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制度

简析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制度（精选5篇）

简析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制度篇1

一、刑事被害人简介

所谓刑事被害人，即指犯罪行为危害结果的承担者。危害结果形式多样，包括物质或精神、有形与无形、抽象与具体的损害。

我国在定义被害人时，绝大多数提到被害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遭到损害，很少提及精神损害。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2002年7月11日通过、同年7月20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中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在该刑事案件审结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条规定十分明确，我国立法不支持对刑事犯罪提起的精神损害赔偿。另外，在没有抓到犯罪嫌疑人，或者没有被逮捕、起诉或被判罪行的情况下，被害人得不到任何的补偿，这也是我国法律中的不足。

二、我国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制度的不足

我国于2013年1月1起日新实行的《刑事诉讼法》加入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体现了宪法的基本原则，体现程序法立法的重大进步。但是就实际情况来看，《刑事诉讼法》具体条文的规定，更侧重于保障嫌疑人和被告的诉讼权利，在被害人人权的尊重和保障上仍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根据《刑事诉讼法》总则第14条规定的精神，公检法机关应当保障所有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利和其他诉讼权利，该条明确指出要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的诉讼权利。而根据第106条的规定，其他诉讼参与人并不包括作为当事人的被害人。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障在总则规定里被排除在外，奠定了诉讼权利的保障向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倾斜的基础。具体来说，该法对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的不足体现在：

（一）被害人无法获得法律援助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如果犯罪嫌疑人有以下三种情形而未委托辩护人：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经济困难的；盲聋哑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以及有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等原因所致未能委托辩护人的，根据不同的情形有不同的援助措施。第一种情形，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

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有第二和第三种情形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由此可见，犯罪嫌疑人在特殊情况下，有从法律援助机构获得指定辩护的权利。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时，有权委托辩护人的主体范围拓展到监护人和近亲属，更加保障了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是《刑事诉讼法》的重大进步。但是《刑事诉讼法》依然没有明确规定被害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同样需要保障，没有明确规定属于立法上的缺陷。

（二）被害人精神损害求偿遭到否定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9条的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申请民事附带诉讼的前提是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由此被害人请求附带民事赔偿的范围被仅仅局限于物质损失的范围内。但是，众所周知被害人遭受犯罪行为侵害后，不仅会在物质上受损害，精神上更会遭受巨大痛苦。我国法律赋予民事诉讼被侵权人精神损害求偿权，而损害较重的刑事被害人却不享有此权利。本文上述提到的司法解释依然现行有效，从司法操作上彻底否决了刑事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被害人精神损害无法得到赔偿，这是刑事诉讼法人权保障上的一种缺失。

（三）刑事被害人公诉转自诉成功率低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04条的规定，刑事案件由于情节轻微公检机关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被害人如果认为财产权利被侵犯的行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申请将案件公诉转自诉的，必须自己提供证据证明，法院才能以此受理公诉转自诉的案件。根据该条规定的精神，被害人的诉权得以扩大，从立法层面保护了被害人的诉权完整，有助于其诉权的保障。但是，公诉转自诉如果要被法院受理，有一个门槛性的约束，就是被害人应当自己提供证据，自己付举证责任。这样被害人的自诉成功率大打折扣。因为被害人举证能力较低，要么没有收集证据的意识，要么所收集的证据证明力极低，法院受理时不予采信。直接导致刑事被害人起诉的结果，可能会被法院以证据不足而驳回自诉。由此可见，被害人的此项诉权在司法操作的过程中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

（四）被害人的上诉权无法保障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18条的规定，刑事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不服一审

判决提出抗诉的，需要自收到判决书后五日以内请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检察院自收到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后五日内做出是否抗诉的决定并答复。根据该条精神，刑事被害人如果对一审判决不服，并不能直接向法院提起上诉，而是首先需要向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申请，由检察院决定是否符合抗诉的条件，是否向法院提起抗诉。由于作为公诉机关的检察机关与作为公民个人的被害人相较，利益总有冲突的地方，刑事受害人的抗诉申请并不能都会得到肯定的答复。司法实践中众多的“冤案”证明了这一点。例如，浙江省张氏叔侄因强奸杀人罪于2004年被判重刑，狱中张高平不停地向检察院写申诉材料，终于2012年12月再审被宣告无罪。由于对被害人申诉规定的不完善，导致正义晚来了八年。又如，河北省聂树斌案，受害人一方和被害人一方的多年的申诉未能得到肯定的答复，导致检方说无罪，律师说有罪的怪现象。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才决定将该案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查。然而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告人、自诉人和他们的法定代理人不服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第一审的判决裁定的，有权用书状或口头向上一级法院上诉。由此可见被告人的诉权保障更为充分，在实际中更易于实现，而刑事被害人的诉权的实现需要经过更多的程序。

三、完善我国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制度的建议

（一）建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

国家需要从立法和制度的层面上构建法律援助制度，切实保障受害人享有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同的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保护其诉讼利益在司法实践操作中得以实现。为了改变目前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不足的现状，可以首先从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角度出发，做到以下几点：

1.完善法律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赋予刑事被害人法律援助权，使受到犯罪侵害的被害人，无论是否立案、犯罪人是否死亡，不影响申请；规定法律援助的条件、法律援助的时间，规定在侵害发生，被害人遭到伤害时，而不是被害人在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阶段和法院审判阶段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另外还要详细规定法律援助的内容，包括诉讼费、律师费、鉴定费等，使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缓交、免交或少交。最后应规定完善的法律援助的程序。

2.建立指定代理制度。在我国被告人向有指定辩护权，但是被害人没有被赋予指定代理的权利。因此，为了使被害人权利与被告人权力平衡，应当给予被害

人指定代理的权力。被害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代理人的；被害人已经死亡，其法定代理人或其近亲属不能参加诉讼而没有委托代理人的；被害人因生理或者精神原因不能出庭的而没有委托代理人的，有关机关为其指定。

（二）完善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

刑事被害人除了物质财产遭受损失，涉及到的精神损害同样也应受到重视。事实上与民事诉讼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相比，刑事案件中被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更为严重。民事侵权案件中已经构建起较为完善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刑事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在制度构建上仍然是空白。今后为了更好地保障刑事被害人的利益，建立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已经刻不容缓。

刑事被害人精神损害制度的构建可以参考《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侵权责任法》中构建的精神损害赔偿体系，当刑事被害人所遭受诸如健康权、身体权以及侵害被害人人身自由权的犯罪案件，以及侵犯死者人格利益的犯罪案件等人身权益受到犯罪行为侵害造成严重精神损害时，刑事被害人以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可以依照侵权责任法有关精神损害的规定另行提起要求被害人承担赔偿精神损害损失的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三）完善被害人上诉的权利

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犯罪嫌疑人、被告方和刑事被害人的诉权并不对称，犯罪嫌疑人和被告的诉权在法律框架构建上更为健全，在司法操作中更容易实现。而如果刑事被害人对一审判决、裁定不服，只能通过向检察院申请，由检察院决定是否进行抗诉。然而由于双方利益的不一致，被害人的申诉成功率较低。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被害人来讲，这样的规定有违法律公正。完善被害人的诉权能够充分保护被害人的利益，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完善被害人诉权也能够使其与犯罪嫌疑人、被告的诉权对称，使双时享有对称的诉权，体现平等的原则。

赋予被害人上诉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制度设计。首先，将与被告人相同的诉权赋予刑事被害人，使二者享有对等的诉权。第二，在保障刑事被害人上诉权的同时，完善现行的上诉人申诉制度，规定刑事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等在法定期限内向检察院法行使抗诉权。同时，为了在保障被害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不偏

简析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制度篇2

1 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

刑事被害人所遭受的损失, 有些可以通过附带民事诉讼解决, 更多的则是附带民事诉讼所不能解决的。由此, 犯罪导致的被害人死亡、伤残及其经济损失, 往往因犯罪人无力赔偿致使被害人承受无限期的被害延续。目前, 我国尚无有关对被害人实行国家补偿的立法, 因而, 被害人获得补偿尚未获得法律与制度化的保障。有鉴于此, 我国应建立被害人补偿制度, 给被害人以必要的抚慰与补偿。结合我国的司法实际, 被害人获得补偿一般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第一, 必须无法从被告人处或其他途径得到补偿;第二, 必须是严重暴力犯罪致使被害人受到生命、健康方面的损害;第三, 被害人对自己被损害的结果不承担或者承担很少的责任, 但如果被害人是未成年人、老人、基本或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 国家应当根据其生活来源状况, 给予适当补偿, 而不考虑其责任大小;第四, 必须是及时报案, 并且与司法机关积极合作。

2 建立被害人社会援助制度

刑事案件中, 被害人遭受的不仅包括物质损失, 还包括精神损害, 仅用赔偿的方式无法从根本上弥补、平复被害人所遭受的精神创伤。由此, 有可能导致被害人脱离社会自我封闭的心理倾向, 因此, 建立完善的社会援助制度尤为必要。建立被害人服务机构, 如“被害人医疗中心”、“被害人心理咨询中心”等, 为被害人提供心理咨询或医疗服务, 针对一些特殊的被害人, 如性犯罪的被害人、老年被害人、少年被害人, 更应当成立专门机构为其提供细致的人文关怀和精神诊疗。建立完善的社会援助系统, 《宣言》对此亦有具体规定。在整个法律过程中, “受害者应从政府、自愿机构、社区方面及地方途径获得必要的物质、医疗、心理及社会援助。应使受害者知道可供使用这些服务和援助”。为了确保被害人得到适当的和迅速的援助, “应对警察、司法、医疗保健、社会服务及其他有关人员进行培训, 使他们认识到受害者的需要, 并使他们对准则有所认识, 以确保适当和迅速的援助”。

3 建立辩护律师代为询问制度

从被害人学角度看, 被害人遭到犯罪的侵害是第一次受害, 在诉讼过程中受到的制度性侵害是第二次受害。在司法实践中, 被告人经常借盘问机会让被害人反复回忆遭受犯罪侵害的情况, 特别是性犯罪的审判尤其如此, 这就给被害人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有鉴于此, 英国法律规定, 对于性犯罪中的被告人实行强制辩护制度, 即当被害人出庭接受盘问时, 被告人本人回避, 由其律师代行对被害人的盘问。这样律师在盘问时, 会注意盘问的方式、问题涉及犯罪内容的广度和深度, 以避免给被害人造成新的伤害。这种对被害人二次伤害的情形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屡见不鲜, 在庭审过程中, 上述做法我们可以借鉴。再者, 对有些被害人, 我们可以不要求其亲自到法庭去接受盘问, 而通过闭路电视回答问题, 以减少对被害人的精神伤害。另外, 检察人员在询问、听取被害人意见, 追究、揭露、控诉、打击犯罪的同时, 也应当考虑到被害人的身心健康和心理承受力, 从保障被害人角度, 在询问态度、工作方式上注意对被害人身心的保护。

4 应当赋予被害人上诉权

1958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对判决不服可否提起上诉问题的复函》中对公诉案件的被害人上诉权予以了认可, 但是1979年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赋予被害人上诉权。而实际上, 赋予被害人上诉权是符合我国刑事诉讼目的的。我国刑事诉讼的目的是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被害人是犯罪活动的直接受害者, 已经受到精神上、身体上、心理上、物质上的极大损伤, 如果被害人对判决不服而不能行使上诉权, 那就于情于理都是对被害人权利的再次伤害, 其心理自然难以平衡, 为其以后对不合法的冲突解决方法的选择埋下了隐患, 这不利于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

5 完善被害人对不起诉案件、撤销案件的监督制度

刑事诉讼法第170条第3项规定: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 被害人可以提起自诉。被害人作为刑事诉讼当事人有权及时了解案件的进展情况, 及时收到有关的诉讼文书。包括:公安、检察机关的不立案通知书、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书、撤销案件决定书。但公安、检察机关的有关规定对此未予以明确。为了保障

(上接340页) 有关。剩余污泥排放量偏小时、污泥沉降比上升, 进水量会增大、沉降比会降低。

SVI:判断活性污泥的沉降性能。

生物镜检:据原、后生物钟属和数量、可大体上判断出污水净化的程度和活性污泥的状态。

4反映污泥环境和营养的项目:水温、PH、氮、磷

水温:好氧活性污泥微生物能正常生活活动的最适宜温度范围15~30℃

PH:活性污泥微生物的最适宜PH值为

氨氮和磷:理论上微生物对氮、磷需要量按

实际上曝气池进水中氨氮和磷酸盐的含量被害人对此类案件的起诉权, 完善被害人对此类案件的监督, 立法或有关司法解释应当明确将撤销案件决定书的副本送达提出控告的被害人。在司法实践中, 有时还会出现办案机关对被害人提出的控告是否立案长期拖延不作决定或者故意不向被害人送达不立案通知书的情况, 致使被害人无法及时提起自诉。基于被害人的刑事诉讼当事人诉讼地位, 公安、检察机关应及时向被害人送达有关法律文书。凡涉及被害人利益的处理情况应当以书面形式及时通知被害人, 以便被害人申请复议、申请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 直至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

6 应当完善协助诉讼制度

一般情况下, 被害人是案件的知情人, 能够提供线索和证据, 其积极的协助作用能够促使办案人员少走弯路。而且, 其协助诉讼意识的增强, 也有利于协调其与公诉人之间的关系, 使被害人及时地最大限度地了解案件诉讼情况, 树立证据意识, 理解诉讼的规律和要求, 以避免被害人因对依法作出的诉讼结果不理解而提起无谓的申诉。此外, 我国刑事诉讼的客体是案件事实和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法律规定辩方向被害人调查取证时除须征得法院或者检察院的同意外, 还须征得被害人的同意, 如果被害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调查取证, 无疑对查明案件事实和确定被告人刑事责任都极为不利, 也有损于司法公正和效率。

7 应当赋予被害人最后陈述权

法律为了切实保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赋予了被告人最后陈述权。相应地, 法律也同样应该赋予被害人这一权利。因为经过了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庭审阶段的诸多活动之后, 被害人对案件也应该有了更多的了解和更深的理解, 对诉讼结果也有自己的看法, 所以应当允许被害人获得这一和被告人平等的诉讼权利, 在最后阶段也有机会表达其对整个诉讼的评论。

分别为10mg/L和5mg/L, 即可满足微生物对氮、磷的需要。

结果与讨论:

大庆市东城区污水处理厂通过对常规项目的监测, 指导工艺运行, 总结经验, 保证出水水质达标排放。

摘要：如果对被害人权益问题处理不当, 就可能引出新的社会矛盾甚至于新的报复性犯罪, 因此, 有必要从健全我国诉讼法律制度出发, 重视完善我国被害人权利保障制度。

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问题研究篇3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陈述权；法律援助；上诉权

一、刑事被害人概念

刑事被害人是指人身、财产或其它合法权益遭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作为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被害人，是刑事诉讼启动因素之一，与被告人一样都是刑事诉讼应予尊重和保护的中心人物，其权利也是完全独立且不可代替。

二、被害人诉讼权利的立法缺陷

（一）被害人没有最后陈述权

为了确实保障被告人合法权利, 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192条规定：“……审判长在宣布辩论终结后, 被告人有最后陈述的权利。”据此, 被告人在合议庭判决形成之前, 仍有最后影响判决的机会和权利，但作为对等的当事人，被害人却没有对等的机会。

（二）法律没有赋予被害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

新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34条专门规定了以指定方式对刑事被告人进行法律援助, 即公诉人出庭的案件, 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 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 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人民法院可以或者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辩护,司法部和最高人民法院为此发布了《关于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联合通知》, 对被告人的法律援助作了详细规定。这些, 都把被害人完全遗忘了, 有违法律援助平等保障公民权利确实实现的宗旨, 对于处于弱势地位, 无力聘请诉讼代理人而且精神和物质都深受重创的被害人是非常不公正的。

（三）被害人没有独立的上诉权, 与其当事人地位不符

上诉权作为救济性的诉讼权利, 是当事人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缺少它, 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残缺的。刑事诉讼法修改时, 考虑到公诉案件的特定性质, 仍然没有赋予被害人上诉权, 对于第一审判决不服时, 刑事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或者其辩护人、近亲属经被告人同意, 有权提出上诉, 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却仅能请求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相比之下, 对被害人来说, 立法尚欠公平。作为诉讼当事人又不享有当事人享有的基本权利——上诉权, “实为一般立法例之特异现象。”立法上的自相矛盾, 使得被害人作为诉讼当事人在一定程度上名不副实。

三、完善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制度

(一)增加被害人相关诉讼权利

应当在相关法律法规中增加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例如规定适用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应由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并应征求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以及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 赋予被害人程序的选择和决定权；法庭辩论终结，被告人最后陈述后，赋予被害人最后陈述的权利，被害人既有权提出新的事实或证据，也有权向法庭提出对被告人判决的意见，供合议庭评议时参考；此外，增加将起诉书副本送达被害人的规定，以便被害人在法庭上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 更好地行使对犯罪的追诉权,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建立被害人法律援助制度

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以法律化、制度化的形式, 为某些经济困难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或者减费的法律帮助, 以保障其利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制度。它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司法救济制度, 不仅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 对被害人也应该适用。联合国《为犯罪行为和滥用权力行为的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对此作了明确要求。建立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法律援助制度相对应的司法援助制度, 使无力聘请诉讼代理人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能够在物质和精神都受到重创的状态中, 获得司法上的救济, 有利于维护诉讼公正与效率。

（三）赋予被告人独立的上诉权

赋予被害人上诉权是世界许多国家的通例, 也为世界刑法学会所确认。法国、德国、瑞典等国的刑事诉讼法都以不同形式赋予被害人上诉权。瑞典刑事诉讼法中就规定了, 被害人对检察官不上诉的判决, 可以上诉；早在1958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对判决不服可否提起上诉问题的复函》中曾对公诉案件的被害人上诉权予以了认可, 但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又出现了历史性的倒退, 没有赋予被害人一方上诉权，直至2011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依然没有提及赋予被害人上诉权。赋予被告人独立的上诉权, 是被害人控方当事人诉讼地位的需要, 是刑事救济正当性

原理的要求, 也是实现被害人人权与被告人人权保障平衡之所需。由于公诉人所追求的利益价值和被害人的利益不完全一致，赋予被害人上诉权，还可以弥补人民检察院抗诉工作的不足，从而更好地维护被害人的自身权益。

[参考文献]

[1]卞建林.刑事起诉制度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3.

[2]许勇强.刑事法治视野中的被害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

[3]董士昙.犯罪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理论和实践[J].法学论坛,2005,(3).

刑事诉讼被害人谅解书篇4

XX年XX月XX日，XXX（被害人）与XXX（加害人）因琐事发生纠纷，进而引发了XXX(加害人)对XXX(被害人)的故意伤害行为。案件发生后，被害人住院治疗，出院后经伤情鉴定为重伤。案件发生后，XXX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交代了相应的犯罪事实。XXX（加害人）的家属也非常重视，多次主动向我方进行赔礼道歉，并积极主动与我方协商后续赔偿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如下赔偿协议：XXX（加害人）一次性赔付XXX(被害人)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住院费等共计人民币XX元。在协商过程中，XXX(加害人)家属积极联系我方就赔偿事宜进行协商，并努力筹措赔偿款项进行赔偿，我方对其积极赔偿的行为表示满意，表示不再追究其民事责任，并请求法院基于其表现对其从轻处理，以兹鼓励其他嫌疑人或被告积极改造并发扬有错就改的社会风气。

此致

XX市XX区人民法院

简析我国刑事被害人诉讼权利保障制度篇5

有很多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刑事被害人的概念进行分析定义, 但我认为, 不管从哪个角度、哪个方面去定义刑事被害人的概念, 都应该考虑实体和程序两个要义:从实体上讲刑事被害人就是合法权益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自然人、法人和其它组织;从程序上讲是在刑事诉讼中执行控告职能的自然人、法人和其它组织。广义上包括公诉案件的被害人、自诉案件的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以及反诉成立的部分反诉人, 狭义上讲专指公诉案件的被害人。

本文所研究的刑事被害人是指自然人被害人, 但并不是否认法人和其它组织的被害人地位。

二、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法理分析

(一) 公共利益至上的观念可能会损害被害人的权益

我国奉行“国家追诉主义”, 长期以来, 被害人的利益被附加在公共利益之上, 在一个把被害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作为一体看待的国家中, 前者的利益经常会被所谓的公共利益而忽视或吸收, 从而导致在具体的案件中出现公共利益也许被实现, 但被害人利益却未得到足够的保障甚至被侵害的情况发生, 从而引发被害人对国家追诉犯罪活动的不满。而社会上的每个人又都是潜在的受害人, 即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犯罪的被害人, 如此将使公民对国家司法失去信任。

(二) 平复被害人复仇心理

许多研究表明, 刑事被害人在遭受心理创伤后, 如果得不到很好的恢复, 极易导致人格异化并造成刑事被害人适应社会生活的困难, 这是诱使刑事被害人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赋予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应有的法律地位, 保障其有效行使诉讼权利, 使被害人富有意义地加入到刑事诉讼当中, 使其感受到判决是在其积极有效的参与下做出的, 从内心愿意接受这一结果, 也就会有利于平复其报复心理, 避免私力报复的出现, 从而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

三、刑事被害人保护制度的不足

(一) 不服“不予立案决定”的权利保护无力

《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当控告人不服“不予立案决定”时应当向哪些机关申请复议, 以及适用什么样的复议程序及法律后果, 而公安机关在接到检察院的立案通知后应当在多长时间内立案以及如果公安机关仍不立案会导致怎样的不利后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也处于空白。这些法律漏洞造成了无法保证被害人控告权、要求立案权以及人民检察院监督制约权的有效行使。

(二) 被害人与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不对等

一是在代理权和辩护权的行使上不对等, 被害人代理人的诉讼权利得不到真正落实和保障;二是《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即可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并明确列举了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范围, 但对被害人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前能否聘请律师提供法律服务没有作出规定;三是被告人在法庭上享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而被害人则没有此权利。

(三) 被害人知情权受到严重限制

在侦查阶段, 侦查机关很少向被害人说明案件侦查进展情况和处理结果。在审查起诉阶段, 公诉机关也不会将已掌握的案件情况告知被害人。被害人对公诉案件如何处理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对于公诉案件控诉职能的实现, 只起补充作用。在审判阶段, 在没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情况下, 法院并不通知被害人到庭参加诉讼, 也不将起诉书送达被害人。被害人在法庭上基本仍然只处于控方证人地位, 被害人的陈述权和发表意见权不能真正实现,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部分没有发言权。

(四) 被害人没有上诉权

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既不是起诉人, 也没有极为重要的上诉权, 构不成完整的诉讼权, 被害人只有请求权, 而非决定权, 也就是说被害人没有直接启动二审的权利。据此表明,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还不属于独立完整的诉讼主体, 而是处于较为尴尬的境地。

(五) 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狭窄

被害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请求赔偿的范围只限于物质损害赔偿, 未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在民事领域, 法律已认可精神损害赔偿的存在。既然附带民事诉讼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民事诉讼, 将其排除在适用该条件之外, 显然是不合理的。这种限制性忽略了民事上精神损害赔偿的发展, 违反了法制统一的要求。

四、完善被害人权利保护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 平衡被害人和被告人的诉讼地位和权利

明确规定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同等诉讼地位和对等诉讼权利。

(二) 扩大刑事损害赔偿范围

在我国民事损害中的受害人可以要求并得到精神损害赔偿, 刑事侵权损害的被害人却不能要求和获得精神损害赔偿, 而实际上刑事案件被害人所遭受损失往往大于民事案件受害人。因此应当统一刑法和民法的法律规定, 将刑事损害赔偿范围扩展到对精神损害的赔偿, 以便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三) 赋予公诉案件的被害人上诉权

在公诉案件的审理过程中, 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法律都赋予了刑事被害人上诉权, 从而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我国应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外的科学之处, 通过立法赋予被害人上诉权。

(四) 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