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精选8篇）

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篇1

关键词: 刑事诉讼;瑕疵证据;证据转化

内容提要: 刑事诉讼中瑕疵证据能够有效证明案件事实但却具有轻微不合法性，各种主体在运用时往往陷入两难境地。本文对刑事瑕疵证据进行界定，将其与相关概念进行比较研究，对瑕疵证据的转化进行制度设计，以期这类证据在实践中得到正确运用。

在刑事诉讼中我们将证据分为合法证据和非法证据，合法证据采用，非法证据排除。但是合法证据与非法证据之间存在着一个“灰色地带”—形形色色轻微违法的“瑕疵”证据。瑕疵证据并不是一个法律专业术语，但瑕疵证据在诉讼活动中不时被各种主体加以使用，且这种表述在某种程度上更能揭示这一类证据的基本内涵。瑕疵证据在学理上的空白使其处于尴尬境地，实践中要么将其等同于非法证据加以排除，不能发挥瑕疵证据应有的证明作用;要么对其“瑕疵”视而不见，将其等同于合法证据加以采用，违背法律对于证据合法性的要求。本文试对瑕疵证据进行分析，探讨这类证据在学理中的定位，希望能对实践中这类证据的正确运用起到一些作用。

一、瑕疵证据的界定

依《辞海》解释，瑕，原意指玉上的赤色斑点，即指玉的疵病，亦比喻事物的缺点、毛病或人的过失;疵，一般指小毛病，亦比喻人的缺点和过失。瑕疵二字合在一起，喻指过失或微小的缺点。用于修饰证据，意指该用于指控犯罪的证据因不合于证据法的规定而存在一定缺陷，也可称之为一种“问题”证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作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证明案件情况的客观事实必须具备三个基本属性：客观性、关联性、合

法性。广义的瑕疵证据是指事实本身在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三方面中的某一或某几个方面存在瑕疵缺陷，也就是说证据或者在内容上存在缺陷、或者在表现形式上存在缺陷、或者在收集程序等方面存在违法情形。狭义的瑕疵证据是指具备了客观性、关联性但在合法性要件方面存在瑕疵的证据。具体而言仅指在收集和提供的程序或方式上不合法的证据、收集和提供的主体不合法的证据。本文在此所要探讨的仅限于狭义上的瑕疵证据，即指相关司法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程序或用其他一切违法的方法收集、提供的含有违法特征和残缺因素的证据。

瑕疵证据作为证据的一个类别，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犯罪分子在犯罪活动的过程中，必然会引起周围环境的变化并留下各种痕迹，或者在进行犯罪活动时为周围人所目睹、感知。这些因犯罪行为的发生而产生的痕迹以及留在人们头脑中的印象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司法工作人员正是借助于这些犯罪后遗留下来的痕迹、物品和印象，通过对它们的认真收集和掌握，查明案件事实证实犯罪的。因此，一切主观想象、怀疑推测、道听途说等不具有客观真实性的东西，都不属于本文所说的瑕疵证据的范畴。

瑕疵证据必须是与案件事实有着实质性联系，从而对案件事实有证明作用的客观事实。瑕疵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是在案件发生过程中自然形成的，由于客观事物的复杂性，瑕疵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联系的表现形式是复杂多样的。有的是同案件事实之间存在因果联系，有的是同案件事实之间存在条件联系。无论它们之间是何种联系，都不能脱离案件事实。与案件没有任何联系的事实，不能作为瑕疵证据。外国证据法上由此形成了证据的关联性规则，并用可采性规则将其进行进一步的排除。而本文所说的瑕疵证据的可采性有待于转化，但其具有的作为案件证据的关联性是不容质疑的。

瑕疵证据的违法性，是瑕疵证据区别于非瑕疵证据的关键所在，也是瑕疵证据所具有的最重要、最根本的特征。首先，瑕疵证据具有取得程序的违法性，是指该类证据在收集程序、方式上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这是瑕疵证据与合法证据的区别。一般而言，以利诱、欺诈等不正当方式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以及以违反法定程序的方式(如违反法定程序进行搜查、扣押、勘验等)收集的实物证据，都属于本文所说的瑕疵证据的范围。其次，瑕疵证据具有违法行为的轻微性，这是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的区别。违法程度严重、侵犯到公民的宪法性权利，这种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是非法证据，是应该完全加以排除的，而不能界定为瑕疵证据。

二、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的关系

瑕疵证据和非法证据是相伴而生的一对概念，都是包含在不合法证据中的。两者都是在取证行为包括程序、方法和手段上存在了不合法因素。但两者的违法程度和表现形式不尽相同，这是它们的区别所在。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区别在于：

1.侵犯的客体不同。非法证据以刑讯逼供、胁迫为主要表现形式，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性权利，与国际上人权保障的立法和精神相抵触，不符合人类对于人权最低程度的保障。瑕疵证据侵犯的是公民一般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伤害程度的轻微性与非法证据相比只能算作瑕疵。二者在违法的程度上有本质的区别。

2.带来的实际后果不同。非法取证手段带来的后果是不可逆转的，那些侵犯公民宪法性权利，通过刑讯逼供等手段得来的证据是必须予以排除的。而瑕疵证据的取得，因伤害性的轻微以及主要指向程序方面领域，一般都是可以通过事后的工作予以弥补的。

3.社会容忍程度和心理预期不同。作为对人权的践踏，刑讯逼供超出了社会公众和一般百姓的容忍度，这从云南杜培武案、湖北的佘祥林案等案件在网络和新闻媒体的热议，在社会上引起的巨大反响即可看出。在社会公众的心理预期里，这类证据是非法证据，是要绝对予以排除的。而公众对瑕疵证据的容忍程度和心理预期决定了其往往可以通过事后的补救转化为合法证据，4.是否可以转化的不同。瑕疵证据的瑕疵，一般都能事后重新予以补正，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法使其转化为合法证据，让其具备发现实体真实的效用。但这不能适用于非法证据中。刑讯逼供、胁迫等通过摧残人的身体、健康来摧毁人的意志，事后如果允许弥补则只能意味着对之前刑讯逼供事实的纵容。因此非法证据与合法证据不具有互相转化的可能。

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的划分不是绝对的，随着社会法治理念的进步，学理和立法的不断发展，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是处于不断变动发展之中的。瑕疵证据中的一部分可能转变为非法证据而一概予以排除。瑕疵证据通过一定程序、一定规则的转化成为合法证据后，就能具备证据资格，对证明案件事实起到应有作用。

三、瑕疵证据法律效力评析

瑕疵证据的法律效力，是指瑕疵证据在法律上的约束力，指刑事诉讼中瑕疵证据对案件所具有的一种证明力，即瑕疵证据能否作为依据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及罪责轻重。关于瑕疵证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论，各个国家也有不同的做法。我国刑诉法学界关于瑕疵证据法律效力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1.真实肯定说。亦称“采信说”，认为应当重视瑕疵证据的客观性和其反映的实体的真实性，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如果瑕疵证据经过查证属实，确能证明案件真实性，就承认其具有证明能力，可以予以采信。简言之，即只要查证属实，就可以采信。

2.全盘否定说。亦称“排除说”，认为凡是瑕疵证据皆不具有法律效力，即使查证属实也不能予以采用，应当一概予以排除。

3.排除加例外说。认为是否采信不要一概而论，在确立瑕疵证据排除的一般规则的同时，由立法规定一些例外规则，即允许某些特定情形下的瑕疵证据可以得到采信。例外情形主要考虑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案件的危害程度;二是司法官员的违法程度。

4.线索转化说。认为瑕疵证据本身并不具备法律效力，但可以作为发现和收集证据的线索，通过补充侦查的方式重新合法地获取具有法律效力的相关证据。该说既否定了瑕疵证据本身，又对其中含有的有用信息合理灵活的加以利用，保留了其中能够发现实体真实的因素。

5.区别对待说。把非法获取的言词证据同实物证据区别对待。对于言词证据不论其是否对发现实体真实具有作用，都一概予以排除。而对于具有较强客观性和相关性的实物证据则不会因为收集程序和方法的违法而改变其性质，可以加以采用。

虽然注重人权保护已经成为世界趋势，但对于瑕疵证据一概予以排除，就忽视了其中蕴含的能够发现实体真实的部分，而可能使真正有罪的人因为存有合法性瑕疵的证据而逍遥法外。但如果对其一概加以采用，因其具有不合法因素，不能等同于合法证据的，有可能导致证据的合法性原则不能得到遵守，程序的正当性不能得到维护。因此，对瑕疵证据一概排除或者一概采用都是不可取的。5

瑕疵证据的效力具有待定性，应当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通过一定条件转化使其瑕疵得到修补，成为合法证据，在法律上起到令人信服的证明作用。

四、瑕疵证据运用现状分析

(一)外国瑕疵证据运用现状分析

1.美国。美国注重个人权利的保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适用得相当广泛。美国早在1897年各州就规定了根据强制所得的供述予以排除的规则。此后，最高法院又于1914年规定了对瑕疵实物证据的排除规则。60年代出现了著名的“毒树之果”理论(The 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 doctrine),“一般而言，经由最初的违法收集证据直接地或间接地获得之证据，不论是供述证据抑或是非供述证据(物的证据)，全部称之为毒树之果实，依法应予排除。而所谓毒树之果实理论，即指最初的证据(毒树)一旦被违法收集，经由该证据所衍生之二次证据全部未具有容许性(证据能力)。此法则乃基于最初违法收集之证据污染着往后收集之全部证据，故违法收集之证据不应为取得其他之证据而被使用” [1] [1]但这在以正当程序和保障人权著称的美国司法界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在社会上的扩张使用会使更多罪犯“正大光明”地逃脱法律制裁，不利于惩罚犯罪。1984年，最高法院根据众多建议在该原则的适用上增加了两项例外，即对于以下两种证据不适用排除规则：一是“最终或必然发现”的证据;二是侦查人员出于善意即不明知搜查和扣押是违宪所获得的证据。由此可见，美国对于程序有轻微瑕疵兼不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证据是看作瑕疵证据的。

2.英国。英国的瑕疵证据制度则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如果证据是与争议问题有关的就可以采证。刑事瑕疵证据被划分为非法获得的自白和非法收集的物证(书证)以示区别对待。根据英国《警察与刑事证据法》的规定：如果有证据证明供述是或者可能是警察通过压迫手段或者是通过其它在当时 的情况下可能导致供述不可靠的语言或行为所取得的，那么就应当予以排除;而对从此类供述中所发现的其它证据，也即“毒树之果”则不予排除。可见，英国对于言词证据原则上予以排除，且对言词证据产生的“毒树之果”则采取的是“砍树食果”的方式采证;对于非法收集的实物证据，则予以采纳。既然从上述非法言词中所发现的“毒树之果”都不会被排除，那么实物证据产生的“毒树之果”就更不会被排除了。但是，对于如果采证可能会引起陪审团的思想偏见，而这种作用与其真正的证据价值是完全不相称的证据，则由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予以排除。可见，英国对于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在法官做出自由裁量时是在内心形成了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的判断的，对瑕疵言词和实物证据都在一定程度上给予采用，只是对于瑕疵言词证据的采用更为严格。

3.法国。主要针对预审程序中的违法行为，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程序性制裁制度—诉讼行为无效制度。诉讼行为的无效主要分为法定无效(违反的是该国刑事诉讼法典明文规定了一系列“以无效论处”或者“否则无效”的条款)与实质无效(警察、检察官或预审法官的某一程序性违法行为损害了当事人的权益)。[2] [2]根据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802条的规定，即使是法定的无效一般也必须以程序性违法行为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为前提，因此又被称为“附条件的无效”，也就是以损害利益为前提的法定无效。与此相对应，那些尽管没有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却使司法权威和公共利益受到侵犯的违法行为，也有可能带来诉讼行为的无效。这种不以损害当事人利益为前提的法定无效，可以称之为“公益性无效”。对于实质无效而言，法官须判断该违法行为是否损害当事人的权益，对有关权益所造成的损害程度等，因此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很显然，诉讼行为无效的宣告不仅仅带来与该行为有关的诉讼文书的撤除，而且还可能导致有关证据材料的排除。而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的排除，还可能带来依据该文书和证据所制作的裁决无效这一间接的后果。正因为如此，这种诉讼行为无效制度可以发挥与英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极为相似之诉讼功能，对预审程序中发生的程序性违法行为具有重要的制裁作用。可见，法国的诉讼行为无效制度中对程序性违法和实质性违法

行为无效的判断与界定是一个区分合法证据与不合法证据的过程，法官的自由裁量则是对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的区分过程。

4.德国。理论界遵从的通说是“双重功能性诉讼行为论”，这一理论将刑事诉讼区分为“实体层面”和“程序层面”两大部分，认为属于实体层面内的强制处分措施即使出现瑕疵，对于程序法的基本职能而言，一般不造成任何不利的影响。所以，适用强制性违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同样具有证据能力，换言之，从程序层面否定违法证据，但从实体层面承认违法证据的证据能力。[3] [3]德国始终把追求实体真实作为刑事诉讼的主要目的，在此理论框架下，法院的基本立场是，非法自白，一般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对于非法所得的物证和书证，法院往往通过利益权衡原则予以处理，即在维护的个人利益和刑事追诉的国家、社会等利益之间进行衡量和比较。有时法院会牺牲实体真实而排除非法所得的实物证据。但在司法实践中，出于控制犯罪的需要，此类证据通常还是被法官裁定为可以采纳。这种权衡，在我们看来，就是一种区别“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的过程，对于前者，法院依职权予以排除。如果衡量的结果，是该瑕疵证据可以采纳，那么对其可纠正的程序性错误，法庭可以尽力纠正。

5.日本。日本宪法第38条第2款规定：“用强制、拷问或威胁的方法获得的自白或者长期因不当羁押、拘留后获得的自白，不能作为证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19条也规定：“强制、拷问或胁迫获得的自白、因长期不当羁押拘留后作出的自白以及其他非自愿的自白，不能作为证据。”据此，日本排除“并非处于自由意志的供述”。日本在二战后深受美国法制的影响，学说上普遍主张排除非法搜查、扣押的实物证据。但是日本最高法院对此却持谨慎态度，认为收集程序违法不会改变物体的性质和形态，因而不会改变其作为该种形态的证据的价值，如果否定其效力，将违反实质真实的原则。正是基于这种理由，最高法院在1949年判例中肯定了非法搜查、扣押的实物证据的证据能力。直到1978年在审理大阪冰毒案件时，最高法院才改变这一态度，开始采用非法证据

排除规则。根据这一判例，排除非法收集的证据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1)证据物的收集程序有违宪法第35条及刑事诉讼法第218条第1项的令状主义的重大违法的;(2)从抑制将来的违法侦查的角度看将该证据物作为证据是不适当的。[4] [4]可见，日本只是有条件地确认了非法搜查、扣押的实物证据之排除规则。因此，日本在肯定程序瑕疵的同时更看重瑕疵证据对实体真实的证明作用，对其只是进行了有条件的排除。

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及不同的法律传统，世界各国对诉讼价值的选择不一，对于瑕疵证据的界定范围也不相同。英美法系国家往往建立了比较严格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其对属于瑕疵证据的证据范围相对来说就狭小的多，这主要是与其尊崇的程序正义与保障人权思想相适应的。大陆法系国家更注重发现实体真实，其往往建立的是有限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赋予法官更多的自由裁量权，由法官来对证据的合法或不合法予以界定。这样，瑕疵证据的范围相对来说就宽泛一些。我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如果建立起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及瑕疵证据转化制度，将更有利于正当程序的贯彻及侦查、检察、司法工作人员对自身行为的规范。

(二)我国瑕疵证据运用现状分析

1.检察机关对瑕疵证据的运用

我国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和自侦移送起诉的案件的证据负有全面审查的责任，依法对侦查活动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并确保起诉质量。在实践中检察机关对于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进行了有意无意的区分。对非法证据的处理较为复杂，分为几种情况：认真记录，立即汇报，实行初查;另作记录，口头汇报，听候指示;不予记录，不作汇报，不予回应。[5] [5]虽然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在日益发展，保障人权在立法中越来越多地得到体现，但考虑到检察机关长期以惩罚犯罪，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标，尽管这些证据是用非法手段收集的，但其客观真实性和关联性不容

怀疑，对发现案件真实又有证明作用，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又没有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样，检察机关能有多大的动力排除这些非法证据，值得怀疑。

对于瑕疵证据，公诉部门实践中倾向于补正，做法也较为多样。对于有残缺因素的瑕疵证据，一般是直接补充;对于有违法痕迹不方便改正的，一般是要求侦查机关重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部门在审查中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同时应当要求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侦查机关另行指派侦查人员重新调查取证的，可以依法退回补充侦查。”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使瑕疵证据的瑕疵得到掩盖，从而在审判时使这类证据在审判机关能够得到认定。因此在学理上区分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并使瑕疵证据的转化合法化是有必要的。

2.审判机关对瑕疵证据的运用

审判机关在实践中对于瑕疵证据的审查判断标准不一，对于非法证据的权衡标准不一，如何区分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而瑕疵证据的效力又如何，这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审判人员、承办法官的个人价值判断。例如，案件中侦查讯问时有两人在场进行讯问，但讯问笔录只有一人签字，对于这种瑕疵证据，有的法官直接认可了其作为证据，并使其对证明案件事实发挥作用;有的法官又根据证据的合法性要求对其予以了排除。

学理上没有瑕疵证据和非法证据的分类，以及法律上没有明确的依据，加之我国又不是以判例法为渊源的国家，使得我国审判实践中出现了标准不一的现象。在审判中要么将瑕疵证据等同于合法证据予以确认，要么将其看做非法证据，但又不绝对予以排除。这种状况既不利于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健全和正当程序的完善，更不能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及公平正义的实现。因此，区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对于建立健全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大有裨益，能在人们心目中形成明

确的应绝对予以排除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对象。并且对瑕疵证据通过合法途径予以转化，使其通过正当程序转变为合法证据，对证明案件事实起到应有的作用。所以我们首先应在理论上确立和完善瑕疵证据制度，并对其转化提出合理的制度设计，以期对立法及实践能有所帮助。

五、确立瑕疵证据转化制度的基础

(一)瑕疵证据转化的现实基础

不能离开一国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法治环境来探讨瑕疵证据的采信问题，任何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法治环境下对瑕疵证据的采信原则是大相径庭的。研究我国瑕疵证据的采信原则当然不能离开我国的基本国情。[6] [6]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制还不健全，犯罪率仍居高不下。我国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是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我国有限的诉讼资源和相对落后的侦查技术也不足以支撑瑕疵证据的全面排除。虽然当前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是世界大趋势，但对于没有严重侵犯人身权利，又对证明案件真实情况有直接作用的瑕疵证据一概予以排除，无疑会因为证据不足而使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导致对犯罪的打击不力，社会大众的利益得不到保护。将瑕疵证据予以转化使其具有合法性，能使其证明实体真实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可有效避免放纵犯罪。有人担心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助长违法取证行为，但我们认为只要建立严格的瑕疵证据转化制度，从长远来看是对侦查机关取证行为的规范，有利于侦查机关在取证时依法办案。

(二)瑕疵证据转化的法律基础

刑诉法和“两高”司法解释为瑕疵证据的转化奠定了法律基础。刑诉法第42条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证据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这说明，瑕疵证据只 11

要查证属实，也是可被采用的。最高法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刑诉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尽管对非法收集的言词证据作了禁止采用的规定，但并未对存有瑕疵的实物证据的采用作出禁止性的规定。同时，最高检察院在《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的解释中则更进一步规定，除通过刑讯逼供方式获取的言词证据不能采用外，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只要未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证人、鉴定人合法权益或可能影响客观真实的，仍然可以采用。对于瑕疵收集的实物证据，只要未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及其他有关公民合法权益的，也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虽然司法解释并未建立起完整、系统的刑事瑕疵证据采用规则，但已开了采用刑事瑕疵证据的先河。

此外，瑕疵证据的转化还具有国际法基础。我国于1988年10月批准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于1998年10月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前一公约，我国已经批准加入，对我国发生法律效力，除声明保留的条款外，我国都必须认真履行;后一公约，我国已经签署尚未批准，我们也要以公约为标准，检视我们的国内法，积极创造条件，为公约的批准实施做好准备。这两个公约都将证据排除的范围限定于酷刑取得的言词证据，未包括非法搜查、扣押获得的物证、书证。这种区分，为我国国内法区分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瑕疵证据转化规则，提供了国际法依据。

六、瑕疵证据转化的制度设计

(一)瑕疵证据转化的适用对象

1.未明显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但侵害到公民一般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而取得的证据。用刑讯逼供、暴力威胁等侵犯公民宪法性权利的方式取得的证据是非法证据，要绝对加以排除，不是瑕疵证据转化的适用对象。我国刑事诉讼不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而实行“对侦查人

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制度。在审讯当中侦查人员就可以以告知犯罪嫌疑人如果不如实回答，就将承担怎样的不利后果的方式，对犯罪嫌疑人施加压力，以得到口供。在审讯中也存在着大量的诱导询问，目的是使犯罪嫌疑人误以为侦查机关已掌握其罪证，在趋利避害心理支配下作出供述。此外，侦讯人员拉家常式的情感共鸣法审讯，故意缩小或夸大犯罪性质与后果，推托责任等做法，显而易见也都带有一定的威胁、引诱和欺骗的成份。由此可见，在一般诉讼法理论上被视为用非法的威胁、引诱和欺骗的方法收集证据材料，在我国法律和政策的特定背景下，可能是合法并因此而被广泛地允许采用。也就是说，一些威胁、引诱、欺骗的审讯方法在我国很难界定为违法，我国刑事诉讼对威胁、引诱、欺骗的审讯具有很大的容许度。这就使得主要表示形式是轻微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以及一般的违法搜查、扣押、查询冻结等行为的这一类未明显侵犯公民基本权利，但侵害到公民一般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而取得的证据能够成为瑕疵证据转化的适用对象。

2.虽违反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收集证据，但对公民的权利不构成侵犯的证据。这类瑕疵证据多为实物证据，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未遵守某些程序规定，例如，勘验现场时未邀请见证人到场，讯问笔录犯罪嫌疑人没有逐页签字等。我们要把取得证据手段的瑕疵与证据本身的证明力区别开来。这些轻微的程序性瑕疵不会对证据本身的证明力有影响，但其违反了正当程序，因此将这类证据作为瑕疵证据转化的对象，使其经过转化变为合法证据，是对正当程序的维护。

(二)瑕疵证据转化的规则

1.重新制作。这主要适用于瑕疵言词证据。对于用轻微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得来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等瑕疵言词证据，应该在更换原侦查人员后重新进行讯问和询问，重新制作证据材料。

2.补正。这主要适用于瑕疵实物证据，在其欠缺法定要件时通过事后的补充使欠缺得到完善，使证据的法定要件完备。如应当调取、扣押原件的，在条件仍具备时，将原件、原物予以调取、扣押;作为证据使用的实物未移送或移送的实物与物品清单不相符的，应当要求侦查机关或部门在三日内补送，等等。[7] [7]

3.明示同意。这对于当事人来说相当于民事诉讼法上以明示方式做出的自认。即当事人在事后得到有关机关询问后，对于瑕疵证据所证明的内容明示承认是出于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承认瑕疵证据的效力。这种情况下，通过一定法律程序，瑕疵证据就转化为合法证据。例如在询问证人前，忘了告知证人相关权利义务，那么，随后告知了证人其权利，并征得其同意时，可以提交先前的陈述;传唤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指定地点或其住处进行讯问时，未出示工作证或者传唤通知书等证明文件而制作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讯问笔录，应当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补充出示证明文件，并经其确认原笔录内容等。[8] [8]

4.推定同意。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一定期限的经过。如在一审庭审调查结束之前未对证据瑕疵提出抗辩的，法官可以依据已知事实，根据经验法则、逻辑法则、价值考量等多种方法推定当事人认同该证据的效力，该瑕疵证据发生证据效力;二是当事人以自身行为表示同意瑕疵证据的效力。凡是涉及传唤、通知和送达等方面的无效情形，例如，《拘传证》、《传唤通知书》等法律文书欠缺形式要件时，当事人仍然到场的，视为当事人同意该有瑕疵的法律文书的效力，该瑕疵证据取得确定效力。

5.真实性调查。在案件涉及国家、社会和集体的重大公共利益及重大安全利益时，为了维护国家、社会和集体的利益，可以对这类案件中存在的瑕疵证据经过全面调查确定其内容的真实性，通 14

过这种方式使瑕疵证据得到转化。但考虑到在调查中侦查部门权利滥用的可能性，对这类情况应当严格控制，只有在符合涉及国家、社会和集体重大公共利益及重大安全利益的条件下才能使用。

(三)瑕疵证据转化的适用主体

在我国，瑕疵证据的转化应当由检察机关进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6条和第137条的规定，检察机关有纠正公安机关违法行为的权力，有必须查明侦查活动是否合法的义务。检查机关本身就担负着对侦查活动的监督责任，由其对侦查活动中产生的瑕疵证据进行审查并退回侦查机关转化或者自行转化是最合适的。而瑕疵证据转化成功与否的审查判断，则由审判机关进行。审判机关认为该瑕疵证据已经转化为了合法证据，则其可以作为定案根据，发挥与合法证据相同的法律效力。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实体真实与程序正义的刑事诉讼价值平衡一直都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我国目前法律体系还不完备，法制建设还在进行中，有许多规则和制度都还未确立。本文提出瑕疵证据的概念，将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区别开来，对于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够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使人们对非法证据有更清晰的认识。同时，将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区别对待，通过对瑕疵证据的转化使其成为合法证据，发挥其证明案件应有的作用，对于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体系也大有好处。

注释:

[1]参见黄朝义：《刑事证据法研究》，台湾元照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47页。

[2]参见陈瑞华：《大陆法中的诉讼行为无效制度—三个法律文本的考察》，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5期。

[3]参见陈浩然：《证据学原理》，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犯页。

[4]参见宋英辉、杨光：《日本刑事诉讼法的新发展》，载《诉讼法论丛》，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70页。

[5]汤啸天：《试论检察机关知晓非法取证信息后的处置》，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12期。

[6]参见戴泽军：《证据规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96页。

[7]施燕华：《论刑事诉讼中瑕疵证据的转化》，上海交通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1页。

[8]参见前注 [7]，施燕华文，第22页。

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篇2

(一) 电子证据规则的制定

由于信息化社会的不断进步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涉及到电子证据的案件数量正逐渐增加, 视频、音频、短信、邮件等电子证据已经广泛勇于司法实践中。不少国家还专门制订了规范电子数据运用的法律或规则。但是, 目前在电子证据应用在理论上仍然存在很大争议。为此,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在2012年2月制定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中, 首次对刑事诉讼中的电子证据审查的具体内容和要求进行了明确规定。同时, 在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中又将电子数据作为法定证据种类中的一种, 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电子数据具备显著区别于其他证据的显著特征, 同时它又几乎涵盖了所有传统证据的类型, 并具有广泛的外延与发展潜力, 把它纳入哪种传统证据形式都不合适。

(二) 电子证据规则的发展

电子证据就是能够证明案件相关事实的电子数据文件。电子数据文件是基于电子技术生成的, 以数字化形式存在于磁盘等载体的内容, 其可与载体分离, 并可多次复制到其他载体。电子证据的形式必须要借助于电子技术或者电子设备。因为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 电子证据的发展存在着开放性这一明显特征, 根据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第二条规定, 电子证据应包括却不限于以计算机技术应用作为基础的程序文件、数据库、字处理文件等, 同时包括网络技术应用为基础的电子数据交换, 如短信、博客、微博、电子资金划拨、电子邮件、电子聊天记录、电子公告牌记录等内容。

二、根据《论我国刑事诉讼电子证据规则》分析电子证据面临的挑战

(一) 电子证据取证的挑战

我国电子证据面临的挑战总的可以概括为电子证据取证及证明力方面所面临的挑战。由于电子证据本身的虚拟性, 使得取证困难、案发现场难以确定, 这就需要有更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和更多复合型人才的配合才能完成。美国人韦尼玛和法默早在1999年, 就率先提出了关于电子证据取证的基本过程模型:1.对现场安全进行保护与隔离;2.记录现场;3.系统性地寻找证据;4.提取和打包相关证据;5.建立并完善证据保管链。基于这一模式, 我国形成了自己电子证据取证程序的法律规制与实务模式, 即将电子证据取证分为四个环节———准备阶段、收集保全阶段、检验分析阶段和提交阶段。就目前我国电子证据取证的现状来看, 取证主体主要是网络警察和电子技术专家, 基于职权, 网络警察应该具备相应的调查取证权, 而基于委托, 电子技术专家也有资格承担调查取证过程中相应的技术性、网络性的职能, 但若以技术证明思维模式为主导, 就会使得电子证据的专业取证人员在取证时欠缺法定证明的思维模式, 同时现场指挥人员和真正的取证人员往往会存在职能搭配上的脱节, 致使技术人员只是按照指挥办事, 欠缺法律层面上的长远考虑。计算机现场勘验, 电子证据的固定与封存和电子证据的检查都成为电子证据取证中面临的具体问题。

(二) 电子证据证明力的挑战

电子证据证明力方面的挑战要从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三个方面去考量。作为证据的一种自然属性, 证据的证明力的判断相当依赖于法官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但电子证据证明力却存在着天然的弱化, 在电子证据与传统证据相结合的案件中, 往往倾向于传统证据, 在电子证据作为主要依据的案件中, 法官在对待电子证据往往更加小心谨慎, 通常是电子证据能够高于证明标准才会将电子证据认定为证据。电子证据存在于计算机、网络及其他介质中, 是否遭到过篡改、处理或损毁, 存储所依赖的程序、软件和网络环境是否可靠以及存储记录制作者的身份等, 所有这些都涉及计算机以及网络技术问题, 在实际运用中, 就会存在非常具体的技术性问题。

三、电子证据规则的完善

《论我国刑事诉讼电子证据规则》中强调要从四个方面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电子证据规则:介质优先原则, 义务提供原则, 技术鉴定原则, 私权保护原则。从此四个方面可以全面的概括我国目前刑事诉讼法中关于电子规则方面缺憾的补救措施, 既实现了电子证据的合法合理地有效运用, 又从保护人权方面出发从各方面协调了电子证据规则的适用, 同时也为司法领域的电子证据规则的运用提出了更为全面的建议。在介质优先原则中, 提出了对介质的科学界定和划分, 对存储介质的收集、审查等工作给出了较为详尽的建议。义务提供原则为方便证据的取得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使第三方能够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 从而避免对其他人合法权益的侵害, 为高效率的司法提供了可能。技术鉴定原则从技术层面加强了对电子证据保护, 对电子证据的证明力进行了提高, 这就满足了电子证据最本质最核心的要求。私权保护原则, 是尊重人权的表现, 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大进步, 不断在立法中渗透对人权的保护不仅体现了立法的科学性, 同时也更有利于司法领域对的电子证据的收集和审查。

(一) 确定原件拟制规定

从技术角度讲, 早在《计算机犯罪现场勘验与电子证据检查规则》中, 就已经对原件拟制进行了规定, 明确指出对提取的电子证据必须均要进行封存, 同时制作相应的镜像文件作为备份, 通过对检查镜像文件来确定电子证据, 用镜像文件可以确保能将整个数据载体进行复制, 避免出现因技术意外而影响电子证据的使用。而从法律上讲, 镜像文件在技术和内容上是对原件无差别的复制, 且其提取过程合法合理, 完全可以具备与其原件享有同等的地位。

(二) 明确规定电子证据取证主体的范围

笔者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量:1.电子信息技术的考察。2.法律知识考察, 特别是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专业知识的考察。同时, 建立职业资格的认证体制, 将电子信息技术与法律形成交叉学科, 从根源上输送电子证据司法运用的核心人才。

(三) 取证对象的隐私保护

限制侦查机关的取证对象, 即“证据取得之禁止”, 根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理论, 在进行电子证据取证的过程中, 涉及他人的隐私应当予以保护, 但他人的犯罪事实是通过非法的手段取得的, 也不应当作为正当的电子证据加以适用。

四、电子证据规则的未来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电子证据的发展也应与时俱进, 甚至走在电子信息技术的前端。我国对电子证据规则是从新的刑事诉讼法的条文中才得以确立下来的, 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讲发展是十分缓慢的, 在世界各发达国家已经出现了利用网络进行战争的年代里, 电子证据的发展必须有待于从理论、实践、技术层面进行全面的提升。中国有一个红客联盟组织, 又叫H.U.C, 成立于2000年底, 其成员曾达8万人, 成为世界排名第5黑客组织, 该组织主要是对境外黑客的攻击进行反击, 至今为外界所知的大型反击战有6次:第一次, 1998年5月反击印尼网络。第二次, 1999年5月反击美国网络。第三次, 1999年8月反击台湾网络。第四次, 2000年1-2月反击日本网络。第五次, 2001年反击日本网络。第六次, 2001年4月-5月反击美国网络。笔者认为, 这些黑客的存在是我国电子信息技术发展的必要保证。伴随着电子商务热潮的不断发展与动荡不安的世界政局因素, 使得那些诈取金钱和政治暴乱、军事摧毁为目的的犯罪发生频率大幅提升, 犯罪主体由原来的个人犯罪逐渐呈现出集团化、组织化和国家化, 犯罪的危害性愈发提升, 给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巨大风险。对此类犯罪案件的发现和侦破, 就非常需要刑事侦查技术部门有计划的配备专门设备, 不断提高侦查技术人员的计算机操作及应用水平。在这方面发展速度最快的当属美国, 美国成立了自己的网络军队, 预算就有350亿美元, 它控制了很多关键的技术和资源。当今世界, 共有13根掌管全球根服务器, 其中主根服务器1台在美国, 而剩下的里面有9台也在美国, 剩下的3台均在美国的盟友手中, 也间接受到了美国的控制。包括我们的硬件设备、软件, 还有它进行的一些后门的加密系统等等, 还有光缆、海底光缆, 都是受到控制的。由于网络这一虚拟匿名空间给犯罪追捕所带来的障碍, 且网络的大规模普及大大降低了罪犯网络犯罪的时间与成本, 同时网络犯罪记录在罪犯犯案后轻易消除, 这就大大增加了计算机犯罪侦查的难度, 使得如何准确快捷的获取电子证据, 将网络罪犯绳之以法就成为了目前直至未来犯罪侦查的主要难点所在。

参考文献

[1]樊崇义, 李思远.论我国刑事诉讼电子证据规则[J].证据科学, 2015, 23 (5) .

[2]周宝峰.证据法之基本问题[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15.11.

[3]程权, 梦传香.论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电子证据的审查[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3, 25 (6) .

[4]马云雪.论我国电子证据的审查与运用[J].中州大学学报, 2012 (5) :26.

[5]何家弘, 刘品新著.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380.

浅议我国刑事证据规则 篇3

摘 要：我国刑事庭审逐步向当事人主义转变，在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的对抗性亦逐步增强，为了确保刑事诉讼证明的真实性和正当性，我国亟待完善有关的刑事证据规则，设立证据准入程序，树立起证据必须具有证据能力的观念，以此来指导司法实践、保障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

关键词：证据；证据能力；刑事证据规则

一、刑事证据规则的概念与分类

我国立法对证据规则无明确规定，证据规则的定义多见诸于学者的理论研究中。主要有：①从诉讼程序上，有学者将证据规则划定为与证据有关的程序性规则，认为“证据规则是指在收集证据、采用证据、核实证据、运用证据时必须遵守的一系列准则，”②从证据制度上看，有学者将证据规则等同于证据法或将诉讼中和证据有关的事项都视为证据规则，认为“证据规则是指在诉讼中取证、举证、质证、认证活动的法律规范”。③从法庭审判的角度，有学者将证据规则归纳为规范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规则，认为证据规则是指“以规范何种证据可以在法庭上出示 、各种证据证明力大小、证明责任的分配等内容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证据规则就是指在收集证据、采用证据、核实证据、运用证据时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准则。

主要分为刑事证据能力规则和刑事证明行为规则。首先刑事证据能力的规则包括：相关性规则、传闻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佳证据规则、意见证据规则等。其次，证明行为规则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各方在制作、调查收集、审查判断、举证质证证据的时候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当然，根据诉讼阶段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刑事证据规则分为取证规则、采证规则、查证规则和定案规则。

具体来讲，我国目前的刑事证据规则主要包含以下几项内容：

第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法庭不得采纳非法证据作为定案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利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第五十四条：“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应当予以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第二、原始证据优先规则。是指某种形式的证据比其他形式的证据有更高的证明价值，应被优先采纳。最高法对刑诉法的解释第五十三条规定：“收集调取的书证应该是原件，只有在取得原件确有困难的时，才可以是副本或者复印件。收集、调取的物证应当是原物，只有在原物不便搬运、不易保存或者依法应当返还被害人时，才可以拍摄足以反映原物外形或者内容的照片、录像。

第三、相关性规则。此规则要求进入诉讼程序的证据材料必须与案件事实有实质性联系。《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

第四、补强证据规则。是指由于特定证据类型虚假的可能性比较大，法律规定此类证据不得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只有在其他证据与其相互印证时，才能认定案件事实。我国刑事诉讼中，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主要是犯罪嫌疑人的供述。

二、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缺乏专门性、系统性的论述。部分学者对“证据规则”概念的理解上存在分歧。在立法体例上，证据制度的一般规定多在诉讼法中，证据法规范和诉讼法规范混同而没有独立的存在形式。

我国现行刑事证据规则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首先，我国刑事证据规则在来源上种类少、相对分散，无法形成体系。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主要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髙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中。其次，就具体内容而言，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刑事证据规则的规定过于简单，不具有实际操作性，致使其没有很好的发挥适用效果。再次，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证据规则的规定，并未对进入庭审的证据材料进行必要的限制。最后，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有大陆法系证据规则的特点，但另一方面，在立法上，我国证据规则的规定也缺少完备性和明确性，缺少理论上将证据规则予以归纳、整合的传统。

三、完善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建议

进一步完善刑事证据规则是我国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需要，也是刑事司法实践活动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应立足于刑事诉讼经验，借鉴国外刑事证据立法的先进经验，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证据规则体系。

第一，充分尊重证据运用的规律及“控辩型”诉讼要求的证据规则。国外经过长期理论探索和实践经验所认可的证据规则的内容反映了对抗制诉讼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意义上可以为我们借鉴，从而提髙审判效率，降低诉讼成本。

第二，国外先进的刑事证据规则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自身的特点及其运用条件、运用环境相结合。对引进的先进刑事证据规则作出既反映诉讼规律又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界定，然后才能将其运用到我国的司法实践活动中去，避免在借鉴国外刑事证据规则时出现预期效果与实际效用适得其反的局面。

第三，刑事证据规则的确立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在司法实践活动中被认可，在法学理论上能够成立的也可以被确定为刑事证据规则。我国是实行成文法、制定法的国家，不承认判例的法律效力也不承认法官的造法功能，基于“两高”案例指导制度所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也只具有参考、指导的行政约束力。如果主要的刑事证据规则在法律上没有法律依据其实施效力就会大打折扣。

第四，完善相關配套机制。确立新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控辩平衡的诉讼制度，严格明确非法证据举证责任、关键证人和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

四、结语

对刑事证据规则的适用，尤其是对证据证明能力、证明力的消极限制规定是否合理和完善，都反映了一个国家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现状、民主法制化的进度、以及对人权保障的重视程度。并且刑事证据规则相关内容的立法水平，会直接反映和影响整个国家的立法水平。我国依法治国的战略和法治国家建构已经愈加成为清晰的治国理政方向。尽快完善我国刑事证据规则，加快建立中国特色证据能力制度，不仅是法律内在逻辑的要求，也是依法治国的需要。

参考文献：

[1]蔡壤铭.刑事诉讼法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209页

[2]赵光南.建立我国刑事证据规则体系的构想.郑州大学，2003

作者简介：

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篇4

摘要：证据乃诉讼的灵魂，一国证据制度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到该国诉讼制度的文明和理性程度。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又是其中一个复杂而重要的证明规则，它是指对于国家侦察人员非法获得的证据给予排除的证据制度，包括违反正当程序或通过非法行为获得的证据制度、毒树之果等。本文主要通过对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分析，从中借鉴有益经验以完善中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关键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借鉴意义

①一

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概述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的确立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原产于美国，其确立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距今约百年时间。美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的根据是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案，即《权利法案》。但《权利法案》在1791年通过之后的一百年间，人们并没有把法案中规定的人权以及违反这些权利收集证据的现象与证据的可采性联系起来，更没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直到《权利法案》通过百年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才根据《权利法案》的有关条款以判例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

1、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的排除

美国联邦宪法第五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中被自证其罪：不经正当法律程序，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非法取得的言词就是指违反这条规定而取得的被告人陈述。

不得自证其罪是英美法系对抗诉讼中当事人的重要权利，被诉人的犯罪承认、供述都有可能是在侦查人员违背本人意思的强制下取得的，例如强迫、引诱、威胁等非法手段都会致非法言词证据的产生。

非自愿自白排除规则是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其宗旨在于保证自白的自愿性。根据这条原则，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了保障自白自愿的规则，最典型的是米兰达规则，开创了对犯罪嫌疑人在第一次讯问时必须明确给出米兰达警告的先例。这判一例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把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纳入非法证据 ①沈德永、宋随军：《刑事诉讼制度与理论－刑事诉讼证据》，人民法院出版社。排除规则的范围；另一方面，进一步明确了什么情况构成“非自愿”，即要在完全了解自己的个人权利的情况下所做出的陈述才是“自愿的”。

2、对“毒树之果”证据的排除

所消“毒树之果”，是指由任何非法行为或非法证据间接取得的证据。“毒树之果”规则在美国的确立，标志着美国非法证据制度规则达到了顶峰。按照这一规则，无论是直接或是间接获得的证据，都不能在审判中采纳，因为他们都是“有毒的树结出来的果实”，只要树有毒，则果也一定有毒，就都不能食用。这是一种严格形式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

美围联邦最高法院布采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同时，也注意到该理论对刑事诉讼控制犯罪、维护社会治安造成一些负面的影响，以下情形可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独立来源的例外，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虽有违法搜查、逮捕或扣押的行为在先，但如果警察机关能够证明其后所得的证据与上述行为无关，而是经过其他独立的来源收集的，则该证据可以作为定罪的证据；善意例外，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要求禁止使用警察善意地信赖表面有效而随后被认定为有缺陷的搜查证发现的证据；必然发现的例外，该例外主要针对的是武器或尸体等证据，它是指虽然警察通过非法的手段取得证据，但如果能够证明通过旧途径的合法行为，该证据也必然能够发现，则该证据可以彼排除而为法庭采纳。

（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特征

第一、通过宪法予以保证。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效力层次最高，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在宪法中，提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增强了其在司法实践中的权威性，能够有助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彻底的贯彻实施。

第二、扩大非法证据的范围。非法证据的扩大虽然会导致一些罪犯因证据排除而无法被追究，但却最大限度的减少了冤假错案的发生，更加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的人身权利，规范了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的取证方法。

第三、在证据排除时遵循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对例外情形的规定既在一定程度规范了侦查人员的取证据行为，也为一些特殊情况、紧急情况留有回旋的余地，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贯彻实施更具灵活性。

第四、建立“毒树之果”理论。该理论的建立使侦查人员在侦查的起始阶段就开始注重程序的合法化。

二

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述

（一）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概况

我国宪法和法律明确禁止非法取证行为，《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住宅、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特别是国家机关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予以剥夺和限制”。《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刑法》第247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234条、第232条规定定罪处罚。”

同时 “两高”的司法解释也初步规范了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式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

从上述条文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对非法证据的效力规定十分简单,刑事法律中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尚未建立,没有理性地体现刑事诉讼的特定原则或精神,且排除的证据范围非常局限,仅限于言词证据,远远不能适应刑事司法的实际需要。

（二）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缺陷

首先，立法不明确。对于非法证据的种类，《解释》和《规则》确立的只是非法言词证据，对于非法获得的实物证据以及对由非法证据所衍生的证据——“毒树之果”是否予以采信没有明确规定。由此可见，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目的主要是基于案件实体真实发展的需要，从而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对于非法取证的手段，也规定得不够全面，只限于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几种法 ②王京建：《论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江南社会学院学报》。

②定形式，对于非法搜查、扣押等手段未作规定。对以违法手段获取的证据，法庭是否可以采信并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依据，法律尚无明确规定。

其次，缺乏可操作性。《解释》和《规则》尽管确定了“非法证据”的性质和范围，并规定了排除的后果，但是这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仍然具有宣言和口号的特征，很难发挥其法律规范所应有的功能。因为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没有规定具体的程序，相关的申请、听证、上诉和申诉等程序在法律上没有规定，有关的程序性保障规则仍然没有建立起来。

最后，缺乏配套制度的支持。一项规则的引进需要诸多制度予以支撑，营造其顺利成活的良好环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在我国顺利推行，有赖于司法独立的实现，有赖于审前程序的重构，有赖于一系列配套制度的建设，这本身就是一个浩大的法律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假以时日。

③三

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一)完善立法机制，明确程序法定原则。

在我国，长期以来却一直存在着一种违背程序法定原则的突出现象。即国家一方面通过立法机关制定了法律，另一方面又允许国家司法机关通过制定司法解释的形式，对一些涉及司法机关自身职权配置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的重大事项直接作出规定，从而造成法外立法、法外执法现象的出现。程序法定原则有利于塑成权力制约权力的权力制衡机制，也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配套原则。

(二)设立庭前证据审查制度。

由预审法官对证据进行审查，排除不具有法律效力的非法证据，避免对庭审法官产生不良影响。

(三)强化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必须出庭作证。但司法实践中证人的出庭作证率是相当低的，法院一般只能采用书面证言来认定案件事实。这实际上是一种书面审形式，与现代法治通过采用直接言词原则来查明案件真实情况进而作出正确判决的要求是极相称的，严重影响了审判的公正性。不仅如此，证人不出庭作证所导致的不能对言辞证据进行当面质证，也间接地影响了对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

③宋英辉:《论非法证据运用中的价值冲突与选择》，《中国法学》。(五)完善对非法取证主体的惩戒制度。

将司法人员的自身利益与取证行为的合法性相联系，促使其依法取证。我国法律仅仅针对非法取证已经构成犯罪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但实践中还有很多非法取证段有构成犯罪的行为，对这些也应该有相应配套的惩戒制度，追究法律责任，包括行政责任、经济责任等。

四

结语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目的并不在于排除不真实的证据，其真正的价值在于限制公权力对于公民权利的侵袭，如果对侵犯公民合法权利而获得的证据仍然予以认定，无疑是鼓励执法者违法，那么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就会荡然无存，程序公正也难以实现，最终，难以保证司法公正，国家公权力被滥用的历史悲剧将会重演，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也将被亵渎。因此，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去认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性，汲取历史的养料来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参考文献：

【1】沈德永、宋随军：《刑事诉讼制度与理论－刑事诉讼证据》，人民法院出版社。【2】王京建：《论构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江南社会学院学报》。【3】宋英辉：《论非法证据运用中的价值冲突与选择》，《中国法学》。

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篇5

摘要：自我国于1997年颁布了新的刑事诉讼法以来，至今已经有十余年的历史。在这十几年中，由于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此，这直接导致了我国司法实务界在对非法证据的排除方面做的不够专业。直到2011年3月，随着《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出台，我国终于在刑事诉讼法的层面上确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文主要针对新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容及其意义等进行阐述。

关键词：新刑事诉讼 非法证据 排除规则

在英美法系确立的证据规则中，最重要的是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证据的关联性，另一个是证据的可采性。英美证据法认为，任何诉讼证据都必须与案件的事实有联系，但是，具备了关联性的事实材料未必都能成为案件中得以起诉的证据。从事实材料到诉讼证据，还应该具备可以被采纳的效力。因此，证据的可采性通常被称之为现代证据规则的灵魂。正如美国证据学专家华尔兹教授所说，大多数证据规则都是关于什么应该被接受为证据，即是否具有可采性的问题。

非法证据的排除，是证据可采性规则中的一个证据排除规则，它的基本含义是指用违反法律规定的方法或手段所获得的证据材料是非法的，不具有可采性，不能作为对犯罪人定罪与量刑的依据。这里所称的证据，主要是指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的陈述等言词证据，当然还应该包括书证、物证等实物证据。所谓非法手段，主要是指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非法扣押、非法搜查等其他违法方法。

一、对于非法证据应予排除的原因

（一）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法律形象

以违反法律的方法，如刑讯逼供等手段去进行侦查、收集证据、追诉犯罪，这就相当于以暴制暴，不符合刑事诉讼法中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要求，将会导致刑事诉讼程序丧失应有的客观公正性，这必将严重的损害国家司法机关的声誉，也不利于保障人权。

（二）使司法办案人员在收集证据时的主观心理产生扭曲

在刑事诉讼中，一切与诉讼有关的活动都应当以合法为前提，如果法律不规定采用暴力手段取得的证据是非法的应予排除，那么侦查人员在收集证据时，为了尽快破案，或为追求办案效率，可能会频繁的采用暴力逼取口供的方法，还有的侦查人员认为犯罪嫌疑人都是罪犯，对罪犯，就应该打，打了才会说实话。这样如果长久下去，刑讯逼供就很有可能会成为侦查机关在收集证据时所普遍采用的一种潜规则。这时，如果没有法律的有效规制，则必定会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

（三）运用非法证据来定罪，极有可能会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

我认为，最近几年发生的影响比较恶劣的佘祥林案，赵作海案，都反映出一个问题，即将使用刑讯逼供等违背犯罪嫌疑人意志的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应用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时，即使实体内容再怎么公正，如果程序上违法了，那么必然导致裁判结果的不公正。

关于我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查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刑诉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高检规则》中也有与之相类似的规定。

以上列举的法律法规都仅仅是规定证据严禁使用非法的手段进行收集，但都未规定其程序性制裁的内容。也就是说，由于法律没有规定非法证据必须予以排除，因此在实务界，违法收集证据仍然普遍存在，非法证据仍然被广泛采纳。直到新刑事诉讼法中第五十四条 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证据的，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第五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对于确有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新的刑事诉讼法的出台，无疑是对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使用刑讯逼供等侵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体和精神的非法手段说不。这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上的巨大进步，对我国公民人身权利的规范性保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二、新刑事诉讼法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

（一）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以消除司法工作人员非法收集证据的心理动机

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将那些采用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主要指口供）仍作为定案的根据，致使大部分侦查人员都将刑讯逼供作为快速破案的捷径，从近几年发生的一些案件就可以看出，刑讯方法逼取口供，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甚至成为侦查机关讯问的重要手段之一，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而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从法律层面明确的宣告了非法取得的证据不可采信，从而可以促进侦查人员转变旧观念，并对侦查人员产生一种震慑的效果，使其消除使用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的心理动机，进而通过提高自身素养或增加必须的装备，尽最大努力去合法的收集证据。

（二）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实现刑事诉讼双重目的的需要

刑事诉讼的目的，一个是惩罚犯罪，另一个保障人权。我认为这两个目的之间具有关联性。在保障犯罪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应使其受到客观、公正的与其罪行相适应的惩罚。犯罪证据对于确定谁是真正的犯罪人，以及后续的定罪量刑，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如果证据是采用非法手段收集到的，这难免会使证据的真实性大打折扣。这时，采用真实性不高的证据去证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很可能会导致冤假错案的出现，那么这时，又谈何保障人权呢？如果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司法机关的调查取证行为将受到法律的监督与约束，使其必须在合法的范围内搜集证据，这将使刑罚权的实现过程符合诉讼公正的要求，一个公正的刑事诉讼，也必将会促进人权保障的实现。

（三）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维护法制统一，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要求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我国刑事诉讼法又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这是法律对非法取证行为的明令禁止。如果在实践中仍然允许非法取得的证据作为定案的依据，那么就会使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成了一纸空文，这必将严重的损害国家法治的统一和尊严。另外，我国已经于1988年加入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该公约第1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已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但这类口供可用作被控施用酷刑者刑讯逼供的证据。我国虽然早已批准了这一国际公约，但一直未规定相应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也成为西方国家抨击我国人权保障不力的借口。而现在我国刑事法律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则是对西方国家批评我国人权保障的最强有力的回击。同

时，加强对公民人权的保障，还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任务之一。因此，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实行依法治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篇6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3年8月1日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03年第18次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公开、公平、公正的诉讼活动原则，通过建立举证期限制度和固定诉讼请求制度，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保障双方当事人平等地行使诉讼权利，实现司法程序公正，提高审判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及其他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总结我市实行民商事案件庭前交换证据以来的审判实践，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无正当理由不按期提供证据的或者拒不提供证据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第三条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各区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第一审民商事案件应当在开庭前主持各方当事人将其提供的所有证据进行交换，固定诉讼证据，固定诉讼请求。

基层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一般不进行庭前证据交换，但证据较多的案件、当事人申请交换证据的案件除外。

第四条 被告或第三人下落不明或在答辩状中已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及事实依据即证据明确表示认可的，毋需安排证据交换。但证据交换室应做必要的书面说明。

举证期限届满，仅有原告一方提交证据并已送达给他方当事人的，视为完成庭前证据交换。

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未按期到庭进行证据交换，应视为到庭并已提交证据的另一方当事人或第三人已完成庭前交换证据。

第二章 举证期限与范围

第五条 当事人应当在收到受理案件通知书或应诉通知书或追加(同意)参加诉讼的通知书之次日起30日内完成举证。

经人民法院同意，举证期限也可由当事人协商一致，但约定的举证期限不得超过30日，自被诉方收到应诉通知书之次日起算。

基层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应当指定举证期限，指定的期限一般不超过答辩期。

第六条 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或提出反诉的，应一并提交相应证据。对方当事人可在原定举证期限基础上申请延长5个工作日完成举证。

当事人在答辩期内提出管辖异议的，举证期限重新计算;人民法院依法裁定驳回管辖异议的，当事人应当在接到人民法院生效的民事裁定书之次日起30日内完成举证。

第七条 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法院不再接收，庭审时也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

第八条 当事人的举证范围主要包括：

(一)证明民事法律关系据以发生、变更、消灭等事实的证据;

(二)确定债权债务关系的证据;

(三)证明当事人诉讼主体资格的证据;

(四)涉外(涉港、澳、台)案件当事人主张适用域外法的，应提供支持自己主张的法律依据;

(五)证明案件已由其他法院受理或审理过的证据;

(六)其他应当由当事人举证的证据。

证据的种类及效力依照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第九条 当事人在向法院呈送证据时，应当同时提交证据原件和证据复印(制)件。立案证据由立案人员核对，举证期限内向法院提交证据由证据材料接收室核对，与原件核对无异后应加盖核对章。庭审质证时，当事人仍应出示证据原件。原件应当附卷归档，但当事人确须保留的除外。

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人名单，说明出庭作证的事项，并通知证人出庭作证。

当事人提交的证据为外文书写的，应当附有公证机关或专门翻译机构翻译的中文译本。

第十条 当事人对自己提交法院的证据，应进行分类编订，对证据的来源、内容、证明对象作简要说明，并按证据目录表的要求认真填写。同时按合议庭和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相应份数的证据复印(制)件及证据目录。

第十一条 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确有困难的，应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人民法院提出延期举证申请。人民法院应在接到申请后3日内作出是否准予当事人顺延或另行指定举证期限的决定，并书面通知当事人。但顺延或另行指定的举证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5日，涉外(包括涉港澳台)案件当事人亦同。

延期举证或另行指定的举证期限从准予延期的书面通知送达之日起计算。

在顺延或重新指定的举证期限届满时，当事人仍未能举证的，视为当事人举证不能。但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证据和证人证言除外。

第十二条 当事人递交的延期举证申请书由指定的案件证据交换法官受理、审查和决定。

第十三条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证据，当事人仍应在举证期限内提交法院，但不进行庭前证据交换。需要在庭审时出示的不得在公开开庭时出示或公开质证。

第三章 证据的接收与交换

第十四条 法院在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时，应一并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应载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与要求、举证范围、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的情形、举证期限以及举证不能及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

向被告或第三人送达应诉通知书或参加诉讼通知书时，也应将原告在起诉时提交的立案证据(经核对过的复印(制)件)、证据目录及交换证据通知书一并送达。开庭传票可在证据交换结束时送达。

如已实行案件审理流程统一管理，在排定案件主审法官、合议庭成员、开庭时间、审判法庭、指定书记员的同时，排定证据交换法官和证据交换书记员。未设定专门的证据交换书记员的，由跟案书记员协助证据交换法官完成交换证据的书记员工作。

第十五条 当事人提交证据，由证据材料接收室负责签收，签收时，应按当事人填写的证据目录和提交的证据原件进行核对、注明签收日期，并于次日内移交证据交换室。

未设立证据材料专门接收机构的，由案件指定书记员核对和签收。

第十六条 证据目录具有证据清单，证据收据，记载当事人是否在规定的举证期限内举证、证据交换及固定证据等功能。

第十七条 到庭进行证据交换的日期原则上应安排在最后一方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之日，最迟不得超过三日。

第十八条 庭前交换证据原则上采用当事人双方同时到庭交换方式。对案情简单、证据单一的案件，可以采取送达的方式进行证据交换。

到庭交换证据由立案庭专门负责交换证据的法官(知识产权案件和涉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分别由民三庭、民四庭主审法官)主持到庭的当事人各方按原告、被告、第三人的顺序依次对相互交换的证据进行核对和签收，并记入证据交换笔录。在交换证据时，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证据应当记录在卷，庭审时可不再对此证据进行质证;对有异议的证据，按所要证明的法律事实分类记入证据交换笔录，并详细记明异议理由。通过证据交换，确定双方当事人争议的主要问题。证据交换笔录应经当事人签字认可。

审判庭设有法官助理的，也可由法官助理主持证据交换。

第十九条 当事人收到对方交换的证据后提出反驳并要求提交新证据的，应当即口头或书面向法院提出申请，并在7日内提出新证据。当事人若无新证据的，法院不再安排庭前交换证据;当事人若举出反驳对方新证据的，主持证据交换的法官应安排当事人在新指定的举证期限届满之日到庭进行证据交换，或直接送达给对方当事人。

第二十条 当事人在提交的所有证据材料按照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规定的程序进行完毕，庭前证据交换工作方告完成。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虽在举证期限内向法院提交了有关证据，但未按照交换证据通知书规定日期前往法院参加庭前证据交换的，主持证据交换的法官应将缺席方提交的证据送达给到庭一方当事人。

第二十二条 因交换证据延误开庭日期的，主持交换证据的法官应通知案件审理流程管理机构重新安排开庭时间，并安排证据交换书记员重新送达开庭传票。

第二十三条 庭前证据交换完毕之日起三日内，主持证据交换的法官应指导书记员或由法官助理将已交换的证据按照原告、被告、第三人分别立卷，并将当事人确认的或有争议的证据分类整理和注明后连同案卷其他材料移送书记员处内勤组签收。未设书记员专门机构的，直接移送跟案书记员签收。

第二十四条 基层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后又转为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的，应告之双方当事人有无新的证据需要提交，并指定举证期限，补充新证据的举证期限不超过七日。如双方在举证期限内无补充新的证据，不再安排庭前交换证据，即可重新开庭作出裁决。如当事人补充提交新的证据，在重新开庭前应安排庭前交换证据。

第二十五条 下列证据为新的证据：

(一)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

(二)当事人经人民法院准许延期举证，但确因客观原因在延长的期限内仍无法提供的证据;

(三)因客观原因未能在准许的延长期限内提供且不审理该证据可能导致裁判明显不公的，其提供的证据可视为新的证据。

当事人按照前款规定提供新的证据，应当在一审开庭前或者开庭审理时提出。

一方当事人提出新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对方当事人在合理的期限内提出意见或举证。

第二十六条 当事人举证期限届满后提供的证据不是新的证据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纳。

第四章 调查取证与证据保全

第二十七条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而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的，不得迟于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申请书应载明被调查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住所等基本情况，申请的理由、取证的目的、证据线索、证据的内容和证明对象。

在证据交换或对方当事人提出新的证据时，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反驳证据确需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应当即提出申请。

第二十八条 下列证据，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法院调查收集：

(一)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

(二)因客观原因不能收集的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

(三)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材料。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由证据交换法官审查决定，由法官助理主持证据交换的，须报请主审法官审查决定。符合前条规定条件的，按该条规定进行调查取证;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应在接到当事人申请后三日内书面通知驳回申请。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在收到通知书的次日起三日内可以向受理申请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人民法院应在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5日内作出答复。

当事人申请评估、审计、鉴定的，应在举证期限内提出，由审理案件的独任法官或合议庭审查决定，并按有关规定办理。对双方已提交的证据仍按原定时间进行交换。评估、审计、鉴定报告由主审法官征求当事人意见或庭审质证。

经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可以直接进入庭审，但应在开庭时质证;对未能调查收集到的证据，法院亦应及时告知当事人，并仍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第三十条 应当由当事人负举证责任的证据，法院不得代为调查收集。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互相矛盾，经过质证无法认定其效力的，法院可以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

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的，不得迟于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

当事人在立案期间以及在举证期限内提出保全证据申请的，由立案庭(知识产权案件由民三庭，涉外涉港澳台案件由民四(庭)审查、裁定和执行。

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出保全证据申请的，须有证据证明其事后才发现有此证据。如此时证据交换尚未进行，证据保全按前款规定执行，如证据交换已完成，由主审法官提请合议庭审查、裁定和执行。

被法院裁定保全的证据，可直接进入庭审，但应在开庭时质证。

第五章 诉讼请求的固定和调解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出反诉的，应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向受诉法院提出，超过举证期限要求变更诉讼请求或提起反诉的，法院不予受理。但当事人放弃部分诉讼请求或撤诉的除外。

基层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适用前款规定。

第三十三条 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或者民事行为的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不受本规则第七条、第三十二条规定的限制，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变更诉讼请求，并参照本规则第十一条的规定适当延长举证期限。

第三十四条 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或提起反诉的，对方当事人享有按第六条规定申请延长举证期限的权利。

因变更诉讼请求或反诉提交的证据应另行安排庭前证据交换。因此延误开庭日期的，由主持证据交换的法官通知案件审理流程管理机构重新安排开庭日期。

第三十五条 允许当事人变更诉讼请求和提起反诉的次数仅限为一次。

第三十六条 证据交换前或证据交换期间，双方当事人可自行和解撤诉或要求人民法院出具调解书;双方当事人表示愿意调解的，也可由证据交换法官主持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的，可不继续进行证据交换。在证据交换完毕时，主持

证据交换的法官应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由证据交换法官所在的合议庭成员署名并由审判长签发民事调解书;调解不成的，证据交换法官应安排书记员当即送达开庭传票，直接将案件移交给书记员处内勤组或跟案书记员，由主审法官按照原定开庭日期开庭审理。调解应遵照《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加强民商事案件调解工作的指导意见》执行。

第六章 当事人在二审、再审程序中举证的处理

第三十七条 在第二审程序中，当事人如果向法院提交新的证据旨在请求变更或撤销原审裁判的，必须在二审开庭前或开庭审理时提出，二审不需要开庭审理的，应当在二审到庭调查前或调查时提出。双方当事人对新证据应当进行质证。

二审程序中的新的证据包括：一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当事人在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前申请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未获准许，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准许并依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证据。

第三十八条 基层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案件未安排庭前交换证据，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二审法院可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重审。

重审时应安排庭前交换证据。

第三十九条 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以一审未安排庭前交换证据为由申请再审的，经审查认定一审按普通程序审理案件未安排庭前交换证据即作出裁决，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应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予以再审。但未经以此证据和理由提出上诉即申请再审的除外。二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在二审期间未对一审法院适用普通程序但未安排庭前交换证据提出异议的，不得以一审法院未安排庭前交换证据为由申请再审。

第四十条 裁判生效后，对于当事人提出新的证据，申请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对其所提供的证据进行认真审查，如果确属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进行再审：

(一)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确因客观原因无法举证，而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举证未获准许的;

(二)当事人经人民法院同意延期举证但确因客观原因仍未能举证的;

(三)当事人在原审已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人民法院未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或者经人民法院调查取证仍未能调取证据的;

(四)原审庭审结束后新发现的证据。

经查不属上述情形之一的，视为当事人已放弃举证权利，由其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第四十一条 由于当事人的原因未能在指定期限内举证，致使案件在二审或者再审期间因提出新的证据被发回重审或者改判的，原审裁判不属于错误裁判案件。一方当事人请求提出新的证据的另一方当事人负担由此增加的差旅、误工、证人出庭作证、诉讼等合理费用及由此扩大的直接损失，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 本规则于二00三年八月一日起施行。原《深圳市法院民商事纠纷案件庭前交换证据暂行规则》不再执行。本规则施行前受理的一审民商事纠纷案件不适用本规则。

第四十三条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不适用本规则。

第四十四条 本规则没有规定的或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相抵触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篇7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首次展现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民事诉讼中首次得到体现是在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取得的资料不能作为证据适用的批复》 (以下简称《批复》) 中, 该《批复》中明确规定“证据的取得必须合法, 只有经过合法途径取得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依据。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私自录制其谈话, 系不合法行为, 以这种手段取得的录音资料, 不能作为证据适用”。这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第一次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判断标准。较之前我国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空白状态这是极大的进步, 是对证据合法属性的充分肯定。体现了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在公正和维护当事人权益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一) 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进步

随着我国民事诉讼证据领域法律规定的进一步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民事诉讼领域也取得了更显著的进展。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又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证据规定》) 。这一规定在弥补《民事诉讼法》缺陷的同时为我国诉讼证据运用和排除提供了指导。虽然我国仍未建立起完整的证据体系制度, 但在《证据规定》中体现了相关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要求, 对民事诉讼的有效开展起到了重大指导作用。

《证据规定》第68条明确规定“以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方法取得的证据, 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条批判性的继承了《批复》关于证据合法性的相关规定。跟1995年的《批复》相比, 该《证据规定》更系统, 更合理。它扩大了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 表明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适用于视听资料中。该《证据规定》第68条重新明确了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即侵犯他人合法权益或者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 这就是使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际操作中更明确更规范。

二、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状

虽然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发展尚不完善, 但其也体现了保障人权、司法公正的目的。弥补了我国之前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空白, 体现了追求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统一, 也有利于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由于发展起步晚, 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有进步的同时也显现了一些不足之处。

随着我国民事诉讼审判实践的发展和证据规则内容的完善, 1995年的《批复》中的缺点逐渐显现出来。如对于合法的判断标准过于严格, 将未经对方当事人同意的证据全都排除在民事诉讼采纳的证据之外使得一些证据材料失去了应有的价值等方面。随着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定》的出台《批复》失去了法律效力。

现在我国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最主要就是于2002年4月生效的《证据规定》, 虽然较之前的《批复》在非法的界定方面取得了进步, 但这一规定显得过于简单宽泛, 没有关于“合法权益”的具体规定, 这使得规定欠缺操作性。

其次《证据规定》对于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方法的表现形式也缺乏规定。实践中有可能因为审判人员的认识不同而导致错判的发生。同时该条文中表述的规则尚未设置例外规定, 使得所有违法证据被不分情况的完全排除在案件的适用之外, 这是不符合立法发展需要的。此外, 该《证据规定》中只简单的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而尚未对法官自由裁量权作出规范, 不利于诉讼程序的公正进行。

三、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建议

(一) 制定和完善证据立法

非法证据的排除是关系到当事人重要权利和义务的问题, 通过司法解释来确立缺乏足够的严肃性, 况且由于形成的非公开化、非程序化和非辩论化, 司法解释也往往不能保证其解释的科学性。

证据制度作为民事诉讼的核心内容, 仅仅有不系统的司法解释来规定是不能满足诉讼要求也是不符合法律发展趋势的。同时, 以立法形式来规范民事诉讼证据规则, 可以更好的指导司法实践中法律的适用, 也能更好的彰显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重要性, 还有利于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体系在我国的完善和发展。

(二) 细化明确非法证据的判断标准

首先, 应从立法上进一步明确法官自由裁量权及侵权和违法的判断标准。《证据规定》仅表明取证不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不能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而实践中可能出现没有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但却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所以有必要以立法形式明确在诉讼中需要排除适用的证据。同时, 由于我国实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 诉讼中法官处于中心地位, 但是操作中各法官的专业水平和理论观点不可避免的存在差异, 因此制定相关的立法规定对法官自由裁量权作出引导和规范也很必要。

其次, 立足于我国目前的国情和法律发展现状, 应在民事诉讼领域制定相关的非法证据排除例外规定。应该综合证据的价值、诉讼目的和利益权衡之后再根据具体案件情况决定是否完全排除非法证据的适用。因此, 我国可借鉴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做法, 在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同时制定相关例外规定, 如必然发现的例外及善意的例外等。科学合理的规定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并区分不同的情况, 决定是否排除非法证据;在保障人权和利益权衡的基础上建立非法证据的绝对排除规则和相对适用结合的证据制度, 才能使案件真实能得到更好的反应, 使当事人权益得到最公正的维护。

(三) 从司法人员和实践上完善

根据我国立法规定法官拥有独立审查判断证据的权利, 要求法官依法全面、客观、真实的审核证据。要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展的现状也不能忽视了司法的发展。首先就是要注重提高司法人员的专业水平, 在任用审判人员时应要求更全面更严格, 注重法官的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同时也可以赋予法官更广泛的自由裁量权, 使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具有灵活性。

要建立和完善民事诉讼审判中的利益权衡机制, 使法官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又指导法官正确的取舍运用证据。使得每一份对诉讼有证明价值的证据都得到良好的运用。此外, 在指导当事人取证的同时可以在规范司法人员的基础上赋予当事人充分的权利, 可以制定相关的制度使当事人在法院专业人员的指导下行使证据异议权。

(四) 从社会制度和举证人员上进行规制

为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创造一个良好的运行环境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展的前提, 除了立法和司法上的完善, 社会制度的完善也是必不可少的。在社会中普及法律知识, 使得人们有法可依并树立有法必依、遵纪守法的思想和作风也是一个重要方面。

当事人向他人收集证据时, 采用的方式、手段可能会违反法律的规定或侵害他人合法权益。因此, 强化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权利并以司法权及相应制裁措施为后盾, 同时明确对举证主体、举证责任的分配及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方法的要求, 也是完善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方法。

规范提供证据的主体不仅是指诉讼中的当事人, 应该也将提供言词和物证的证人纳入立法中调整的举证人员范围。这样才能使进入诉讼的证据更具有价值和真实性。当然, 在规范当事人行为的同时也有必要保证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权利。

四、结束语

作为民事诉讼的重要证据规则之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疑对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有重要意义。就我国来说, 虽然目前要建立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会比较艰难, 但是通过不断的进步,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经有了发展的基础和平台。因此, 我们要立足于我国法律发展的现状和国情, 制定适合我国民事诉讼发展现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使我国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立法和审判实务中不断完善, 更好的实现保障人权和维护诉讼公正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张榕主编.证据法[M].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7.

[2]江伟主编.证据法学[M].法律出版社, 1999.

[3]黄松有主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与[M].法律出版社, 2006.

[4]司法解释适用指南编写组编.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适用指南[M].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6.

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 篇8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正义；实体正义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

要想准确界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需要先了解非法证据这一概念。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违反法律规定而取得的证据就是非法证据。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是要求法院在审判案件的时候把此类证据予以排除，不得采用不得作为定案量刑依据的一种制度。具体分为言词和实物两大类，前者是指侦查机关采用违法的方式比如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的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或陈述。后者指的是侦查机关在办案过程中违反法律规定用扣押等方式而获得的实物证据。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作用

非法证据排除是法治建设过程中追求程序正义的一个体现，用程序正义保证背后的实体正义，这就是确立非法证据规则的目的。其具体作用有：

（1）是对国家公权力的一种限制。确立此规则为了达到国家打击惩罚犯罪和维护公民个人权利的目的相统一。膨胀是权力的天性必须加以限制，国家权力也是一样。司法机关如果滥用权力为了打击犯罪而非法取证或强迫犯罪嫌疑人供述，那么不仅会导致个案的不公出现冤假错案，还严重的损害了国家的公信力危害到社会的稳定和人民对法律应有的敬畏，进而会对法律产生不信任甚至敌视。

（2）具有保障人权的作用。在现实实践中，公民的基本权利在公安侦查机关调查案件和收集证据的过程中是最容易受到侵犯的。而法律明文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侦查人员的具体限制，确保了在个案中公民的权利受到最大程度的保护，所以这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

（3）确保了实体正义。程序正义是为了获得实体正义，我们无法完全还原已经发生的整个案件事实，只能通过证据进行推导尽可能的做出公正的判决。但是办案的程序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必要前提，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提升现实中判决的公信力。也体现了我国刑法中疑罪从无的基本原则。

（4）维护了法律权威。法官在审判案件的时候要站在中立的位置，对公诉方或者被告人都必须做到平等对待，严格依据现有的证据还原案件事实从而做出公正的判决。对非法获取的证据应该不予采纳，决不让非法证据干扰到司法公正干扰到定罪量刑，坚决予以排除。这样不仅取得了个案的公正，维护了当事人的权利和社会秩序，更是维护了法律的权威。

三、在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暴露出的问题

（1）对非法取证这一概念规定的不够严谨。虽然新修改的刑诉法确定了非法证据包括言词和实物两个部分，但对于其具体的划分不够细致，致使司法实务中出现混乱。例如新修改的刑诉法对非法言词证据的获取手段表述为“刑讯逼供、暴力或者威胁的手段”。而没有对使用一般违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加以规定，尤其是还存在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获取证据的情况，这就更加难以认定了。

（2）没有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權。在我国新刑诉法中虽然明确规定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条文，但在刑诉法中同样规定了犯罪嫌疑人面对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讯问具有如实回答的义务。两个相矛盾的规定导致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导致了公安机关侦查破案对口供过于依赖。

（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际操作欠缺制度保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在法律中被明文规定也符合现在诉讼的基本原理，但是在我国侦查获取口供的方式具有秘密性，使得在庭审过程中法官很难对公诉方提起的口供做出非法口供排除的决定，并且在对于非法口供的审查上主要是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所以非法证据排除的实际运用过程不尽如人意。

（4）实践中出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滥用的现象。因为在诉讼中申请非法证据排除的要求太低，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有的犯罪嫌疑人针对合法证据故意提出排除要求，增加诉讼成本混淆视听，以期达到排除合法证据的目的，并且大量补正证据的适用也削弱了法律的严肃性，造成负面的社会效应。

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建议

（1）明确非法证据的界定和排除的范围。对于非法证据的界定应该明确，防止产生歧义而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应该予以扩大可以引进毒树之果理论，即利用非法证据而获取的其他证据也应当予以排除不作为定案量刑的依据。

（2）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沉默权与无罪推定、举证制度等一起相辅相成共同发挥作用保护人权维护正义。刑诉法应该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权保持沉默，与现有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相结合，保证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并且还可以促进侦查方式的改进，改变以往公安机关过度依赖口供的现象，沉默权的确定是限制刑讯逼供的保障，促进了诉讼正义，减少了非法证据出现的可能性。

（3）确立讯问时律师在场权制度。我国目前还没有确立在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律师在场的制度。为了更好的保护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权利，防止犯罪嫌疑人受到刑讯逼供或者被暴力相威胁，应该让其律师在场。这样既保证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确保了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取得的口供的合法性，避免了开庭审理时双方对是否排除口供证据的争议。

（4）严格控制非法证据排除和证据补正制度的相关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有办案人员利用大量的证据补正程序的出现制造虚假的证据。所以应该严格控制证据的补正和解释，明确只有存在程序性的瑕疵才可以适用证据的补正制度，以次来保证司法的严肃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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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余为青、孙朝伦.非法证据概念辨析及其排除范围界定[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15（3）

[3]章艳虎.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疑难问题解析[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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