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自由心证与证据裁判之冲突——基于现行法律规定

一、我国法律中的证据裁判

我国法律规定并未对自由心证做出明文的规定, 对于证据裁判原则虽然也只在司法解释中确立, 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61条规定:“认定案件事实, 必须以证据为依据。”此外, 在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第5条:“坚持证据裁判原则。认定案件事实, 必须以证据为根据。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审查、认定证据。认定被告人有罪, 应当适用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明确提出了坚持证据裁判原则。证据裁判是司法裁判的具体化, 在司法裁判中, 法官对于诉讼双方在法庭活动中提出的各项事实与证据进行整合, 构建出各个法律事实, 并对各项证据所佐证的法律事实进行法律价值的评价。证据裁判的结果则是经由法官自由心证后对于法律价值进行评价的结果。证据裁判的合理与合法要求法官居于中立的地位, 而各方的诉讼地位平等。证据裁判要求法官以各方提出之证据认定案件事实, 陈光中教授认为, 此种案件事实至少可分为三个层次的内容, 一是案件的客观事实即本源事实, 不依任何诉讼主体的一直而独立存在;二是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三是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根据证据所认定的案件事实 (1) 。证据裁判尽可能的使得通过证据证实的法律事实与客观发生的事实相一致, 从而让法院据此做出最为合理公正的判决。

二、我国法律中的自由心证

大陆法在自由心证上并无明文规定法官的心证自由权,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自由心证已经发挥着其对案件的积极作用。自由心证是由法官对于案件事实与证据的证明力的问题形成的内心确信。大陆法未与明文规定多少考量到自由心证存在的主观缺陷, 局限于法官个人的人生阅历和执业经验以及对于道德认知程度等不同的因素, 因而需要证据裁判原则和具体证据裁判规则进行约束。自由心证要求法官在内心确认的同时不得违反经验法则、自然伦理等基本原则。法律默许法院在具体个案的事实与证据认定中享有也承担着范围较为宽广的自由裁量权。自由心证在具体个案的解决上加入法官这个中立角色的理性衡量, 法官即具有普通公民一般认知, 又作为利益衡量的“理性人”在对案件判决为普通公众所接受和对案件裁判的理性公平上使得法律价值得以平衡。自由心证在为案件的顺利解决和维持案件的公平合理上提供了巨大的效益。自由心证无疑为平衡个案的差异提供灵活性的变通。

三、自由心证与证据裁判的冲突与解决

自由心证与证据裁判的冲突之处也正是它们的优越之处。证据裁判规则在法律中明文规定会对于法官滥裁起到限制的作用, 自由心证因法官的个人主观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也存在局限性, 包括法官的个人学术修养, 法律观念以及社会舆论等。从冤假错案的再发现, 例如“聂树斌案”等案再审上看, “自由心证”的结果现今都受到了挑战。社会经验的模糊地段的判断标准会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价值观念而不断被更替, 在一个社会价值观念纷繁复杂的环境下, 我们难以认定处于模糊地段的那一类经验是否为经验法则所涵盖。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 重调查研究, 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 没有其他证据的, 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法;没有被告人供述, 证据确实、充分的, 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法。证据确实、充分, 应当符合以下条件: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 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最高人民法院也对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中对于证据裁判的规则做了相关的阐述。可见, 证据裁判相较于自由心证而言, 更注重与通过强化证据规则的运用使得裁判结果趋于合理, 也是在司法中贯彻的“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的裁判标准。对于自由心证的应用问题, 学者提出自由心证与证据裁判之间的冲突要通过法官精英化;建立相关诉讼制度, 例如通过直接言词证据原则, 建立证据庭前审查制度和完善审判监督机制等方式发挥自由心证的的最大效能 (2) 。我国台湾地区在《刑事诉讼法》第155条明确规定了:“证据之证明力, 由法官本于确信自有判断。但是不得违背经验法则及论理法则。”即明文确认法官享有自由心证之职能, 且不得违背经验法则和论理法则做出裁判。台湾学者认为:法院自由心证的前提是证据能力, 需未经禁止使用且经严格证明。即第155条第二款:无证据能力、未经合法调查之证据, 不得作为判断之依据。自由心证的证据必须具备证据能力, 证据能力区别于证据证明力, 证据能力即具备证据资格的问题, 而证明力则为证明之程度问题。证据能力是证据证明力之前提, 无证据能力的证据既对案件的法律事实不起法律上之意义, 无证据能力之证据更无谓证明力的问题, 而自由心证法官是对证据证明力形成的内心确信。无证明能力之证据即无关乎自由心证的问题。而未禁止使用的规定以依附性证据使用禁止为例, 即第156条第一项非任意性自白之禁止使用。而严格证明一般表现为违反法定程序调查和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等情形 (3) 。我们在自由心证的问题上不同于台湾地区采明文规定的方式, 现实又肯定采用此种做法。我国地域辽阔和法官队伍庞大, 法官考核制度并不能完全的反应法官的职业技能, 在选任上难保证所有的法官的职业能力和认识能力的统一。自由心证不经法律规定而采用也会造成诸多的问题, 当社会一般性经验处于模糊地段, 当事人会认为法官未依法裁判, 害及司法权威的树立。

可见, 我国学者存在观点认为仍然需要对证据裁判本身有强大的审前和审后保障机制, 从法律规定上看较为依赖具体的证据原则与具体证据规则的限制, 自由心证虽然普遍存在与具体实践操作中, 但是明文并未规定法官的自由心证。在证据裁判原则的前提下是否需要对自由心证客观化和如何客观化的问题及其客观化的方式和利弊在刑事诉讼中可以进一步探讨。

摘要：自由心证在现代刑事诉讼为法官裁判法律事实与证据中普遍使用。自由心证的产生有其重要意义, 为具体案件事实的合理性裁判提供了空间。而证据裁判规则与原则为约束法官任意自由裁量带来的司法不公提供了约束性的保障。自由心证与证据裁判之间是柔性与刚性的冲突。当心证扩张或者证据裁判扩张的情形中, 难免存合理性与合法性之矛盾。

关键词：自由心证,证据裁判,经验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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