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现有证据规则来看,特别是随着新刑事法的修改,审判方式的转变,我国的仅有的几个刑事证据规则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司法实践的需要,其主要存在以下缺陷:
由于立法缺乏规范和权威性,造成各部门对相关法律的理解存在差异,甚至因为部门利益影响到证据规则的应用,例如在庭审中被告人提出有刑讯逼供现象,此时的被告人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很难自身找到证据证实,各司法机关之间可能存在互相推诿的现象,常常是难以确定责任主体,同时影响了各机关之间的工作关系,并给司法机关的权威性带来损害。(3)
但其生存环境不容乐观,这与有立法权限的各机关利益有关,机关利益给所立之法烙上印记,使机关所立之法间未能保持一致性,甚至存在矛盾。此外,国家对证据规则改变带来的经济负担也出现一些力不从心的局面,如给予出庭证人餐补、交通补及误工补贴等难以保障,这导致证据规则难以最终实现。(4)
构建我国刑事证据规则必须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国外许多证据规则经长期的实践具有很高的可操作性,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立足于本国实际情况予以借鉴。
所谓传闻证据,顾名思义是言辞证据,具体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传闻证据,直接感知陈述,一般是案外人直观陈述本人所感知的案发过程,此类证据大多在侦查阶段已有收集并巩固。另一类传闻证据,主要是间接感知陈述,大多是作为辅助证据使用,该证据的提供方主要是转述直接感知者所感知并透漏出来的案件事实,该类证据由于证明力较低,大多是在庭审阶段作为补充的证据加以采集和补充。传闻证据法则一直反对声音较大,最主要的理由在于该证据的使用剥夺了控辩双方质证原始人证的权利,有违对抗制诉讼的格局和直接审理原则。裁判者在没有直接听取原始人证陈述的情形下,难以通过陈述的环境和条件、陈述的内容和陈述时的态度、表情、姿势等各方面情况对陈述的真实性进行审查,比较容易陷入误导和错误之中,最终导致误判。
所谓相关性规则,显而易见,就是说刑事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必须要具备一定的关联性。相关性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实质方面的关联,二是证明效力的关联。这表明,证据必须能够对案件中实质性的争议产生足够的证明效力,只有具备了这一点,才算具备相关性。相关性规则的确立,无异于将大量杂而无用的证据排除在外,对精简审判流程、规范证明效力、节约司法资源有较大的优势。(6)
所谓,自白任意性规则,学术界又称为非任意自白排除规则。这是站在人道主义角度加强对刑事被告人的保护,该规则要求只有被告人在意志自由的情形下做出的言辞证据才具备证据效力,任何缺乏任意性或任意性遭质疑的口供都应当排除。自白任意性规则在反对刑讯逼供等方面具有较大的进步性。同时,在法治不断健全的现在,尤其是律师等辩护人制度日益规范的今天,自白任意性规则反对所有强迫取证或剥夺被告人有权权利获取的证据,是具有一定前瞻性的。如在讯问被追诉人时,被追诉人有权保持沉默,并有权申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此时如果以剥夺被追诉人的权利所获取的口供,该口供不具有证明力。当然,目前这一规则主要被英美法系采用,大陆法系虽严禁采取非法手段取证,但并不认可该规则。
所谓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在刑事中,通过违法搜查、扣押的物证一律不得作为定罪量刑证据加以采用。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人权的保障和抑制违法侦查行为,从而达到一个程序正义的法律效果。但这大大增加了侦查成本,事实上,最早提出并采取该规则的美国,由于犯罪率长期居高不下和破案率常年低下,后来不得不放弃,继而增加“最终或必然发现的例外”和“善意例外”两个例外规定来弥补其不足。(7)
所谓意见规则,实践中称为意见排除规则。该规则的确立主要是对证明人证言进行限制。证明人只需回答他看到的,听到的,而猜测或推敲出来的意见一般应当排除。这体现的是证据的客观性。当然,也有例外。如专家证人意见。
所谓最佳证据规则,主要是针对证据的证明效力而言。众所周知,一手原始证据所能反映和还原的事实始终比间接证据要强的多,原件的证明效力要优于复制品,在诉讼中如需此类材料内容作为证据时,应提交该类材料的原件。
我国刑事法规定,犯罪嫌疑人有权拒绝回答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法官在庭审过程中,也应制止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与案件无关的发问。这是关联性规则在司法工作中的体现。新时期要强化关联性规则,要求在侦查阶段、庭审阶段,除了一些必要的引导性问题,之外的一些与案件无关的问题应避免讯问,即有利提高效率,更重要的是保护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
所谓违法证据排除规则,主要是指在刑事中应当排除那些通过非法搜查和扣押获取的物证的规则。(8) 当前,我国对非法证据采用性持否定态度,就其价值取向上看,我国更侧重于程序正义。据统计,从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犯罪率总体上呈不断上升趋势,特别是青少年犯罪越来越多,在这严峻的形势下,我国立法价值取向应当注重程序、实体平衡兼顾,不可偏颇,易言之,在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可采取相对限制排除,对某些仅是取证手续不完备、程序不合法的证据,但案件事实清楚的案件,根据具体情况,为保障实体正义可酌情采用;而对一些采取刑讯逼供、威胁等手段所取得的证据,出于程序正义方面考虑,一般不予以采纳。
摘要:刑法修正案(九)修改以后,我国刑事审判方式已经朝着“控辩式”迈进了新的一步。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我国刑事证据规则在立法上规定过于粗疏,缺乏体系性,在理论上研究缺少归纳、整合,过于分散,在认定和采信刑事证据方面仍存在一些不足。笔者立足国内外主要刑事证据规则,立足于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现状,反思其不足,总结审判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规则构建的设想。
关键词:刑事,证据规则
1张宗显.浅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构建[EB/OL].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法院网,2012-05-03.
2张宗显.浅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构建[EB/OL].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法院网,2012-05-03.
3张宗显.浅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构建[EB/OL].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法院网,2012-05-03.
4张宗显.浅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构建[EB/OL].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法院网,2012-05-03.
5龙宗智,李玉花.论我国刑事的证据规则[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7(2).
6林顿.世纪审判[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6:99.
7张宗显.浅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构建[EB/OL].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法院网,2012-05-03.
8龙宗智,李玉花.论我国刑事的证据规则[J].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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