角色,“侥幸”是其基本的心理特征,“贪婪”是其本质特征。他们在工作中都是“有头有脸”的正人君子,私下里贪赃枉法、徇私舞弊。我们暂且把他们表现的“一套”东西,称为“阴阳人”文化。在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中,这种“阴阳人”和“阴阳人”文化表现得尤为清晰:除了仲方维是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分行银行卡部原职员、国家公职人员,其余都是些“典型”人物,有各种各样的头衔,例如原市委书记、原省政协副主席、原副市长、交通厅原副厅长。他们原来是党员干部,是社会的楷模,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在普通百姓的眼里,他们常常端坐在主席台上,形象“高大”,代表着党的形象、政府的形象。恰恰是这些“典型”、“楷模”人物,最终成为2008年十大腐败“典型”。“阴阳人”在茶余饭后,让人耻笑;“阴阳人”文化却是目前执政党潜在的最大的危险。
第四,腐败给社会资源——中介机构带来侵蚀并产生互渗。社会资源是我们党执政可以整合的各种社会力量,它包括金融、证券、法律等各种社会中介机构。这些中介机构担负着政府指定的社会职能,其本质规定是中立和诚信,它的行为和活动具有法定的权威性。在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中,一些社会中介机构充当了“中介腐败”的“丑角”,成为腐败的帮凶。据笔者统计分析,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中,80%的案件与一些“公司”有关。例如,刘志华案中的北京中融物产有限责任公司;陈良宇案中陈违反规定,帮助某公司从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融资;郭京毅案中的北京思峰律师事务所原主任张玉栋与曾在该所担任律师的刘阳也牵涉其中,一些企业给郭京毅的“好处费”,往往在北京思峰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费或者咨询费中“交易”;仲方维案中的北京鑫博信科技有限公司等。假如没有这些“公司”从中运作,很多腐败活动不可能进行,甚至根本不可能发生。腐败给社会资源——中介机构带来侵蚀,“中介腐败”又使我们党的重要执政资源——社会资源流失,尤其是腐败与中介机构之间的互渗,这应该值得我们关注。因此,加强对这些中介机构、这些“公司”的监管,已经成为反腐工作不可回避的一项紧迫任务。
三、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执政资源建设,更加积极有效地开展反腐败工作
首先,丰富和整合党的执政资源要把握一个“新”字。一是要创新、丰富党的政治资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政治资源,是核心理论资源,是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的灵魂、统帅。科学发展观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发展和和谐发展的执政理念为党的核心意识形态资源赋予了新的内涵。改革开放30年创造了大量财富,目前,要充分利用这有利条件和时机,实现执政党的第二次转型。这关系到公共权力运行的总方向和规范,意义重大。因此,要积极应对经济危机的各种挑战,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同时,要转变观念,使我们的党真正从经济建设型政党转变为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实现执政党的第二次转型。二是整合党的各种执政资源。从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分析,只有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新”的内容要求,在改革开放的后30年中,加强对党的各类执政资源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的整合与管理,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处处体现“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才能有效预防腐败,预防公共权力的“失位”、“失控”和“失效”。
其次,制度设计和运行质量要讲求一个“优”字。一是要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这种制度,又称“阳光法案”,它的优点是:让权力和财产在“阳光”下同步运行,用制度压缩“不义之财”的生存空间。目前世界多数国家或地区都在借鉴、应用这种反腐常用手段。制度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2008年我国新疆阿勒泰探索和试点这项制度,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2月网上做客时给予积极评价,可以用阿勒泰试点的结果作为参考,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建立配套的措施,尽快建立和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这是令人鼓舞的。其实,干部的级别越高,阳光直射的范围要越广、越强烈,要规定“什么级别的干部及其家人、什么样的财产必须公开”,这些是当务之急。而不能仅仅是科级干部公开或者高级干部在一定范围公开,以此“作秀”。另外,官员财产公示要给出时间表。二是要提高制度运行质量。《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是今后几年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指导性文件。2009年5月22日,胡锦涛总书记亲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等三个反腐新规定,党中央用这三个法规制度又一次向腐败势力“亮剑”。当然,还包括其他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各项规定和制度,我们都要认真组织学习,力求把这些制度要求内化为一种品行、一种意志、一种理想,并且在实践中认真贯彻落实。制度运行质量很重要。有好的制度,如果不学习、不落实,那么制度的成效无法体现,惩治和预防腐败也会成为一句空话。所以,制度设计和运行质量要讲求一个“优”字。
第三,网络空间等实施多重监督要追求一个“透”字。透,指透明、通透、阳光,网民参与监督的意思。权力失去监督是一定要腐败的。我们不难发现,随着社会公共权力的不断失控,其他的监督方式,或者受权力制约、或者方式本身的缺陷、或者制度设计的问题,种种原因使得反腐效能日益见差。因此,要加强舆论监督特别是网络监督。20世纪末人类创造网络空间,已经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方式,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形态和政治活动方式:网络监督。网络监督是社会舆论监督的一种,网络监督具有透明、阳光、现代、便捷、广泛的特点。网络监督屡屡见效,不断显示出它政治学的特质和魅力。笔者认为,只有依靠广大网民的积极参与,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网络话题变为主流媒体的话题,才能形成一定的影响和压力,才能让腐败在“阳光”下暴死,促成事件的最终解决。
第四,干部选拔和任用要突出一个“廉”字。2008年十大典型腐败案件告诉我们,有的干部在选拔时已经腐败。那么,怎么会一路腐败一路被提拔、任用的?问题很多,其中用人导向和干部选拔、任用的机制就是一个问题。错用一人,殃及一方。用人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干部选拔、任用是一项事关党和国家长远的战略任务。干部培养、选拔、任用的过程是一根工作“链”。一是要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现在,新一轮年轻干部培养选拔正在紧锣密鼓进行中。中央对于年轻干部培养选拔提出了一些新思想,例如,“德才兼备、以德为先”、“重在实践锻炼”等。这些新的选才用人导向和标准体现了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政治责任感。“以德为先”,应该突出一个“廉”字,用反腐法规制度把住“楼梯口”,不让人格扭曲、道德败坏、腐化堕落的“问题干部”上楼梯、上“层次”。二是要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从干部选拔、任用的机制讲,党委和组织部门在选拔干部时,应该为公众提供充足的可供挑选的干部资源。“如果在每个重要岗位上我们党都能提供若干个候选人让公众来挑选,那么至少可以极大地扭转干部队伍中普遍存在的只對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状况,滥用权力的腐败现象也必然从根本上得到遏制。”②这就要推进“党管干部”制度的科学化,干部选拔提名讲程序,测评结果要公开,自觉地接受群众的监督。只有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的科学机制,才能降低选才用人上的腐败发生的几率,进而提高干部选拔、任用的成效。
注释:
①赵中源:《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论》,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②王长江:《怎样理解“党管干部”才是科学的》,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共产党》2009年第4期。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虹口区委党校副教授、教研室主任
贪污腐败
贪污贿赂罪 经济犯罪
预防与监督近年来，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进入快速增长期。投资开始大幅攀升，社会资金大量涌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与不完善的制度结构相结合，出现的最引发社会关注的问题之一，即交通行业贪污腐败日趋严重。那么在交通行业，贪污贿赂犯罪有什么特点和规律，它的发生有什么原因及如何进行预防，笔者结合自己的学识，谈一些体会和认识。
一、贪污贿赂罪概述贪污贿赂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的经济犯罪，它是侵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损害党群干群关系、败坏党风的严重腐败行为，是侵入党和国家肌体的毒瘤，必须坚决予以铲除和预防。
（一）、贪污贿赂罪概念和主要特征贪污贿赂罪，是指国家主体工作人中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的玷污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侵犯公私财物所有权的行为。贪污贿赂罪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污贿赂罪的犯罪主体，绝大部分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少数犯罪可以由单位或一般主体构成。如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等。还有一些只能由单位构成，如单位受贿罪、单位行贿罪、私分国有资产罪等。
2、贪污贿赂罪在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犯罪动机多种多样，不影响本类犯罪的构成。
3、贪污贿赂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使用公私财物的行为。这类犯罪行为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大部分犯罪都与一定的职务或职责密不可分，二是都是为了获取一定的经济利益。
4、贪污贿赂罪侵犯的客体主要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活动，同时，多数犯罪还侵犯了公共财产所有权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empirenews.page--]
（二）、贪污贿赂的主要犯罪
1、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
2、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的行为。
3、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罪论处。
4、行贿罪。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或者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的行为。
5、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且差额巨大，而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行为。
6、隐瞒境外存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隐瞒境外存款不申报，数额较大的行为。
7、私分国有资产罪。是指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且数额较大的行为。
8、私分罚没财物罪。是指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违反国家规定，将应当上缴国家的罚没财物，以单位名义集体私分给个人的行为。
二、交通行业贪污腐败问题的现状近几年，交通建设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规模大、投资多、交通行业成为腐败问题的多发、易发区。全国交通系统腐败案件的持续高发，不仅极大地损害了交通行业形象，给国家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也对交通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交通系统在思想上、社会舆论上、工作上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从1996年以来，全国有12个省、区交通厅的21名厅级领导干部受到查处，其中厅长10人。据不完全统计，还有367名处级及以下人员被查处。其中的教训发人深省，形势相当严峻。从案件的种类来看，串案、窝案较多；从案件的性质来看，贪污受贿案居多，而且涉案金额巨大；从作案的手法来看，大多是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直接干预插手招标投标、工程分包、物资采购、资金拨付等经济活动，为他人谋取利益，从中收受巨额贿赂。分析这些腐败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从主观方面讲，是他们放松世界观改造，背弃党的理想和宗旨，私欲极度膨胀的必然结果。但是，其中也暴露出交通系统管理体制、机制、制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一些腐败分子钻管理体制、机制不完善、不健全的漏洞，谋取私利，给一些领导干部搞权钱交易提供了条件。加之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不健全，监督弱化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监督部门没有完全发挥应有的作用，工作缺乏独立性和主动性，管理体制的漏洞，客观上导致了监督的弱化和管理的盲区。
三、我省交通行业贪污腐败典型案例及分析
（一）、三任交通厅长被查处1、1997年曾锦成。曾任职务:周口地委副书记、地区行署专员、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1989年9月至1996年2月期间，曾锦成利用其担任省交通厅厅长和周口行署专员职务之便，先后在其办公室和住处内，收受他人贿赂，并为他人谋取利益，共计37次。收受14.5万元人民币、0.95万美元，以及录像机、空调、电视机、照相机等贵重物品，价值8.7万余元。所收受赃款、赃物除案发前曾锦城主动退回0.9万元外，其余在案发后全部被追缴。判刑:1997年10月6日，漯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曾锦城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受贿所得赃款、赃物全部予以没收，上交国库。[!--empirenews.page--]
2、2001年张昆桐。曾任职务: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曾喊出“让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口号的张昆桐在任建设厅副厅长和交通厅厅长期间，先后受贿21起、37笔，共计100多万元。其中，他在建设厅任职时受贿近37万元，在交通厅任职时受贿约31万元和4万美元。张昆桐在涉嫌受贿和挪用公款被采取措施时，距他的前任、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曾锦城因犯受贿罪被判处15年徒刑的时间仅1年零10个月。判刑:2001年3月27日，受贿100多万元、挪用公款10万元的原河南省交通厅厅长张昆桐，被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3、2003年石发亮。曾任职务:河南省交通厅原厅长。继原河南省交通厅长曾锦成、张昆桐先后因巨额经济犯罪被判刑后，后任的河南省交通厅厅长石发亮2003年2月又涉嫌重大违法违纪行为被纪检部门立案审查。石在上任之后提出的口号是“一个‘廉’字值千金”。但据有关方面现已查实的情况，石发亮涉嫌经济犯罪的数额及实施犯罪的手段[1][2][3]下一页 已超过了前两任。
（二）、三任交通厅长“前赴后继”被查处的原因分析
1、建设工程：诱人的金山。据了解，我国高速公路每公里平均造价超过3000万元。以浙江省为例，20世纪90年代初，沪杭甬高速公路每公里造价为3000万元；其后的甬台温、杭金衢高速公路每公里造价升至4000万元。
2、工程层层转包：腐败产生的关键环节。我国现行的招投标管理体制，对招投标活动的行政监管由多个部门负责。这种多部门管理的格局，虽然有利于发挥各有关部门在专业管理方面的优势，同时也造成了多头管理难以避免的弊端，使建设工程招投标各自为政、部门分割问题突出，形成行业垄断。这在客观上为领导干部插手分散自主管理的专业工程项目提供了机会。
3、绝对权力缺乏必要的制约。我国现行的交通投资体制是在交通系统内部封闭运行，采用投资、建设、管理、运营“四位一体”的管理模式。一切规费资金由交通部门自行征收使用，对外融资实行统贷统还，独立设置项目法人，再加上不受制衡的招投标市场，导致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绝对化。
4、管理机制政企混合。在资金运行，材料运行程序上也暴露出内部管理机制上的问题。有的领导部门和下面企业分不清，如政府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兼任企业的董事长，虽然是个别现象，而且现在这种现象少多了，但还没有完全杜绝。
5、用人机制问题。腐败现象暴露出来我们的用人机制有问题，干部任用、考察，包括上任以后的监督，控制、教育。我们党的用人制度没有问题，但我们对领导的选拔、考核、任用、管理、监督、教育机制等有问题。现在对一把手的监督，更多是靠自觉。现在管理权力过于集中，领导干部面临的腐蚀诱惑大，现在施工量和施工单位的矛盾是突出的，加上交通建设中利润空间大，这部分资金(主要是国家资金和贷款)赚钱后大部分可以如期到位，这也是对干部不利因素。
6、监督真空。由于体制上的原因，驻部纪检组在监督过程中也有很多具体问题和实际困难。如:地方的交通厅长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应该由地方党委和纪委管。交通部门不是垂直领导是业务归属指导的关系，因此很多情况下监督作用不能得到有效发挥。但从全行业上，交通部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有作为行业主管监管的责任，也有对普遍出现问题，调查研究，提出改正意见的责任。[!--empirenews.page--]
四、交通行业贪污腐败现象的预防与监督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指出“从实践看，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得力，仍然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十六届三中全会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形势的以展变化，提出了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目标。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要求，是加大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根本举措”。我们要按照这一要求，坚持标本兼治，惩防并举，深入推进全省交通系统反腐倡廉工作。
（一）、加强教育，筑牢思想道德防线。反对腐败，教育是基础。对大多数党员干部而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主要还是立足于教育，着眼于防范。在教育的内容上，要从四个方面加强教育，一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要加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教育，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充分认识我们手中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福利，而不能用来谋取个人私利。三要加强求真务实教育，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把维护群众利益作为工作的第一职责，把群众满意作为工作的第一标准，脚踏实地，埋头苦干，重实际、鼓实劲、求实效，不图虚名，不务虚功。四要大力加强党风党纪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地遵纪守法，做到令行禁止。要不断改进教育方法，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根据形势发展，不断摸索和总结，创造出更多丰富多彩的教育形式，进一步提高教育的效果。要继续抓好警示教育，运用反面典型，进行直观、形象、具体的教育，使广大党员干部从中汲取教育教训，防微杜渐，做到自警、自醒、自律。同时，还要总结、宣传先进典型，进行示范教育，广泛宣传勤政廉政的党员干部，大力弘扬正气，鼓舞士气。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纪检监察部门等各方面的作用，扩大教育的覆盖面，形成教育的合力。通过教育，促使广大党员干部构筑起牢固的思想道德防线，筑起不倒的精神长城，自觉抵御各种不良风气和腐败现象的侵蚀。
（二）、健全制度，从根本上防止权力腐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腐败现象之所以蔓延起来，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沿用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打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新旧体制转换中的缝隙和漏洞，为腐败现象的滋生留了空间。因此，要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必须从制度建设入手，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反腐倡廉工作的各个环节，努力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内部运作机制，使腐败分子无缝可钻，无机可乘，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现象的发生。严格按照中央提出的“四项改革”和“四项完善”的要求去做，即：加强行政审批、财政管理、投资体制、干部人事制度四项改革，完善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产权交易和政府采购四项制度，要结合我省交通行业特点，以对权力制约、资金监控和干部任用为重点，在对现有规章制度进行清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和完善交通建设规划、计划管理办法、质量管理办法、材料设备采购管理办法以及招投标监督实施办法，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和可监督性。要进一步完善业主、设计、施工、监理招投标制，坚决杜绝领导干部插手，干预工程招投标的行为和暗箱操作、明招暗定现象的发生；进一步健全和完善项目、计划决策制度，在政府投资项目的确定和安排上，实行各市申报，交通部门现场考察，交通、发改委共同审批，真正做到公开透明，集体决策；进一步完善行政审批制度，以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为契机，进一步抓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简化行政审批程序，提高办事效率，方便基层和群众办事；建立健全以现金流量控制为重点的各项财务管理制度，继续落实“收支两条线”等规定，加强对资金的监管，特别是要加强对国企改革和各公路建设项目公司的财务监管，推行派驻财务总监的做法，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或利用改革之机谋取私利，化公为私，规范国有企业和项目公司负责人的行为，防止成为权力的牺牲品；大力推行政务公开制度，实行阳光行政，增加透明度和公开性，把交通建设的有关政策、目标、内容向社会公开，把项目选择制度改革，逐步创造一个民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聘用、定期考核的用人机制，健全一种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充满活力的管理体制，完善一套纪律严明、制度完备、群众参与的监督体系。[!--empirenews.page--]
（三）强化监督，以权治权。腐败的本质是公共权力的滥用，权利缺乏监督，就容易滋生腐败。反腐败的决定性胜利在于使权力支行得到有效监督。从这些年揭露出来的涉及领导干部的大案要案来看，一些领导干部的权钱交易行径之所以能够得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领导干部的监督软弱乏力。由于现行的监督制约机制存在漏洞，领导班子的内部监督流于形式，特别是对主要领导干部，同级党委不敢监督、同级纪委也不敢监督。为了强化党内监督，中央制定并颁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监督方面的经验，并从制度上加以保证，开启了党内条例监督的先河，必将有力推进由事后监督向事前监督的进程。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执行《条例》精神，切实加强对各级领导机关、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监上一页[1][2][3]下一页 督要突出重点，一要加强对工程建设中招投标、工程分包、材料采购、设计变更等重点环节的监督，及时发现问题，防患于未然；二要加强对计划、财务、征收、人事等重点岗位的监督，尤其对收费站内外勾结倒票等严重的违法违纪问题，要坚决严厉查处，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三要加强对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凡属方针政策性的大事，凡属全局性的问题，凡属重要干部的推荐、任免和奖惩，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委集体讨论作出决定，决不允许个人说了算。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自觉接受监督。加强监督要完善事前监督的预防机制，加强对权力“源头”的控制，把监督关口前移；要完善事中监督的制约机制，加强对权力行为的控制，保证权力的正确使用，避免权力运行脱离轨道；要完善事后监督的惩戒机制，惩处违法违纪行为，起到警示作用，遏制腐败现象的发展和蔓延。加强监督要综合运用党内监督、国家专门机关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多种形式，不断扩大监督覆盖面，务求取得实效。
（四）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共产党不允许有任何特殊党员，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宪法、法律的权力，唯有如此，才能纯洁党的组织，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战斗力。对各类腐败案件，一经发现，不论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秉公处理，严惩不贷，绝不手软。通过查处违法违纪案件，震慑和打出腐败分子，使腐败分子在经济上倾家荡产，在政治上身败名裂，在心理上后悔莫及。查办案件既要坚决又要慎重，对违犯党的纪律的党员，应当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按照错误性质和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做到宽严相济，区别对待。在重点查办大案要案的同时，还要着力查办一批发生在老百姓身边、侵害群众利益的案件，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纪检监察机关要严格依照职责、权限和程序，依法有序办案，加强案件审理，确保案件经得起检验。要重视信访举报工作，认真排查案件线索，既要严惩腐败分子，又要保障党员的合法权利。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4月1日在中央党校作反腐倡廉专题报告时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党员干部的贪污腐败现象严重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从长远来说还有危及到我党的执政地位。贪污腐败现象已经不光是一个政党的执纪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成为了多种领域的研究范畴。社会学是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一门科学，在贪污腐败问题上，我偿试通过社会学的视角简单地分析一下贪污腐败现象。
一、帕金斯“结构功能主义”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一个社会就是一个系统，系统内部各个组成部分通过通力协作、执行各自功能，使整个社会系统运行有序。塔尔科特·帕森斯是美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是现代结构功能主义的集大成者。在他看来，社会的各个系统乃至整个行动系统都面临着一些大致相同的基本功能和要求，满足这些要求是系统生存的先决条件，而这些要求是通过系统的内部结构得到满足的系统。他概括了一个系统能够正常动作的四大条件：适应(A)、目标达成(G)、整合(I)、维模(L)，即著名的帕森斯A—G—I—L框架。A ——适应(Adaptation)，G——目标达到(Goal-attainment)，I——整合(Integration)，L——潜在的模式维持(Latency pattern maintenance)。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唯一的执政党，拥有近8000万党员，可以看作是一个独立的系统。适应(A)——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选择，能够领导中华民族走向繁荣的唯一政党，是与整个外部环境相适应的，也是历史所证明了的；目标达成(G)——中国共产党党章明确规定了党的路线方针、党的行动纲领和行动目标，它们是全体党员共同追求的最终目标；整合(I)——党的内部各部门、各个党员个体以党确立的目标为中心，共同努力，以达到党的系统目标。维模(L)——党通过建章立制，约束党员干部的行为活动，维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维护党的整个团队系统的稳定和发展，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本职能也此功能上得到体现。可以看出，帕金斯所倡导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在我们中国共产党这个典型的系统中得到最好的诠释。
二、迪尔凯姆“社会反常理论”
然而社会系统并不是都能够按照帕森斯的A—G—I—L框架所设定的那样正常运行，在系统运行的过程中会出现许多意外的情况，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称它为社会反常状态理论。社会反常状态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系统都会为其成员确立一套大家共同认同和遵守的规范，这些规范提供给成员们获得社会稀缺资源的合法途径和手段。打个比方吧，处于一个系统中的个体接受社会系统所确立的社会规范和价值目标，也接受该社会整体所确立的获得利益的手段，同时社会也为各阶层的成员提供了实现社会价值目标的合法途径，那么社会处于运行有序的正常状态。反之，当社会系统无法提供给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合乎规定的途径实现他们所接受的社会价值目标时，或者是社会系统中的规范与规范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的时候，社会就处于反常状态下。这就是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的社会反常状态理论。反常状态下的个体行为称为“越轨”行为。
全国范围内不断前“腐”后1继的贪污腐败现象就是典型的社会反常状态。在这种反常状态之下，党纪国法在腐败分子面前已经失去有效的约束力了。据中纪委2011年1月份发布的2010反腐成果，2010年，全国纪检监察部门共接受信访举报1427186件（次）[同比增长108824件（次）]，初步核实违纪线索163480件（同比增长22652件），立案139621件（同比增长24201件），结案139482件（同比增长37589件），处分146517人（同比增长39891人）。其中，给予党纪处分119527人（同比增长34174人），给予政纪处分38670人（同比增长8952人）。通过查办案件挽回经济损失89.7亿元（同比增长45.3亿元）。从上面的数据可以清析地看出来，反腐败不论在数量还是数额上都呈现出逐年递增的现象。一方面体现了党惩治腐败的决心和力度逐年加强，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反腐形势的严峻。这种社会反常状态如果继续持续恶化，将会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和我党的执政地位。
三、越轨行为理论
美国最著名的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提出“当社会不能提供达到目标的可接受手段时，就会有越轨行为发生”。社会学中所说的越轨行为是对社会控制的反判，是对社会规范的背离。在党员干部贪污腐败是一种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是与党的纪律和中国的法律制度相违背的。这种不正常的腐败现象就是社会越轨行为。那我们如何防止贪污腐败的越轨行为呢？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来，要使社会成员避免越轨必须满足两个方面的条件：建立一个真正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体系必须将一切特权排除在外，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公正，真正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二是能过制度允许的正常手段能够获得正当所需。首先，在制度设定的问题上，古代有“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现如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都是旨在建立一个对每个人都公平的社会规范，一个公平的社会制度或社会规范是一个社会所能正常运转的基本要素。我国自古至今都十分重视制度和社会规范的建设，周朝统治时期就出现了《周礼》，它是我国保存最早的系统完整的行政法法典，随着各个时期我国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到目前为上，我国的法律体系包括２２９部国家法律、６７９部国务院通过的行政法规、８５６１部地方性法规和规章、１２０００部行政规章。立法更要执法和守法，所有的法律和制度都是要人去执行的，然而在执行各种法律和制度的过程中，并不能真正地做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在有些党员干部心中，党纪国法形同虚设，吃拿卡要、干扰司法、阳奉阴为。有人称这是“官本位”思想的遗毒，有人称是中国国民素质的软件跟不上经济发展的硬件，不论如何，既定制度在部分党员干部面前显得没有太大的威信，而在正常的状态之下，官的因素必须要远远小于制度的因素，身份的因素必须要弱于法律的因素。其次我们来说说第二个方面，通过执行制度所能允许的手段是否能够满足正常的需求。在中国的国情下，党员干部通过自己的劳动还是基本能够维持正常人的生活状况的，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但是过上中等水平家庭的生活还是可以保证的，这其实也是付出与回报的问题。关于中国官员收入问题社会上广有讨论，有的认为工资过高，与劳动强度不成正比，有的认为应该学习新加坡，实行高薪养廉。我认为，每年被党内处分直至移交司法程序进行处理的党员干部队伍庞大，级别有高有低，收入有厚有薄，家庭条件有好有差，这些官员的堕落难道只用报酬问题就能涵盖得了的吗？我看不尽然。最近刚刚落马的杭州市副市长许迈永，人称许三多，“钱多”、“房子多”、“女人多”，金钱只是他的贪求之一，色相、地位、虚名都是他追逐的目标，许三多其实就是贪污腐败分子众多表现形式的一个综合体，从他身上能够折射出贪污腐败分子腐朽的心理本质——价值观的荒芜。在对党纪国法的漠视加上自身价值观的荒芜两者共同作用之下，一批又一批的党员干部脱离了正确的轨道，滑向腐败的深渊。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据报道，被视为菅直人首相强有力接班人的48岁外相前原诚司，被在野党挖出他曾接受外国人“政治献金”5万日元(约3989元人民币)的丑闻。在短暂的两天考虑后，他鞠躬谢罪，称以辞职承担责任，还日本形象和声誉一个清白；某国的部长级高级官员仅为参加服务对像的一次宴请而引咎辞辞职；某国普通政府雇员因一次轻微酒后驾车而交上辞职报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在发生在国外我们就觉得很正常，发生在国内我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反常现象。这里不得不提到社会学中一个著名的理论——标签理论。
四、社会标签理论
标签理论可以这样解释，如果大部分人给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下了定义，那么在这个定义就成为这个人或这个群体的代名词，给别人片面的理解。现在许多党员干部不信马列信厚黑、不信群众信自己、不信理想信金钱的现象很多，他们认为别人都是这么看了，也是这么去做的，我同样也是干部，我为什么就不能去这么做呢，当干部就应该追求晋升、向往金钱，“三年穷知府，十万雪花银”成了他们内心难以撼动的价值观，最终将贪污收贿变得习以为常，落入腐败的深渊。这种习以为常的心理惯性成为继上面讲的漠视党纪国法和价值观的迷失之外第三个重要的原因。
摘要
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是当今困扰世界各国的一大社会问题。贪污、受贿犯罪为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当前，我国贪污罪受贿罪法定刑设置存在不少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打击和预防贪污受贿犯罪的成效。由于立法方面存在不足，导致实践中法院对于贪污、受贿罪的判决结果往往令人难以接受，许多判决结果也违背了法律的基本原则。现代法制社会刑事审判工作的基本要求是;定罪准确和量刑恰当。这就需要首先在立法上有一个合理的法定刑准绳，以及科学完善的量刑制度。所以我国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我国腐败犯罪立法方面的不足应当引起所有法律工作者的重视。本文以贪污罪和受贿罪为视角，来论述我国腐败犯罪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了自己的完善建议：增设罚金刑，调整没收财产刑、完善资格刑的内容，对贪污罪受贿罪增设资格刑、取消分则条文中规定的免刑条件和非刑罚的处理方式、在适当时候从立法上废除贪污罪受贿罪的死刑、对贪污罪受贿罪应分别规定不同的法定刑、取消有关数额的规定，将数额犯修改为情节犯。
关键词：腐败犯罪、立法缺陷、贪污罪、受贿罪、量刑建议制度
目录
一、近年来我国贪污、受贿等腐败犯罪多呈现的特点及立法上的缺陷分析 ㈠近年来我国贪污、受贿等腐败犯罪呈现的特点 ⒈犯罪手段越来越先进，隐蔽性越来越强
⒉贪污腐败犯罪很少单兵作战，窝案、串案增多 ⒊贪污腐败犯罪中亲人间共同作案的越来越多 ⒋贪污腐败犯罪人携款潜逃增多，资金外流严重 ⒌贪污腐败犯罪中顶风作案和持续作案突出 ㈡对我国贪污受贿等腐败立法方面的缺陷分析
二、从贪污受贿的角度，谈完善我国腐败犯罪立法的建议 ㈠增设罚金刑、调整没收财产刑
㈡ 对贪污罪受贿罪完善和增设资格刑
（四）取消有关数额的规定，将数额犯修改为情节犯
（五）建立量刑建议制度，实现量刑的公正
三、结束语
四、参考文献
（三）对贪污罪受贿罪应分别规定不同的法定刑
引言
贪污、受贿是当今困扰世界各国的一大社会问题，各个国家都在同这些腐败犯罪作斗争,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贪污、受贿等腐败犯罪也越来越严重，同时立法上的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举一个较为明显的例子，我国刑法把贪污受贿罪的起刑点设为5000元作为罪与非罪的界限，而盗窃罪的起刑点为5000到2000元。这就很有可能出现一名国家工作人员贪污4000元只收到行政处分，而一名普通的公民盗窃1000元就会被判刑入狱。这明显违背了刑法的基本原则。
一、近年来我国贪污、受贿等腐败犯罪多呈现的特点及立法上的缺陷分析
㈠近年来我国贪污、受贿等腐败犯罪呈现的特点。
我们国家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方向以来，经济高度增长，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的成就。但在另一方面，贪污腐败犯罪却有日趋增多的趋势，而且这个增多是全方位的，包括案件数量增多；犯罪金额增大，犯罪金额上百万元的案件已是司空见惯，上千万的也不在少数，一些案件犯罪金额甚至上亿元；犯罪分子的级别也越来越高。贪污腐败犯罪目前还呈现出以下新方法、新动向、新特点。⒈犯罪手段越来越先进，隐蔽性越来越强。
贪污腐败犯罪绝大多数属于智能犯罪，行为人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职务，在犯罪前总是想方设法变换作案手段，隐瞒所犯罪行，逃避法律制裁。例如，深圳工程咨询公司副总经理兼广州公司经理曾莉华在与境处公司合作经营一些工程项目时，以“入门费”、“酬谢费”、“办理出国旅游”等费用为名，先后向三个公司的董事长索贿并接受贿赂共计人民币387万元，港币13万余元，美元2万8千元，并将绝大部分赃款换成港币或美金，转移到香港存入当地银行，企图定居后享受。从以上案例来看,其主要手段可主要归纳为几种：⑴善于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作为犯罪的工具，从而具有较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⑵权钱交易的犯罪活动，往往混杂在合法执行任务之中。⑶犯罪手段不仅从单向向双向、多向发展，而且从个体向综合体发展，表现为内外勾结，里应外合。⑷贪污腐败犯罪与其他经济违法，行政违法行为交织在一起，相互联系，互相包容。
⒉贪污腐败犯罪很少单兵作战，窝案、串案增多。
“近年来的贪污贿赂犯罪逐渐向群体方向发展。一些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他的人以及其他单位人员勾结起来，或者单位内部的人员互相串通，共同侵吞国家和集体财产，有些犯罪还带有明显的团伙性质。往往是在一个单位查处一案，就能挖出一窝一串，情况十分惊人。”2010年7月28日,重庆市忠县原磨子乡党委书记邓强华、乡长黎昌祥、副乡长范少文因涉嫌玩忽职守受贿罪，在忠县人民法院集体受审。其原因是为工程老板谋取私利大开绿灯，导致22家施工企业工程款和保证金约1260万元无法兑现。残酷的事实证明了，贪污腐败犯罪呈现出窝案、串案繁多的局面。窝案是指国有单位中有三人或三人以上进行职务犯罪的案件。如 3
东北“慕马”大案使许多公务人员锒铛入狱。1997年，浙江省金华市检察院专门成立了重案领导小组，组织优势兵力，立案查办了“金华县税案”中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案件12件13人。在查处过程中，该市检察院依法查处了金华县原常委、宣传部长虞新法、副局长吴樟贤等玩忽职守案。同时，串案是指上下级工作人员相互勾结，虽不是同一单位工作人员，却因贪污贿赂关系而成为“一条绳上的蚂蚱”。
⒊贪污腐败犯罪中亲人间共同作案的越来越多。
在近几年来，这种情况在贪污腐败犯罪中越来越多。2012年8月31日，安徽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宿州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张治淮及其子宿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原局长张冬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两人受贿数额超过两千万元，法院依法判处张治淮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处张冬无期徒刑。
⒋贪污腐败犯罪人携款潜逃增多，资金外流严重。
公务人员携款外逃至国外，已经成为近几年来我国贪污腐败犯罪的一大特色。例如，2002年4月6日，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烟草公司经理、党组书记蒋基芳在无任何迹象的情况下，外逃至美国。2001年5月，身为河南省政府设在香港的“窗口公司”—河南豫港公司董事长的程三昌，从香港不辞而别，携巨款和情妇到新西兰定居。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前行长余振东，许国俊和许超凡犯下惊天大案（监守自盗近5亿美元）后，都潜逃至国外。近来，贪污腐败犯罪者外逃又呈现出新的特点，就是在任职期间就把资产转到国外，同时让亲属加入他国国籍，在其未被查处之前就从容而逃。
⒌贪污腐败犯罪中顶风作案和持续作案突出。
近几年来，很多犯罪分子胆大妄为，顶风作案和持续作案十分突出。通过司法机关的严厉打击，虽然在某些人中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遏制了他们的犯罪欲望。但是，也仍有人置国家法律于不顾，以身试法，顶风作案和持续作案。如浙江省台州市立案查处的80件案件中，顶风作案的34件，占46.3%。犯罪分子目无法纪，胆大妄为持续作案，实在是可恨之极。
㈡对我国贪污受贿等腐败立法方面的缺陷分析
虽然我国对惩治贪污受贿等腐败问题的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立，并且在惩治腐败犯罪方面也日益发挥着积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体系并非特别完善，其不足也日益显现出来。在刑事立法方面的缺陷表现在以下方面： 1.主体：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这种称谓被认定为贪污受贿等腐败案件的主体，缺乏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性和法律性
⑴法律上所称的“国家工作人员”在现实中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意义。从世界各个国家的刑法典中可以发现，没有任何国家的反腐败法律中有“国家工作人员”这种称谓。
⑵“国家工作人员”的含义不是十分明确，内容比较抽象。关于“公务”、“国家机关”、“国有公司”等概念，刑法第九十三条并没有做出更为明确的解释，造成理解上的混乱和司法使用中的困难。从概念的法律性、科学性、逻辑性和严密性的角度来考虑，如果用“公职人员”或“公务员”的称谓可以避免这两类人员在渎职犯罪主体使用上所存在的冲突，因而更为科学合理，含义也更为明确。
2.在犯罪对象上，强调腐败犯罪为贪图物质性利益的犯罪，忽视了腐败行为带来的其他非物质性利益成为犯罪对象的可能
⑴法律所保护的客体关系与受侵害的对象之间不能形成对应关系,即法律保护的客体关系受制于犯罪对象时的法律所维护的客体关系与惩治腐败罪之间不能完全匹配,导致法律所保护的之能是部分的客体关系,治理腐败犯罪的面积收到较大的限制。
⑵“权钱交易”是腐败犯罪最基本的手段。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人已经从单纯追求物质利益转向追求非物质性的、精神上的满足和需要，腐败行为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在司法实践中，受贿罪的危害性并不仅仅取决于财务的数额，有时接受利益的社会危害程度比物质性的受贿更严重。由于法律并未规定对其他一样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腐败行为应当定罪量刑，根据刑法法定原则中罪行法定原则，这些行为应当属于无罪行为，对于相当多的腐败分子而言，这一法律漏洞为其规避法律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
⑶刑法规定的腐败犯罪对象的“公共财务”，其“财务”划分并不是很具体，因而在司法实践中对“财务”的理解多有分歧。
3.以犯罪数额确定腐败犯罪的定罪和量刑的唯一标准，很大程度上限定了腐败犯罪的惩治范围，且这一定罪量刑机制显得十分机械将腐败行为与具体数额挂钩，在这一规定下，数额不仅成为确定罪与非罪最重要的额标准，而且是确定罪重与罪轻的分界线，这种机械的定罪量刑标准其实不科学，不平等、不严肃的。
⑴把5000元作为起刑点即罪与非罪的界限，没有科学的标准和依据。反而会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就是一定程度内的贪污或者受贿是我国法律所允许的。如此，腐败分子在这种法律规定下有了钻法律空子的机会。用这样的法律规定来反腐败，其效率一定不佳。
⑵把犯罪数额作为全国统一的标准从形式上看是一个平等的定罪量刑标准，但却掩盖了实质上的不平等。首先，将犯罪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是不妥的，而且把贪污贿赂10万元作为死刑法定的最低刑点，在实践中很可能出现贪污10万元与贪污贿赂几千万甚至上亿元的最终量刑结果一样。这种不平等是以行为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其合理性有待探讨。其次，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经济收入和待遇相差很大，用同一个标准来来衡量犯罪与刑法，也是在法律面前不平等的表现。此外，与其他经济型的犯罪相比较，特别是与那些行为手段基本相同，只是犯罪主体不同或者需要具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来实施行为存在区别的犯罪相比较，如侵占、盗窃、诈骗等犯罪，贪污罪的定罪数额标准明显高于这些犯罪，违反了刑法中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
4.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我国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提高了认定腐败犯罪的门槛和既遂的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惩治腐败犯罪的范围
根据刑法第385条的规定，除索贿外，任何其他形式的受贿必须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要件。其缺陷主要表现在：
⑴这一限定是腐败犯罪的本质发生了扭曲。因为受贿罪的客体是国家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就是说只要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贿赂不管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均应构成犯罪，至于收受贿赂后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谋取的是正当利益还是不正当利益，那也只是社会危害程度上的差异，不能决定行为的性质。
⑵容易引起司法实践中的困惑,不利于打击受贿犯罪.理论上的纷争必然导致操作层面上的无从下手,对同一性质的贿赂行为,就会产生不同的认识结果和处理结果。按照主观要件说的观点，“为他人谋取利益”是一种心理活动，是一种“意图”，只要具有这一犯罪意图，客观上又有收受的行为，不论是否实现“为他人谋取利益”都可构成犯罪的既遂；而客观要件说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一种行为要件，如果缺少了这一要件，就不能构成既遂的受贿罪。即便如此，要从主管或客观上查清“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犯罪意图或犯罪行为，难度很大。我国刑法的这一限定意味着既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时便收受贿赂，只要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就不构成犯罪。这一限定容易引起大量规避法律的现象。
在我国，越来越多的专家和学者主张取消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两个构成要件。
5.我国腐败犯罪客观方面侧重于对客体所造成的损害的结果，忽视了应当针对实施腐败行为本身的定罪处罚
目前，我国腐败犯罪的定罪和量刑往往与犯罪结果有着深刻的联系，因而腐败犯罪往往被 5
视为结果犯而非行为犯，其缺陷表现为：
⑴将贪污、受贿罪等腐败犯罪既遂的标准大大提高。以贿赂犯罪为例，目前的立法来看，我国只规定了实际给予或交付财物的才构成贿赂的既遂犯。如果仅仅是提出给予或只是提出了许诺，实际并未履行的，只能案犯罪的预备或未遂来处理。而在司法实践中，如果没有实际给付内容的提出给予或许诺，由于存在法律认定上的困难，基本上不把此类行为作为犯罪来处理。⑵以犯罪结果来衡量犯罪以及确定刑罚轻重的标准。以滥用职权为例，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滥用职权罪必须以给客体造成“重大损失”的认定和处理提出了具体的量化标准。这一规定在无形中提高了滥用职权罪的定罪标准，因此在我国刑法中，仅有滥用职权这一单独外在行为还不能构成犯罪，在此基础上还必须同时具有给客体造成“重大损失”这一要件才能构成犯罪，这都一定程度上给犯罪分子一定的空间。
6.资格刑的规定存在缺位，容易导致再犯的可能，对公正有不良影响
从古今中外的贪污受贿犯罪不难看出，贪图利益时其本质特点，犯罪分子都是借助手中的权力来为自己谋利益，所以刑事立法中应当剥夺贪污受贿犯罪分子的相关资格，以防止他们再度利用手中的职权进行受贿犯罪。当今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在贪污受受贿犯罪适用刑罚时，都非常注重资格刑的适用，基本上都规定有贪污受贿前科的人不得担任某些工作，如国家公务人员。在我国现行刑法中，贪污罪受贿罪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主体的身份地位及其职务是犯罪重要的必备条件，但是在我国贪污罪受贿罪中却没有规定资格刑，明显与该犯罪所要求的特殊的主体资格不符，导致贪污罪受贿罪法定刑中资格刑的缺位。在实际的司法过程中，某些受贿犯罪受到追究的人，如果被判处缓刑或免于刑事处罚，任然可以担任国家工作人员，仍有再犯贪污、受贿等腐败犯罪的可能。这是现行立法上的严重失误。
7.生命刑规定存在浪费，降低了死刑的威慑力
死刑是最严重的一种刑罚方式，立法者期望其能够发挥“杀一儆百”的预防作用，但司法实践证明实际情况中并非如此。贪污受贿犯罪分子都是具有职权的国家工作人员，犯罪通常比较隐蔽，因而其在作案后逃脱刑法制裁的侥幸心理较一般的刑事犯罪更为严重，从刑罚产生一般威慑效果来看其强大的侥幸心理起主导作用时，死刑的威慑效应就又往往难以发挥作用。从而导致我国的贪污贿赂案件接连不断。贪污贿赂犯罪多发于经济、政治权力集中的部门，而且涉案金额越来越大，腐败官员级别越来越高，群体犯罪、窝案、串案明显增多，司法腐败日益严重。贪官们强大的侥幸心理使得生命刑的威慑力大打折扣。
8.财产刑规定有其不足之处，一定程度上放纵了犯罪分子
贪污受贿犯罪是犯罪分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财产利益的一种贪利性犯罪，因而对其的处罚有罚金和没收财产，其中罚金刑轻于没收财产刑。但是贪污犯罪的法定刑中只设置了没收财产刑，而没有罚金刑，同时其没收财产刑也不尽科学，只对罪行较重的规定了没收财产刑，对于罪行一般的却未规定财产刑，这显然是立法上的疏漏。因为按照刑法规定，贪污罪与受贿罪定罪的的主要标准是数额，贪污受贿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判处主刑时才可以附加判处没收财产刑，而贪污受贿五万元以下的则没有财产刑的规定。贪污受贿五万元以上或以下，实际上只是数额的差别，贪利性的本质是相同的，但是实践中，往往只对贪污受贿五万元以上者使用财产刑，而五元以下者不适用，就使法定刑设置出现财产刑使用上的不平衡。对情节一般的贪污受贿犯罪只适用自由刑，有失公平，也不利于对贪污受贿犯罪分子的打击。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日益完善的今天，社会的价值观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日益重视利益，甚至出现了唯利主义、拜金主义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财产刑就具有了其他刑罚方法不可替代的经济制裁作用，具有了自由刑无法具有的优点和长处，其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效果就更加明显，所以，对于一般的受贿犯罪分子，在判处自由刑作为主刑的同时不加以并处财产刑显然是不合理的。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受贿犯罪分子。
9.我国刑法规定贪污罪受贿罪的入罪数额标准不科学
我国成立贪污罪受贿罪，要求以一定的数额为如醉标准。这种立法技术是罪行法定主义过度张扬的产物，即力求法律的严密与准确，防止司法善断。但是，这样的立法给人的影响是法网疏漏，不够严密，难以体现我国严惩腐败的坚定态度。这种具体数额规定，可以说在立法上为腐败分子预先规定了一个不小的行为空间。而司法实践中的明确性规定，容易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即一定数额的贪污、受贿是我国法律所允许的。说明了我国刑法关于贪污罪受贿罪的入罪数额的标准不科学。
10.受贿罪的量刑比照贪污罪处理不科学
我国刑法对贪污、受贿的量刑规定完全相同，而且明确规定对受贿罪的处罚必须根据数额和情节、依照刑法关于贪污罪的处罚。但是，贪污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财物所有权，其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是与贪污数额密切相关的，因此，以贪污数额最为量刑轻重的主要依据，这符合罪行相适应原则。然而，受贿罪与贪污罪的构成要件在主体范围、犯罪目的、客观表现行为、客体和犯罪对象等方面均有着明显的差异，因而两罪在社会危害性与危害程度上迥然不同。受贿罪侵犯的客体主要是公务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受贿数额与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之间并不是必然的正比例关系。此外，受贿罪虽然与贪污罪同属于职务犯罪，但贪污罪侧重于贪利性，受贿罪更侧重于渎职性，社会危害性质与危害程度较大的犯罪，其法定刑的内容应有明显的差别。对于两种罪质差异较大的犯罪行为，共同使用一种处罚方式，着显然是不合理的，其量化标准是否具有合理性，都是有待明确的司法实践的问题。所以受贿罪在量刑上不宜比照贪污罪的刑罚作出处理。由此可见，健全和完善相应的反腐败立法是反腐败形式法律体系得以完善和有效实施的基础和前提，也是预防腐败犯罪的根本措施。
二、从贪污受贿的角度，谈完善我国腐败犯罪立法的建议
㈠增设罚金刑、调整没收财产刑
针对贪污受贿犯罪的贪利动机，立法者应当对其增设罚金刑，调整受贿罪的没收财产刑。毋庸置疑，贪污受贿犯罪是严重损害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的渎职犯罪，但对于行为人而言，则是一种贪财图利的经济犯罪。对贪污受贿犯罪若仅处以自由刑，不予以经济上的打击，根本不足以控制或遏制此类犯罪。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应当多使用罚金、没收财产刑才能有力打击其贪污利益的心理。对社会犯罪处以罚金刑，既可以剥夺犯罪所得，弥补国家损失，也可以是公职人员明白受贿犯罪的严重后果，从而抑制受贿犯罪动机的产生，达到自由刑所不能实现的法治效果和社会效果。我国现行刑法之规定了对单位犯行贿罪受贿罪的罚金刑，对自然人犯贪污受贿罪的，除对处刑较重的附加没收财产刑外，对处刑较轻的既没有单处罚金刑的规定，也没有附加罚金的规定。这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缺陷。因此，很多学者建议在贪污受贿犯罪的刑种中增设罚金刑。首先，这是惩罚、告诫和教育贪污受贿人的要求。在判处自由刑的同时，采取经济剥夺的惩罚手段，强制他们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量的金钱，才能触动其痛处。其次，增设罚金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金钱观、功利观都会发生变化，金钱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逐步升高。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必然会反应到法律制度上来，要求立法者在刑种的规定上更加重视作为财产刑之一的罚金刑。再次，增设罚金刑是直接性刑法改革运动的要求。在他无罪受贿罪的法定刑中，增设罚金刑，与当前罚金刑被广泛适用的世界性趋势是相一致的。对于贪污受贿犯罪来说，罚金刑主要作为自由刑的附加刑适用，只有在罪行较轻而不需要判处自由刑时，方可单处罚金刑。
㈡ 对贪污罪受贿罪完善和增设资格刑
刑法关于剥夺资格刑的规定主要是剥夺政治权利。剥夺政治权利刑的内容是：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②宪法规定公民享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权利；③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利④担任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的权利。根据刑法的有关规定，对 7
犯贪污罪受贿罪的，除了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罪犯必须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以外，其他被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只要不属于“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都不能剥夺政治权利。这就是说，对这些判处有期徒刑和拘役的罪犯，不问其具体情况如何，既不能剥夺其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言论等自由权利，也不能剥夺其担任一定职务的权利，这也是立法上的一个疏漏。因为贪污贿赂犯罪既是经济犯罪又是职务犯罪，犯罪人所得的非法财物，都是通过其职务活动取的的；利用职务之便或者以侵吞、盗窃、骗取等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或者一权钱交易的方式，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贿赂取的公共财物。因此，有必要对其担任一定职务的权利予以剥夺。如果从立法上明确规定剥夺担任一定职务的权利刑，则可使这种事实上的否定法律化、定型化。法院就可以对那些判处自由刑的仍可能再次犯罪的人附加剥夺担任一定职务的权利刑，客观上堵死其利用职务实施贪财图里的可能，从而达到特殊的预防目的。
（三）对贪污罪受贿罪应分别规定不同的法定刑
我国刑事中贪污、受贿罪这两种不同的罪行却有着相同的法定刑，则会有这样的情况：贪污受贿的起刑数额，按贪污受贿数额和情节分成四个处刑档次，贪污罪受贿罪的最低刑和最高刑，贪污罪受贿罪附加刑的规定都是相同的。虽然立法者注意到了两个罪法定性的区别，在规定受贿罪“依照贪污罪的刑法处罚”的同时，对因受贿造成重大损失后果的补充规定了两个更为严厉的法定刑。但这种区别还不足以反映两个罪的不同特点和处刑的不同要求。虽然，贪污罪和受贿罪在犯罪主体、犯罪数额方面和犯罪主观方面有某些共同点，但二者也有许多不同点。其中一个本质的区别是：两者侵犯的客体不同。贪污罪侵犯的客体主要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公共财产的所有权，而受贿罪侵犯的客体主要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这一本质区别决定了两者属于不同性质的犯罪，也决定了两者有不同的处刑标准和依据。对与贪污罪，处刑的基本依据是贪污的数额和情节；对于受贿罪，除了数额、情节外，受贿给国家、集体、造成损失的大小，也是处刑的一个基本依据。这样的话，既然贪污罪受贿罪分成两个独立的罪，就应根据两个罪的不同点和不同处刑要求分别规定不同的法定刑，对受贿罪的处刑要相对重些，以体现对受贿罪处刑从严的精神。
（四）取消有关数额的规定，将数额犯修改为情节犯
我国刑法中贪污贿赂犯罪多为数额犯，即以数额多少决定刑法的轻重。但是贪污受贿犯罪存在不同轻重情节，唯独以数额论罪有极大的不合理之处，对贪污受贿量刑情节及刑罚层次的量刑幅度。这种过宽的刑法幅度不便于司法人员具体掌握，所以建议对贪污罪受贿罪量刑幅度或层次选择的情节应该在刑法上作近一步的明确，并建立以情节为主的刑罚体系。实际上，影响贪污罪受贿罪社会危害性的情节或因素除了罪数额之外，还有贪污、受贿方式与次数情节、所造成的损害后果大小情节、犯罪主体身份情节等等，在定罪量刑时应予综合考虑。
（五）建立量刑建议制度，实现量刑的公正
量刑的特殊情况决定了要给予量刑者很大的裁量权，但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美国法官威廉·道格拉斯曾经说过：“正是权力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在量刑程序中可以通过检察官的量刑建议来制约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关于量刑建议问题也是当下行使诉讼改革的一个热门问题。量刑建议是指在诉讼过程中’“检察机关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社会程度，结合有关刑事和案例，建议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处以某种特定的刑法。”量刑建议就是“建议”，法官没有必要接受的义务，但是它提高了法官对公诉方量刑建议的关注度，使其在量刑时能够充分考量有关量刑的所有材料及各方当事人的量刑意见，最后作出适当的量刑。这样也为控辩双方就量刑的辩论提供了可能，提高了量刑的透明度，也使量刑结果变得可以预测。更重要的是，打破了量刑的“暗箱操作”，在这种无形的监督下，量刑裁判权的行使受到制约。这种制约并不是直接缩小法官裁量权，而是通过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方式，将法官的权利置于程序规则和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的制约下，以程序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
结语
有一套完备的刑事立法是定罪准确和量刑适当的前提和保障。虽然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立，但是在有关贪污、受贿等腐败犯罪问题上的立法仍然存在缺陷。完善刑事立法中的相关规定，增设罚金刑、调整没收财产刑；完善资格刑的内容；对贪污罪受贿罪规定不同的刑法；将量刑建议制度引入刑事诉讼程序等等一系列建议对于完善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有积极作用，是我国的法制更加完善。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