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的发展

第1篇：中国诗歌的发展

比较文学视野下的中国图像诗歌发展动力分析

摘 要：图像诗歌的发展是我国网络文学的重要事件。以往对于我国图像诗歌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学和审美视角做文本内部研究，而以历史的审视和比较文学的视阈考察我国图像诗歌发展的纵向和横向动力，可全面地探寻我国图像诗歌发展的道路和规律。

关键词：图像诗歌;通变;比较文学;动力研究

“诗是一种语词凝练、结构跳跃、富有节奏和韵律、高度集中地反映生活和抒发思想感情的文学体裁”[1]。然而，伴随着网络文化的繁荣，这一古老的文学体裁在主题内容、表现手法、传播途径和功能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网络与诗歌的联姻使诗歌呈现出丰富的情状和活跃的态势。中国网络诗歌在众声喧哗、黎献纷杂、泥沙俱下的十几年中伴随网络技术的突破和用户量的爆炸式膨胀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而图像诗派在中国的网络诗歌大潮中可谓独领风骚，不仅有不俗的诗歌创作实践，更是自觉地进行了相关的理论建设，因而吸引了许多学者对此进行研究以探寻其根本特征和文学价值。本论文跳出前人对图像诗歌的文本内部研究而尝试以历史的审视和比较文学的视角来分析推动我国图像诗歌发展的两大动力。

一、中国图像诗歌发展的纵向驱动力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言：“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2]可见中国古典文学一直以来就有以“通变”即“继承与创新”的思维去看待文学现象产生、发展和消亡的惯例。

因此，要探索我国图像诗派的发展动力，除了分析网络语境造就的快餐文学的阅读习惯、网络技术下视觉艺术实现的便捷化和网络媒体对新生事物的炒作等社会因素之外，还需要对诗歌这一古典文学样式从创作实践和理论阐发两个方面做历史的探寻。

(一)我国诗歌创作实践对图像诗的纵向影响

我国的原始口传诗歌由于没有文字记录多以已佚。目前我国学界一般认为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所记载的黄帝时代的《弹歌》比较接近我国古代诗歌的原始面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在内容和节奏上已经初步具备诗歌体裁的基本要素。另外，李镜池在《易经筮辞传》中指出《易经》中的“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等数十条爻辞在用字、用韵、用意3个角度都有诗化特征。刘大杰更进一步指出：“(这些爻辞)是从卜辞到《诗经》的桥梁。”[3]因此，《弹歌》和《易经》中的诗意爻辞被普遍看作我国诗歌的最初形态。早期诗歌对艺术性的追求仍处太初的“一”的混沌状态。

随着社会经济和先民思想的发展，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诞生了被当今学者看作我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源头的《诗经》和《楚辞》两部诗歌巨著。这一时期的诗歌已经从第一时期混沌的“一”的状态而渐显为阴阳两极的“二”的状态：重内容性的《诗经》与重音乐性的《楚辞》形成我国古典诗歌最早的两座高峰。汉代诗歌沿袭这两条道路既产生了继承《诗经》风格的乐府诗和《古诗十九首》，也出现了从《楚辞》发展而来的铺张扬厉、华美浪漫的赋体诗。到了南朝，沈约开始界定“四病八声”，将对平仄、对偶、韵律的追求推崇到极致。自此以后，中国诗歌以内容和音韵为基本的评价标准得以确立。

但是，在我国诗歌艺术“一生二、二生三”的发展史中一直存在着一些潜流，它们构成了“三生万物”中五彩斑斓的各色诗歌景观。比如谢灵运、陶渊明和王维等把绘画中的色彩、光线、远近、构图等技巧运用于山水诗中以达到诗画交融的效果。他们的创作是对我国诗歌过度倚重内容与韵律的矫正。而民间创作的梅花诗、宝塔诗、回环诗、璇玑诗等异形诗更是对传统诗歌过度依赖内容与声律的直接的、大胆的颠覆。近代闻一多以音乐美(诗的律动)、绘画美(诗的意境)和建筑美(诗的形式)的“三美”理论作为对诗歌艺术评价的参照进一步动摇了以内容和音律二元来界定诗歌优劣的传统。到如今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中，这些原来小众的、另类的、实验性、游戏性的潜流正逐步汇集成为当今中国诗歌艺术的一股显性力量：他们就是试图为我国诗歌找到新的艺术支撑点的现代图像诗人。现代图像诗歌因为充分借助网络传媒将诗歌的视觉效果发挥得淋漓尽致，并因其可以“在图画世界中感悟诗美，在影像空间中聆听诗语……有利于认识并导引新诗在图像时代的现代传媒条件下创造诗歌新的视觉诗意”而得到广泛关注[4]。我国图像诗歌的产生和发展正是我国诗人在传统诗歌创作实践中在形式上从单一到多元、在音韵上从严到宽、在传播渠道上从平面到多媒体的发展道路上的必然产物。

(二)我国诗歌理论对图像诗的纵向影响

我国历来看重诗画的相通性，所以自古就有多种诗画结合的艺术形态：有大量“画中有诗”的题画诗;有“以诗为画”之作，如东晋顾恺之据曹植《洛神赋》而作的《洛神赋图》;有“以画为诗”之作，如南朝宋宗明皇帝刘彧据画而作赞美先帝的《帝国颂》有;“诗画一体之作(如唐伯虎的《骑驴归思图》、宋徽宗的《腊梅山禽图》等)。古代关于诗与画的辩证关系最著名的论述是苏轼对王维诗歌的鉴赏，“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唐宋时期的诗画理论被看作我国图像诗歌理论的发轫期。在近现代，宗白华提出要使诗的“形”能得有图画的形式的美，使诗的“质”(情绪思想)能成音乐式的情调。钱钟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也认为诗与画不但是姊妹，而且是孪生姊妹。袁行霈说：“王维的诗最有写意画的效果，略加渲染，就产生强烈的艺术魅力。”[5]可见，我国现代诗论继承了古代对“诗”与“画”二者复杂而微妙的关系的认同。

在我国这些重视诗与画的艺术交融性的诗论和大量的诗画结合的创作实践的启迪下，我国当代诗人继承和发扬了古代图像诗歌的优秀传统，在创作形式精巧奇特的各种图像诗歌作品的同时也大力进行图像诗歌理论建设。台湾的图像诗理论率先萌芽和发展：台湾最早的图像诗诗人詹冰提出图像诗是诗与图画的相互结合与融合，因而可提高诗效果的一种形式。1974年，张汉良在《论台湾的具象诗》中把图像诗定义为“任何诉诸诗行几何安排，发挥文字象型作用，甚至空间观念的诗”。2000年丁旭辉在《台湾现代图像诗技巧研究》中提出：“图像诗是利用汉字的图形特性与建筑特性，将文字加以排列，以达到图形写貌的具体作用，或借此进行暗示、象征的诗学活动的诗。”

相比台湾的图像诗歌理论建设，大陆的图像诗歌理论更具有系统性。大陆图像诗理论建设者以尹才干为代表，他的《浅谈诗的意向》《关于现代诗歌的评价标准》《中国现代诗的形式断想》以及《关于图像诗》等论文对中国图像诗歌的发展根基、历程、时间、现状、趋势做了开创性研究。他提出：“图像诗，作为一种文本，既是诗歌，也是图像。用真情、理性、潜意识的支架，构筑诗体的图像，扩大和延伸文字的诗性空间，让诗歌目光所及之处，闪耀出新颖诱人的光芒，不断产生撞击读者心灵的力量。”除此之外，寒山石提出图像诗的魅力主要在于形式建构的视觉美，创意设计的奇艺美和内容呈现的诗意美三美之结合。龚奎林提出图像诗是以“非常规形式呈现作者内宇宙与外宇宙共鸣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形式”[6]。简言之，图像诗一方面继承我国“诗画”结合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打破把诗情画意作为“意境”而置于读者认知的隐形位置的常规，大胆地将诗情画意以图像的形式置于显形状态，让“显形的画”(文字所排列成的图像)和“隐性的画”(诗歌营造的意境)同时进入读者的视野为读者带来多重审美享受。

二、中国图像诗歌发展的横向驱动力

中国比较文学著名学者曹顺庆教授在《世界文学发展比较史》的绪论中指出：“如果说横向的‘通变’或曰‘继承与创新’为文学史纵向发展的重要规律，那么各民族文学横向的‘移植’与‘变异’则为文学横向发展的重要规律。”因此，文学发展的驱动力应包括纵向“接受”与横向的“传播”两个基本力量。尤其是文学发展的跳跃性、突变型以及断裂性等方面，则多与文学的横向发展密切相关。唯有从这一经一纬的交织中，才能真正认识文学发展的规律。因此，中国图像诗歌的发展必然还得力于异质性文学因子的推动。

(一)西方诗歌理论对中国图像诗的影响

中国大陆图像诗派产生于20世纪70、80年代，正值国外文艺思潮被大量引入和吸收之际。国外的诗歌理论对我国图像诗歌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成为推动图像诗歌蓬勃发展的横向动力之一。在创作理论上，被我国当代图像诗派常常用以证明其创作“合法性”的名言是“画是嘴巴哑的诗，诗是眼睛瞎的画”。钱钟书先生指出该语受到许多西方文艺大家的影响。比如，古希腊诗人西摩尼得斯曾说过“画为不语诗，诗是能言画”;除此之外，一本嫁名给西塞罗的《修辞学》中则记载“诗是说话的画，画该是静默的诗”(Item poema loquens picture， pictura tacitum poema debet esse)的说法;而达芬奇也说画是“嘴巴哑的诗”(una poesia muta)，而诗是“眼睛瞎的画”(una pittura cieca)。可见，西方艺术丰富的理论养分的确是我国图像派诗歌理论中不可忽视的来源之一。除此之外，华兹华斯、马拉美、莱辛、罗斯金、波德莱尔、克莱夫·贝尔、列德·邦恩、阿恩海默等西方著名文艺理论家提出的关于诗画关系的一系列理论对我国诗人的创作也产生了或显或隐的影响。其中，波德莱尔《哲学的艺术》说：“若干世纪以来，在艺术史上已经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权利分化，有些主题属于绘画，有些属于雕塑，有些属于文学。今天，每一种艺术都表现出侵犯邻居艺术的欲望。”马拉美是第一个在诗歌创作理论唤醒人们对书写符号、版面布局以及书籍整体存在形式的视觉资源的自觉意识的诗人。他的创作关注符号、语词、语句和语篇布局的空间关系，令读者的文本阅读行为不再仅仅是单向的持续活动，作品的整体性不再仅存于横向相邻关系和承接关系之中，也存在于纵向或横切方向的期待、提示、回应、对应和透视等效果中。海德格尔在《世界图像时代》中指出：“从本质上来看，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由于世界被把握为图像，因此传统的阅读方式也随之变化。越来越多的读者依照理解图像的方式去理解文学作品。图像诗歌的创作可以说是传统诗歌在“读图时代”文化语境下的顺应之举。中国大陆图像诗人尹才干在2000年提出中国图像诗理论：“中国汉字源于图像。没有图像，就没有中国汉字。中国最初的汉字，大都是象形文字，又谓之图画文字。它具有单一结构的象形美，组合群体的图画美，内涵丰富的意境美。文学作品是用文字按一定规矩排列组合的艺术作品，就汉语言文学作品而言，也可以说是由一笔一划组合的图形排列的艺术作品。”如果将这一论述与西方对“诗”与“画”或“图像”与“文学”的关系的论述进行梳理，不难看出二者在观点上的相似。

可见，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看，以显性的图形和有意蕴的文字共同营造“诗情画意”以达到双重审美愉悦并非汉语诗歌的独创，也并非仅为我国图像诗创作的审美宗旨。中西诗歌艺术虽然是产生于两个不同文明的艺术结晶，但以诗歌这一人类共有的艺术形式以表达人类相通的思想情感时，我国的文学艺术和文字特点能够成为国外诗人创作的灵感源泉(如庞德)。同时，国外图像诗歌的创作理论和实践也可以“为我所用”，成为我国图像诗派发展的巨大横向推动力。

(二)西方文艺批评对中国图像诗的影响

德国著名美学理论家莱辛在《拉奥孔》中讨论了诗与画的界限问题。他认为画描绘在空间中并列的物体，而诗则叙述在时间上先后承续的动作。因此绘画是空间的，而诗歌是时间的艺术。他批评图像诗和寓言画，因为图像诗尝试以文字来作画，而寓言画尝试以绘画来叙述故事。二者的目标背离了自己的艺术体裁特点，侵越了其他的艺术边界，因而是一种注定要失败的艺术形式。莱辛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中国学者的认同，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郭春林。他在《读图时代文学的处境》论及图像与文字的差异时指出：图像的平面化是其深度匮乏的表征之一，图像的传输方式是迅速的，而就大脑接受图像的方式而言，既不可能，也无需做出过多的思索，或者，干脆地说，图像没有给上帝赐予我们用来思考的头脑以相应的时间，它只有空间形式……而语言在给我们时间的同时，还给一个无限大的空间。唯其如此，我们方能在时间中思索，在空间中展开“精鹜八级，心游万仞”的想象，唯此，也才能领略造化无与伦比的丰富性、生动性和深刻性。郭春林对于图像与文字的差异性的看法深受莱辛的影响。他对于图像化诗歌的诟病也主要源于体裁的侵越：图像是“空间”性的，语言是“时间”性的。英国艺术哲学家佩特在《文艺复兴》一书中指出：“出思”(Anders Streben)是一种普遍规律。艺术都具有“部分摆脱自身的局限”的倾向。这种“出位之思”是艺术追求新奇、摆脱束缚的本性。中国著名符号学家赵毅衡教授在《符号学》中论及图像诗时，吸收了前两者所代表的西方对图像诗的不同意见。他提出：图像诗人的创作是一种有意识的跨体裁的“仰慕”。他们寄望于“部分摆脱”原有艺术形式的限制而创造一种新的表意方式，并不是真正进入另一个体裁。“如果诗真的做成绘画，即所谓的具体诗(concrete poems)，反而受到双重限制，大多勉强，鲜有成功……艺术家也都明白符号文本的体裁规定性，是难以跨越的障碍，出位之思只能偶尔一试，着迷于此只能自露其短”。赵毅衡教授在对符号行为的深刻洞察、对佩特的艺术观点思考后，为中国的图像诗创作做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西方批评家对图像诗的负面评价对我国学者产生了影响。他们对图像诗歌的局限性的分析与认识正是我国图像诗要取得进一步发展所不得不正视的问题。而我国图像诗创作在网络环境下所呈现出的热闹局面与在学术界遭遇的冷遇这一反差尤其值得图像诗歌理论建设者深入研究。

“在照亮人类文化进化中的黑暗过程中有两种伟大的发现：一是用语言把握有声世界，二是用图像来把握有形世界。”如今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使得图像的快速、便捷、广泛而经济的传播成为可能，这极大地促进了图像诗这种以图像与听觉、文字的结合共同表达人类思想和思维的新的文学样式的蓬勃发展。然而，图像诗的发展除了网络技术广泛应用的时代环境这一外部因素之外，其横向和纵向的推动力才是它发展的根本原因。在考察其动力时，如果对我国图像诗派的产生和发展仅仅从纵向的文学史来研究，其结果将是片面且单调的。只有在纵向考察的纬线上织以比较文学研究的经线，才能将中国图像诗歌置于整个世界诗歌艺术发展的潮流中，让读者在比较和参照中认识中国图像诗歌的价值、特色和地位。通过对中外图像诗歌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图像诗创作由于跨越“诗”与“画”双重边界而必然受到来自两个“边界”的双重压力，因此寻找两个“边界”的适度平衡将是图像诗歌创作成功的关键。

参考文献：

〔1〕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92.

〔2〕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7.305.

〔3〕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4.

〔4〕梁笑梅.读图时代的新诗嬗变[N].人民日报，2010-7-20(24).

〔5〕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17.

〔6〕尹才干，龚奎林.尹才干图像诗选[M].内蒙古：内蒙古出版集团，2010.118，133，185.

(责任编辑 姜黎梅)

作者：侯爽

第2篇：论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误读”

关键词： 意象派;中国古典诗歌;误读现象;变异现象

摘要：英美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营养资源的汲取是20世纪“中学西渐”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命题，因为。它为西方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但是，在这两种异质文学相互碰撞与交流的过程中。却出现了“误读”现象，尤其表现在意象派诗人翻译和改写中国古典诗歌上。对这种现象及其原因进行梳理和挖掘，可透视“本土”文学在对“他者”文学的接受中所发生的变异现象以及“本土”文学自身丰富的特性。

20世纪的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20世纪的世界文学在多元的文化语境中，更是异彩纷呈，流派众多，思潮更迭，蔚为奇观。形成这一奇观的原因很多，中西文学的相互碰撞与交流，为各自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并提供无限机遇和发展前景，便是原因之一。如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成功借鉴和参照，为美国诗歌的发展探索到一条新的思路，是为表征。关于意象派诗歌吸收中国古典诗歌意象并置、意象叠加等艺术手法，并由此而产生的影响，学界已有很多专家和学者撰文进行研究和探讨，并达成共识，在此不再赘述。本文力图从两种异质文学发生碰撞与交流时，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出现的“误读”现象人手，就英美意象派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因“误读”所出现的变异现象及其渊源进行梳理与透视，为两种异质文学间的交流与互补寻求一种学术层面的可能性。

什么是“误读”?从字面意义上来理解，是指在文学阅读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错误的阅读”现象。但就其深层含义而言，所谓“误读”，并非是指对文学作品的曲解，而是指在尊重文学作品的前提下，接受者对文学作品进行一种特殊化的处理，使阅读行为更适合自己的需要但又不过分地对作品施暴。这是在文学阅读的过程中经常发生的一种阅读现象。从正面价值人手，它使文学阅读不但别有洞见，而且极大地得以丰富;若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出发，“误读”则指当两种异质文学相互发生影响时常常出现的一种阅读现象，是指由于“接受屏幕”的不同，一种文学在被“他者”阅读时出现的一种变异现象。因为人们总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自己的需要去解读外来的文学作品，因此，在文学交流的过程中，除了不应有的误解之外，一般来讲，“误读”是一种正常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有时甚至是有意为之。历史事实还告诉我们，“误读”往往对文化及文学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误读”即为典型个案。

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误读”主要表现为对诗歌情感元素的淡化、剥离及对抒情主体地位的颠覆。在诗歌创作中，“意象”是诗歌的灵魂，但关于什么是“意象”以及“意象”可以分为哪些基本类型，到目前为止，诗学界并未达成全面统一的共识。就基本定义而言，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1)强调意象诉诸视觉的具象性质：“就其最简单的形式而言，它是文字制成的图画”。(2)强调它对于各种感觉的复制功能：“(意象是)任何感官经验在诗歌中的再现”。(3)强调它传达意义的功能：“(意象是)作家采用而且命名的东西，因为它在作品里出现将会释放和阐明意义”…。上述各种定义说明，要给“意象”下一个全面又不至于引起歧义的定义，从意象的功能人手是非常困难的。也有人试图从意象的种类入手来给意象下定义。美国华裔学者刘若愚先生在《中国诗艺》一书中，把中国古典诗歌里的意象分作两种基本类型：单纯意象和复合意象。他说，单纯意象是“一种词语的表达，它能引起实在的感觉和图画般的联想”，在诗中只起描述作用，如“草”、“木”、“虫”、“鱼”、“山”、“河”、“雨”、“露”等。复合意象是“两件事物并置、对照，一物替代另一物以及一种经验由另一种所假托的词语表达”。从以上关于意象的基本定义及种类区分中，可以看出意象具有具象性和包孕性，并具有描述作用和指涉作用，而具象性和描述作用相对应，包孕性和指涉作用相连。前者的体现，在于意象诉诸感官而引起一种如身临其境的艺术感受，是否会由此引起进一步的思考并不十分重要。后者的体现，在于意象诉诸智识而引起理性思考，是否借助意象的描述作用，是第二位的。鉴于以上所述，我们对诗歌意象可作如下界定：意象是在心理上引起某种体验(尤其是视觉体验)或者传达某种意蕴的艺术形象。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作为意象派的代表人物，则在《意象主义者的几个“不”》中将“意象”定义为：“‘意象’是一种在瞬间呈现的理智和情绪的复合体。……正是这种瞬间呈现的‘复合体’，使我们在体验伟大的。艺术品时，产生豁然开朗之感，摆脱时间与空间限制之感，年龄陡然成长之感”。他又在《关于意象主义》中将意象分为两种：主观的——“它们被吸收进大脑熔化了，转化了，又以与它们不同的一个意象出现”;客观的——“攫住某些外部场景或行为情感，事实上把意象带进了头脑;而那个漩涡(中心)又去掉枝叶，只剩下那些本质的、或主要的、戏剧性的特点，于是意象仿佛像那外部的原物似地出现了”。据此，意象派建立了自己的创作原则：(1)运用意象把握具体细节，扬弃含混不清的泛泛之论;(2)务求诗歌的坚实与清新，摈弃笼统与含混。由此可见，意象派诗歌理论突出强调的是意象的清晰和质感，特别是感性特征，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具象性和描述作用。表现在创作上，要求用鲜明、准确、凝练的意象来形象地表达事物，诗中不乏议论和感叹，意象本身融化着诗人的思想感情，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文字上，要求简洁、浓缩。由于有着如此的诗学理论背景，于是当意象派诗歌进行诗歌实践并向“他者”寻求文学资源支持时，在对中国古典诗歌的阅读中，发生“误读”现象就是一种必然，这突出体现于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和改写上。1916年，庞德翻译了王维、王昌龄、李白等人的诗歌，结成《神州集》，其中有由《落叶哀蝉曲》翻译而成的《刘彻》：

《落叶哀蝉曲》　《刘彻》

罗袂兮无声，　丝绸的感宰已不复闻，

玉墀兮尘生，　尘土在宫院里飘飞，

虚房冷而寂寞，　听不到脚步声，而树叶

落叶依于重扃，　卷成堆，静止不动。

望彼美之女今安得，　她，我心中的欢乐，长眠在下面：

感余心之未宁。　一张潮湿的叶子粘在门槛上。

原诗前四句的景物描写充满了孤独、凄凉、寂寞、感伤的意味，为后两句抒发作者对失去心上人而无法表达的哀思、怀念以及难以平静的心情作了铺垫，诗的主旨以情感的抒发为其核心。但是，译作却在一定程度上淡化甚至剥离了情感元素，虽然也可以看到有浓郁情感色彩的句子，如“她，我心中的欢乐，长眠在下面”，但是，原作中抒发情感的色彩却淡化甚至没有了。译作的意象虽然很鲜明，意境也充满质感，但原诗中情感的核心地位已被置换为“意象”的单纯、清晰和坚实，鲜明体现着意象派诗歌的创作原则，即“纯意象”理论：诗人应该运用

具体、鲜明而又生动的意象，无须添加任何感叹。在改写上，庞德由汉代班婕妤《怨诗》改作而成的《题扇诗，给她的帝王》，也体现着这一特点：

《怨诗》　《题扇诗，给她的帝王》

新裂齐纨素，

噢，洁白的绸扇，

皎洁如霜雪。

像草叶上的霜一样精湛，

裁为合欢扇，

你也被弃置在一旁。

团团似明月。

出入君袖怀，

动摇微风发。

常恐秋节至，

凉飚夺炎热。

弃捐箧笥中，

恩情中道绝。

从改作中可以看出其变异现象：(1)原诗意象被大量删除，被改写成极为简洁、凝练的三句诗。(2)原作中浓郁的情感元素被大量剥离，如“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特别是最后一句“恩情中道绝”，在原作中是中心和升华，但是，在改作中被剥离。(3)改写后的诗歌人称也发生变化，原诗为“第一人称”，改写后变成“第二人称”。由于人称发生变化，原诗“第一人称”主观感情的抒发被改写成“第二人称”的客观叙事，原诗中的抒情色彩被淡化，抒情主体的核心地位也被颠覆。

实际上，从诗歌创作层面看，意象派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在“意象”经营方面原本就存有差异性。中国作家营造意象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象”，而是为了“意”，是为了实现中国古典诗歌所追求的“象外之意”、“言外之旨”。正如司空图所言“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即使是关注“象”，也是“略神貌而取神骨”，立足点仍然是“意”。因此，无论写景咏物，都有一个抒情主体存在，并成为“画龙点睛”之笔的承载者。王昌龄在《诗格》中将诗分为三格：“一日生思，二日感思，三日取思”。所谓“生思”，即：“久用情思，未契意象，力疲智竭，放安神思，心偶照境，率然而生。”严羽《沧浪诗话》云：“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性情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奏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境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体现在创作中，抒情主体是使诗歌生发意义的载体，起着主导作用，占据核心地位，从而产生意境之美。在此，马致远的小令《天净沙·秋思》可为个案：“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诗的前四句通过十个并置的意象组合，描绘出一幅凄凉、孤寂、萧索、衰败的晚秋景象。假如这首诗仅仅由这四句诗组成，那么，它就是一首纯粹意义上的写景诗了，但是，一句“断肠人在天涯”，使这首小令圆满地达到“物我合一”、“情景交融”的最高艺术境界。由于抒情主体的出现，使该诗歌成为一个整体，并生发出许多意义，诸如思家的情绪、漂泊无依的孤苦、人生失意的处境……

在意象派诗歌中，庞德的《地铁车站》最为经典：“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般显现/湿漉漉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在这首诗里，我们见不到抒情主体的存在，解读到的只是由鲜明而富有质感的意象组成的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在人来人往的地铁车站上，美丽的面孔像幽灵一样迅速地或隐或现，人们脸色湿润，就像在漆黑的背景上，撒下许许多多的花瓣，诗中没有任何直抒胸臆的情感元素。根据庞德的自述，他在1911年的某一日，依据对这幅图画的感受，走路回家的时候，想到了一个表达方式，但它不是文字的，而是“小块小块的色彩”，于是，这首诗歌诞生了。但是，最初的诗歌由三十行构成，后来删减至两句。可以想象，诗人面对这样美丽的景象，内心不可能不产生丰富的情绪及情感体验，原来的三十行诗也许不无浓郁的情感色彩，甚或有抒情主体直接呈现，但由于庞德在艺术上追求意象的质感特征，剥离了情感的宣泄，语言简洁凝练而明快，诗成了诗人一瞬间理智和情绪复合的产物。

当两种异质的文学相互碰撞时，“误读”是一种必然产生的现象。但是，在这种现象的背后，必有其缘由，且透过这缘由可发掘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从有意“误读”的层面看，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误读”是由意象派诗歌的特殊需要所决定的。赵毅衡先生在《关于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新诗运动影响的几点刍议》中说：“中国诗歌影响起伏的规律或许是：每当美国诗人试图松动英国(欧洲)文化传统的束缚，摆脱学院派保守主义的压力，他们就需要中国古典诗歌的支持。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始终与美国诗中的激进倾向相联系”。这段话表征出一个事实：中国古典诗歌被美国意象派诗人发现并进而对美国诗歌发生影响的时候，正值美国诗歌要强化自己民族特色的时候。因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诗歌处于英国的附庸地位，为了形成自己的民族风格，不仅需要摆脱英国正统文学的压力，还要在一定程度上松动欧洲文化板块的束缚。同时，为了达到反传统的目的，追求诗歌新的发展空间，他们反对维多利亚时代充满说教意味的诗风，特别是浪漫主义诗歌发展到后期出现的那种伤感情调和无病呻吟的诗风。于是，一些美国诗人受到法国现代主义诗派象征主义的影响，要求用鲜明、准确、含蓄、高度凝练的意象来生动形象地表达事物，并提倡简洁、浓缩的语言。但是，象征主义诗歌的意象虽然很鲜明，诗歌的审美意蕴却仍然显得朦胧、多义，这似乎又不符合意象派追求诗旨之单纯的审美理想，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误读”为什么不是无意而是有意的了。他们只吸收了中国古典诗歌鲜明、清晰的意象营造的审美特质而有意将情感元素剥离了。

另外，20世纪西方的文化语境，也是促使意象派诗人对中国古典诗歌有意进行“误读”的原因之一。战争的阴影、垄断下的贫富悬殊、无法转嫁的经济危机、人与自我四种基本关系的异化，使20世纪的西方人受着失去自我与主体性的极大威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非理性主义思潮应运而生，它强调人的本能、潜意识、直觉等作用，带有虚无主义、悲观主义、绝望主义等色彩。叔本华说：“我们万不能由外而去抵达万物的真性。无论我们探索得怎样多，我们所能及到的无他，只有印象和名词罢了。我们好比一个人绕着城堡走来走去，总找不到一个入口，有时约略描绘几下外形来。”加缪说：“一个哪怕可以用极不象样的理由解释的世界也是人们感到熟悉的世界。然而，一旦世界失去了幻想与光明，人就会觉得自己是陌生人。他就成为无所依托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的家乡的记忆，而且失去了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生活之间的距离，演员和舞台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荒诞感。”面对一片荒原，出现了“失语症”，庞德于是说：“艺术却从来不要求任何人去做什么，去想什么，去成为什么。艺术就像一棵香蕉树那样存在着，你既可以观赏它，也可以在树荫下小坐，也可以摘香蕉吃，还可以把它当柴烧，你满可以随心所欲。”

因此，中心消失，主体被异化，诗歌中抒情主体即自我的被消解也就是一种必然表象。这样，当中国古典诗歌进入意象派诗人的视野时，无论是译

作、改作、创作，只剩下纯客观的意象并置或叠加，原本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占据核心地位的“主体”，在意象派诗人的“接受屏幕”上被有意识地视而不见或自觉地被忽略，使诗歌的审美意蕴变得更加单纯、清晰。“应当承认，新诗运动接受的中国诗，是被美国诗人‘中国化’了的中国诗”，“这种‘中国化’，是通过选择实现的，也是通过翻译实现的”。其结果“是产生了一种许多新诗运动诗人追求的理想的诗风”，即“强调了中国诗简朴、恬淡、清静的方面”，拒绝“十九世纪诗”的“感伤”和“做作”。于是，“误读”成为一种自觉的文学行为，为意象派诗歌提供资源和养分，同时，也吻合时代发生变化后产生“失语症”的文化境遇和氛围。

从无意“误读”的层面看，意象派诗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误读”是西方诗歌自身的文学、文论传统和文化传统及思维方式特点等影响所致。

诗歌是中外文学史上出现最早的文学样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中外诗歌在要求强烈的思想感情和丰富的想象及诗歌语言高度凝练集中、富有音乐感节奏感等方面是相同的。但是，每个民族由于其自身的文化传统、历史境遇以及语言文字等方面的差异，文学也形成自身的传统，诗歌更不例外。就其传统而言，与中国相比，西方诗歌的传统主要是叙事。如西方诗歌形成了庞大而有规模的以叙事为主的史诗系统：《荷马史诗》以诗的语言叙述特洛亚战争的英雄传说，维古尔的史诗《埃涅阿斯记》叙述罗马开国之君的种种经历。中世纪出现了英雄史诗的辉煌时期，《罗兰之歌》叙述法兰西民族英雄的业绩，《伊戈尔远征记》叙述俄罗斯民族英雄的业绩。18世纪有伏尔泰的史诗《亨利亚德》等。叙事长诗也大量出现，如《神曲》、《荒原》等。即使是19世纪浪漫主义时代抒情诗成为主流，也仍有拜伦的《东方叙事诗》、雪莱的《麦布女工》等叙事长诗。还有“诗体小说”和“诗剧”文体的出现，也从侧面说明了西方诗歌强烈的叙事性，以至于西方的诗学观念也主要建立在叙事诗的创作实践基础上，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一章并非是指抒情诗，而是指叙事性的史诗。因此，强调模仿并着重冲突、结构、情节与人物个性的描写，就成为西方诗歌叙事诗传统的重要特点。朱光潜先生在比较中西诗歌的不同情趣时曾说：“西方诗以直率胜，中诗以委婉胜;西诗以深刻胜，中诗以微妙胜;西诗以铺陈胜，中诗以简隽胜。”在这种诗歌传统的影响下，当中国古典诗歌与意象派诗歌发生碰撞与交流时，以“含蓄蕴藉”的审美情趣及抒情性为主要传统的中国古典诗歌，与西方叙事诗的传统相异，意象派诗歌又追求一种“硬朗”的诗风，发生无意“误读”是必然的。另外，从诗学传统看，中西学者在界定和运用“意象”一词时，其中，有一个明显的分歧，那就是或者把它视为“意中象”，或者视为“意加象”。中国强调的是象所包含的“意”，西方强调的是“象”，意象派诗人的诗论主张更是如此，从而也影响到意象派诗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误读”。

文化传统对文学也是有影响的。西方文化形态是科学型文化，以“航海文明”为源头的西方人比较彻底地摧垮了氏族血缘关系的纽带而走进奴隶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每一个公民占有财产的多少来决定，是一种政治法律关系，而不是靠血缘的纽带来维系的伦理道德关系。古希腊的商业经济和民主政治使西方人崇拜人的“力量”和“智慧”，这一崇拜很快导致了对能解释“力”之秘密的“知识”的深刻好奇、对“长于把握并支配‘力’的‘知识”’的不倦探究。因此，无论是在社会文化心理还是美学精神上，西方文化都侧重于求“真”，并作为西方人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对文学美学风格的形成、审美意象的构成产生很大影响。意象派诗歌是反传统的诗歌流派，崇尚并追求新的表达方式和诗风，因此就从异域即中国古典诗歌中寻找新的资源。但是，“反传统”并不意味着能彻底背叛传统，尤其是在漫长的文学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已具有定势作用的传统。所以，即使是意象派诗歌愿意吸收中国古典诗歌的诗性情愫，也无法彻底摆脱因这种文化传统形成的文学创作心理定势的束缚。

此外，从思维方式看，西方思维趋向思辨与实证，不同于中国思维所强调的直觉与顿悟。思辨体现着一种究天究地的求知精神，实证则体现着对外在物景大小、比例色彩的认真态度。集中表现在西方人观照世界的方式上，受古希腊形式逻辑的影响，他们重形式、分析和演绎，主张通过推理、求证来得出对宇宙最清晰、准确的结论。特别是受到近代实验科学和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后，更增强了这种观照方式的思辨性和实证性，形成重精确、求实证、注重观察的思维特点。这种思维方式反映到文学创作上，形成西方文学以叙述写实为主导的创作走向，并影响到诗歌创作。意象派诗歌追求意象的质感而忽视诗歌的抒情性，也受到了这种思维定势的影响。当然，还有诸如语言等其他方面的影响，如汉语属于“表意文字”，英语属于“表音文字”，也是影响因素之一。

综上所述，“误读”是两种异质文学相互碰撞时经常出现的一种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正常现象，有时是无意的，有时甚至是有意的。但是，无论是无意甚或有意，只要它对文学的发展与创新提供了更有价值的空间，就自有它出现的缘由和意义。意象派诗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误读”及由此发生的变异现象，不但为英美诗歌注入了生气，而且透过其渊源的发掘，呈现出英美文学丰富的特性。

作者：范景兰

第3篇：“诗史”观念与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

摘 要：“诗史”观念自晚唐提出，经过宋元、明清诸位诗论家的发挥，其内涵经历了数次演变：“诗史”的探讨领域从杜诗扩大为中国诗歌传统，以“叙事”“以诗为史”为主的理论内涵也转变为以比兴、美刺为综合的创作理念。最终，“诗史”观念被纳入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这其中，“诗史”观念的抒情因素始终在发挥作用。

关键词：诗史;抒情传统;比兴;叙事传统

“詩史”这一概念最早见于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当是时，“诗史”指涉诗歌中与历史有关的典故。其后的四百余年，“诗史”一词已被多次使用，但含义已与之前不同，意指《诗经》与《史记》。直到晚唐孟棨，他在《本事诗》中提出了“诗史”一词，专指杜甫“在安史之乱中流离陇蜀而创作的叙事完备的诗歌”[1]23。在此之后，经宋元、明清之际几代诗论家的辨识与发挥，“诗史”一词逐渐从杜诗的笼罩中走出，成为内涵丰富的文学批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当“诗史”建构自身的理论内涵时，“叙事”与“抒情”两大因素呈现出不断缠绕、此消彼长的趋势。鉴于此，我们将对“诗史”观念中的抒情因素展开考察。

一

孟棨在《本事诗》中这样定义“诗史”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2]15 孟棨一面强调了杜诗对重大历史事件（禄山之乱）的记录功能，一面规定了记录的细致程度（殆无遗事）。看上去，“诗史”说只是针对杜诗的叙事问题有感而发。然而，如果我们将目光移向提出“诗史”说的著作《本事诗》，便会有新的认识。据张晖对《本事诗》中“本事”一词的考察，可以得知“本事”指诗歌产生时的事实[1]24。同时，孟棨在《本事诗·序目》中写道：“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1]2此处，孟棨显示出对诗歌情感的重视，并且点明了两个层面的“情感”因素。其一为发自内心的情感流露（情动于中），其二为由外部事件触动的情感体验（触事兴咏）。也就是说，孟棨关注的主要是诗歌在情感驱动下如何发生的问题。而“诗史”概念的提出，虽然探讨的是杜诗叙事的问题，实则是在孟棨对诗歌情感因素的观照之下展开的。“诗史”所指涉的情感，更接近于孟棨所谓第二层面的情感因素。因此，“诗史”概念提出的伊始就与诗歌的情感因素密不可分。

宋代《新唐书》中对“诗史”的论述不同于唐代。宋祈认为，“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3]5738如果说，宋祈提出的两个标准中“善陈时事”围绕着杜诗的叙事问题展开的话，“律切精深”关注的则是杜诗抒情层面的问题。对此，高友工进一步阐述道：“为了将他与唐王朝命运千丝万缕联结在一起的个人悲剧写进诗中，他就必须拓展七言律诗这一传统形式的表现能力。”[4]254律诗因为体例篇幅的优势成为杜甫直陈时事的良选，“精深”则是杜律要达到的抒情效果。至南宋时期，诸位诗论家注意到杜诗与“春秋笔法”的相关性，提出“微言大义”“微而显”“重褒贬”的创作要求，杜诗与《史记》的相通之处也在于“文字中充满情感甚或褒贬”[1]76。“知人论世”说的流行可以理解为宋末元初的文人因感受到杜诗中相似的乱离飘零之感，从而思考个人与时代的关系。

因此，通观宋代“诗史”观念的发展，可以看出诗论家一面激烈探讨着杜诗叙事的问题，一面又关注杜诗如何在叙事时兼顾情感抒发。当是时，“叙事”与“抒情”只是杜诗之所以称为“诗史”的一体两面的讨论方向，而非对立因素。正如龚鹏程所言：“诗史不能代表一种形式文类的划分，却可以用叙事文类来掌握。”[5]20又如：“正是因为诗与史可以融通，所以不适合用叙事与抒情对立的架构来讨论。”[5]51因此，宋代的“诗史”讨论，紧承唐代的脉路，仍在杜诗范围内对“叙事”与“抒情”二者进行共同思考。然而，到了明代诗论家那里，对这两个因素的探讨却产生了巨大的分野。

明代诗论家对“诗史”的讨论应置于弥漫浩荡的“复古思潮”下，这一时期，“诗史”概念逐渐脱离杜诗，形成一整套全面的诗歌理论。前期复古诗论家认为杜诗在叙事上散漫繁琐，情感直露，是比较失败的，只能算作诗歌中的“变体”[1]99。中期，杨慎认为六经中《诗经》与《尚书》的记言、《春秋》的纪事等历史功能无法等同，因此他在辨体的基础上反对宋人的“诗史”说。杨慎不满宋人重视杜诗的直陈之句来构建“诗史”概念的举动，他通过对杜诗与《诗经》的对比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诗史”标准：含蓄蕴藉、意在言外。王世贞在对杨慎解杜的反驳中，引入了“赋、比、兴”的概念。许学夷又紧承杨慎的辨体意识，他认为诗、史不同，但记载时事的诗歌若做到“抑扬讽刺”而传达出“微婉”的效果即可称为“诗史”。总之，到了明代，由宋代确立的“诗史”叙事的内涵基本被大家接受，“诗歌可否叙事”到“诗歌如何叙事以保证抒情”则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至此可见，从唐代到明代，众人对“诗史”概念的讨论呈现出三个变化：其一，诗史观念逐渐由杜甫之诗歌扩大到诗歌创作领域。其二，在诗歌与历史的关系上，经历了从融合到分辨的过程。其三，对“诗史”内涵的探讨经历了由主“叙事”到主“抒情”的转变。这一转变，到了明代的王夫之那里，则非常鲜明地体现出来。

二

明代中期，由杨慎谈论杜诗所奠定的“辨体”意识深刻地影响了其他诗论家，王夫之也不例外。他认为诗歌有别于历史的地方在于抒情，因此他说道：“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桎梏人情，以掩性之光辉，风雅罪魁，非杜其谁邪？”[6]1440-1441表面来看，王夫之从性情的角度认为杜诗压抑人性，简直可被称作“风雅罪魁”，这与前人所言的“变风”“变雅”相比，语气可谓十分严厉。但若从整体考察王夫之的诗学思想，便不难理解他对杜诗“诗史”说的态度。

王夫之针对前后七子的“格调说”之弊，主要从诗歌内在情性等固有因素进行考察。同时，主张“童心说”的李贽、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公安派、主张“性灵”的竟陵派等诗论派别共同建构了晚明“唯情论”的诗学风貌。王夫之的诗学思想，就形成于对晚明诗学体系的融合之上。他在《诗广传》中提出“心统性情，而性为情节”[6]308的命题，显示出对晚明“性情论”的批判性继承。而《诗广传》的著成，用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的话说，是“深深地植根于悠久而复杂的《诗经》学传统。脱离了这个传统，它所探讨的问题就无法理解”[7]503。宇文所安所指的，实际上是王夫之提出“诗以道情”说的哲学基点与学术背景，也即王夫之的《诗经》学研究。正是在这一思想背景下，王夫之从“诗以道情”说和“诗乐合一”论的角度，对“诗史”观念进行了新的阐发。

王夫之认为，“诗而言性之情”不能与《易》《书》《礼》《春秋》相替代。这种观点既强调了诗与其他文体的区别，又捍卫了诗歌的纯粹性。依据这种原则，王夫之认为杜诗打破了诗与史的疆界，损害了诗歌抒情的传统，因此是“风雅罪魁”。也就是说，王夫之并非反对诗歌叙事，他反对的是“犯史垒”。正如他在评论《上山采蘼芜》一诗时所言：“诗则即事生情，即语绘状，一用史法，则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6]1051王夫之認为，诗歌叙事与历史叙事不同，前者要突出情景的生动性（即语绘状），而非历史叙事强调的真实性。并且，诗歌叙事要保证声律音韵之美，否则就近于“史法”而使“诗道废矣”。此处，王夫之又通过“声律”提及了他论述“诗史”观念的又一个标准：“诗乐合一”。

王夫之在《诗广传》中探讨了《诗经》的艺术问题。在《论钟鼓》一篇中他对“诗乐合一”论阐释道：“君子之贵夫乐也，非贵其中出也。贵其外动而生中。”[8]424而对这段话，张节末的阐释很是到位的。他说：“‘中出’就是情感发抒，‘外动而生中’则是指艺术形式和功能。情感发抒不一定就是艺术，只有通过‘外动而生中’所产生的情感，才是艺术的审美情感。”[9]44也就是说，王夫之所谓的情感要素，要借诗歌的艺术形式体现才有审美意义。这种形式，具体而言就是“音乐性”。张节末进一步解释道：“他（指王夫之）要找到一条贯穿全诗的生命的脉络，由这脉络来统一诗歌语言的声和韵，以便形成一首诗的整体节奏与和谐。”[9]46王夫之将“情感”作为诗歌内在的生命，当“情感”与外在的“声韵”相谐和时，诗歌便会形成一种内在的生命节奏，将诗歌的形式与情感统率合一。由此可见，王夫之致力于构建的是一种“声情合一”的美学观念。

结合上述王夫之对杜诗的评价，他认为诗歌叙事不仅要保体现情感，即“即事生情”，还要保证诗歌的音乐性，即“永言和声”的韵律之美。这种对“诗史”的重新阐发不但更新了前人的看法，还寓示了王夫之自己对“诗史”的理解。他追求“声情合一”，因此提倡“美刺”而反对“直而绞”的讽刺手法。用张晖的话说，“运用美刺来表达作者对现实政局的态度”[1]167就是王夫之理想的“诗史”观。而李白的《登高丘而望远海》一诗，便符合王夫之所谓的“诗史”标准。

因此，“诗史”观念到了明代，不仅彻底突破杜诗的范围，还在诗与史的辨体基础上发挥出新的含义。经过杨慎、许学夷以至王夫之的探讨，“诗史”概念在“叙事”内涵的基础上，又丰富了“抒情”与“声律”的内涵。这一点，对清代以降的诗论家，则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三

明清之际的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动，身处其时的诸位诗人作家不得不将个人与时代、诗歌与历史的关系思考置于首位。因此，“诗史”概念自然成为他们关注的重点。明清之际的诗坛祭酒钱谦益，从“《诗》亡然后《春秋》作”一句推论出“诗歌本于史”的主张，并由此认为史学是一切文化体系的主导，诗歌可以补充历史的记载。这种“以诗补史”的观念影响到了后来的一批诗论家。黄宗羲认为，诗歌在历史灭亡的情况下产生，需承担起补充历史记载的责任。“诗、史”互为表里，而“诗”只是“史”的附属品，后者显然更重要。李邺嗣、杜濬、朱彝尊等人更加深了这种观念，提出“以诗正史之讹”的观点，加强了诗歌的附庸地位。

很明显，上述诗论家都认为“史”高于“诗”。那么相应的，也会有诗论家正其讹谬，使“诗”摆脱附属地位。施闰章认为，“史重褒讥，其言真而核;诗兼比兴，其风婉以长。”[10]68他认为诗歌与历史的风格各异，诗用大于史用。屈大均认同这一看法，他认为历史是诗歌的变体，诗歌才是正宗。方中履则认为诗歌较之历史，更能褒贬政治的得失成败。虽然上述诗论家提出了不同看法以匡正诗之地位，但在“以诗证史”的强大观念下，此种声音毕竟微弱，未能发挥与之抗衡的诗学意义。

因此，清初的“诗史”内涵以“以诗证史”“以诗补史”为主。此时的诗论家，均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如吴伟业提出“心史说”，认为诗歌传达的是人与时代关系的历史;钱澄之提出“年谱说”，是对杜诗实录功能的一种延续;王士禛认为杜诗表面“感时纪事”，实则内里充满“忠君爱国”之情。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诗论家面对时代易际的现实问题，都有着相同的“诗歌记载时事”的理论基础，他们赋予“诗史”说以“以诗为史”的内涵。

但清代“诗史”说的发展，也产生了一些新的论点。如吴乔等人的“比兴说”、吴瞻泰的“诗法”说、王懋竑的“叙事”说等。为掘发“诗史”说中的抒情因素，我们特意关注“比兴说”。吴乔将“比兴”与“诗史”结合，但他并未对此作出更精深的论述。陈沆也以“比兴”来理解“诗史”说。他说道：“所贵诗史，讵取铺陈。谓能以美刺代褒贬，以诵诗佐论世，苟能意在词先，何异兴含象外，知同导乎情，则源流合矣。”[11]89可以看出，他认为诗史之可贵的地方，在于比兴而非铺陈，并且运用美刺的手法传达情感才是诗史的目的。这一看法，与王夫之的“诗以道情说”可谓高度暗合。

前已说到，王夫之用“诗以道情”“诗乐合一”的美学观点驳斥了明代以“叙事”为宗的“诗史”内涵。这说明，他反思到了诗歌表达方式的特殊性。那么，对诗歌中直陈时事的“赋”的反思自然也会过渡到对“比兴”的关注上。陈沆将“比兴”与“诗史”结合，强调了三点：一为“以比兴代赋”，二为“以美刺代褒贬”，三为“同导乎情”。我们可以顺着这个思路，考察陈沆的实际意图。

首先，赋与比兴同为“六艺”的元素，其语言功能却是不同的。正如龚鹏程所言：“（赋）运用到文学作品上时，知解的成分固然很浓，对读者理解作品意涵很有帮助，但在提供读者想象的空间方面，却不免有所欠缺。对激发读者情感之效果方面，亦难期于完美。”[5]56也就是说，赋在铺排事理方面发挥主要功能。而比兴可以发挥语言的美感想象，从而增强诗歌的艺术特征，辅正由直叙的“赋”而导致的语言的平实感。因此，陈沆所言的“比兴”，实际上是在强调“诗史”创作的美感效用与抒情效果。

其次，史重褒贬，所抒发的情感太过直露，不符合诗的审美旨趣。因此陈沆认为诗应“以美刺代褒贬”，情感上便可“以微婉代直露”。蔡英俊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从叙事角度说道：“所谓模写的时事，就不是依照事件本身的具体性作为创作内容或题材来加以铺陈或刻画，反倒是在讽兴的表现手法下进行对于时事的议论判断，也就是刺美见事。在此，时事主要是作为一种创作的背景动因而被理解的。诗人必须有感于事，而后动于情，而后才有诗歌的吟咏表现活动。”[12]6也就是说，蔡英俊将时事看作诗歌叙事的背景性质料。诗人必须“触事兴咏”（孟棨之言），并以讽兴的手法才能表达微婉的情感。可以看出，这一观点的旨归仍在诗歌的情感要素之上。

最后，“以比兴代赋”作为诗歌的创作方法，“以美刺代褒贬”作为诗歌的叙事手段，陈沆所言的“诗史”才能达到“同导乎情”的效果。这一思路，明显是对王夫之“诗史”说的遥相呼应。可以说，他们对“诗史”说的再阐发，无论是“诗以道情”说，还是“比兴”说，都是探讨诗歌如何在反映现实的基础上，以“比兴”“美刺”等创作手法，保证诗歌的美学特征。

综上所述，虽然清代有着强大的“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念，但这一时期的诗论家也注重诗歌的文体特征，强调诗人以比兴、美刺的手法微婉地传达对现实的看法。陈沆等人的“比兴说”更像是对“诗史”中“叙事”与“抒情”的分辨进行了完美的调和，从而将强调记录外部世界的“诗史”说重新纳入诗歌的“抒情传统”之下。

四、结语

“诗史”观念自晚唐成为一种诗歌创作理念，就包含一种抒情因素。虽然宋元、明清时期的诗论家一再强调“诗史”对外部世界的忠实记录，但仍有诗论家在保持诗歌抒情本质的前提下，通过美刺、比兴等手段，将诗歌中的抒情因素发挥至最大，将诗歌中原本属于作者的个人情感，提升到整个国家和社会的集体情感，从而使这部分“诗史”说契合了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诗史”观念也终于从杜诗的范围内走出，成为归属于中国抒情传统的诗歌创作理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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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陈沆.诗比兴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2]蔡英俊.学术新视野——中国文学之部（一）[M].台中：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7.

The Concept of “Poetry History” and the Lyric Tradition of Chinese Poetry

ZHAO Jie

（School of Humanities， Shenzhen University，Shenzhen Guangdong 518060，China）

Key words：poetry history; the lyric tradition; Bixing;the narrative tradition

編辑：邹蕊

收稿日期：2019-10-15

作者简介：赵洁（1996-），女，兰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作者：赵洁

第4篇：中国的诗歌发展

vv中国的诗歌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它是在人们的劳动、歌舞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 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

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枣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

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

三、四言发展到

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

汉乐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战争灾难的《十五从军征》，有表现女性不慕富贵的《陌上桑》、《羽林郎》，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焦仲卿与刘兰芝相爱至深，因为焦母与刘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酿成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汉乐府民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最高峰。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口语化的朴素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动，感情真挚。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多数为现实主义的描绘，但许多地方都有着程度不一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孔雀东南飞》的最后一段文字，即表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

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色。

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旸、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形成为后世称作“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三首是汉末战乱现实的写照。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曹植(19--232)的诗歌内容富于气势和力量，描写细致、词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代表诗作为《赠白马王彪》。建安时代的诗，是从汉乐府发展到五言诗的转变关键，曹植是当时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受汉乐府的影响，但却比汉乐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

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

两晋时期的诗歌创作逐渐走上形式主义道路，诗歌内容空泛。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传统，作品内容充实的诗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他的《咏史诗》八首，借古事讽喻时事，思想性很强，但这类诗作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越来越少，直到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才给诗坛带来接近现实的作品。

隐居不仕的陶渊明把田园生活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因此历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在当时崇尚骈骊、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时代气氛中，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发展。

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385--433)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他的山水诗特点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其中，但有些诗字句过于雕琢，描写冗长，用典、排偶不够自然。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这一时期民歌总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

南北朝时最杰出的诗人是鲍照(410左右--466)。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的传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五言和七言乐府诗。《拟行路难》18首是他杰出的代表作。他成熟地运用七言句法，表现了个人的不幸和对社会不平的抗议。

南齐永明年间，“声律说”盛行，诗歌创作都注意音调和谐。这样，“永明体”的新诗体逐渐形成。这种新诗体是格律诗产生的开端。这时期比较著名的诗人是谢眺(464左右--499)。谢眺以山水诗著名，诗风清新流丽。他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

五、六十个。

初唐四杰是唐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这四杰分别是王勃(649--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7--689)、骆宾王(646--684)。他们的诗虽然因袭了齐、梁风气，但诗歌题材在他们手中得以扩大，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

“四杰”之后，陈子昂(661--702)明确提出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感遇诗》38首，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

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王昌龄的边塞诗大部分用乐府旧题抒写战士思念家乡、立功求胜的心情，他的《从军行》、《出塞》历来被推为边塞诗的名作。李颀的边塞诗数量不多，成就却很突出，《古意》一首、《古从军行》是他的代表作。王之焕是年辈较老的边塞诗人，一首《凉州词》写尽了远征人思家的哀怨，另一首《登鹤雀楼》诗意高远，富于启示性。

中唐诗歌是盛唐诗歌的延续。这时期的作品以表现社会动荡、人民痛苦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即新乐府运动。元稹、张籍、王建都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诗人。元稹(779--831)的主要作品是乐府古题19首和新乐府12首。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来说，元诗都非常接近白居易的诗，语言通俗易懂是他们共同的特色，这是源于他们文学观点的一致。张籍和王建虽无明确的文学主张，但他们以丰富的创作成为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同情农民疾苦是张籍乐府诗的主题，以《野老歌》最为著名。风格与上述几人十分相近的李绅诗作虽不多，但《悯农》诗二首却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除新乐府运动之外，这一时期还另有一派诗人，这就是韩愈、孟郊、李贺等人。他们的诗歌艺术比之白居易另有创造，自成一家。韩愈(768--824)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善以文入诗，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带入了诗坛，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以文为诗，讲才学，追求险怪的风气。孟郊(751--814)与贾岛(779--843)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险，苦思锤炼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刘禹锡(772--842)是一位有意创作民歌的诗人，他的许多《竹枝词》描写真实，很受人们喜爱。此外，他的律诗和绝句也很有名。柳宗元(773--819)的诗如他的散文一样，多抒发个人的悲愤和抑郁。他的山水诗情致婉转，描绘简洁，处处显示出他清峻高洁的个性，如《江雪》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李贺(790--816)在诗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拥有中唐独树一帜之风格，开辟了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浪漫主义新天地。《苏小小墓》、《梦天》等都是充分体现他的独特风格之作。

晚唐时期的诗歌感伤气氛浓厚，代表诗人是杜牧、李商隐。杜牧(803--852)的诗以七言绝句见长，《江南春》、《山行》、《泊秦淮》、《过华清宫》等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诗于清丽的辞采、鲜明的画面中见俊朗的才思。李商隐(813--858)以爱情诗见长。他的七律学杜甫，用典精巧，对偶工整，如《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绝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

晚唐后期，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

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

最能体现宋诗特色的是苏轼和黄庭坚(1045--1105)的诗。黄庭坚诗风奇特拗崛，在当时影响广于苏轼，他与陈师道一起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宋初的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8--1048)并称“苏梅”，为奠定宋诗基础之人。欧阳修、王安石(1021--1086)的诗对扫荡西昆体的浮艳之风起过很大作用。国难深重的南宋时期，诗作常充满忧郁、激愤之情。陆游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与他同时的还有以“田园杂兴”诗而出名的范成大(1126--1193)和以写景说理而自具面目的杨万里(1124--1206)。文天祥(1236--1282)是南宋最后一个大诗人，高扬着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过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

源于唐代的词，鼎盛于宋代。唐末的温庭筠(812--870)第一个专力作词。他的词词藻华丽，多写妇女的离别相思之情，被后人称为“花间派”。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较高的历史地位。他后期的词艺术成就很高，《虞美人》、《浪淘沙》等用贴切的比喻将感情形象化，语言接近口语，却运用得珠圆玉润。

宋初的词人象晏殊(991--1055)、欧阳修都有出色的作品，但依然没有脱离花间派的影响。到了柳永，开始创作长调的慢词，自此，词的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了苏轼，词的题材又得以进一步发展，怀古伤今的内容进入了他的词作之中。与苏轼同时代的秦观(1049--1100)和周邦彦(1056--1121)也是非常出色的词人。秦观善作小令，通过抒情写景传达伤感情绪的《浣溪沙》、《踏莎行》、《鹊桥仙》等是他的代表作。周邦彦不仅写词且善作曲，他创造了不少新调，对词的发展贡献很大。他的词深受柳永影响，声律严整、适于歌唱、字句精巧、刻画细致，代表作有《过秦楼》、《满庭芳》、《兰陵王》、《六丑》等。在两宋词坛上，女词人李清照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

南宋初年，面临国破家亡的危局，诗词作品多表现作家们的爱国之情，辛弃疾被誉为爱国词人，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受辛词影响，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

南宋后期的词人姜夔(约1155--1235)最为著名。姜词绝大多数是纪游咏物之作。在他的词作中，更多的是慨叹身世的漂零和情场的失意，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亭怨慢》。他的词沿袭了周邦彦的道路，注意修辞琢句和声律，但内容欠充实。

词在南宋已达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诗词乃退居其后。

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

清代诗词流派众多，但大多数作家均未摆脱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套子，难有超出前人之处。清末龚自珍(1792--1841)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沉寂，领近代文学史风气之先。他的诗常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观点来揭露现实，使诗成为现实社会的批判工具。后来的黄遵宪(1848--1905)、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等新诗派更是将诗歌直接用做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载体。

“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1917年胡适(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8首，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在新诗诞生过程中，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创作主力。经过他们的努力，新诗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最早出版的新诗集有：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和郭沫若的《女神》。

郭沫若的《女神》带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带着不同于其他白话诗的鲜明艺术性，为新诗奠定了浪漫主义的基础。《女神》也是新诗真正取代旧诗的标志。它成功地创造、运用了自由体形式，将新诗推向新的水平。

经过开辟阶段，新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

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自由体诗，他们的诗多以抒情为主，表现了觉醒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追求与苦闷。其中朱自清的成就较为突出。他的诗突出地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如《光明》一诗表达了作者不靠施舍、踏实求索的愿望。还有《匆匆》、《自从》、《毁灭》等诗都表现了历经坎坷与幻灭，追求理想之心不渝的坚韧。文学研究会中自成一家的冰心，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创作出版了《繁星》、《春水》两部诗集。她的这些诗都被称作“繁星体”。她的“繁星体”诗多表现母爱、童真和自然之情，满蕴温柔、忧愁之风。

怒吼的诗指的是瞿秋白和蒋光赤等共产党员作家的政治抒情诗，其中蒋光赤(1901?/FONT>1931)的诗最多。他的诗中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如《太平洋中的恶象》、《中国劳动歌》、《哭列宁》等诗一扫当时许多新诗中的缠绵悱恻之调，充满了阳刚之音，但他的政治抒情诗存在内容较空泛的弊病。

在新诗创作中，爱情诗这一领域当属湖畔诗社的诗最为引人注目，汪静之(1902-- )、应修人(1900--1933)、潘漠华(1902--1934)和冯雪峰(1903--1976)是其中的主力。他们的诗中所描写的爱情大胆而袒露，其间所显现出的质朴、单纯的美是最打动人的地方。

写自由体诗的冯至(1905--1994)也是比较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既写爱情，也写亲情和友情，出版有《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诗集。

提倡格律诗的是新月派。闻一多(1899--1946)为格律诗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为建设新格律诗，闻一多提出建设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实践。闻一多有两部诗集《红烛》和《死水》。在他的作品中，爱国主义情感贯穿始终。此外，他的诗还表现了“五四”时期积极向上，进取追求的精神风貌。他的艺术表现方法是浪漫主义的。他常选择某一形象来托物寄情。他善用贴切的比喻以增强诗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他的诗具有他所提出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一特点对整个格律派产生过重大影响。徐志摩(1896--1931)是新月社的另一重要诗人。他的诗主要表达对光明的追求、对理想的希冀、对现实的不满。表现个性解放、追求爱情的诗在徐志摩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风婉约，文字清爽、明净，感情渲染浓烈、真挚，气氛柔婉、轻盈，表现手法讲究而多变。他的诗多收于《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诗集中。

几乎在新月派活跃的同时，象征派的诗也出现在中国的诗坛上。象征派的诗既不真实描写，也不直抒胸臆，而是常采用不同于常态的联想、隐喻、幻觉、暗示等手段制造朦胧、神秘的色彩。李金发(1900--1976)是象征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微雨》、《为幸福而歌》等诗集。他的诗反映了“五四”之后一些知识分子面临茫然的前途时而产生的悲观情绪。李金发被人称为“诗怪”，是因其诗怪诞，可读性较差，但他的诗也有许多成功之处，如诗中大量形象鲜明的比喻、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强烈的感觉等皆为许多人所不及。其他成绩较为突出的象征派诗人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和冯乃超。

30年代的左翼诗派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领诗坛一派风骚。殷夫(1909--1931)是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人。他的诗热情颂扬无产阶级革命，生动描绘工人运动的战斗场面。因为有实际斗争经验，所以他的诗感情充沛而真挚又不流于空泛，艺术风格朴实、粗犷，代表作品有《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们的诗》等。左翼诗派的重要代表团体是中国诗歌会。他们的艺术主张是诗歌大众化，倡导诗歌面向下层人民，歌唱抗日救亡运动，代表诗人是浦风(1911--1942)。

新月派之后，描写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现代情绪的现代诗派兴起，戴望舒(1905--1950)是现代诗派的主要诗人。他因1928年发表的《雨巷》一诗而获“雨巷诗人”的美名，曾出版过《我的记忆》、《望舒草》等诗集。这些诗作集中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感和孤独感。他的诗大量采用象征意象，但因贴近主观情绪，诗意虽曲折、朦胧但并不过于晦涩。他常用的譬喻也新鲜而贴切。富于节奏感是他的诗的另一特色。

抗战后诗坛上最重要的诗派是七月派。七月派的重要诗人是胡风、艾青、田间、亦门、鲁藜、邹荻帆等。在他们的创作中，政治抒情诗占有很大比重，内容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呼唤人们的抗敌斗志。七月派在艺术上注重以炽烈的激情去撞击人们的心灵，而不讲究文学的雕琢、修辞。质朴、粗犷、奔放是七月诗人共有的艺术特色。

40年代后半期，被后来称为民歌体的新诗在解放区农村成熟了。民歌体新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李季与阮章竞的叙事诗中。

马凡陀是袁水拍(1907--1983)40年代中期发表讽刺诗的笔名。他在这一时期的诗结集为《马凡陀的山歌》，这是当时国统区最有影响的政治讽刺诗集。它多以市民熟悉的民谣、小调写成，轻松、诙谐而又锐利、泼辣，锋利的笔锋扫荡了末日社会的各个角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题材、新主题伴随着新生活应运而生。诗人们满怀激情抒写了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同时，新的社会也造就出一批诗坛新人和崭新的作品。他们是：邵燕祥和他的《歌唱北京城》、《到远方去》，森林诗人傅仇和他的《伐木者》，严阵的《老张的手》，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李瑛的《军帽下的眼睛》，公刘的《边城短歌》和《黎明的城》，顾工的《喜马拉雅山下》等。此外，诗歌形式有所创新，吸取民歌营养的信天游、接受外来影响的阶梯式、新格律诗等形式相继出现。

50年代未60年代初，诗歌兴起了新民歌运动，发展了传统民歌。政治抒情诗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在60年代出现，郭小川、贺敬之是当时两位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成就是长篇叙事诗的丰收。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以新颖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誉诗坛，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韩起祥的《翻身记》、王致远的《胡桃坡》、臧克家的《李大钊》、田间的《赶车传》等也都别具特色。

但取得成绩的同时，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也存在着题材、主题、形式、风格不够丰富的缺点。

新时期以来，沉寂十载的诗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景象。诗歌在表现手法上，得以古今中外广泛借鉴，形式则更趋于松散的自由体，风格千姿百态。新时期初期，欢呼胜利、反思历史的诗歌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并使之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一批青年诗人，如舒婷、顾城、江河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快速成长起来。他们的诗通常表现出一种晦涩的、不同于寻常的复杂情绪，人们谓之“朦胧诗”。

80年代中后期以后，诗坛又出现了自称为“第三代诗人”的现代派潮vv流。

第5篇：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脉络

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脉络(1919～1949)

与戏剧、小说散文比较，中国新诗的80年发展是相对薄弱的。小说毕竟还有鲁迅、沈从文、巴金和老舍;戏剧有曹禺、老舍和高行健;这些作家都得到了世界的承认。而诗歌却缺少这样的人物。中国新诗面对两个难以超越的高峰：一是中国古典诗歌，一是西方自莎士比亚以来的诗歌成就。诗歌的存在必须有精粹成熟的民族语言，诗歌与语言联系最为紧密，而现代汉语才产生不到100年，用只发展了100年的尚处于年轻阶段的语言能写出成熟的诗歌来吗?中国新诗就它的超越对象来说是显得稚气了一些，但就其自身发展速度来说确是迅速的，而且是成绩斐然。

中国新诗只80年发展历程——现代文学的30年和当代文学的50年。

现代文学中的30年是新诗的形成发展和成熟的过程。 A.第一个10年： 1.尝试中的新诗

胡适是“第一个白话诗人。”他的《尝试集》(1920)是“沟通新旧两个艺术时代的桥梁”。个别诗歌具备现代汉语抒情形式，大部分诗歌仍不能摆脱古典诗歌的形式传统。同期诗人还有俞平伯(《冬夜》)、康白情(《草儿》)、沈尹默(《三弦》)、周作人(《小河》)、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她》)等。

新诗的手法一是“白描”，二是比喻象征。这样早期的白话诗也分为两类，一是运用白描手法的客观写实倾向，一是托物寄兴的现代主义倾向。后者在传统诗歌里并不常见。

2.开一代诗风的新诗创作

郭沫若的《女神》(1921)是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它使诗的抒情本质与诗的个性化得到充分重视与发挥，奇特大胆的想象让诗的翅膀真正飞腾起来。“五四”时代的自由精神和诗歌本身的艺术规律都在这本诗集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湖畔派诗人”：汪敬之、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的爱情诗合集《湖畔(1922)。

“小诗体”：冰心《繁星》《春水》，宗白华《流云小诗》。

“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鲁迅语)冯至的诗集《昨日之歌》是形式上的半格律体，处处体现出艺术的节制，后来的闻一多与之相似。

3.新诗的规范化——新月派

如果说《女神》以“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的彻底破坏精神，冲决了传统诗词的格律，新月派则应需而生，它以`北京《晨报副刊》为阵地，闻一多、徐志摩、朱湘、林徽因、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主张“理性节制情感”，闻一多倡导新诗的格律化，提出诗歌的“三美”理论： 音乐美(有音尺、有平仄、有韵脚)、 绘画美(中国诗画相通理论)、

建筑美(有节的匀称，有句的均齐)。

《红烛》、《死水》是他诗歌创作的集中体现。徐志摩是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飞动飘逸的诗情与对形式美追求相结合，使徐志摩总是抓住每首诗特有的“诗感”、“原动的诗意”，寻找相应的诗律。《志摩的诗》是在不断的实验与创造中寻求美的内容与美的形式的统一。 4.早期象征派的诗歌

穆木天提出纯诗的概念，主张诗歌与散文有着完全不同的领域，“把纯粹的表现的世界给了诗作领域，人间生活则让给散文担任”，“诗的世界是潜在意识的世界”，诗是“内生命的反射”，“是内生活的真实的象征”。其次诗应有不同于散文的思维方式与表现方式：“诗是要暗示的，诗最忌说明的。说明是散文世界的东西。”李金发的《微雨》、《食客与凶年》、《为幸福而歌》，是早期象征派诗歌的代表之作。 B.第二个10年： 1.中国诗歌会

是左联领导的一个群众性诗歌团体，继承前一个十年蒋光慈早期无产阶级诗歌传统，殷夫为代表。特点：一是反映革命斗争和时代重大事件;二是强调诗歌的意识形态化，诗歌的主体并非诗人自己而是一个战斗集体;三是艺术表现上注重写实。这多少背离了诗歌的本质即个体生命情感的宣泄。 2.后期的新月派

抒情的重心转为“灵魂的战栗”，表现灵魂的战栗，和现代人精神的异化。徐志摩的《猛虎集》、《云游集》是这方面的代表。《再别康桥》属于这一时期，但情绪仍是前一时期的余绪。新诗人的加入，如陈梦家、方玮德，多为徐志摩的学生。在形式上进行“十四行诗”的转借与实验。

3.现代派诗人

施哲存在《现代》发表的《又关于本刊的现代诗》，被看作是现代派诗歌的一个宣言。强调要写纯然的现代诗，它在谱系上与早期的象征派诗歌相承;表现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情绪，用现代的辞藻排列成现代的诗形。“诗坛首领”是戴望舒、卞之琳。其中戴望舒以《雨巷》一诗获得“雨巷诗人”的美称。

4.汉园三诗人

1936年《汉园集》收入何其芳的《燕泥集》、李广田的《行云集》、卞之琳的《数行集》。卞之琳最为瞩目。他受到徐志摩和戴望舒的影响，为新诗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即由主情向主智的转变。他是新诗历史上一位具有自觉哲学意识的诗人，其诗歌于平淡中出奇，因为他善于对日常生活现象进行哲学的穿透与开掘。

30年代现代派诗人中，另一位智慧诗的作者是废名。他是一位东方化的现代诗人。融入他灵魂的是佛道精义，是诗禅传统。

C.第三个10年： 1.艾青

在中国诗歌发展历史上完成了历史的“综合”的任务。一方面坚持发展“中国诗歌会”诗人忠于现实的、战斗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克服扬弃其“幼稚的叫喊”的弱点，同时也批判地吸收了现代派诗人新诗艺术探索中取得的某些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诗歌艺术，他吸取了郭沫若式的激情，也吸取新月派的外在形式的追求，艾青使中国新诗开始追求一种内在的美。成为第三个十年最有影响的诗人。也是最早走向世界的中国新诗人之一。 2.七月诗派的出现

抗战之初中国诗歌会与新月派、现代派诗人都唱起了民族解放的战歌。抗战相持阶段经过诗歌审美艺术特征与政治宣传的争论，使人们对诗的内容与形式的认识达到新的水平。出现很多把新诗的艺术探讨提高到理论高度的学术著作：艾青的《诗论》、朱自清的《新诗杂谈》、李广田《诗的艺术》、朱光潜的《诗论》。在诗歌创作上对失落的诗歌个性有了自觉的追求，臧克家写出《泥土的歌》，戴望舒写出《灾难的岁月》，出现了风格的转化，把“小我”融入“大我”之中。在此期间影响最大的就是七月诗派。此诗派是在艾青的影响下，以胡风为中心，以《七月》等刊物为主要阵地形成的一个青年诗群。代表诗人有：鲁藜、绿原、冀方、阿垅、曾卓、卢钿、方然、牛汉等。提倡革命现实主义与自由诗体为主要旗帜，在国统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3.从冯至等校园诗人到以穆旦为代表的“中国新诗派”。

由西南联大朱自清、闻一多、卞之琳、李广田等老一辈诗人，和穆旦(查良铮)、郑敏、杜运燮、袁可嘉、俞铭传、王左良、赵瑞蕻等年轻诗人组成。

是历史的机遇把新诗的主要代表集中于这简陋的天地里，中国成名的、不成名的、已经成型的、尚未成型的诗人一起进入了人生与艺术道路上难得、少遇的“沉潜”状态。这首先是生命的“沉潜”——这是一种经历了战乱中的流亡，有了丰富的生命体验以后的生命沉潜：他们面对现实与自然默思，将中国土地上生活的沉重与灾难潜入内心深处，将民族本位的、更具感性(非理性)的战争体验转化为(融入)个人与人类本位的、更具形而上色彩的生命体验与思考。朱自清的《新诗杂话》、李广田的《诗的艺术》是其中最主要的成果，与同时期出版的朱光潜的《诗论》、艾青的《诗论》，同为新诗理论的经典著作;为新诗的发展寻找更丰富的艺术资源，他们的艺术探讨的触角既伸向中国古代诗歌(文学、文化)传统，同时开展了对西方文学经典的学习与研究，师生们以更加开放的眼光，与当代世界师潮进行直接的交流：冯至、卞之琳翻译和介绍了里尔克的诗歌与小说，燕卜逊则以当代英国诗人的身份开讲《当代诗》，而后期象征派诗人奥登这一时期的访华，使得40年代的校园诗人的创作以逼视(直面)现实、人生、自我的矛盾(分裂)为主要追求与特点的，而且他们将这种现实与灵魂的逼视上升为既保留个体的独特性，又是普遍、超越的人类经验和形而上的生命体验，同时又通过对现代诗的思维与语言的探讨与实验，将其转化为审美的形态。这“知性的提升与融合”与“文本实验”的自觉，都是充分体现了校园诗歌的特色的。 冯至的《十四行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中国新诗史上“最集中、最充分地表现生命主题的一部诗集，它是一部生命沉思者的歌”，它使中国现代诗歌第一次具有了“形而上的品格”。

4.九叶派

抗战结束后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回到北方(北京或天津)，他们和在南方的辛笛、杭约赫、陈敬容、唐祈、唐湜，相互寻找，遥相呼应，彼此确认共性，远距离地携手走上上海的《中国新诗》这块诗垦地，这些人虽未曾谋面，但却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流派特征。1981年他们中几位老诗人结集出版了他们当年的诗选《九叶集》，后来“九叶派”便成为海内外流行的称谓。九叶诗派的走红，一方面因为40年代的诗歌得以在尘封中挖掘，另一方面因为他们中许多人在新时期又焕发了创作的青春。也就是说九叶派作为40年代的诗歌流派，在80年代仍在活跃着。在文学史上以穆旦为首的九叶诗人被称为“中国新诗派”。他们强调：一是诗的思维方式的现代化。二是极端重视日常语言及说话节奏的应用。“只有变化多，弹性大，新鲜，生动的文字与节奏才能适当地，有效地，表达现代诗人感觉的奇异敏锐，思想的急遽变化。”强调诗的思维和语言的基本改造，这是中国新诗派的特征，也集中体现了它的反叛性与异质性，这恰恰是与早期白话诗的主张遥远呼应。这一派的诗人在80年代能复兴和重新被认同，也许正因为它与当代诗歌有着审美价值的一致性。或者说中国新诗派是对现代中国新诗30年发展的一个总结，是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形成做了一个准备。最能体现中国新诗派的这种反叛性与异质性的，无疑是它的代表诗人穆旦(1918——1977)。穆旦在他的代表作《被围者》里，这样写着他的新发现：“一个圆，多少年的人工我们的绝望将使他们完整。毁坏它，朋友!让我们自己就是它的残缺，比平庸要坏——闪电和雨，新的气温和希望才会来灌注：推倒一切的尊敬!因为我们已是被围的一群，我们翻转，才有新的土地觉醒。„„”早期白话诗人所提出的建立现代新诗的思维方式与情感方式的历史任务，到穆旦这里开始得到了初步的落实，这自然是意义重大的。

第6篇：浅谈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历程

诗歌是先秦文学的巨大成就之一。 其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口头到书面、从民间到宫廷、从集体歌唱到文人创作的漫长过程。在中国文学史上，春秋时编成的《诗经》是现在能看到的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一共三百零五篇，古称《诗》或《诗三百篇》。在语言的句法上，基本上是四个字一句。从音乐角度上分有“风，雅，颂”三个部分。在表现手法上有“赋，比，兴”三种。《诗经》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最早发生、发展的文学形式诗歌从口头到书面、从民间到宫廷发展阶段的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

继《诗经》之后，公元前四世纪，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骚体诗，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民间集体歌唱到诗人独立创作的更高发展阶段的出现。这种由文人创作、带有鲜明楚地文化色彩的新诗歌，将中国诗歌向前推进了一大步。骚体诗冲破《诗经》四言诗的固定格式，发展为五言句和七言句，不但能更好地表达思想感情，而且韵律和节奏也更富于音乐性。先秦时代，《诗经》与《楚辞》双峰并峙，是中国诗史上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两座巍然屹立的座标，其巨大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秦代时间短促，加上焚书坑儒，思想统治极为严酷，因此主要只有民间尚有歌谣流传。到了汉代，西汉文人诗坛，颇为寂寞。基本上为模拟四言和骚体的创作。值得一提的有汉初高祖刘邦的骚体歌诗《大风歌》、韦孟的四言《讽谏诗》等。但是到了东汉，情况就有转变，张衡的《四愁诗》虽没有脱尽骚体影响，但已具有新的气象。在班固、张衡的倡导下，东汉文人注意学习乐府民歌。为配合音乐而歌唱的《乐府诗》，其直接继承了《诗经》中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较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和人民的思想感情。代表了汉代诗歌的最高成就。东汉早期作家班固写的《咏史》诗，采用的是五言形式。后来张衡作《同声歌》、秦嘉作《留郡赠妇诗》，使五言诗的技巧上更有进步。《古诗十九首》奠定了五言诗的基础。建安时代，由于三曹七子的提倡，终于形成了"五言腾踊"的局面。七言诗的创作也在尝试中。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诗的格律和声韵还没有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律，只是由作者按照个人的内容需要和声韵感觉来进行写作。到了魏晋，由于受到了天竺梵音学的影响，我国的声韵学得到了发展。使诗歌创作由自然的声律发展到讲究追求声律，出现了作诗要注意平仄和韵律的性质，形成了格律诗的主要内容。

唐代，诗歌进入了辉煌灿烂的全盛时期。不但名家辈出，佳作如林，数量超过了西周至南北朝历代之总和，而且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题材领域的拓展、创作方法的多样化、体制的完备成熟等方面，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百花竞放，蔚为大观。在继承前代诗歌的基础上，唐代的诗歌形成了固定的分类。其分类有两种，一是古体诗，也叫古风;是指模仿唐代以前的传统诗体，没有一定格律，篇幅可长可短，用韵平仄都比较自由，句子的字数有整齐的，也有不整齐的;其中主要分五言古体和七言古体两种。二是近体诗(格律诗)，不象古体诗那样自由，在篇幅、用韵、平仄、对仗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更讲究追求声律。它基本上可分为两种：

五、七言律诗(八句)和

五、七言律绝(四句)。超过八句的律诗称作排律。盛唐时期，诗歌的发展达到了繁荣的顶峰。不论是五古、七古、乐府、歌行，还是近体诗，都呈现出特异的光彩。社会各方面的现实生活，都在诗人的笔下以各种体制和风格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在诗歌高度发展的环境里，随着城市经济的繁盛和燕乐的流行，唐代还兴起了一种合乐歌唱的新诗体----词。现传最早的唐代民间词是在敦煌发现的曲子词，题材广泛，作者众多，但艺术上还比较粗糙。

宋词从唐诗发展而来，在唐五代小令的基础上，宋代演为许多中调和慢词，在曲折动宕、开阖变化之中，使情景紧密交融，其细致、具体、微妙处，有的甚至胜于唐诗。其次，宋词又长于比兴，多以微妙而细致的比兴手法，藉景物表达内心复杂隐幽的感情，感人至深。宋词形成了众多的艺术风格，虽沿袭五代的传统，以抒发感情、性灵为主，形成“诗庄词媚”的分野，以婉约为宗，但后来由于时代生活的变化，题材的扩大，艺术个性得到重视，艺术手法渐趋多样，故使宋词风格在婉约与豪放之外，兼有真率明朗、高旷清雄、典雅精工、骚雅清劲、密丽险涩等多种风格。赢得了与唐诗并称“一代之文学”的地位。总之，宋词虽被称为“诗余”，但创调数百，列体盈千，不仅反映了较广阔的生活，更是抒情文学的精品，其成就与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可以说，词兴于唐，繁衍于五代，大盛于两宋。

宋朝时期，当时契丹族和党项族在与宋人的长期交往中逐渐接受了汉族的封建文化，但尚未产生成就较高的诗、词作家，作品数量也不多。由女真族建立的金，则继承了北宋的诗歌成就而自具面目。到了元明两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体裁，叫曲，也称散曲。曲可以说是词的另一体。除了咏唱时的伴奏乐器不同以外，在语言上更加接近口语。最突出的特点是可以加衬字。如张养浩的《闲居三首之一》“昨朝杨柳依依，今朝雨雪霏霏，社燕秋鸿(忒)疾苦。(不是)浊醪有味，(怎)消磨(这)日月东西。”其中括号内的字就叫衬字。

我国古代诗歌的鉴赏方法例谈

一首诗歌，应如何鉴赏?鉴赏出哪些东西来?笔者经过教学实践，发现“读·悟·联·结”四步鉴赏法，比较奏效。

一、 读

“读”，是从文本中获取大部分第一手材料(感性材料)的唯一途径。对诗歌而言，“读”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从读诗中获取的第一手材料是鉴赏诗歌的先决条件。

如何读?可事先设置情境，让学生在一定的情境中读，这个情境可以是喜境，也可以是悲境，让学生在喜境中读婉约诗歌，在悲境中读豪放诗歌或山水田园诗歌。还可以事先选出与所读诗歌类型相同或完全相反的诗歌，比较着读。读的形式灵活多样，只要是利于诗歌的鉴赏，都可采用。如慢读、快读、不快不慢地读、抑扬顿挫地读、闭着眼睛读、瞪着眼睛读、摇头晃脑地读等等。读的目的就是要读出诗歌的韵律节奏，读出诗歌的意境，读出诗人的意绪(情感)。如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一词，只有通过读，才能把握其语气节奏的轻重缓急，了解词人的心绪。尤其是“小楼 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与“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两句，非读无以把握运气之长短，非读无以知晓情感之悲喜。同时，通过读，还可以牢牢抓住诗歌中的重要词语(关键词——诗眼或词眼)和特定的意象。如“小楼昨夜又东风”中的“又”字(关键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中的“明月”(意象)。

“读”是对诗歌的第一步感知，它让学生粗浅地感知到了诗歌意境、作者情感等方面的轮廓，虽是模糊、朦胧，却给诗歌的深层鉴赏奠定了基础，导明了方向。

二、 悟

“悟”是在“读”所感知获取的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的理性思考过程。通过悟，可较为具体地把握诗歌意境、作者意绪等鉴赏内容，因此，这一步更为重要。那么，“悟”什么?悟诗歌意象，悟诗句中的关键词(诗眼或词眼)。

1.悟意象

在悟之前，首先要让学生明确诗歌意象在诗歌中具有哪些作用，如此，在悟的过程中方能变盲目而为有的放矢。诗歌意象的作用与散文中的景物描写的作用如出一辙，大体上有这些作用：营造氛围(如《琵琶行<并序>》中的“枫叶荻花秋瑟瑟”句，就营造出与朋友离别时的萧瑟、落寞的氛围)、借景抒情(这是诗歌惯用的“伎俩”，凡诗歌中有描写的景物，一般都具有这一作用)、塑造背景或环境(这一作用与“营造氛围”有相似之处，但亦有不同，那就是通过多个意象组合——意象群，为人物的活动提供背景或环境，这种作用在山水诗、边塞诗中运用较多，如王昌龄的《从军行》之“青海长云暗雪山”即是)、塑造意境(其与“塑造背景或环境”有所不同。意境是作者抽取自然景物中的多个特定景物以进行描绘而表现出来的境界和情调，它展现给读者的是一幅立体感强的画面，目的是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对于读者而言，也只有“临其境”或“入其境”才能感知境界之妙以及作者的情感。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与孤鹜齐飞”、“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等都是意境深远的诗句)、衬托人物节质或性格(这种作用在写物诗中较为普遍，在表达技巧上，常用象征手法或比喻修辞，如雪、竹、梅、松、鹤、荷、平仲、金风玉露等等，衬托人物品行高洁、性格坚毅、情感纯洁等)、奠定情感基调(如柳永《雨霖铃》开头三句“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为全词奠定了凄凉、伤感的基调)、以景衬境(这一作用在山水诗中运用最多，如以闹景衬静境——“竹喧归浣女”，以动景衬静境——“莲动下渔舟”，以暖景衬冷境——“日色冷青松”，以亮景衬暗境——“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以满景衬空境——“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以物语(或物态)衬心境——“废池乔木，犹厌言兵”，等等)、以景衬情(这种作用在诗歌中亦常出现，其表现为诗人用意象颜色的浓淡衬托情意的浓淡，这种方法又往往与谐音双关的表达技巧相关联。如李白的《春思》中“燕草如碧丝，秦桑低绿枝”句，就是用桑草之“碧”“绿”衬托想思情浓，“丝”“枝”分别与“思”“知”谐音。还有用悲景衬悲情、用喜景衬喜情或用喜景衬悲情，如杜甫的《登高》一诗，是用悲景衬悲情，而其《绝句·江碧鸟逾白》则是用喜景衬悲情)。当然，这些作用在诗歌中并不具备独立性，一首诗歌中，所有的作用可能都兼而有之，这就要求在鉴赏时，不能顾此而失彼。

有了意象这许多作用，悟意象就显得有据可依了，但如何悟呢?

首先找出诗歌中的个体意象或是意象群，再进行揣摩感知。如是个体意象，须赋予意象以人文情感进行鉴赏。如刘禹锡《石头城》一诗中的个体意象“潮水”，鉴赏时就须赋予人文情感。“潮水”给人的感觉，它总是一来一回，来时似乎很激越、狂野，充满着一股激情，待它猛烈撞击着海岸或沿着沙滩耗尽一切力量之后返回时，却显得平和，似乎有些瘫软或者懊丧或者失落。就此，我们可以展开想象：潮水来时是想索取点什么，还是想发泄点什么?回去时，是得到了一种满足，还是遭到了冷遇?结合后面的“寂寞回”便可知晓。由此推知，原来作者是用潮水反衬“故国”的荒凉冷落，是为以景衬境;同时，也流露出作者对历史苍桑的感慨，是为情景交融。如是意象群，须进入多个意象组合构造的画面以各种感官加以感知。如杜甫《登高》一诗中的“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句，诗人调动听觉、视觉组织了“秋风”、“高天”、“猿啸”、“沙渚”、“江鸟”这些意象构筑了一幅精美的画图。“临其境”，便有视觉开阔、听觉凄婉之感，为全诗奠定了伤感的情感基调;同时，视觉的恢廓，又衬托出了作者颠沛流离的独苦，是为以景衬情。——这些都是通过塑造意境所展现的情趣。

2.悟关键词 诗歌中有一些高度聚集作者情感或者用来描述氛围的关键词语，我们把这些词语叫做诗眼或词眼。它通过强烈的节奏为“读”所感知。如“小楼昨夜又东风”的“又”字，“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杜甫《蜀相》)中的“自”、“空”二字，均是关键词。

悟词，一般从词的本义入手，去悟其在诗境中的深层含义。如“又”是“再一次”之意，它表明春风是一季又一季地吹上小楼，同时也是一季又一季地吹在小楼中人的心上。“故国”难在，且时间越来越久远，不能不给李煜这个亡国之君增加了一层又一层的愁意，甚至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其中有悔恨、叹息等等，——一个“又”字所聚集的情感竟难以尽表。“自”、“空”二字则是写出了武侯祠的寂寞、荒凉的氛围。

三、联

在“悟”的过程中，我们已较为具体地把握了诗歌鉴赏的各方面内容，但这还只是对诗歌价值的相对单一取向，并不全面。因为有的诗歌还具有它的现实意义，所以在鉴赏时，还必须联系作者写作的当时背景(包括社会、文化、政治背景)和作者的生平等因素。如此，才能具体、全面、客观、公正地鉴赏诗歌。这也从一个侧面告诉鉴赏者必须具备一定的历史知识和了解相当一部分作者的生活经历及其思想状况。如在《石头城》一诗中，只把从悟中得到的“抒发作者对‘故国’昔盛今衰的感慨”作为鉴赏的最终内容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也违背了作者作此诗的真正意愿。因为诗人刘禹锡在写这首诗时，唐帝国已日趋衰败，朝廷里大臣相互排挤，出现了“牛李党争”，宦官专权依如故;地方上藩镇割据势力又有所抬头。所以他写这首诗的主旨应是讽喻现实，即借六朝的灭亡来抒发国运衰微的感叹，希望当时的统治者能以前车之覆为鉴。

四、结

1、诗歌类型及宏观鉴赏 我国诗歌众多，类型多样，并且每一类型的各诗歌又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所以对诗歌类型及其宏观鉴赏的总结也很重要，如此可让学生知一而类三，最终达到鉴赏各种诗歌的目的。

我国诗歌可分为借景抒情诗、咏史怀古诗、惜春伤别诗、羁旅行役诗、山水田园诗、托物言志诗、边塞征战诗、赠友送别诗、闺怨诗、谈禅说理诗等多种类型。但同时，它们又存在着交叉性，也就是说，鉴赏此类诗歌的方法也可用来鉴赏其它类诗歌。

鉴赏各类诗歌，要掌握一些宏观鉴赏要领：借景抒情诗，要体会诗中情景交融的意境，领会诗人写景所表现的情感，把握其写作技巧和语言特色;咏史怀古诗，要联系背景，领悟情感(感慨兴衰或寄托哀思或托古讽今);伤春伤别诗，是借对春光流逝抒发韶华易逝、壮志未酬的感慨，或表达对亲朋、好友、爱人的无限思念之情;羁旅行役诗，是流浪他乡的诗人通过眼见耳闻而触发的对遥远故乡的眺望，对家乡的憧憬;山水田园诗，是诗人以山水田园为审美对象，把细腻的笔触投向静谧的山林、悠闲的田野，创造出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借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对宁静平和生活的向往;托物言志诗，是诗人不直接表露自己的思想感情，而是采用象征、兴寄等手法，把自己的某种理想和人格志趣融于某种具体事物中，达到言志的目的;边塞征战诗，反映边疆将士不畏辛劳、保卫边陲的战斗精神，或描写将士和亲人相互思念的深沉情感，或讽刺并劝谏拓土开边、穷兵黩武的统治者;赠友送别诗，通过景物渲染离别时凄凉氛围，抒发难离或勉励之情;闺怨诗，写闺房女子对丈夫久客不归的埋怨或对远在边地征戍的夫君的思念;谈禅说理诗，是诗人把自己类似禅宗的顿悟或事理的体察诉之于诗句中，这类诗往往有不食人间烟火之空灵境界;等等。

2、诗歌鉴赏要目

“读·悟·联”只是解决了如何鉴赏诗歌的问题，至于鉴赏出诗歌的哪些东西来而且又无遗漏，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2002年高考说明》已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即重在对诗歌的形象、表达技巧、语言三方面的鉴赏。所以在总结时，就必须牢牢抓住这三个内容。

诗歌形象、表达技巧、语言的鉴赏要目见下表： 鉴赏类别 鉴赏要目 举 例 形象

人物形象 品质、性格、节操等 “零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如故” 思想情感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物形象 物之特征 托物言志诗中的物 景(或环境) 特点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表达技巧

借景抒情(或情景交融或移情于景)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托物言志(或象征) 托物言志诗

反衬(或对比或烘托)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

修辞(比喻、拟人、夸张、互方、隐语双关等) “凉月如眉挂柳弯，越中山色镜中看”

虚实结合 苏轼《江城子》

动静结合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用典 辛弃疾《京口北固亭怀古》 多角度(由远而近、由上而下，远望、近观，等)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语 言

清新、自然、朴素 山水田园诗 豪放俊逸 李白诗 沉郁顿挫 杜甫诗

峻伟奔腾，雄浑豪迈 边塞诗

委婉含蓄，耐人寻味 用典诗、咏史怀古诗 通俗、直白 白居易诗

3、答题策略

1.就诗论诗，不枝不蔓

高考是初步鉴赏，强调对诗歌本身特点进行思考作答，无需引经据典，用它作品比较。

2.分点答题，点后例证 品评技巧，品味语言

诗歌的形象性与抒情性要借助各种艺术手法来表现，答题时一定要根据要求，抓住诗歌本身特点，把握其艺术技巧。

4.知人论世，评出特点 5.文学理论，适量点缀

如“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以我观物，万物皆著我之色彩”“言有尽而意无穷”“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等理性语言要恰当地运用上，可以使答案显得厚实，有深度和力度，技高一筹。

我国不同题材的诗歌所表达的不同内容

要评价古诗的思想内容，就要涉及古诗的题材分类，因为不同的题材决定了古诗所表达的不同的思想内容。古诗按题材分可分为：山水田园诗、边塞诗、托物言志诗、怀古咏史诗、送别诗、羁旅还乡诗等。

1、山水田园诗(写景诗)

以歌咏闲适、恬淡的田园生活，描写美丽、清新的自然景色为题材的诗歌。这类诗歌的主要特点就是“一切景语皆情语”，亦即作者笔下的山水自然景物都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情愫，或者借景抒情，或者情景交融。代表人物主要有谢灵运、陶渊明、孟浩然、王维、范成大、杨万里等。

鉴赏山水田园诗，注意从以下几个角度去掌握：

①、把握诗歌意象。如白居易《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枫叶”、“荻花”、“秋”三个意象不仅点明了景物、时节，还通过这三个意象特有的属性渲染了送别时的环境氛围和诗人忧伤的情绪。

②、体味诗歌情景交融的意境。

通过描写景物来抒发感情，是中国古典诗的一大特色，山水田园诗更是如此。自然景物一经诗人摄入笔端，就带上了诗人的感情色彩。情景交融的手法有融情入景、借景抒情、寓情于景等等。“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就是一首融情入景，景中含情的好诗。烟花含愁，孤帆载憾，天际碧水带走诗人的无尽思念。诗人的惜别之情，从每一个画面中渗透出来。

③领会诗人写景所表现的情感。

一般地写景诗，字里行间透出的情感都是比较容易把握的，但一些表面上纯粹是写景的山水小诗，就不那么好理解了。这就要求我们对作者的身世，当时的时代背景有一定的了解，即知人论世，才可能准确地领会诗人写景所表现出的情感。这里牵涉到一个感情寄托的问题，分析诗歌，应认真判断感情寄托的深浅，切忌随意拨高作品的思想内涵。

④、分析诗歌的写作技巧。

山水田园诗写景的方法很多，鉴赏时主要注意写景的常见方法和技巧。

首先，留意作者观察景物的立足点和描写景物的角度，如高、低、俯、仰的变化。

再次，把握和分析作者描写景物的方法，如绘形、绘声、绘色。最后，理解和说明描写景物的技巧，如虚实结合(“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以动衬静(“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明、暗对比(“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以小见大(“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粗笔勾勒和细部描绘相结合(“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与“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比兴手法的运用。

2、咏物言志诗 咏物诗的特点在于托物言志。古人很喜欢咏物，大自然的万物，大至山川河流，小至花鸟虫鱼，都可以成为诗人描摹的对象，都可以寄托诗人的感情。由于作者的经历遭际、情趣爱好以至对事物观察的角度、认识的深浅不同，同一事物，往往会有不同的感受，表达出不同的感情来。唐代有三位诗人都写过咏蝉的诗，被诬入狱的骆宾王，发出的是“雾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的“患难人”的心声;仕途蹇滞的李商隐，感叹的是“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的“牢骚人”的遭际;而身居高位的虞世南，表达的却是“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的“高贵人”的志得意满。他们都抓住了蝉鸣高远的特点，却都揉进了自己的不同感受，表达了自己独特的感情。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咏物诗都含有作者明确的寄托，但不管有没有寄托，一首好的咏物诗，总是以其生动的形象和强烈的美感吸引读者，而且有意无意地、或深或浅地透过所咏之物，或流露作者的人生态度，或寄寓美好的理想，或隐含生活的道理。

3、边塞征战诗 在唐代，有一批诗人十分擅长描写边塞征战生活，形成了所谓的“边塞诗派”，成为唐代这个诗歌大国的一朵奇葩。当然，我们所指的边塞诗，范围要大一些，凡是表现军旅生活的诗作都归为这一类。

鉴赏边塞诗，要了解诗歌创作的时代背景，即把握时代特征。

边塞诗是时代的产物，最能体现国运兴衰，所以，如果能对作者所处的时代有所了解，对体会作品的内容和作者的感情是大有帮助的。盛唐时期，即使是艰苦战争，也壮丽无比;即使是出征远戍，也爽朗明快;即使是壮烈牺牲，也死而无悔。“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誓不还”(王昌龄)„„豪迈，勇敢，一往无前。到了中晚唐，国势开始衰微，虽然诗人们也仍保持着昂扬向上的基调，但不免夹杂着几多悲壮，几多忧伤。如“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李益)，“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陈陶)。到了宋代，国家在民族斗争中一直处于劣势，外辱不断，国难当头，可统治者却软弱无能，边塞诗中流露出来的感情，更多的体现为报国无门的愤懑和归家无望的哀痛，如陆游“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和范仲淹“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尽管仍洋溢着一股爱国热情，但和盛唐时代的边塞诗相比，更多了一些凄凉，一些惆怅。

4、怀古咏史诗

我国有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江山胜迹，人物风流。尽管历史如大浪淘沙，但无数前人在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留下多少辉煌业绩，令人钦佩仰慕;留下多少经验教训，让人唏嘘感慨。于是以历史故事、古人事迹为题材的怀古咏史之作便产生了，出现了像刘禹锡、杜牧等卓有成就的咏史大家。咏史诗多以简洁的文字、精选的意象，融合对自然、社会、历史的感触，或喟叹朝代兴亡的变化，或感慨岁月倏忽变幻，或讽刺当政者的荒淫无耻，从而表现作者阅尽沧桑之后的沉思，蕴涵了深沉的伤今怀古的忧患意识。刘禹锡的《乌衣巷》、《石头城》等;杜牧的咏史名篇有《泊秦淮》、《过华清宫绝句》、《题乌江亭》等。鉴赏咏史诗要揣摩作者写这段历史、这个古人的意图所在。后代作家对尘封的往事发思古之幽情，一定有现实的原因或者是触发感慨的媒介。辛弃疾登上京口北固亭，从历史上孙权、刘裕以京口为基地坚持抗击北方劲敌，联想到南宋小朝廷在风雨飘摇中苟且偷安，这京口北固亭就是触发诗人感想的媒介。南宋小朝廷的苟且偷安，自己的报国无门，也就是诗人引发诗思的现实原因。

最主要的是我们在鉴赏古诗时，要仔细推敲作者的态度和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诗人们由于不同的艺术技巧，不同的历史观和人生观，对于同一历史题材，可能从不同角度去反映。诗家怀古咏史，大致有这么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对历史作冷静的理性的思考。诗人自己并不置身其中，如杜牧和王安石都写过《题乌江亭》，杜牧为项羽自刎而惋惜，“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然而王安石却意识到项羽失败是历史的必然，“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第二种情况是把史实和现实联系在一起，或是感慨个人遭遇，或是抨击社会现实。苏轼的《赤壁怀古》和辛弃疾的《京口北固亭怀古》就是如此。第三种情况是只抓住历史的一些影子，故意借题发挥，如李商隐的《贾生》。同是昭君出塞这样一个汉代的和亲故事，杜甫说“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深沉地抒发了自己对远嫁异域的王昭君的同情，他在这里只是就史论事。而王安石则说“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作者在这里“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更多地是表达自己被排挤的心理。

5、送别诗

以送别亲人、友人为题材，既表达人所共有的亲情友情，也抒发自己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独有的情感。有豁然开朗、意气风发的，如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高适的“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别董大》)。大多数还是写离别的依恋、悲伤，杜牧的“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赠别》)，李商隐的“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无题》)。还有一部分送别诗是“惜而不伤”的，虽充满依依惜别之情，但并不悲伤，反而透露出一种诗情画意，充满友情的深情，如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

我国古代诗歌常用的表现手法

我国古代的诗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他们的作品在艺术手法和表达技巧方面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对后世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

表现手法是诗人用以抒发感情的手段方法，要准确答题，必须熟悉常用的一些表现手法。具体来说，有以下常见手法：

表现手法分(1)表达方式，(2) 修辞手法，(3) 抒情方式，(4)描写手法四大类。

(1)表达方式：①描写(正面—侧面，实写—虚写，动景—静景，近景—远景)如：“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用“蝉噪”“鸟鸣”—动景，写山林的“幽静”;汉乐府《陌上桑》对秦罗敷的描写“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俏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前四句是正面描写，写罗敷的服饰美;后八句是侧面描写，写周围的人为罗敷所吸引的神态。《望庐山瀑布》，前三句写眼前所见，是实写;第四句“疑是银河落九天”，以银河来比喻庐山瀑布，为虚写。②议论③抒情(直抒胸臆、借景抒情、托物言志)

(2) 修辞手法(比喻、拟人、对比、借代、夸张、排比、衬托、用典、设问、反问) 等

(一)比喻

用一种事物或情景来比作另一种事物或情景。可分为明喻、暗喻、借喻。有突出事物特征，把抽象的事物形象化的作用。

“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刘禹锡《望洞庭》) 诗歌巧妙地以“螺”作比，将皓月银辉下的山比做银盘里的青螺，色调淡雅，山水浑然一体。

(二)借代

借用相关的事物来代替所要表达的事物。借代可用部分代表全体，具体代替抽象，用特征代替人。借代的运用使语言简练、含蓄。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李清照《如梦令》)

诗中用“绿”和“红”两种颜色分别代替叶和花写叶的茂盛和花的凋零。

(三)夸张

对事物的形象、特征、作用、程度等作扩大或缩小的描述。有更突出、更鲜明地表达事物的作用。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李白《秋浦歌》)

愁生白发，诗人用夸张的手法写白发竞有“三千丈”那么长.可见愁思的深重。

(四)对偶

用结构相同、字数相同的一对句子或短语来表达两个相对或相近的意思。从形式看，语言简练，整齐对称;从内容看，意义集中含蓄。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登高》)

从篇法结构来讲，这首诗四联八句，句句皆对仗，对得圆浑自然，不见斧凿之痕。“无边落木”对“不尽长江”使诗的意境显得广阔深远，“萧萧”的落叶声对“滚滚”的水势更使人觉得气象万千。更重要的是，从这里感受到诗人韶华易逝，壮志难酬的苦痛。

(五)比拟

把物当作人来描写叫拟人，或把人当作物来描写叫拟物。比拟有促使读者产生联想，使描写的人、物、事表现的更形象、生动的作用。

“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林逋《山园小梅》) 这一联采用拟人的手法。“先偷眼”极写白鹤爱梅之甚，它还未来得及飞下，就迫不及待地先偷看梅花几眼;“合断魂”一词写粉蝶因爱梅而至消魂，把粉蝶对梅的喜爱之情夸张到极点。

(六)排比

把内容紧密关联、结构相同或相似、语气一致的几个句子或短语接连说出来。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马致远《天净沙•秋思》) 纯用名词组合，构成典型环境。

(七)设问

先提出问题，接着自己把看法说出。问题引入，带动全篇，中间设问，承上启下，结尾设问，深化主题，令人回味。

“问人间谁是英雄?有酾酒临江，横槊曹公。”(元曲小令，阿鲁威作) 以设问开篇，点明题旨，领起下面，分层次地叙述三国人物的英雄业绩。

(八)反问

用疑问的形式表达确定的意思。用来加强语气，表达强烈感情。

“江东弟子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王安石《叠题乌江亭》) 使用反问句式，语气冷峻，强调了历史之必然。

(九)起兴

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李商隐的《锦瑟》) 首联用瑟这种乐器起兴，由此而思及“华年。” (3) 抒情方式：

抒情方式主要有直接抒情和间接抒情两种方式，具体的说，就是直抒胸臆、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情景相生、情因景生、 以景衬情、 融情入景、 一切景语皆情语等。

重点介绍：

(1)借景抒情或情景交融：诗人对某种景象或某种客观事物有所感触时，把自身所要抒发的感情 、表达的思想寄寓在此景此物中，通过描写此景此物予以抒发，这种抒情方式叫借景或借物抒情。在我国古代诗歌中，松、竹、梅、兰、山石、溪流、沙漠、古道、边关、落日、夜月、清风、细雨和微草等，常常是诗人借以抒情的对象。如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借“原上草”的顽强抗争，尽情抒发对自然规律不可抗拒。

(2)寓情于景(或物)，情景交融，这种方式将感情融汇在特定的自然景物或生活场景中，借对这些自然景物或场景的描摹刻画抒发感情，是一种间接而含蓄的抒情方式。如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写景之中包含着对春雨的喜悦之情;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场景描写之中，寄寓着诗人的离愁别恨。

一般情况下，是乐景写乐情，哀景抒哀情，但也有以乐景衬哀情或哀景写乐情的写法。如唐代谢浑《谢亭送别》：“劳歌一曲解行舟，红叶青山急水流。日暮酒醒人已远，滿天风雨下西楼。”上联以“红叶青山”这样亮丽诗意的景色，反衬诗人离愁别恨。《姜斋诗话》说：“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

诗人写诗来表达他的思想情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需要写景——自然界的或周围的景，来引起情，把情感传达给读者。情与景的处理很重要，如果处理得恰当，他就会激起读者的感情，使读者与他发生共鸣。这样的诗就写得好，能动人。

(3)托物言志

托物言志诗，指的是诗人不直接表露自己的思想、感情，而是采用象征、兴寄等手法，把自己的某种理想和人格融于某种具体事物的一类诗歌。那么，一首好的托物言志诗，应该具有什么特点呢?

如下面这首明人于谦17岁时写的《石灰吟》：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

诗的首句写石灰的来之不易，铿锵有力的字句中寄寓了千锤百炼才能造就人才的深意。次句以拟人化的手法表现了石灰临难不惧、处变不惊的不凡气度，从中也寄寓了少年于谦不畏艰险的性格。第三句诗人再次以拟人化的手法充分表现了石灰不怕粉身碎骨的崇高精神和甘愿献身的美德。同样，从中也展示了诗人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英雄情怀。诗的末句“要留青白在人间”是前三句的收结与归宿，是全诗的画龙点睛之笔。石灰何以能如前面所吟唱的那样，关键在于它具有“要留清白在人间”的志向，这也是诗人的志向和理想。我们可以说，作者句句写石灰，正是句句写自己。

(4)直接抒情。也称直抒胸臆，是一种不要任何“附着物”，而由作者直接对有关人物、事件等表明爱憎态度的一种抒情方式。比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结尾：“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就直截了当地抒发了诗人甘愿为天下贫寒的知识分子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高尚情操。再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全诗以慷慨悲凉的调子，直接通过登幽州台表达了诗人功业难就、空怀壮志的悲愤和失意苦闷的情怀。

④借古讽今(用典)“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春风十里”引用杜牧的诗句，表现往日扬州繁华景象，是虚写;“尽荠麦青青”写词人今日所见的凄凉情景，是实写，寄予词人昔盛今衰的感慨。 ⑤借形象说理(寓道理于形象之中)《琴诗》(苏轼)“若言弦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诗人从“琴”与“指”这两个形象入手，通过两个假设句和两个反问句，揭示了“天下事物的完成都有赖于主、客体的紧密配合”这样一个深刻的哲理。

(4)描写手法

①衬托。(1)衬托，分正衬和反衬。正衬如“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由潭水之深衬托诗人与友人的情谊之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古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这首词主要塑造的人物形象是周瑜，却从“千古风流人物”写起，由此引出赤壁之战时的“多少豪杰”，最后才集中为周瑜一人，突出了周瑜的地位——正衬。

反衬又有动静衬，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声寂衬，如“日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以乐景衬哀情，如“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等。又如《鹊桥仙》(陆游)“林莺巢燕总无声，但日夜常啼杜鹃。”以“静”突出杜鹃悲切的叫声——反衬。

②虚实相生。“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上片除“念-阔”外，写的都是眼前的实景实事，写词人和心爱的人不忍分离又不得不分离的心情，是实写;下片写对别后生活的设想，是虚写，着意描绘词人孤独寂寞的心情。

③抑扬。《闺怨》(王昌龄)“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先写少妇“不知愁”，后写“毁”——先扬后抑。通过对少妇情绪变化的刻画，深刻表现少妇因触景而产生的感伤和哀怨的情绪，突出了“闺怨”的主题。

④渲染。本是国画得一种画法：在需要强调的地方，用水墨或淡的色彩涂抹画面，显出物象阴阳项背，以加强艺术效果。这种加强形象的手法，就是渲染。诗歌中则是指对环境、景物等作多方面的正面描写形容以突出形象。如白居易地《问刘十九》：“绿蚁醅新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诗地前三句，诗人尽情渲染：自己酿造的米就，为呈黄绿色，面上还浮有一些悬浮物，细如蚁;那酒正放在红泥抹的小火炉上温着，火炉是新的，红的色泽;这时天快黑了，看来要下雪了。经过这一番渲染，最后一句的法问“能饮一杯无?”也就水到渠成，得到了突出。

⑤白描。如“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田野无闲田，农夫皆饿死”。 ⑥动静结合

以上的诗歌鉴赏步骤及方法，对学生的鉴赏比较有帮助。牢固掌握，学生做题时就不会陷入盲目的作答，就有了方向性。当然，在做简答题时，要点面结合，内容与形式相结合，一定要紧扣原诗内容，切忌脱离原诗泛泛而谈，力争做到语言精练，术语规范，抽行理论与具体内容相辅相成。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得提高诗歌鉴赏题的得分率。

对个别优美诗歌的鉴赏

普宁一中 谢燕龙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诗歌传统的大国。从《诗经》到《楚辞》，从陶渊明到“建安七子“，从李白到文天祥，从唐诗到宋词到元曲，从山水田园到边塞诗歌，高潮迭起，名家辈出，流派众多，精彩纷呈，不胜枚举。诗人们，才华横溢，寄情世外，牢笼百态，体察入微，或沉醉或清醒，或抑郁或洒脱，风情万众，千古流芳。

现在的高中教材诗歌的比重越来越大，诗歌鉴赏也成为高考语文试卷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而且比重也有扩大的趋势。有人认为，诗歌鉴赏头绪多，困难重重，难以应付。笔者认为，只要我们予以重视，找到方法并熟练应用，诗歌鉴赏并不困难。以下是以王维的《过香积寺》这首诗为例，谈谈古代诗歌鉴赏的一些方法和技巧：

过香积寺

王维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注]。 安禅：佛家语，指闭目静坐，不生杂念;毒龙：指世俗欲念

古人评诗时常用“诗眼”的说法，所谓“诗眼”往往是指一句诗中最精练传神的一个字，你认为这首诗第三联两句诗的“诗眼”分别是哪一个字?为什么?请结合全诗简要赏析。

答：

从选文看，这首诗是唐代著名诗人之作，从鉴赏方面看，涉及形象、语言和技巧，以及评价作者的思想感情，是一道可以列为经典的考题，它为我们掌握高考诗歌鉴赏方法提供一个很好的例子。

一、 知人论诗，以察诗情。

欲知诗之深意，必先明人之境遇。了解作家的生平、思想、创作风格，有助于对其作品内容的理解和把握。王维是唐代诗人，公元八世纪四十年代初，奸臣李林甫将著名宰相张九龄排挤出朝廷，王维非常沮丧，一方面对当时的官场感到厌倦和担心，但另一方面却又恋栈怀禄。于是随俗浮沉，开始过着半隐半仕的生活。他的母亲长期奉佛，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王维中年丧妻后，一直过着长斋奉佛的独身生活， 对蓬勃发展的禅宗的哲理兴趣越来越浓，诗歌风格也发生了变化，早年那种意气风发的诗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融合画意、诗情和禅理的山水诗，其诗情清淡却又蕴涵着不易把捉的禅理，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过香积寺》这首诗，不只是“诗中有画 ”，而是“诗中有道 ”，禅理、禅趣尤浓。诗中描写古木、云峰，渺无人迹的山径，被危石阻遏的幽咽泉声，照在深苍松林上的凄冷日色，还有空寂曲折的潭岸。深山古寺的环境景色，都是那么萧瑟暗淡、幽冷阒寂，给人以远离世间尘嚣之感。这既是诗人赴寺途中实见实闻的景物 ，也是他那消极出世的禅寂心境的写照。从唐代的司空图到清代的王士禛，都称王维为“诗佛 ”，竭力推崇王维的这一类诗，认为“字字入禅 ”，最有神韵。

从这里，我们得到启示：做诗歌鉴赏题目时，首先审视一下作者，回忆作者所生活的时代、个人的经历，回想诗人的作品风格，特别是教材中涉及的诗文大家，比如陶渊明的朴素自然、杜甫的沉郁顿挫、白居易的通俗易懂、李白的豪迈飘逸、王昌龄的雄健高昂、杜牧的清健俊爽、李商隐的朦胧隐晦、王维的诗画一体、温庭筠的绮丽香艳、高适的悲壮苍凉、李清照的缠绵悱恻、陆游的悲壮爱国、(孟)郊寒(贾)岛瘦、“韩孟诗派”的奇崛险怪等，这些对我们准确理解诗歌将会有很大帮助的。对于非著名诗词曲作家，应充分重视作品朝代和题下小注(高考试卷无多余字句)，力求形成知人论世、知人论诗的评价鉴赏能力。

二、 组合意象，探究内涵。

诗是由意象构成意境，再由意境体现诗情的。意象是诗的基础，意境是诗的画面，诗情是诗的内涵。鉴赏一首诗必须从意象着手分析意境，再由意境感悟诗情。“意象→意境→诗情”是鉴赏古诗从局部到整体的合理流程，不可倒置。

例如：王之涣《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诗人在这首二十字的千古绝唱中，粗线条地描绘了落日、晚山、黄河、大海等意象，显示出登高远眺的特点，“落日”在西，“大海”在东，视野开阔。既有落日近山的奇异风光，又有千里黄河归大海的壮丽景象，甚至还有滔滔黄河水的声响，不仅可以使人们看到一幅登楼远眺的无限广阔的艺术图画，而且能够有力地激发人们“更上一层楼”的思想愿望，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

《过香积寺》通过 “云峰”、“古木”、“深山”、“泉声”、“危石”、“日色”、“青松”、“空潭”等意象，写出深山之中寺院的幽邃景象。特别是颈联中泉声、危石、日色、青松四个意象有机地组合在一起，使日色之凄冷与泉声的幽咽相互衬托，深僻冷寂之境界全出，真切地透露出诗人沉湎于佛学的恬淡

心境。

三、品味语言，体会意境。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对作品的语言表现力作具体的、深入的开掘，有助于准确把握作品的立意和思想感情倾向，进入作品美的意境。

《过香积寺》首联落笔就以“不知”二字，表现出一种迷惘的心境。颔联写只见古木夹道，寂无人迹，忽闻钟声自林霭传来，却仍不知寺在何处。“何处”既与“无人”对偶 ，又遥应开篇的“不知”，将一种幽远深奥、缥渺莫测、令人迷惘的意境渲染得越来越浓。颈联进一步借泉声的幽咽和日色的凄冷，渲染山寺远离世间烟火、俗人难以接近的氛围。“日色冷青松”一句，巧妙地运用了“通感”的手法，把视觉意象“日色”用触觉感受的“冷”来形容，更深刻奇妙地表现出幽僻的感受。结尾两句写寺外清漂的空旷幽寂，潭岸的曲折深僻，僧人的安禅入定。全诗用“不知”、“无人”、“何处”、“冷”、“空”等词语，从各个侧面烘托山寺的深幽，创造了超脱尘俗忘我入禅的境界，使外在景物与内蕴的禅境相互映照。

四、抓住诗眼，体会主旨。 好诗都有诗眼，诗眼是最值得赏玩品味的。《过香积寺》第三联两句诗的“诗眼”并不难找，它们分别是“咽”、“冷”。山中危石耸立，流泉受到阻挡，只能缓慢地、时断时续地流淌。它们在嶙峋的危石间艰难地穿行，水流声音变得细小了，低沉了，喑哑了，仿佛是在痛苦地幽咽 。“咽”字下得极准确、生动、传神。深山青松树密荫浓，日光照射在松林间，因为山森幽暗，而现出寒冷的色调。诗人以“冷”字形容日色，可谓新奇绝妙。“咽”、“冷” 两字把泉声、危石、日色、青松四个意象有机地组合在一起，绘写出了山中寂寥的景象，衬写出了作者本身禅寂的心境。赵殿成评论说：“下一‘咽’字，则幽静之状恍然 ;著一‘冷’字，则深僻之景若见。昔人所谓诗眼是也。”(《诗境浅说》)。

五、踩准分点，高效答题。

找出“咽”与“危”是诗眼并不难，难的是“为什么”和“结合全诗鉴赏”。《过香积寺》这首诗，王维以沉湎于佛学的恬淡心境，描写山林古寺的幽邃环境，从而造成一种清高幽僻的意境。诗的前六句写的都是景色，然而无处不透露诗人的心情。因此结合全诗对第三联两句诗的“诗眼”作分析，重点要答出三个要点：一是“咽”、“冷” 二字绘写出了山中寂寥的景象，此所谓意境;二是 “咽”、“冷”二字运用了拟人、通感的修辞，使诗文更为生动;三是“咽”、“冷”二字衬写出了作者本身禅寂的心境。

第7篇：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简史

北京大学中文系

杜晓勤

概说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宝库中，诗歌是最为璀璨夺目的一颗明珠。中国诗歌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如果从《诗经》算起，已经有三千多年了。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诗歌一直和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情感世界紧密相关。古代祭神、节庆的时候，要唱诗祈福、祝愿;朋友聚会或离别时，要作诗言欢、赠诗惜别;青年男女谈恋爱时，也常以诗歌相与赠答、互诉衷曲;外出旅行看到名胜古迹，人们往往要题诗赞美。唐宋以后，科举考试也要考做诗，诗做得好，还可以得到功名，获得做官的资格。而且，自先秦开始，就有“诗缘情”、“诗言志”的传统，历代诗人都喜欢用诗歌来述怀、抒情，表达对自然、社会、人生乃至宇宙的感受和看法。三千多年来，中国诗坛涌现出众多杰出的诗人和优美、感人的作品，诗歌创作的优良传统一直延续不断，成为我们今天引以为豪的精神财富。

下面就让我们漫步在历史画廊中，回顾一下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光辉历程，了解其伟大的艺术成就。

先秦两汉诗歌

诗歌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代，没有文字，只有在口头上唱的歌谣。这些

1 歌谣往往和先民的劳动生活、宗教祭祀密切相关，是配合着音乐舞蹈的。但是由于没有文字的记录，所以我们今天难以窥见其历史面貌。

大概到了周代，周王朝为了制礼作乐，曾派采诗官在春秋两季到各地搜集歌谣，贵族们为了祭祖、宴客、出兵、打猎、讽谕等目的也作诗、献诗，这些诗在公元前六世纪左右，被编辑成了《诗》。《诗》共收入自西周初年(公元前十一世纪)至春秋中期(公元前七世纪)大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所以又被称为《诗三百》，汉代以后称之为《诗经》。《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中国诗歌最早的、最为重要的一个源头。其中的作品按照音乐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共有周南、召南、邶、鄘、卫、郑、齐、魏、唐、王、秦、陈、桧、曹、豳等十五个诸侯国的民间歌曲160首，又称十五“国风”。“雅”有“正”的意思，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共有105篇。“雅”又因产生的时代和乐调的不同，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多是西周时代的作品;小雅则多为周王室衰微以后的作品。“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歌舞曲，其中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诗经》的表现内容较为丰富。“雅”、“颂”中有些作品带有“史诗”的性质，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等。但《诗经》的精华在于十五“国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歌唱爱情，赞美劳动，揭露现实，是“国风”中最为动人的主题。如《诗经》第一篇《关雎》，就是一首缠绵悱恻的情歌，开了中国爱情诗的先河。《诗经》的表现手法丰富多彩，后人曾经归纳为“赋、比、兴”。“赋”是铺陈叙述，“比”是比喻，“兴”是起兴。《诗经》在句式上以四言诗为主，章法复沓，回环往复;语言上双声、叠韵的现象比较普遍，修辞巧妙，韵律和谐。但是，《诗经》对后世最大的影响在于后来汉儒借《诗经》所阐发的“诗言志”、“美刺”、“比兴”以及“温柔敦厚”的诗教观，一直被历代诗人奉为创作圭臬。

2 中国诗歌的另一源头是《楚辞》。《楚辞》是在战国后期南方的诸侯国楚国民歌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带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新诗体。它的奠基人和代表作家是屈原。屈原，名平，是楚国的一个没落贵族，曾任三闾大夫和左徒，一度受到楚怀王的信任和重用。他对内主张“举贤授能”，变法图强;对外主张联齐抗秦。后因遭到贵族保守派的谗害排挤，被楚怀王放逐了。在放逐途中，他爱国之心不改，把满腔的郁闷写成了一首首感情浓烈、文辞华美的诗篇。他后来看到楚国必将灭亡，人民水深火热，而他又无力回天，遂自投汨罗江而死。他是中国诗歌史上最早的、影响最为深远的爱国诗人。现在能够肯定的屈原的作品，主要有《离骚》、《天问》、《九歌》等。其中《离骚》集中反映了屈原的人格魅力和艺术成就。在这首中国诗歌史上最长的抒情诗里，屈原反复倾诉了对国家的热爱，讴歌了美好的人生理想，表达了自己决不同腐朽势力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格。“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两句发自肺腑的诗句，成为后世无数仁人志士不懈追求真理的心声。《九歌》是屈原根据楚地民间祭祀乐歌改作和加工而成的一组诗歌，或写人对神的礼赞倾慕，或写神灵间的眷念、爱情，语言优美，情思忧伤。《楚辞》所代表的是完全不同于《诗经》别样的诗歌美学风格，以其波荡汹涌的感情，奇幻瑰丽的想像，铺陈华美的语言，勃发出极强的浪漫色彩和艺术感染力，成为中国诗歌发展的又一重要源头。

汉代诗歌，有直接从《诗经》而来的四言体，但因形式上的僵化，未能出现优秀的作品;有运用《楚辞》形式写成的“楚歌”体，亦少有创新。汉代诗歌的新成就集中体现在汉乐府和汉末文人诗《古诗十九首》中。

汉乐府的产生和汉代音乐机构-乐府关系密切。史载秦汉立乐府，但乐府的真正繁荣自汉武帝始。它的职责是采集民歌加以整理，配乐演唱。后来人们

3 便把乐府所采集和演唱的民歌叫做“乐府诗”、“乐府歌辞”。汉乐府继承《诗经》反映现实的优秀传统，多为“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它们反映的社会生活相当广阔，尤多抒写下层劳动人民生活和情绪的作品。如《东门行》、《妇病行》等，写人民的困苦;《战城南》、《十五从军征》等，写战争和兵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有所思》、《上邪》、《公无渡河》等，则歌咏了男女间诚挚坚贞的爱情;《陌上桑》赞美了平民女秦罗敷的美丽和智慧，讽刺了贵族官僚的荒淫无耻;《焦仲卿妻》则是封建家长干涉青年婚姻所酿成的一个悲剧。汉乐府民歌语言朴素自然，活泼生动，且时有真率稚气。它们句式多样，以五言为主，是中国诗歌在语言形式上的一次创新。五言诗的标志是“二三”节拍，较之《诗经》的“二二”节拍，抑扬顿挫，韵律上更优美，表情达意也更丰富、自由。

随着汉乐府的流行，文人开始仿作五言，到汉末便呈现出五言诗大兴的局面。这是中国诗歌史上民歌影响文人创作的一件值得彰明显著的大事。汉末的许多五言诗，因为作者姓名不可考，自晋代以后就被称为《古诗》，其中有十九首被萧统编入《昭明文选》，代表了当时五言诗创作的最高成就。《古诗十九首》主要表现了夫妇、朋友间的离情别思，士人宦游失意之感，有的作品还流露出人生短促、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东汉后期政治混乱、社会动荡环境下知识分子的心态。哀怨虽深，却平平说出，娓娓道来。语言浅近自然，诗境清和平远。后人把它们奉为五言抒情诗的典范，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如刘勰誉之为“五言之冠冕”(《文心雕龙·明诗》)，钟嵘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诗品》)。

魏晋南北朝诗歌

建安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也是文人五言诗创作的繁荣时期。创作成就

4 最大的是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和王粲、刘桢、徐干、陈琳、阮瑀等建安七子。他们一扫汉末文人的颓唐，通过亲身体验，学习乐府民歌来反映国家的丧乱和人民的苦难，具有强烈的现实性。他们的不少诗篇，还表现了企求乘时建功立业、有所作为、名垂青史的奋发精神，大多情怀慷慨，意气风发，才调纵横。语言上深受乐府民歌影响，疏朗明白，不尚雕琢，具有清新刚健的风格。后人把建安诗歌这种建筑在慷慨情怀基础上的爽朗刚健的风貌，称为建安风骨，或者称之为汉魏风骨。唐代诗人曾经把追求建安风骨当作革新诗风的一个有力口号。

曹植在建安诗人中年龄最小，艺术成就却最为突出。他前期深受曹操喜爱，纵情任性，风流不羁;后期名为藩王，实际上遭到曹丕、曹叡的猜忌和迫害，常怀忧惧之心。他才华横溢，写诗颇多，通过各种题材，采用直写、比喻、象征等艺术手法，多方面抒写其内心世界的彷徨和悒郁。他的五言诗，“骨气奇高，辞采华茂”，在内容之深邃和艺术之精湛两方面，均超迈前人，钟嵘《诗品》誉之为“诗中之圣”，成为后世文人五言诗创作的一个新范型。

建安文学之后出现了正始文学，代表作家是阮籍、嵇康。在魏晋易代之际，为了反对司马氏集团的政治恐怖，嵇康直接抗争，诗文均愤世嫉俗，最终招致杀身之祸。阮籍不敢公然反对，外表佯狂放诞，内心十分痛苦。其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远绍《小雅》、《楚辞》，近承《古诗十九首》，受“言不尽意”玄学思想和险恶政治环境的影响，大多采用比兴象征的手法，写得隐晦曲折，意旨遥深，归趣难求，创造了黑暗政治下用诗歌进行抗争的新形式。他的这种五言咏怀组诗的体制，也对后来的诗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如左思《咏史》、郭璞《游仙》、陶渊明《饮酒》、庾信《拟咏怀》、陈子昂《感遇》、李白《古风》

5 等组诗，精神上都与之一脉相承。

西晋时期，诗歌和现实的关系渐渐疏远，文人诗创作走入低谷。陆机、潘岳等人，于诗歌形式上用力颇多，文才斐然，然内容贫乏，骨力不振。只有左思能自出机杼，独立不群。他的《咏史诗》八首，名为“咏史”，实为“咏怀”，把历史现象和个人遭际融为一体，批判当时的门阀制度，倾吐寒士的不平，辞情慷慨，风格遒劲，对后世咏史诗影响很大。

此后诗坛的复振，要到东晋、刘宋两代，代表作家是陶渊明、谢灵运。陶渊明，字元亮，曾更名潜。他受时代思想和风气的影响，早年就有爱好自然的一面，同时也有“大济于苍生”的想法。由于时局动荡，他迟迟没有出仕。后为贫穷所迫，先后做过州祭酒、参军、县令一类的小官。但是他深感官场险恶、政治污浊，于彭泽令上毅然弃官归田了。他的诗歌按内容可以分成田园诗和咏怀诗。田园诗是他的独创，代表作有《归园田居》、《桃花源诗》等，或表现农村的恬美静穆和自己毅然怡然自得的心境，或歌颂劳动以及在劳动中与农民建立的友谊，为诗歌创作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后人称之为“隐逸诗人”或“田园诗人”。他的咏怀诗围绕着出仕与归隐的矛盾，表现理想不能实现的苦闷以及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崇高品格，代表作有《饮酒》、《杂诗》、《读山海经》等。他的诗歌出语平淡，不事雕琢，风格清新，意境淳美，是情、景、理的统一。他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后代诗人像王维、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等人，都从他身上学到人生品格，从他诗中得到艺术养料。

和陶渊明多写田园不同，当时另一位大诗人谢灵运，则热衷于山水。谢灵运，系东晋重臣谢玄之孙，袭封康乐公，世称谢康乐。刘宋代晋后，仕宦不得意，转而放情山水。他的山水诗观察细致，感受敏锐，往往能真切地描绘出山

6 水之美来，叙事、写景、说理兼长，诗风清新自然。他又以炼句著称，像“池塘生春草”、“白云抱幽石”等名句，都传诵一时。他是中国诗歌史上大力描写山水的第一人，开创了山水诗派，直接引领了谢脁、王维、孟浩然等人的山水诗创作。

南北朝时期，诗歌创作的一大成就是民歌的新发展。东晋、宋、齐是南方民歌产生最多的时期。南方民歌大多属于南朝《清商曲》中的《吴声歌曲》和《西曲歌》，内容几乎全是关于男女爱情的，代表作有《西洲曲》、《子夜歌》、《读曲歌》等。这些作品多为五言四句，情调哀怨缠绵，艳丽柔弱，且喜用双关谐音，语言活泼，当时文人仿作甚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朝民歌题材广泛，感情直率，语言朴实，风格刚健。其中《木兰辞》叙事与抒情相渗透，细腻与粗犷相融合，代表了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与此同时，南北朝文人诗的创作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刘宋诗坛的一般趋向是更重隶事，也就是抄书用典。刻划山水成为重要的题材，描写更加工细，用字更加琢炼。齐武帝永明年间，沈约等人提倡“声律说”，诗文力求谐调，对于形式技巧更加侧重。鲍照和谢脁是这一时期成就最高的两个诗人。他们除了继承过去的传统之外，又从民歌中汲取了新的营养，各有新的创造，影响了后来诗歌的发展。其中鲍照的诗歌，偏重表现建功立业的抱负和对门阀制度的不满。诗风俊逸豪放，奇矫凌厉。他又创制七言歌行，在诗体发展上大有贡献。谢脁是“永明体”的代表作家，诗歌合律性高，有些作品已经和唐代的“近体”诗相似。他的一些五言四句短诗，仿自《吴声歌曲》，出语天然，情深味长，对于唐人五言绝句极有影响。他的诗歌还继承了谢灵运描写山水的传统，但是摒弃了谢灵运铺排板滞的弊病，也绝少玄言的尾巴。虽然不废雕刻和藻绘，但能

7 归于自然和清绮，所以风格秀逸，情致动人，使得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也击节称赏。

南朝后期，社会风气绮靡，朝纲日益堕落，士人气质纤弱，所作诗歌大多内容空虚，充满脂粉气。萧纲等人写作的“宫体诗”，更是沦落到浮艳的境地。庾信也是在“宫体诗”创作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且为“徐庾体”代表作家之一。但是，他在出使北朝、被羁不返之后，生活境遇大变，而能突破齐梁体的藩篱，融合南北诗风之长，由冶艳而刚健，成为南北朝诗歌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庾信后期的诗歌以《拟咏怀》二十七首为代表，深切地表现了故国乡关之思，羁身异域之痛，以及屈身从仕异国的愧耻不安的心境。他的诗用事贴切，造语新颖，在体制声律上更加接近律绝等近体诗的格调，启唐人之先鞭。

唐宋诗词

唐宋两朝，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黄金时期。唐诗、宋词是中国古典诗歌大花园中最为灿烂的两朵奇葩。

唐诗的繁荣，首先体现在数量上。仅据清代康熙年间所编的《全唐诗》所录，诗人就有两千二百余人，作品四万九百多首，共九百卷。不过，更主要的标志是涌现了李白、杜甫这样的伟大诗人以及陈子昂、王维、孟浩然、王昌龄、高适、岑参、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李贺、李商隐、杜牧等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唐诗的艺术水平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再加上题材、形式和流派的多样性，使唐诗达到了中国诗歌的高峰。

唐诗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初唐诗歌承梁陈宫体而来，上官仪、沈佺期、

8 宋之问等人都是文学侍从之臣。但是他们精研声律，探索出五七言新体诗联间粘缀合律的规律，促成了近体律诗的定型，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开始冲破绮靡诗风牢笼的，是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在继承南朝诗歌形式美的基础上，改造了宫体，题材和主题由宫廷的淫靡改变为都市的繁华和正常的男女之爱，由台阁应制扩大到写江山之美和边塞之情;风格也由纤柔卑弱变为明快清新。稍后，陈子昂力倡汉魏风骨，诗歌开始关注广阔的社会生活和重大的政治问题。经过他们的努力，初唐诗歌逐渐摒弃了轻浮绮靡的诗风，建立起高峻雄浑、刚健有力的新诗风。

如果说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那么，盛唐诗乃是这座高峰的顶点。盛唐时期，诗坛名家辈出，，风格多样，流派纷呈，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是李白和杜甫。

李白主要生活在大唐帝国最为辉煌的年代，是盛唐之音的天才歌手。贺知章称李白为“天上谪仙人”，后人又将他尊为“诗仙”。但是，李白并不完全是一个超现实的浪漫主义者。开元、天宝时期的其他诗人往往在高蹈与进取之间徘徊，而李白却毫不掩饰他对功名事业的向往，同时又因为自己绝对无法接受取得富贵利禄的附加条件而弃之如敝屣。他热爱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对其中不合理的现象毫无顾忌地投之以轻蔑。这种已被现实牢笼，却不愿意接受，反过来又想征服现实的态度，成为后人反抗黑暗现实与庸俗风习的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他诗中的形象往往是个性化的，带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想像奇特，手法夸张。他的乐府诗很多，取材广泛，用来抒写自己的奔放不羁的感情。他的七言歌行又掺入杂言，雄壮、缥缈而奇丽。他的

五、七言绝句，纯任自然，无意于工而无不工，优柔不迫，闲雅超远。明代胡应麟就认为唐代

五、七言绝

9 句，以李白为最。

杜甫的生活经历跨越了安史之乱，他以积极入世的精神，勇敢而忠实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他把个人的遭际和时代的不幸、民众的疾苦紧密联系在一起，描绘出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悲哀，是变乱时代的伟大“诗史”。他的

五、七言古诗，格调大变，沉郁顿挫。七言律诗在他手中正式成立，沉着而痛快。后人认为杜甫律诗为唐律之最，其中五律极尽声律、句法变化之能，七律亦精炼而多创造。他的诗歌博大精深，既有清新刻画的句子，又有议论和用典，有严肃也有诙谐，有柔情也有沧桑。所以，自中唐开始，杜甫就被称为“诗圣”，宋人更是推崇备至，谓“杜甫集开诗世界”，后人似乎从任何角度都能从中各取所需。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成就最高、影响最为深远的诗人。

李杜之外，盛唐诗坛还有两大诗歌群体特别引人注目。一是以孟浩然、王维、常建、储光羲等人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一是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等边塞诗人。王、孟等人继承了陶渊明吟咏田园、谢灵运刻画山水的传统，又加以发展变化，以田园的情趣领略山水，以山水的眼光观赏田园，表达隐逸的思想和情怀，描摹自然幽静和生气之美。他们的诗多采用五古和五律的形式，色泽清淡，意境深幽。其中王维山水田园诗更是将诗情、画意、音乐美，与道家、禅宗的意趣结合起来，诗中有画，诗中有乐、诗中有禅，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高岑等人的边塞诗，其源出自鲍照、刘琨，以边塞战争题材为主，表现了边塞风情、军中苦乐，以及诗人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和慷慨不平之气，亦交织着儿女情肠。这些诗大都采用七言歌行和七言绝句的形式，景象开阔，气势宏大，情调悲壮，声韵激越。

面对盛唐这一诗歌高峰，中唐诗人力求新变，诗风走向多元。韩愈、孟郊

10 诗歌多“不平之鸣”，喜押险韵窄韵，意象壮伟瑰怪，诗境奇崛雄豪。元稹、白居易诗风走向平易，用语质朴明白，音律琅琅上口。刘禹锡的怀古诗和政治讽刺诗，语言平易，寓意深远。柳宗元多写被贬之后的悲愤抑郁，山水诗简洁深婉。李贺诗歌重在诉说怀才不遇的悲愤，想像奇特，构思不拘常法，语言峭奇艳丽，诗境诡谲。

晚唐诗坛以李商隐、杜牧、温庭筠为代表。他们感慨盛世之不再，诗中充满迟暮黄昏的情调，极幽艳晚香之美，预示着一个诗歌创作伟大时代的结束。其中，李商隐诗学杜甫、韩愈，擅长律绝，典雅华丽，情深意远。他的《无题》等爱情诗，内蕴深刻的世情和人生感慨，哀艳绵渺，堪称诗苑奇葩。杜牧的诗尤以七绝最为有名，其咏史诗议论政治得失，讽刺帝王荒淫，豪健跌宕，意气风发。温庭筠尤有“绮才艳骨”。

在唐诗高峰之后，宋人别出蹊径，开启了好议论，重理趣，以文为诗，追求平淡的诗歌发展方向。苏轼是北宋诗坛最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多达四千多首，才情豪迈，挥洒自如。诗中充满谐趣，饶有禅理，比喻之丰富、新鲜，使人叹服不已。他的门下黄庭坚不但在创作上穷力追新，体现了宋诗重筋骨思理的特色，而且总结出一些谋篇、造句、炼字等方面的规律，得到了陈师道等人的响应，开创了江西诗派，对中国诗歌史产生了长久的影响。南宋诗人的优秀代表有杨万里、陆游等人。他们大多由江西诗派入手，而能自出机杼。杨万里诗写景最工，有机趣，重“活法”，被称为“诚斋体”。陆游继承陶渊明、李白、杜甫、岑参、白居易等大家的传统，植根于自己的生活实践，在平易晓畅中呈现出一股恢宏踔厉之气，是南宋诗坛当之无愧的盟主。

但是，晚唐以后尤其是宋代诗坛最值得注意的新现象却是词的发展和兴盛。

11 词，原名曲子词，就是“歌词”的意思。词起源于隋，所配的音乐是燕乐，即一种供宴会演奏的音乐。它在体制上和诗有很大的区别。首先，词有词调，同一词调又有不同的格律，形成数体。其次，由于乐调繁简不同，而形成长短不同的诗篇，一般分为小令、中调和长调三种。

词在唐代有所发展，敦煌曲子词中有一些是盛唐时期的作品，具有清新的民歌风格。但是，作为一种新兴的诗歌形式，不久便引起文人的注意和仿效。中唐文人学习民间词，为词体的建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张志和、韦应物、王建、白居易、刘禹锡等人都写了一些成功的作品。晚唐五代，文人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以温庭筠、韦庄等人为首的花间词人，在填词时往往取当前情事，表现艳遇怨慕与离愁别绪，形式藻丽浓艳，细美婉约。南唐是五代时期词坛的另一个创作中心，代表作家有冯延巳、李璟、李煜等人。其中冯延巳所表现的士大夫的忧生隐衷，李煜亡国后所抒写的迫烈沉痛的故国之思与深广的人生感慨，均已改变了五代词狭小的空间，眼界始大，感慨遂深。

北宋前期，以晏殊、欧阳修为代表的诗人承五代余绪，主要表现士大夫流连光景、感伤节序的闲愁淡怨，所用词调仍以唐五代文人惯用的小令为主。至柳永、苏轼登上词坛，宋词始能自辟门径。柳永在乐调形式上开风气之先，他采用北宋流行的新曲，大力发展慢词来表现市井生活与羁旅情怀，并把赋的铺陈手法引入慢词，扩大了词的容量，为此后词体革新提供了足够驰骋才情的形式基础。苏轼是宋代最为著名的词人，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词体革新家。他的词打破了前人“词为艳科”的狭隘传统，题材广泛，将怀古、感旧、记游、悼亡、说理等诗中常见的题材引入词中，气象阔大，豪放飘逸。他还“以诗为词”，冲破了词的音律束缚，达到了“无言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地，对词体发

12 展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苏轼之后，周邦彦妙解声律，善于创调。词法上推陈出新，讲究谋篇，也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女词人李清照善于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与客观景物融会在一起，含蓄委婉，意境深远，达到了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宋室南渡之后，民族矛盾尖锐，产生了张元干、陆游、陈亮、辛弃疾等一大批爱国词人，其中辛弃疾成就最高。辛词不但数量居两宋词人之首，而且以文为词，将政治、军事、山水、田园以及个人的喜怒哀乐，大胆而自如地表现在词作中。他的词气盛言宜，无往而不利，感染力强，尤其是他那些抒写爱国激情的篇章，千古以来一直激励着后人。姜夔精研乐理，能自度曲，词风清空幽冷，于辛弃疾之外另立一宗，在南宋词坛的影响也很深远。

元明清诗坛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和唐诗、宋词一样，元代也出现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元人小令。小令也叫“叶儿”，是元散曲中的一种，即单支的曲子，很像一首单调的词，但字数不限。由于它诞生于民间，较之以往的诗词，形式更为灵活，文字更为通俗。在内容上，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有很强的现实性。在风格上，尖锐泼辣，清新幽默，毫无酸腐之气。同时，因有大量的北方方言融入其中，又呈现出浓厚的北方地域色彩。就其发展而言，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金末到元成宗大德年间，作家主要有关汉卿、马致远、张养浩等。他们的作品大多质朴自然，比较接近民歌，如关汉卿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张养浩的《山坡羊·潼关怀古》等。后期从元武宗时到元末，代表作家主要有张可久、乔吉、雎景臣等。他们作品的风格趋于典雅工丽，讲究格律词藻，内容也开始远离现实，有些作品竟与唐宋词的形式韵味相差无几了，如张养浩的《双调水仙子·寻梅》、张可久的《越调凭栏人·江夜》

13 等。

元明清时期，诗歌虽然继续发展，但是创新和拓展之处较少。元代诗坛，古体诗宗汉魏两晋，近体诗宗唐，只有杨维桢尚能开宗立派。他的诗以乐府诗和竹枝词著名，一些诗既藻词丽句，又奇特险怪，人称“铁崖体”。明代诗坛稍有起色，规模有所扩大。明初高启诗才最高，风格豪迈，但不到四十就被杀，影响有限。此后，以李梦阳为首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虽然都有自己的诗歌理论主张，然在创作上成就不大。明末清初，江山易主对诗人心灵的冲击很大，诗歌创作亦起波澜。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号为“江左三大家”。吴伟业诗取盛唐而出入唐宋，形成了声律妍丽的“梅村体”。康熙年间，有王士祯、朱彝尊、赵执信等“国朝六家”。雍正、乾隆年间，名家迭起，沈德潜持“格调说”，袁枚主“性灵说”，翁方纲倡“肌理说”。但是，有清一代，还要数龚自珍诗内容最具忧患意识和哲理色彩。他的诗大歌大哭，风格瑰丽奇肆。晚清诗坛，流派众多，影响最大的是黄宗羲等人的“同光体”。而黄遵宪、丘逢甲、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则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响亮口号，对中国近现代诗歌尤其是白话诗的出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词尽管在金元时期出现了元好问、萨都剌等颇有成就的作家，但渐趋衰微。清词素有“中兴”之誉，百余年间，各派并出。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为清初三大家。陈维崧词效仿苏辛，才力卓著，开创了阳羡词派。朱彝尊推崇南宋词人姜夔、张炎，标榜醇雅清空，为浙西派的宗师。纳兰性德崇尚李煜，尤以清新自然的小令著称。嘉庆年间，张惠言又开创常州词派，主张词应有比兴寄托。清末虽然也产生了一些著名词人和优秀作品，但在社会现实和人们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小了。

14

综上可见，中国古典诗歌的生命力极其旺盛长久，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变化、革新，为中华民族先后培植出先秦诗骚、汉乐府、魏晋南北朝文人诗、唐诗、宋词、元曲等一朵朵诗苑奇葩。她不但以自身独特持久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后人不断去欣赏、去品味，而且用她所承载的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和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滋养着我们，激励着我们，去创造新的诗歌艺术、新的民族文化。

第8篇： 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概况

我国是诗歌的国度，诗歌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历史中，产生过无数杰出的诗人，创造出难以计数的优美诗篇。从诗经、楚辞到乐府民歌，从魏晋诗歌到唐诗、宋词、元曲，它们一脉相承，而又风格迥异，是我国文学宝库中的璀璨明珠。欣赏这些诗篇对我们陶冶性情，提高审美品位，具有积极的作用。 那什么是诗歌呢?我们一般认为，诗歌是文学作品的一大样式，是饱含着强烈感情和丰富想象，运用比兴、隐喻、象征、拟人、反复、重叠等表现手法，更集中概括地表现诗人情思，语言生动凝练，富于节奏和韵律的文学作品。

中国诗歌发展历史漫长，几千年中不同时期形成不同的面貌，我们大致把中国诗歌发展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先秦时期

这是中国诗歌产生和发展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先秦诗歌从原始歌谣到诗经、楚辞，大约有三千以上，但现存只有五百余首。

1、上古歌谣

古歌是最早的文学样式，产生在生产力极低、没有文字记录的原始时代，是先民们的集体口头创造。它起源于劳动，是为了协调劳动节奏，减轻劳动疲劳，激发劳动热情而喊出的劳动号子，后来随着先民思维能力、语言能力、发音器官的发展，这种由节奏的呼喊逐渐变成有意义的语言，这样，富有韵调和节奏感的诗歌便产生了。

据记载，最早的上古歌谣大约产生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如《弹歌》 “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这是一首古老的猎歌。前两句是说先民砍断竹子，再把竹子绑在一起做成弓箭;后两句是指将土块用弓箭弹出击中猎物。它反映了我国渔猎时代先民的劳动生活，再现了它们制造工具和射猎的过程，描绘并歌颂了劳动和劳动者，洋溢着先民学会制造工具以及获得成功的自豪和喜悦之情。

歌谣又经过传说的黄帝时代、尧舜禹时代以及夏商时代，进一步得到发展，作品数量多了，艺术水平也提高了。

2、《诗经》的产生 周代，不但涌现了大量的歌谣，还产生编定了诗歌的集大成者——《诗经》。它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录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大约500年间的305首诗歌精华，不仅时间长，内容大，范围广，而且艺术性高超，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典范，也是世界源头诗歌史的典范。

3、楚辞的产生

楚辞是中国诗歌史上另一个灿烂的高峰。它是在战国后期，由南方楚国(今两湖地区)的屈原创造的一种新诗体，句式长短不齐，以六言、七言为主，多用“兮”字。楚辞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从民间集体歌唱发展到诗人独立创作的更高阶段。

《诗经》和楚辞，是后世诗歌发展的两大源头，在文学史上并称“风骚”，共同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并驾齐驱、融会发展的优秀传统。

二、汉魏诗歌的发展

秦朝是我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但由于它统治时间短，而且在文化上实行焚书坑儒政策，钳制读书人的思想，所以其诗歌没有什么成就。

汉建立后，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经济恢复繁荣，学术文化发展，诗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主要表现为：

1、汉乐府民歌

“乐府”原指国家音乐机构，后代将乐府收集编辑的可以配乐演唱的歌辞也称为乐府。汉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多数是针对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件有感而发，通俗易懂，长于叙事，富有生活气息，句式以杂言、五言为主。代表作有《陌上桑》《孔雀东南飞》。《孔雀东南飞》是我国诗歌史上第一篇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长篇叙事诗，被称为“长诗之圣”。

2、文人五言诗

在汉乐府的影响下，文人五言诗逐渐发展成熟。在东汉五言取代四言成为新的诗歌样式，东汉末年出现的《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文人五言诗的最高成就，如《青青河边草》、《明月和皎皎》等，这是有一组寒门文人创作的抒情短诗，多写游子思妇之情。

3、魏晋南北朝诗歌

这是我国是历史上有分裂走向统一的重要时期，也是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也是文学进入自觉的时代。当时南朝社会相对稳定，是诗坛的中心。这一时期诗歌的成就主要有，中国古代诗歌的几种基本样式基本形成，如：五言古体诗有新的发展，表现手段更加丰富多样。律体形成。起用明年健身岳等人提出“四体把病”说，产生了“永明体”，它是我国律诗的开端。到南北朝后期，五律大体成形，南北朝民歌中的五言短诗演变为五言绝句，七律七绝在此期间有了雏形。可以说，在中国古代诗歌集中基本样式的发展过程中，这是一关键期。

从诗歌流派上看，此时各种风格的诗歌很多，如：

(1)建安风骨：以“三曹”、王粲等“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为中心的文人，视作大多反映时代**和人民疾苦，抒写个人理想抱负，具有“慷慨以任气”“志深而笔长”的风格。

(2)山水诗兴起。东晋末年的陶渊明，南北朝的谢灵运、谢眺都善写山水诗。

(3)南北朝民歌成就较大，南朝民歌清丽婉转，北朝民歌质朴刚劲，如《木兰诗》。

四、唐朝诗歌的发展

隋朝诗歌成就不高，主要作家有卢思道、薛道衡等。唐朝是我国诗歌发展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分为初盛中晚四个阶段，留下近五万首诗歌，著名诗人五六十人。

(一)唐代诗歌的原因

1.唐代经济繁荣为诗歌的发展繁荣提供了物质基础。2.统治者对诗歌的喜爱和提倡，为唐代诗歌的繁荣提供了广泛的群众的基础，促进了诗歌的繁荣。 3.以诗取士的科举制度推动着文人对诗歌的研习，成为了唐代诗歌繁荣的直接原因。

(二)唐代诗歌的发展

1、“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滨王)和陈子昂，承汉魏风骨，扫颓靡诗风，扩大诗歌题材，为唐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2、盛唐是诗歌繁荣的顶峰。(1)出现了两位最伟大的诗人——李白、杜甫，他们被称为我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诗仙”李白诗歌风格雄奇飘逸，率真自然;“诗圣”杜甫诗歌风格沉郁顿挫，慷慨悲凉，其诗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代风貌，被誉为“诗史”。另外盛唐还有许多著名的诗人，如：

(2)山水田园诗人：王维、孟浩然等，描写自然山水，田园生活，风格清新自然。

(3)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王昌龄(出塞)、王之涣等，描写边塞风光，军旅生活，悲壮雄奇。

3.中唐：安史之乱后，进入中唐时期，经过短暂过渡，唐诗呈现出第二次繁荣，出现许多著名诗人。

(1)元白诗派：以元稹、白居易为代表，大力发展新乐府，强调诗歌的社会功能，即教化作用，主张诗歌要反映现实生活，要通俗易懂。如白居易的《卖炭翁》。

(2)韩孟诗派：以韩愈、孟郊为代表，他们与元白诗派不同，崇尚险怪，用险字，用险韵。如韩愈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特点。 另外，中唐具有艺术个性的诗人还有刘禹锡、柳宗元、贾岛等。 4.晚唐：诗风趋于卑弱，感伤色彩较浓。成就较高的是“小李杜”，即李商隐、杜牧。李商隐擅长七律，如他的《无题》诗。

五、宋代诗词

(一)宋诗

宋诗歌成就不如唐朝，但自有特点，如宋诗曲折幽深，注重理性，长于思考;宋诗在题材上向日常生活倾斜，琐事细物成为诗料。比如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语言通俗平易，但富含哲理。

北宋诗坛影响最大的是“苏黄”，即苏轼、黄庭坚;南宋诗人的杰出代表是“中兴四大诗人”：陆游、尤褒、范成大、杨万里。

(二)宋词常识 1.词的别称

词又称“诗余”，属于诗歌范畴，起源于唐代，盛行于宋代，按谱填写，句式长短不一，也称长短句。词在初始阶段多表达儿女情长，风格缠绵哀婉，苏轼则开了豪放词的先河，一扫晚唐五代以来文人词的柔靡纤细的气息，创造出高远清新的意境和豪迈奔放的风格。

词又称曲子词、长短词、诗余，是配合燕乐乐曲而填写的歌诗。诗和词都属于韵文的范围，但诗只供吟咏，词则入乐而歌唱。

2.词牌名：每首词都有一个表示音乐性的词调(词牌)。一般说，词调并不是词的题目，仅只能把它当作词谱看待。到了宋代，有些词人为了表明词意，常在词调下面另加题目，或者还写上一段小序。

3.词的特点：

(1)词一般都分两段(叫做上下片或上下阕)，不分段或分段较多的是极少数。

(2)一般词调的字数和句子的长短都是固定的，有一定的格式。 (3)词的句式参差不齐，基本上是长短句。

(4)词中声韵的规定特别严格，用字要分平仄，每个词调的平仄都有所规定，各不相同。 4.宋词流派

(1)柔婉派：柳永、晏几道、秦观、贺铸、周邦彦、姜燮、 (2)豪放派：苏轼、辛弃疾、李清照等。

六 元代

诗文在元代处于低估时期。但元代出现了一种配合当时流行曲调清唱的抒情诗体——散曲。与传统诗词相比，散曲形式更自由，语言更活泼，具有浓厚的市民色彩。

代表作家有：关汉卿、马致远、张可久、乔吉等。

(七)明代

明代的诗歌成就不高。

明初兴起“台阁体”，主要为了歌功颂德，粉饰太平。

明中期，为反对“台阁体”，先后出现了“前七子”、“后七子”，他们提出复古运动，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之后又出现“公安派”“竟陵派”，反对复古的机械模仿，提倡抒写性灵。

(八)清代

诗歌成就也不大，主要诗人有：黄宗羲、顾炎武、王士祯、袁枚、龚自珍等。清末发生了“诗界革命”，出现了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新派诗人，革新了旧体诗的形式。

词在元明走向衰落，在清代又呈中兴气象。流派很多，有豪放的，清新的，现实的。著名词人如纳兰性德，风格似李煜，善作小令，长于白描，以情取胜。

第9篇：中国诗歌发展史概述

中国的诗歌产生于文字发明之前，它是在人们的劳动、歌舞中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诗经》是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也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颂” 诗是统治者祭祀的乐歌，有祭祖先的，有祭天地山川的，也有祭农神的。“雅”分大雅和小雅，都是用于宴会的典礼，内容主要是对从前英雄的歌颂和对现时政治的讽刺。“风”是《诗经》中的精华，内容包括15个地方的民歌。

公元前4世纪，战国时期的楚国以其自身独特的文化基础，加上北方文化的影响，孕育出了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以及深受他影响的宋玉等人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棗楚辞。屈原的《离骚》是楚辞杰出的代表作。

楚辞发展了诗歌的形式。它打破了《诗经》的四言形式，从

三、四言发展到

五、七言。在创作方法上，楚辞吸收了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开辟了中国文学浪漫主义的创作道路。

诗经、楚辞之后，诗歌在汉代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式，即汉乐府民歌。汉乐府民歌流传到现在的共有100多首，其中很多是用五言形式写成，后来经文人的有意模仿，在魏、晋时代成为主要的诗歌形式。

汉乐府中著名的篇章有揭露战争灾难的《十五从军征》，有表现女性不慕富贵的《陌上桑》、《羽林郎》，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这首诗讲述了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焦仲卿与刘兰芝相爱至深，因为焦母与刘家的逼迫而分手，以致酿成生离死别的人间惨剧。汉乐府民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最高峰。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口语化的朴素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故人物形象生动，感情真挚。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多数为现实主义的描绘，但许多地方都有着程度不一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孔雀东南飞》的最后一段文字，即表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

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它从民间歌谣到文人写作，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到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日趋成熟。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的标志是《古诗十九首》的出现。《古诗十九首》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诗的内容多叙离别、相思以及对人生短促的感触。长于抒情，善用比、兴手法是《古诗十九首》最大的艺术特色。

汉末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籍、应旸、刘桢)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普遍采用五言形式，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诗歌的高潮。他们的诗作表现了时代精神，具有慷慨悲凉的阳刚气派，形成为后世称作“建安风骨”的独特风格。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诗》三首是汉末战乱现实的写照。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坛的风云人物，其中曹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最高。曹植(19--232)的诗歌内容富于气势和力量，描写细致、词藻华丽、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的艺术风格，代表诗作为《赠白马王彪》。建安时代的诗，是从汉乐府发展到五言诗的转变关键，曹植是当时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受汉乐府的影响，但却比汉乐府有更多的抒情成份。

建安时代之后的阮籍(210--263)是正始时代的代表诗人，他的《咏怀诗》进一步为抒情的五言诗打下基础，他常用曲折的诗句表达忧国、惧祸、避世之意。与阮籍同期的还有嵇康(224--263)，他的诗愤世嫉俗，锋芒直指黑暗的现实。他们俩人的诗风基本继承了“建安风骨”的传统。

两晋时期的诗歌创作逐渐走上形式主义道路，诗歌内容空泛。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传统，作品内容充实的诗人是左思(250左右--305左右)。他的《咏史诗》八首，借古事讽喻时事，思想性很强，但这类诗作毕竟不是主流，而且越来越少，直到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才给诗坛带来接近现实的作品。

隐居不仕的陶渊明把田园生活作为重要的创作题材，因此历来人们将他称作“田园诗人”。在当时崇尚骈骊、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时代气氛中，陶渊明继承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他单纯自然的田园一体，为古典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境界，而且五言诗在他的手中得到高度的发展。

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的谢灵运(385--433)是开创山水诗派的第一人。他的山水诗特点是，能把自己的感情贯注其中，但有些诗字句过于雕琢，描写冗长，用典、排偶不够自然。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又一发展时期，这表现在又一批乐府民歌集中地涌现出来。它们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这一时期民歌总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抒情多于叙事。南朝乐府保存下来的有480多首，一般为五言四句小诗，几乎都是情歌。北朝乐府数量远不及南朝乐府，但内容之丰富、语言之质朴、风格之刚健则是南朝乐府远不能及的。如果说南朝乐府是谈情说爱的“艳曲”，那么，北朝乐府则是名符其实的“军乐”、“战歌”。在体裁上，北朝乐府除以五言四句为主外，还创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绝体，并发展了七言古诗和杂言体。北朝乐府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它与《孔雀东南飞》并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璧”。

南北朝时最杰出的诗人是鲍照(410左右--466)。鲍照继承和发扬了汉魏乐府的传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五言和七言乐府诗。《拟行路难》18首是他杰出的代表作。他成熟地运用七言句法，表现了个人的不幸和对社会不平的抗议。

南齐永明年间，“声律说”盛行，诗歌创作都注意音调和谐。这样，“永明体”的新诗体逐渐形成。这种新诗体是格律诗产生的开端。这时期比较著名的诗人是谢眺(464左右--499)。谢眺以山水诗著名，诗风清新流丽。他的新体诗对唐代律诗、绝句的形成有一定影响。

诗歌发展到唐代，迎来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在唐代近三百年的时间里，留下了近五万首诗，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

五、六十个。

初唐四杰是唐诗开创时期的主要诗人。这四杰分别是王勃(649--676)、杨炯(650--693)、卢照邻(637--689)、骆宾王(646--684)。他们的诗虽然因袭了齐、梁风气，但诗歌题材在他们手中得以扩大，五言八句的律诗形式也由他们开始初步定型。

“四杰”之后，陈子昂(661--702)明确提出反对齐梁诗风，提倡“汉魏风骨”。《感遇诗》38首，即是他具有鲜明革新精神的代表之作。

盛唐时期是诗歌繁荣的顶峰。这个时期除出现了李白、杜甫两个伟大诗人外，还有很多成就显著的诗人。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孟浩然和王维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人;另一类是边塞诗人，他们中的高适和岑参取得成就最高，王昌龄、李颀、王之焕也是边塞诗人中的佼佼者。王昌龄的边塞诗大部分用乐府旧题抒写战士思念家乡、立功求胜的心情，他的《从军行》、《出塞》历来被推为边塞诗的名作。李颀的边塞诗数量不多，成就却很突出，《古意》一首、《古从军行》是他的代表作。王之焕是年辈较老的边塞诗人，一首《凉州词》写尽了远征人思家的哀怨，另一首《登鹤雀楼》诗意高远，富于启示性。

中唐诗歌是盛唐诗歌的延续。这时期的作品以表现社会动荡、人民痛苦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即新乐府运动。元稹、张籍、王建都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诗人。元稹(779--831)的主要作品是乐府古题19首和新乐府12首。无论从内容还是从形式来说，元诗都非常接近白居易的诗，语言通俗易懂是他们共同的特色，这是源于他们文学观点的一致。张籍和王建虽无明确的文学主张，但他们以丰富的创作成为新乐府运动的中坚。同情农民疾苦是张籍乐府诗的主题，以《野老歌》最为著名。风格与上述几人十分相近的李绅诗作虽不多，但《悯农》诗二首却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读者。

除新乐府运动之外，这一时期还另有一派诗人，这就是韩愈、孟郊、李贺等人。他们的诗歌艺术比之白居易另有创造，自成一家。韩愈(768--824)是著名的散文家，他善以文入诗，把新的语言风格、章法技巧带入了诗坛，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但同时也带来以文为诗，讲才学，追求险怪的风气。孟郊(751--814)与贾岛(779--843)都以“苦吟”而著名，追求奇险，苦思锤炼是他们的共同特点。刘禹锡(772--842)是一位有意创作民歌的诗人，他的许多《竹枝词》描写真实，很受人们喜爱。此外，他的律诗和绝句也很有名。柳宗元(773--819)的诗如他的散文一样，多抒发个人的悲愤和抑郁。他的山水诗情致婉转，描绘简洁，处处显示出他清峻高洁的个性，如《江雪》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李贺(790--816)在诗歌的形象、意境、比喻上不走前人之路，拥有中唐独树一帜之风格，开辟了奇崛幽峭、浓丽凄清的浪漫主义新天地。《苏小小墓》、《梦天》等都是充分体现他的独特风格之作。

晚唐时期的诗歌感伤气氛浓厚，代表诗人是杜牧、李商隐。杜牧(803--852)的诗以七言绝句见长，《江南春》、《山行》、《泊秦淮》、《过华清宫》等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诗于清丽的辞采、鲜明的画面中见俊朗的才思。李商隐(813--858)以爱情诗见长。他的七律学杜甫，用典精巧，对偶工整，如《马嵬》就很有代表性;他的七言绝句也十分有功力，《夜雨寄北》、《嫦娥》等是其中的名作。

晚唐后期，出现了一批继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他们的诗锋芒毕露，直指时弊。

诗发展到宋代已不似唐代那般辉煌灿烂，但却自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抒情成份减少，叙述、议论的成份增多，重视描摹刻画，大量采用散文句法，使诗同音乐关系疏远。

最能体现宋诗特色的是苏轼和黄庭坚(1045--1105)的诗。黄庭坚诗风奇特拗崛，在当时影响广于苏轼，他与陈师道一起开创了宋代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宋初的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8--1048)并称“苏梅”，为奠定宋诗基础之人。欧阳修、王安石(1021--1086)的诗对扫荡西昆体的浮艳之风起过很大作用。国难深重的南宋时期，诗作常充满忧郁、激愤之情。陆游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与他同时的还有以“田园杂兴”诗而出名的范成大(1126--1193)和以写景说理而自具面目的杨万里(1124--1206)。文天祥(1236--1282)是南宋最后一个大诗人，高扬着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的《过零丁洋》是他的代表作。

源于唐代的词，鼎盛于宋代。唐末的温庭筠(812--870)第一个专力作词。他的词词藻华丽，多写妇女的离别相思之情，被后人称为“花间派”。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在词的发展史上占有较高的历史地位。他后期的词艺术成就很高，《虞美人》、《浪淘沙》等用贴切的比喻将感情形象化，语言接近口语，却运用得珠圆玉润。

宋初的词人象晏殊(991--1055)、欧阳修都有出色的作品，但依然没有脱离花间派的影响。到了柳永，开始创作长调的慢词，自此，词的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了苏轼，词的题材又得以进一步发展，怀古伤今的内容进入了他的词作之中。与苏轼同时代的秦观(1049--1100)和周邦彦(1056--1121)也是非常出色的词人。秦观善作小令，通过抒情写景传达伤感情绪的《浣溪沙》、《踏莎行》、《鹊桥仙》等是他的代表作。周邦彦不仅写词且善作曲，他创造了不少新调，对词的发展贡献很大。他的词深受柳永影响，声律严整、适于歌唱、字句精巧、刻画细致，代表作有《过秦楼》、《满庭芳》、《兰陵王》、《六丑》等。在两宋词坛上，女词人李清照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占有相当重要的一席之地。

南宋初年，面临国破家亡的危局，诗词作品多表现作家们的爱国之情，辛弃疾被誉为爱国词人，他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受辛词影响，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

南宋后期的词人姜夔(约1155--1235)最为著名。姜词绝大多数是纪游咏物之作。在他的词作中，更多的是慨叹身世的漂零和情场的失意，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长亭怨慢》。他的词沿袭了周邦彦的道路，注意修辞琢句和声律，但内容欠充实。

词在南宋已达高峰，元代散曲流行，诗词乃退居其后。

明代诗歌是在拟古与反拟古的反反复复中前行的，没有杰出的作品和诗人出现。

清代诗词流派众多，但大多数作家均未摆脱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套子，难有超出前人之处。清末龚自珍(1792--1841)以其先进的思想，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沉寂，领近代文学史风气之先。他的诗常着眼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的观点来揭露现实，使诗成为现实社会的批判工具。后来的黄遵宪(1848--1905)、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等新诗派更是将诗歌直接用做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载体。

“五四”文学革命中，中国的现代文学诞生了。1917年胡适(1879--1942)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白话诗8首，并提出“诗体大解放”的主张，倡导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胡适之体”诗。在新诗诞生过程中，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俞平伯是创作主力。经过他们的努力，新诗形成了没有一定格律，不拘泥于音韵，不讲雕琢，不尚典雅，只求质朴，以白话入行的基本共性。最早出版的新诗集有：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和郭沫若的《女神》。

郭沫若的《女神》带着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带着不同于其他白话诗的鲜明艺术性，为新诗奠定了浪漫主义的基础。《女神》也是新诗真正取代旧诗的标志。它成功地创造、运用了自由体形式，将新诗推向新的水平。

经过开辟阶段，新诗形成了以自由体为主，同时兼有新格律诗、象征派诗的较为完善的形态。

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们创作了大量的自由体诗，他们的诗多以抒情为主，表现了觉醒后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追求与苦闷。其中朱自清的成就较为突出。他的诗突出地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如《光明》一诗表达了作者不靠施舍、踏实求索的愿望。还有《匆匆》、《自从》、《毁灭》等诗都表现了历经坎坷与幻灭，追求理想之心不渝的坚韧。文学研究会中自成一家的冰心，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创作出版了《繁星》、《春水》两部诗集。她的这些诗都被称作“繁星体”。她的“繁星体”诗多表现母爱、童真和自然之情，满蕴温柔、忧愁之风。

怒吼的诗指的是瞿秋白和蒋光赤等共产党员作家的政治抒情诗，其中蒋光赤(1901?--1931)的诗最多。他的诗中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色彩，如《太平洋中的恶象》、《中国劳动歌》、《哭列宁》等诗一扫当时许多新诗中的缠绵悱恻之调，充满了阳刚之音，但他的政治抒情诗存在内容较空泛的弊病。

在新诗创作中，爱情诗这一领域当属湖畔诗社的诗最为引人注目，汪静之(1902-- )、应修人(1900--1933)、潘漠华(1902--1934)和冯雪峰(1903--1976)是其中的主力。他们的诗中所描写的爱情大胆而袒露，其间所显现出的质朴、单纯的美是最打动人的地方。

写自由体诗的冯至(1905--1994)也是比较有成就的诗人。他的诗既写爱情，也写亲情和友情，出版有《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等诗集。

提倡格律诗的是新月派。闻一多(1899--1946)为格律诗理论做出了很大贡献。为建设新格律诗，闻一多提出建设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并为此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实践。闻一多有两部诗集《红烛》和《死水》。在他的作品中，爱国主义情感贯穿始终。此外，他的诗还表现了“五四”时期积极向上，进取追求的精神风貌。他的艺术表现方法是浪漫主义的。他常选择某一形象来托物寄情。他善用贴切的比喻以增强诗的形象性和艺术感染力。他的诗具有他所提出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这一特点对整个格律派产生过重大影响。徐志摩(1896--1931)是新月社的另一重要诗人。他的诗主要表达对光明的追求、对理想的希冀、对现实的不满。表现个性解放、追求爱情的诗在徐志摩的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风婉约，文字清爽、明净，感情渲染浓烈、真挚，气氛柔婉、轻盈，表现手法讲究而多变。他的诗多收于《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等诗集中。

几乎在新月派活跃的同时，象征派的诗也出现在中国的诗坛上。象征派的诗既不真实描写，也不直抒胸臆，而是常采用不同于常态的联想、隐喻、幻觉、暗示等手段制造朦胧、神秘的色彩。李金发(1900--1976)是象征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微雨》、《为幸福而歌》等诗集。他的诗反映了“五四”之后一些知识分子面临茫然的前途时而产生的悲观情绪。李金发被人称为“诗怪”，是因其诗怪诞，可读性较差，但他的诗也有许多成功之处，如诗中大量形象鲜明的比喻、形象化的语言、表现强烈的感觉等皆为许多人所不及。其他成绩较为突出的象征派诗人还有王独清、穆木天和冯乃超。

30年代的左翼诗派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领诗坛一派风骚。殷夫(1909--1931)是重要的政治抒情诗人。他的诗热情颂扬无产阶级革命，生动描绘工人运动的战斗场面。因为有实际斗争经验，所以他的诗感情充沛而真挚又不流于空泛，艺术风格朴实、粗犷，代表作品有《血字》、《1929年的5月1日》、《我们的诗》等。左翼诗派的重要代表团体是中国诗歌会。他们的艺术主张是诗歌大众化，倡导诗歌面向下层人民，歌唱抗日救亡运动，代表诗人是浦风(1911--1942)。

新月派之后，描写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的现代情绪的现代诗派兴起，戴望舒(1905--1950)是现代诗派的主要诗人。他因1928年发表的《雨巷》一诗而获“雨巷诗人”的美名，曾出版过《我的记忆》、《望舒草》等诗集。这些诗作集中表现了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幻灭感和孤独感。他的诗大量采用象征意象，但因贴近主观情绪，诗意虽曲折、朦胧但并不过于晦涩。他常用的譬喻也新鲜而贴切。富于节奏感是他的诗的另一特色。

抗战后诗坛上最重要的诗派是七月派。七月派的重要诗人是胡风、艾青、田间、亦门、鲁藜、邹荻帆等。在他们的创作中，政治抒情诗占有很大比重，内容多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呼唤人们的抗敌斗志。七月派在艺术上注重以炽烈的激情去撞击人们的心灵，而不讲究文学的雕琢、修辞。质朴、粗犷、奔放是七月诗人共有的艺术特色。

40年代后半期，被后来称为民歌体的新诗在解放区农村成熟了。民歌体新诗的突出成就表现在李季与阮章竞的叙事诗中。

马凡陀是袁水拍(1907--1983)40年代中期发表讽刺诗的笔名。他在这一时期的诗结集为《马凡陀的山歌》，这是当时国统区最有影响的政治讽刺诗集。它多以市民熟悉的民谣、小调写成，轻松、诙谐而又锐利、泼辣，锋利的笔锋扫荡了末日社会的各个角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诗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题材、新主题伴随着新生活应运而生。诗人们满怀激情抒写了一首首新时代的颂歌。同时，新的社会也造就出一批诗坛新人和崭新的作品。他们是：邵燕祥和他的《歌唱北京城》、《到远方去》，森林诗人傅仇和他的《伐木者》，严阵的《老张的手》，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李瑛的《军帽下的眼睛》，公刘的《边城短歌》和《黎明的城》，顾工的《喜马拉雅山下》等。此外，诗歌形式有所创新，吸取民歌营养的信天游、接受外来影响的阶梯式、新格律诗等形式相继出现。

50年代未60年代初，诗歌兴起了新民歌运动，发展了传统民歌。政治抒情诗以独立的艺术形式在60年代出现，郭小川、贺敬之是当时两位优秀的政治抒情诗人。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另一突出成就是长篇叙事诗的丰收。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将军三部曲》以新颖的形式和深遂的思想享誉诗坛，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韩起祥的《翻身记》、王致远的《胡桃坡》、臧克家的《李大钊》、田间的《赶车传》等也都别具特色。

但取得成绩的同时，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也存在着题材、主题、形式、风格不够丰富的缺点。

新时期以来，沉寂十载的诗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新景象。诗歌在表现手法上，得以古今中外广泛借鉴，形式则更趋于松散的自由体，风格千姿百态。新时期初期，欢呼胜利、反思历史的诗歌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并使之继续发展。与此同时，一批青年诗人，如舒婷、顾城、江河等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快速成长起来。他们的诗通常表现出一种晦涩的、不同于寻常的复杂情绪，人们谓之“朦胧诗”。

80年代中后期以后，诗坛又出现了自称为“第三代诗人”的现代派潮流。

唐诗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

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固然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样。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有是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有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此外，还有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有表达儿女爱慕之情的，有诉说朋友交情、人生悲欢的等等。总之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是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

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

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采、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的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

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但是近体诗中的律诗，由于它有严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诗的内容受到束缚，不能自由创造和发挥，这是它的长处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缺陷。

曲子词与长短句

词初名曲、曲子、曲子词。简称“词”，又名乐府、近体乐府、乐章、琴趣，还被称作诗余、歌曲、长短句。归纳起来，这许多名称主要是分别说明词与音乐的密切关系及其与传统诗歌不同的形式特征。

我国古代诗乐一体，《诗三百篇》与汉魏六朝乐府诗大都是合于音乐而可歌唱的。“乐府”原为汉时政府音乐机关之名。汉以后的

五、七言古体诗和唐以后的近体诗始为徒诗而不可歌。唐人的拟乐府古题与新乐府不再合乐，实为古体诗了。唐代绝句也有可配乐歌唱的，或称“唐人乐府”，有时与词相混，如《阳关曲》《杨柳枝》等，也被作为词调名。

唐宋之词，系配合新兴乐曲而唱的歌词，可说是前代乐府民歌的变种。当时新兴乐曲主要系民间乐曲和边疆少数民族及域外传入的曲调，其章节抑场抗坠、变化多端，与以“中和”为主的传统音乐大异其趣;歌词的句式也随之长短、错落、奇偶相间，比起大体整齐的传统古近体诗歌来大有发展，具有特殊表现力。曲子词、近体乐府、诗余、长短句之名由此而得。作词一般是按照某种乐调曲拍之谱填制歌词。曲调的名称如《菩萨蛮》《蝶恋花》《念奴娇》等叫做“词调”或“词牌”，按照词调作词称为“倚声”或“填词”。宋词唱法虽早已失传，但读者当时的倚声或后来依谱所填的词，仍然可以从其字里行间感受到音乐节奏之美，或缠绵宛转，或闲雅幽远，或慷慨激昂，或沉郁顿挫，令人回肠荡气，别有一种感染力量。

前人按各词调的字数多少分别称之为“小令”、“中调”或“长调”。有的以58字以内为小令，59字到90字为中调，91字以上为长调;有的主张62字以内为小令，以外称“慢词”，都未成定论。词调中除少数小令不分段称为“单调”外，大部分词调分成两段，甚至三段、四段，分别称为“双调”“三叠”“四叠”。段的词学术语为“片”或“阕”。“片”即“遍”，指乐曲奏过一遍。“阕”原是乐终的意思。一首词的两段分别称上、下片或上、下阕。词虽分片，仍属一首。故上、下片的关系，须有分有合，有断有续，有承有起，句式也有同有异，而于过片(或换头)处尤见作者的匠心和功力。我们看到宋代许多词人于此惨淡经营，创造出离合回旋、若往若还、前后映照的艺术妙境，在一首词中增添了层次、深度和荡漾波澜。

大部分词的句式长短不齐，押韵也变化多端。例如为唐宋词人所常用的词调《菩萨蛮》，系唐代时据从东南亚传入的乐曲所制。北宋魏夫人依此调所填的词云：

溪山掩映斜阳里，楼台影动鸳鸯起。隔岸两三家，出墙红杏花。

绿杨堤下路，早晚溪边去。三见柳绵飞，离人犹未归。

本词调全首八句，句句押韵。上片前两句七言押仄韵，本词用仄声中上声“纸”韵;后两句五言押平韵，本词押平声中“麻”韵。下片四句均是五言，前两句押仄韵，本词用仄声中的去声“遇”和“御”韵;后两句押平韵，本词押平声中“微”韵。通常近体诗八句的，全篇都是七言句，或都是五言句，隔句押同一个韵，首句也有押韵的。两者比较，词调显然别呈错综参差之美。本词上片写景色，下片写女主人公的行动与心理活动，环境与人物、人物的动作与内心，通过

五、七言长短参差的句式、“麻”“微”平韵和“上”“去”仄韵的交替迭代，臻于多角度、多层次地情景交融的美妙境界。

平仄诸韵分别具有声情之美。一般说来，平声声调长，不升不降，宜于慢声吟唱，表达不尽的情意、盎然的韵味。仄也称“侧”，是不平之意。诗词中仄声包括上、去、入三声，声调都是短的。上声是升调，去声是降调，入声是特别短促。以欹侧短促的仄声押韵，易于寄寓奇拗不平的感慨，令人激动不已。不少词调中平仄诸韵递押，也就是长短声调递用、平调与升、降调或促调递用，不仅声调抑杨顿挫，激荡而和谐，蕴蓄的感情也显得更加丰富曲折。这是我们诵读宋词时所值提注意的。

词调有一般诗体中罕见的一字、两字句，或八字以至十字以上的长句，交错迭出。例如蔡伸《苍梧谣》(即《十六字令》)：“天!休使圆蟾照客眠。人何在?桂影自婵娟”。开头以一字句振起全篇，接以七字、三字、五字句，又有摇曳的余韵。再看辛弃疾的《唐河传》：

春水，千里。孤舟浪起，梦携西子。觉来村巷夕阳斜。几家? 短墙红杏花。

晚云做些儿雨，折花去。岸上谁家女?太狂颠! 那边，柳棉，被风吹上天。

这里二字句、三字句、四字句、五字句、七字句，押平韵的、仄韵中上、去声的，错综递用，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描绘出无边春色的生意盎然，青春少女的天真娇憨，全词在写作上对前举魏夫人《菩萨蛮》似有所借鉴，而写来更加清新活泼、跌宕多姿，也与所用词调更加灵活多变有关。相对说来，《菩萨蛮》句式保留较多

五、七言诗体痕迹。

词中的长句也能使情意更加宛转，气势更见浩瀚：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虞美人》)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 残阳当楼。(柳永《八声甘州》)

柳词中“渐”字下领三个四字句，实为十三字句。再如刘克庄《沁园春》中的“叹年光过尽，功各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也当为十七字长句。

长短句比诸齐言体提供选词用语方面远为灵活的条件。李清照《声声慢》的运用大量叠字就是著名的例子：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梧桐更兼细雨， 到黄昏点点滴滴。

前人对此评价极高：“此乃公孙大娘舞剑器手”，“出奇制胜，真匪夷所思。”王又华《古今词论》略云：“晚唐诗人好用叠字语，义山(李商隐)尤甚，殊不见佳。”“如《菊诗》：‘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黄。’亦不佳。”李清照《声声慢》“起法似本于此，乃有出监之奇。盖此等语，自宜于填词家耳”。晚唐诗人李商隐是造语的高手，李清照却更能“出奇制胜”、“青出于监”，除其绝世才华外，还因为“曲子词”、“长短句”这个在当时来说属于现代化的有多功能设备的舞台使得她得以充分施展其绝技。本词开端一连十四个叠字，一波三折而一气贯串，诗中无此句法。“到黄昏点点滴滴”，七字句而上三下四，于诗属拗句，而在句法参差的词中则读来十分自然，断续连绵细雨凄清入耳的声情也充分而又有余不尽地传达出来了。

当然，词调中也有全首齐言的，如《生查子》上、下片实为两首五言绝句，《玉楼春》上、下片实为两首七言绝句。词体并不完全丢掉整齐之美。